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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0年前，国内许多历史学者仍然对公众史学感到陌生。根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2010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rdq

直到10年前，国内许多历史学者仍然对公众史学感到陌生。根据中国知网统计，1980—2010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的文章大概不超过10篇，而在2010—2018年，这一主题的文章至少有112篇。与此同时，自2013年起，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公众史学的学术研讨会和师资培训班在国内举行，公众史学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专门的研究中心得以成立，仅2018年一年就有两份专注于公共史学研究的学术辑刊——浙江大学的《公众史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在国内出版。这样的“公众史学热”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公众史学，即公众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公众史学的发展大致遵循两种模式。北京大学历史研修班首先谈谈公众史学的美国模式：1970年代，美国史学界出现所谓的职业危机，即传统历史学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大学里谋求教职的机会，从而离开学术界，对美国高校尤其是州立大学的历史高等教育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罗伯特·凯利(RobertKelley)和韦斯理·约翰逊(WesleyJohnson)两位历史学教授试图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他们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76年开始了公众史学研究生项目的尝试。这一项目的课程包括传统历史学和公众史学的专业研讨课，要求学生针对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社区等领域进行“任务导向型”研究。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进行为期3—6个月的带薪实习，以培养公众史学家所需的包括创新进取、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等一系列基本素质。参加这个实验项目的九名学生在毕业后都顺利地进入相关领域就业。公众史学也随之进入美国历史学界的讨论范畴。不过，历史学家在学院之外从业远远早于1970年代的职业危机。早在1916年，美国农业部就设立了历史办公室。1930年代,不少历史学家已经在工作进度管理局(WorkProgressAdministration)就业，对全国历史文献进行调研，撰写本地和本州的历史。自1933年起，不少历史学者参与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ParkService)的历史遗址解释保护工作。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Archives)成立，并在1936年成立美国档案学家协会(SocietyforAmericanArchivists);至1970年代，档案学在美国已经成熟，不仅有日益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职业网络，还建立了相关职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历史学者成为战略决策部门的智囊分析师，同时有人开始将口述历史的技能用于战争记录和分析。在历史保护方面，美国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NationalTrustforHistoricPreservation)于1949年成立，并于1966年通过了《联邦历史保护法案》(NationalPreservationAct)。早在1920年代，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等“新史学”家们的作品中已经显示出公众史学的理念，他们力图准确解释历史的有用性。这一观念也反映在卡尔·贝克(CarlBecker)的主张——即“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能人”，都知晓并会利用历史——以及他的后续观察中，即，如果学者不根据社会需要去调整深奥的知识，他们所做的也仅仅是培养一种无趣的专业优越感，因为如果历史只存在于无人阅读的书籍中，它对现实世界就毫无作用可言。在早期社会史家露西·梅纳德·萨蒙(LucyMaynardSalmon)的作品中，她通过写作和教学展现出，从大部分普通物品中也可以发掘很多有趣且富有意义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1960年代，新社会史学(newsocialhistory)蓬勃发展，这与美国一系列挑战权威与正统秩序的运动密切相关。历史学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入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渐渐由上至下，回归公众领域。一方面，公众拒绝曲高和寡的学院派历史，另一方面又对与现实或自身相关的历史充满极大的热情。这似乎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在一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又与卡尔·贝克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殊途同归：“人民总是从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过去、现实与未来。因此，公众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在于发掘这种潜藏的历史感知，帮助公众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协助他们理解在认知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样，历史学家和公众才能携手参与历史的书写，才能从不同维度重新定义历史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史学的兴起其实是学院派史学与主张“让历史回到公众”的史学理念分歧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性历史研究一时很难为传统历史学接受。美国史学界的权威期刊《美国历史研究》(JournalofAmericanHistory)上很少有相关的文章发表。直到1980年代，戴维·泰伦(DavidThelen)才开始陆续收录发表历史学家在博物馆、纪录片、政策研究、历史保护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公众史学对社会的期许是“让公众参与到历史构建中”，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激进的预示”，但其多元性和开放性与史学的严谨和公正似乎圆枘方凿，于是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公众史学一开始就受到传统史学的质疑和批判：“如果历史研究的利益相关方有意忽略或隐瞒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样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从长远看，客户或任务导向的史学研究最终会让公众史学家屈服于权力。”同时，公众史学的起源与解决职业危机相关，实用主义的根源常常被夸大甚至曲解，认为公众史学既然是应付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那就很难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核心命题、研究方法等，只是在“应用”传统历史的理论成果，最多是传统史学的“延伸”。罗伯特·凯利关于公众史学的定义所蕴含的公众进程(publicprocess)与公共空间(publicspace)也往往被忽略，而这两个概念所建构的“共享权威”(authority-sharing)恰恰体现了公众史学的核心，这源自美国宪法与《权利法案》中关于公民权利的定义及其自由传统。为公众书写历史，与公众一起书写历史，都带有某种政治性，同时也具有服务的理念。20世纪60—70年代，环境污染、城市更新等一系列问题，为史学服务于公众提供了契机。70—80年代，公众史学蓬勃发展，硕果累累。首先，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和美国联邦政府历史协会(SocietyforHistoryintheFederalGovernment)成立，与美国各州和本地历史研究机构一同为公众史学家们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次，1978年，该领域的核心学术期刊《公众史学家》(ThePublicHistorian)创刊，介绍公众史学的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尤其注重相关研究方法的整合以及交叉学科研究。再次，自1988年起，《美国历史研究》开始登载博物馆陈列评论文章;在美国史学界颇具声誉的《激进历史评论》(RadicalHistoryReview)自1987年起，开辟了公众史学专栏——这都标志着公众史学开始逐渐得到传统史学研究的认可。更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史学家成为突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先驱，他们在公众史学项目中开拓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譬如，公众史学家谢利·布克斯班(ShellyBookspan)拓展了有毒废物场所用地的研究方法，并解释有毒废物政策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追溯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一领域演进的相关性意识，主张使用不常用的历史文献、图片、地图等资料，对具有潜在污染的建筑场所进行跨学科分析研究。2001年,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HistoricalAssociation)成立公众史学专责小组(TaskForceonPublicHistory)。2002年，美国历史协会和公众史学专责小组共同颁布《历史系学生职业指南》(CareersforStudentsofHistory)。2003年颁布的《公众史学年度报告》将公众史学纳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详细论述其相关组织结构、学科发展建设、教学体制、课程改革、学生职业发展等方面情况。随着公众史学不断职业化，其定义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修订，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于2008年将公众史学界定为“一场运动，一种方法论和一种途径或方式，推动历史合作和研究;公众史学家的任务是将自己特殊的见解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与1978年罗伯特·凯利的定义相比，这一定义前进了很大一步：它不再简单地将“公众”与“私人”历史对立，也不再将公众史学家与传统史学家对立。当然，公众史学挑战权威和正统，它注定是一种进取和激进的史学。同时，它关注现实，因此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场运动。美国公众史学的缘起和演进表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强调受众的问题、关注点、需求的历史实践，实用主义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再次回到美国1970年代的职业危机，不难发现职业人士长期以来对知识的垄断以及他们社会的控制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专业知识似乎并没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更谈不上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健康发展作出预期的贡献。正因为其垄断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职业人士与客户的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应的改变。

北京大学历史研修班解析大明历：大明历是南北朝时祖冲之创制的历法，也称“甲子元历”。祖冲之在认真研究前人历法和实际观测的基础上，首次引入了“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