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爱国情奋斗者】光明日报记者 夏静 光明日报通讯员 刘志强2019年秋季学期，新版普通高中历史统编教材正式投入使用。从编写、试用到征求意见、审核通过，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倾注了颇多心血。从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到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不论是什么身份，在什么岗位，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是马敏一直坚守的初心。1974年，高中毕业的马敏，从成都到冕宁大凉山当了知青。当时，他带了一箱子书，晚上不管多累，都会坚持看书，而读得最多的也是与历史相关的书籍。从此，马敏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1977年恢复高考，马敏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师范生。为了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马敏流连于图书馆、教室，成为同学们公认的“拼命三郎”。求学期间，马敏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章开沅先生。在一次关于苏州商会档案的讲座上，章先生的博学睿智深深地吸引了马敏，他暗下决心要跟着章先生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1981年本科毕业，马敏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正式成为章开沅先生的弟子，从此史学研究成为他的毕生追求。1987年马敏完成博士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并入选首届“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成为当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入选该文库的唯一一篇论文。章开沅先生对这篇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成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总体研究，而且也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的新思路。”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为了查资料，马敏在“故纸堆”一泡就是大半年。在前期扎实的积累下，20世纪90年代，马敏的学术成果进入高峰期，连续出版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研究》（与朱英合著）、《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多部力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尤其在辛亥革命史、商会史、博览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治学求真，治事亦然。1999年，马敏被任命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再从副校长到校长再到党委书记。在校领导岗位上，他始终坚持“以生为本，以师为先”的办学理念，即便行政工作繁重，他每个学期也坚持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一门课。毕业典礼上，他应学生之邀，拿着自拍杆与大家一起合影。细微之处见真情，“以生为本”的背后是马敏对学子的真切关爱，也正是因为这份关爱，让他成为学生们眼中平易近人、温和宽厚的“马校长”“马书记”。“学者不要隔绝于国家发展之外”“只做学者，独善其身，可以把学问做得很出名，但我觉得学者更应当以开放的胸怀和高度的责任感关心现实、参与现实，为社会发展作点贡献。”在担任校领导之余，马敏一直关注农村基础教育，面对东西部地区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华中师范大学同四川凉山州结成教育扶贫的对子，通过信息化来推动农村教育发展，让孩子们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马敏代表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们的努力，让广大农村地区教育得到大幅度改观。”凉山州的一位家长说。2018年，马敏有了一个新职务，国家教材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学历史课本把关。顶级专家编写中学教材，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大家小学”。教材编审是国之大事，即便作为一名很有声望的历史学专家，马敏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他认为，“学习历史让人明智、立志，中学课本编审与历史研究分量是一样的，为下一代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责任更重大”。今年64岁的马敏，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做最好的自己”始终是他的座右铭。马敏现在有两个心愿：一个是顺利出版三卷本的《中国博览会通史》，完成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另一个就是为青少年和普通国民历史教育多作一点贡献，“要让大家对我们的历史有更多的敬重，对中华民族有一种更深厚的感情，让历史走入寻常百姓家”。《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4日10版）

历来治学有大成者，莫不具有变通之精神。固守一隅，虽可成一家之说，但在学术史上很难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学大家，为学多有“三变”之说。王国维治学三变，肇发于西洋哲学，后转入中国文学，再转入中国史学。陈垣治学三变，始于钱大昕考镜源流之学，后致力于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全面抗战时期转为全祖望报国正心之学。陈寅恪治学三变，首先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其次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最后为“心史”。这些前辈学者研究方向和治学风格的每一次变化，都是时代特点、个人际遇和学术风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一时学术风气的开辟之举。在现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在某个具体领域的“专精”已成为常态，“渊博”“变通”的品质往往被人忽略。对于学者个人而言，在一个特定领域达到相当的高度和深度，已相当不易。在当下学术研究已经高度专业化和细分化的背景下，若想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那样做到“三变”其学、屡开风气，对一个学者而言更可谓道阻且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晁福林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效法前辈先贤，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展现了古史研究者于学术背后不断扩展其人文关怀的过程。根柢之学先秦史的考证，从史料性质上，往往分为以传世文献为主和以出土材料为主，晁福林的史料考辨研究即在这两方面兼而有之。20世纪70年代末，晁福林跟随赵光贤先生从事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研究。其成果《周代社会结构与“乡遂制度说”》主要依靠传世文献展开，后来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出版。此文完成后，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领域，而是迅速开拓视野，转向对出土材料的讨论。80年代前期，《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陆续出版，晁福林将主要方向转向甲骨文。他撰写甲骨学论文多篇，其中《从甲骨卜辞看姬周族的国号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晁福林早年的考证文章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以文献疏证为基础。例如《读〈周礼〉札记》《〈商颂〉难句释疑》《“骏发尔私”新解》等文是对上古文献中字句的训诂和疏通。第二，以史事考证为主要方向，对有争议、不明晰的史事进行辨析梳理。如《垂沙之役考》《五国攻秦与修鱼之战考》等文，从纷繁复杂的零散记载中爬梳线索，对战国时期的这两场重要战役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缕析，并分析其历史意义。第三，关注和研究甲骨、金文材料，但又能跳出材料本身，升华至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例如《殷墟卜辞中的商王名号与商代王权》一文，从卜辞中商王名号的具体考辨入手，上及商代王权问题。再如《伯和父诸器与共和行政》一文，从与伯和父相关的几件青铜器铭文入手，逐篇疏证，在疏通铭文含义后，其目的是对“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探索。这样的研究既避免了繁琐考证造成的研究“碎片化”，也规避了“以论带史”的风险，是一条兼顾宏观微观的持中之道。考证是晁福林学术研究的底色，40余年的考证成果，基本都收在近年出版的《春秋战国史丛考》和《夏商西周史丛考》两部论文集中。会通之学先秦作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漫长的一个断代，如何全面把握其历史演进大势，解读先秦社会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是摆在新时期先秦史研究者面前必须回答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晁福林从此前微观的、具体的、考证性的研究，转向宏观的、长时段的、理论性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晁福林学术成果的最显著特点，是产生了一系列“宏论”。譬如《论殷代神权》《论周代卿权》《论战国相权》三篇“姊妹篇”，讨论了关于先秦时期政治权力的时代变迁；又如《论平王东迁》《论春秋霸主》等文章，讨论了两周之际的政治社会变迁和春秋一代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些论文背后，是晁福林对“先秦社会形态”这一重大历史学课题长达10余年的深耕。“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讨论课题，该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的划分界限，当时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基本都参与了讨论，但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进入新时期，在先秦社会形态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主张中国古代没有经过典型奴隶制社会的“无奴论”。“无奴论”从兴起到广为学界接受，晁福林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出版了专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和《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提出了“氏族封建制”“宗法封建制”和“地主封建制”三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形态学说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研究，也为持续数十年的“古史分期问题”大讨论画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休止符。人文之学进入21世纪后，晁福林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早期阶段思想观念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背后的动因和造成的影响。这一转变的推动力量，即战国简帛文献的发现与公布。从“郭店简”到“上博简”，再到“清华简”，20年来，先秦史研究的热点与爆发点集中在出土文献领域。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新材料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晁福林提出了先秦史研究的“新问题”，进入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事实上，晁福林很早就关注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他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春秋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战国时期的鬼神观念及其社会影响》，是该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不少学者受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战国简帛文献的发现与公布，使晁福林将视野转向诸子和社会思想，促成了其在思想史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诸子思想方面，晁福林最重要的著作应属《上博简〈诗论〉研究》。自“上博简”《孔子诗论》公布后，晁福林就开始研读这篇文献，至该书出版，历时十余年，堪称十年磨一剑。全书1100余页，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疏证”，疏通《诗论》的简文；中编“综合研究”，探讨若干重要的《诗》学问题；下编“专题研究”，对《诗论》涉及的历史问题和孔子的思想有颇多见解。譬如晁福林论述了孔子对于《诗》与人性关系的重视，并展开了对孔子天命观、语言观、情爱观等问题的探讨，极具新意。有学者指出，《上博简〈诗论〉研究》一书“由《诗论》研究而及《诗》学研究，全面融入了对人性、人情的深刻理解与批判”，诚然如是。如果说诸子思想的研究关注的是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节点，那么思想观念的历史则是一幅流动的画卷，这幅画卷的背景，就是先秦时期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社会思想”。晁福林先后出版了《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和《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两部专著，这既是他早先研究先秦社会形态的合理转型，也是对侯外庐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呼吁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回应与尝试，更是对葛兆光开辟的思想史研究新路径的继承与发展。因此，晁福林并未将社会思想与精英思想对立，而是关注二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有连续丰富的背景，又有若干突出的重点，晁福林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长卷图绘。从事学术研究就像是攀爬一座没有山顶的山峰，在先秦史这座巍峨高耸的山峰上，晁福林已经孜孜不倦地攀登了数十年。为了走得更远、爬得更高、离真理更近，他以极大的勇气和超人的勤奋，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治学风格。而今，已经年届八旬的他仍然耕耘在研究和教学的第一线，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涌现，其为学之“四变”，或许正在酝酿之中。我们期待晁福林再一次为学术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卓异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乾嘉考据学研究》增订本，漆永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内容简介乾嘉考据学虽然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重镇，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戴着“落后”、“琐碎”、“务虚”甚至“反动”的帽子，为世所轻，加之清人著述，汗牛充栋，不易董理，且其学以小学为入门之基，令人畏而却步。故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自梁启超、钱穆同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便再极少有人对其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学界每论及乾嘉考据学，犹如立墙外而不入其门，指点院落，品头论足，非笑嗤点，絮絮叨叨，满心称意而去，故其所论多大言虚炫之调，似是而非之说。该书是既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多年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作者不趋时好，从事朴学，沉浸于清代学者浩瀚的文献材料之中，爬梳整理，比勘搜讨，终于为读者献上了被专家认为“是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全面、深入研究乾嘉考据学的第一部论著”。全书将学术史研究与古典文献学研究相结合，对乾嘉考据学的名称、成因、派别、方法、代表人物、学术思想、成就得失及学术地位等，进行了纵深全面的考察，并对该学术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作者在学术观点的提出及论证材料的运用上，遵信清儒实事求是、注重佐证的治学方法与原则，有的放矢，不为空言。在力图历史地、真实地对乾嘉考据学进行细密梳理与明辨确论的同时，也试图使读者对其学的全貌及一些重大问题、学术特征等获得具体而切实的了解。该书出版后，深获好评，成为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参考书目。然原版早已售罄，书肆难觅，读者以为憾事。作者在碌碌潜水二十余年后，复校勘考订，纠谬正讹，并增入五章，较原书多出十万余字，与前十章内容相配相补，多为作者近年来的新见。旧雨新识，或不以谬而赏读之，是所愿焉！目 录序一孙钦善序二王俊义前言第一章 乾嘉考据学成因（上）——乾嘉时期学术思潮及学术观念的变化一、考据与义理之分──考据学溯源二、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三、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四、乾嘉学者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五、疑古辨伪之风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六、西学东渐之风与乾嘉考据学之关系第二章 乾嘉考据学成因（下）——乾嘉时期的清代社会与文化政策一、乾嘉时期的社会面貌二、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三、禁书与文字狱第三章　乾嘉考据学方法一、小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化二、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三、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四、博涉专精与综贯会通的方法第四章 乾嘉考据学派一、诸家分派说及其局限性与惠、戴、钱三派说的提出二、惠、戴、钱学术渊源考辨三、惠、戴、钱学术交往与钱大昕的学术地位四、惠、戴、钱三派人物归隶与学术特色比较五、惠、戴、钱三派学术评价诸题第五章 惠栋考据学述论一、惠栋著述与《周易述》系列考辨二、倡复汉学的廓清工作——对宋学之否定与对汉学之倡复三、倡复汉学之核心工作——汉《易》之整理与研究四、惠栋《易》学思想探微五、惠学之功绩与影响六、惠学之失与倡复汉学之弊第六章 戴震考据学述论一、小学二、天算学三、名物典制之学四、地理学五、由考据上推义理之缺失第七章 钱大昕与钱派学术一、小学二、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三、金石、职官、舆地之学四、氏族谱牒、避讳、蒙古文字之学五、史学考据之得失第八章 乾嘉考据学思想一、乾嘉学者之学术分类思想二、义理、考据与词章之关系与争论三、乾嘉考据学家的义理之学四、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五、正本清源、董理群籍的学术思想六、膜拜六经、通经治世的致用思想第九章　乾嘉考据学得失（上）——乾嘉考据学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一、传统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以《诗经》为例二、考据学各分支学科方法理论的建设——以校勘学为例三、治学精神与风气方面的积极影响四、直面人生、关注社会的用世精神五、乾嘉时期学术社会化与学者专业化趋势六、乾嘉考据学之历史地位第十章 乾嘉考据学得失（下）——乾嘉考据学的式微与弊端一、治学风气由实而虚的转变与考据学的式微二、实事求是与拘守经籍、汉儒之间的矛盾三、治学方法与材料运用中的局限与弊端四、考据独尊、排斥他学之弊端第十一章 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看乾嘉考据学家的事功之学一、乾嘉考据学家人200名录与收录原则二、乾嘉考据学家之科举功名三、乾嘉考据学家之居官情状与级别四、乾嘉考据学家之居官实绩五、乾嘉考据学家之居乡生活与行迹六、乾嘉考据学家之现实关怀七、著述难为稻粱谋――乾嘉考据学家之困顿生活第十二章 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考论一、江永与方苞“论礼交恶”真相考二、姚鼐“拜师事件”新解三、戴震对姚鼐之影响与姚鼐之攻驳戴震四、姚鼐“桐城派”之创立与在当时的影响五、姚鼐的落寞抗争与考据学家之无视其学六、钱大昕、汪中等人对方苞的蔑视七、江藩《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之编纂与影响八、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关系综论九、乾嘉时期汉、宋之争的形势与结局第十三章 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一、从《全宋诗》所用底本看《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二、从《四库全书》中的案语看全书的文献价值三、从《四库全书》中的删改看全书的缺失四、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四库全书》的缺失第十四章 论江藩《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编一、《汉学师承记》书名之由来及含义二、关于《汉学师承记》的选人原则三、关于《汉学师承记》之卷帙排次与后世吴、皖两派之分四、《汉学师承记》之史料来源与甄别取舍五、《经师经义目录》所收书目与他书之比较六、《汉学师承记》刊行后引起的反响与评价七、《汉学师承记》的续纂、注释与翻译第十五章 方东树《汉学商兑》新论一、《汉学商兑》的编纂背景与卫道目的二、《汉学商兑》的编纂、刊刻、刊误与流传考辨三、《汉学商兑》的编纂体例与主要内容四、《汉学商兑》——一部大言自壮的抄撮毒詈之书五、《汉学商兑》新论主要参考书目英文目录（Contents）全书综合索引（新增）后记增订版后记（新增）后 记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数易其稿，始成今日之面目。《乾嘉考据学研究》初版我读清人书，算来已十年有余。1987年秋，初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庆善先生治古文献学，因读书粗疏，不得要领，先生训诫说：“治学无他途，惟勤奋细心，方能有得。你勤奋差可，细心则否，不妨就向清人书中学习。清末张之洞曾讲‘治古学者当从读清人著述始’，此为的论。为什么呢？‘勤奋’与‘细心’，为清人治学之初步。尤可贵者，清儒治学，首重审音识字，实事求是，故其学谨朴而有本根；清儒所治，上溯三代，下迄当时，故治清学与治累代之学无异；又清儒之学，广涉泛览，门类庞杂，然能博而归约，深得会通之法。所以治学之门法导师，皆存清人书中，未必亲炙受业、耳提面命方得为师。惟清学质实艰涩，不事浮躁，号为难治，故从之者鲜，你何不知难而进呢?”我从事清代考据学的学习，并以《试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为硕士学位论文之题，皆是先生此语启导的结果。李庆善先生毕业以后，留校任教，课业之余，以研习古学自娱，无奈仍是读书灭裂，耳目聩聩。1991年初，我曾冒昧寄小文数篇于北大，烦孙钦善先生辱目一阅，并惴惴提及愿入门下受业之意，先生赐函说：“我历来主张，搞我们这一行，要博与专相结合，整理与研究相结合，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继承与开创相结合。我相信你完全能做到这一些，很希望你来所边学习、边研究，为发展古文献学而努力。”1993年秋，我终得负笈入孙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得以讲坛聆教，晨昏请益。先生热情鼓励我继续研治清学，又详细制定了培养方案，诫以读书须博闻，但用力须专精。本稿自发始之初到删削裁定，凡文稿改易者三，而先生详审者亦三；又自大纲细目至小题句读，先生莫不指讹摘谬，祛惑释疑，迪进赐示、资益灌注之力尤多。《刊落浮词求真解 ：孙钦善先生八十上寿纪念文集》我资质愚鲁，但命运不薄，两次从师，皆厚德载物、学问湛深之长者，两位恩师对我期以可塑之材而不弃，我得从游于二先生之后，实为此生之大幸。至为痛心者，李先生已于前年冬日遽归道山，唯愿此书的出版，能给恩师在天之灵以些微的慰藉！本书的写作，还曾受到多位师长的热情帮助和指导。自提纲初创至删定成稿，北京大学中文系安平秋教授、杨忠教授作为导师组成员，曾就框架结构、内容论点等不吝赐教，获益良多。提请专家评议与答辩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铁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俊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教授，武汉大学古籍所宗福邦教授，山东大学古籍所董治安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郭晋稀教授、古籍所胡大浚教授、历史系王震亚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衍田教授、中文系马秀娟副教授等，或提写评议书，或亲莅答辩会，纠谬拾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诸位先生深表谢忱！尤其是王俊义先生在百忙之中不仅为本书赐序，而且向社科出版社热情推荐并审阅了全稿，对先生提携后学之举，至为感荷！《〈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书提供了出版的机会，责任编辑冯广裕先生在炎炎酷暑之日，对文稿中的错讹多所纠谬，在此一并深表感谢！又学兄王德保、吴铭能在本书写作期间，或商论疑义，或持示资料，笔者也感谢他们的无私帮助！1996年5月初稿于燕园四院101室1998年3月定稿于中关村25楼237室增订版后记拙著《乾嘉考据学研究》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自1996年通过答辩，到1998年有幸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文库出版，已整整过去了22年。是书面世后，得到学界师友们的热情勗励，书早已售罄，朋友们也一再催我修订再版，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念想，但总是颠顿奔波，耽于杂事，不能壹力静心地做修订的工作。而更为难堪的是虽然20余年过去，但我对乾嘉考据学的认识与研究仍在原地打转，并未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汉学商兑汉学商兑赘言》说句大大的老实话，自从拿到博士学位那张纸后，我根本就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有计划有规模地读过书，时间总是被切割得鸡零狗碎，如同婆娑的树影，又像斑驳的老墙，在哗哩哗啦似有似无间轻易地划过，二十年来就没读过几册清人专著与别集。这让我极度地惶恐惊惧，汗颜无地，真所谓日月易迈，而马齿徒长了！拙稿原来的章节安排，其实是很老土的写法，就是对乾嘉考据学的名称、成因、派别、方法、代表人物、学术思想、成就得失及学术地位等，或详或略，或深或浅，按部就班地进行论述，这种做法的缺点是不时髦，但好处是不过时，相对稳定，所以要从章节上进行大的调整便显得很难。此次修订，对原有章节没有做大的更动，只是增加了新的五章做为《附编》，其中前三章分别对乾嘉考据学家的事功之学、乾嘉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研，这都乾嘉考据学与清代学术史上的重大议题。《江藩集》后两章主要是对江藩《汉学师承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具体论述，因为这两部书在研究与评价乾嘉考据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百余年来对乾嘉考据学的认识与评价，多出自这两部书中的观点。新增这五章的内容，都先后公开发表过，也凑合算是我这些年来的一些新见与浅见，与原书十章可以形成相配相补的关系，有助于读者对乾嘉考据学的认识与理解，也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会有些助益的作用。为了保证各章节相对的完整性，全书中个别内容与引文略有重复，请读者见谅。另外有一个我当年捅出来的大篓子，在原书中是一个小问题，但在我的学术研究史上应该是一件丢人显眼的大事件，有必要摘出来说说，就是对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不实指斥。《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在本书初版的第三章《乾嘉考据学方法》中，在谈到《古书通例归纳法的客观化与规律化》一节时，曾论到“江藩对古书通例集大成式的归纳”，对旧题藩纂《经解入门》深信不疑，并据此斥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乃抄自《经解入门》而成。此节文字也曾单独做为文章在《中国语文》发表，为我赢得了“美誉”。此次既为遮羞起见，更怕再次误导读者，就在修订时就把这段文字删汰了。当年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电脑尚未普及，还是手工抄录卡片来积累资料，彼时也还没有注释详细引据页码等的习惯。此次修订，将原书中所有的引文与注释做了全面的复核与核查，纠正了不少的引文讹误，并一一注明了版本与页码等。同时也编了《主要人名书名词语与事件索引》附在书后，以方便读者核检。《清学札记》全书修订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潘妍艳、朱明数、蔡紫昍同学的帮助，他们辛苦费力地对原书各章与附录的正文、引文和注释进行了详悉的核校；李林芳同学翻译与核校了英文目录。北大出版社愿意出版拙著，并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漆永祥匆草于2018年6月6日作者简介作者近照漆永祥，男，甘肃漳县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史、清代考据学、宋诗整理与研究、《燕行录》研究、东亚学术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学语文教学与高考等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撰著与古籍整理有《乾嘉考据学研究》《〈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江藩集》《汉学商兑·汉学商兑赘言》《清学札记》《全宋诗》（合作）《书林清话（外二种）》《东吴三惠诗文集》《欲觅金针度与人――中学语文与高考论集》等十余种，主编有《大学国文选本》《北大中文系第一课》《北大中文名师教育谈》等，已发表学术论文与散杂文诗歌等二百余篇。

李学勤先生从1954年开始，在历史所（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五十年，见证了所里的发展变迁、沧桑辉煌。2003年因为心系母校，他重新回到清华大学。在历史所的欢送会上，他动情地表示：“我的一生都与历史所分不开，我成长在历史所，我的一切成绩都是在历史研究所取得的。”我觉得这绝不是在公开场合的虚应之语，而是他发自肺腑的感受。所以到清华大学之后，他仍然还是历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并且对所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一生与历史研究所结缘的李学勤，向来以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著称，在甲骨学、青铜器与金文、战国文字、简帛学、先秦史、学术史、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说，独著、合编了多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用新时代的评价标准看，他无疑是著作等身也是著作等心的杰出学者。以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他很早辨析了“非王卜辞”类别，首次鉴定出西周甲骨，重定“历组卜辞”的年代，并由此主张和完善了甲骨分期的“两系说”；他开启了战国文字的综合研究，比如非常重要的战国文字分域五系说，可以溯源至他1956年在《历史学习》这本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战国器物标年》一文，从而促进了战国文字学科的建立。他利用简帛资料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其中《周易经传溯源》这本专著，在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专著类优秀奖，易学大家金景芳先生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李学勤的科研成绩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如果要全面地展现其学术气象和格局，我认为下面这三点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发扬的。第一，秉承重视理论的学术传统，提倡宏观视野和理论创新。众所周知，历史研究所的几任所长都是史学理论方面的大家，例如郭沫若先生、侯外庐先生、尹达先生、林甘泉先生。历史研究所的优势就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并形成了理论探索与专精考证并重的可贵学风。李学勤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要重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过人的学识与勇气倡导理论创新，围绕早期古史研究提出了“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倡导比较考古学等一系列新说，引发了学界重视和热议，也充分显现了他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每位院学术委员策划了一本论文集，李学勤在“自序”中谈到：揭示历史文化的真相，需要实的研究和虚的指引，后者就是指理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所以有现今的局面，首先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其次是有考古学的发现，这是能够超过前人的根本原因。李学勤一生奉行的这个观点，与他当年担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得到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有关系。因此，李学勤的论著表面上看以实证居多，但细究起来，却有非常宏观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尤其是对历史规律性问题的认识和新的问题意识发现上总能够给人启迪。我本人在学习秦汉史过程中，就深受其《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许多问题意识的影响。第二，尽心于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李学勤来历史所工作后不久即参加《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史稿》等集体合撰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又被借调到国家文物局投入新出简帛的整理工作，为学界贡献了高质量的整理报告。在完成国家交办任务这一点上，我们历史研究所的同仁从来都是尽心尽力，李学勤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1996年，他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和首席科学家，主持大型团队联合攻关三代年代学，这是国内首个文理学科合作的大型科研项目，2000年11月正式公布了“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提供了先秦三代王朝较为可信的年代框架。因此，2001年他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又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在断代工程项目中，历史所是排名第一的参加单位。这一项目使历史所相关学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展，这得益于李学勤在其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今天我们谈历史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一定绕不开断代工程的先导作用。第三，推动史学基础课题规划与建设，悉心培养史学人才。自1979年开始，李学勤通过海外访学的经历，意识到中外学术相互沟通的必要性，积极推动中外学界交流，呼吁重视并将“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推动。所以1992年他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国际汉学研究所，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被专家推许为“把冷板凳坐热”。实际上，他在历史研究所也在推动汉学研究。举个例子，1995年历史研究所在海南举办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国际著名汉学家济济一堂，成为中国本土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首次盛会，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作为时任所长的李学勤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学勤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并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1995年3月，由他与张政烺先生、谢桂华先生共同倡议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放眼国际简帛学界，该中心也是最早建立的简帛研究专业机构之一，定期出版《简帛研究》杂志和主编“简帛研究文库”丛书。该中心和刊物目前茁壮成长，已经成为简帛研究的专门园地和重镇。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后备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李学勤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导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近20名（包括外国留学生、80年代与张政烺先生共同指导了一批硕士研究生），其间还指导访问学者。其中的佼佼者都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从不同方向继承、光大李学勤的学问，这就是薪火相传。李学勤到清华大学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清华简上，为学界提供了简帛整理研究的又一批范本。他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荣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唯一的一等奖，这是对他学术工作与卓越贡献的肯定。李学勤不仅是光耀后世的一代学术大家，同时也是将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的楷模。他一生不仅在治学上勤奋努力，在做人上也高风亮节、淡泊名利、与人无争。他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也遇到不少坎坷和风雨，但他始终能够泰然处之，不做无谓的争论，把整个身心放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放到历史学学科建设上，放到党和国家交给的事业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0日第1929期 作者：卜宪群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日，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立项名单正式公布。我校国际商学院2018年博士毕业生张思雪的学位论文《创新、社会责任与中国产品海外形象关系研究》（指导教师：林汉川）、2019年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毕业生商辉的学位论文《“共轭环流”式国际分工格局——中国角色的演变和升级》（指导教师：洪俊杰）均获出版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主要资助研究深入、创新程度较高、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论文，突出对优秀青年学者的科研支持，每项资助金额为20万元左右。2020年全国共计立项67项，我校博士毕业生占据2席，占比3%。立项成功的背后，既是作者本人在博士四年求学生涯潜心研究、不断积累和沉淀的回报，又离不开导师、学系、学院的学术指导和科研训练，同时也是学校狠抓学位论文质量和过程管理，对博士学位论文高标准、严要求、强把关的成效之一。近年来，我校贯彻落实“三全育人”要求，将学位论文作为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着力点，对博士学位论文实行开题、预答辩、相似性检测、双盲评审、公开展示、质量预警、分委会汇报、科研成果审核等过程管理全覆盖，执行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后三级抽检制，推进“研究生培养质量年”工程。此外，学校还开展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校级博士学位论文出版资助项目，建立优秀学位论文库并向博士、硕士研究生开放查阅。奖惩并行、双轨齐下，校院两级上下合力，催生高水平学位论文，共谱人才培养辉煌篇章。在此衷心祝贺获批立项的贸大毕业生们！希望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不忘初心，再创佳绩。学校也将一如既往的重视博士人才培养，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催生出更多高水平论文和学术成果，不断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张思雪，女，2018年博士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ity College访问学者，Columbia University项目参与者，现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融合和创新管理。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课题。曾在《Journal of Business Review》、《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南开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17篇；参编著作曾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和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商辉，女，2019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等课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国际贸易问题》、《财贸经济》、《Applied Economics》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部分研究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白玉冬（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白玉冬，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教授，2010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阪大学，主要从事中古时期内陆亚洲历史语言与出土文献、碑刻研究，擅长解读古代突厥如尼文与回鹘文文献。2018年8月，白玉冬教授曾组织“兰州大学胡汉语碑刻考察团”，赴蒙古考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并先后举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历史语言研究工作坊”与“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坊”。此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蒙古国立大学历史学系达成“蒙古高原碑文合作研究协议”，计划在未来数年间对蒙古境内相关碑刻题记展开合作研究。作为“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项目的首席专家，白玉冬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对一项目的缘起、研究团队与学术意义做了介绍。此次访谈蒙罗新教授大力襄助，谨此致谢。您现在正在主持的学术项目，是“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能否请您谈谈这个项目的缘起？白玉冬：自有“华夷之辨”的春秋时期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华夏为核心，众多兄弟民族先后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泛起阵阵涟漪。简言之，是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璀璨历史。北朝隋唐，纵跨六个世纪，是中国历史由分裂割据转向统一团结的特殊阶段。此前移入中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民族渐次华化，降至唐代已经与华夏融为一体。北朝、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强盛，进一步促进中亚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移居东方。他们或从事商业贸易，或开辟殖民聚落，或入伍从军，有唐一代最终成为华夏的一员。伴随着唐朝的兴盛与衰退，高车、突厥、吐蕃、回鹘、吐谷浑等等民族或部族，掀起新一轮内迁热潮。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中国周边的原本操不同语言的上述不同地域出身的民族、部族、人物的发展轨迹，本质上来说是一部兄弟民族从接触、认知、感受，发展到消化、吸收、认同华夏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直接记录这些人物生平的大量的胡汉语墓志铭等碑刻材料，可以为我们研究这段民族交融的历史提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隋唐帝国的兴盛，进一步促进了东西南北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东来的粟特人，不仅带来了三夷教，而且还为北方草原带来了粟特文，甚至婆罗米文。依据学术界现阶段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一时期粟特文、婆罗米文与汉文一同成为了北方兄弟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而且，唐代，突厥、回鹘、黠戛斯、突骑施、葛逻录等北方兄弟民族或部族以及西南兄弟民族吐蕃开始利用本民族文字（古代突厥鲁尼文、古藏文等）书写自己的语言。在漠北草原、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天山、青藏高原等地区，他们留下大大小小总计约三百五十方（条）碑刻题记。其中包括墓志铭、记功碑、题记、金文等。其内容，或记录他们与唐朝等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或描述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朴素的生活。另外，内蒙古、西安、新疆等地也留存有一部分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刻写等历史遗物。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我们知道，鼎盛时期的唐朝，势力西及中亚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并建立起有效统治。在研究隋唐时期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历史问题时，上述民族碑志所蕴含的史学价值，不逊于汉籍等传统文献。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关于上述民族碑志，尤其是相关古代突厥鲁尼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碑志，我们国内的研究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目前，国内学术界缺乏一套关于这些民族碑志文献的综合性整理成果。我们的这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这个项目的副标题叫“以胡语和境外碑志为对象”，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白玉冬：北朝至隋唐，时间跨度长达六百年，地域广阔，民族纷杂，多种语言文字交集并行，民族碑志数量庞大。我们认为，在长达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北朝和隋唐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北朝，虽然结束了汉末以来中国北方的长期割据状况，但后来又分化成东西两大派别互相敌对。此种分裂局面，致使北朝在与北方草原的柔然汗国及其继承者突厥汗国之间的较量中并未占据优势。不论在军事支配性方面，抑或在思想统治性方面，北朝尚不能称之为强盛中国之代表。隋朝上承北朝，下启唐朝，结束了中国的南北割据局面。唐朝接受隋朝衣钵，治国典章制度等均取自隋朝。故，学术界通常把隋代和唐代视作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隋唐是中国社会由分裂走向统一，中国传统“天下一统观”再次获得强化，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推进“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工作时，初唐以前的境内汉文墓志铭难以严格划分时代界限。不过，境外汉语碑志和境内外胡语碑志主要集中在隋唐两代。“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题目宽泛，是个庞大的课题。我们加上副标题“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是本着课题设计不宜过于宽泛，避免大而全的原则，是为凸显隋唐时期华夏和周边兄弟民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关系，是为揭示传统中国“天下一统观”重新获得强化之进程。我们将致力于通过对这些民族碑志的整理与研究，促进构建中国特色欧亚大陆历史话语体系，进一步增强和提高我国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您所要研究的这些胡语碑志有哪些主要内容，研究团队的人员构成和分工情况是怎样的，能请您介绍一下吗？白玉冬：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胡语碑志，按文字包括突厥鲁尼文、回鹘文、吐蕃文、粟特文、婆罗米文，语言涉及古代突厥语、古代藏语、古代蒙古语和粟特语。其中，突厥鲁尼文碑志包括漠北草原组、叶尼塞组、阿尔泰山-天山组、境内组。漠北草原组主要属于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叶尼塞组属于黠戛斯汗国，阿尔泰山-天山组主要属于葛逻录和突骑施，境内组属于突厥和回鹘。漠北草原组包括著名的后突厥汗国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阙利啜碑，回鹘汗国希内乌苏碑、塔里亚特碑、特斯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以及其他中小型碑铭刻写题记，现有数量总计约一百方（条）。叶尼塞组是指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出土的墓碑刻写与金文，总数约一百四十方（条）。阿尔泰山-天山组主要由岩壁上的刻写题记构成，总计约一百三十条。境内组主要包括内蒙古达茂旗查干敖包刻铭，西安出土回鹘王子葛啜墓志，新疆吐鲁番雅儿湖千佛洞第五窟题记和北庭题记，和田出土木牍文等。回鹘文碑志主要是蒙古西部发现的乌兰浩木碑文。吐蕃文碑志包括石碑和摩崖石刻，总计约有二十余处。其中最重要的碑铭有桑耶寺碑、拉萨雪碑、桑耶寺碑、琼结桥碑、工布刻石、谐拉康碑西碑、谐拉康碑东碑、噶迥寺建寺碑、墀德松赞墓碑、唐蕃会盟碑、楚布寺碑等。吐蕃文碑志涉及祈愿、盟誓、纪功、墓志等多种题材，内容丰富，涵括政治、佛教、外交等各个方面。粟特文碑志主要包括北周史君粟特与汉文墓志铭、深圳博物馆藏北周遊埿埿盘陀夫妇粟特与汉文墓志铭、隋代漠北布古特碑和新疆昭苏县小洪那海石人碑铭、唐代《九姓回鹘可汗碑》等刻铭材料。婆罗米文碑志主要是隋代漠北慧苏图鲁盖碑文。暾欲谷第一碑葛啜墓志我们团队核心成员均由国内重点高校从事“冷门”、“绝学”研究的专业教师构成，分工明确。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丁教授主攻中亚古代丝绸之路文明史、历史文献学，负责粟特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朱丽双教授从事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释读与研究、藏学及古代于阗史研究，负责吐蕃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吐送江·依明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古时期西域历史语言，精通英语、土耳其语、德语等外语，以及古代突厥鲁尼文、回鹘文、察哈台文、粟特文、婆罗米文等研究用语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热孜娅·努日副教授师从耿世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和回鹘文文献。我本人和吐送江、热孜娅二位共同承担突厥鲁尼文和回鹘文、婆罗米文碑志的整理与研究。考察暾欲谷碑关于中国历史，有“征服王朝”理论和“新清史”等不同的学术话语，而您提到，这次研究有助于在前两者之外，提出一个新的“华夏化”的观点，能请您详细谈谈吗？白玉冬：美国学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提出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欧美日韩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魏特夫将中国历史朝代分成两类：一个是汉族建立的朝代，另一个是由中原四周长期交流融合的少数民族（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所建立的朝代，其中后者又根据汉化程度不同细分成“渗透王朝”与“征服王朝”。前者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族割据政权和北朝、后唐、后晋、后汉与北汉等，后者如辽朝、西夏、金朝、元朝与清朝。他强调后者鉴于之前渗透王朝各族的先例，在汉化的同时，刻意维护自身文化。当前学术界争议焦点“新清史”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来说与“征服王朝”相通。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国内部分学者主张的“汉化”，即北方民族建立的朝代无一不是汉化，最终融合在汉文化之中。如辽代的赈灾行动、廉政建设、谥号的使用等，就往往被这些学者归结为契丹人的汉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民族整合、国家认同的视角出发，此类研究成果累累，当然可喜可贺。笔者同时发现，从事此类研究的部分人员，往往忽视对民族语文献的注意，甚至于对汉文史料的甄别理解也多有困难，缺乏依据不同类型史料的立体性思维。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归纳出一个前瞻性很强的众所周知的结论，不免有历史唯心主义思想的表现之嫌。“新清史”也好，“征服王朝”也罢，自然有其局限性。原因在于历史上的这些王朝是建立在中国本土，王朝创建者的DNA大多流淌在当代中国诸多民族的血液中。而且，这些王朝创建之前就已经与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部分征服者主动吸收华夏文明。毋庸置疑，此点很难以“征服”二字一言以蔽之。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强调、一味探寻统治阶层的汉化，恐怕与“征服王朝”理论之间永无平等的学术对话。罗新教授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论著中提倡北朝是个复合型社会，既有北族的色彩，又有华夏的影响，北朝社会尚未完全融合。记得《辽史》明确记录，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有“北面官”和“南面官”两种不同的统治体系。我以为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起到启示意义。我们知道，在东方，在大漠南北，粟特人表现出了极大的融通性，甚至于寄生性。他们在中原内地最终的结局无疑是汉化，但关于其入华之后不同阶段汉化的进展程度，学术界关注度不足。相比草原部族，粟特人更早享用文字文化，兼备多种宗教信仰，且善于经商，文明程度无疑更高。粟特人在东方融入华夏的进程，对讨论北方民族与华夏之间的融合问题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相关粟特语出土文献和汉文碑志，我们已经大体掌握部分粟特人经历接触、认知、感受、消化、吸收的过程，最后认同并融入华夏文化之中。这种进程是否适合于北朝鲜卑直至后来的诸多北方民族？这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回归本位，了解史实，辩证地剖析。借用沈卫荣教授之言，“历史研究需要把历史故事放回到其本来的语言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考察，以充分揭露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启发和帮助。”在批判“征服王朝”理论的同时，不拘泥于单纯的“汉化论”，在“征服王朝论”和“汉化论”之间探寻一个新的“华夏化＞汉化”观点——此路是否可通，值得我们深思。您在开题报告中也谈到，这次研究有助于“重新构建以隋唐为主导的‘天下一统观’历史进程”，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白玉冬：前面说过，以华夏为核心，是中华大地上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的璀璨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都是我们的兄弟民族。兄弟之间闹分家、吵嘴仗，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但历史主流是和谐共处。盛唐疆域西及中亚伊塞克湖以西，北括漠北草原，唐朝曾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有效统治。当时，漠北铁勒诸部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此后，虽然复兴的后突厥汗国间或对唐朝阳奉阴违，但回鹘汗国出兵助唐镇压安史之乱，与唐朝结成“兄弟之约”、“甥舅之好”，二者共同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壮美篇章。西南兄弟民族吐蕃与唐朝历史密不可分，二者结为姻亲，亦曾发生战争。初期是贞观年间和好关系的建立及迅速发展时期，中期是双方在交往中互相依存、争斗中互相消耗，最终在长庆元年（821）实现会盟。在我看来，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吐蕃挑战唐王朝的影响力和天下一统观。虽然其过程错综复杂，但结论是以吐蕃的内乱告终。关于821年的唐蕃会盟，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曾提出是唐、吐蕃、回鹘三方的会盟之说。如是，这正表明通过该会盟，三方实现了大和解，是以唐朝为核心的“天下一统观”的巨大发展。我们将立足于新视角，通过对民族碑志的整理，挖掘发现新材料，致力于构建这种“天下一统观”的强化过程。您曾经留学日本，师从森安孝夫教授，现在也正在翻译森安教授的著作。能请您谈谈这段学术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吗？白玉冬：森安孝夫1981年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研究科东洋史学，擅长解读突厥鲁尼文、回鹘文、藏文，并精通英、法、德等多门外语，主要研究领域为敦煌西域历史语言。自1984年起直至退职的2012年，他长期在大阪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执教。在他引领下，大阪大学在最近二十年发展成为日本内亚史研究的重镇。其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活跃在日本史学界，研究领域涵盖敦煌学、蒙古学、突厥学、回鹘学等。包括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员期间在内，我一共受教近十年。其间的收获，第一在于利用他本人在蒙古采集的拓片和保管的图片研读突厥鲁尼文碑文和回鹘文文献。我出版的专著《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第六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其中最重要的史料就是突厥鲁尼文碑文和回鹘文题记。回国以后，我长期开设古代突厥语课程。这完全是森安先生所赐。第二，记得他多次强调“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的区别在于历史学者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语言学者解读完一份文书就大功告成，而历史学者需要了解此种解释的历史背景”。他不仅言传身教，还付诸实践。敦煌西域出土文献，不论是汉文、回鹘文、鲁尼文，他曾经解读的，一定要进行历史背景的考述。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我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立足于对文献的解读和历史背景的考察。此外，森安先生的很多研究成果，如关于回鹘的西迁和北庭争夺战的考证等，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总之，森安先生严谨的学风，给予了我重大影响。

某些爱好大概是天生的，比如我对于书的热爱。小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书。父亲说，他的书在20世纪60年代末都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得了一百多元钱。按当时的物价折算，应该有不少书。80年代以后，家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父亲陆续购买了一些传统文史图书。到了晚年，他才有安定的环境和余暇阅读这些他喜好的文史图书。这是他历经磨难困苦的一生中难得的精神享受。①我读小学是在70年代，当时除课本外无书可看，我似乎对连环画都没有印象。1977年上初中，我突然就显露出对书的热爱。镇上供销社的一位退休职工利用书店的书办了一个借书处（书店属于供销社），我应该是最忠实的读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借书处全靠我才得以支撑下去。初三时，班里有一个图书角，书很少，我把那里所有的书都看完了。我也经常去镇上唯一一家书店。所谓书店，只是供销社的一角，书也不多。书店是闭架的，只能隔着柜台远远地望，有时请服务员拿出来看看，但次数多了服务员便不耐烦。自己买书，也是在初中开始的。那时，家里经济条件还不好，我并没有零花钱，实际上也不需要零花钱，但只要我提出买书，父母总是很支持。从初中开始到现在，买书也有差不多40年时光。我没有统计过自己有多少书，大概不到一万册吧，并不算多。其中多数是我工作所需，还有一些业余消遣的读物，线装书只有几种，没有什么珍本、善本。现在藏书数万册的学者不在少数，十数万册的也不乏其人，并且不乏珍本、善本。无论是书的数量，还是珍稀珍贵程度，以及对购书的痴迷程度，我都不足道。但敝帚自珍，这些书是我的最爱，每一本书都有我的回忆。年轻时，逛书店、书摊、书市是我的一大爱好，一段时间不去就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出现了不少自发的书摊。这种书摊我逛得最多，也最期待。当时，我住在五棵松路北金沟河附近。每到周末，附近的永定路从复兴路口往北到金沟河数百米距离，道路两侧摆满了书摊，都是就地摆摊，颇为壮观。后来，先后迁移到玉泉路、八宝山等地，书摊越来越少，最终消失。②逛这些书摊是我的爱好，当时还是单身，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这么多的书摊，弯着腰或蹲下去一家一家看过去，实在很累，但就算没有购书，也觉得愉快，何况购书还不少，好书也不少。比如，我曾经花10元淘到《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下两册，分别以2元、5元、2元三次配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品相不好是地摊购书常有的遗憾，不过我并非藏书，并不太在乎品相。90年代，我还常到北大及附近逛书摊，淘到不少好书。印象最深的是，在成府路一地摊以10元购得1936—1940年的《浙光》杂志30余期，系浙江地方银行编辑出版，上面居然有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书章。社科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到长沙、衡阳南岳、桂林阳朔、昆明、李庄各地，其图书还曾暂存贵阳花溪等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52年底迁回北京后，经济所又几经搬迁。这些杂志随社科所、经济所经历了战火和多次搬迁，不知何时何故又从经济所散出，见到时真是惊喜莫名。虽然我当时的研究范围并不涉足民国经济史，且因经济有限，很少购买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即买下。其他地方的书摊，我也曾专程前往。有一次，专门去东郊某集市内的书摊，购得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回忆录《韧的追求》。某次我从西四环的金沟河前往位于东四环附近甜水园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当时，地铁一号线只到复兴门，更没有六号线，记得是从定慧寺（那时还没有定慧桥）坐公交车到某地，转9路车到金台路终点，再步行到图书市场，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在图书市场，见到若干简陋的平房，转了一圈，感觉不佳，也可能是因为路途疲劳。只记得买了一本影印的书，印象中这个市场好书不是很多。2002年后，我在甜水园住过8年，图书市场后来改建为大厦，与我家近在咫尺，经常顺便进去，但大概只买过三五本书。著名的潘家园，我去得并不多，1996年后的购书目录，发现只去过十余次，购书五十余册，大多为普通常见书，好书并不多。盖因我不能像一些淘书者在凌晨两三点到达，等我到潘家园时，已九十点钟，好书早已被人淘走。不过偶尔也会遇到好书，如1998年澳门基金会出版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一八八七—一九四六）》，在内地实属稀见，却在潘家园以5元购得。某次，在潘家园见到有经济所经济史前辈聂宝璋先生的资料卡片出售，摊主开价500元。500元现在不算什么，但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力不能购，心中甚为惋惜，怅然而去。著名的琉璃厂，原来也常去。9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此办过几次书市，拿出很多库存，场面火爆。有人从外地打飞的来购书，一些藏书家和爱书人多购得宝藏，至今津津乐道。我无意藏书，也无力藏书，每月区区百十来块工资，有何财力藏书？每次只能力所能及地购置一些专业书和业余消闲的书。后来，中国书店的旧书价格大涨，就几乎不去了。倒是近年几次路过和平门，便顺道去中国书店逛逛。2016年5月14日，我陪儿子去北师大附中参加小升初特长生初测，顺道在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以100元购得《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该书出版于1966年2月，几乎全新，以现在的旧书行情，并不算贵，为吴承明先生担任主任的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之一种。该丛刊共七种，我仅缺此书，真是意外之喜。当时，在店里还看到了经济史前辈章有义、宓汝成、从翰香几位先生的藏书出售。章、宓两位是经济所的前辈。据说，50年代初，从先生也在经济所工作，所里的经济史曾有划归近代史所之意，她遂先行过去，但经济史最后并未划归近代史所，而她也未回经济所。每见前辈学人一生所聚藏书散出，我总是不由心生伤感。2016年，科学出版社编辑李春伶女士向我征询出版经济史资料，我建议出版这套“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并建议纳入15种相关的图书，并应邀撰写出版推荐意见和序言。2018年，新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出版，总共收书22种，精装23册。③北京书市我以前每届必去，或去不止一次，也总有收获，不过已好几年不去了。出差时，也会抽时间去当地的书摊、书店，有时也能淘到一些书。购书后对书稍加整理，置于书架，看着好不容易淘来的书，不觉满心喜悦。每次看到这些旧书，都能回忆起年轻时淘书的快乐。现在旧书价格大涨，虽然收入也增加不少，但按现在行情，有些旧书我是不会购买了。我有在扉页记下购书时间、地点的习惯，若干年后或许成为这个城市书摊兴衰的雪泥鸿爪吧。由于居所狭小，购书已比年轻时减少，并且基本上是网络购书，方便是方便了，却少了很多淘书乐趣。不过，我依然会在书上记录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网某某书店。我手里的书，有的只在购入时翻过，有的只用以备查，有的认真读过，也有少数包含了我的研究成果。我的一套《明史》，是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购置的，当时并没有看过。直到1986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跟随恩师郑克晟教授读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才开始认真通读《明史》。除天文、五行、历法、礼、乐等志外，其他的都逐页逐卷地认真研读了，做了许多标记，书中还夹了很多小纸条，以至于很多册书都鼓起来不少。研读过程中，还写了一些小札记。当时，四人一间宿舍，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同学并不住，我们三人便各据房间一角，每人配一个亮黄色的小书桌。我当时的台灯灯罩是桔黄色，在这样的氛围下读书，感觉是很温馨的一件事。那时候，我生活简单，心无旁骛，专心读书，现在很是怀念那段读书时光。郑天挺先生曾一再强调“精读一本书”，建议精读《明史》，可以对有明一代历史有一个整体了解。我正是在郑老哲嗣克晟师的指引下，通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得以初窥读书治学门径。我有不少师友的赠书。看到这些赠书，就使我想起前辈的鼓励关爱，同辈朋友的勤奋精进，年轻一辈的后生可畏。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经济所前辈方行先生的三本论文集。其中，《封建经济论稿》和《清代经济论稿》是方老师生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论稿》方老师未能看到它的出版。承方老师错爱，这三本论文集我多少都参与过编辑出版过程。此外，我还有一些方老师的赠书。我并不是方老师的入室弟子，方老师晚年嘱我替他办一些杂事，他的一些文稿也多赐我先睹为快。方老师是我接触最多的前辈之一，也是在为人和品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方老师身体素来健康，2014年9月底不慎摔了一跤，10月4日晚遽然去世，我深为震悼。看到方老师的三本论文集和他赠我的书，想起方老师的治学为人，想起方老师生前对我学术上、生活上的诸多关怀，我心里总是很难过。2019年，经济所庆祝建所90周年，其中一项内容是出版“经济所人文库”，我自荐承担《方行集》的编辑，力求展现方老师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精华。这也许是我能为方老师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购买过不少学者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以及回忆研究晚清至当代学者、学校、学术机构的书，很喜欢这类书，有的书读过不止一遍，有空就拿起一本翻翻。读这类书，即使随便翻翻，内心也充满了愉快。从大的方面，可以观察学术史；从个人角度，可以学习前辈学人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叹。这类书中，我最熟悉的是《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前者是我与孙卫国兄所编，其中的文章读过多次。对后者的期待，超过了十年，其出版后即认真读过一遍，此后也时常翻阅。2018年3月，在“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上，我就此作了发言。之后，以《西南联大独家史料，一代学人心路历程——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题，发表在报纸上，颇得好评，并由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兄推送微博，不到24小时阅读量即达到27万。这当然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由于读者对郑老的敬仰。郑天挺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前辈学者之一。余生也晚，我并没有见过郑先生，但我几乎读过所有回忆纪念他的文字。每次读到这些文字，都让我敬仰感动。④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书架上还有几本烹调书。1989年6月底，我进入经济所工作，即入住集体宿舍，至2002年才搬走。宿舍在五棵松附近某干休所一栋筒子楼（8号楼）的二三两层。从1988年开始，经济所、农发所、工经所、财贸所及哲学所等都曾分别租用，大概到2010年代为止。干休所的食堂饭菜很简单，我们就在筒子楼的公用煤气灶上自己烧菜做饭。由于每层楼只有一个煤气灶，每到晚上排队做饭时，经常会发生一些趣事。那时，我对烧菜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买了一些烹调书来学习。后来，也能做几样家常菜，味道还凑合。书架上的这几本书，让我回忆起集体宿舍简单、艰苦而快乐的单身生活。“五棵松”，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美好回忆。今年春节前，当年五棵松的兄弟姊妹还聚了一次。一位已成为投资人的兄弟说，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生活简单，无欲无求。聚会前，我专门回了一趟8号楼，在大院门口遇到现在北师大的胡必亮教授。他在农发所工作时，是与我同住的舍友，也是专门来此寻找回忆的。8号楼现已被拆除半截，其余部分也不再住人，楼门封锁，我俩只能在楼外看看，拍了一些照片，心中充满了怀念。后来得知，回去过的还不止我们两个人。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封越健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青年长江学者与她“404”的论文梁莹的一些论文与别人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社会学教授梁莹的很多论文都凭空消失了。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上，这位教授的个人成果页面目前只张贴着英文论著目录，没有任何中文论文。这对一位本土的人文社科学者来说，是非常少见的情形。但梁莹事实上著述颇丰，仅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能查到的，以她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的中文文献就超过了120篇。不过在过去几年里，她的这些学术成果陆续被从网上删除了：包括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在内的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现在都已检索不到任何她的中文论文；在那些期刊官网上，对应页码处也已无法查看。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但页面已显示“404”（无法查看）。从学术头衔来看，39岁的梁莹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从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并于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论著是一位学者成长路上的重要垫脚石。那些如今无法检索的论文，曾帮助梁莹申请学位、获得研究经费、入选各项人才计划。用她一位同事的话说，她“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但对梁莹的声誉来说，这些“垫脚石”存在着潜在的威胁。记者比对论文时发现，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例如，梁莹2002年发表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其比较》，是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的缩减版，只有极少数句子有说法上的差别。这些学术上的污点，随着那些论文的删除，都被从数据库里暂时抹掉了。“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一位同意接受采访但要求匿名的学术期刊负责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2014年前后，这份期刊收到了梁莹从知网撤下其已经刊发的文章的要求。这位负责人对此事印象很深，主要是因为作者主动要求下撤文章的情况极其少见。自创刊以来，这“可能是唯一一次”。梁莹希望这份期刊从知网上撤掉的两篇论文发表于十几年前，均是她在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院读硕士时期发表的。她告知的撤稿理由有两条，一是发表论文时研究水平很低，文章很粗浅，二是现在自己只发英文论文了。“这个是很不正常的事情。”这位负责人说，“我不认可这个原因。学问都是逐步精深的，难道现在成熟了，成了教授了，就不承认当时学术的粗浅了吗？”因此，这家期刊没有答应梁莹的要求，之后也与她再无联系。但那两篇论文还是从数据库中消失了。中国知网负责期刊采编业务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也不清楚文章下线的原因，但按照撤稿流程，需要期刊社出具撤稿函。数据库是与期刊社合作，论文作者个人没有资格撤稿。万方数据库资源合作中心工作人员赵书杰则称，撤下文章“原则上要编辑部同意”，但梁莹这次的情况是作者要求的，“有特殊原因”却“不便透露”，但确实是符合撤稿流程的。上述期刊负责人则告诉记者，他们从来没有向数据库出具过撤稿函。主动下撤文章一般是发现文章在重复率检测中不合格，或存在数据造假、一稿多投等问题。数据库不可以未经编辑部允许就撤稿。两家数据库方面均表示，会对新收入的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以鉴定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但很早以前的文章都是直接收入。前述期刊负责人告诉记者，早年的论文查重技术还不普及，审稿专家无法保证阅尽相关学科、相关专业方向上的所有刊发论文，出现学术不端的情况难以避免。连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删除了截至发稿时，记者在“百度学术”检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梁莹，得到125条检索结果，每一篇都给出了引向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的链接，但点击后，均显示文章不存在。引向百度文库、豆丁网、道客巴巴等国内文档分享平台的链接，对应网页也无法查看。这些消失的文献甚至包括梁莹的硕士学位论文《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的行政参与——现状、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和博士学位论文《当代公民文化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研究——以南京市调查为例》。即使是提供电子版的相应期刊官网上，绝大多数也无法检索到文章，对应页码有图片预览，但无法查看具体内容。记者到图书馆期刊室里逐一对比后发现，120多篇文章都确实在期刊上白纸黑字发表过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一位教授说，2016年和2017年，该院多名教师从不同渠道获悉了梁莹撤稿之事，但没有料到会有100多篇。这位教授说，梁莹2009年进入南京大学任教时，学院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见主要是认为她才30岁，就发表了30多篇论文，以文科的标准来看，担心她不太严谨，而且这些论文中并无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她仍然凭借论文数量上的优势通过了投票。时任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梁莹参加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选聘时，虽有不同意见，但考虑到当时社工系的总体科研能力弱，而梁莹的科研能力比较强，所以顺利通过了。从程序上说，梁莹的入职没有什么问题。记者查询到，梁莹2009年之前发表的论文远多于30篇。仅2003、2004、2005年，她就分别发表论文22、11、17篇，2006年至2008年共发表16篇，且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署名。她2003年发表的论文《治理：面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新选择》与《走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困境的一种新思维——来自治理理论的启示》属一稿多投，且全文约三分之二的篇幅与厦门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两篇论文存在雷同。在数据库中，记者还发现数十篇其他作者的论文与梁莹的论文内容十分接近，但发表时间要晚于梁莹。2009年到南京大学任教后，梁莹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都高于4篇，其中2011年~2013年各发表中文论文12篇、14篇、10篇。从2014年起，梁莹开始发表英文论文，鲜少发中文论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网站介绍，梁莹近几年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发表英文论文50余篇。2011年，梁莹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年度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计划，2017年又成为“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周晓虹回忆，梁莹进入学院后对工作“十分投入”，怀孕时都挺着大肚子、手上托着电脑边走边看，比较刻苦，发表的中英文论文数量较多。因此，她申请各种人才计划，院里都给予了支持。她通过了包括“青年长江”在内的多项人才评审，这些评审都是由国家各部委组织专家进行的，能够选上说明其具备了相应的研究能力。得知梁莹撤稿的情况后，周晓虹曾与她交流过。他向记者回忆，几年前，梁莹能连续发英文论文后，对发表中文文章就有些不屑。所以面对周晓虹的询问，她回答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则说，关于此事，现在没有什么“客观的证据”，都是传闻。他强调，该院的学风整体上是非常好的，也产出了很多具有内涵和思想的学术作品。但如果按照国外某些学术期刊模块化的方式来做论文，那就会影响文章的内涵，对学术本身是一种伤害。“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据梁莹的同事介绍，社会学院6位教授曾向学校领导反映过关于梁莹的传闻，建议校方调查核实，否则“可能迟早要出事”，影响南大和社会学院的声誉。当时接待的一位校党委副书记表示会认真对待，但迄今没有反馈结果。此外，2017年3月，社会学院社工系2014级全体学生曾联名举报梁莹的教学态度极不端正，南京大学的学风督导员曾在课堂督察中发现她有这方面的问题。梁莹开设过社工系大三年级的专业课《社会工作行政》以及大一年级通选课《社会工作概论》。社工系2014级本科生张云开（化名）告诉记者，梁莹常常早退1节课的时间，每节课都会长时间安排学生发言，自己玩手机或打电话，课堂上会出现10分钟里她自己玩手机而全班鸦雀无声的状况。张云开回忆，梁莹还在课堂中炫耀过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荣誉，表达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头了，没什么好怕的了”“我已经评上教授了，学校说必须每年上三门课我才来给你们上课的”。她还会将期末考试的题目提前透露给学生，给绝大多数人打出高分。2015级本科生刘明萱（化名）告诉记者，梁莹上课就是坐着念课件，还时常在课堂讨论时吃零食。上《社会工作行政》课时，18周的课时，老师有五六次没有到堂，前3次安排了研究生讲课，后面只是安排助教盯着学生，让学生自习。他们还反映，梁莹经常利用这门课让学生帮自己做私活儿，例如课程作业是帮她录入问卷，或安排学生去做与课程主题毫不相关的课题的回访工作。社工系要求本科生在大三结束时完成一篇学术论文，2015级学生没有一个人选择梁莹当导师。上述情况，周晓虹对记者表示基本属实。为此，去年周晓虹根据学生的反映，专门组织了学院的5位领导去轮番听课，并根据听课的情况对梁莹提出过相应的批评，也组织梁莹与学生作过交流。梁莹表示愿意改正。社会学院现任院长成伯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学院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学术委员会和伦理委员会已经启动调查工作。如果梁莹教授学术不端的情况属实，一定会公正处理。10月23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莹承认自己的一些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她表示，上述情况只在自己学术生涯最早期，即2005年以前出现。当时她刚读研究生，学术刚入门，不懂规范，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关于一稿多投，梁莹解释说，当时期刊即使不接收论文也不会给回复，所以等一段时间还没有下文，她会将论文修改后另外投稿。梁莹说，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她说，没有人会追究早年的事情，不希望早年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前途。自己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能在顶级英文刊物发表论文，“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如果现在的英文论文有问题，我认。”她还告诉记者，自己撤稿的一个原因是，很多学生告诉她，她以前的中文论文水平比较低。她通过联系数据库公司的法务部门撤了稿，理由是这些数据库刊载她的论文没有经过作者允许，也未支付报酬。在数据库里，那些论文的痕迹一点点被消除了。但这种删除有点像是掩耳盗铃——它们已经被保存在众多图书馆的书架上，白纸黑字，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见习记者 王嘉兴）

2019年1月13日，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获奖名单正式公布，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陈玺的学术专著《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获提名奖。陈玺，1976年生，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教授，长安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法律史教研室副主任。1999年、2005年分别获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学位，2009年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博士后。主持国家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法学家》、《法律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2016年入选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兼任西安市法学会唐律研究会秘书长。耗时六年完成《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于2016年首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8年9月再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现正进行英文本翻译工作，预计2020年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该书以陈玺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为选题，以他的博士论文《唐代诉讼制度研究》（已于201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基础，另起炉灶、谋篇布局而成。从开始写作到最后正式出版，陈玺共花了六年的时间。回顾这六年，陈玺说，有喜悦，有心酸，有困惑。有一天晚上，父亲突然看着陈玺电脑上的文稿题目问，"现在为什么还需要研究唐代这么古老的法律？"陈玺无言以对。当该书因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被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后，老人说，"看样子这个书还不错。"陈玺说，虽然该书源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但"完成这部书不仅仅是为了课题结项。它已有很多前期成果发表在期刊上，如《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等。完成这部书最重要的目的，是为自己这五六年的学术思考，做一个系统总结。"查明三大问题陈玺认为，在《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这本书中，他主要查明了三个问题。首先，是规则继受与变迁。唐代诉讼规则趋时更新，创制了加役流、长流等。此外，唐代立法与司法相互为用，继受与创新协同并举，由此成就了其诉讼法制文明卓尔不群的风格；其次，是规则创制与适用。唐代司法审判，既有对成文诉讼制度的严格遵循，也有对不成文诉讼惯例的长期适用，其演进途径有两种：经立法机关吸纳或认可，最终上升为诉讼制度；或长期保持惯例样态，在特定领域长期运行并加以完善；再次，是诉讼制度与惯例。纵观隋唐时期诉讼规则发展历程可知，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之间呈现反比分布样态：凡某一领域诉讼制度相对完备者，诉讼惯例发挥的作用相对受限；若某一领域诉讼制度尚不健全者，则该领域诉讼惯例往往大行其道。同时，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无法脱离司法实践，无法与诉讼惯例相互割裂。比如，在唐代司法惯例中，诸如杂治、长流等特定领域，统治者将诉讼规则长期保持惯例状态，予以长期适用。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最终成就了固有诉讼文明薪火相承与革故鼎新并存的风格。运用最新史料资料、观点、方法，是学术研究创新的三大重要领域。作为一本法律史专著，《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何以荣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该书编辑说，它勾勒出了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中制度、惯例、观念三位一体、协调互动的运作格局，展示了我国传统诉讼法制文化演进、发达概观与规律。陈玺认为，更重要的在于自己身居古城西安，对当地新见出土资料的恰当利用。本书在扩展资料搜集、适用范围的同时，尤其关注对近年来新出土唐代文献的充分利用，如对《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洛阳流散墓志汇编》等新见资料的运用。"其中，长安、洛阳两地近郊新出土的唐人墓志蕴含的诉讼法制信息，目前尚未引起诉讼法史领域研究者足够重视。"陈玺说，本书详细剖析了《李多祚墓志》《刘祎之墓志》《成王千里（李仁）墓志》《卢巽墓志》等出土资料蕴含的法律史料，为其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的再版、获奖，让陈玺倍感欣慰，但"诉讼惯例仅仅是古代诉讼法制的一个点，甚至不是一个面，以它去勾勒描摹中国漫长的法治文明非常不足。"目前，陈玺教授还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诉讼惯例研究"，他也将不断深入对古代司法制度的认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