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市场研究公司

现代国际贸易环境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创新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我国经济市场不断受到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冲击。因此，现代化企业想要跻身市场发展前列，就应该主动迎接贸易挑战，结合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发展特点，调整企业自身的价值定位和品牌定位，利用品牌优势打开国内和国际市场，在完善网络贸易制度的引导下促进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为我国经济贸易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现代国际贸易环境下国际市场营销环境的特点 1.虚拟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各大传统企业的经营模式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传统企业为了能够适应新时代市场发展的轨迹，就需要强化自身经营模式和网络技术的有机融合，进而不断推升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形态。此外，基于国际贸易环境，现代化企业也应该在营销市场中不断注入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网络运营等条件，利用互联网渠道不断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和品牌实力，进而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益。2.无形资产的比重增加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贸易环境，国内的各大企业想要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就需要以创新为驱动，利用技术更新和优化管理来不断创新发展。现代社会更加注重对品牌价值的定位，因此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品牌的影响力，在优化自身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将技术创新和品牌加持等无形资产纳入到实际的经营范围当中，从而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3.消费市场向个性化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众消费模式。具体来讲，随着市场消费模式的转变，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渠道和来源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传统大众化品牌相比，人们更愿意接受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因此，企业为了能够顺应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应该不断推陈出新，在优化自身品牌服务的基础上提升个性化供给能力，用个性化产品吸引潜在受众。二、国际市场营销环境 1.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整体，包括人类当前一段时期的民俗、信仰、道德、艺术和法律等社会资源的总和。社会文化中体现的是人们当前的行为基础和个性化共识。因此，营销活动中社会文化因素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表现为营销活动的开展要以社会文化基础为依据，营销成果的优劣也要以社会文化的眼光来判断。企业在制定创新化营销策略的时候，应该正视国际间文化的差异性，确定与自身产品相关的文化属性，在文化基础之上制定营销方案，以获得受众的认可。2.经济环境国际贸易环境下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受到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的消费背景和国民生产总值也各有差异，因此会对营销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对消费品市场来讲，经济实力越强，其产品的输出量也就越大，品牌竞争实力也越强。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在营销的过程中更偏重于产品的质量而非品牌价值。从市场规模的角度来讲，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应该先对市场规模进行定位和分析，了解该市场的购买力、人均消费水平以及饱和程度等。从消费结构来说，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需要取决于人们的购买行为和喜好偏向等，包括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以及存储动机。3.政治法律环境在特定时期，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营销活动。具体来讲，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跟随市场变动之外，还需要依据法律、政策的信息调整经营结构，影响因素包括东道国法律、国际经济法律以及国内法律等。在制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时候，企业需要深入到不同国家的市场和企业，因此对法律环境和政策基础进行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三、现代国际贸易环境下国际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1.以国际市场为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方案与国内经济市场相比，国际贸易市场的平台更广阔、类型也更丰富，但是对企业来讲经营风险也更大。基于此，现代化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需要以国际市场价值定位为依据，主动探求国际市场发展的规律，切忌盲目营销，在掌握国际市场发展和变化节奏的情况下，收集与自身行业相关的信息和标杆企业发展的规律，以制定适合企业自身发展和营销的方案及策略。具体来讲，企业中要设置独立的岗位和负责人对国际市场进行调研，提升国际市场调研工作的实效性和有效性，从微观和宏观等多角度强化调研质量。2.以品牌优势为基点，优化科学有效的品牌策略面对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动，企业应该始终将人们的消费需求摆在首位，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品牌战略规划，有效调取过往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从而对优势市场进行开发和利用。首先，企业管理者需要细分产品和市场需求。在充分考察以往经验的情况下，提升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满足自身经营优势的发展，在有效提升输出产品量的基础上对目标用户和潜在用户进行把握，并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效益。其次，应该打响产品品牌战。现代化企业在面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冲击下，应该始终坚持自身产品的品牌优势，制定具有特色的品牌营销战略规划，完善并细分品牌营销内容，如产品的附加服务、售后服务以及线下产品的免费体验等，激发用户和潜在用户的购买欲，提升品牌加持。3.以网络贸易为契机，制定与时俱进的制度规范在现代国际贸易环境的影响下，一个最重要的衍生品就是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然而，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电子商务模式的发展与发达国家还具有较大差异。在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上也存在明显偏差。因此，为了能够深入到国家市场环境中，现代化企业应该从思想认识和制度上，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营销模式的认知，建立有效的网络安全贸易制度、税务管理制度以及知识产权制度等，从制度的层面规范电子商务营销活动。从法律规范上保持对国际电子商务市场的敏感度，从而促进我国网络电子商务贸易的健康发展。4.以政府引导为助力，充分发挥其引领优势当前，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政府对于市场环境的引导还不够充分，企业的对外经营之路还困难重重。因此，为了能够帮助企业适应现代国际贸易环境，政府也应该发挥引导和指挥作用，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多样化的经济扶持，帮助企业制定完善的营销产业链，企业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向政府请求帮助，以高质量的营销团队深入到企业的营销发展中，从而为企业的长足进步奠定基础。四、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1.国际交易贸易方式的网络化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开始依托互联网的优势催生出全新的网络贸易。同时，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经济市场的交易流程也更加简化，交易双方无需见面，通过交易信息的互换、签约和物流就能实现交易，为贸易市场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便捷，同时也为虚拟市场的构建提供了条件。2.个性化消费市场的增多在国际贸易营销市场中，个性定制已经成了一大发展趋势。消费者对于消费有了全新的概念和想法，不再喜欢传统大规模化的消费方式，而是会按照自身的喜好向经营者提出要求个性化的服务，也愿意为这些个性化的服务提供相应支付。因此，面对人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国际贸易环境中个性化市场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想要抓住客户或者潜在客户，就需要对人们的个性需要进行定制服务，在提供个性化产品的同时制定个性化的营销战略，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五、结束语 在现代国际贸易环境下，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要扩大经营范围之外，还需要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制定细分的产品经营策略和切实可行的营销方案；以品牌优势为基点，优化科学有效的品牌策略；以网络贸易为核心，制定与时俱进的制度规范；以政府引导为关键，发挥其引领指挥优势，在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的同时，为经济市场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978年，中国还没有一家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截止到2018年，120家中国公司入榜《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同样是2018年，中国大陆新增实体注册企业670万户，平均每天近两万户企业诞生。四十年，中国企业从小到大，上演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成长故事，也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这其中是否有堪称伟大的企业？如今，“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我们又需要怎样的企业？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企业能否完成从大到伟大的新“长征”？这其中需要怎样的市场环境、商业模式、企业家精神为之助力？每一年美国的《财富》杂志都会有一个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我们既然有120家所谓的五百强企业，为什么还讲中国需要伟大企业？那么，“大“跟“伟大”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是伟大的企业？一般来讲的话，规模上的大，跟我们讲到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它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大家经常会问，你怎么定义伟大企业？如果从财务、经济学角度讲，我们把那些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能够持续地、长时间地创造价值，给它的股东、给重要的投资方、消费者、员工提供合理回报的这些企业，我们把它称之为伟大企业。大量的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如果能够长时期地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具备了创造价值的强大能力，那么这种企业就符合我们讲到的伟大企业的范畴。回顾整个企业史过去的一、两百年，什么样的企业真正做到了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投资资本收益，能够成为大家公认的伟大企业？我想这里面有两个例子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通用电气，就是GE。过去130年时间里面，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产品对人类的生活质量改变最大？是电，电对人类生活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通用电气是一个以围绕着电来做业务的企业，它最早的创始人就是爱迪生，大家比较熟悉，他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凡是电所到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业务可以扩展的方向，我们通过电来给人类提供更美好的生活。通用电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这么一百年的时间里面，它其实一直保持一个将近20%以上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是每一块钱的资本投入进去，能产生两毛钱的税后利润。那么在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体量的工业企业，业务品类这么多的工业企业里面，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这种盈利和整个估值，一直保持比较持续的稳定增长，我想这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背后的秘籍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它就围绕着它的主线，一定是跟电相关的，一定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比较好的一个价值创造的能力。现在GE本身也有很大的争议性。去年的6月份，因为它的表现不太好，最终从道琼斯工业指数排行榜里面把它剔出来了。咱们国内很多的媒体，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家认为，GE失败了。但事实上，这个企业在过去130多年的历史里面，它类似的调整有很多次，而且它始终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以良好的业绩表现、以对这种价值创造作为主要诉求的这样一种企业文化。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想就是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在高科技技术领域里面比较好的一个企业，但IBM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它有一个我们叫“颠覆式创新”的这样一些产品出现，就是个人的电脑出现。个人电脑在性价比方面，在当时的运用能力方面，已经开始起到了能够替代IBM的传统产品，这些小型机、中型机甚至大型机的一种程度。IBM大概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亏损，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认为这个企业还能够复苏，还能够活过来。那这个时候他们派了一个CEO，大家可能都听过，他后面写了一本书，咱们中国人给他起个名字叫郭士纳，这本书的名字叫《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讲他接手IBM业务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革。这变革就一个主旋律，就是怎么去提升它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最后把IBM的PC部门出售给中国的联想，果断地把IBM从一个制造商向一个服务商转型。它做这种咨询服务，做软件，这些行业它们资本占用的金额是非常低的，但毛利非常高。它的业务进行这样一种重组调整之后，整个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一下就上去了，一下就恢复了，现金流变成正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企业重新恢复了强大的价值创造能力，市值又回到了2000亿美金的水平上来。他最后卸任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他写了本书，就是刚刚提到的《谁说大象不能跳舞？》。就像IBM这样一个业务品线非常多，多元化程度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些企业，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它其实可以重新回归到我们讲到的最基本的价值创造这条主线上来，围绕着投资资本收益率来重组它的业务，最终通过“瘦身“，通过重新转型，跳出优美的舞步。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小而伟大的企业，能够比较长时期保持比较高的一个价值创造能力，它都算是伟大企业，所以它跟这个规模之间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企业，作为最基础的经济单元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飞速成长，书写了众多传奇的财富故事。1984年，联想从20万元起步，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三千亿元人民币；2018年初，贵州茅台流通市值首次突破万亿元，成为制造业的一杆旗帜；2018年，中国的三家能源公司继续保持《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前五名的地位毫不动摇，而利润榜排名前10位的四家中国公司，依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身影。这些企业能否能被称为伟大企业？它们与伟大企业之间还有怎样的距离？我们的企业离伟大有多远？1978年我们几乎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企业，我们有的只是计划经济下的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短短40年时间，我们把这些完成指令计划的行政部门变成充满活力的、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这样一种经济单元，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在过去40年，我们看到四次比较大的创业的浪潮，从1980年温州的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开始，整个八十年代看到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出现了很多企业家和伟大的企业，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华为任正非、张瑞敏、鲁冠球这样一些企业家。第二波浪潮是在1992年之后，我们看到大量的学者还有政府的一些官员下海，出现了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陈东升、郭广昌这样的一些人物。第三次创业高峰出现在90年代末期，互联网浪潮高峰时期，像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再加上京东，基本上是这个时期产物，我们有了像马化腾、马云、李彦宏这样的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出现。那么第四次讲创业高峰期，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创时期”，这个阶段还在延续之中。这里面什么样的企业能变成伟大企业，或者是未来的引领世界的企业，我想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去判断。用一句话来总结，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我们在微观基础方面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中国大企业的崛起。1996年我们有两家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五百强的排行榜，那么其中一家企业是大家熟悉的中国银行，另外一个是中粮集团。到2018年，包含台湾地区，中国进入五百强企业的数量是120家，几乎我们每一年是以五到六家的速度在增加，而美国基本上从最高峰期的近两百家一直在减少，按这样一种动态的趋势，在未来的两年我们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拥有财富五百强最多上榜企业的这样一个国家。但这里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点，五百强企业它是按照销售收入来划分的，这是2018年我们进入五百强的120个企业的前四十名，这里我把大陆企业列出来，大家看到非常有趣的两个观察：第一个大部分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第二点它们绝大部分集中在提供资金、能源和原材料的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行业。如果我们看上市公司，这个特征就更明显了。按照2018年年底的市值选出排名前十名的企业，A股市场十家最大的上市公司里面，有六家是金融机构，它提供资金；有两家是能源企业，它提供石油或者天然气这样一些能源；还有一家是茅台酒，茅台酒在我的理解中，其实也是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我想这个特点跟美国排名前十名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它前十名公司行业的结构会更加多元化一些，而且有将近五家企业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它有消费品公司，也有金融机构，也有能源企业，会更多元一些。我们在过去四十年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我们作大量的投资，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需要资金，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那就使得我们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够迅速地崛起，形成大的这样一些企业，这也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就回到第二个问题，这些企业它是不是就是伟大企业？“大”就一定是“伟大”吗？规模大的企业它是不是一定能够创造价值？这是从1998年到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它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的一个衡量情况，这20年平均只有3%。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3%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们这些上市公司你给它一块钱的资金去做它的主营业务，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它一年下来之后所带来的税后利润其实只有三分钱。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就是187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0%以上，我们是3%。再回到刚才我提到的五百强企业，我们120家平均的资产收益率只有1.65%，而美国是4.79%，是我们的2.9倍。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它规模很大，但是在创造价值方面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好的表现出来？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并没有催生出这些伟大企业出来？培育伟大的企业需要怎样的土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不管是我们的外部环境，还是企业家的认知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局限性的，使得我们的企业往往把规模放在价值创造的前面。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五点：第一点，我们存在一个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我们强调要素投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用GDP（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指标，对企业而言，它把规模做大之后，它基本上有条件、有前提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资源占有导向型这样一种经营思路，就必然使得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把规模放在投资资本收益的前面，但这后果本身也比较严重，企业如果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的话，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的债务率会越来越高，也就是杠杆率会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其实是缺乏效率的。过去将近20年时间，我们的两个板块：一个国有板块，一个民营板块，除了1999年、2000年之外，剩下绝大部分时间，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而言会比国企高一些，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就是国企可能有很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负担。但不管怎么讲，从客观事实上看，民营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会更高一些，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在配置资金的时候，还是把超过50%以上的资金配置到这些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的一些部门、一些板块里面去。导致的一个后果就在于整个经济的微观基础，就我们企业层面上而言，它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相对会低一些。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内因。我们自己的企业或者企业家在如何去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方面，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偏差的。比如说多元化，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企业，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一定要做金融。我们根据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的板块数，把它跟企业自身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做个比较，是一个线性下滑的关系，是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你多元化程度开始提升的时候，其实你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在下降的，就规模本身并没有带来你价值创造能力相应的提升，甚至是一个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司治理这个环节。我们三千多个上市公司，到2018年3500多家，2014年到2016年，我们的上市公司根据年报所汇报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情况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大量的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在0的右边，就比0高一点点。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汇报它的财务报表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要把它的财务情况放到0的右边，避免亏损。美国在同期的上市公司的一个净资产收益的分布情况，相对而言更像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正态分布，也就意味着它有好企业，有很多企业因为经营情况，可能因为市场竞争的情况表现不太好，但不管怎么讲，它相对真实地把企业的运营情况汇报出来了。中国比较奇怪的这种分布，本身反映出的是我们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一些缺失。我想对企业而言，当你投资有回报，能够形成自我循环、有自我的造血机制的话，整个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状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我们资本市场上也会有更多的一些高质量的企业、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供投资者去选择、去投资。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之后，2008年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开始逐渐放慢脚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挑战、新机遇，企业如何提升投资资本回报率？伟大的企业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为什么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一定要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一定要强调伟大企业，而不是单纯的规模大的大企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有一个“索罗模型“，他解释一个国家的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力还有资本来驱动的，对那些劳动力跟资本不能解释的部分，他给它讲了一个叫法，叫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素组合起来之后它的效率。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在于我们完成了工业革命，背后很大程度，我想跟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前三十年，在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增长速度，因为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它整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速只有2.1%的样子。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开始下降了，那么就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未来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或者说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需要把这个动能从简单的要素投入，转换到要素的使用效率方面来。我给大家作了一个简单的分析，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大家可能了解，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年份来比较，现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按照最乐观的估计，美国有个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按照它的估计，我们是美国现在水平的43%的样子，大概是43.3%的样子，就是2014年我们是这样的水平，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美国的43.3%。那么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在他们完成工业化进程进入现代化序列之后，它们的这个水平大概是美国的70%到80%的样子。我就给大家列了一些例子，像德国1998年完成这个过程，是91%，日本是2004年，它是80%、79%的样子。我们做了一个估测，一个简单的计算，比如说当2035年，我们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假如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从现在的43.3%，要达到美国当时的65%的话，就需要每一年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比美国同期的增长速度高1.95个百分点。美国现在大概一年平均是1%不到一点点，将近1%。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在未来十七、八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达到每一年平均2.9%的样子，接近3%。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意味着我们企业，我们的微观基础，应该做出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不能再靠过去那种高歌猛进的、简单的投入来拉动的这样一种增长，可能我们把重点应该放到怎么让这些投入、这些生产要素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的话，它对应的或者说呼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价值判断。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伟大企业，就是一大批能够非常好地把这些资源、把这些要素能组织起来，能够提供出非常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够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企业。那么它最终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上。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是比正确地回答了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我想，在中国这个阶段一个正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产生一大批了不起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伟大企业，这是我们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从经营管理角度讲的话，企业，特别是创业企业，可能最重要的是现金流，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现金流。不管是做多元化也好，或者探索新的一些投资机会，甚至改弦更张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一定要保证现金流是充沛的，就是有足够的钱去发工资，去还债。第二点就是千万别借债，特别是在创业阶段，别借太多的债。因为这是杠杆，这里面债是有期限的，借了债，肯定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时候企业为了还债，被迫改变自己的初衷，或者改变自己对企业运营的一些方向的设计，可能带来不好的效果。所以说关注现金流，不要过多地去借债。另外一点，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就是我关注我该做的事情，如果说这条路能走通的话，我能够做出一个企业，它能够创造价值，能够提供很好的产品服务，能够产生现金流，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那我适合把它再做大。但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觉得保持这个精神再出发，这就叫屡败屡战，这可能是真正成就伟大企业，我觉得可能也是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基本素质。1987年，任正非集资2.1万元创立华为公司，三十年后销售收入七千多亿元人民币；1999年，阿里巴巴从杭州起步，二十年后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零售平台；2010年，小米在北京一间租来的小办公室正式成立，到2018年市值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仅仅用了八年。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大陆拥有近3500万户企业，它们谁将成长为中国未来的伟大企业？创造伟大企业的行业机会又在哪里？中国的企业伟大在哪里？哪些行业值得期待？回归到内因，有四条非常重要的：第一点，一定要找有增长性的行业，就是需求端会决定供给端。到2030年，我们用最保守的估测，未来12年我们保持5.5%的一个实际GDP的增长，达到将近160万亿的样子，人均的GDP很可能会达到1.9到2万美元，我想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一些企业、什么样的一些行业，能够对这种变化的需求做出非常及时敏感的回应？比如说金融行业，现在的金融行业整个业务模式其实比较同质化，比较单一。比如到了2030年，一般讲的话，我们金融资产的规模大致上是我们整个GDP的四倍，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就是640万亿元金融资产。这里面有多少空间、有多少可能的行业机会在里面？像医疗健康行业，欧盟平均的医疗行业的GDP的占比是10%到11%的样子，美国最高，占比18%。2018年中国的大健康行业占整个GDP的比例6.2%到6.3%的样子。假如说到2030年，我们达到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占比10%，10%意味着什么？16万亿的一个行业会崛起。因为医疗行业非常难，但这个行业就是要你咬牙坚持下去，不是采取那种一时一隅的短期策略，当我们长期坚持，就会看到一批了不起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器械的、制药的、提供一些研发的这种企业在中国整个这个体系里面崛起。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在未来关注的一个因素，在于我们人口结构。到2030年中国整个劳动力人口里面，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数量是2.5—2.7亿之间。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2.5—2.7亿的人我们把它激活了，他们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话，这将是全世界在21世纪前50年无可争议的、毫无对手的、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除此以外，互联网也是很大一块儿，我们的新消费是很大的一块儿，还有高端制造业和IT制造业，还有跟制造业相关的新兴工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门类。在这些领域，我们都会有几倍于GDP增长速度的一种成长机会。那么这些领域我想通过创新，通过企业家精神，通过商业模式不断地打造，未来会涌现出一批投资资本收益率很高的企业。苦练什么内功最有效？第二点，坚持不懈地研发跟创新非常重要。还是举一个例子：华为。华为的研发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的销售收入的15%，它历年在10%以上，最近几年到了15%。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6000亿元人民币，有900亿元人民币在做研发，就相当于130亿美元做研发，高过苹果、谷歌、脸书、亚马逊这样的企业，相当于全国研发金额的5%以上，它占了二十分之一。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它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显然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我们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去向华为学习，去增加它的研发的投入。有很多企业家其实很着急，就希望今年投了很多钱之后，大概两、三年时间就一定要看到效果，如果看不到效果的话就把这个项目砍掉，诸如此类的。这里面就需要给这些企业家在理念上去调整，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投资它是值得的。日本2000年前后它们提了一个口号出来：第一要增加研发的GDP占比，每一年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政府投入也好，要增加它的研发占比。另外一点，它们特别强调基础科学跟基础技术的研发。日本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什么呢？就是在2050年之前，就是21世纪的前半叶要产生30个诺贝尔奖的科学奖获得者。这些学者、获奖的科学家大部分都没有在国外待过，他就在日本本土在工作，甚至很多是日本本土的机构培养出来的。我想我们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开始强调这样的一些对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基础科学研发的这种投入，同时保持比较耐心的一种科学态度，我觉得也就十年时间，我们能看到大量的中国的诺贝尔奖级的这样一些研发成果出现在各个领域，也包括在医疗健康领域。企业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什么？最后一点其实我强调比较多，就是投资资本收益率，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一定要把投资资本收益率，把价值创造放在简单的规模的前面。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说你效行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则，你像巴菲特一样地去挑那些基本面非常好的企业，假如说你1999年5月份的时候拿到1998年的报表，你算一下这个投资资本收益率，挑出那些投资资本收益最高的20%的企业的股票长期持有，不做任何调整，或者你每一年调吧，一年为周期调一次，那么这一块钱到了2017年年底会变成9块9，将近10块钱的样子，年化的收益率是12.8%。换句话讲，如果你效行这样一种投资策略的话，你基本上能跑赢实体经济。我们从企业者、企业家或者企业经营者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如果说你在经营管理一个企业的时候，你的核心目标是创造价值，是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的话，那么你是可以给你这些股东们提供跟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相匹配的股票市场表现的，你是创造价值的，你的企业很可能被大家认可、尊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未来哪些企业能脱颖而出？大家可能经常问，中国有没有伟大企业？其实如果按照简单的技术指标来衡量的话，像华为跟阿里巴巴，甚至包括去年在香港上市的小米，包括顺丰，它们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都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因为整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投资的资本收益率是3%，像阿里巴巴过去五年保持在30%，华为保持在将近20%这样的水平上，小米因为第一年上市，只有一年的数据，甚至高达100%的样子。如果说这些企业，能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能够把这样一种价值创造的记录能够保持下去，那么从这些企业里面出现一些伟大企业，或者说其中某一个、某两个变成伟大企业完全是可能的。大家可以查一下，1997年、2007年和2017年中国股票市场按照市值来排名的前十大企业，就可以发现短短20年间变化有多大。比如2017年排名前两名的企业腾讯跟阿里巴巴，在1997年还不存在，但到了2017年这已经是独占鳌头的两家互联网企业，已经是高科技企业了。那么1997年排名第一的传统行业的企业，像四川长虹，到了2017年基本上可能前一百名都已经找不着了，前两百名也找不着了。还是这个上市公司，但是历史很无情，它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在十年后我们再聚在一起，再讨论中国最好的或者最大的十个上市公司的变化，划出2027年的市值前十名的企业，我非常笃定的有一点，就是肯定有好多名字是大家现在还不熟悉，甚至还没听说过的，肯定有些行业是我们现在还不熟悉的行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的微观基础层面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微观基础，我们需要有一大批伟大的企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思路，我们需要实现从大到伟大的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这样一种迈进。（作者：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国家发改委“十四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来源：瞭望智库）

来源：经济日报当前全球变局下，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重新趋于复杂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研究员王莉认为，中东欧地区政治新态势增加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复杂性。中方一直强调，“17+1”平台不是地缘政治平台，而是经贸人文合作的平台。而且中国已以实际行动对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合作新挑战作了回应。第一，强调合作的互利和务实。中国和中东欧的贸易在“16+1”和“一带一路”框架下一直在持续增长，但是贸易逆差问题一直存在。中国近两年来在想方设法改善双方贸易中的逆差问题：宁波的中东欧博览会从地方级转为国家级，上海进博会邀请中东欧国家参加，对中东欧优质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这些都是促进贸易平衡的实实在在的措施。从数字上来看，中方的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虽然贸易逆差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在朝着好的方向迈进。第二，倡导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表达了愿意与中东欧国家继续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希望。同时，中国始终十分重视回应欧洲的关切，强调这是对中欧关系一个有力的补充。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今年“16+1全球伙伴中心”正式建立，推动帮助双方企业更好地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欧盟的法律法规，这也是中国在与中东欧合作中充分尊重欧盟法规的生动体现。第三，重视合作的创新性。正视双方对于发展的共同需求，通过协调与对话不断改善合作条件，寻求合作动能。一是创新合作方式。比如中小企业的合作、地方合作，均是在双方长期合作中不断探索出来的，符合中东欧国情，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二是创新合作内容。创新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经济的合作，对于双方创新发展都有助力。第四，重视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用好并扩大双方均兴趣日增的地方合作以及旅游、卫生、体育、智库交流等，通过人文交流的方式来增进了解，化解疑虑，构建信任。其中，旅游业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双方民众的沟通和了解，有望成为一个持续合作的增长点。总之，中国与中东欧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的需求，有助于中欧关系整体发展，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良好发展前景。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全球供应链变革的喜与忧魏 亮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贸易增速下滑、出口商品中的外来附加值降低等迹象，似乎预示着全球供应链正在收缩，同时也变得更加脆弱。事实上，这种现象并非始于现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刊发的文章指出，早在这些干扰因素出现之前，全球供应链已经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作用下变得更短、更智能、更快捷。自15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及其附属的供应链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各国需求的增长、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从现实看，新技术的应用，使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更强、反应速度更快、指向更精准。这一变化是世界经济在危机后重塑、主要市场需求转型升级、企业经营模式转变和新技术进步共同塑造的结果。经济不景气促使企业通过精细化运作来节约成本；消费升级使商品供应的及时性与物美价廉同样重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贸易的兴起，带动了供应链嬗变，“还未下单支付，货就已经在路上”。各种数据的深度交汇和匹配，激发和创造了新的需求，它在吞噬传统工作岗位的同时，带动机器人成为生产和物流的主力，同时减弱了对产地的制约。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就是，传统商业模式正在衰退，而电商方兴未艾。从全球科技巨头到普通杂货商店都在被倒逼进行供应链变革。IBM公司曾经因为不能追踪和控制产品物流，大量计算机在法兰克福机场积压了一个月。如今，该公司已开始使用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开展产品追踪。那些难以跨国运输和量少价高的零配件，可以通过跨境数据传输加3D打印的方式快速生产、销售和配送。新技术对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好处显而易见，风险和隐患也不容忽视。从网络安全的角度看，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范围与数量不断扩张，网络攻击也将带来更大规模的损失。从数据安全的角度看，由于数据的跨境流动与频繁使用，防范数据滥用、加强隐私保护、维护国家数据安全的挑战凸显。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国家开始围绕保护数据安全建章立制。一些科技巨头滥用数据的行为得到惩罚。但是如何使这些新科技既利于世界经济增长与全球供应链变革，又保证国家和个人的安全，依旧是难解之题。目前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70余个国家已就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开展探索性研究和初步谈判，但这还远远不够。让全球供应链插上科技的翅膀腾飞，变得更清晰、便捷和安全，仍然需要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企业间更加广泛的协作。

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有哪些难以磨灭的印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定是其中之一。从2001年初冬的多哈到2018年仲夏的北京，17年，见证了中国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并留下中国不断扩大开放与世界同行的时代印记。今年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首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实践，阐释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阐明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对于中国入世的过程，近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所长陈凤英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见解。除了在国际关系学院从事学术研究以外，她还是中央制定经济安全政策的主要咨询专家，曾参与中央财经工作小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多项重大经济课题。陈凤英 （受访者供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NBD：改革开放40年，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上也能找到清晰的缩影，能否谈一谈这些年我国对外贸易经历了哪些巨变？陈凤英：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1991年，可以算作是改革开放的1.0版本。这个阶段是探索式开放，从沿海地区开始，以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对外试探型的开放。我们以加工贸易为主，最主要的是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第二个阶段是1991~2001年，这是转型、高速发展的阶段。在高速发展中可以看到是建立在经济特区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放。当时，我去经济特区调研，看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第三个阶段是以中国入世为标志，尤其是2001~2008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开始真正利用国际市场。过去，我们是“引进来”，那时有大量的企业开始“走出去”，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参与合作，中国企业在国外亮相的频率越来越高。第四个阶段是十九大之后，我们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写进宪法，助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到新阶段。NBD：在您看来，入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机遇？陈凤英：入世助推经济发展，也倒逼制度的改革，中国加入WTO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性改革。这首先体现在法律制度和规制上，中国遵守承诺，很快开展并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清理法律法规的工作，法治观念更为深入人心。其次是政府职能转型，执政方式和理念的完善，“以人为本”、“服务市场和社会”和“市场化管理”等意识得到增强。中国加入WTO之后最大的契机在于能够让企业深入融入国际分工，对外投资、利用外资的速度都在加快。外资进入后，又能倒逼国内企业改革，提升竞争力。从合作者向贡献者转变NBD：中国入世角色经历哪些转变？陈凤英：我觉得中国入世17年来，经历了从合作者向推动者再向贡献者三个阶段的角色转变。首先，中国入世以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能源、气候、可持续发展等多个议题的会议上，都能看到中国身影。比如，中国推动巴厘岛会议的召开，参与21世纪新议程的商谈，包括服务贸易、信心技术等。所以，中国入世之后，迅速经历了从合作者向推动者的转变。从推动者向贡献者的转变，最明显的标志是G20杭州峰会的召开，中国向全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入人心。其实，早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就已经由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向贡献者转变。我们不仅仅享受入世的好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更主动为全球经济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NBD：您曾经说过，中国入世也付出了昂贵代价。如何理解这个观点？陈凤英：当时关于全球化利弊、入世得失的争论非常激烈，中国在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贸组织门前，从“等待”到“进入”，也经历了十几年的漫长努力。入世之后，国内经济确实经历了飞速发展，但是，如何协调好“快步跑”和“稳步走”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方面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走得稳。比如，中国对外投资在2017年之前增速非常高，当时企业出去是盲目出去，另一个就是向国外转移资产。所以，2017年以来，我国开始加强境外投资的真实性审查，“脱虚向实”频繁被提及。我认为这些都是教训和代价，当然这并不是坏事，相反，为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很好经验。超额完成入世承诺NBD：中国入世至今，您认为中国在履行扩大开放的承诺和行动上有没有出现新的变化和亮点？陈凤英：我认为中国入世以来变化是巨大的。我们不仅履行入世的承诺，甚至超额完成许多任务。比如，服务业的开放。我们当时并没有签订条例，但是还是主动开放了。在某些领域，我们主动开放的行为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比如，全球农产品的平均关税是60%，而我国目前的农产品平均关税是15.3%。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入世以后在履行和扩大开放的承诺上不断完善，亮点也非常多。NBD：您能否结合您的经历，对比中国入世前后的某些变化？陈凤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去欧美做学术交流，通常是以学习为主，发言的机会并不多。外国专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进展也不是十分了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外国人更加愿意去倾听中国声音。这种变化我想体现在各个领域。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出现了120家，说明中国企业不仅竞争力在不断提高，也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今年11月份，中国将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主动举办过进口博览会。这一系列案例足以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综合国力在壮大，而2001年入世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契机。

在“奴隶制度”早已消亡的时代，“现代奴隶”却还遍布在贫穷国家及地区。澳大利亚劳动党参议员Lisa Singh曾说：“很有可能，你在超市购买的生鲜产品是由农场上被剥削的劳工种植的，你女儿买的衣服，完全有可能是由比她还小的女孩制作的。”虽然现代奴隶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定义，但它的本质是指个人因遭受胁迫、暴力、欺骗或被滥用权力，因而无法拒绝或逃离被剥削的境遇。目前，现代奴隶制主要体现在强迫劳动和强迫婚姻两方面。根据国际人权组织Walk Free Foundation近期公布的2018全球奴隶指数显示，全球近4000万人正处于“现代奴隶”身份的禁锢中，其中71%都是女性，而时尚产业的现代奴隶人数仅次于科技行业。此外，渔业、可可业和甘蔗业的现代奴隶人数也居高不下。该组织在调查了身处167个国家、使用52种语言的7.1万人后发现，现代奴隶制的高发地点多为有着专制政权或政治冲突的地区。据估，朝鲜可能情况最为严重，紧随其后的是厄立特里亚、布隆迪、中非共和国、阿富汗、毛里塔尼亚、南苏丹、巴基斯坦、柬埔寨和伊朗等。服装方面以供应链快速的快时尚为例，Zara、Mango和H&M等品牌的工厂都在土耳其、印度等劳动力低廉的国家。亚洲最低工资联盟曾披露过工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在孟加拉，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没有消防安全通道的建筑里缝制衣服。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及其他国家，孕妇很容易遭遇降薪和歧视。在柬埔寨，要求每个月工资额外增加20美元的工人们甚至会死于枪口之下。然而受全球化影响，现代奴隶制的受益者通常是发达国家。以柬埔寨为例，市场研究公司Statista数据显示2015至2017年间，它都是欧盟列国的第四大服装供应国。而G20国家每年总共要进口价值1277亿美元的服装，庞大的数字下掩藏着大量劳工，他们之中爆发的问题也愈加明显。图片来源：personntoday自由行走基金会认为，在这场人权危机中，高GDP国家往往忽视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在目前最富有的20个国家中，仅有7个出台了阻止企业采购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想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从政府和企业角度入手。自由行走基金会提出建议，希望高GDP国家研究自己的政策是否在助长现代奴隶制的肆虐。而企业方面应该从供应链上主动消除强制性劳工，并向消费者和投资人提供透明的监督渠道。近期，英国就颁布了一项新法，即《现代奴隶制法案》，这也是历史上第三部明确反对现代奴隶制的法律。该法案要求，任何在英国有业务的本地或国际企业，只要年营业额超过3600万英镑，必须每年提供识别和解决强制性劳工的报告，并清肃供应链与合作伙伴之间的非法劳动力问题。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企业最好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尽快公布，不得超过6个月。如果未能按要求出具报告，民事法庭会采取强制执行，并无限罚款。贸易协会和工会都对这项新法表示满意，认为是一个抵制现代奴隶制的“明确信号”。这一法案是仿照2012年的《加州供应链透明度法》制定的，目前，欧盟也在制定类似的立法倡议。

现代汽车在国内家喻户晓，旗下多款车型曾创造“国民神车”称号。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现代能否从容应对？面对新能源大势，现代又是否做好准备？带着这些疑问，葫芦侠深入现代汽车位于韩国本土的两大研究院，看到了现代汽车“深藏不露”的雄厚技术储备和前沿应用能力。葫芦侠相信，随着更多性能车导入国内市场，消费者必定会对“技术流”现代有一个全新认知。这篇文章是汽车葫芦圈探访现代汽车韩国研究所专题策划系列文章的“新能源篇”。现如今，未来汽车要实现电气化，已成行业共识。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日益严苛的环保法规，汽车电气化也是未来发展智能汽车的必经之路。但是，对于实现汽车电气化，到底是选择纯电动，还是燃料电池方向，目前在行业内没有形成定论。就拿当前大多数车企都采用的纯电动汽车来说，电池能量密度永远是瓶颈，续航低、充电时间长，使得纯电动很难给予消费者绝对的安全感。但如果是燃料电池，就完全不一样了。现代汽车技术之旅，解锁最佳新能源就在11月初，一场“现代汽车技术之旅”拉开帷幕，一行59家中国媒体来到位于韩国麻北/南阳的现代起亚汽车两大核心研究所。此时的韩城，已经是深秋季节，人间芳菲将尽，却是欣赏满山遍野红叶燃烧的时候。银杏都变成了金树，整个世界就像是金子铸成的。满城的秋色撩动心弦，当然最让人振奋的还是现代研究所里那台量产版NEXO氢能源汽车。一台充能5分钟就能实现609公里续航（韩国标准）的现代NEXO，一时间，刷新了葫芦侠对新能源行业的认识，而NEDC工况更是高达805公里。其实，早在1998年，现代汽车开始进军氢燃料电池车领域，那个时候，当前市面上大多数新能源车企都还没出生。16年钻研，推全球第一条量产生产线经过16年的研发，2013年，现代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搭载氢燃料电池的汽车ix35 FCEV，这也是全球首批量产的燃料电池汽车，其生产线也是全球第一条氢能源汽车量产生产线。所谓量产，就是所有内部的测试、实验的各方面已经充分做好了可以量产的技术准备，也就是说，现代对氢能源的运用已经完全成熟，即便是大范围的量产推广，也能保证产品性能的一致性。早在5年前，现代这台ix35 FCEV就能实现415公里的续航，这样的续航里程比当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纯电动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还要高。尤其是这台车搭载的氢能源发动机在2015年获得了沃德十佳发动机大奖。对于各个车企来讲，能得到这个奖等于获得了非常高的行业评级，而现代则第一个获得了非燃料发动机的奖项。量产终极环保车，NEXO再次横扫国际大奖到了2018年，被誉为“终极环保车”的氢燃料电池车NEXO也开始批量生产，奠定了现代汽车在氢能源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其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对氢能源利用率和零部件工作效率做了最大程度地优化，系统效率高达60%，为当前世界最佳水平。凭借新一代氢燃料电池车NEXO，现代汽车荣获2018亚洲消费类电子展汽车技术类创新大奖。早在今年1月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2018国际消费类电子展上，NEXO也凭借领先的燃料电池技术获得Reviewed.com的编辑选择奖(EditorsChoice)。NEXO综合性能全面领先NEXO的NEDC工况续航里程超过500英里/800公里，而它的整备质量比ix35轻20%，动力系统效率提高20%，燃料电池堆功率密度增加30%。NEXO采用3个储氢罐设计，储氢容量提升12%，续航里程超过了丰田Mirai和本田Clarity FCV（这两款FCV的NEDC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00公里和750公里）。而且这样的充能效率和续航里程，是当前纯电动汽车完全无法达到的。就算是纯电动标杆特斯拉最强的P100D，充电30分钟，也只能充满80%的电量，续航只有579公里，如果是在冬季，这个续航里程还要大打折扣。低成本提高续航，氢燃料电池成最佳性价比方案对于NEXO来说，如果要增加续航里程，只要增加储氢罐，续航就可以轻松突破1000公里，而且这样增加续航里程的成本没有那么高，这是燃料电池的特性。电动车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特斯拉要多增加200公里的续航，其增加的电池成本至少占车辆总价的20%，差不多也是十几万的价格，相比之下，增加一个氢罐的成本低得多。就以成本和续航里程两个维度来看，上图中间两个色块交叉的那一部分在效果上面是等效的。所以在交叉部分以外的，越靠左、续航里程越低的这一部分就是采用电池系统的电动车，更长里程这一部分就适用于燃料电池车。这张图是新能源商用车的续航里程与成本关系图，可以看到，在400公里左右就出现不同电池系统的等效里程区间。商用车相比普通客车有更重的负荷，如果用电池系统来解决的话，首先搭载的电池组会更重，问题就变成了：商用车要先把自己拉动了才行……因此，在商用车领域采用电池系统实现新能源化会有很大问题。10万辆NEXO所蕴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核电站值得注意得是，现代这款NEXO氢能源汽车，在-30℃的严苛低温环境下，仍然可以正常、稳定启动，突破了传统氢燃料电池车掣肘，而这也是传统纯电动汽车无法比拟的技术优势.而且NEXO只要5分钟能够加满氢气能源，完全不需要像电动车那样动辄几个小时的充电，给用户带来的使用成本会更低。氢电之家氢能源汽车的玩法，还不只是限于交通方面。就拿现代这台NEXO氢能源汽车来说，我们还能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移动电源。不论你是到户外自驾郊游，还是面对家庭紧急用电，这台氢能源汽车能够满足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而且排放出来的是水，对环境没有任何污染。麻北研究院的工程师们，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表达NEXO所蕴含的巨大能量：10万辆氢燃料车就相当于一个核能发电厂！而这个“核能发电厂”，通过智能供电系统，可以将所产生积存的能量转化为电力以供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NEXO独有的净化空气功能十分强悍，每运行1个小时即可净化26.9kg的空气（相当于42.6名成年人呼吸1小时的空气量），可谓现代汽车未来技术实力的集大成之作。现代汽车氢燃料性能研发室总负责人 朴鍾震室长现代汽车还准备进一步扩大氢燃料电池车的技术范围，将之从SUV延伸至轿车、卡车以及巴士等领域。当我们正在麻北研究所参观的时候，现代NEXO氢燃料车也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亮相，现代汽车氢燃料性能研发室总负责人朴鍾震室长真诚地希望，未来在中国公共服务领域也能够展示此项技术。强大技术底蕴，跻身全球五大车企从上面的了解来看，不论是横向对比燃料电池发展水平，还是纵向对比纯电新能源，现代这台NEXO氢能源汽车，都保持了绝对领先的优势。20余年来对氢能源默默地研究，奠定了现代集团在未来汽车市场中竞争的优势。正是得益于多年来在研发领域的投入，现代汽车才能在短短50多年时间里跻身全球五大车企和全球100大品牌40强。全面推广国际市场，新能源汽车终极方案就在今年10月份，现代集团与法国跨国电力公司Engie以及液化空气公司（Air Liquide）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现代汽车计划到2025年向法国出口约5000辆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并在法国建立充电站。此外，协议中还提出了为法国氢燃料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开发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上个月，现代汽车发布了燃料电池卡车，与瑞士H2能源公司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计划在2019至2023年向瑞士商用车市场投放1,000辆燃料电池卡车，以及建立面向可再生氢能源的供应链。现代汽车表示，未来面对中国市场，现代计划在2020年建成100个加氢站，到2025年拓展到300个。从源头上实现汽车能源的清洁化氢燃料电池的原料采用工业制氢，高压成液态，加注后经过和氧气燃烧生成水，对环境无任何污染，排放出来的只有水。而且氢燃料电池核心工作原理是在催化剂作用下，控制氢气和氧气燃烧，将能量储存在电池中，使用电机驱动汽车，其能源效率远高于目前的普通内燃机。全面布局氢能源汽车，从源头上实现汽车能源的清洁化。氢能源对环境的无害化，不仅符合当前日益严苛的环保法规，从行业大体发展趋势来说，也是环保法规与车企发展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在未来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在优势。而且氢燃料电池相比以锂电池为主的纯电动新能源，在产品使用端口有着绝对的优势。续航高、充能时间短的氢燃料汽车，完全有潜力颠覆当前新能源市场格局。氢燃料电池车素有“新能源汽车终极方案”之称，我国也在2016年出台的补贴新规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的各项补贴将逐渐退坡，而氢燃料电池车的补贴将维持不变。对于新能源这场马拉松而言，越是往后，对于现代这样这样技术底蕴深厚的企业而言，能量就越能被激发出来。氢燃料和电动双线并进策略当然，现代氢燃料电池车取得大规模量产水平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电动汽车产品。2016年，现代专为未来新型能源和智能驾驶技术打造了IONIQ系列产品，并推出相应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混动汽车车型，意在参与短期的纯电动汽车市场竞争。这种氢燃料和电动双线并进的策略，无疑为现代汽车解锁了未来能源技术路线。在纯电动汽车领域，现代当前推出的IONIQ纯电版车型，以136eMPG的综合能效（折合百公里15.4度电）在电动车中遥遥领先，相比之下，特斯拉MODEL S的EPA能效仅为103，宝马i3是118，雪佛兰BOLT是119。在混动车型领域，2017年美国《消费者报告》评出的最省油的十款车中，IONIQ混动版以52MPG的综合能效（折合百公里油耗4.5升），和丰田第四代普锐斯并列第一。而按美国EPA的数据，2018款IONIQ混动版则在能效上实现了对2018款丰田普锐斯的超越。所以说，现代集团对于未来新能源市场的技术布局，从氢能源燃料电池、纯电动汽车、新能源混动汽车，在技术标准上都保持了绝对的领先。在未来汽车新能源发展的赛道上，现代集团已经保持了领跑者的姿态。通往巅峰的道路，注定是孤独者的前行在声势浩大的汽车产业转型大潮中，如现代一样的传统车企集团不仅拥有深厚的技术沉淀，而且还在积极与前沿技术企业合作，寻找创新动力，同时开展中国本土化的针对性布局，以支撑创新技术成果的逐步落地。在这场未来出行领军者的竞争中，现代汽车无疑已箭在弦上。未来决胜汽车市场，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长跑，通往巅峰的道路，注定是孤独者的前行，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技术的现代形象展现出来。

（一）工作已经统治我们的生活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了，如今这个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但新一代的思想家们坚持认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工作是现代世界的主人。对大多数人来说，无法想象没有工作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在近代历史上，工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地主导和渗透到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尤其在英国和美国更是如此。对就业能力的痴迷贯穿于整个教育系统中。即使是靠领取救济金生活的严重伤残人士也被要求必须是求职者。公司里的超级明星们会炫耀自己被填得满满的工作日程。“努力工作的家庭”会被政客理想化。朋友们会互相展示推销各自的商业想法。科技公司会想法设法让员工相信，全天候24小时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零工经济公司声称全天候24小时工作是一种自由。工人们的通勤距离越来越远，罢工次数越来越少，退休时间越来越晚。数字技术已经让工作侵蚀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在所有这些相互强化的方式中，工作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并挤出其他因素的影响。正如Joanna Biggs在《All Day Long: A Portrait of Britain at Work》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在宗教、党派政治和社会团体消失的时候，工作是我们赋予生活意义的方式。”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工作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其实并没有发挥作用。我们拒绝承认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孤立的问题，比如工作在我们的信仰系统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但是工作所带来的失败的证据一直在围绕我们。作为一种生存和繁荣的来源，现在的工作对于整个社会阶层来说是不够的。在英国，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约有800万人）都生活在工薪家庭中。在美国，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停滞了半个世纪之久。作为社会流动性和自我价值的来源，工作甚至没能让那些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获得成功。据官方统计数据，在2017年，有一半的英国大学毕业生从事的是那些非大学毕业生就能胜任的职位。“在美国，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对工作的信念正在崩塌，他们已经不指望工作能提升自己满意度或是指望工作能促进社会进步。” 专门研究工作的著名历史学家Benjamin Hunnicutt这样说道。工作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更多的零时工或短期合同工；更多收入不稳定的个体户；对那些拥有实际工作的的人的公司进行更多的“重组”。作为可持续消费繁荣和大规模住房拥有率的源泉（这是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政策带来的主要成果），工作如今在我们面临的债务和住房危机面前已经名誉扫地了。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工作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没有继承财产或者拥有一套房子重要。不管你是整天都盯着屏幕，还是在销售那些薪资水平过低的人买不起的商品，越来越多的工作感觉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对社会是有害的。美国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在2013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将这些工作称之为“扯淡的工作”。被Graeber 谴责过的工作岗位包括说客、PR研究员、电话销售员、法警和一些辅助产业的岗位（如洗狗员、通晓送披萨的人）。在Graeber看来，这些辅助产业的工作岗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这一观点似乎有点主观的和粗糙，但却不断得到经济数据的验证。尽管公司在不断地衡量员工的表现，同时在不断强化工作，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变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是员工生产力或者说每小时所产出的价值的增速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在放缓。毫无疑问，工作越来越被视为是对健康有害的：“压力，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待办事项清单，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卡斯商学院教授Peter Fleming 在他的新书《The Death of Homo Economicus》（经济人的死亡）这样写道，医疗机构开始将这些事情视为与吸烟类似的有害行为。工作存在严重的分布不均的问题。人们要么工作量太多，要么工作量太少，或在同一个月时间里有时工作量太多有时工作量太少。远离我们不可预测的、消耗一切的工作场所，很多重要的人类活动慢慢被忽视了。工人们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家里的孩子或者年迈的亲人。“工作的危机也是家庭的危机。”社会学家 Helen Hester和Nick Srnicek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道。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老龄化的加剧，这种人类对包括照顾家庭在内的很多重要活动的忽视的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最终，除了上述说到的所有这些问题和障碍外，现在大家最常讨论的、对工作存亡威胁最大的因素是：自动化和环境问题。最近的一项预测表明，在未来的20年里，人工智能将取代所有人类工作岗位数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其他预测者则怀疑，在一个不断变暖的星球上，工作是否能以目前的有毒形式继续存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就像一个扩张过度的帝国一样，工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家强大，同时也更加脆弱。我们都知道工作所存在的问题是成倍增加的，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时候考虑另一种选择了吗？（二）我们的工作文化是声称它所存在的缺点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存在，从而来掩盖工作存在的缺点。正如保守党议员Nick Boles在他的新书《Square Deal》中所说的那样：“人类天生就是工作的。”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长期以来已经内化的一个观点。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个观点的。一些人已经断断续续地表达过将世界从工作中全部或部分解放出来的观点，但是只要现代资本主义继续存在，这点观点就会一直被嘲笑和压制。在未来的愿景中，关于工作更少的承诺一直是非常显著的。1845年，卡尔·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可以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到那时，他们可以早上打猎，下午捕鱼，晚上蓄养牲畜，晚饭后从事批判。” 1884年，社会主义者William Morris曾这样畅想：未来的工厂是非常漂亮的，工厂周围都是花园，供工人休闲放松，员工们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1930年，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曾预测，到21世纪初，科技的进步将会将人类带往一个休闲和富足的时代，到那时，人们可以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在1980年，随着被机器人替代的工厂工人越来越多，法国社会和经济理论家André Gorz表示：“废除工作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在未来几十年里，废除工作的方式将成为一个核心的政治议题。”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和英国的工作危机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这些异端思想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微妙的书籍开始进一步阐述Graeber提出的关于很多工作都是扯淡的工作这样的争论，他们创造了一种快速增长的文学形态，将工作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有时会打上“工作主义”的标签，他们开始探索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工作。一场新的反工作运动已经悄然成形。Graeber、Hester、Srnicek、Hunnicutt、Fleming和很多其他人是一个松散的、跨越大西洋的思想家网络的成员，他们为西方经济、社会和贫穷国家构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认为，在未来，工作危机、机器人给工作带来的危机和气候变化将会变得变得更加严重。他们将这种未来称为“后工作时代“。有些作家认为，这样的未来必须包含一个由国家支付给每个工作年龄的人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这是目前关于后工作时代的一个最引人注目和最备受争议的一个观点），这样一来，当自动化时代到来后，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下去。还有一些人认为，关于UBI的可承受性和道德性的争论会分散人们对更大问题的注意力。后工作时代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短语，但它提供了巨大的诱人承诺：一种工作量非常少甚至没有工作的生活，一种更平和、更平等、更具公有性、更愉快、更周到、更有政治参与感、更有成就感的生活。简而言之，在后工作时代，人类的很多经验将会被彻底改变。对很多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古怪和愚蠢的乐观，而且很可能是不道德的。但是后工作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现在是现实主义者。“要么是自动化，要么是环境，要么是两者的结合将迫使社会对工作的看法发生改变。那么，我们是乌托邦主义者吗？或者乌托邦主义者是那些认为工作将会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的人吗？” 激进的威尔士学者David Frayne这样说道，他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The Refusal of Work》是有关后工作时代的最具说服力的作品之一。（三）关于后工作的最佳论点之一是，与传统观点相反，工作意识形态既不是自然产生的，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我们所知道的工作是一个最近的构造。” Hunnicutt说道。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Hunnicutt认为我们的工作文化的基石来自于16世纪的新教主义，新教教义认为只有努力劳动才能通向美好的来世；来自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它需要有纪律的工人和富有动力的企业家；同时来自于20世纪对消费品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从这一连串的现象中诞生的现代职业道德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在那之前，工作在所有文化里都被作为一种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 Hunnicutt说道。从古代希腊到农业社会，工作要么是被外包给别人的（通常外包给奴隶），要么就是一件应该尽快完成的事情，这样才能享受生活中的其它东西。即使建立了新的工作道德规范，工作模式依然在不断变化，并不断受到挑战。在1800年至1900年之间，西方国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80小时减少到了60小时。从1900年到20世纪70年代，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进一步稳步减少，美国和英国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已将减少至40个小时。工会施加的压力、技术变革、开明的雇主和政府立法，所有这些都逐渐对工作的主导地位造成了冲击。有时，经济冲击会加速了这一过程。在1974年的英国，面临国际石油危机和矿工罢工导致的长期能源短缺，Edward Heath的保守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每周工作3天的工作制。这种工作制持续了两个月时间，在这两个月时间里，人们的非工作生活扩大了。在这段时间里，高尔夫球场的生意越来越繁忙，而渔具店的销售额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收听深夜BBC电台节目的听众增加了两倍。一些男人也开始做更多的家务活：科尔切斯特晚报采访了一名年轻的已婚印刷工人，他已经承包了家里的所有家务活。就连《每日邮报》的报道内容也放松了，一位专栏作家建议家长们在孩子们在学校的五天时间里尝试过更多的性生活。英国的这个政策并没有持续下去。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重新定义工作或完全逃避工作的想法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变得非常常见：从企业户外拓展到反主流文化再到学术界，一种新的学科开始建立：休闲学，对体育和旅游等娱乐活动的研究。1979年，当时著名的美国记者Bernard Lefkowitz出版了一本名为《Breaktime: Living Without Work in a Nine to Five World》的书，这本书是基于对100位放弃工作的人的采访内容创作出来的。他采访过一名之前主要从事修补船屋的建筑师；也采访过之前担任过记者的人，现在自己做番茄罐头，没事会听很多歌剧；他还采访过一名曾做过清洁工的人，他现在非常享受日光浴，并在阳光甲板上俯瞰太平洋。许多被采访者都生活在加州，尽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困惑和怀疑，但他们在放弃工作后依然感受到了“生活的完整性”和“体验开放性”这种全新的感受。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有可能相信，工作至上的时代可能会在相对更舒适的西方国家走向终结。节省劳动力的计算机技术首次得到广泛应用。频繁的罢工让传统的工作制度被不断打断并受到挑战。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工资已经足够高了，这使得缩短工作时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到了这时，工作的意识形态被再次强加进来。在80年代，积极支持企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政府加强了雇主的权力，并开始利用削减福利和道德修辞的方法为没有工作的人创造了一个更加严酷的环境。David Graeber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名人类学家，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出于对社会控制的渴望才制定的。Braeber表示，在经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动荡之后，保守派害怕未来每个人都变成嬉皮士并放弃工作。他们在想：“如果真的这样，社会秩序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论，但是已经研究了西方工作潮起潮落近50年的Hunnicutt表示Graeber说的有道理：“我确实认为掌权者有一种对自由的恐惧，他们担心人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比为资本主义创造利润更好的东西。”在90年代和2000年代，支持工作的反革命运动被中左翼政治家们进一步巩固。在英国，在托尼·布莱尔政府的领导下，工作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达到了顶峰。失业率达到几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作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大多数人的工资都在上涨。新工党制定的最低工资和工作税收减免补贴政策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贫困率稳步下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是该国最著名的工作狂之一，他似乎找到了一种将工作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的公式。左翼的很大一部分人士总是围绕工作来组织自己。工会积极分子为了保持这样的政策而努力，他们反对裁员，有时通过获得加班协议来延长工作时间。在这个严肃而有目的的大环境下，反工作的传统可能会显得有些颓废。在1993年创办的《Idler》杂志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呼吁反工作的阵地。这个杂志虽然发行量不大，但却受到了狂热的崇拜。在杂志优雅复古的页面里，通常是一些相当时髦的人写的关于懒惰的快乐的文章。到了21世纪初，工作文化似乎变得不可避免。（四）现在的工作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美国，近期的一些观点犀利的书籍已经开始挑战现代雇主的独裁权力和假设，同时也挑战了美国社会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更加努力的工作是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书籍包括哲学家Elizabeth Anderson著作的《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和历史学家James Livingston著作的《No More Work: Why Full Employment Is a Bad Idea》。在英国，即使是专业乐观的商业期刊也开始记录工作危机的程度范围。在经济学专栏作家 Ryan Avent在2016年出版的《 The Wealth of Humans: Work and its Absence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他预测，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体系出现之前，自动化将会引发一段痛苦的政治变革时期。关于后工作时代的想法也开始在政党政治中流传。去年4月，绿党提议将周末时间从现在的两天延长至3天。2016年，英国影子内阁大臣John McDonnell表示，工党正在“开发”一个在英国实施全民基本收入（UBI）提案。去年9月，工党领袖Jeremy Corbyn在他的政党会议上说：“自动化可以成为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新解决方案的大门——一个扩展创造力和文化的跳板。”“这感觉就像一个分水岭。” Will Stronge说，他是英国智库Autonomy的负责人，这个智库是去年成立的，旨在研究工作危机并找到走出危机的方法。“我们一直在和工党联系，我们很快就会与绿党会面。”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在政治上属于左翼分子，是在Corbyn的领导下成长起来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其中一员。Stronge承认，他们还没有与右翼人士交谈，因为没有右翼人士愿意与他们联系。然而，后工作主义可能会吸引保守派。一些后工作主义者认为，工作不应该被废除，而是应该重新分配，让每一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都大致相同，同时不会让人感到精疲力尽。“我们可以对右翼人士说：你们认为工作对人有好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每个人都应该享受这个好处。更少的工作应该对那些重视家庭的保守派也会有吸引力。” 后工作主义者James Smith这样说道，他白天的工作是在伦敦大学的皇家霍罗威学院教授18世纪的英国文学课。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各自孤立的强烈的工作文化之外，减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主流观念。2000年，在法国，Lionel Jospin的左翼联盟政府为所有员工引进了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降低失业率、促进性别平等，他们当时的口号是“更少地工作、更多地生活。”这种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加班是允许的，但是自实施以来已经被逐渐削弱，但是有些雇主选择保留每周工作35小时的工作制。德国最大的工会IG Metall代表的是电力和金属工人的利益，工会正在发起一场让需要照顾孩子或其他亲属的工人有权利选择每周工作28小时的工作制的活动。即便是在英国和美国，90年代和2000年代流行的“放慢生活节奏”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表明，繁重的工作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但这些都是针对个人的解决方案，而且通常是针对富人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旨在给自由市场经济带来最小的破坏，而自由市场经济仍然相对是受欢迎且能发挥作用的。我们不再是那个世界了。（五）然而，当你遇到后工作主义者时，摆脱工作的负担和满足感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探险家们被忽视了几十年，就像Keynes和其他那些挑战工作规则的思想家一样，他们在自信和怀疑之间不断交替着。“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在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时时刻刻都在做管理、做标记或写东西等方面的工作。我在做一份相当于两份工作量的工作。”西伦敦大学传媒与传播学教授Helen Hester告诉我。有一次我在一家咖啡厅采访她，咖啡厅里的其它顾客都在用电脑工作（一个无处不在的被工作殖民了的现代休闲案例），他故意疲倦地说道：“后工作其实就是有很多工作。”然而，后工作主义者认为，正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工作吞噬了，同时他们感到白领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这促使他们要求一个不同的世界。和很多后工作主义者一样，Stronge多年来签的一直都是短期的低薪劳动合同。“我做过早餐厨师。我曾经也做过Domino的送货司机，我在教书的时候还曾在一家印度餐馆工作过。我的学生们有时会过来这家餐厅吃饭，看着我做饭，然后说：“Hi，Will，原来你还在这里工作。”像商业领袖和主流政治家这样的工作文化的捍卫者会习惯性地质疑，被抑制的现代劳动者是否有能力享受甚至生存下来，这只是一种后工作主义者所设想的一种自由远景。1989年，芝加哥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Judith LeFevre和Mihaly Csikszentmihalyi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他们的试验结果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招募了78名在当地公司从事手工、文书和管理工作的人，并给他们提供电子寻呼机。在一周的时间里，研究人员会频繁但随机地联系这些员工，不管这些员工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家里，并要求他们填写一份关于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他们感觉如何的调查问卷。实验发现，这些人在工作中比在闲暇时有更多积极的情感。在工作中，他们经常处于一个被心理学家称为“流动”的状态——充分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来享受这个时刻，同时学习新技能并增强自尊意识。远离工作之后，这种“流动”状态就很少出现了。不工作的时候，员工们主要选择看电视、试图睡觉等，尽管他们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心理学家由此得出结论，美国工人在非结构化的空闲时间里无法组织他们的精神能量。对于后工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发现只是工作文化已经变得不健康的一个标志。我们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就像萎缩了的肌肉一样，通过锻炼是可以恢复的。“休闲是一种能力。” Frayne说道。Graeber认为，在一个不那么劳动密集型的社会，我们做工作以外的事情的能力可能会重新恢复并建立起来的。“如果你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人们是能想出一些要做的事情的。我曾经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村庄里生活过。在那里，有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交能力。人们会在咖啡馆里闲逛、闲聊、做风流韵事、使用魔法，就像是一部非常复杂的戏剧，只有当你有足够的时间时才会发展出这样的能力。他们当然不会感到无聊。”Graeber说道。Graeber认为，在西方国家，工作的消失会产生一种更丰富的文化。“战后的岁月里，人们更少地工作，靠救济金生活更容易，当时人们创作了垮掉的一代诗歌、先锋剧院、50分钟的鼓独奏，以及所有英国伟大流行音乐，所有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才能创作和消费的艺术形式。”Graeber说道。鼓独奏的回归可能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进步观念。但是，后工作时代的可能性，就像关于未来的所有设想一样，在太具体和太幻想之间走了一条艰难的路。Stronge为后工作时代的居民每天要做的事提供了一个建议，其中包括国家的干预程度：你从政府那里拿到全民基本收入，然后你会拿到当地议会的一份表格告诉你在所在社区要做的事情的情况：比如五人制足球比赛或其它一些社群活动。” 他提出的其他方案可能会让那些梦想能够不间断休闲的人感到失望。“我不认为有报酬的工作会完全消失。到时，工作可能不是由别人来指挥和控制的，而是你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你可以吃一顿很长时间的午餐，然后把工作分散到一天中的其它时间。” Stronge说道。今天的城镇和城市中心基本都是根据工作和消费形成的，它们是工作的同谋，这也是后工作时代的世界如此难以想象的原因之一。将办公大楼和其他办公场所改造满足其他目的的场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那些后工作主义者才刚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种常见的提议是建造一种新型的公共建筑，这种建筑通常被认为是装备精良的图书馆、休闲中心和艺术家工作室的组合。“后工作时代的公共建筑可以有社会和保健空间，有用于编程的设备，有用于制作视频和音乐的设备等，它将不仅仅是一个社区中心，否则是会非常令人沮丧的。”Stronge说道。这种由国家支持的、自由的、有生产力的公民的愿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Ivan Illich，这是一位快被遗忘的奥地利社会批评家，他在70年代曾是左翼的权威。在他在1973年写的《 Tools for Conviviality》这本书中，Illich抨击了工业机械创造的农奴制，并要求：“给人们提供工具以保证他们有权高效独立地开展工作，这些工具包括动力钻机和机械化手推车。”Illich希望公众能够重新发现他所看到的中世纪工匠的自由，同时也能接受最新的技术。在今天的后工作运动中，有一种很强的工匠倾向。正如Hester所描述的那样：“我们不再有工作，而是自己手工做自己的衣服。这完全是一种排它性的愿景：要做这些事情，你需要身强力壮才行。” 她还发现了一个更深层的保守冲动：“这就好像有些人在说：既然我们向工作发起挑战，其他的事情就必须保持不变。”Hester希望后工作主义运动能更彻底地思考核心家庭。她认为，核心家庭是由工作塑造的，后工作时代的社会将会重绘它。有偿工作的消失最终可能带来女权主义最古老的目标之一：做家务和养育孩子的地位已经不再低了。她建议，随着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拥有可能更少的钱，私人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公共，不同的家庭会共享厨房、家用电器和其它设施。之前有过这样的例子，比如20世纪早期的‘红色维也纳’，当时社会民主主义城市政府建造了有公共洗衣房、公共工作坊和豪华的共享生活空间的住宅区。后工作时代是关于未来的，但它也充满了过去丧失的可能性。（六）既然如今的工作已经无处不在，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今天的“后工作主义者”能不能在他所有的前辈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呢？在英国，关于后工作主义运动的最尖锐的外部评论可能来自Frederick Harry Pitts，他是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名讲师。Pitts曾经也是一名后工作主义者。他是一位年轻的左翼人士，进入学术界之前他曾在呼叫中心工作：他知道许多现代工作是多么的可怕。但是Pitts对后工作主义者想象的生活（创造性、协作性的高尚生活）与他们正在过的生活有多相似表示怀疑。“难怪记者、学者、艺术家和创意人士对后工作主义思维的理解如此到位，因为对于这些群体来说，传统工作的替代品几乎不需要适应。”Pitts还认为，后工作主义的乐观愿景可能是一种避免世界上权力问题的方式。“后工作时代的社会旨在解决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它吸引人的部分原因所在。” Pitts说道。他说，厌倦了让工作变得更好这种无休止的工作，一些社会主义者已经被后工作时代所吸引，他们希望通过彻底摆脱工作来结束被剥削的命运。他说，这既是失败主义者的想法，也是幼稚的想法：“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永远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然而，Pitts对后工作主义者提出的有些建议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更公平地分配工作时间。“关于工作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想要做出正确的改变。“其他批评后工作主义的的人也不像他们第一次听到后工作主义时那么不屑一顾。尽管Nick Boles是保守党里最亲商的一名议员，但Boles在他的书中承认，未来的社会可能会重新定义工作，将抚养孩子和照顾老人同样视为是一种工作，并最终开始以恰当的方式评估这些工作的贡献。后工作主义将女权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全新的地方。Hunnicutt，这位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对后工作主义的想法更加抗拒，至少现在是如此。2014年，当他为网站Politico写一篇呼吁缩短工作时间的文章时，他对自己的文章所引发的强烈反响感到震惊。“那是一段艰难的经历，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认为我是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者和魔鬼崇拜者。” Hunnicutt说道。“工作的角色之前曾经发生过深刻的变化，它会再次发生变化，可能已经在变化的过程中了。千禧一代知道，能满足你所有需求的理想工作已经不在了。”在Bristol会见完Pitts之后，我去了一个由Autonomy组织的后工作主义活动。那是一个寒冷入股的周一晚上，但自由主义的Bristol喜欢社会实验，这个位于市中心的活动房间几乎满了，里面有学生，有30多岁的专业人士，甚至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他们仔细地听了两个小时，Frayne和其他两名成员列出了工作中存在的压迫现象，然后又模糊地描述了什么可以来取代工作。当观众最终提问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后工作主义者的基本前提。对一个以不同方式对待工作的社会的兴趣当然是存在的。但到目前为止，这种兴趣没有达到压倒性的程度：当晚参加活动的总人数还不到70人。然而，正如Frayne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工作社会中了，但它是一个糟糕的后工作社会。办公室职员经常通过上网来打断自己的长时间工作。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的劳动对他们的身份意识没有帮助。去年10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研究表明，英国的失业人数是领取救济金人数的三倍，这要么归功于那些在经济上不活跃的人（他们不再寻找工作），要么归功于那些领取丧失工作能力福利津贴的人。当Frayne不谈论和写有关后工作话题的文章时，或者不再从事临时的学术工作时，他有时会通过为威尔士政府收集社会数据来谋生。“失业的种类有很多，但却没有社会政策来美化它。”如今，要想创造一个更加良性的后工作世界，这要比70年代时更加困难。在今天的低工资经济中，建议人们做更少的工作来获取更少的工资是非常困难的。就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样，工作变得越糟糕，想象逃离它就越难。但对于那些认为工作将按照今天这样继续下去的人来说，历史上有一个警告。1979年5月1日，现代工作文化最伟大的拥护者之一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当选首相前做了最后的竞选演讲。她在演讲中反思了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本质。她说：一个阶段的异端派总是成为下一个阶段的正统派。工作的终结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它真正发生的那一刻。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jan/19/post-work-the-radical-idea-of-a-world-without-jobs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来源：秦朔朋友圈· 这是第3296篇原创首发文章 字数 5k+ ·· 卢泰宏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编者按：今天是中国品牌日。自2017年起，国务院将每年5月10日定为“中国品牌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发育和品牌建设日新月异，未来将朝着世界级的目标迈进。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CMC中国营销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卢泰宏是新时期中国市场与品牌学术领域的开创者之一。本文即是卢教授的观察与思考。Ｍarketing是西方现代商业文明的核心思想和重要构成之一。20世纪的最后20年，Marketing在中国形成了大气候。其“天时”是改革开放的国策打开了国门，1992-1993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人口市场规模和超级需求则构成了“地利”。摆脱贫困、追求富裕、发展经济的社会共识促成了“人和”。很快，Ｍarketing在中国大地势如破竹、如鱼得水，形成滚滚洪流，成为近半个世纪中国企业成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1980年代出现了现代Marketing进入中国的高潮，主要通过两个渠道：知识的传播和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现身说法”，带来了“活的Ｍarketing”，如宝洁等近距离展示出西方成熟的营销观念、营销战略和战术、从广告到渠道、从产品到品牌、从市场细分到定位、从公司管理到公司文化等等。让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眼前一亮，好似开了“天窗”。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校不断招聘大量优秀的毕业生，这些年青人在跨国公司的实践中快速学习和体验Marketing，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市场营销的精英、中流砥柱和重要的传播者。上述种种带来的深远意义的后果，是让中国企业拥有了提升竞争力、赢得市场和迈向全球的新武器和新法宝——现代Ｍarketing，从而改变了中国企业的气质和风貌。关于中国自身的商业传统，陈寅恪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断言：“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陈寅恪先生从历史长程的视角指出，中国人重实用，（相比而言），经商乃中国人传统之强项，更易胜出，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富商。这一点，已被中国自古至今的卓越商人和企业家所证明，古有范蠡、胡雪岩、乔致庸等的超世商业智慧，今有李嘉诚、马云、任正非、郭台铭等创造出的世界级商业帝国。 中国的生意经有什么特色？笼统而言，中国商业传统之特色，表现在强烈的以“关系”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汉字 “商”的本意，不是个人孤单的活动，而是两个人以上参与的、相互影响的行为。是与人打交道的、图回报的活动。但是，称之为“生意经”的中国古代的商业智慧，是神秘的、封闭的、密而不传的，即未能化“生意”为一种专业知识、一种可不断改进发展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即只是囿于在经验的创造阶段，未能进入“现代”。梁启超指出，中国自古两千年产生了许多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轮美奂的建筑，但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建筑理论和美学。在“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梁启超说：“独是建筑，数千年来，完全在技工匠师之手。其艺术表现大多数是不自觉的师承及演变之结果。这个同欧洲文艺复兴以前的建筑情形相似。这些无名匠师，虽在实物上为世界留下许多伟大奇迹，在理论上却未为自己或其创造留下解析或夸耀。西洋各国在文艺复兴以后，对于建筑早已超出中古匠人不自觉的创造阶段。他们研究建筑历史及理论，作为建筑艺术的基础。”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必须走出工匠阶段，向西方科学理性靠拢。Marketing和Branding，作为西方商业文化之舶来品，为中国传统的经验商业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犹如科学进入古老的中国，现代营销学为那些古往今来早就在做生意的中国人，提供了崭新的思维和先进的方法，在Marketing的新范式和平台上，生意得以成型为专业而突破了个人经验的局限，开放升级的迭代演进取代了来回折腾和囿于神秘的暗中摸索。一句话，Marketing是新的商业文明和新的曙光。这就是Marketing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近半世纪的中国市场，生机盎然、龙腾虎跃，激荡起伏、气势恢弘。在许多案例构成的演进历史的纵深处，潜藏着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若干个“为什么”，例如： Q1：为什么1990年代以中国家电为代表的消费品能够收回被外企占领的失地？如格兰仕、TCL、海尓、娃哈哈、立白等。Q2：为什么中国能在近20年迅速创造出一批世界级公司？如阿里、华为、腾讯、小米、碧桂园等。Q3：为什么在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既有飞扬的骄傲，又有水土不服的尴尬？要回答这些问题，或可以用中国企业三重境界的升级框架来说明。第一境界：4Ps的本土化。早期的开创性案例是广东三水创建的“健力宝”，它平地崛起，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风靡一时，被媒体誉为“中国魔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健力宝成为中国体育营销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包括注重品牌命名、讲究商标设计、善于挖掘和利用广告机会、借助体育赛事等等。这多半是因为李经纬生长的三水毗邻香港，近在咫尺的西方商业活动对其耳濡目染的结果。健力宝创造的市场神话，打破了因循守旧的“生意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珠三角开始，民营企业家热烈拥抱新的市场战法。“太阳神”率先导入CI（公司识别）而红遍全国。“产品＋广告＋渠道＋低价”成为新的生意经，这种类似于西方“4Ps”（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的营销模式在南方孵育出了一大批市场新星，如小霸王、容声、美的、科龙、步步高、乐百氏等等。新生意经迅速向全国扩散渗透，并且分别在渠道、价格、广告的策略点上出现了纵深的本土创新。1987年，宗庆后创立娃哈哈，集中发力于本土营销渠道的深耕，将渠道做到极致。他创立的营销渠道称之为“联销体”，在全国拥有8000多个一级批发商以及几万个二级、三级批发商，铺货甚至覆盖到中国新疆最偏远的角落。靠这张“地面网”，娃哈哈开发的“营养快线”在2009年创造了单品销售额突破百亿元的记录。依靠渠道为主的营销优势，娃哈哈不但成为中国饮料业的领头羊，而且战胜了“达能”等跨国公司。渠道极致的营销模式，还助力格力电器、TCL电视等成为行业领头羊。将广告威力推到极致的，是1995～2004年中央电视台推出“黄金时段广告招标”，每年11月18日的“争夺标王”，将广告推向疯狂。在砸广告撬动市场的情境中，不仅有娃哈哈、步步高和蒙牛等一大批本土企业，甚至跨国公司宝洁也在2004年央视竞标中投入过亿人民币。渠道和广告之外，更加具有中国意义的，是将本土的价格优势发挥到极致。格兰仕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以致被称之为“价格屠夫”。它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不仅替代了国际品牌稳居中国市场第一位，而且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供应商。大批中国制造业、工程企业、电商，以及名扬四海的浙江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等等，在价格优势上都非常突出。中国企业大量引进设备、技术、生产线，代工生产（OEM）快速提升了制造能力，加上对西方营销的4Ps模式进行的多点突进的本土化创新，带来的辉煌结果是：1990年代中国企业大面积从跨国公司和日本企业手中“收复失地”。1995年，TCL与创维为代表的中国电视机制造商以降价为主要手段，辅以渠道优势，成功从国际品牌手中夺回绝大部分国内市场。此后，夺回市场、进口替代成为大势所趋，从家电（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洗涤品和饮料等消费品，到汽车（如长城汽车）、B2B材料（如温州华峰）和装备制造（如乐惠国际）等，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开始雄踞全球之首。在中国市场上学生超过先生，也不限于制造业。如顺丰速运（SF Express）在中国对于联邦速递和联合包裹的超越，长隆集团的年度游客人数超过了迪士尼（中国），等等。第二重境界：超越4Ps的营销策略层面，在营销战略、品牌资产等更高层面致胜。眼界更高的中国企业家，从策略上升到战略。例如张瑞敏和柳传志，都是将营销置于优先的战略性企业家。张瑞敏1985年怒砸不合格冰箱事件，象征对中国制造质量的追求。海尔以服务为基奠定了品牌地位，2006年又进军高端品牌（卡萨帝），开拓品牌国际化之路。柳传志带领联想爬上了全球PC制造业的最高峰，联想PC在中国市场的营销淋漓尽致。总体上，中国优秀公司在2000年后已经学会掌握了运用STP（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赢得市场的诀窍，创造出了越来越多战略制胜的大案例，例如：智能手机本土品牌vivo和OPPO，在强大的苹果和三星面前，如果不是立足和抓住更广阔的细分市场、提供更贴近目标市场的产品，怎么能创造出骄人的增长？如果不是把握了细分市场的战略思想，战略性加大力度开拓三四线的辽阔市场，碧桂园如何能成为行业销售之王？　如果不是瞄准相对空隙的三四线市场，拼多多怎么可能在阿里和京东几乎垄断的格局中，还能脱颖而出？在竞争激烈的社交媒体市场，趣头条也是战略聚焦下沉于三四线的细分市场，2018年奇迹般赢得了人气和流量。2001年以来，“定位”理论在中国广为流传，被中国企业奉为圭臬。成功运用定位战略实现惊人增长的著名案例，当数2003年“王老吉”的重新定位。从“凉茶”（“药茶”）变身为“防上火的饮料”，创造了定位战略的神话。　第三重境界：参透精髓，跨越创新。众所周知，21世纪中国公司的新标杆是阿里、腾讯、华为、小米，以及一批独角兽公司。这些标杆将中国公司的世界形象提升到新的境界。试问，这一大步是如何做到的？ 无论是阿里的电子商务平台、腾讯的QQ和微信，还是华为的交换机和手机，都并不是如苹果和脸谱那样开创了原创性的品类，而都起步于对国外产品的模仿。为什么它们能够迅速超越？跨越的奥秘在Ｍarketing。其核心思想和基础是：彻底实施顾客导向和顾客驱动的市场战略；对顾客价值的深刻理解和追求；对消费者行为的洞察和共鸣；更贴近用户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即创新的关键在于营销。它们与众不同的根本之处，是把握了现代营销的精髓或“道”：阿里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为使命。阿里在中国能战胜eBAY，是因为后者要求网购者按照西方标准，使用信用卡进行支付，而淘宝允许货到付款，并创造出一呼百应的低门槛的支付宝。所以说，阿里胜在营销，马云不懂技术，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洞察人性的营销领导力。腾讯最伟大之处，是在于马化腾从来将顾客资产（用户数量、流量）看得比利润更重要，在QQ面临破产时也没有动摇，当微信大获全胜时也坚持免费。华为虽然闻名于超级注重研发，但在公司的战略和文化中，并不是“技术第一”，而是“客户第一”，“创新顾客价值第一”。小米之所以创立9年就进入世界500强，核心是营销创新。小米手机借助互联网创造粉丝和网上销售，聚焦在顾客的“参与感”上做文章。显然，它是将创造顾客黏住顾客（而不是销售）放在第一位。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让它捷足先登。小米的第二大步是以生态圈的营销战略成功进入消费类智能硬件等新领域，而实现了高速增长。在追求公司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家也更加深刻体会到Marketing的价值。投资家关注的品牌资产、顾客流量、市场潜力、盈利模式等等，都在Ｍarketing范畴之内。如果没有现代营销这座“桥梁”的连接和强有力的支撑，企业几乎没有可能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和上市成功。与中国公司的历史性跨越相对应，部分跨国公司在华的水土不服、甚至折戟沉沙，很大程度上也都可以归结于营销的胜负：在本土创新者胜，机械照搬国外模式的僵化者败。1978年以来，现代Marketing在中国播下的种子、创造的奇迹和为中国带来的荣耀，璀璨辉煌，令人兴奋，但我们也不可忽视Marketing在中国遭到的各种偏见。乌云1：大面积的市场欺诈国人不会忘记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2011～2013年中央电视台广泛报道的地沟油事件，2018年前后P2P金融平台的大面积“爆雷”。这些骇人听闻的市场欺诈和造假行假充斥市场，提醒我们现代营销的基石——“诚信”和“承诺”还未在中国完全牢牢扎稳地基。乌云2：全球品牌榜上中国品牌的尴尬品牌是营销的制高点。中国已经创造出一批世界级企业，但至今拥有的杰出世界级品牌还是凤毛麟角。2017～2018年，进入门槛最严格的Interbrand全球最有价值品牌百强榜单中国只有1～2席，进入较宽松的BrandZ品牌百强榜单有15席。如果比照中国的品牌与经济总量的全球地位之悬殊，以及企业品牌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就会显示出中国在品牌领域的尴尬。夯实地基，中国迫切需要品牌思想的真正启蒙。呼唤突围，中国的品牌任重道远。乌云3：营销学界的盲从 多年来，为了推进中国营销学国际化，实证方法蔚然成风，研究成果国际发表明显增加。但在巨大进步的同时，只会写论文而不善解决中国营销实际问题的偏向亦显露出来，单纯追求论文发表的象牙塔现象积重难返。Marketing学术的最终价值是能够解决问题。实地实证与模型实证不可偏废。一些国际著名学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更多来自长期频繁深入企业调查的求证。相比之下，中国营销学者深入企业第一线的身影，显得稀罕而反差强烈。乌云4：被曲解的认知回到基本面，什么是真正的Marketing？尽管科特勒先生一再指出“营销不同于推销”，德鲁克更强调过“营销就是要使推销成为多余”，但在中国的营销界和社会上，“营销就是卖货”、“营销的中心是销售”之类的看法至今依然大有人在。近半世纪中国商业和营销之进化，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交互的结果。幸运的是，西方Marketing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整体上是被接受而没有受到排斥，但接受的深浅高低差距明显、各不相同。细思过去，展望未来，笔者期待，中国商界和全社会能够在以下方面形成共识：1、Ｍarketing是人类商业文明的宝贵思想和方法。中国企业的实践已经证明其价值和辉煌。不仅应坚持以Ｍarketing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宗旨，还应致力运用它解决商业之外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教育、医疗、区域发展、养老等等。2、不可满足于在术（战术）的层面接受学习Marketing。中国近代对西学东渐的态度之一是“师夷长技”，即只吸收西洋的技法，例如在营销方面只是吸收推销、广告、传播、促销、公关的手法，乃至顾客满意、品牌形象、零售业态的技法等等。在策略层面模仿，将单点做到极致，可能一时取胜，却难免有短视之局限和弊端。过度的价格战也阻碍中国品牌建立高端价值。广告“标王”名噪一时，但很多都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面对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新的技术手段层出不穷、眼花缭乱，但在企业数字转型中依然应该战略至上，防止落入“术的陷阱”。3、“生根开花”是营销学在中国的远见和愿景。学术研究中的跟随模仿是井底之蛙。Marketing作为西方商业文化和工具，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如何结合中国情境和中国文化有所创新发展，如佛教在中国创造出禅宗，此乃期待中的最高境界。4、Marketing的灵魂是承诺与诚信。没有全社会的信用体系的完善，不杜绝“假”和“偷”的顽疾沉疴，现代营销难以在中国真正扎根、长远发展。诚信能否成为中国商业发展的内在重要基因，最终决定了Marketing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作者简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CMC中国营销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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