高教研究与实践

10月28日，由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中国知网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19版）》正式发布，《中国高教研究》荣获“2019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5%以内的国际影响力品牌学术期刊）。《中国高教研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理论期刊；是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研究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交流宣传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在2019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中，《中国高教研究》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在G4/G7教育类274种期刊中排名第3位，复合影响因子为3.95，相较上一年度提升30.88%。《中国高教研究》注重培育学术特色，倾力打造品牌栏目。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敏锐的触角、创新的理念、优质的稿源，及时、全面、深入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和研究成果，形成了学术性、前沿性、应用性的鲜明特色，受到了高教领域的广泛关注。

#社科战疫#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为疫情防控提供强大科技支撑。科研探索无疑是战胜疾病最强有力的武器，而教育就是科技进步的核心引擎。高等学校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也要把创新融于教育实践中，审视过去，面向未来，布局当下。教育创新是高校最重要的科技探索高等教育创新是科研的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教育兴邦，科技强国”，教育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高等教育一方面为科技进步造就具有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后备力量，另一方面也作为科研的主体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科技进步的趋势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创新的时代需求，如何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如何构建具有激发创新思维的独特人文环境，如何实现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如何平衡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投入，如何将科研成果落地等，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创新的时代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清楚高等教育的时代意蕴，探索实践高等教育创新与科技发展需求的统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高等教育应该凭借着自身人才储备、技术力量、文化影响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出履行社会责任的同群效应，思考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科研探索引领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科研工作是高校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育创新具有关键的支撑、驱动和指导作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形成符合社会经济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都离不开科研探索的关键支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扎根中国多样化的国情，立足立体化的校情，以科研探索为引领，为实施高效而有质量的教育提供智力支撑和专业技术服务。用科研的思维和方式来发现、总结、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用科研探索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教育教学理念、教育治理手段、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落实产学研融合和科技成果转化。高等教育创新支撑科学技术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科技进步与运用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拥有人才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日益激烈的新一轮的全球教育和人才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教育适应、推动和引领新工业革命、新科技革命的创新能力竞争。高等教育创新的目标就是深化改革，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要积极将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5G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波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领域有机融合，构建更加智能智慧的新型远程教育教学环境，突破一些基础教育信息科学难点问题，全面带动高校相关学科的高位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创新的核心是理念创新。“欲事立，须是心立”，高等教育创新驱动发展不仅仅是利用教育资源的持续投入来驱动，而更需要从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举措等方面进行创新和改进，需要思想观念的转变、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本次疫情的网络教学是对高等学校信息化水平的一次大考，考的不是硬件条件，考的也不是应急的办法，考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能否契合时代需求。疫情是危机也是机遇，高等教育应该危中取机，推进教育信息化在高等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常态化，提升教育信息化工作的绩效。科技战“疫”书写智慧方案面对疫情防控，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教育信息化的独特优势，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教育创新实践探索，为我国疫情防控期间开展“停课不停学”以及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提供具有特色的新模式、新方案。凝聚优势，筑就高峰。依托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教育部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以科研引领教学模式创新，以教学推动科研水平提升，努力建成引领全国的教育信息化科研高峰和信息时代数字教师培养高峰，助力教育信息化相关学科高位发展，为学校“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疫情期间，我校以教育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为核心，直视“停课不停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出现的问题，在全国范围采集教学过程的大数据，开展数据驱动的实时监测与分析，揭示教学规律，为线上线下教学衔接提供科学指导。聚力扶持，以点带面。汇聚优势资源，加大“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的科研扶持力度，引发科研成果“核聚变”。设立教育教学创新研究专项课题，鼓励广大教师结合时代新发展、社会新要求和人民新期盼，组建学科领域专家、在线教育专家和技术专家的跨领域科研团队，开展教育教学创新研究与实践，实现教研相长双赢局面。疫情期间，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制定全面方案保障“停课不停学”活动开展；利用自主研发的基础教育大数据智能平台为苏州市提供在线智能作业、智能分析、精准教学和智能管理决策服务；基于自主研发的云课堂平台帮助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开设了1732门在线课程，为师生在线教学提供技术保障。固本强基，铸品提效。进一步加强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打造教育信息化的升级版，巩固领先地位，继续发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引领作用。以推进教育信息化规划2.0为基础，瞄准人才培养创新核心命题，以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全面深度融合为重点，实施“进一步深化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教育教学创新行动计划”，推动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的应用深化和拓展延伸，推进信息技术与学校管理服务工作的融合，助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疫情之初，学校信息化部门以战疫情为契机，迅速通过部署协同办公平台，确保远程工作可执行；通过开发疫情上报平台，确保信息统计更及时；通过集成微医问诊平台，确保师生就医不聚集；通过对接数字资源平台，确保校外资源访问更便捷；通过建设体温检测与门禁系统平台，严把疫情防控“入口关”。先行先试，善作善成。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国际前沿发展需求，成立“人工智能与智慧教育学院”，并将其作为学校的特区，围绕“双一流”建设学科目标，从学科建设、教学团队建设、技术应用、管理服务、评价体系实施各方面、多维度变革，在学校深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基础上，开展先行先试，探索“高水平科研平台+国际学术前沿+创新实践协同育人”的育人新模式，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教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郝芳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在部属高校、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理工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相关行业协（学）会择优推荐的基础上，经通讯评议及专家组评议，教育部高教司认定612个项目为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1月23日至1月29日。新理念选题结合工程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国内外工程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研究新工科的内涵、规律和发展趋势等，提出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和思路。包括4个选题方向：新工科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新经济对工科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经验的比较与借鉴；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经验分析。新结构选题面向产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传统工科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开展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的研究与探索等，推动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与组织模式变革。包括4个选题方向：面向新经济的工科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理科衍生的新兴工科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工科专业设置及动态调整机制研究与实践。新模式选题在总结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体制机制改革和大学组织模式创新。包括5个选题方向：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与实践；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探索；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工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新质量选题在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制订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教师评价标准和专业评估体系，开展多维度的质量评价等。包括6个选题方向：新兴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研制；新工科基础课程体系（或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面向新工科建设的教师发展与评价激励机制探索；新型工程教育信息化的探索与实践；新工科专业评价制度研究和探索。新体系选题分析研究高校分类发展、工程人才分类培养的体系结构，提出推进工程教育办出特色和水平的宏观政策、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等。包括5个选题方向：工科优势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综合性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进展和效果研究；工科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分类推进新工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面向“一带一路”的工程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专稿（01）学习型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张炜（07）新一轮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方案的特点、特色和亮点｜别敦荣教育评价改革研究（14）新时代大学学科成效评价理论框架与应用探索｜林梦泉陈燕李勇张瑾（22）我国第三方教育评估机构的公信力水平研究｜孙阳春徐安琪《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十周年高等教育发展研究（30）国防特色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发展的机理及启示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的政策契机｜张建卫宣星宇周洁滑卫军教师教育研究（37）学术创业如何影响学者科研产出——以“双一流”建设高校材料学科为例｜杨希李欢（44）重构技术与教师教育的关系：助推式教师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李阳杰研究与探索（51）学校特色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究｜刘献君陈玲（55）行业特色高校科研创新与行业及区域双重服务面向的耦合态势研究｜亓晶周志强（63）相得益彰：部属高校如何平衡央地合法性以实现融合发展｜蔡荃魏江吴伟（69）哪些因素影响了教育智库的影响力——基于全球43个教育智库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刘璐璐吴薇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75）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与本专科教育规模的比较分析｜李锋亮王瑜琪（82）过程性视角下博士学术职业选择的形成机制研究｜罗英姿韩霜顾剑秀（89）产教融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影响的路径分析｜刘润泽马万里樊文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95）全国高职院校教师教学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基于2020版教师教学发展指数的分析｜徐巧宁赵春鱼吴英策顾琼莹资料（10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大事记上期文章回顾（点击标题可查看原文章）专稿教育评价改革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研究与探索教育法治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投稿平台http://editor.cahe.e.cn/《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5号世宁大厦217室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立会 服务兴会 规范办会 创新强会微信号 : zggdjyxhwx【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摘要：连续4年全国高校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统计分析发现，公办本科院校与公办高职高专院校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力，公办本科院校的贡献度在持续上升，公办高职院校的贡献度有所下降。小规模研究团队是高职教育科研的主要方式，高级和中级职称作者是论文发表的主要群体，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来自公办本科院校的活跃作者数和贡献度更大。“双高计划”建设高职院校发文呈现明显的“阶梯型长尾现象”。从基金支持上看，高职教育科研的属地性较明显。高职教育研究关注议题呈现传统研究议题与政策热点、趋势关注并重的特征。关键词：高职院校;高职教育;统计分析《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举措，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综合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重要的位置。职业教育肩负着传承技术技能、培养多样化人才的职能。职业教育科研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职业教育科研论文是研究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展现载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职业教育科研的水平与实力。课题组连续4年对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客观、持续记录高职教育科研现状，寻找高职教育科研的一般规律与发展脉络。本次统计范围为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的发文，包括《职教论坛》(南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职业技术教育》(长春)、《教育与职业》(北京)4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期刊(以下简称“4家职教核心期刊”)，以及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以下简称“16家高教核心期刊”)。2018年4家职教核心期刊共发文2148篇，较2017年2940篇和2016年3362篇下降明显，这也是连续第4年总发文量下降。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语、笔谈、资讯报告、报道、简讯、广告、简介、速读、投稿须知、要目检索等文献信息及撤稿文章和其他非学术文章共233篇，获得高职教育科研论文1915篇，16家高等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有关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共136篇，故此次统计分析有效论文数为2051篇。一、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布情况本次统计沿用2017年5月教育部公布的2914所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018年未公布官方数据)。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成人高等学校283所。普通本科院校1243所，其中公办817所，民办417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2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高职高专院校1388所，其中公办1068所，民办318所，中外合作办学2所。2018年共有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比2017年减少23所)，占同类高校总数的27.29%;有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在上述20家期刊发表论文(相比2017年减少52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28.75%;有62所民办高校(含本科和高职高专，比2017年减少18所)在上述22家期刊发表论文，占同类院校总数的8.44%。从发文院校数量和占比看，公办普通高校与高职高专院校、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发文数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公办高职高专院校的下降幅度最大。1.公办本科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223所公办本科院校发表论文74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数的36.08%，校均发文3.32篇。其中，发文4篇(含)以上的高校45所(比2017年减少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0.18%，共发文476篇(比2017年减少116篇)，占比64.32%，比2017年略有降低。这也是连续两年发文量和占比同时下降。发文5篇(含)以上的高校37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16.59%;共发文444篇，占比60%，校均发文12篇。(见表1)2.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文情况。2018年307所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发表论文890篇，占有效统计论文总量的43.39%，校均发文2.90篇。与2017年相比，发文院校、发文规模和平均发文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发文3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112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36.48%，发文642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72.13%，与2017年相比机构数、发文量以及占比都有所下降。共发文4篇及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74所，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4.10%，共发文52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9.33%。其中，发文5篇(含)以上的公办高职高专院校共计54所，占同类院校总数的17.59%，共发文448篇，占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50.34%，校均发文8.30篇。(见表2)与公立本科院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发文“头部聚集效应”稍弱，高发文量院校的发文量远低于公办本科院校。3.国家“双高计划”项目高校发文情况。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提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2019年10月24日公布公示名单，共有197所高职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拟建单位公示名单》。这些高职学校将是未来高职院校阵营中的头部高校，发挥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2018年，共有120所“双高计划”项目建设院校发文481篇，校均发文4.01篇，明显高于同类院校校均发文量;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23.45%，占同类院校发文量的54.04%，发文的“头部效应”引领作用显著。其中，发文3篇及以上有66所，合计发文409篇，占比高达85.03%;发文4篇及以上的48所，共发文355篇，占比73.80%;发文5篇及以上的36所，共发文307篇，占比63.83%，在贡献率上头部发文活跃的高职院校更高，整体上呈现出阶梯状的“长尾现象”。(见图1)4.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发文情况。2018年全国民办普通高校与民办高职高专共计735所，其中63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科研论文，占民办高校总数的8.57%;发文共计97篇，占统计论文总数4.73%，校均发文1.54篇，占比与校均发文量相比2017年略有提升，显示了民办高校的教育科研贡献度呈上升趋势。其中，发文2篇及以上的民办高校23所，共发文58篇，占比59.79%，发文量略有下降，但占比有所提升，显示头部示范作用在增强。(见表3)5.其他院校、机构发文情况。2018年我国成人高校中有12所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3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76%，与2017年相比，院校数有所下降，但发文量及占比都略有上涨。其他机构，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政府直属研究部门、社会团体、中职学校、技工学校(技师学院)等发表论文28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3.80%，与2017年基本持平;在总发文量下降的情形下，发文量、占比都保持基本稳定，显示出其他机构的教育科研贡献率在上升。其他机构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有23家，共发文131篇，与2017年持平。(见表4)其中，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出版社、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及各级教育科学研究院共有11家机构发文，合计发文57篇，占比20.14%;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连续两年在除去高校的其他机构中发文最多，显示出国家教育科研机构在高职教育科研贡献版图中所占比重较大，这类机构依托国家行政资源参与到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究中，为职业教育科研学术生态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此外，2018年在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文的中西部地区高校有253所，发表论文556篇，校均发文2.20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7.11%，占比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有62所高校发表论文3篇以上。对比东部地区的294所高校发表论文1055篇，占比51.44%，校均发文3.59篇，无论是从总发文量，还是校均发文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科研活跃度和产出率仍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二、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情况经数据统计与分析，2018年高职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具有如下3个主要特点。1.合作研究方面。单独署名和合作署名是科研论文发表的两种基本方式。本次统计的2051篇科研论文中，有972篇为单独署名，占论文总数的47.39%，737篇为2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35.93%，269篇为3位作者合作发表，占比13.12%，三者合计占论文总数的96.44%，与2017年持平。(见表5)显然独立研究仍然是职业教育科研发表的重要形式，但与2017年对比分析可发现，单独署名比例下降了5.63个百分点，2位和3位作者合作发表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47和2.62个百分点，小规模研究团队作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主要形式的地位在逐步提升。此外，4人合作发表45篇，占比 2.19%;5人及以上合作发表共计28篇，占被统计论文的1.37%，其中最多署名作者为7人。对比职教期刊和高教期刊科研论文的作者署名情况，可以发现高教期刊中合作署名的比例更高，单独署名的比例更低，且两人合作署名占比最高，显示了更高的合作研究普遍程度。(见图2)2.职称方面。职称是反映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标志，因此，作者的职称信息是反映论文学术质量的一个指标。本次统计的2051篇论文中，有1967篇论文作者有职称说明。其中，第一作者具有正高级职称的论文有382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18.63%;第一作者副高级职称的论文819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9.93%，高级职称共发文1201篇，占比58.56%，占比与2017年持平。中级职称发文576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8.08%，两者合计占比86.64%。与 2017年持平，中级以上职称作者在作者队伍中所占比重保持稳定。(见表6)此外，在读学生发文的活跃度有所上升，其中博士研究生发文73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3.56%，比2017年增加8篇，占比提高1.01个百分点;硕士研究生发文98篇，占统计论文总数的4.78%，比2017年提高0.59个百分点。对比2018年高职研究的作者职称情况发现，正高、副高和中级职称作者是研究主力，发文量占据绝对优势。不同的是，在高等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 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且正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高职教育研究中正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在高职教育科研论文发表中，副高级职称作者发文比例高于其他职称类作者。此外，博士研究生在高等教育科研领域表现得更为活跃，硕士研究生在高职教育科研领域更显活跃。(见图3)3.活跃作者方面。我们将2018年发文3篇及以上的作者定义为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活跃作者，共计58人。(见表7)通过整理分析发现，活跃作者人数占全部第一作者总量(1 703人)的3.41%;活跃作者共发文217篇，人均发文3.74篇，占被统计论文总量的10.58%。其中，来自公办本科高校的活跃作者有28人，占比48.28%;来自公办高职的活跃作者21人，占比36.21%。三、高职教育科研论文获基金资助情况在2051篇统计论文中，有1600篇论文为各项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占比78.01%，比2017年提高了7.37%。将论文基金以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和其他进行归类，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共计1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670篇、厅局级基金资助540篇、校级85篇、其他160篇。(见表8)与2017年相比，受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比分别提高了22.74%、28.07%。比较来看，高职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论文中，受到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占比相差不大，高职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厅局及其他基金资助的比例明显高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受到国家级基金赞助的比例稍高，这一方面显示高职教育科研活动受到区域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也从侧面印证了高职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特点。(见图4)中西部地区高校有439篇论文受到各类基金、课题资助，占统计论文总数的21.40%，比2017年提高了114%，提升较为明显。其中，受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论文45篇、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163篇、厅局级基金资助176篇、校级21篇、其他34篇，与2017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1篇、76篇、67篇、4篇、18篇。虽然进步较为明显，但相比东部地区(865篇论文受到资助)，中西部地区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需要挖掘潜力、找准真问题，积极争取更多的基金、课题资助，以产出更多、更优秀，对职业教育发展有指导、有引领价值的科研成果。四、高职教育科研热点分析通过对2018年20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的2051篇高职教育科研论文的关键词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总共提取得到8101个关键词，平均每篇文章3.95个关键词。除去只重复一次的关键词2929个，同时，将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整合，如将“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合并为“高职教育”，将“高等职业院校”“高职院校”合并为“高职院校”，将“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合并为“创业教育”，将“中职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合并为“中职教育”等，最终得出重复20次(含)以上的关键词共计27个。(见表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的热点。根据经验法则及德尔菲法，为更好地描述高职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选取20作为高频词的阀值对高职教育科研热点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生成164对共现词对。共现5次(含)以上的词对共38对。(见表10)将生成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Ucinet 6.0进行网络关系分析，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5)结果发现，“高职教育”“高职院校”两大传统议题仍处于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中心位置;而“产教融合”成为2018年高职教育研究网络的又一大中心节点，这与2017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和2018年2月《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发布有着一定的关系。两个文件的发布使得“产教融合”成为本年度活跃研究议题。除此之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高职学生”等传统研究议题也是研究网络中的重点，而政策热点相对应的“一带一路”“创业教育”“精准扶贫”“新时代”“校企合作”等也进入到活跃议题之中。总体而言，本年度的研究议题既表现出对高职传统议题的持续关注，也表现出对新政策和发展趋势的紧密跟随。五、结论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央提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论断、新要求，并最终形成了顶层设计和施工蓝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指出，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并确立了发展模式的三大转变，即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进入到转型发展的探索期，且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上升。高职院校总结、提炼自身特色，融合区域、产业、科研等资源创新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20家教育类核心期刊是开展高职教育科研活动的重要交流场域，是反映高职教育学术生态的重要窗口，因此，提高办刊质量对于提升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凝聚研究队伍具有重要影响。统计发现，4家职教核心期刊年度发文数量的减少，以及陆续出现的9次撤稿行为(《教育与职业》5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3篇、《职业技术教育》1篇)，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期刊在向着规范化、高质量方向发展的良性趋势。作者王小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编审，北京　100191周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北京　100872李璐，《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编辑，北京　100191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第91-98页

教育学术概念的生成，基于学科运行的逻辑，更源于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流派”“中国特色”“中国方案”等系列概念，绝不仅仅只是凸显中国政治正确性的官方用语，而是指引我们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的学术用语。例如，我国采取与众不同的路径与举措，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等许多方面开展开创性实践，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验”就是对这些现象的精辟概括与学术表达。201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近日在兰州大学召开，该论坛以“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作为主题，外显国际论坛的学术品性，内隐“中国经验”的形成路径。这条路径蕴藏的学理逻辑，就是首先瞄准国际视野，然后开展本土实践，最后贡献中国经验。国际视野在此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基于其作为经济学术语的本义，强调我们要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多层面、多方位地开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政策设计与实践运作，可以概述为提升站点；二是基于后发型国家学习世界经验的通例，强调我们要学习世界一流大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直接服务社会等方面最具普适性的规律乃至举措，可以概述为学习先进。无论提升站点还是学习先进，都属于一种高远目标、前进方向与牵引动力，我们无法绕开这两点来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从提升站点而言，中国高等教育要比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低得多，根据高教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合一性规律，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瞄准国际视野，就是要推动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尤其要培养具有引领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人才。从学习先进而言，充分借鉴他国的高等教育经验，是减少自我摸索、避免重蹈覆辙、快速实现转型的必要路径甚至必经途径。无论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学制，还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抑或是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之父的蔡元培，都离不开对西方先进理念的吸收与利用。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酝酿或者初创阶段的过去需要学习先进，深化改革阶段的今天同样需要学习先进。本土实践在此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本土化；二是实践性。所谓本土化，就是指要基于中国国情与现实需要，融通性与创造性地汲取国际经验精髓，以推动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为依归；所谓实践性，就是指从国际视野到中国经验，中间必须经过实践环节并最终赢得胜利，没有被实践验证的中国理论、中国模式、中国流派、中国方案，都不能称之为具有世界贡献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的形成之路，不仅需要瞄准国际视野，而且必须经过本土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土实践就是形成中国经验的必经途径，本土化的成功实践则是中国经验形成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能否赢得国内外的认可，不取决于我们创造多少漂亮的教育术语，也不取决于我们举办多少盛大的国际会议，更不取决于我们发表多少高端的教育论文，而是取决于该种理论体系指导的高等教育实践，是否培养尽可能多的各方满意的高素质人才，是否生产尽可能多的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创性成果，是否在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尽可能大地体现高等教育的社会贡献度。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为世界贡献了多少中国经验？应该说，在高等教育领域，虽然我们以引进西方经验为主，但同时也在向世界输出中国经验。例如，早期以官吏选拔为目的的科举制度，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制度发明，后被欧美国家加以本土化的成功改造，变成选才与育才的考试制度。又如，被誉为“自学成才的摇篮”“没有围墙的大学”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就是我们贡献给世界的又一个中国经验。但是，最显价值、最为重要、最有亮点的中国经验，不是零碎的某项制度、某个工程或者某种方法，而是中国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能否像大学（学者）主导型的英国早期高等教育一样成为世界的高等教育中心，尤其要像市场主导型的美国高等教育一样，不仅让美国成为了全球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国，还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着眼未来，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国内学者自觉总结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国外学者也会主动研究与宣传中国经验。（作者系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 付八军）来源：《中国教育报》2019年10月21日05版

［摘 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科学指南，赋予课程思政建设理论认知、方法认知和精髓要义，同时推动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的改革创新。［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思政；理论创新；实践创新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这成为课程思政的缘起。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要“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并指出“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这一指示把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提升到新的层面，是对课程思政认识的深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高等教育作了全面阐述，强调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使课程思政建设方向更坚定、目标更明确，课程思政的认识最终成型。近年来，全国高校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逐步深化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形成生动实践，结出可喜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带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创新，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科学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集中概括为“九个坚持”，这为高等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赋予了课程思政理论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为“一二三”的框架。“一”是指一个首要问题。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二”是指“两大根本任务”，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三”是指“两个体系”和“一个体制机制”，“两个体系”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一个体制机制”是指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一二三”框架层次清晰、逻辑严密，阐明了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内在逻辑，为高校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赋予了课程思政方法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要做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除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定位要调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还要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转变，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师是高校育人的主力军，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教与学关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教师在育人中的直接主体地位，首先在教师群体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课程思政是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挖掘课程本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再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同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对育人的再认识，实现教育者先受教育。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教育者先受教育，是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三项基本功，三者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实现教育主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飞跃，构成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明确了课程思政的精髓要义。课程思政是把课堂作为育人主渠道，推动其他各门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这就决定了课程思政建设的精髓要义在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决定了高校教育工作者要用好“所有课堂”这个主渠道，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把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形成“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生动局面。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办学治校方法论的转变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成为物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高校增强办学治校能力，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行动指南。高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由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形成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实践创新。创新高校党的建设实践。课程思政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发挥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形成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学校是总体设计者，学院、系（部）是重要推进者，专业（负责人）是直接组织实施者，专业教师是具体实践者。教师党支部作为高校党的最基层组织，要将支部活动与教育教学活动密切关联起来，实现良性互动，有针对性地解决好课程思政建设初期教师有想法没思路、想干却不知道如何切入的难题。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虽然专业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是直接的组织者，教师党支部仍要发挥思想引领、组织协调、服务引导的作用，积极推动和保障课程思政建设，把相关育人要求融入党支部活动，积极搭建平台，着力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教师党支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破解高校基层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难题。创新“三全育人”格局建设实践。课程思政建设为推动“三全育人”格局建设提供了抓手。高校教师的80%是专业教师，课程的80%是专业课程，学生学习时间的80%用于专业学习，专业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的最主要的依托。多年的调查表明，80%的大学生认为，对自己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专业课和专业课教师。高校通过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对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产生辐射带动效应。高校党政工团等职能部门通过服务于教学工作，创新途径、搭建载体，与教学部门一起形成全员育人的局面。高校将思政课作为关键课程，坚持思政课、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形成思政课、课程思政、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相衔接的全程育人格局。围绕课堂教学主渠道，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家庭作用，建立社会实践和实习实训就业基地，形成多方参与的全方位育人机制。创新师德师风建设实践。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课程思政建设不是要求教师把“课程”与“思政”简单拼凑或叠加，也不是课程的“思政化”或者“去知识化”，而是旨在通过打造教师“三项基本功”，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盐”溶解到立德树人各门课程“食物”中，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教育和能力培养在课程教学中的有机统一。这其中，“教育者先受教育”是建设难点，“挖掘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是建设重点。教师通过挖掘再融入课程本身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实现课堂教学再设计，本身就是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过程，有利于提升教师践行师德规范和要求的能力，驱使教师自觉将师德规范和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实践之中，并通过实践中的不断反思和持续改进，把师德规范和要求转化为自己稳定的内在信念和行为品质，更好地教会学生为人、做事、处世的道理和智慧。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北京联合大学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先行先试，全方位行动、有步骤推进，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使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在教职工中形成广泛共识。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教师都认为课程思政建设成果对自己产生了积极影响，认为自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有明显提升。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课堂成为育人的主渠道。学校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入手，逐步深化教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认知。学校党委加强统筹规划，各二级党组织引领指导、组织推动，教师党支部具体落实、全面推进，广大教师聚焦“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夯实“挖掘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育者先受教育”三项基本功。同时，从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入手，探索专业思政与课程思政一体化设计与实施的方案，形成了“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的浓郁氛围，实现育人主渠道由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所有课堂转变。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抓手，健全“三全育人”体制机制。学校从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入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关键课程，把课程思政作为全面性基础性工作，推动日常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政课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全校各级党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及全体教职工自觉把立德树人纳入职责范围，明确育人导向，落实育人要求，发挥好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党政工团全员参与的育人局面。学校建立社会、家庭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全方位育人合力。通过课程思政建设，立德树人成为高校意识形态主旋律。意识形态重在建设。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推动立德树人成为意识形态主旋律。坚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头脑，大力加强思政课课程群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北京实践、北京革命历史资源、学校校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主力军、专业课教学主战场、专业课课堂主渠道作用，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不断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形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立德树人贯穿工作的方方面面，用党的建设作保障的育人模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实施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遵循‘三大规律’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19JDSZ1004）以及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习近平关于立德树人重要论述在高校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的探索研究”的研究成果]【作者韩宪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北京联合大学原党委书记】原载2020年第22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作者：韩宪洲

广州市第七中学外，学生开心地对着镜头跳跃。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骆昌威 摄教育部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总体情况。统计显示，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63所，比上年增加32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3833万人。回顾2018年，教育部如期实现了“2018年底基本消除超大班额（控制在2％以内）”的工作目标。同时，教育部提出全面振兴本科教育，大力发展“四个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梦谣、余俊杰、张云龙）发展“四个新” 构建十个新兴专业课程体系教育部采取措施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实施了涵盖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587个专业的标准。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大力发展“四个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目前，已经认定了61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成立了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一带一路”工程教育国际联盟，还启动实施了新工科建设的“十百万”计划，即推动各地各高校加快构建大数据、智能制造、机器人等10个新兴领域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100门新工科课程资源库或者在线开放课程，开展面向至少1万名新工科教师的师资培训。范海林说，在新医科，提出了从治疗为主到兼具预防治疗、康养的生命健康全周期医学的新理念，开设了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新专业，批准了74家高校附属医院为首批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在新农科建设方面，重点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的涉农专业，并且要布局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新型涉农专业，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课程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改革，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在新文科建设方面，要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培养优秀的社会科学家，同时通过推动新文科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基本消除超大班额 创近十年最大降幅消除大班额是保障学生安全、促进身心健康、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然要求。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总有班数375.49万个，其中，大班额有26.5万个，占总班数比例为7.06％；超大班额有1.87万个，占总班数比例为0.5％。相比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大班额减少10.3万个、减少了28.0％，超大班额减少6.7万个、减少了78.1％，为近10年来最大降幅，如期实现了“2018年底基本消除超大班额（控制在2％以内）”的工作目标，并为2020年底基本消除大班额（控制在5％以内）创造了有利条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跃介绍，分学段来看，2018年全国小学共有班数275.39万个，大班额比例为6.49％，比2017年下降2.42个百分点，超大班额比例为0.47％，比2017年下降1.62个百分点。全国初中共有班数100.1万个，大班额比例为8.62％，比2017年下降4.98个百分点，超大班额比例为0.59％，比2017年下降2.53个百分点。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大班额比例分别为4.97％、9.42％、7.16％，分别比2017年下降2.21、3.67和3.51个百分点；超大班额比例分别为0.39％、0.87％、0.23％，分别比2017年下降1.28、2.46、1.93个百分点。分省域来看，2018年全国已有30个省将超大班额比例控制在2％以内（湖北为2.07％），25个省的超大班额比例已经下降到0.5％以内；2018年全国已有14个省大班额比例控制在5％以内，其中北京、天津、浙江、上海已经消除了56人以上大班额。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在教育科研界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现状，如果要促进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繁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建议呢？希望下文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01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经历了学科化历程，从小到大、从较弱到较强，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别敦荣教授认为，现在每年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以万计，出版学术著作数以百计；数十家大学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更多；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数十种，入选CSSCI的就有近20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千所，尽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数缺乏精确统计，但粗略估计专业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可以说，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陈武元教授认为，在我国精英高等教育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满足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彰显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存在价值。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沿着“两条并行而又有所交叉”（指“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的发展轨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路径，在世界高等教育园地中彰显了“中国学派”的气质，也形成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经验。02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833万，毛入学率上升到48.1%，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统计，全球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达到了2.236亿人，欧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889.83万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064.08万人。如此看来，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我国不仅超过了所有国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出北美洲国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欧洲国家之和近1000万人。这表明就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是无可匹敌的。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六所高校跻身100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但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产出具有滞后性，解释、指导、引领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能力还比较薄弱。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快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有被实践推着进步的现象。比如，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的大行动往往不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倡导的，而是实际工作中先有动议，或者先做出来的。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较低，学科发展水平和成熟度不高。李国强副教授认为，我国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已经显得比较陈旧，第二代新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体系亟待生成。郭建鹏教授和周序副教授都认为大部分高教领域的研究都属于思辨研究，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和分析较少，使用的方法不太科学，周序副教授还认为整个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滞后于基础教育研究的局面。二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内部的一致性还不够高，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学科认同感还不够强。邬大光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一直生存在教育学的“阴影”之下，生存在其它学科的“阴影”之下，生存在“一级学科”的“阴影”之下，自产生以来，一直没有摆脱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培训体系还不够完备，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建设任重而道远。三是囿于“学科”建制，具有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上还有所欠缺。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学科总体上是一种封闭式发展模式，无法做到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所以在发展过程中陷入学科体制的牢笼中。陈武元教授认为，囿于“学科”建制，一方面使多学科研究特征的高教研究逐渐变成“学院派”研究者的专属领地，由此导致高教研究者群体的思维方式相对单一且固化，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好地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导致研究范式落后。此外，刘振天教授还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从事的高等教育研究与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职能部处和教学单位以及一线教师开展的政策研究、工作研究、行动研究或者经验研究存在边界意识不明确的问题，以致高等教育研究及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时受到来自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的怀疑、批评和责怪。四是与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认可度还不高。潘懋元先生指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是土生土长，未免显得土里土气。虽然具有中国特色，但是难以达到世界水平。王洪才教授认为，我们传统的研究范式是拿来主义，是运用国外的教育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教育问题，对于自己创造的教育理论信心不足。陈兴德副教授认为，我们在积极投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同时，学科建设基础研究受到冷落；在积极引进国外教育研究成果的同时，教育理论的自主创新信心不足；在保持主题切换热点频出的同时，较少关注教育研究经验的继承积累；在高度重视成果的数量与形式的同时，有厚度、深度、力度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在不断强调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教育研究过程与成果规范性相对欠缺。03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现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祥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理论建构、成果产出等方面获得了突出成就，发展成为国家级高等教育智库，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近年来，教育研究院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王洪才教授认为，教育研究院的学术队伍基本上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状态，如何保持教育研究院以基本理论研究见长这种学术特色面临着巨大考验。郑若玲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随着一些地处优势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同层次院校兄弟单位的迅速崛起和扩张发展，教育研究院以往的优势渐渐弱化，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依然需要持续努力。覃红霞教授认为，无论在发表文章、获奖、科研项目上，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科不仅受到了传统师范大学的挑战，也受到了地方师范大学和地方大学的挑战。对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来说，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科评估中科研项目靠后，八二现象严重，量化研究、混合研究等研究方法存在不足，未形成稳定长期的研究团队，跨学科研究不足，申请重大课题方面基础不足等方面。周序副教授认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存在整体合作，内部松散的局面。04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建议《意见》（即《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下同——编者注）中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思想武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系统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工作的基本经验等研究”、“加强理论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注重学理逻辑和理论思辨，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积极搭建全国教育数据信息平台，建立全国教育数据公开共享机制；搭建全国教育调研平台，聚焦教育重大决策部署实施情况和重大现实问题，协同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等内容为教育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战略任务目标，规定了教育科学研究的努力方向，也提出了总体目标要求。教育研究院教师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打造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立足中国大地，坚定文化自信潘懋元先生认为，要坚持文化自信，不忘初心。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对西方高等教育理论的效颦。邬大光教授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蹚”出自己的经验，总结适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经验，要以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总结出 “中国经验”和“中国科学”，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理论的科学走向实证的科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理论创新潘懋元先生认为，探索教育本质和规律是教育科研工作者最基本的任务。别敦荣教授认为，研究机构要大力加强专业化研究队伍建设，培育优势研究力量，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周序副教授和陈斌助理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集中力量做基础研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需求陈武元教授认为，应坚持问题导向，以高等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教育教学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徐岚副教授认为，要树立大局意识，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科研服务实践，探索教育规律，引领教育发展。教育科研质量首先与选题相关，做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课题，本身也是研究质量的一种体现。注重研究方法，推进交叉融合郭建鹏教授认为，要注重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加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陈兴德副教授认为，要努力形成重视实证研究的学术氛围，使实证研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话语；要在青年学者、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增加实证方法训练环节，以系统训练端正研究态度；要不断完善教育实证研究的环境和条件，增加实证研究的经费投入，提高对于实证研究成果的支持力度。刘振天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政府官员、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至有关社会人士应明确边界，强化跨界，共同推进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徐岚副教授认为，要体现教育科学研究多学科、多视野的特色，既在研究内容上体现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又在研究方法上创新性地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范式，推动方法上的融合，这也要求科研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和鼓励学科交叉。加强机构建设，培育研究队伍别敦荣教授认为，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形势向好不相吻合的是，研究机构的地位还不尽如人意，有的机构、有的学位点甚至面临被裁撤的危险。借《意见》发布东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完善研究条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水平。政府应遴选一批研究机构，采取专项支持建设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陈武元教授认为，高教研究机构要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准确定位发展目标，要树立“有为才有位”的机构建设理念，要根据发展目标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建设能够支撑研究方向的研究队伍；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源，增加投入，尤其要根据机构的目标和任务，着力建设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数据库（不是简单购买现成的数据库），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再次要注重与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尤其是政府部门、用人单位、高校管理者、一线教师等建立起“政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机制，不断提升解决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各层面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复次要完善科研考核和人才评价制度，营造潜心学问、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拓宽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陈兴德副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学派”只有放到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园地中才有意义。为此，一是要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国际视野，积极鼓励年轻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同时，要鼓励高等教育领域的全方位交流，不仅要加强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也要增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二是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学者在国际教育组织中锻炼、任职，增强中国在国际教育领域中的话语权，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向世界传递中国教育的声音。三是要进一步提高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学者高等教育实证研究能力，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主流趋势对接。四是要在项目、成果评价机制上有所倾斜，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国际合作提供更大的政策、经费支持。五是积极鼓励研究者在国外高等教育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办好《中国教育学前沿》等国际期刊，使之成为国外学者了解中国教育的窗口。05推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在以上繁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建议基础上，教育研究院教师结合本院实际，提出了推动教育研究院学术研究和机构建设的建议。回归高教学科定位，保持理论研究特色李国强副教授认为，在没有新的特色形成之前，最好保持和维护教育研究院基本理论研究的特色。务必要依靠团队合作，尽快打造出系列性的、有能见度、有显示度、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特别是要尽快把年轻学者向前推。进行综合制度改革，重视教育学科发展王洪才教授认为，应改革目前的教育科研考核制度，建立科研特区，让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工作发展。覃红霞教授认为，学校是否愿意重点发展文科，是否愿意适当对教育研究院在资源上有所倾斜，是否愿意从深层次上支持教育研究院的改革是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学校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综合考虑，渐进推行，支持教育研究院在相关制度上实施更加灵活的绩效制度，如聘任制上实施高收入、研究员待遇，严格考核，实施更加灵活的聘任合同制度；加大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允许教育研究院在激励与奖励制度上更具有区分度等；实行更加宽松的兼职教授制度，重在考核与研究等。重视青年教师培养，促进教师科研发展郑若玲教授认为，老教师经验丰富、科研积淀也比较多，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平台发挥帮带作用，如果能采取“结对子”的方式，建立老教师和年轻教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将有助于本单位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的整体提升，新老教师的交流互动，也能为联合攻关奠定良好基础。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应让教师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青年学者营造一种同侪学习的氛围和空间，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实现共同发展。注重研究方法训练，重视人才培养质量郑若玲教授认为，随着教育研究院招生规模的扩大和招生类型的多样，质量问题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才培养不外乎课程教学和论文写作两方面，对于前者，教育研究院这两年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立了听课制度，对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有一定帮助，但对于论文尤其是毕业论文的质量把关，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徐岚副教授认为，应促进教育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加大教育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实证研究立足田野，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调研工作，需要经费支持。要鼓励教育研究者走出书斋，到实务工作中去锻炼综合能力。要信任研究者，给予其更多项目经费管理的使用自主权。陈斌助理教授认为，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如何权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可能是个无解的难题，但对目前的我院而言，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搭建教育信息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共享王洪才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教育研究院一度做得很好，后来就荒废了。这个工作如何拾得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没有数据库平台，就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教育研究院要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就需要依靠这样的数据库平台。陈兴德副教授认为，建设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是支撑教育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以高等教育信息化推动我们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时机还是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全面、系统、累积各级各类高校原始性数据与资料，不仅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而且对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的有效性，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摘编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官网，原题为《教育研究院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综述》，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王玉梅、袁东恒。转载声明：本文转载自「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学术志」，仅供教育科研学习，原文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发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