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农村教育专业目录

安徽一村培育出26名博士，他们是非常注重自己村的文化教育，而且有要重视教育的这个思想，老师们也非常的负责，通过这样培养出来的。收起

16个，如下：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北内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容大学（教育技术方向） 西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收起

西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这些师范类的高校都有博士点的 而且很多都是一级的 你可以直接进去这些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网站 查看招生简章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收起

有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应该可以考,但是相对来说要占劣势.收起

小山村考出12位博士28位硕士原因是家家户户都很重视教育，村民意识到，子女要改变命运，就必须读书。9月14日据媒体报道，福建龙岩古楼村是闽西一个小山村，全村走出了12位博士、28位硕士。村支书介绍，村里1999年开始成立奖学基金，村民自发捐款奖给优秀学生，考上大学的孩子名字刻进祠堂，以前村里穷，读书才有出路是学生和家长的共识。古楼村距湖洋集镇约5公里、距上杭县城约10公里，如今交通便捷，曾经却是穷乡僻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村民意识到，子女要改变命运，就必须读书。在此观念主导下，家家户户都很重视教育，从恢复高考后走出首位大学生林森春、首位博士梁瑞凤开始，古楼这个小山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1987年至今，33年来，我们村共走出了12位博士、28位硕士，仅灯下自然村就有10位博士、20位硕士。目前，还有2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古楼村村支书梁瑞富说。扩展资料梁文渊——古楼新时代博士的杰出代表现在民政部直属的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大博士梁文渊，1997年毕业于古楼小学，是古楼新时代博士的杰出代表。曾任古楼小学副校长、当年教过梁文渊的梁德乾告诉记者，文渊从小勤奋好学，常让老师多布置作业、推荐书籍，家里也不时勉励。“农闲时陪读，也讲讲读书做人的道理，他读书一直很自觉、主动。”梁文渊的父亲梁桂新说。记者得知：文渊上小学时，一次周末让梁桂新骑自行车载他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书，因钱没带够，父子俩只能先回家。但第二天，文渊就让父亲再带他去书店。“出这么多博士、硕士，我觉得，除了家庭和个人因素外，氛围很关键。”梁文渊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和哥哥、嫂嫂都是博士的梁晓容也持相同观点：“学风、教风都好。”而这些在梁德乾的记忆里也得到了印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就已有奖教奖学机制，每年都会挤出一些办公经费购买各类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分别奖励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以推动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参考资料来源：舜网-小山村考出12位博士28位硕士什么情况?收起

福建龙岩古楼村是闽西一个小山村，全村走出了12位博士、28位硕士。村支书介绍，村里1999年开始成立奖学基金，村民自发捐款奖给优秀学生，考上大学的孩子名字刻进祠堂，以前村里穷，读书才有出路是学生和家长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村民意识到，子女要改变命运，就必须读书。在此观念主导下，家家户户都很重视教育。扩展资料博士硕士的摇篮从恢复高考后走出首位大学生林森春、首位博士梁瑞凤开始，古楼这个小山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据梁瑞凤回忆，他于1987年获中科院硕士学位后，又于1990年获博士学位，而林森春于1987年获杭州大学硕士学位，后来留学美国，并于1998年获新泽西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今，33年来，我们村共走出了12位博士、28位硕士，仅灯下自然村就有10位博士、20位硕士。目前，还有2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古楼村村支书梁瑞富说。现在民政部直属的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大博士梁文渊，1997年毕业于古楼小学，是古楼新时代博士的杰出代表。曾任古楼小学副校长、当年教过梁文渊的梁德乾告诉记者，文渊从小勤奋好学，常让老师多布置作业、推荐书籍，家里也不时勉励。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客户端—福建小山村走出12位博士28位硕士：考上大学名字刻进祠堂收起

1、侧重取复向不同教育制学博士顾名思义，是“教育学”这个学科的博士，等同于国外的PhD，是学术取向，研究取向的。教育博士顾名思义，是“教育”的博士，英文是EdD，是职业取向，实践取向的。2、申请条件不同只要具备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以上，就可以申请或攻读教育学博士。教育博士目前只面向那些教育实践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学费也相对较贵。3、难度不同因为是面向不同的人群，如果对同一个人，都有资格申请教育博士和教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要难不少，但也得全职读。但如果无法脱产，同时又想深造博士学位，那教育博士更适合。4、时间不同教育学博士全日制3-4年，奖学金全覆盖。教育博士在职4年左右，因为是在职，所以也没有奖学金。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教育博士收起

博士学位是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本专业的最高学内识水准的容学术称号。在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三种学位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的一级。http://ke.soso.com/v612326.htm?ch=ch.bk.innerlink收起

父母希望的无非就是女儿能嫁的好，什么才是嫁得好，嫁给有钱你会幸福吗，也许刚开回始会，答可是等你不在漂亮了，你能幸福吗？嫁的好不过就是要嫁一个值得你为他付出的人。 我爸爸以前也是农村，他小学都没毕业，16岁就上城市打工，我妈妈是城市姑娘，长的漂亮，家世也还好，我外婆当时是以死逼我妈妈不能嫁，我妈妈还是嫁了。刚开始真的很苦，没房子住，什么也没有还要走一天才能到奶奶家，现在好了啊，有房有车，有儿有女，我爸爸也从来没对不起妈妈过，我小的时候可能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要什么有什么，可我有爸爸妈妈满满的爱，这样的家不好吗，谁能说我妈妈不幸福，幸福是要看见未来，而不是现在收起

教育学毕业之后可以去教育系统去工作，可以考公务员，也可以考事业单位，毕竟是博士文凭收起

近日，回到豫西南老家。正是高考录取时，家长疯传偏僻山区农民郭春平的事迹。光听听头一句就了不得：普通农民家庭，砸锅卖铁供出三个博士生，是遗传基因吗，是有特殊的家教吗，是有高人指点 吗？也是也不是，反正当地政府授予他们“最美家庭”、“最美九重人”的荣誉称号。这人叫郭春平，男，年且花甲。河南省淅川县九重镇刘营村郭寨组村民。夫妇有两女一子，大女儿郭珊，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现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后；二女儿郭婷，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博士；儿子郭迪，毕业于大连理工学院，现在本校硕博连读。看看，三个儿女，一个赛似一个，没有一个肯落下。郭春平夫妇也仅仅初中文化，老实巴交中国典型农民，无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他们做到了三点，这很重要：第一点：从小让孩子好好读书。郭春平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念书，才能有出息；只有好好上学，才能干大事。”很朴素的教育理念，对三个孩子很管用。第二点：再难再苦，从未放弃支持孩子读书。谁都可以想见，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郭春平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支持孩子读书学习，用他的话说：“你们能上多高上多高，只要有本事考上，老爹砸锅卖铁也高兴！”郭春平以务农为生，仅靠几亩责任田支撑三个孩子上学的各种费用远远不够。他就到建筑工地打工补贴收入，一年365天，除了种地，就是工地。为了多挣钱，家里的农活差不多都是靠加班加点或夜间干。尽管如此，仍满足不了子女上学的费用。孩子们也知道心疼父母，说，要不然我们就不考了。他不同意，说，能考上研究生博士生，是咱本事，别人想考还考不上呢。不要担心学费，我自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学费不够就去借贷，至今家里还欠着不少外债。但郭春平夫妇不悲观，一如既往辛勤劳作着，坚定不移苦苦支撑着。他们心里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看着孩子们进步他们有满满的幸福感。第三点：耳濡目染，是最好的家教。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特别的家教。但他们有一种发光的东西让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受到教育。这就是吃苦、谦让、勤勉、诚实和正直，三个孩子从小不讲吃穿，到大学才有手机。都努力学习拿高奖学金，节假日打工挣钱缓解父母的压力。深山出俊鸟，深山出美女，深山出高人啊！（原创首发，码字不易，敬请关注）收起

这是一个看似非常普通的农村家庭，也是一个让众人羡慕无比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一对名叫侯兴元的夫妇，他们生活在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永乐江镇枫树村。侯兴元夫妇俩育有3个孩子，其中2个儿子，1个女儿。虽然，夫妇俩仅有小学文化，都是老实巴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然而，这个家庭的2个儿子却先后培养了两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如今，大儿子在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后曾在美国工作多年。为了理想他毅然放弃了丰厚待遇而选择回国效力，成为国家青千计划引进的优秀人才，执教于母校清华大学。小儿子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在杭州某著名高校任教，女儿为中南大学硕士、湖南大学博士；如今已博士毕业，在省内某著名高校任教。在我们经常把“阶层固化”挂在嘴边，认为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穷人的孩子再也难以翻身的时候，也许这个家庭在给我们带来感动之余，会给我们一些思考......这样的一个学霸家庭，到底是如何教育子女的呢？当无数次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时，夫妇俩总是谦虚的说，“我们夫妇俩也没有做什么，关键还是靠孩子们自己争气。”其实，这对夫妇虽然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却高度重视孩子的教育。对于农村的家庭而言，培养3个孩子读书注定是不容易的。为了孩子上学，这对夫妇一直以来都是负债累累，二十多年来，他们没有添置过家具，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任何衣物。丈夫侯兴元到处奔波，做合同工，当民工，干苦力活......妻子沈金梅在丈夫出外奔波的日子里，既当爹又当娘，照料三个孩子，繁重的农活常压在她女性柔弱的肩膀上，至今还是体弱多病。为了便于孩子学习和生活，夫妇俩狠下决心，把祖传下来的旧房屋卖掉，搬进县城，在孩子们念书中学旁边租了两间不到50平方米的平房，一呆就是9年。尤其是兄弟俩都进县一中那年，在东拼西凑交了姐弟三人的学费后，父亲侯兴元毅然把工作辞掉，去了建筑工地，只因为挣钱更多，往后的日子里不论日晒雨淋，他每天在建筑工地上翻摸爬滚12个小时以上。兄弟俩很体恤父亲，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每次进了家门都是先帮母亲做好家务，为晚上即将回来的父亲泡壶热茶，然后才进房间温习功课。他们还常利用周日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到工地上帮父亲干活。而孩子们也非常争气，一路上在学生上互相鼓励，在哥哥侯德义高考中以当年全市第2名，全省第26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系录取后，弟弟也不甘示弱，紧随哥哥的步伐，2001年高考中，他以全市第2名、湖南省第24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录取。进入大学后，兄弟俩为了节约费用，暑寒假都很少回家，留在北京做家教，做勤工俭学，或者做一些兼职贴补自己的日常开支。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人生典范！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让我们为这个家庭点赞！收起

现在的经济水平，如果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多少钱？有人曾经十分精细的算过，如果以一千五一月的生活费来算的话，四年的本科下来，一个大学生需要花费家里十万块钱。这，还算是打底的，如果有其他的大宗消费，比如出国游学、旅游或者做交换生，或者是孩子的手大点的话，那么十万块钱是肯定不行的。那么，一个家庭，培养出来三个博士呢？对于这个问题，在江苏省经济较为落后的苏北徐州市，一位名叫刘万中的农民，最为了解。刘万中家中有三个孩子，一女二子。大女儿刘燕，本科在江苏本地的扬州大学就读，研究生和博士都在北大就读；大儿子刘相，本科在江苏本地的淮海工学院就读，考上了江南大学的硕博连读相关专业之后，以十分优异的成绩，争取到了公费出国留学攻读的名额，如今在英国。小儿子刘杉，是三个孩子中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孩子，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本科毕业之后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如今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三个孩子需要花多少钱？如果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镇甚至是大城市家庭，可能从大学四年到博士生毕业，那基本上是百万左右的资金准备。不过对于刘万中的家庭来说，他能够给孩子提供的，仅仅只是家中的六亩地，以及不辞辛苦的养殖。刘万中曾经对自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到大城市打工别人都不要，虽然有开玩笑、谦虚的成分在，不过刘万中除了种地养几头猪、牛之外，的确是别无其他的求生技能。从几亩地里面，靠着几只猪牛羊的养殖，一共能够得到多少钱？那么可想而知，江苏省徐州市这个农村家庭，供养出来三个博士生，一共能花多少钱？实际上，刘万中所付出的财富，实质上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无论家中多么的贫苦，刘万中夫妇都是坚持不懈地想办法挣钱，虽然挣得不多，不过千万不能过多的耽误孩子的求学之路。作为刘家的三个孩子，他们从小就深受父亲刘万中的教导，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想要将来有出息，那就必须要把书给读好！三姐弟知道孩子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过在将近三十年的求学生涯之中，他们始终以父亲的这个要求为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最终，才能取得一个家庭，全部被培养成博士生的骄人成绩。良好的家庭教育，无关乎条件、环境，只要父母亲能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话，那么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则是人生最为宝贵、无价的财富。从刘万中的身上，也能够看出，与父母亲的知识水平也并无多大关系。只要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学习的习惯，独立自主的意识，那么无论是出身在贫困地区，还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孩子在学业上以及求学之后的事业上，一定可以取得极大的成就的。收起

对于很多普通家庭而言，读书也许是改变自身状况的最好路径了。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发齐放春满园”，如果一个家庭里出9个博士，那该是多么让人敬重且骄傲的事情。下面这2个家庭，就是其中的代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的高存喜夫妇俩，丈夫是位木匠，妻子务农，家中竟“云集”了1位院士、9位博士，在当地被传为佳话。高存喜夫妇共育有6个孩子，两女四男，其中高福、高山、高峰是三位博士。高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高山是牛津大学博士生；高峰是高存喜最小的儿子，是四川大学的副教授。儿子高福曾说，“母亲是一个不识字，但是有文化的人”。儿子高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我们这个母亲真的是太优秀了，家中的兄弟姐妹能成气候，无一不与她的良好教导有关。母亲常说一句话，‘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勉励我们要刻苦勤奋。到现在，家里成员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养成了早起晚睡，认真看书的好习惯。”好的家风真的可以传承，在下一代中，有3个孩子也是博士，其中，高福的孩子高宁达，26岁就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与高存喜夫妇类似，在湖北荆州就有这样一户农民家庭，家里的老父亲王传艮是一名退伍老兵，母亲普通农民，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先后走出9位博士，如今这些子女和孙辈中，有企业家、有教授、有飞行员等等。今年78岁的王传艮，年轻时应征入伍，当了一名铁道兵，曾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1969年，他退伍回乡，从此扎根于家乡的土地上。王传艮自己非常爱读书，也非常注重对孩子阅读习惯的培养。在他的耳濡目染之下，孩子们也个个都酷爱阅读，懂事好学。当时，每月微薄的工资要供全家一大老小的开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给孩子买书却丝毫不吝啬，每月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硬是从牙缝中省出了一本本书的钱。但老两口并未放弃对教育的坚持，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钱不够，实在没办法，只能时不时找亲朋好友去借，就这样，他们一直咬牙坚持着供孩子上到大学。令王传艮倍感欣慰的是，孩子们纷纷考上了北京大学、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后来，孩子们又继续深造，硕士博士，到了孙子辈，家里好学上进的家风一直传承着.....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佳话，王传艮一家因此也被当地政府评为“优秀家风家训家庭”。他们的故事不禁让人感叹，父母真是孩子最好的导师，父母的潜移默化真是最好的家风。教育不是把水桶灌满而是把火点燃，每个人从出生最早接受的就是家庭教育，家教是获得财富的第一堂课。父母给孩子最好的财产，就是他们的价值观。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工作、对待他人，长期耳濡目染，慢慢就逐渐内化成孩子自己的一种内在品格。因此，所有为人父母，在陪伴孩子的一路成长中，希望多多审视自己，就像主持人董卿所说：“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很简单，你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了。”收起

不知道自己经历多少场考试，只知道自己一直在没有后路的前行，因为自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努力、勤奋之路。出身农村的我，为了能够考上大学，我的父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我再怎么努力都是毫无作用。或许大家会质疑，我们有九年义务教育可以免费就读，但是在我老家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远远低于私立学校，所以父母为了我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环境将我用大价钱抬进了私立学校，从此便开始了为期12年的私立学校的学习生活，在此期间我的父母在我的学习上花的钱足够在我们那里买一套楼房了，但是他们无怨无悔，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鲤鱼跳龙门，去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我愈发懂得农村的孩子想出人头地，只有学习这一套路。为了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实现鲤鱼跳龙门，付出了太多的辛苦和努力。高考顺利的考取了我们省的一所普通二本院校，当得知被录取时那种激动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明白。因为在那一年我们村考上大学的仅我一个，那种喜悦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激动，你们可曾体验过？你们可曾知道一个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的这种兴奋？进入大学，接触的同学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慢慢的接触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眼界真的是小的可怜，才认识到我所读的大学的层次是如此的低，甚至可以说以后的就业都没有保障。就这样便开始了自己的考研之路，因为你本科毕业找不到工作，因为你我的父母在等着我出人头地。在考研为期一年的准备过程中，又一次的将自己逼到那条死胡同，一路高歌猛进，最后顺利的考取了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的喜爱，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又选择了考博。因此便又开始了奋斗和努力，最后顺利考取了博士。可以说，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因为没有别的本事，只能是通过学习来实习自己的价值。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可以说，来自农村的我终于打了一个翻身仗！！！收起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中，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比较落后，考上大学的名额比城市少，考上硕士和博士的人也不多。一个村子里能出几个硕士，已经是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了。但你知道吗，我国湖南省有一个村庄很牛，从恢复高考以来，村子里一共出了八百多个大学生，硕士大约有一百七十多人，博士大约有26个，这算是农村地区的一个“传奇”。位于湖南浏阳的秧田村如今已经有七百年的历史，这里的农民勤劳善良，还非常重视读书。农民工作很辛苦，为了改善生活条件，走出农村，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里的人相信只有好好读书才有出路。所以这里格外重视教育，只要考上大学，也会给予奖励。村子里有一种浓浓的重学风气，孩子们认真刻苦，家长也给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年这个村子里的罗碧波就毅然参加高考，以前他就是老师，所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最后成功考上了湘潭师范学院外语系，虽然不是什么重点大学，但作为第一个大学生，他是一个榜样。有了榜样的指引，更多的孩子们勤奋学习，考上了大学，也有一些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也有一些孩子选择继续升学，硕士和博士的人数也不少。与其他村子相比，高学历人才数量已经算是非常多了，这个村子更是被称为“博士村”。村子的重学风气好，很多学业有成的人还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村子里的排水设施、道路得到了修整，环境变得更好了。很多传统的建筑也保留了下来，村子里的历史文化气息浓厚。尤其是教育，村子里的学校设备也比较齐全，还有优秀的老师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村里对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给予奖励，现在是每个人一千块钱，虽然金额不多，但这是一项荣誉。另外村里考上博士，还会给颁发一个“博士学位”的牌匾，还要把博士的照片姓名展示在“博士墙”。足以可见村子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在这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下，八百个大学生从这里诞生，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不过最近几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变少了，也让村子里的人开始担忧。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人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生源的流失是一个原因。另外，现在生活变好，孩子的学习积极性也可能下降了。不过也不用着急，村子的重学风气在这里，孩子们还是可以备受鼓舞，相信会有优秀的孩子会再创佳绩。收起

1941年一个男孩在浙江瑞安出生。他靠自学考入杭州大学物理系。后因父亲逝世，不得不退学照顾家庭。为了让家族振兴，他将全部心血投到了孩子身上。最终，6个孩子，5位博1位硕士。这个男人就是蔡笑晚，一位普通的乡村医生，却是不普通的“博士老爹”。△蔡笑晚鲁豫把他请上电视，请教教育孩子的秘方。他的教育理念可以归结为6条。1、读书要趁早。他如何做的呢？坚持教孩子数数，大儿子1岁多就认识10以内的数字，2岁半会简单的加减法。每天广播里放外语节目，孩子早早便对外语产生了兴趣。2、立大志做大事。在他家两层老楼里，贴满了各种科学家画像：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牛顿……。孩子看到画像就要问，画里人是谁。他告诉孩子，这些都是伟大的科学家，都和你们一样，靠自己努力奋斗成为令人尊敬的人。只要你们努力，有一天，也会成为他们。孩子心里默默种下了一颗种子。3、培养自学能力。蔡笑晚会整理出书的难易点，告诉孩子先学重要的，再学简次要的，逐渐让孩子体验如何去自学。4、做人有品德。做事先做人。正确的人生观：道德高尚、心态良好、意志坚强、自强自立。5、快乐学习。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不是负担。这样才不会产生厌学情绪。他利用旅游、音乐、奖励、文体活动等多种形式，帮助孩子避免厌学，寓教于乐。6、家庭和睦，平等沟通交流。把孩子当朋友，耐心聊天交流。他会耐心倾听孩子的意见，从不破口大骂，慢慢引导孩子，让他明白对自己负责。【伊棋说】教育孩子，培养成人，家长的辛苦付出必不可少。给孩子提前规划愿景，让他们对未来想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定一个目标，他们的人生就有方向，会为此努力。引导孩子爱上学习，要形成自己学习的能力。引导孩子分析课本，告诉他重点在哪里，要多读，吃透课本，嚼烂知识点，才能烂熟于心。课外要有自己的兴趣，要不然除了学习，什么爱好都没有，无法调节压力。学习最终也是为了生活。所以，多从生活中发现乐趣，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要让孩子明白，成才的方式不是以成为硕士博士为评价标准，而是一个能在社会立足，对社会有价值的人。360行，都需要人去做。忠于自己，做自己喜爱的事。我是@伊棋知点，欢迎关注，一起学习方法技巧，与你分享教育新观点。收起

闽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从恢复高考至今，走出了12位博士，28位硕士，在一个贫瘠的小山村，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子。穷则思变，古楼村的村民很早就意识到，子女要改变命运，就要好好读书，才可以走出小山村，因此古楼村每家每户都非常重视教育。现在任民政部直属的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的中科大博士梁文渊，1997年毕业于古楼小学，是古楼村新时代的杰出代表，曾任古楼小学副校长，当年教过梁文渊的梁德乾告诉记者，梁文渊从小就勤奋好学，常要求老师多布置作业，推荐书籍，家里人和老师都会不是的勉励他。学习氛围很重要，梁德乾回忆说，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学校就已经有奖教奖学的机制，每年都会挤出一些办公经费购买各类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还会分别奖励优秀的学生和老师，以推动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梁文渊也在电话中表示“出这么多博士、硕士，我觉得，出了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外，氛围很关键”正式学校重视教育，家庭重视教育，才可以为古楼村的孩子们提供这样好的一个学习氛围，去努力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古楼村老支书、灯下奖学基金理事会会长梁庆标告诉记者。另据介绍，他们还把博士、硕士及大学生的名字刻到宗祠墙上，同时张贴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并于初一当天组织开展各方座谈交流、参观家规家训活动，以榜样精神、家族文化激励后来学子。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小山村可以出这么多的博士、硕士，在很多农村，大部分的现象是孩子上了初中就不读了，去工厂打工，或者早早结婚生子，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教育意识，生孩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增加劳动力，或者是一味的逼孩子学习，做不到言传身教，有一个好的学风、教风才是教育路上的关键。收起

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1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2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3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5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6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7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收起

哈佛大学校园内，捐赠人约翰·哈佛先生的雕像，每天会有许多游客来摸他的左脚，据说这样能拥有智慧。相比这美好的寓意，从湖南长沙宁乡停钟村走出来的麻省理工博士后更愿相信父亲教给他的道理：“凡事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而这位博士的故事也在告诉我们的父母，教育，永远不止课堂上的知识，言传身教一直是一堂不可忽视的家庭课程。而来看看，博士的父母是如何上好这一堂家庭课程的。2016年5月25日，哈佛校园的林荫下，毕业生穿着红色博士、学士服静坐在整齐划一的白色座椅上，不少游客也坐在椅上，闲拍着哈佛四处的校景。图片来自于网络“Graate English Address. The Spider Bite. Candidate of Degree of Docter philosoply Jiang He.”毕业生代表何江带着微笑从容地走向了演讲台，摘下博士帽，礼貌地一鞠躬，挠挠头，站在演讲台正中央的话筒前，“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何江《蜘蛛咬伤轶事》（The Spider’s Bite）的演讲致辞在毕业生注目下开始了。演讲前一天，何江一遍遍默念演讲稿，他害怕明天在三万多听众面前忘词，那就尴尬了。哈佛的毕业典礼的毕业生演讲从17世纪开始，就是毕业典礼的一道重要程序。何江是哈佛建校381年以来第一个站上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毕业生。很快，他这位“哈佛演讲哥”的演讲在校友圈里传开了，甚至在国内各大媒体广为报道。图片来自于网络2017年8月，从湖南宁乡走出的麻省理工博士后，与弟弟一起到《儿行千里》聊了聊自己成长、学习的点滴。自豪地回忆了那些年爸爸妈妈淳朴的农村教育故事。而这些故事，至今看来，也是教育良才。不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1988年何江出生时，他的老家湖南长沙宁乡的停钟村和80年代所有农村一样：土坯房会漏雨，泥巴路又窄又烂，糖水就是娃娃们的零食。就在那时有了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年初，大批村里年轻劳动力会拖着行李到上海、广州等有钱的城市打工挣钱，剩下老父老母带着孙子孙女在家种田养猪。年末了，年轻人“衣锦还乡”砌红砖瓦房，小娃娃互相炫耀父母带回的礼物。别人家红红火火，何江和弟弟却只能站在家门口羡慕。何江父亲何必成高中没毕业，但也算是村子里的高学历了。母亲因为当时家里条件差，所以小学都没读完。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三四岁的时候，何江和弟弟就跟着父母下田干农活了。“你们两个待在田坎上，别乱跑远！”何江父亲挑着刚从田里收割的谷子从狭窄田坎上经过，总会嘱咐一声两个儿子。何江母亲在田里弓着身子，赤着脚快速地割着一株一株禾靶子。这样陪着父母下田干活是村子里孩子常做的事儿。何江家有近八亩水田。每年能产五六千斤稻谷，除去给全家四口和牲畜吃的，剩下的父亲会卖掉，补贴家用，再养上两头猪挣一两千块钱，这就是一家子的年收入了。“现在去沿海能挣大钱呢，还能给家里盖红砖房，你怎么不出去呢？”常有村里人问。何江父亲说：“儿子不管不行，所以大家去赚钱，我们就多喂点猪，多种点田。”母亲总笑呵呵的：“舍不得孩子们。”“不能为了打工挣钱，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这也是何江父亲常常跟别人讲的一句话。所以，何江和弟弟何蛟龙出生后，父母就一直陪在他们身边。白天，父亲就出门干农活、捕鱼，晚上回来再累再苦也要给他和弟弟讲睡前故事。何江印象中，父亲的故事，永远都会有同一个主题——好好学习。上大学后，回忆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何江很疑惑，父亲高中没毕业，哪里来的那么多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有一次，好奇的他忍不住问了父亲，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我瞎编的，只是想告诉你们，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乡间的教育就是差了“陪伴”“你们有些啥子教育秘籍哟？”村里的人都这样问何必成夫妇。一个农村家庭，出了一个博士后，一个研究生，主要推手竟是“没文化”的父母，这就“有意思了”。背后的故事不仅羡煞全村人，更引起了一大波吃瓜群众的好奇。“农村的经验就是读书，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何必成对去采访的人说。为了告诉何江和何蛟龙，即使生长在农村，读书也很重要。何必成夫妇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小学放学一回家，何江和弟弟就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继续自习。看着屋外田间地头玩耍的小伙伴，何江说自己“其实还是挺想去村里面去玩一玩的。”这点小心思，何江父亲怎么会不知道。每天，在何家安静的正屋里，一个四方桌旁边，高中没毕业的爸爸，小学没毕业的妈妈，还有何江和弟弟，每人拿本书，看谁坐得久。何江和家人在举办家庭读书比赛，这是父亲为了让他和弟弟培养学习、看书的习惯，每天农活归来必备的特别环节。看着父亲、母亲和弟弟坐在旁边，他说：“如果我这个大哥带头带坏了的话，就不太像样子了。”所以何江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可能因为这样，他现在成了比较坐得住的人。“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何江回忆小时候。看到他和弟弟的书跟没翻过一样，父亲就会考验他们，抽查书中的第几页第几章的中心思想，说得出来就证明他们看了。其实这是爸爸对他和弟弟记忆力的培养。中国农村娱乐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打牌了。何江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不打牌！俩人都不打牌！”还眨眨眼睛，示意前去采访的工作人员，“真的。”而唠家常则是农村的妇女农闲时最喜欢的事。但对于何江母亲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坐在两儿子身边，让他们给她念课本里的故事，跟他们讨论听不懂的地方。“每天看他们做作业，交流一下，这样陪他们比打牌开心。”何江母亲这样说过，经常很豪爽地“哈哈哈哈……”用魔性笑声表达抑制不住的自豪。何江说：“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孩子，如果不去读书，不重视教育，很少有能够从农村里面“跳”出来的。”所以他明白，爸爸妈妈不去打工，陪在他们身边，要求他们多学习，就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家长都很重视孩子教育，但是这样用心的陪伴，少有人做到。爸爸怕是“教育研究生”毕业的吧何江母亲是温和派，日常就是“和风细雨”；父亲是暴躁派，日常就是“狂风暴雨”。学习不好时，父亲一阵风，母亲就带着魔性的“哈哈哈哈……”笑呵呵地跑过去“解围”。“考得好！”“不错！”是母亲给何江和弟弟的自信教育。而父亲就是茶余饭后给他和弟弟讲小事情大道理。何江和弟弟回忆父亲给他们讲述的很多道理，感受如同历历在目。“男儿膝下有黄金”；“尊敬长辈，家里来了客人，饭桌上老人先吃，盛饭先给老人盛，再按辈分来”；“端碗不能这样，拿筷子手这样”……饭桌上，何江父亲总会讲这些俗套但不过时的道理。这成了父亲这位终身班主任交给何江和弟弟一生受益的课程。“还记得小时候爸爸讲那个秀才的故事，我深受激励。”何江回忆父亲讲过最深刻的故事：古时候，一个穷秀才住在一个地主家旁边，地主家正好在那里有一片竹林。一年春节，秀才写了一副对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地主家的基业被写，有点不高兴，又看不惯对面人家有万卷书，就一下子把竹子全给砍了，有想法的秀才在对联后面简单地加了一个字－－“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地主更生气了，直接把竹子的根都给掘了，没了短字。但秀才仍有办法，再加了一个字－－“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恰好那时我家门前也有一片竹林，我觉得这对我似乎是有一种暗示作用。我第一次真真正正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何江对回忆父亲讲故事是的感受。回忆爸爸对自己的影响，弟弟何江龙也忍不住大谈一番：“高考那年，我没考上重点，有点厌学。爸爸没有骂我，也没有表态不让我读书还是怎样，直接把我拉到田里，让我去耕田，不理我也不教我。我也不怎么会，但是又必须做完，就这样累了我整整一天。然后问我，是学习，还是要干农活？”也就是何江爸爸这一累，又累出了一个研究生。何蛟龙回忆这个经历说：“很刻骨铭心，我非常记得那一天。”何江和弟弟在节目上讲述着和爸爸的这些故事，主持人何炅都不由地感叹：“爸爸隐瞒了学历吧，绝对不是高中没毕业，至少是教育学研究生。好有办法！”从不出门到出门，从不打工到打工上大学了，何江远赴美国，弟弟也考上了研究生，需要大量学费，父亲开始出去工作赚钱。他去过江西，去过武汉。西北的工价高一些，挣钱多，父亲就去了银川竖电杆。父亲做事情肯吃苦，比别人工资高一点，一根电杆的工价是20元。一根电杆一千多斤，很大，父亲说：“非常累，竖电杆。”2016年，何江在哈佛硕博连读结束了。父亲所有的累得到了回馈。作为毕业生代表，何江站上了哈佛演讲台，成为了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此前的他就获得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哈佛毕业演讲台上，何江讲述了一个自己中学时代“被毒蜘蛛咬伤”的经历。他的事迹很快也在国内各大媒体广为报道。何江在国外出息，在宁乡停钟村全家为他感到自豪。哈佛博士毕业后，何江就去了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一切看上去发展得很顺利，但就是在这一年，父亲病倒了。在外面搞水利工程建设时，父亲受了寒，他总说自己是小感冒，没问题。却没想到是尿毒症，很快脚肿得很大，一百一十几斤的身体也肿到一百六十几斤。每次接电话，都会说：“我很好，身体坚持得住。你毕业事情多，弟弟在家就可以了。”每次接电话，父亲都这样说，就是不想让何江知道他的真实状况。冷清的家门口，父亲一个人坐在门前远望，背影下难掩对何江的想念，但他坚持：“想儿子，打个电话就够了，把自己的事业做好，把书读好就可以了。”宁乡与美国波士顿相差12 145公里，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何江只有通过视频来储存家和他的点点滴滴。现在，何江每天上午10点和父母进行视频，就是想关注父亲的身体状况。有时候，父亲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就会躲到镜头后面让母亲来视频，又或是故意把视频按掉，再用音频打过来。从不出门到出门，从不打工到打工，从生病到报喜不报忧，所有的事儿都是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父母。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