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区别

我们通常说的科技实际上就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在社会实践中，广义的科学是包括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是把基础科学的延伸~应用研究也包含在科学里面来考量。但从严格狭义来区分，科学一般是指基础研究及其成果，而技术则是在基础科学上延伸的应用研究及其创造发明。那么到底是基础科学重要，还是应用技术重要呢？这常常成为网络上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对科学家们的贡献争议较大。比如网络上就常常有人拿杨振宁与袁隆平比，谁的贡献更大。我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主要从务虚角度，不多议论具体人物。时空通讯认为，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两个都重要，而且缺一不可。这就像人的两条腿，你说那一条更重要？其实更好的比喻是一栋高楼大厦，你说是基础重要还是房体重要？似乎很难定论。基础科学就如大楼的基础，应用技术就像建立在基础上的房子，没有基础，就建立不起楼房，或者即使勉强建立起来也不扎实，到不了顶就会垮掉。但一栋楼房如果只是打了个基础，不建设上面的楼房部分，这个基础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就没有为社会和人类造福。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科学和技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和大厦，一样重要，缺了谁也不行。但从先后来说，没有基础就无法建立大厦，基础在先，因此应该是先行官，是引领社会前行的明灯，在这个明灯的照耀下，才能看到前行的路，社会发展才能有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础科学是更优先的科学。那么怎么来区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或者说怎么划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呢。一般来说，发现宇宙自然界新规律的研究就是基础研究，其成果就是基础科学成果；而利用发现的规律来服务社会、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的技术，就是应用科学或者应用技术。在几百年的科学发展史上，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法拉第创立了经典电磁理论、哥白尼发现了天体运行规律、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普朗克发现了量子现象、杨振宁建立了规范场论等等这些，都是基础科学，后人根据他们发现的这些规律，发明出了电力、核力、机械、航天、飞机、火车、手机、电脑、人工智能等等，这就是基础科学不断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科学的发现和创立者，人类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如果光有基础科学，天天停留在牛顿的万有引力讲解上，停留在光速不变的说明上，停留在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观察上，停留在光子就是一份份发出的理论上，不去把这些理论用在世界的改造上，会有今天的进步吗？现代中国就有几位著名的应用技术科学家，利用基础理论在应用发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袁隆平，利用对遗传学基础理论及其杂交优势理论的理解，发明了杂交水稻，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和农民增产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潘建伟利用量子力学量子纠缠理论，在量子加密通讯研究方面取得了领先世界的功绩。结论：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同等重要，在这两个方面研究分配上要合理布局，战略考量；但基础研究必须走在前面，必须有所储备，才能引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崛起。时空通讯专注于老百姓通俗的科学话题，愿与大家一起探讨。原创文章，请尊重作者版权，谢谢理解与合作。

在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9日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是致信的25位科技工作者之一。5月30日，中国科协举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座谈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薛其坤院士参加座谈会并发言，以下为发言内容摘录。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薛其坤习总书记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总书记还号召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指明了科技创新的方向。众所周知，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奖晶体管的发明，当时就是为了替代体积大、功耗大的电子管，它还催生了获2000年诺奖的集成电路的发明。获得2007年诺奖的巨磁阻效应，当时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磁传感器；获得2010年诺奖的石墨烯，当时就是为了寻找后摩尔时代能替代Si的材料；获得2014年诺奖的GaN就是为了制备出能发蓝光的发光二极管。我带领团队发现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为了降低电子器件能耗和发展量子计算等而导致的“从零到一”的科学突破。这些例子说明，面对国家重大需求和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常常会催生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同时也会促进科学的前进。我强烈呼吁，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强力支持重大应用目标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强力支持能满足国家重大需求和自主发展的基础研究，这既能占领科学高地，也能开拓新的应用高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当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简单区分开来。假如发现了室温超导，发现了太阳能转化效率超过Si但价格与Si比拟的太阳能电池，发现了硬度比拟金刚石、延展性比拟钢铁的材料，这不但属于重大的科学发现，而且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还有可能导致全新技术和工具的发明。应用前景越大，涉及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往往越具有挑战性，原创性也越强，颠覆性意义也越大。为此，我们必须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重点规划和部署好重大应用前景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重大应用目标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也是培养优秀和杰出人才的摇篮。要实现这类研究的突破，需要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对所在学科的科学理论的掌握融会贯通，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入木三分，对专业实验技术、仪器和方法的驾驭炉火纯青。需要学生有非常好的科学直觉，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突出能力，有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犀利眼光，有善于归纳演绎的辩证思维能力，有对探究自然奥妙的强大兴趣和解决问题的强大愿望，有“虽千万人吾往矣”、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有百折不挠、追求极致、挑战极限的优秀品格，有为国科技献身的远大抱负和理想。可见这类研究对高端人才培养的作用。最近，为了落实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清华大学成立了五大书院，实施强基计划，推进完善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强基计划重在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培养，是与重大应用目标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衔接的一个重要计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对科技工作者包括学生等各类人才评价体系进行空前力度的改革，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从事重大应用和需求导向的前沿基础研究的氛围，吸引、鼓励有条件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和一批科技人员选择这类研究，以此回答钱学森之问。我觉得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直接关乎着科技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进程。文字 | 薛其坤来源：清华大学 清华招生 编辑 | 晓鸽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3月11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记者会实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国家提出了要建设科技强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我们还存在短板，甚至出现了“卡脖子”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地区，一些高新产业项目的大规模投入出现了烂尾。总理，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未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李克强：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一些重大突破。在应用创新领域发展得也很快，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不足。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根基。打多深的基才能盖多高的楼，不能急功近利，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继续改革科技体制。让科研人员有自主权，很重要的是要让科研人员有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不能把科研人员宝贵的精力花在填表、评比等事务上，还是要让他们心无旁骛去搞研究，厚积才能薄发。讲到这里，我想对青年学生们说几句话，不管你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志向，一定要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学习，打牢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是并行不悖的，树高千尺，营养还在根部。把基础打牢了，将来就可以触类旁通，行行都可以写出精彩。创新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十四五”期间政府会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同时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来加大研发投入，所以我们要增加“全社会”这个口径下的研发投入。这就需要采用一些机制。比如今年我们采取对制造业研发费用投入加计扣除100%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一个税收优惠措施，就是想通过市场化普惠制的办法，使企业投资研发有动力。当然，研发要靠人才，中国的人才资源是丰富的。我们一方面要让领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普通人也有上上智。这些年我们推动“双创”，形成“众创”局面，推动了应用创新，也给整体上的创新带来了更大空间。我们说科技要自立自强，科学家要发奋努力，这和国际合作、同行交流是并行不悖的。科学探索和发明、发现是需要合作的，需要共同努力。封闭不会有前途，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国愿意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谢谢。

来源：金融界网站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表示，下一步，将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摆在整个国家科技工作的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改革完善项目形成机制，基础研究很重要的是能不能准确的提出和描述问题。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原创性科学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机制，建立对非共识项目和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和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加大对冷门学科、 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长期稳定支持。（第一财经）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灿央广网北京3月11日消息（记者 张雷 陈锐海）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然而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目前却依然存在着人才培养和选拔“以论文为导向的一刀切”的现象。昨天（10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李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此下去，尽管我国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文章数量继续攀升，但仍不一定能做出相应的创新性成果，不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李灿委员建议，将目前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改进重组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评价体系不能一刀切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自90年代初成立以来，激励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极大促进了我国基础研究工作。但随着我国科技的发展，一些不足也暴露出来。李灿委员认为，目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存在的问题就是“以论文为导向的一刀切”。“比如很多做应用基础研究的学者，为了完成评价体系的论文数量要求，也会拿一些文章出来。”李灿委员表示。“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另一些做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不能静下心来坐冷板凳，针对重大的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做研究，长线的去坚持。”“不可否认，论文是需要的，但完全依靠这一个指标，就会在实践中略显偏颇。”李灿委员指出：“其实除了论文之外，应用基础研究学者的优秀专利，或者其研究成果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成效，都可以作为评价标准。”李灿委员认为：“评价体系本身就是具有导向作用，以论文为核心就会导致一些年轻工作者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既没有去攻克基础课学里的难题，又没有解决应用科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此下去，尽管我国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文章数量继续攀升，但仍不一定能做出相应的创新性成果，不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建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改进重组“我国学术界往往混淆了基础研究的内涵，将基础科学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和应用科学的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放在一起评审。对于不同领域，不同性质的研究均‘一刀切’，以论文和论文影响因子为主要判据，这就使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工作和人才队伍受到严重影响。评审工作简单化，缺乏对研究工作本身的判断，弱化了对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的评价。”最近中办、国办也发布《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旨在分类健全人才评价标准，改进和创新人才评价方式。因此李灿委员建议，将目前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改进重组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两项基金各有侧重，使得人才和成果的评价更加科学化和精准化。

【科学随笔】最近，重视基础研究，并加大基础研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种思路的理论基础是美国科技政策专家万·布什（Wannevar Bush，1890-1974）早在七十年前提出的线性模型的体现，即基础研究成果有助于应用研究成果的产出以及最终大规模商业化发展的潜力。因此，基础研究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储备池，如果知识储备不丰富，其他的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的当下，为了不受制于人，加大基础研究的紧迫形势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状态，尤其是在当下很多产业遭遇“卡脖子”技术约束的背景下，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已成突破发展瓶颈的最佳出路。为了防止出现基础研究的泡沫现象，从而影响科技发展的正常节奏。那么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战略安排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科技界对研究类型进行分类是很晚近的事情，我们非常熟悉的R&D（研究与发展）分类标准，来自经合组织（OECD）于1963年在意大利小镇弗拉卡蒂召开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专家们提出把研究的类型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研究。这就是当下全世界都在采用的指标。客观地说，这个分类标准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些粗糙，尤其是在基础研究的分类上，后来美国学者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1927-1997）在1997年对于基础研究提出新的划分，即纯粹基础研究（玻尔象限）与“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他的分类原则是基于对基本问题的理解与应用两个维度来划分的，所谓的巴斯德象限，是借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工作类型所引出分类方法，意指原本是为了解决现实的应用问题而开展的基础研究，最后完成由应用向理解本质的转变，这个标准比弗拉卡蒂标准更为切合实际。随着我们对于科学活动理解的逐渐加深，未知世界的更丰富内涵与更多元化的展开方式也得以显现，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基础研究划分为：表层基础研究，仅涉及难度较小、动用资源较少的研究；中层基础研究，涉及难度适中、动用资源中等的研究；深层基础研究，是指难度较大、持续时间不确定、需要动用巨大资源的研究。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巴斯德象限类的基础研究就属于中层基础研究。基于这种简单结构分析，当一个国家决定从战略层面加速推进基础研究时，需要考虑如下三个条件是否具备，否则很容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首先，准确研判当下的科学发展现状。按照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科学发展的历程通常是在常规科学时期与危机时期交替中完成的，二战以后，鲜有改变世界的重大理论突破出现，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已处于显性停滞状态，当下的发展更多是技术的横向扩散。据此不难理解，我们当下的科学发展阶段仍处于常规科学时期，此时最该做的工作就是利用现有理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挑战现有的主流理论。其次，开展深层基础研究需要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支撑条件，主要包括人、财、物的存量状况与基本科研制度的保障。从这点来看，我们真正在世界上处于科学前沿的人才数量有限、基础研究投入多年维持在占R&D的5%的投入强度，短期内难有大的改变，而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与相关制度安排尚不完善；最后，科研发展的路线图可以有多种选择模式。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路径的正确选择往往比决心和热情更重要，这点尤为值得警惕，否则，非理性的盲目投资基础研究就是一场以牺牲未来为代价的豪赌，这个代价我们付不起。由是观之，限于各种基础支撑条件的硬性约束，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基础研究战略主体适合选择表层与中层这个级别的基础研究，这类基础研究与我们现有的科技能力比较匹配。比如我们最近两年遭遇到严重的非洲猪瘟疫情，以及近在眼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急需基础研究来解决。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合适的基础研究路径选择对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地至关重要。如果布什线性模型正确的话，那么没有合适的基础研究成果，就没有原始创新的涌现，也就无法形成累积性创新。当下累积性创新的困境在于，缺少基于知识的初始创新，导致后续创新乏力。英国经济学家凯瑟琳·洛基（Katharine Rockett）认为：初始创新为其自身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就意味着从初始创新到二次创新阶段具有正外部性。从社会角度来看，初始创新为一系列后续创新创造了可能，而其全部收益则主要来自后续创新累积获得的利润，并最终为消费者带来福音。至于中层基础研究与深层基础研究之间的划界问题，这倒是需要学界来加以仔细论证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布局基础研究的范围，从而避免出现基础研究的空白领域。无数科学史案例的研究已经表明：基础研究不是越基础越好，只有适合自身条件的基础研究才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当下切记不可盲目跟风。（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新京报快讯(记者吴为)9月17日，人社部办公厅、中科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提出分类评价，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按照意见的规定，未来要根据不同类型科研活动、不同岗位类别、不同成长阶段人才的特点，分类制定人才评价标准，并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对评价标准优化完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将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分开评价这是这一次改革的一个大格局。“这两类人差异是很大的，放在一个篮子里评就会出现导向问题。对于搞应用研究的人，应该更关注应用成果，而不是论文等。”这次改革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要求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汪玉凯认为，这就是让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更加宽松的环境。“基础研究的创新是很难的，对创新性思维的要求很高，提出尊重这些规律，也是对基础研究人员提出评职称的一个导向。”汪玉凯说。对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着重评价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能力，着重评价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等，鼓励创新、包容创新。对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人员，着重评价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重大技术突破、成果转化效益、技术推广成效、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等。对主要从事科技咨询的人员，着重评价其决策咨询服务水平、行业评价认可度、科技服务满意度等。此外，在评价方式上，意见也进行了分类规定，提出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基础研究人员以同行学术评议为主，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人员、技术开发与推广人员、科技咨询人员等突出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

27日，省科技厅在成都举行政策吹风会，对四川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实施意见》从强化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建设、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育、深化基础研究项目管理改革、提升基础研究主体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基础研究开放合作水平五个方面，提出了14条重点措施，并在服务保障方面提出了5条支撑举措。《实施意见》指出，到2025年要基本建立具有四川特色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引培一批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取得一批重大原创研究成果，建设一批高水平基础学科。组建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联盟《实施意见》提出，强化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建设。在科技创新基地布局方面，围绕网络信息、能源、空天、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四川省实验室，加快创建国家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新兴交叉前沿领域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部署建设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优化完善四川省重点实验室体系，建立有序退出的动态调整机制，组建四川省重点实验室联盟。加快建设科学数据中心、应用数学中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基地。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根据《实施意见》，我省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扩大高校院所在科研领域的人事管理、薪酬分配、项目经费等方面自主权，探索实行年薪制和学术休假制度。实施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强化对承担重大任务的人才和团队的激励。完善省级科技奖励制度，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杰出科技人才的奖励力度。同时，完善青年人才梯次资助体系。统筹各类科技资金支持优秀青年人才开展长期稳定研究和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加强川渝地区创新协同《实施意见》还提出，加强川渝地区创新协同。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动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创新发展，协同建设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成德眉资同城化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打造中国西部科学城基础研究协同创新策源地。共同争取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科普基地等，推进科技创新券互认互通、大型科研仪器和工业设备开放共享。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采取联盟方式推进创新合作。【来源：武侯检察】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新华网北京5月24日电（谷雨）5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联合召开“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重大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全面发力，不断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技术引领能力，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发布会现场2018年，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GDP）比重居全国之首；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约15%左右。北京地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占全国1/3左右；已经运行、在建、拟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9个。截至2018年底，北京地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11.2件，位居全国第一；有69项成果获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占全国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30.8%，连续三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北京主导和参与的占6项。英国《自然》杂志增刊《2018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对全球500个城市的评价显示，北京蝉联全球第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搭建技术平台实现资源共享2018年，北京市出台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制订配套文件，在运行机制、财政支持政策、评价机制、知识产权激励和资产管理方式等五个方面取得突破。建设了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一批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搭建关键技术平台，组建顶尖人才领衔的团队，支持科学家勇闯科技前沿“无人区”。其中，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组建了由诺奖获得者等专家组成的学术顾问委员会，推进共建单位科研人员“双聘”、科研设备“共享”，已兼聘科研人员94名；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积极探索共建共享机制，已正式引进10位PI和6位技术中心主任，公开遴选了首批56名脑科学中心“合作研究员”；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探索推行经费管理“负面清单”制度，不设科目限制，推动人工智能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持续强化原始创新战略布局 全力打造三大科学城创新高地北京将深入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网络空间安全、医药健康、量子信息等领域优势，主动做好配套服务，加快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对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重点研发计划和创新基地建设，服务航空发动机、深海空间站、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项目在京落地。突出“从0到1”的原创导向，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建设，加快建设一批高精尖创新中心，提升前沿学科。此外，北京将聚焦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科技创新出发地、原始创新策源地、自主创新主阵地。支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北京石墨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和平台建设，在前沿新材料、碳基集成电路等领域布局一批关键共性、前瞻引领、颠覆性技术项目。突破怀柔科学城，建设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集中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展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建设顺利推进，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可研报告已获批复，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和子午工程二期正在加快推进可研审批。5个首批开工的前沿交叉研究平台主体结构全部封顶，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整建制搬迁入驻。搞活未来科学城，打造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高地。布局建设氢能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吸引中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小米智慧产业基地等入驻，形成多元主体创新格局。加速东、西区联动，完善综合服务配套，推动沙河大学城科教融合；提升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二、三期加快建设。市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北京市基金”）是北京市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北京市基金围绕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积极探索支持基础研究的特色机制，通过设立专项聚焦突破关键技术问题、加大力度培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青年学术带头人、积极打造联合基金“北京模式”、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北京将按照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统筹规划，做到基础研究有新布局；建设“三城一区”主平台，做到高水平研究基地有新成效；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做到解决影响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有新突破；落实好首都高质量发展人才支撑行动计划，做到在人才集聚培养上有新优势；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力度，做到对高精尖产业发展有新支撑，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