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审稿

《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罗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331页，78.00元永昌地处云南西部边疆地带，自古为“华夷之界”“滇西之重镇”，康熙《永昌府志》称其地“遥羁六慰，雄控制于中原；内附八司，列屏藩于三面。洵滇西之锁钥也”。面对这样一个边缘枢纽区域，明朝于此设置了一系列较为特殊的军政建置，且前后经历了复杂的建置调整和变迁，明代并行的行政、军政两大管理系统事实上均在一定的时期内主导着这一区域的管理。可以说，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建置为研究对象，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罗勇副研究员新近出版的《经略滇西：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即是此别具慧眼课题的研究结晶。《经略滇西》以明代永昌地区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线索，结合永昌周边局势的动态变化，讨论了该地军政设置变化的具体因素、过程和影响等问题；并重点考察了军政设置变迁下的区域社会发展，分析了该区域“内地化”的进程。在笔者看来，《经略滇西》一书至少有以下看点。作为“地理单位”的府州县与卫所之间的转换顾诚敏锐地提出明代的疆土管理事实上分为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两大管理系统的观点，并注意到明代中后期卫所的民化和清初卫所归并州县的现象（《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此后，学术界有关卫所与府州县关系的研究，尤以卫所归并府州县为重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卫所与府州县的转换其实并非只有卫所归并府州县一条线，《经略滇西》选取明代永昌地区进行军政设置的考察，恰是从区域个案的角度对有关研究薄弱点的精准回应。作者在利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详实的考证、辨析，首先还原和梳理了永昌地区建置变迁的历程：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在平定云南梁王割据势力之后，在永昌地区置金齿卫、永昌府，在该区域初步实现了“府卫相参”的管理体制。洪武二十三年（1390），永昌地方以“民少粮不及俸”为由，废除永昌府，立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区域进入军卫管治时期；正统七年（1442），明军在征讨麓川之后，析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地，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永昌地区进入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二司”并立阶段。嘉靖初年，明廷降金齿、腾冲两卫军民指挥使司为卫指挥使司，元年（1522）置永昌军民府，三年（1524）置腾越州，永昌地区再度回归“府卫并置”的治理情形。可以说，永昌地区在有明一代，“经历了府卫兼置，撤销府，到将卫改为军民指挥使司，再到撤销军民指挥使司，设置军民府、卫的过程”。透过以上扎实的沿革考述，读者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府州县向卫所转换的一般情况之外，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着“府州县—卫所—府州县”往复的变迁历程，府州县与卫所的转换事实上可以是双向的、多重的。而这种双向性，恰恰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内，明王朝对区域建置的选择并非完全依赖于府州县；换言之，在府州县不能完全适宜和扎根的地区，明王朝亦会把卫所体制作为一种全面统管地方事务的重要建置方案。另外，作者对地方情势的熟稔和重视，给读者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建置变迁背后的因素。大体上看，户口（及其所映射的田土、财政等）是作者格外关注的内部动因，边疆形势则是作者十分注重的外部背景，这些因素的变动或互动，造就了永昌地区在明代军政建置的变迁。作者认为洪武二十三年之前永昌建置的发展是根据“永昌地区土民和移民的实际情况以及永昌以西南地区局势的变动而做的调整”；洪武二十三年设置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是永昌地区财政、人口构成与明朝调整卫所体系互动的结果”；正统年间设置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则是明朝三征麓川，瓦解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将明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进到怒江以西区域”的结果；嘉靖年间撤司置府，“是内地移民通过卫所体系进入永昌地区，尤其是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控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可以说，作者充分挖掘了永昌建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区域内、外多方面因素，这样的分析和思考是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可是，地方军政建置的设立，毕竟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因素固然在其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但中央在其中所掌握的关键决断亦是应当有所考虑的。更何况无论是军民指挥使司还是军民府，在其他区域尚有若干处的设置，它们的置废不能说没有王朝中央的全盘考量或特定政策的影响，而作者对此的分析还稍显薄弱。当然，这样的分析结果与作者所采取的地方研究视角密切相关。边疆族群及社会秩序有关军政设置的研究，在长期以来形成了“从中央看地方”和“从地方看中央”的不同研究视角，近年来关于区域史、边疆史的研究，则尤其注重从地方的角度考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经略滇西》即是遵从此研究视角，恰如作者在《绪论》中所点明的，“强调以地方或边疆为中心解读地方文献，从地方与中央甚至周边互动关系的多重视角，重新认识中国边疆的历史”，《经略滇西》的确为读者展示了许多有所湮没的边疆历史。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卫所移民相对应，明代边疆地区还生活着大量的土著居民，他们或为土民、或为土军，而这部分群体的历史在许多情况下尚不明晰。《经略滇西》从边疆史的视角，搜集和利用了大量的谱牒文献，揭示了明初永昌地区土著身份的变化。作者首先指出“明初永昌地区的土著是相对于明代迁徙到永昌地区的移民而言的，是指在元代被纳入国家控制体系的居民，包括元代永昌地区的编民、爨僰军和镇戍军”，接着梳理了明初土著身份变化的历史。一是如腾冲黄氏、钏氏、李氏、寸氏、刘氏为元代军户，在明初归附明军，后被编入腾冲守御千户所；二是不少蒙古、色目人利用元明之际政治变动的契机，隐瞒真实户籍、族类，融合到夷民、汉人之中。作者对区域土著身份变化的考察，事实上为我们揭示了明代永昌地区卫所中“土著”元素的由来，即明代的“土著”除了原始居民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同族属的元代军户，由此便不难理解缘何卫所在建立过程中会大量吸收“土军”。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边疆“土军”进入卫所，与内地前元归附军被收编入卫所，在来源途径上并无二致。此外，如果再结合刘灵坪对大理诸卫（《“汉”、“土”之分：明代云南的卫所土军——以大理诸卫为中心》，《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70-82页）、任建敏对广西卫所（《明初广西卫所的建立与“撞兵”的身份转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四期）、蔡亚龙对西宁卫（《“汉”“土”合流：明初西宁卫建立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四期）等的研究，不难发现明代边疆地区卫所不乏“汉”与“土”融合的历史。作者对边疆局势的关注，为读者揭示了永昌军政设置变迁背后所反映的麓川、缅甸等势力迭兴的历程，以及由此带来的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变动的历史。明初平定云南，恰逢麓川势力强大，双方在滇西区域的博弈，影响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一轮变化。面对强劲的麓川，明朝试图延续元朝分裂麓川的做法，在怒江以西地区设府，却引起麓川的担忧，故而利用明军将领王真筑城引起附近夷民不满的机会，联合土官、元朝移民进行反抗。于是，明朝承认了思伦法对麓川、平缅的控制，同时为了防御麓川势力，明朝加强了永昌地区的军事建设，恢复设置金齿卫，此后麓川渐分趋弱。自宣德年间始，麓川势力再度崛起，试图恢复昔日统治范围，屡次侵扰明朝控制地域，引发了永昌军政设置的第二轮调整。明朝起初以抚谕政策为主，在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西部增设关隘、巡检，加强防御；正统年间渐趋强硬，最终发动了“三征麓川”的军事行动，并析金齿司西部地域增设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麓川势力于是日趋衰落。代麓川而起的是缅甸势力，缅甸的扩张引起滇西边疆局势的动荡，明朝在永昌军民府的地方治理基本框架之下，恢复镇守参将、设置守备，加强滇西防务；但因财政供应的困难、军队建设的弊病，明朝不得不收缩滇西布局，外围“六慰”沦陷，为后世西南边疆社会的动荡埋下了祸根。显然，得益于作者从地方的视角书写滇西的历史，《经略滇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就滇西论滇西的局限，还给读者展示了和滇西区域互动频繁的周边麓川、缅甸政权的兴衰进程，以及对西南边疆社会秩序冲击的历史。云南省保山原属明朝的永昌地区内地化的进程作者以明代永昌地区卫所、州县等军政设置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采取边疆区域史的研究视角，最终的研究意趣落在了“分析永昌地区的军政设置及相关措施如何推动了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内地化”是近年来边疆研究经常提及的一个词汇，主要指边地与内地“政治制度一体化”和“文明渐趋同化”，亦有学者提倡使用“一体化”“趋同化”等词汇更为准确（参见林超民为本书所作序文）。《经略滇西》第六章《军政设置与边裔内地化》即集中探讨了明代永昌地区的这一趋势，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卫所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关系。在利用大量的谱牒、地方志及正史文献的基础上，作者首先还原了明代永昌地区汉军军户从内地迁徙、定居永昌的历程，以及军户家庭因人丁增加，渐成军户宗族的历史。接着，作者聚焦卫所军户的社区和婚姻关系，指出：卫所军户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建设，“可以视为卫所军户在地化的一个标志，是边疆地区内地化的途径之一”，且永昌地区卫所军户家族的婚姻多以与官军户、科举家族联姻为重点。最后，作者将目光转向卫所军户分布区域的扩大及与土著、夷民的关系问题，指出一些军户及其家属的分布突破了原本的卫所聚居社区，逐步向州县和土司地区扩展；在文化上，他们是夷民社会的榜样；在经济上，他们兼并夷民田产，将其纳入明朝的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夷民佃农逐渐采纳了军户和编户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趋同于内地。可以说，作者从多个层次考察了卫所移民在明代永昌地区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夷民佃户化”现象的关注是颇具新意的。土军千户所与边裔内地化。土军千户所是永昌地区卫所建置中较为特殊的形制，其所辖社会的变迁亦是值得思索的问题。但可能受限于史料，作者将大量篇幅用于考察土军千户所在军民指挥使司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下辖民众的层次性问题，实际针对土军千户所所辖区域社会的变化的探讨却较为有限，仅简要地提出了以下三点见解：土官管理制度是夷民社会自上而下内地化的制度保障；庄田改变了夷民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将夷民社会卷入地主经济体系；夷民社会的内地化并不均衡。儒学发展和祠祀体系的变化。作者梳理了儒学在永昌地区萌芽和建立的过程，分社学、司学两个层次概述了儒学的基本情况，指出儒学对永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确保了地方军民子弟有书可读，提高了他们的儒学素养、文化水平；其次，促进了儒家道德观念的传播，当地出现了孝义行为；最后，儒学教育促进了夷民社会的内地化。祠祀是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梳理了明代永昌地区修复祠祀建筑，打击不符正统伦理的祠祀，建立与内地一体祠祀体系的过程，并考察了内地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在永昌地区传播的情况。另外，作者还专门以徐弘祖所记明末永昌地区的村寨记录为资料，讨论该区域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点明移民群体在永昌地区的分布仅限于“点”与“线”的特征，儒家伦理在山区传播还不够深入和全面，该区域的内地化进程事实上是不平衡的发展。反思：国家、制度与边疆就上述三大看点来说，《经略滇西》是一本书写明代永昌设置变迁、滇西边疆社会及其内地化的出色著作，作者透过细致地文献梳理和扎实地史料考证，向读者非常具体地还原了细微的明代经略滇西的历史。可以说，对于明代永昌区域军政设置及边疆社会变迁等课题而言，《经略滇西》不仅是开创性的，还是标杆性的，作者有关于此的探讨可谓精细和全面，甚至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但是，受限于作者对以上研究目标的设定，故而采取了区域边疆史的研究视角，《经略滇西》一书最终未能适时跳出永昌拥抱全国，突破滇西的局限来思考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制度。正如笔者在书评开篇所提及的，明代永昌的军政设置是十分独特的，以其为课题展开研究，既可丰富西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又能为动态考察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提供一个独特的窗口。《经略滇西》一书较为圆满地达成了前一个目标，却在后一个任务上略显裹足不前。如果作者把关注的空间适时跳出滇西，放眼有明一代、甚至清朝边疆经略的整体格局，或许会有更为精彩的呈现。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作者有关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卫所体制及边疆特殊建置的论断，仅是对永昌一隅的思考。关于“撤司置府”的原因，作者指出其是卫所移民“人口繁衍导致人地矛盾，而军事管理体系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处理措施”，特别强调卫所移民人口增殖，需要附籍州县的动因。对此，笔者认为这一因素固然是众多因子之一，但却不能过于高估其影响。首先，安抚地方民众仍然是军民指挥使司被废止的最主要因素。就永昌地区而言，主导“撤司置府”的时任云南巡抚何孟春，在其请求进行建置调整的奏疏中，明确以“抚安夷民以消地方大变”（《何文简疏议》卷七《裁革冗员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百二十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183页）立论，且后续朝廷准予设府的敕书，亦聚焦“无流官抚治，风俗颓坏，军民困穷”（康熙《永昌府志》卷二十五《艺文一·敕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四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63-1064页）的弊病，由此可观建置调整的主要矛盾所在。事实上，不独永昌地方如此，其它废止军民指挥使司的区域亦多有类似情况，如正统年间贵州、普定二卫军民指挥使司废止缘于“夷民苦于卫官、土官侵渔”（《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正统三年八月癸丑，865页）；成化年间陕西巡抚马文升以“各州县所管辖者皆土达人户，实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成化九年十二月癸酉，2363页）等由，向朝廷奏请恢复河州、文县等民政建置。其次，卫所军户的户口增殖给卫所管理的确带来了新的挑战，但并非必须靠附籍州县来解决。实际上，明代中后期卫所逐渐行政化或民化，文官系统、营伍制等日益介入卫所管理，边地的户籍管理制度也随之改变，因而和永昌区域颇为相似的军管区域，如辽东、甘肃、宁夏等地直到清初始终未新置府州县。简言之，将“撤司置府”的原因不能过于归结为卫所移民人口增殖而需要附籍州县的推动，这一因素无论在永昌地区或是其它军民指挥使司区域，均不是最主要的因子。关于永昌区域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的“军民”之名，作者言“军民”的目的在于“解决府州县体系的财政收入问题”，“明初将永昌府所辖编民改隶属于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初年则将卫所体系的舍人、军余等家属甚至屯军附籍在永昌军民府所辖州县”，因而有“军民”之称。笔者认同作者对军民指挥使司的判断，但对军民府的论断保留意见。首先，卫所舍人、军余附籍附近府州县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但称“军民府”的府却是十分罕见的，显然“附籍”与“军民府”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烈。其次，军民府的核心就在于兼管军民，只是具体的表现有所差别。明代的军民府实际上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在明初因袭元代军民总管府、军民府等建置而来，如曲靖、武定、鹤庆、丽江、元江等军民府；一类则是明中后期设置在原卫所统管区域的军民府，如贵阳、平越、遵义等军民府。前者的“军”主要来源于府内的“土军”，后者的“军”则主要来源于“卫军”。总之，《经略滇西》一书的研究定位在永昌地方，研究视角则以边疆区域为中心，较好地完成了既定的研究目标，是一本精彩的明代滇西经略史的著作。与此同时，《经略滇西》一书已为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等特殊军政建置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或个案式思考，倘若作者在研究中能更多地放开视野、更好地融入国家的视角（参见周平《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二期），从国家、制度和全局层面思索以军民指挥使司、军民府为抓手开展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进一步挖掘整体性国家治理体制在边疆的适用，还可以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提供历史经验，相信研究效果必将更进一竿。(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直过区”的伟大跨越——《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伟大实践》简评作者 刘雪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新华社近日发布消息，云南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等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已经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族脱贫之际，阅读最近出版的《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伟大实践》，会有许多启示和思考。从历史起点到当代实践，推动民族繁荣的跨越。该书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不平衡成因、近代边疆危机、政治分层特点、民族结构差异等方面进行了历史爬梳，为我们认识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历史面貌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看到，正是党和国家“因地制宜制定适合该类型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与发展措施，着重解决‘一步走’与‘千百步走’的关系”，推动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繁荣发展的跨越。从理论溯源到时代挑战，推动理论创新的跨越。该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进行追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科学揭示了社会制度实现跨越的基本原理和实践成就。本书的阐述分析，展示了党和国家制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不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社会跨越理论的科学性，也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实践由理论借鉴到理论创新的跨越。从渐进探索到全面发展，推动实践探索的跨越。该书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直接过渡”的时代挑战从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作出了深刻分析。一方面，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让如何把准“直接过渡”的实践方向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的差异化扩大，让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更加凸显。本书作者深入调查研究，揭示了在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部署下按照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推进“直接过渡”的制度体系构建，以及在实施精准脱贫中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推动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由探索式实践到全面化实践的跨越。从现实路径到世界意义，推动中国智慧的跨越。该书立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中国方案与其他国家解决少数族裔权利的实践进行了比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实现跨越发展的世界意义作出了论述。中国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的这一方案，彰显出对各个国家及地区不同国情及区情的充分尊重，也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民族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深意，推动了西南边疆民族“直过区”由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到为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跨越。（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该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围绕图们江边界地区和越界的朝鲜人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问题”。该书在分析理论上另辟蹊径，突破了过去往往以政权中心来理解和定义边疆的传统学术视角，而是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重心和切入点，反过来分析关于交界地区的争议如何塑造了领土和国民这些重要概念在现代东亚地区的形成和嬗变。该书内容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但同时又以“人”和“土地”这两个主线来串联书中的分析，并在各章中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形态，是由其处理土地与人的方式决定的，而对边疆、边界和跨界人群的处置，特别体现了对国家的型塑”。这种以边界和边民为中心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东亚“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转变过程非常重要。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这本英文专著的成书脉络和理论方法谱系，以及他下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本文为访谈下篇。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请问这本书选题的背景是什么？宋念申：我最早接触图们江和朝鲜族，就是前面提到的2004年去东北采访中朝边境。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申遗这件事。一年后，这件事引爆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这也成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论文课题。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就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东亚国际关系总是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大多跟历史认知有极大关系。边界和边疆虽是政治问题，但也是历史认知最为撕裂的地方。而流行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框架，总是谈实力啊、利益啊、结构啊、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拿来解释东亚隔膜都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去分析。在为日本史和韩国史两门Seminar写论文时，我都选择了“间岛”（今延边）交涉：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东亚三个国家，并且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真正引发冲突对立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改变——东亚的区域结构、国家论述、历史观念，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了极大变动，导致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你书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认为是边疆定义了国家。过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是一般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你是反过来从边界看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多说说吗？宋念申：我在学政治学的时候，开始对“国家”概念产生疑问。我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于英语语境中state（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理清楚。东亚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能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我们一直把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当作一个不用质疑的框架，用来分析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或者整个区域的关系。可是东亚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固化的现代（领土-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和解决，很多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在这三个地方追求国家现代性范式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历史中去看，不要把“国家”想当然地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像边界一样，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理解它的观念变了。随着它的变化，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就都不同了，甚至理解国家的方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是先有了国家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去处理它的边界；还是先有了边界，然后边界以其同时的排斥性和容纳性，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图们江领土争端时，我不想用传统外交史的方式来写。因为在外交史中，国家往往是先验性的，不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和在这个空间里面，恰恰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很流动的。只有当有了划定边界的过程，其领土的形状性质才确立，其国民的内涵也才更新。因此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不是国家定义了边界，而是边界定义了国家。你这本书和此前的相关领域中哪些学者或者学术议题在进行对话？宋念申：从问题意识上讲，我的书可能更接近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对边界国家的讨论（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1999），或者通差·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对国家地缘机体的讨论（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1994）。他们不是从一个回溯的角度，问“某一个国家的边界在哪儿”，而是问：这种现代的边界感及边界实践，究竟怎么来，又怎么塑造现代国家？同时，我也想介入对民族问题的探讨。这一二十年中，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作品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很多作品提出边疆民族在帝国或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我想问的是，从帝国向现代国家（不论我们是否称其为“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边疆民族扮演何种角色？东北的边疆民族实践，又为什么与西南、西北如此不同？说到如何看待现代转变，我不太同意把现代性和传统对立起来。在延边这个地方，现代也是在传统中演化、刺激出来。西方国家介入很少，即便有，也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精英、民众在交涉过程中的实践。所以你专著的学术价值，不只是挑战盛行的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也包括历史叙述、领土传统，以及东亚的领土争议和国际法本身的适用性等问题。历史上双方可能根本没有这个现代的边界意识，实际就算过去的民众关心边界，他们所理解的边界与国家，都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是这样的吗？宋念申：对，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框架去分析历史，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也要意识到现有框架的形成，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比如说我们一谈国际法，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规范。可是，看一看国际法形成的过程就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法是殖民主义工具。国际法对于东亚国家意味着什么呢？不要忘了，1905年时候，韩国被由国际法组成的“国际社会”剥夺了国家资格。在书里，我有一小节专门分析“无主地”概念是如何被殖民者操弄，用来为殖民东北作国际法论证的。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总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活在边界地区的民众理解的土地、空间概念，差别非常大。而且你也提到了，过去我们理解是现代国家塑造了边界，或者说划定了边界，通过不管是争端，谈判或者说国际法。但就如你刚才解释的那样，你的专著实际上是想从边界如何定义了一个现代国家，来理解历史进程。所以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实际上他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边界更为清晰的一种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书可以说是以小博大，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研究这三个在历史上有密切交往的三个东北亚国家，是怎么通过边界争端来理清楚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的。宋念申：这的确是一个自我身份形成（identity making）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首都，而是发生在边地，这是很多边疆学学者，一直强调的：帝国或者民族国家是边疆塑造出来（empires or nation states are made in the frontiers）。边界也不是由在首都的几个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空间中，由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者一起塑造的。甚至这里所谓的国家不仅指首都中的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它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和中央的边疆逻辑是不一样的。基层官员代表的国家，当地精英代表的地方社会，和非精英的草根民众群体，他们在实践中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很多时候，边界问题是民众和地方社会推着地方政府去提出，地方政府又推着中央去交涉。所以很大程度上，地方的居民、官员，以他们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具体实践，推动、完成了对国家的重新理解。你的专著除了中文和英语之外，还涉及到了使用了日文、韩文资料和档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研究项目。你当初做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宋念申：一个是你提到的语言，另一个就是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一些档案比较难获得，但进入田野调查能够获取一些补充材料后，发现这也不是最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用什么框架去阐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中日韩的历史学界已有很多积累了，需要想清楚自己能从哪里突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不少人一开始会说我的题目是“外交史”。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外交史。外交史关注国家层面的交涉，把边界冲突理解成两个和多个国家，对主权范围的争夺。可是所谓的“间岛”争议不是，在19世纪末之前的图们江地区，行政机构往往是不在场的、远离的：这不是说这个地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说国家的管治方式，是去封禁、搁置它，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开发、利用。正是因为19世纪末的内外压力，这个过去有意空置的地区，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这时候才需要把土地、人民，乃至当地历史，都做一个清晰的定义和分界。这个过程，是现代国家在此“生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概念在此“生成”的过程。而且，它不仅重塑一个国家，而是同时重塑了三个东亚国家、重塑了区域。想清楚这点后，我也就知道，我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由地方实践塑造出来的国家。我的主题是从地方史，从一个边地，来看几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这是个多边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同时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regional local）和全球性（global local）的地方。从地方史出发来讨论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主流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既定框架和术语，而专注于构成国家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土地和人，看看这两个要素在大冲击、大转变中，如何在与传统的分裂中又延续了传统。这本书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以及理解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宋念申：往往谈到中国近代史和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一个大主题就是中西（或东西）间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中韩关系等等，都是在这个大主题之下的分支。如果说我的书存在一个新视角，那可能就是，指出了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封禁的边疆地带，它在没有西方的直接介入下也快速发生了现代转化。这个边疆地带，包括整个中国东北，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东亚最为“现代”的一块场域。在东北的国家建设实践，在二战后深刻影响了所有东亚国家的现代建设。杜赞奇在他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曾经把伪满洲国比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个国家先期在延边的国家建设，可谓是伪满洲国的“试验场”。这给我们充分认知“东亚现代”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另外，我把国家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土地和人才更具延续性。边界、边民的状态，一面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影响，一面也自下而上地塑造着国家具体而微的样态。你在核心腹地感受到的国际关系，与在边地感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国际关系不只有抽象化的国家视角，也有具象化的、人文性的视角。我们在北京上海感受到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边境居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你的研究和最近几十年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帝国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有哪些关系和异同？宋念申：倒没有刻意想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者历史社会学中的帝国研究对话。其中对清帝国、日本帝国和韩国的讨论，更多可能是东亚史学界的帝国研究做回应。比如在我的书中能看到濮德培（Peter Pere）的影响，他强调帝国建设的全球联结，特别是地图、知识、物质、法律的全球散播，我的书也强调这点。另外，研究日本帝国的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泛亚主义的复杂面向：它一方面是反（西方）殖民帝国的，一方面又是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比如Jun Uchida的书Brokers of Empire（《帝国掮客》）。在帝国如何催生了韩国民族主义兴起方面，施恩德（Andre Schmid）的Korea between Empires（《帝国间的朝鲜》）是个无法绕开的杰作。现在很多日本学者越来越关注到知识生产中的帝国性。我在分析内藤湖南、篠田治策这类帝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借鉴了名和悦子等日本学者在帝国批判框架下的新研究。我的书比较强调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关系。我虽然没法完全摆脱“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术语对立，但是从对地方的考察中，两者的对立并不明显。举例来说，“入籍”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的“入国籍”（成为公民），和帝国的“入版籍”（以征地纳粮），在地方具体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口流动，和土地分离时，二者之间的断裂感才体现出来，进而对国家的规范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族群的多元性，也并不是帝国的排他性特征，包含朝鲜族在内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的企图。这倒不是说后殖民理论对我没有影响，只是当运用到具体的地方史研究时，后殖民有时候会简单地塑造一种“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把二者作一刀切的本质化理解。延边和东北的近现代史，当然有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叠加性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比单向度的殖民性要更加丰富。我觉得汪晖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中，你提到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能再多谈谈你的考虑吗？宋念申：其实我的书里，有很多地方是受后殖民研究影响的。比如对近代国际法话语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反思等。可是，如果把后殖民框架在东亚放大，就可能把历史上实在的经验也抽象化、简单化了。比如，当我们说“民族”概念是虚构的、想象的，很大程度是对抗殖民主义的产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中国人的身份完全是虚构的吗？或只是近代建构的吗？好像又不完全是。现代中国民族的概念，其实是把历史上不断出现过的身份认同，按照民族主义的方式嫁接、改造了。后殖民思想深嵌于殖民框架中，但用来分析边疆有诸多问题，很容易过度强调一种内外身份对立，而忽视各种跨界交往的长期、复杂和互动。拿东北边疆来说，谁才是东北的“原住民”？这片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多文化交汇的地方，一直到20世纪都是如此。再比如，今天的中朝边界线其实从明代就基本确立了。如果因为现代边界的观念是殖民产物，而认为连实体边界本身都是现代的发明，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整体欣赏威尼差恭对“地缘机体”的描述，但对他过于强调边界的现代属性的论断（“只有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才需要边界”），则有所保留。有哪些经验分享给研究类似或者相关题目的年轻学者？宋念申：我自己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是不同学科，因此常常遗憾自己史学功底不足。芝大也不开方法课，我只好边研究边补课，就好像是直接跳进水里学游泳。但是因为心里没装着既定的研究路径，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见到有用的就拿来。我喜欢到历史现场去看，在实地观察中找感觉。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它让你得到文献无法给你的感悟。所以我也建议初涉研究的学人，多看历史学之外的书，多在实地考察中积累感性经验。你下一本书准备什么题目？和这次出版的新书有渊源吗？宋念申：我现在准备写的书稿算是微观史，打算写一个沈阳的一个小街区370年的历史。发现这个题材和前一本书还是有渊源的。作博士论文时去沈阳查资料，一位老师知道我研究朝鲜族历史，特意带我去了沈阳著名的朝鲜族聚居区后来有意查了一下这个社区的形成，发现那里的历史非常有趣。所以我想从一个小空间中反映中国或东亚长时段的演化。这个小区如果是街道的话，出现在档案里的频率应该比较小吧？宋念申：其实还好，尤其是当代部分。很大一个原因是沈阳的地方志做得很好。甚至这个街道，还有自己的街道志。我的着眼点，当然还是把小空间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这个空间的意义就不局限于它本身，甚至不局限在它所在的城市。我刚才听到你用了很多次“空间”，看来你的分析框架是用空间组织你的资料，这对说明你主要的观点是起什么作用？我相信不只是空间的变化和延续，对不对？宋念申：这是一本比较接近城市史的作品，所以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和人在空间中的关系。不过我最希望突出的还是叙事，想写一个比较好看的故事，而不是用某一种框架去突出一个观点。其实从城市空间入手，我发现我最终落脚的还是国家，是通过小空间讨论大空间的变化。微观史一直面临的一个批评：太具体而微了（too specific）；似乎分析得越细则越没有代表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下本书如何解决这种张力的？宋念申：我不觉得微观史一定是和宏大叙事对立的。好的微观史，阅读下来应该和大主题历史没有什么不同才对。我选择这个小空间，可能正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以至于我都没有感受到它和代表性之间存在张力。以小写大，其实主要要解决的是视角问题，以及怎样写才能好看。另外，因为本书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长时段吧，我在处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候，会有意识和研究这些时段的著作对话，比如清史、伪满洲国史、社会主义时期东北史等。（本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招淑英、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罗清清协助整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刚从事藏区旅行时我还年轻，动不动就想搞个大新闻，弄个爆款线路，结合各类图书与现代网络工具每每发现一条新的旅行线路组合就不胜自喜。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能找出来的新线路越来越少，新线路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更令人感觉到绝望的是，当费心费力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新线路，再去查阅相关资料时，会发现新线路已经被人走过，而且永远离不开两个西方人：一个叫做斯文赫定，另外一个叫做约瑟夫洛克。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这哪里是在做藏区旅行线路规划，这明显就是重走故人路嘛（目前为大家所熟知的八条进出藏线路基本都是建国后新修建的，一些小众线路基本都为传统古道，这些传统古道在建国前承担了绝大部分西藏与内地以及内部交通互联的作用），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也不那么争强好胜，也就豁达一些了。既然前人给咱们探好了路，那就按照前人的足迹前行也不是什么坏事。再到后来，我开始主动研究这两位西方人在藏区的活动线路轨迹，甚至有时候会主动设计与他们行程轨迹相近的特种旅行线路。如果你也爱西藏、喜欢藏区和中国的大西部，建议你也可以参考他俩人的活动轨迹，虽然有人会说这两个人是西方殖民主义文物贩子，但是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他们这么做或许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没有斯文赫定的探索发现，或许楼兰古城现在还依旧默默无闻的躺在罗布泊的黄沙之中；如果没有约瑟夫洛克，就不会有后来的《消失的地平线》更不会出现国内几个地方为了争夺香格里拉之名而头破血流。本文简单介绍一些两人与藏区和中国西部相关的情况，以便于读者朋友们有进一步的了解。斯文赫定，1865年2月19日，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瑞典是与诺贝尔齐名的人物，一生未婚，当有人问道他为何不婚时，他说他早已嫁给了中国。1886年4月－8月，游历波斯、伊拉克1890年4月，出使波斯1890年12月－1935年2月，先后5次进入中国1894年4－8月，几次攀登慕士塔格峰，达到6300米处1895年4月－5月，从西向东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1896年1月－2月，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两处遗址1896年2月－4月，考察塔里木河，进抵罗布泊1896年7月－11月，上青藏高原，穿越可可西里和柴达木盆地1899年12月－1900年2月，从东向西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1900年3月，考察罗布泊，3月28日发现楼兰古城1900年4月－5月考察罗布泊，漂流塔里木下流1900年7月－12月进入藏北高原考察1901年1月－3月，考察罗布泊，挖掘楼兰遗址1901年5月－12月，考察了西藏广大地区1907年9月，考察神山冈仁波齐峰，发现恒河源头1934年4月－6月，考察罗布泊，助手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小河墓地1934年10月－12月，考察新疆到敦煌的线路，并探查丝绸之路的线路（现金在国内非常流行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就是由斯文赫定和他老师李希霍芬提出的）在结束了八年的西北科学考察行程后，1935年3月14日，“我作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出席了中方在北京举办的盛大宴会。中国，这片神奇辽阔的土地，我初次见到她是1890年，在她的最西部；现在我在她的东部向她道别。可以说，完成考察使命的斯文·赫定在中国的旅行探险活动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约瑟夫洛克，1884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仆人的家庭，6岁丧母，13岁开始自学汉语，18岁开始在欧洲各地流浪，随后又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漂泊。190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在不到12年的时间里，自学成才的他从夏威夷森林与国土部门的一个植物采集员成为一个植物学家。并在1911年进入夏威夷大学，主要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建立了当地第一所植物标本馆，并在1911-1920年间担任馆长。1913年获得美国国籍。洛克的植物探索旅程启航于泰国、缅甸和印度阿萨姆地区，最初旨在找寻大风子树。从1922年到1949年，“植物猎人”洛克在中国云南、四川、甘肃东南以及西藏东部度过了漫长的探险考察岁月，对当地植物群落、人文风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将多种植物样本带回西方，今天位于波士顿南部的阿诺德植物园保留了许多这一时期采集的植物样本。1920年离开夏威夷大学，启程前往亚洲进行探险考察。1922年2月洛克受美国农业部派遣，来中国云南寻找抗病毒的栗子树种。当时的美国农业部的大卫·费乐德告诉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洛克正在云南考察，《国家地理》杂志于是同意为1923年2月洛克在云南的探险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资助下，在短短几个月内洛克就收集了60000件植物标本、1600件鸟类标本和60件哺乳动物标本。使洛克闻名遐迩的，是他给《国家地理》杂志写的那些文章和所拍摄的照片。1928年，洛克在木里的贡嘎山为该杂志拍摄的彩色照片就有243张，黑白照片有503张，此外还采集了700件鸟类标本。此后，洛克以丽江附近的村落为基地，对当地风土人情和动植物都进行了考察研究。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都刊于国家地理杂志上。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文章，激发了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创作灵感，完成了著名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就了香格里拉的美丽传说。詹姆斯·希尔顿洛克最初是以猎奇的目光扫过云南的自然风光和原住民原始的生活状态的，后被当地的民族文化所蕴藏的无穷魅力吸引时，便请求《国家地理》杂志资助对纳西东巴文献的研究，但该杂志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读者的趣味和文章图片所带来的商业价值，而洛克的要求与这一切却背道而驰，于是断然拒绝了洛克的请求。此时，洛克与美国农业部、哈佛植物园的合作关系也宣告结束。20世纪30年代初，洛克已完全没有了收入来源，然而却义无反顾的变卖了所有家产，带上所有用来养老的积蓄回到中国西南边疆，全心投入对纳西文化的研究。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昆明，为寻找民族研究的相关资料，他一次又一次地外出旅行，漫游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有时候也回欧洲和美国。1949年，丽江解放。但作为“帝国主义分子”的他不得不离开中国。此时的他为研究纳西文化已经倾家荡产，晚年的他只有靠朋友们接济生活，为了能使其专著出版，他不得不先后变卖最后的“财产”——数千卷东巴经书。洛克在中国停留的27年间，共收集了大约8000册东巴经书，这些经书后来分别收藏在欧美的各大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他在夏威夷病重住院期间，此时的他已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但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会重返丽江完成我的工作~~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也不愿孤独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等待上帝的召唤。”1962年12月5日，洛克终于在夏威夷走完了他孤独的人生之旅。在他活着的时候和逝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人类学方面的成就并未被美国人类学界的主流所接受，其专著也只有在欧洲才得以出版，这个孤独者留下的只是一本又一本的专著，在他的墓碑上只刻着这样简单的几行字：约瑟夫·F·洛克博士（1884—1962），植物学家，探险家。1963年为纪念洛克不畏艰辛长途探险的精神，以其远征者的形象建立户外防水包品牌LONGHIKER。2009年3月，夏威夷大学将其植物标本馆命名为洛克馆，以示纪念。而在遥远的中国，在川西、滇北、甘南随着泛大藏区旅游的兴起，随处可见以洛克之名标注的地理位置、酒店、书店、旅行探险线路则以另一种方式纪念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以上资料部分源自百度百科。北京玛吉阿米藏地旅行，你身边的藏区旅行专家

11月12日下午，云南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全省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镇雄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斗争精神，切实履行好筑牢云南边境安全稳定屏障、促进边疆繁荣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持续提升边疆治理能力。省委书记陈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加强全省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情况的汇报。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不断巩固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格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得到有力提升。会议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扛实强边固防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抓实边境管控防控，持续推进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决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策略，筑牢西南边疆安全屏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沿边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大力推广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的“德宏经验”，切实提升边疆治理能力。要充分发挥云南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维护睦邻友好、经略周边中的特殊作用，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着力营造良好周边环境。会议听取关于2020年镇雄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脱贫攻坚收官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持续攻坚态势，加快补齐工作短板，着力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和成色；精心组织省对州(市)、县(市、区)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认真做好接受中央对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9个县(市)脱贫攻坚普查工作；一鼓作气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面总结宣传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向党和人民兑现庄严承诺、交出满意答卷。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持之以恒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大力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结合各方面工作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若干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发挥好广大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紧密结合各个阶段重点工作，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 杨猛 唐薇)

云南大学始建于1922年，时为私立东陆大学，是我国西部边疆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这里，有过人文典怀，民主先锋；也有历史遗迹，勋国碑铭。1937年，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出任校长，一大批著名学者受聘到校任教，奠定了学校较高的发展基点和深厚的学术底蕴。20世纪40年代，云南大学已发展成，国际上有影响的著名大学之一。1946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15所在世界最具影响的大学之一。云南风景如画民风淳朴，选择来云南读书，可以沉淀心性、拓宽视野、增长学问，在绿意满眼的世界里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云南大学的航空、土木、法律、铁道等学科专业，被划出并入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西南政法学院、长沙铁道学院等高校。另外的工、医、农等先后独立建校，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所以，云南大学号称云南永不沉没的联大。云南人眼中，云南大学是一个全国能排五十名左右的大学。1996年，云南大学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2001年列入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院校，2017年成为首批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之一。云南大学，是一所非常美的学校，也是一所成长迅速的学校。云南大学可以说是整个西南地区，除成都外教育资源最好的211学校，下设27个学院、14个研究机构，本科专业76个，国家特色专业12个，6个专业“菁英班”，10个专业“卓越班”，拥有民族学、生态学、专门史、微生物学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校有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16976人，硕士研究生7595人，博士研究生1108人。学校形成了以民族学、生态学、生物学、特色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及边疆问题和东南亚、南亚国际问题研究为优势特色，学科较为齐全，人才密集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占地面积4363.64亩，分布于呈贡校区和东陆校区，公用校舍建筑面积100余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及信息化设备资产总值9.38亿余元，图书馆藏书370余万册。云大宿舍没有空调，因为昆明具有温带气候特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春城就是这么来的。关于云大建筑风格，呈贡大学城中最具有特色，最经典，与周围环境融合最好的。以红黄为主，白色加以点缀，给人轻快明亮的感觉。云南大学里到处都是小吃街，交通便利。周边全是景点，出了学校南门就是翠湖，傍晚环湖夜跑的感觉非常不错。翠湖边的银杏道上，可感受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感，还能与小松鼠来个亲密接触，这里的知名校友有熊庆来，费孝通，于坚等，标志性建筑是钟楼、会泽院致公堂等。翠湖旁边还有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出朱德，叶剑英，蔡锷、龙云，卢汉等著名人物。学校西门外是文化巷，算是昆明的洋人街了，街上基本都是餐馆。学校旁边还有一个圆通山森林公园，樱花也很出名呀。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建筑是云大的一大亮点。如会泽院，熊庆来故居等等。呈贡校区，因为是新校区，四周山环水绕，有湖泊、有水库，一年四季绿意盎然。梓院和楠院各有一个食堂，可同时容纳近万人用餐。菜品种类齐全，自营窗口也非常多，足够日常饮食需求，而且有一大优点就是便宜，能吃到全国各地美食，至少米线是正宗的。呈贡校区周边有地铁一号线和许多公交线路，总体而言出行方便，但还是十分清冷，更适合安静学习。云南基本什么都可以和玫瑰扯上关系，玫瑰奶茶、玫瑰凉粉等等。呈贡校区有几亩玫瑰园，每年校庆全校都在吃玫瑰宴，玫瑰饼，炸玫瑰花，甚至是玫瑰包子。现有院士1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12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5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人。云南大学秉承“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与英国剑桥大学工程院共建光电子材料联合实验室，与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和四川山地研究所共建科技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实验室——“中尼地理资源联合实验室”等研究机构，成为立足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综合性、国际性、研究型世界一流大学。云南是旅游胜地，比如大理、丽江、石林、滇池、洱海、玉龙雪山等，对于喜欢旅游的同学，这是一份加分项。祝愿每位学子能在彩云之南找到属于自己的“象牙塔”。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全省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等工作提升边疆治理能力 促进边疆繁荣发展陈豪主持云南网讯（记者 杨猛 唐薇）11月12日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全省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镇雄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关于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决策部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斗争精神，切实履行好筑牢云南边境安全稳定屏障、促进边疆繁荣发展的重大政治责任，持续提升边疆治理能力。省委书记陈豪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加强全省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情况的汇报。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不断巩固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格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得到有力提升。会议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扛实强边固防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抓实边境管控防控，持续推进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坚决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策略，筑牢西南边疆安全屏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沿边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大力推广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的“德宏经验”，切实提升边疆治理能力。要充分发挥云南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维护睦邻友好、经略周边中的特殊作用，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着力营造良好周边环境。会议听取关于2020年镇雄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脱贫攻坚收官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持续攻坚态势，加快补齐工作短板，着力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和成色；精心组织省对州（市）、县（市、区）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认真做好接受中央对我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9个县（市）脱贫攻坚普查工作；一鼓作气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面总结宣传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向党和人民兑现庄严承诺、交出满意答卷。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持之以恒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大力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发挥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结合各方面工作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若干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发挥好广大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紧密结合各个阶段重点工作，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政协常委尚勋武：“两山”理念助推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两山”理念的指导下，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完善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扭转了粗放式发展的老路，污染防治、脱贫攻坚、经济转型取得瞩目成就。在“两山”理念的指导下，西部生态脆弱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区，实现了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的良性互动。比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挖掘境内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全域旅游无垃圾为抓手，推动文旅产业发展。5年时间，全州旅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翻番，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牧民增收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武威市古浪县从2012年开始，实施黄花滩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先后建成富民新村等12个移民新村和1个生态移民小城镇，共搬迁安置南部高深山区11个乡镇73个贫困村群众6.24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解决了古浪县南部山区群众出门难、就医难、就读难等问题，也走出了一条高深山区贫困群众易地搬迁脱贫致富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扶贫开发新路子。实践证明，保护为了发展，发展能更好促进保护。建议国家层面组织进一步深入全面研究，特别是在生态保护的重要制度机制方面加强研究，促进落实，形成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流域共治共享的局面，进一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严可仕：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福建、福州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念的重要孕育地和创新实践地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建设“生态省”战略设想。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推动水土治理、绿化福州、内河治理等工作，要求永泰县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走绿水青山的发展方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福州市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怀着特殊感情、带着特殊责任，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守好“绿水青山”，同时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大力挖掘“金山银山”。一是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和切入点，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深入实施“一革命五行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二是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改革、长汀水土保持、海洋生态保护的工作思路，调动群众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探索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制度改革，实现“不砍树也致富”。进入新时代，如何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两山”理念，更好地把乡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振兴动力，是乡村振兴的“必答题”。为此，建议：一、大力整治乡村生态环境，守好“绿水青山”。健全完善乡村生态环境考核评价体系，提高生态环境在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中的比例和权重。抓紧编制乡村发展规划，扎实推进村容村貌整治和农村污水、垃圾等重点领域整治。把生态环境保护内容引进乡村治理体系，引导村民养成爱护生态环境、守护“绿水青山”的良好习惯。二、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变资产的可行路径，解决好涉农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推动各级政府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并通过“多规合一”将自然资源资产落到信息化平台上，为“生态家底”贴上价格标签，同时建设商品交易平台，构建“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转换通道。三、深入挖掘“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积极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在持续优化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大农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开发。鼓励各地通过生态+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林下经济和乡村旅游，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山区林业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机统一，走出一条“以生态促发展”的农村致富之路。（作者系民进福建省委会主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姜军：毫不动摇地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之路近年来，我先后带队围绕科学编制少数民族地区“十四五”规划、沈大经济带建设、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等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调研。通过调研，我们感到，很多地区在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加强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环保政策落实不够到位，大气污染、饮水不达标、生态遭破坏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二是生态补偿机制和相关工作中还面临着工作进展不平衡、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生态补偿效率低、不同层面合力发挥不够、缺乏专门立法等问题，一些生态红线、水源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地区的发展面临一定困难；三是缺少重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和治理基础仍很薄弱；四是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来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管控体系还需要深入思考。为此建议：一是科学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将加大生态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建设力度纳入发展规划。牢牢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东北地区更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是重视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是落实“两山”理念、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的前沿阵地。要落实好国家兴边富民政策，制定出台区域发展支持政策，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形成地区发展合力，巩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要充分发挥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促进人文和生态有机结合，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生态发展之路。三是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综合分析资源型城市资源、区位、要素等方面优势，找准转型定位，确立新的主导产业和替代产业，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国家关于矿山修复治理的相关政策，有序推进生态修复。四是进一步增强“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的意识，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要推动各项生态保护政策的有效落实，着重解决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气、饮水、居住环境等问题，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协调、相统一。（作者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严彬：贯彻“两山”理念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高度，立足迎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开篇之际，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15周年，“两山”理念不仅是对先人的一份责任，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更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和基础。保护好绿水青山是所有炎黄子孙的时代使命和责任，在国家整体部署和政策统筹下，向全民宣传环保理念，发挥各领域力量参与其中。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绿色梦想。过去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北京原四大风沙源之一的昌平南口进行生态修复和风沙治理，累计回填土方2500万立方米、种植各类苗木3.2亿株，建设绿地3350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成为京北的一张绿色名片，有效为北京的生态环境和气候向好作出了贡献。北京华彬生态园于2019年荣获人民网企业社会责任奖“绿色发展奖”。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当地的经济建设能力也逐步增强，拥有了更多发展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产业的基础和能力。从风沙地到生态园，面对未来，我想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引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原有青少年户外健康运动的基础上，引进国际先进生态修复种植、推出生态环保理念的数字科技博物馆、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人馆等新理念、新科技，打造面向青少年的教育示范基地，让下一代以“看得到、摸得着、记得住”的现场体验，从小树立环保理念和爱护大自然的习惯。生态环境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近年来的考察与实践过程中发现，实现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仍然任重道远。站在2020这个脱贫攻坚战的时间节点上，希望下一步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振兴美丽乡村。在湖北省竹溪县，我们把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起来，已有3年经验与成果。那里是我国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地，也是全国最好的水源地之一。在确保一江清水永续北送的前提下，华彬采用了国际领先的技术，以一级A标准建立污水处理站，建设人工湿地，保护当地的绿水青山。同样把生态修复与保护同教育结合起来，秉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跳出发展和保护的零和博弈。2018年9月，华彬芙丝水源地被竹溪县国土局正式评为“绿色矿山”。（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华彬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王晶：以“数字化”思维推进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最雅俗共赏、深入人心的一个基本理念，蕴含着“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智慧，也凸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内涵。工业文明500余年，给地球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两山”理念15年，为世界生态文明治理提供了一份充满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两山”理念背后，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上世纪80年代，全国生态意识都还很薄弱，在宁德工作的习近平着眼于长远、立足于人民，提出“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充分体现出“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的价值理念。践行“两山”理念任重而道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还存在问题：价值理念冲突仍然严重；受部门间、区域间壁垒的阻隔碎片化、时段化；以“事”为中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道至简，构建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格局，建议从以下着手：第一，体系建设方面：以“数字化”思维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数字化治理需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找到当前生态文明治理中问题和痛点的根源，实现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改变过去以“事”或“物”为中心的传统，用数字化思维构建实现以“人”为中心实现生态文明治理战略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多元化的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政府自上而下以及社会组织、公民等自下而上相融合的双向治理系统，打破部门、区域孤岛，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第二，能力提升方面：以“数字化”技术打造现代化治理能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态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支撑，应将其与可再生能源结合，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确化，这不仅对生态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作者系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马骏：促进中医药发展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举措中医药是重要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中药种植，开发中医药生态养生旅游，符合践行“两山”理念、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近年来，“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国家对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支持力度空前，多省将中药材产业纳入了“制造强省”重点发展的产业链。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具有“为大地增绿、民众增收、财政增源”的产业特性，是典型的“生态经济”。中医药可助力山村扶贫。充分利用山地积极推进中药材产业扶贫行动，建立相对完善的中药材产业扶贫新模式，是加快脱贫攻坚进程的有效措施。除了中药材种植，应将中医药文化资源和当地自然旅游资源相结合，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开发，开创中医健康养生旅游新模式。拓展中药材基地休闲养生、旅游观光、科普功能，将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产业与旅游产业进行有机融合，不仅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还可以开发养生保健、生态旅游等服务为主题的旅游新业态。例如，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当前，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大力促进中医药与森林康养服务相结合。总之，加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合作，对于夯实稳定脱贫基础、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未来以大健康产业多维度共建为抓手，更好地推动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作者系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刘聪：切实让“两山”理念落地生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赴浙江、陕西、山西、宁夏等地考察调研，每到一处都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项工作，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信心和决心。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不折不扣落实“两山”理念。一方面，这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需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另一方面，这是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生态环境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特别是在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培育一批环保企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更好践行“两山”理念？江苏自然资源系统将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努力打通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充分挖掘林地、草地、湿地利用的潜力，使其尽快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三是牢牢守住红线，做好国土开发保护工作。严格划定并认真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科学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力争到2035年，江苏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可持续发展的高品质国土空间格局。（作者系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冯远：从“两山”理念看绿色建筑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念，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打开了一条新通道，更为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指出了一条发展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建筑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实现建筑与环境优化和谐统一，将建筑设计与绿色、节能、环保、经济有机融合，实现真正的绿色建筑，则是对“两山”理念最具体的实践。在设计实践过程中，可以从方案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思考。在建筑方案设计中，强调和倡导适宜性适度性设计。要避免过度追求不恰当的高大空间和超大尺度建筑；避免为了追求夸张特异效果，再依赖高耗能的设备节能、以达到环境指标要求的做法；避免为追求形式主义而带来高能耗。在设计过程中，要重视对地方性文化的保护，延续和传承历史文化脉络，适宜且适度设计，创作和环境相宜的建筑。让“绿水青山”的人文与自然特性得以延续和发展。在建筑技术设计中，尽可能采取被动式建筑优先的设计策略。结合当地气候及地形地貌条件，在保障建筑功能的同时采取合适且简单的被动技术，更要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善于挖掘建筑的生态性，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如合理布局建筑朝向，保证充足的采光通风和对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尽量选择地方性和可再生性建筑材料，有效减少环境污染，采用适宜的保温方式降低建筑能耗等，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建筑对环境的友好，达到建筑与环境的融合共生。“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在践行“两山”理念的过程中，重视对地方性文化的保护，延续和传承历史文化脉络，适宜且适度创作设计与环境相宜的建筑。让“绿水青山”的人文与自然特性得以延续和发展，新时代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建筑是我们继续笃行的设计重点，人与建筑、自然的和谐相处是我们追求的美好愿景。（作者系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展览名称：国宝盛宴——《史记》中的西南边疆展出时间：2019年5月18日-8月18日展览地点：云南省博物馆一楼临展厅主办单位：云南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协办单位：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保山市博物馆、文山州博物馆、晋宁区博物馆、广南县民族博物馆、黔西南州文物局 、赫章县文物事业管理局 、安龙县文物管理所展览以史记线索为纲探西南国宝之秘《史记》所说“南蛮”“西南夷”之地，囿中含今川、渝、滇、黔、桂五省（区）市以及西藏地区。战国至西汉时期，此域有巴、蜀、滇、夜郎、西瓯、骆越等独立于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国。在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下，他们相继融入华夏政治版图和文化圈，先是巴蜀，继而瓯骆、夜郎、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虽对上述古国作了一一介绍，但其本人对这块遥远的土地仍很陌生，先言“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后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给后人留下了种种谜团。现在，我们将与您一同踏上这解谜的青铜文化之旅：以《史记》相关记载为线索，用文献与文物互证的方法，将精美的文物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示，通过高等级青铜器物进一步印证史书记载的真实性，并填补相关文献的空白。从“蛮夷之地”到绚烂多彩的古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穿梭时空的长廊，漫步青铜的盛宴，您不仅将见证南方丝绸之路的拓殖与发展，更将领略西南地区融入中华大家庭的伟大历史进程！展品集西南重器之丰创句町哀牢之首云南、重庆、四川、贵州、广西各省级馆、地市级馆及遗址馆均收藏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古国、古族文化的文物精品。其中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举世闻名，丰富的古蜀国遗珍汇集于此；四川马家墓地、重庆小田溪墓地、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广西贵港罗泊湾、合浦墓地以及贵州可乐遗址等出土文物，基本涵盖了战国-西汉时期巴、蜀、夜郎、滇、南越等几个大的王国文化；来自文山、广南的句町、保山的哀牢古国珍品，也是云南大地上神秘而鲜为人知的灿烂文明。这些馆藏文物精彩绝伦、地域性极强，被学术界认为是各区域文化的代表，乃至王室重器。本次巡展的云南站中，除了原展中选择的200余件（套）文物，我们还特别加入了更多古滇国青铜重器，并将首次公开展出句町、哀牢古国文物，展品总量超过300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就超过了100件（套），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盛宴”。相信这个集合数馆典藏重器于一体的精品文物展览，必能凸显各区域文明的最精彩章节，让观众享受更丰富的视觉盛宴。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铜人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铜尊金沙遗址博物馆青铜鸟、铜人形器、金蛙四川博物院铜鑑、羊首耳涡纹罍、雷纹铜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青铜錞于、错银铜壶、铜鸟形尊云南省博物馆牛虎铜案、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执伞男铜俑贵州省博物馆铜鼓、鎏金铜鍪、饰虎铜釜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铜鼎、漆绘铜盆、羊角铜钟共襄盛举 同赴盛宴编辑：叶之声 美编：郑舒文制作：gillian 审核：杨雯玥 陈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