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研究所

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评审验收会现场11月29日，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评审验收会在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召开。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副院长苏伯民，党委委员、副院长程亮，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保护研究所研究馆员樊再轩参加了评审验收会议。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新，著名画家、设计师胡时等与榆林窟第2窟、第3窟、第17窟和第19窟保护展示项目相关的专家组、捐资人、设计者代表共40余人参加本次会议。验收会由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宋子贞主持。通过听取报告、现场核验、评审建议等程序，验收组按照设施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情况从文物保护、合理利用空间或扩大空间、提高观赏展示效果等三个方面对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工程进行了评审。最终，验收小组一致认为，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工程建设符合设计要求和合同内容，科学、细致、规范、有效地完成了洞窟保护性展示设施建设，达到了简洁大方、自然和谐、无障碍性展示洞窟的目的，极大提升了观赏展示效果，充分体现了“最小干预”及与洞窟环境相协调的文物保护原则，一致同意通过评审验收。该工程的成功实施，为建成洞窟内外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展示设施提供了典型范例。樊锦诗在评审验收会上讲话樊锦诗在讲话中表示，今天看到洞窟里的保护展示设施，不仅保护了壁画，还将观众与壁画的“距离拉近”，让观众观赏时可以看得更清楚。感谢各位的慷慨捐赠和精心设计，在这里我对参与项目实施的各部分人员长久以来为项目建设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表示感谢。敦煌研究院能到今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和肯定，希望敦煌研究院广大干部职工能继续发扬“莫高精神”，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敦煌研究院事业的长足发展。“希望能够继续为敦煌石窟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事业做出更多贡献。”捐赠代表徐建新说。会上还为榆林窟保护展示设施建设捐赠者颁发了荣誉捐赠证书。颁发荣誉捐赠证书来源：敦煌研究院新媒体中心，文：殷曦，图：王嘉奇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榆林到底有多少煤炭？根据媒体的报道，榆林市是全国第二产煤大市，同时榆林也是拥有全国最大的优质煤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榆林市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陕北侏罗纪煤田。榆林54%的面积含煤，煤炭预测储量2720亿吨，探明储量1490亿吨。前几年，56个煤老板一夜之间捐款13亿元，个个捐款千万以上，敢以千万和亿为单位捐款的，家产必然在10亿以上。今年还有榆林市榆阳区的26个煤老板捐款，一夜之间捐了5.4亿元，也是个个捐款千万以上。中国煤炭资源分布图但是，探明产量和实际可生产的产量，仍然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2007年5月，中石油下属的冀东油田通过新华社对外宣布，发现了规模储量达10亿吨的南堡油田。当时中石油豪言预期实际储量可达10亿吨，而到2012年年产量可达2000万吨。而2013年，冀东油田的开采总量仅为170万吨。很多探明产量的地区，也因为地质环境和开采条件，无法开采，所以，榆林的探明产量1490，实际上是要打折的。从这种资源分布图上，也能看出来一些端倪。陕西煤炭资源分布图榆林人对挖煤这个事情上有多积极？根据榆林市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榆林市累计生产原煤4亿吨，2016年为3.6亿吨，2015年3.6亿吨，2014年3.7亿吨。2013年3.4亿吨。但对于统计局的数字而言，可能不准确。很多参与煤矿生产的内部人士说，一个年产量在100万吨的煤矿，如果产不出200万吨煤炭，只能证明这个煤矿的老板是个傻子。实际上，超产能生产，不仅仅是私有煤矿有这种现象，绝大部分国有煤矿，也存在超产。也就是说，榆林每年产出的煤炭，数字可能远远大于统计数字。另外就是，煤炭的开采技术，会造成大量原煤浪费。根据开采技术的不同，比如房柱式、壁采式、水平分层法、倒台阶开采法等，原煤的利用率最低在15%，最高在60%。通俗的说，就是100斤的煤炭，你只能挖15斤使用，其他的都白白浪费掉了。这样一来，原有的1490亿吨，产量，消耗速度会加倍。2017年，榆林市802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产值4234.64亿元，仅仅原煤就开采了4亿吨，按照一顿原煤400元计算，几乎榆林工业产值的一半，都是靠挖煤来赚的。所以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榆林，可以一直靠资源发财吗？中国矿产资源分布图，榆林属于绿色区域。但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在201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按国家能源需求和煤炭资源回收现状，绿色煤炭资源量仅可开采40～50年，未来或将大面积进入非绿色煤炭资源赋存区开采，势必让煤矿安全面临巨大难题。也就是说，按照专家乐观的估计，榆林的煤炭最多可以挖50年，这50年，我们已经挖了20多年了。资源型城市一旦没有资源有多惨？六十年代，甘肃玉门油田担负起了大学校、大试验田、大研究所，出产品、出人才、出经验、出技术的"三大四出"历史责任，先后向全国各油田输送骨干力量10万人，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王进喜就是其中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油田基地搬离，市政府西迁至70多公里外的玉门镇新城，数万居民弃老城外迁，昔日辉煌的玉门城如今弃楼遍地，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房价低至500元一平米都无人问津，接近原来六分之五的人口早已消失不见。希望我们榆林，不要走玉门的老路。

#榆林#榆林，古称“上郡”，有“小北京”之美称，有“南塔北台中古城，六楼骑街天下名”的美誉，如此奇特城建，在神州大地实属罕见，这也是榆林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要标志。 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中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陕甘宁气田。 榆林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爱心城市 ，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 ，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陕西榆林的几个名人，陕西榆林近现代这四位名人，看看你认识哪几位？一，高景德高景德于1922年出生于陕西，是著名的教育家，电机工程专家，在1941年，高景德高中毕业就被保送到了西北工学院，于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助教、讲师。于1980年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年，高景德出任了清华大学的校长。高景德长期从事电机和电力系统分析和控制的研究，发展和深化了电机理论和方法。于1996年获得了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其他的奖项。二，胡启恒胡启恒于1934年出生北京，祖籍是陕西榆林，是模式识别专家，在1963年的时候，胡启恒在原苏联莫斯科科化工机械学院研究生毕业，拿到了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于1995年就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胡启恒致力于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在相应领域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三，王二妮王二妮于1985年出生体育陕西榆林，是北京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二妮毕业于榆林百花艺术学校，是青年名族歌唱家，在2007年，王二妮参加了《星光大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出道，在2011年举办了个人演唱会，2016年王二妮就登上春节联欢晚会，表现非常优秀。四，张维迎张维迎于1959年出生于陕西榆林，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获得者，于1998年任博士导师，2006年至2010年12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张维迎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总结本文就到这里，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跟小编一起讨论，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9月8日下午，在第十五届榆林国际煤博会期间，中国·榆林国际高端能源化工发展论坛在榆林市人民大厦举行。本次发展论坛以以“创新引领、主动转型”为指导，论坛现场“华为—榆林中国能源大数据中心”揭牌成立，“榆林能源化工大数据平台”正式启动上线。陕西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金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女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蔡睿等领导嘉宾出席论坛。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出席论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临致辞，市领导杜寿平、王华胜、姜国璋、孙守洋、高光耀等参加论坛，大会由市政府副市长张胜利主持。李春临在致辞中表示，榆林有一流的资源优势、独特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当前，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国际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资源型城市在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总书记今年来陕考察，为我们廓清了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新时代榆林发展的总目标是加快迈向“现代化资源型领航城市”，实现这一目标有三个重要支撑：一是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二是打造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城市，构筑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三是打造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李春临说，榆林正在加快建设迈向“现代化资源型领航城市”，全力打造世界一流高端能源化工基地、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城市，重点建设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煤头化尾”全产业链基地和“科创新城”，国家战略叠加的红利加速释放，蓄势跨越的动能更加充沛，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发展热土。榆林将以“放管服”改革为牵引，重塑审批流程，精简审批事项，放宽经营准入，营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邀请和欢迎国内外客商拥抱榆林、投资榆林、发展榆林。华为-榆林中国能源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榆林智慧社会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玉琨表示，“华为-榆林中国能源大数据中心”依托榆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的独特优势，旨在通过汇聚省部能源机构、大型能源企业数据，用3-5年时间打造能源数字化产业，为全国能源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相关企业提供能源大数据应用、交易等服务，推动能源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华为-榆林中国能源大数据中心”的正式运营，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有效避免榆林市能源行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复投资，将打破当前传统能源行业“信息孤岛林立”、能源行业信息交互不畅的不利局面，增强能源企业集约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能源监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数据中心将汇聚能源行业数据，打造能源行业“中台”机构，实现“汇聚数据、落地生态”的战略目标，将榆林打造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重要“能源数谷”，为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提供关键支撑。榆林能源化工大数据平台开始运营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董事长刘国璋表示，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前身是榆林煤炭交易市场，2013年经榆林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发改委、市能源局、市煤炭协会牵头组建，2018年12月更名为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榆林能源化工交易中心是为能源化工相关企业服务的第三方电商平台，目前参与线上交易的企业达2000多家，交易品种涉及煤炭、兰炭、金属镁等3个大类、19个小类，累计交易总量达1.03亿吨，交易总额400多亿元，累计为企业创收4.84亿元。“榆林能源化工大数据平台”于8月底通过验收，开始试运行。包括企业信息库、产品信息库、价格信息库、质量信息库、交易信息库、会员信息库、产品流向信息库、铁路、公路运价运力信息库等。应用这些数据模块，通过系统筛选、处理、统计分析，可适时生成煤炭、兰炭、金属镁等各类能化产品价格指数及运力、运价数据，实现对能化产品生产、运输、销售、仓储、价格、质量等全方位监测。最后，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金柱、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等领导从不同角度对能源化工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为榆林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及创建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开出了“良方”，必将有力助推榆林迈向现代化资源型领航城市。作者/来源：陕西网内容如有不妥，请点击头像-私信联系小编修改或删除

朝着毛乌素沙地，无人机一路北飞。张立强手中的显示屏上，只见绿海无边，炊烟袅袅。毛乌素，我国四大沙地之一，近一半在陕西榆林。上世纪中期，整个榆林天然林才60万亩，沙区植被覆盖度仅1.8%。打小在榆林靖边县长大的张立强，儿时记忆里一直是“地上无根草，四季狂风吹”。新中国成立后，榆林干部群众以“水滴石穿治沙，百折不挠造林”的精神，探索运用“网格治沙”“天地一体飞播造林”“樟子松六位一体造林”等治沙技术，使860万亩流沙披上了绿装，沙区植被覆盖度提高到60%。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政策激励，百姓筑成治沙大业基石全国“三八”绿化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世界优秀林农奖……母亲牛玉琴，是张立强最崇拜的英雄。“母亲的荣誉我这辈子是超不过了。”张立强说，母亲得的奖，多得数不过来。牛玉琴这辈子植了多少树，更是数不清。“树，我不能卖；人，我不改嫁。”1988年，丈夫张家旺倒在造林工地上后，面对前来劝说的人，牛玉琴就这一句话。治沙造林是她和丈夫共同的梦。其实，在治沙造林前，张家已是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第一家万元户，可以生活得很轻松。上世纪80年代，荒山荒沙可划拨到户，谁治理谁受益。张家旺毅然将积蓄和精力都用在了买树苗造林上。他告诉儿女们：“环境不变，咱的万元户也当不久。如果把沙治了，不仅咱家富，咱村的人也都能富。”张家旺走了，三个儿子顶上。张立强最小，只有10岁。“我记得母亲去沙漠里种树，不管风沙多大，太阳多晒，永远都乐呵呵的。我就在旁边帮着工人扶树苗，搭棚子。”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欠债，债主上门，就算借米糠充饥，牛玉琴也不把小树苗卖了换钱。牛玉琴的树，一棵棵在沙漠扎根，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1万亩。她将丈夫生前画下的造林版图扩大了好几倍。如今，张立强从古稀之年的母亲手中接过了防沙治沙接力棒。张立强正上大学的儿子张继功，读的是山西农业大学园林专业。张继功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他和其他三个堂兄弟名字的第三个字连起来，就是“林业成功”。同为靖边县农民的郭成旺，一家四代，三十五年如一日，终将4.5万亩沙地染绿；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联合其他农户，成立了农民治沙公司，把治沙与致富紧密结合，综合治理荒沙、碱滩20余万亩……“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治理成果可以转让、继承”，在国家先后制定的一系列有关防沙治沙激励政策带动下，百姓成为榆林治沙事业成功的坚强基石。依靠科技，攻破重重难题“今天风有六级，空中竟然没有沙粒。”看着哗哗作响的樟子松，张立强感叹不已。他蹲到地上扒开浮层干沙，指着露出的湿沙说：“前两天下的雨，樟子松根系发达，你看，水都蓄住了。”樟子松是榆林防风固沙的利器。西北地区引种成功樟子松林，结束了榆林沙区没有常绿乔木的历史。榆林人说，这多亏了孙祯元。他们称孙祯元为“榆林樟子松之父”。“1961年，我从北京林学院毕业来到榆林后，想起我的老师关君蔚和沈国舫，他们曾经在榆林试种过樟子松，这给我提供了思路。”虽耄耋已至，满头银发的孙老依然矍铄。樟子松在这里能不能大面积推广？1978年，孙祯元主动要求调到陕西省林科院治沙研究所，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榆林市区周边种了1万多亩试验林。“引种很顺利，但在随后的幼苗生长环节遇到极大困难：每年春天栽植的樟子松幼苗，在第一年越冬时会大面积死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孙祯元带着助手深入大兴安岭天然林区，和林区工人们同吃同住，调查樟子松的生物生态学特性，采集土壤和树干解析圆盘样品近百斤。当孙祯元一行在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步行20多公里，到最近的邮递所去寄这些样品时，邮递所工作人员开始还以为他们非疯即傻。就是通过无数次这样看似“疯傻”的努力，孙祯元和他的团队终于克服了重重难题，此后10年间，攻克了樟子松引种育苗、造林试验、扩大试验等重重难关。目前，樟子松种植面积已达150万亩，寿命短、易生虫的第一代植树造林主要树种杨树渐被替代。依靠科学技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解决了沙区造林的诸多难题：为掌握榆林毛乌素沙地风沙移动规律及飞播作业技术，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漆建忠10年积累10多万项数据；为解决荒漠地区种植物种单一问题，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序弼多年来引种培育林木花卉植物1840多种……久久为功，一代接着一代干沙漠里能建高速公路？驱车行驶在穿越毛乌素沙地的榆靖高速上，要不是张立强提醒，一点都没想到，眼前正是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变化太大了，哪还看得出过去的沙漠。”张立强说，十几年前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成片的用来固定沙丘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一张巨型表格。“那些‘格格’现在看不到了，现在都是茂密的树林。”落日时分，从公路西北边飘来集合的号角声。榆林人都知道，那是榆阳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集结号”。1974年5月，为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54名平均年龄18岁的女民兵响应毛主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来到当时风沙侵蚀最严重的补浪河黑风口安营扎寨，开始了搏战风沙的艰难历程。“最初十年，我们艰苦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自然灾害斗。从煤油灯下的扫盲，到马灯下的夜校；从全连60多人一年仅有20多块钱医药费，到自己种植各种中草药治病……”第一代老民兵贺莎莲回忆。“我们就是一个同心圆，为治沙而生。”从组建至今，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累计推平沙丘800多座，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3条，修筑饮水渠35公里，让14425亩荒沙披上了绿装。1979年，女子民兵治沙连第二任指导员席永翠作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三八红旗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与沙漠搏斗可得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呀！”席永翠坚定回答：“等我老了，就把孩子送去治沙。”席永翠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先后把三个外甥女、两个侄女送到原来自己治沙的大水湾。女子民兵治沙连的老兵们说：“只要治沙需要，我们还要把孙女、外孙女送到连队。”40多年，300多人，一茬又一茬女兵，就这样用柔嫩的双手，硬是将昔日一块块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荒漠沙滩变成了林茂粮丰、渠系配套的绿色田野。在榆林，治沙的故事如绿色绵延，层出不穷。这里先后涌现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和集体43个，省级200多个，市县级1800多个。陕西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双忍说：“榆林绿，是草灌锁沙的绿，是‘久久为功、科学治理’的绿。与全省其他区域比，榆林绿还只是浅绿，但它，代表了塞上明珠的新生与未来。”（来源：人民日报）

朝着毛乌素沙地，无人机一路北飞。张立强手中的显示屏上，只见绿海无边，炊烟袅袅。毛乌素，我国四大沙地之一，近一半在陕西榆林。上世纪中期，整个榆林天然林才60万亩，沙区植被覆盖度仅1.8%。打小在榆林靖边县长大的张立强，儿时记忆里一直是“地上无根草，四季狂风吹”。新中国成立后，榆林干部群众以“水滴石穿治沙，百折不挠造林”的精神，探索运用“网格治沙”“天地一体飞播造林”“樟子松六位一体造林”等治沙技术，使860万亩流沙披上了绿装，沙区植被覆盖度提高到60%。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政策激励 百姓筑成治沙大业基石全国“三八”绿化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世界优秀林农奖……母亲牛玉琴，是张立强最崇拜的英雄。“母亲的荣誉我这辈子是超不过了。”张立强说，母亲得的奖，多得数不过来。牛玉琴这辈子植了多少树，更是数不清。“树，我不能卖；人，我不改嫁。”1988年，丈夫张家旺倒在造林工地上后，面对前来劝说的人，牛玉琴就这一句话。治沙造林是她和丈夫共同的梦。其实，在治沙造林前，张家已是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第一家万元户，可以生活得很轻松。上世纪80年代，荒山荒沙可划拨到户，谁治理谁受益。张家旺毅然将积蓄和精力都用在了买树苗造林上。他告诉儿女们：“环境不变，咱的万元户也当不久。如果把沙治了，不仅咱家富，咱村的人也都能富。”张家旺走了，三个儿子顶上。张立强最小，只有10岁。“我记得母亲去沙漠里种树，不管风沙多大，太阳多晒，永远都乐呵呵的。我就在旁边帮着工人扶树苗，搭棚子。”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欠债，债主上门，就算借米糠充饥，牛玉琴也不把小树苗卖了换钱。牛玉琴的树，一棵棵在沙漠扎根，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1万亩。她将丈夫生前画下的造林版图扩大了好几倍。如今，张立强从古稀之年的母亲手中接过了防沙治沙接力棒。张立强正上大学的儿子张继功，读的是山西农业大学园林专业。张继功的名字是爷爷取的，他和其他三个堂兄弟名字的第三个字连起来，就是“林业成功”。同为靖边县农民的郭成旺，一家四代，三十五年如一日，终将4.5万亩沙地染绿；定边县农民石光银联合其他农户，成立了农民治沙公司，把治沙与致富紧密结合，综合治理荒沙、碱滩20余万亩……“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治理成果可以转让、继承”，在国家先后制定的一系列有关防沙治沙激励政策带动下，百姓成为榆林治沙事业成功的坚强基石。依靠科技 攻破重重难题“今天风有六级，空中竟然没有沙粒。”看着哗哗作响的樟子松，张立强感叹不已。他蹲到地上扒开浮层干沙，指着露出的湿沙说：“前两天下的雨，樟子松根系发达，你看，水都蓄住了。”樟子松是榆林防风固沙的利器。西北地区引种成功樟子松林，结束了榆林沙区没有常绿乔木的历史。榆林人说，这多亏了孙祯元。他们称孙祯元为“榆林樟子松之父”。“1961年，我从北京林学院毕业来到榆林后，想起我的老师关君蔚和沈国舫，他们曾经在榆林试种过樟子松，这给我提供了思路。”虽耄耋已至，满头银发的孙老依然矍铄。樟子松在这里能不能大面积推广？1978年，孙祯元主动要求调到陕西省林科院治沙研究所，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榆林市区周边种了1万多亩试验林。“引种很顺利，但在随后的幼苗生长环节遇到极大困难：每年春天栽植的樟子松幼苗，在第一年越冬时会大面积死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孙祯元带着助手深入大兴安岭天然林区，和林区工人们同吃同住，调查樟子松的生物生态学特性，采集土壤和树干解析圆盘样品近百斤。当孙祯元一行在杳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步行20多公里，到最近的邮递所去寄这些样品时，邮递所工作人员开始还以为他们非疯即傻。就是通过无数次这样看似“疯傻”的努力，孙祯元和他的团队终于克服了重重难题，此后10年间，攻克了樟子松引种育苗、造林试验、扩大试验等重重难关。目前，樟子松种植面积已达150万亩，寿命短、易生虫的第一代植树造林主要树种杨树渐被替代。依靠科学技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解决了沙区造林的诸多难题：为掌握榆林毛乌素沙地风沙移动规律及飞播作业技术，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漆建忠10年积累10多万项数据；为解决荒漠地区种植物种单一问题，榆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序弼多年来引种培育林木花卉植物1840多种……久久为功 一代接着一代干沙漠里能建高速公路？驱车行驶在穿越毛乌素沙地的榆靖高速上，要不是张立强提醒，一点都没想到，眼前正是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变化太大了，哪还看得出过去的沙漠。”张立强说，十几年前道路两旁还是一望无际的黄沙梁，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成片的用来固定沙丘的草方格沙障，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绘制了一张巨型表格。“那些‘格格’现在看不到了，现在都是茂密的树林。”落日时分，从公路西北边飘来集合的号角声。榆林人都知道，那是榆阳区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的“集结号”。1974年5月，为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54名平均年龄18岁的女民兵响应毛主席“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来到当时风沙侵蚀最严重的补浪河黑风口安营扎寨，开始了搏战风沙的艰难历程。“最初十年，我们艰苦奋斗，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自然灾害斗。从煤油灯下的扫盲，到马灯下的夜校；从全连60多人一年仅有20多块钱医药费，到自己种植各种中草药治病……”第一代老民兵贺莎莲回忆。“我们就是一个同心圆，为治沙而生。”从组建至今，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累计推平沙丘800多座，营造防风固沙林带33条，修筑饮水渠35公里，让14425亩荒沙披上了绿装。1979年，女子民兵治沙连第二任指导员席永翠作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三八红旗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与沙漠搏斗可得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呀！”席永翠坚定回答：“等我老了，就把孩子送去治沙。”席永翠兑现了当年的承诺，先后把三个外甥女、两个侄女送到原来自己治沙的大水湾。女子民兵治沙连的老兵们说：“只要治沙需要，我们还要把孙女、外孙女送到连队。”40多年，300多人，一茬又一茬女兵，就这样用柔嫩的双手，硬是将昔日一块块寸草不生、荒无人烟的荒漠沙滩变成了林茂粮丰、渠系配套的绿色田野。在榆林，治沙的故事如绿色绵延，层出不穷。这里先后涌现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和集体43个，省级200多个，市县级1800多个。陕西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党双忍说：“榆林绿，是草灌锁沙的绿，是‘久久为功、科学治理’的绿。与全省其他区域比，榆林绿还只是浅绿，但它，代表了塞上明珠的新生与未来。”来源：人民日报

4月22日，陕西省林业局对外公布：陕西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这一消息，媒体形象地喻为“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图‘消失’”。而早在2018年第24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纪念大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指出：中国防沙治沙就是从榆林走出来的，榆林的成功经验，对全国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创造奇迹，陕西“锁住”毛乌素沙漠毛乌素沙漠是中国四大沙漠之一，又称鄂尔多斯沙地、毛乌素沙地，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其中一半面积在陕西榆林境内。历史上，这里曾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自唐代起至明清，由于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毛乌素地区逐渐变成茫茫大漠。 新中国成立之初，榆林已经成为全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危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当时，榆林沙化土地面积3600万亩，流动沙地总面积超过860万亩，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房屋埋压人移走，看见黄沙就摇头……”就是榆林地区恶劣生态环境的当时写照——形成“沙进人退”的被动局面。 1959年，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沙漠考察队的基础上组建，并筹建了第一个治沙造林林场——陕北防沙造林林场，随后榆林陆续在长城沿线设立了20个国营林场和10多个国营苗圃。中国防沙治沙，从榆林起步了。 榆林的发展史是一部治沙造林史，榆林治沙造林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生态建设创业史。 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成立后，治沙专家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摸索出引水拉沙、沙障固沙、前挡后拉等系列治沙造林适用技术，攻克了樟子松引种栽培和大面积造林等多项技术，樟子松造林保存面积达到130多万亩。1974年开创性地开展了我国流动沙地飞播造林种草试验，累计完成飞播治沙900多万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榆林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托退耕还林等工程，按照“全封、远飞、近造”的工作思路，采取人工、飞播、封育相结合，植治、水治、土治相结合等综合措施，相继开展了“三年植绿大行动”“陕西省全面治理荒沙”“林业建设五年大提升”等治沙造林行动。在北部风沙区建成总长1500公里，造林175万亩的4条大型防风固沙林带，沙漠腹地营造起万亩以上成片林165块。新建以樟子松为代表的常绿针叶林180万亩，完成“万亩连接工程”52片，初步形成了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据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93.24%，荒漠化土地面积比1999年减少472万亩，每年发生30多次的沙尘暴已经几乎不再发生，年扬尘天气由100多天减少到10天以下。 2157万亩郁郁葱葱的树林成功锁住了860万亩流沙，林木覆盖率从0.9%提高到33%，成为我国第一个完全“拴牢”流动沙地的省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书写世界治沙奇迹。 实现“绿进沙退”还远远不够。陕西省林业局局长党双忍还指出，“作为自然地貌，毛乌素沙地不是真的消失，只是流动沙丘全部得到固定。这些治理成果还属人工干预，尚需加快沙区生态系统的正向演替，实现自我循环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沙区生态面貌。” 治沙英雄辈出，全国“劳模”涌现榆林的治沙造林史是一部生态建设人民英雄史。 几十年来，榆林治沙群众凭借坚强毅力、超常的干劲与浩瀚无垠的荒漠和肆虐无情的风沙进行抗争，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心血，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人生乐章。 牛玉琴是一个从无豪言壮语、绝少慷慨陈词的农家女子。从1985年承包万亩荒沙以来，她贷款雇人，人背驴驮，治沙11万多亩。1993年，她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拉奥博士奖”。1996年，她受联合国防止沙漠公约组织邀请，登上了庄严的联合国讲坛。 “一生只做治沙这一件事”的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1984年响应中央治理“五荒地”的号召，毅然把家搬到海子梁乡沙漠面积最大的四大号村，带领7个伙伴一头扎进茫茫沙海，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治沙壮举。30多年来，石光银带领一干陕北硬汉，累计承包造林25万亩，在国营、集体荒沙碱滩上种活了各类植物5300多万株。他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世界林农杰出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获得全国治沙英雄等60多个奖项。 不仅仅是石光银和牛玉琴，榆林还走出了中国治沙史上的众多治沙英雄，从上世纪的惠中权、李守林、漆建忠、朱序弼到新世纪的杜芳秀、张应龙、李增泉……这一大批治沙英雄和先进集体，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孕育、磨练出“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矢志不渝、开拓创新”为内涵的榆林治沙精神。 人进沙退，榆林走出防沙治沙“中国经验”如今，榆林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也走出一条防沙治沙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的背后，是科研人员与治沙群众数十年的艰辛摸索，是群众汗水和科学智慧的结晶。当年，他们面对寸草不生的茫茫大漠，从榆林地名着手，从点滴的、零星的沙柳柠条等沙生植物中寻启示，坚持适地适树，良种壮苗；他们根据榆林的自然环境与立地条件，总结出不同地形地貌的治理办法，指导群众逐渐从单纯防风固沙植树造林到发展多种杨、柳、榆、杏、果等经济林和果园，不断优化林木结构。 数十年来，林科专家们穿梭于大漠之中、沟壑山区、盐碱滩上，成为备受人民尊敬的“绿色精灵”“绿色使者”。他们不仅治沙改土、植树种草，还在积极引进新品种、科学布局林产业，引导榆林人民向沙漠要环境，向沙漠要产业、要效益。早在1973年就建立了西北地区唯一的樟子松良种基地——榆林市樟子松种子园。后来，又成立了“榆林市长柄扁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着力开发长柄扁桃产业；建成了林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开展了大樱桃、黑枸杞、美国红树莓等11个项目的试验研究。 如今，榆林已经初步形成“东枣、西薯、北种、南豆”的特色产业格局，不断发展壮大“草、羊、枣、薯”四大主导产业。目前，全市各类经济林面积达400万亩，其中红枣170万亩、“两杏”80万亩、山地苹果65万亩、长柄扁桃40万亩、核桃32万亩、海红果5万亩，架构起独具特色的经济林果产业主框架，形成红、黄、绿各色相融的经济林果产业新形态。 数十年治沙久久为功，“榆林绿”锁住了毛乌素沙地。数十年来，“榆林经验”不断向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区推广，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榆林治沙经验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西部大开发》杂志 记者 张义学）

雷琳（左二）和志愿者一起为自闭症儿童过生日。 高苗 摄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沉浸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不与他人沟通，仿佛生活在遥远的星星上，被称作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就是自闭症儿童。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爱心和耐心守护着这些“星宝”，为自闭症儿童点亮“星空”。榆林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校长雷琳，就是这样一位“守星人”。核心提示她的人生——因自己的儿子而改变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果有自闭症孩子，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不同的是，有的人被命运打败，从此陷入生活的泥潭，要么放弃自我，要么放弃孩子；而有的人虽被命运捉弄，却可以在承受千百次的打击后，仍然坚韧地站起来，为自己的孩子撑起一片天空，也为许许多多的自闭症儿童家庭撑起一片天空，甚至干出一番事业来，雷琳无疑是这样的强者。她说：“我也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因此才创办了星缘。”今年39岁的雷琳，曾是佳县某乡镇中心小学的一名教师。2009年，她的儿子秉秉（化名）出生了。她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可随着秉秉的慢慢长大，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孩子越来越不一样。“秉秉两岁之前还能说些简单的话，可两岁之后语言能力逐渐倒退，慢慢地不怎么说话了，到最后变得一句话都不说。而且，他还到处乱跑，完全不受控制。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他各个方面都差了一截。”雷琳说。发现秉秉的异常情况后，雷琳和丈夫带着孩子到西京医院检查，结论是孩子患有自闭症。这一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令夫妇俩难以接受。夫妻俩又带着孩子到别的医院检查，结果大同小异。他们仍不甘心，宁愿相信孩子“发育有些落后”，也不愿接受这个结果。雷琳说：“我们当时想让孩子先吃药、打针看有没有效果。”3个月过后，非但没有一点效果，孩子的情绪反而更加烦躁，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冷静下来的雷琳，经咨询医生、上网查资料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从此，雷琳带着儿子开启了漫长的康复治疗之路。从西安到北京再到青岛，大大小小换了多家康复机构。其间，她还带着儿子去了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这是国内首家为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康复服务的民办教育机构，重点是培训家长如何去教自己的自闭症孩子。在这里，雷琳学到了很多培育自闭症儿童的科学方法，这为她日后创办自闭症康复机构埋下伏笔。“当时，我虽然是一名教师，但对于如何带自闭症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雷琳说。于是，她一边学习方法，一边在实践中引导秉秉。经过9个月的努力，3周岁的秉秉终于能开口讲一些简单的话了。这让雷琳看到了希望，她迫切地想让秉秉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此后，他们回到榆林，并把秉秉送到一所普通幼儿园。可是没过几天，孩子就被劝退。在幼儿园里，他不分上课下课，乱喊乱跑。排队、举手这些普通孩子都能够遵守的规则，他完全听不进去，也不与幼儿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交流，雷琳只好给他换了一所幼儿园。可没几天，孩子再次被劝退。雷琳不愿放弃，她再三找幼儿园协商，提出自己陪儿子一起上幼儿园，辅助幼儿园老师带秉秉。在跟着秉秉上了几个月幼儿园后，雷琳也觉得秉秉确实不具备在普通幼儿园上学的能力。无奈之下，她只好带着秉秉“辍学”回家。“三岁多的孩子，不上学待在家里，作为家长，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情绪也很崩溃。这样不行，一定要再想办法！”雷琳说。后来，雷琳认识了榆林学院的荷兰籍志愿者玛丽斯，她曾经在荷兰当过自闭症儿童教师，到榆林后也一直关注着自闭症儿童和家庭。一次在与自闭症儿童家长的聚会上，玛丽斯建议家长们自己办一个康复机构。这一提议引起了雷琳的极大兴趣，但其他家长却兴趣不大，觉得孩子康复的希望不大，而且很多家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后多少有点麻木，对孩子的康复失去了信心。“但我不一样，我的孩子才三岁多一点，我觉得必须把这个学校办起来。”雷琳说。说办就办，2013年9月，雷琳在榆林东沙银沙路租了一个两层的小独院，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就这样办起来了。8年时间——为300多名儿童提供服务“当初创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地陪伴我的孩子，为了让像秉秉一样的自闭症儿童有学可上，也给他们的家长一点精神支撑。”雷琳说。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创办8年来，已为300多名心智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服务，目前有在校学生35名、教职工18名。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的家庭都很不容易，都有一些令人心酸的经历。小雅（化名）的“妈妈”崔海峰说：“其实，我不是孩子的亲生妈妈，我是她的姑姑。在9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我的弟弟、弟媳还有我唯一的儿子都不幸遇难，只留下当时还没满月的侄女小雅由我来带。同年，我的丈夫又在另一场车祸中去世。”痛失多名至亲的崔海峰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无论多难都要将小雅带大。然而几年后，她发现孩子有多动症和自闭症，多次被普通幼儿园劝退。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她不得不出去打零工挣钱，若不是星缘自闭症学校，小雅真不知该何去何从。崔海峰说：“幸亏雷老师办了这所学校，要不然孩子就没办法上学了。孩子在学校从来没有被嫌弃过，老师们对她都特别有耐心和爱心。”要给自闭症儿童上课，难度可想而知。星缘自闭症儿童康复教育中心老师刘马妮说：“给普通孩子教拍手，可能示范一次他就会了，但对于星缘的孩子来说，可能三五周都教不会。因此，我们除了运用专业的教学方法外，最主要的是要对孩子们特别有耐心。”从去年开始，小雅的改变很大。崔海峰说：“小雅现在会数数、会简单的数学，有时还会对我讲在学校里吃了什么饭、玩了什么等。每次听到这些我都特别高兴，看到孩子的进步，觉得生活有盼头了。”像崔海峰一样，因星缘而再次点燃生活希望的家长还有很多。雷琳说：“我创办这所学校、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为了给许多心智障碍儿童和他的家庭带去希望和重新生活的勇气，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努力都是值得的。”自闭症儿童的教育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雷琳和家长们呼吁，希望社会能够温柔地对待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用更多的包容和爱心，点亮孩子们的“星空”，让孩子和家长大胆地走出家门。“当我们带着孩子逛街、参加聚会时，请不要再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雷琳说。记者 高苗 钟文玲作者/来源：榆林新鲜事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记者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成为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这两款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有关科研机构开发而成。灭活疫苗是一种杀死病原微生物但仍保持其免疫原性的疫苗，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优点。我国疫苗应急攻关目前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条技术路线推进。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来源：新华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