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就读

A 博士毕业 无工作经验本人男生，博士毕业于2017年，目前在南京高校工作，工作几个月以来，使我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彻底反思总结自己的求职经历。我博士就读于上海某985高校社会学专业。没有工作过，没有出国访学经历，是个十足的土鳖。从2016年10月开始，我就开始在网上投简历，可能由于太早的缘故，投出去的简历大多没有回复。到了2016年12月的时候，我投了一个党校的社会学专业，通知我去面试。去了才知道，5个人来面试，只录取一个，面试就是试讲20分钟，讲完就让我们回去等通知。其实，我还在回去的车上就收到了短信通知，说我没有进入二面。当时我就微信问了另一个面友，他回复说也被刷了。我们两个都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刷我们两个？面友告诉我，面试里面有猫腻，因为从成果来看，刷的恰恰就是我们两个成果最多的。进入二面的一个来自人大，一个来自复旦，一个来自华东理工，本科也同样不是211或985，无论是试讲还是PPT制作也看不出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后来想了想，可能是有猫腻，但也不愿多想。首战告负。后面我主要面试了三场211以上的高校，种种缘由以失败告终。我的求职经历真正开始于毕业前的一个月，也就是被上海某985高校拒绝后。最后一个月，因为没有退路，而且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所以有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一旦收到面试通知，大多积极应对。最后终于应聘到南京高效工作，这段求职经历真的对我的生活影响很多，让我反思了很久...B 本科毕业 工作经验三年小芳是某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的奇葩面试官，面试的时候就问了一个看不起的小芳的问题。面试当天，面试官一开始就问小芳：“我们公司大多数都是博士、研究生，请问你作为一个XX大学的博士？怎么有勇气来我司面试呢？小芳听到这个话，当时就懵了10秒，回答道：难道不是研究生、博士的就不能来面试了？面试官：“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规矩"听到面试官这样说，小芳越发生气了，立马回怼：“那么请问，您是研究生还是博士毕业的？面试官听完一愣，说不是那你是怎么呆在这个公司的？面试官听完，从脸一路红到脖子，小芳看了面试官一眼，不屑的走了。企业注重文凭还是经验？多数国企晋升都是要看学历！“越难得到的往往都是越珍贵的，你本科的想和研究生、博士生的拼什么呢，好的机会都是最上面的人的，剩下的才是你的”。大多数是国企或者地产公司，他们给研究生给出的待遇条件要好太多。不是提供住房就是给落户，本科生什么都没有。很多人说学历不重要呀，我没什么学历现在工资也挺好啊什么之类的。我只能说，那是以前，以前晋升不需要学历，但现在大多数国企的晋升可确实是要看学历的。那些说没学历现在也很好的人，可以把你以前的条件放到现在的公司招聘和升职形式下，你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做到你现在的位置。最后，我还想说，那些认为学校只对第一次找工作有用的你们醒醒吧，好学校能去大企业，你跳槽无非大跳到小，大跳到大，很少有从小公司跳到大公司的。所以，一个好大学能给你的人生打下第一个好基础，所以高中生们加油啊，必须努力上211、985，努力考研、读博，走向人生巅峰。

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周乐/文】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女性政治运动，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其目的旨在于推进男女平等。这场耗时巨大的平等运动最早诉诸于政治平等，抗议女性没有投票权；后来发展到诉诸于社会平等，抗议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已经衍生出几十种我也分不清的平等，因为他们要求的越来越多……我是女性，也是一名社会学博士。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身边的人问：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在网络上，我们也总能听到各种“妖魔化”女博士的言论，比如，“人类有三种，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当然，针对女性的话还有其它各种方面的，比如“你都xx岁了，怎么还不生孩子”“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幸福”之类的云云。说这种话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男权主义者。为了抵抗这些男权主义者，“女权”诞生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言论因为被说得多，就会让人觉得不仅正常而且正确。但作为个体而言，我非常害怕和这样的人交流，因为他们总是非常霸道地持有“因为你是A，所以你得B”这样的偏见。▲社会对“女博士”存有一定偏见在我眼里，带有这样逻辑的人，总是无视他人的主体性和情境性，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习惯于将每个人的可能性扼杀在固定的框架里”。无论男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如今，很多有了孩子的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做全职太太，但是她们却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女权主义者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女人要经济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才符合现代女性要求”。说实话，面对这些人，我心里唯一的对话就是：你们怎么都那么闲呀！你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如果说“男权”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那“女权”就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因为，不管“男权”或“女权”，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基于女性生理特征赋予女性社会角色或要求。其实在本质上，他们的话语模式是一样的，即：作为女性，应该如何如何。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记得小时候就有亲戚问我爸爸：你怎么把乐乐当男孩养？而我爸爸的回答让我记忆犹胜：“我只是把她当人养”。所以从小，我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女孩我就要如何”这样的问题；而是想着“作为一个爱思考、独立的人”，我要如何活出我自己。我的参照物是性格、品格、意志，而不是什么行为言语上的规范。▲做全职太太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不管“男权”或“女权”，它们自诞生起就跟女性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作为女性的人，而是社会秩序和政治诉求的产物。一天到晚诉诸于男权女权的人，在乎的只有他们关于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而不是每一个女性所处的生活情境和日常行为的实际发生。所谓的男权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对于男性的要求升级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考量体系。表面上，是“男性话语”占据主导，男性更有话语权，但实际上，这种话语权也使得男性落入了相当被动甚至被压迫的局面。比如在过去，大多数男性在职场上把持着重要岗位，社会习惯性地会把“职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这条标准又会反过来使很多男性透不过气。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男权社会实际上使男性陷入了被安排、被指定的命运。事实上，男人在男权社会中要比女性更容易丧失自我：一个显赫官员是独立人吗？显然不是，他连自己的主张和想法都不能有。一个成功商人是独立人吗？商业本质是交换，他的一切都是在满足他人基础上，更不要谈自己。一个知名人士是独立人吗？当然也不是，他要迎合大众口味，得琢磨热点和吸睛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公开话语，无从谈自己。当然，若女性若也加入这个作为整体的生产性社会，亦要面对同样的命运：一个以外在成就作为个体价值评判的社会。▲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只有那些惰性思维的人们，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即：男权是压迫女性的，女权是解放女性的。女权自身有两大问题：一是参照男性标准；二是部分女性加诸其它女性身上的要求。很多女权一直在倡导和男性平等，虽然要求平等的表现方式近几十年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这种以他人标准来比照自己，就是主动失去自我的过程，并且以女权名义来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做法，是在强化女性的弱者形象。其实女性完全可以正面、正向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而不是以男性作为参照物。女性之间各有差异，一些有公共话语诉求的女性，常常绑架全体女性来实现其自身的权力意志，而剥夺其他女性的生活选择。我不认为现代女性选择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就是堕落的表现；相反，家庭本身的经营于个体、于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美国妇女的独立标志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替男权申诉，也不是来批判女权。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我想说的是，作为女性，不要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就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女性式的生活或生命轨道；生理性别是生而不同，但社会性别是政治产物，我们没必要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左右自己的生活；不管男性、女性，最重要是还是先活着像个人，无关乎性别。性别之外，还有阶层、地域、职业等等之分，如果我们以这种外在的身份来指导自己生活，我们必将是被撕裂的；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总之，男权不是压迫女性，女权也不是服务女性。每个女性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己。

郑松泰为香港政治组织“热血公民”主席，绰号“泰博”。这个“热血公民”组织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港独组织”，于2012年2月29日由黄洋达创立，秉承“港独教父”陈云提出的“勇武”理念，主张城邦自治、香港建国，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郑松泰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并成为主席，令他身边的人无不惊讶。因为郑松泰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其本科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2005 -2010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系硕士及博士。这样一个书生为何会加入如此激进的组织并走上“港独”之路，至今被港媒称为香港政坛的谜团。央视图(下同)但是，我们梳理郑松泰的经历不难发现，年轻的郑松泰从起步到发迹，得益于他的规划长远、心思缜密。他的学历及阅历，都是其在未来攫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重要砝码。不得不感叹，郑松泰以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城府，将自己的丑恶面目藏得极深。下面，我们来解开郑松泰由“社会学博士”走向“港独”的谜团。出身平庸，利用“博士”光环提升身价郑松泰出身普通家庭，父母为小商贩，家庭条件一般。后来经过努力，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到北京求学前曾担任民主党湾仔区议员李继雄的助理接近一年。毕业后，郑松泰2005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硕士及博士。毕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郑松泰坦言：在北京生活的五年，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亦令他决定毕业后回香港发展，更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大陆生活得越长时间，就越不想香港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郑松泰的这一番话颇为值得玩味。乍一听，其在谈大陆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当时的这句话已是“一语双关”，他分明想要在香港掀起浪花，让香港变得“不平庸”！他选择的这朵浪花，就是“港独”的浪花。精心算计把握时机火速加入“港独”组织返回香港的郑松泰又回到其就读的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郑松泰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热血公民”组织。上面已经提到，这个组织是2012年由黄洋达创立，成立时正值香港本土思潮急速冒起，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曾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多名成员因参与占中、旺角骚乱而被捕。郑松泰似乎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新兴组织的成立，让其能够有机会大施拳脚。当李继雄得知郑松泰加入一个主张街头抗争的政治组织时，深感意外。后据李继雄分析，郑松泰虽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但他博士毕业回到香港，已对社会政治深感兴趣，但却不会加入老牌政党，因为那里面不会有其位置，而加入新兴的“热血公民”组织就可以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和影响力。李继雄说得很委婉，其实不如直接说：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可以让郑松泰有机会出头，牟取个人政治资本。这才是本质！费尽心机搏出位高调宣扬“港独”思想起初，郑松泰社运上的表现不算出众，但凭着高学历，在“热血公民”赢得了一定位置。郑松泰口才和号召力不及黄洋达，因此最初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他的学历在“热血公民”里面几乎是最高的，很受尊敬，他凭借擅长写作的优势，一直在网络媒体“热血时报”发表文章并主持网络节目，不断宣扬“港独”思想和主张，荼毒青年人，很快便发展成为组织核心成员。2016年，郑松泰代表“热血公民”出选新界西选区的立法会选举，初时因知名度低而不被看好，但最后却高票当选，一炮而红，并接任“热血公民”主席。就这样，郑松泰通过几年经营，终于“逆袭成功”，成为立法会议员。辱骂民众“智障”曾自称“爱国者”，被讽为“变色龙”前面提到，郑松泰曾在2005年来到北京修读，2010年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录制《铿锵集》时，曾表示“我是中国人，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段是自己的“黑历史”。后郑松泰曾在脸书上表示，重看《铿锵集》他发现：“变的不是我，原来是香港人变得太慢，又或者根本不想变。”一个曾经有着爱国情怀的青年，变成了要分裂国家的“网红”。可见，为了博得关注、牟取政治资本，郑松泰就是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令人作呕。此外，2017年6月10日，香港网络名人仇思达公布一段立法会议员郑松泰的录音，内容指其辱骂大众“白痴”。郑松泰其后证实工作汇报和内部沟通被人流出，深表遗憾。11日晚，郑松泰在脸书上发文承认该段录音属实，但自认为该内部限时直播的讲话并无不妥。他表示自己有如此举动，是因为他认为有些民众属于智障，而在录音流出后郑松泰于其脸书账号发文补充，宣称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所有未给“热血公民”组织候选人投票的人全都有“智力问题”。教唆年轻人参与暴力参加暴乱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郑松泰在加入“热血公民”组织时，仍然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现在参与暴力示威的学生，多来源于郑松泰这样“港独”教师的洗脑。从某种程度上讲，校园“港独”是社会“港独”的温床。校园“港独”之所以滋长泛滥，是香港校园长期姑息放任郑松泰这样的“港独”教师给学生洗脑。郑松泰利用他的教师身份，为“热血公民”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力量。同时，郑松泰还无耻地欺骗香港的青少年，公然教唆年轻人参加暴乱，诋毁、攻击他们的父母，他声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是“港猪”，鼓吹年轻人要“与港猪划清界限”，并唆使年轻的子女们同他们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其还宣称“香港的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不停地向孩子索取”，“每一个父母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给予孩子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事没事都不断剥削年轻人”等等。最后，他得出的所谓“结论”是：“爱不爱年轻人，在上街这件事会表达的一清二楚。”郑松泰在暴乱中的充分表演，使其离间亲情、泯灭人性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倒转”国旗博眼球弄巧成拙丢饭碗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会点算人数期间，郑松泰将民建联议员桌面上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倒转，随即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行为不检而被赶离场，成为这届会议上第一个被赶离场的议员。2016年9月19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发新闻稿称，针对郑松泰的行为，现已致函警务处要求调查及依法作出检控。2017年4月10日，郑松泰接到通知，中区警署公众活动调查组就其2016年“倒转”国旗及区旗的行为，正式落案起诉“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2017年9月29日，香港东区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定郑松泰两项罪名成立，罚款5000元港币。虽然毋须入狱，立法会议席也不受影响，但他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学随后指出，郑松泰的操守和定罪与大学承诺的优质教育、及接受国际化的目标方向不一致，做出裁决将其剔除教师队伍，合同期满后，亦将不再续约。嚣张跋扈信口雌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近两年，郑松泰自以为是的本性暴露，频繁大放厥词，嚣张跋扈四面树敌郑。郑松泰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狂言：考虑在10年之内爬高10级，而议席就是达到爬高10级的手段。今年年初，当大湾区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之际，市民翘首以盼，郑松泰却口出狂言恶毒抹黑，在一个论坛上先是诬称“大湾区发展是‘贼船’”，进而恐吓说“大湾区毒害整代人”云云。郑松泰本身在内地生活过，更曾在北京读博，本就深知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更应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依靠。其仅仅为了自私的政治利益，恶意攻击抹黑大湾区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贼喊捉贼”，他以及反对派才是港人最要担心的“贼船”！当然，为了刷存在感，飞速发展的高铁也成为郑松泰攻击诋毁的对象。其引用“市民报料”假照片，造谣指高铁西九龙站天幕玻璃被超强台风吹爆裂，但连简单的现场求证都懒得做，谣言迅即不攻自破。郑松泰后又发声明假装道歉，实则仍“死鸭子嘴硬”，称照片“估计是因为倒影造成的错觉”。郑松泰自当上立法会议员以来，除了大放厥词、信口雌黄以外，政绩乏善足陈，这次事件郑松泰连抹黑都懒得去做求证，让人直接打脸，真是人品和水平双低下。彻底放飞自我成为“港独急先锋”郑松泰成为“热血公民”组织核心成员后，为不断提升地位，彻底放飞了自我。其在“占中”期间多次组织激进暴力行动，曾因冲击警察防线而被拘捕，后获准保释。自2015年1月以来，其频繁组织“反水货客”行动，期间采取辱骂、人身攻击等方式进行暴力抗争。郑曾组织“热血公民”成员前往警察总部抨击警察“滥用职权”、“以言入罪”，甚至抹黑警察为“懦夫”，反对设立“辱警罪”。今年爆发“反修例”暴乱以来，郑松泰更是网上网下左右开弓，极力表现。在网上，郑松泰在脸书上发布《致全港警察的公开信》，在信中称冲突再这样下去，绝对会有人在冲突期间死亡，并恐吓下一个死亡的可能就是香港前线警察。郑松泰还在信中引用2014年“占中”运动中被重判的七警为例，妄图恐吓、分化前线警员。近日，香港媒体还曝光出一段港独分子内讧的视频，视频中的港独极端分子亲口承认香港议员郑松泰有为暴徒出资。同时，郑松泰积极参加暴力示威活动。7月1日，身为立法会议员的他竟然带领暴徒冲进立法会，协助、教唆暴徒洗劫立法会，遭到香港市民和其他议员的强烈谴责。在7月27日发生的“光复元朗”非法游行中，郑松泰与黎智英、何俊仁、朱凯迪、罗冠聪等港独头目及骨干均赴现场参加指挥，煽动大批示威者不断冲击警方防线，投掷砖头、灭火器、雨伞等硬物攻击警察。警方宣布冲突共造成23人受伤。7月30日晚，郑松泰与朱凯迪等议员协助大批极端分子在葵涌警署外聚集叫嚣，其间堵塞警署大闸、占据附近马路、粗口辱警、涂污警署外墙，又围攻警察，致五名警员受伤。到了凌晨，郑松泰又煽动极端分子包围天水围警署，警署因此被迫关上闸门，现场还有人施放烟花，十分混乱。最终，事件造成6人受伤。现今的郑松泰，已与之前的文弱书生判若两人。而将其变得面目全非的，正是他内心中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在牟取政治资本使自己飞黄腾达的路上，他算尽套路、穷尽手段，终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其为自己铺设的“康庄大道”，其实是“穷途末路”。30日消息：郑松泰被香港警方拘捕。原标题：郑松泰：当“社会学博士”走上“港独”之路

海归回国后一般都会选择风光体面的事情做，但是往往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人，他们不在乎挣钱多少，只选择自己喜欢的，在浙江杭州，社会学博士蔡燕航从澳洲回国后，抛弃学术研究，竟开始了手工皂的制作之旅。蔡燕航现在是素朴心手工皂坊的主理人，和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毫不沾边，他回国以后，身体出了点问题，所以他并不想做学术，只想做一点跟健康有关的事情，当时刚刚毕业的蔡燕航其实是想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现在却恰恰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不务正业”。现在跟家里人一起经营工作室，他做的手工皂在跟空气接触后，它自身还会形成皂化反应，慢慢的就比较成熟了，然后碱性就降低了，大概需要两个月时间，蔡燕航的妻子原本在投资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年，由于老公的缘故，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和丈夫一起做起了手工皂，经济收入对妻子而言其实是下降了很多，但是在蔡燕航看来这个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因为常常会在制作的过程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做手工皂浪费了蔡燕航的才学，但是蔡燕航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之前的一些经历都在影响着他，再次回到澳洲去学习，去台湾拜师，这些都是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行业的好与坏，因为每个行业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在蔡燕航看来现在的他并不算是成功，现在只能算是刚刚站稳一点点脚跟，但是蔡燕航很满足现在的状态，慢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也做得比较开心，这样就可以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小编删除

在志愿填报上，我们经常会列出一些“负面清单”，我经常说管理学，知乎社科话题答主陈健坤则建议不要学社会学。他不久前写的不建议读社会学博士的回答，成为“博士最惨能惨到什么程度”话题下的热门回答，有30万阅读量。他的论述方式比我严密，当然也有偏颇的地方，只是这种判断或者思维方式可供大家参考。专业选择上，需要对专业知识和高等教育、业界就业、学术前景、研究领域有一定了解才能做出好的选择。我不清楚国内别的文科专业前景如何，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和对社会学专业的了解，原则上我不建议学习社会学，这是一个很差的选择。主要原因如下：1.知识技能上，这个领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能，学习的知识理论很多都没用；2.学术发展上，社会学正在被“大数据+”计算能力取代，逐渐边缘化；3.就业角度上，没有对口岗位。一、社会学领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能，学习的知识很多是周边领域的基础课，仅有的一点核心理论知识对科学研究和找工作帮助都很小。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这个学科没有自己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能或知识体系。热门的专业要么有很强的应用技能（金融，法律），要么有成体系的理论知识（计算机），构成了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想要有高竞争力就必须有一项核心技能。而社会学没有有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国内社会学本科课程是个大拼盘，由大量中西方早已过时的社会理论（文科，偏哲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入门和一些初级统计方法课程组成。我们来看看学科评估里社会学学科A+的人大和北大社会学系课程设置就明白了。这是北大社会学系本科课程：人大的：跟自然科学不同，社会学的大量理论是几十年前的学者根据很有限的观测样本得出的结论，基本没有被严格地证实过。社会学范畴内研究的问题很多都是用常识怎么解释都说得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靠严谨的研究方法和足够有代表性的数据分析来得出结论。然而社会学教学培养却引用大量云里雾里的理论后用常识解释很多现象。这点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在他的书《反常识》开篇就用一个例子讲述了：城市人和农村人谁更适合军旅生涯？城市人更习惯集体行动，服从意识更强，而农村人更适应田野生涯，干体力活的经历更多。问卷结果是城市人更适合军旅生涯。再举一个例子。过去几十年里，学科和研究领域是更融合了还是更分化了？一方面研究高度复杂的问题上需要跨学科合作，另外一方面，研究领域细化则会导致学者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学科里，也是左右都说得通。但是当你画出过去几十年的SCI期刊文章引用网络就会发现，同一年网络中任意两篇研究的距离是逐年下降的，从5下降到3。显然，学科研究在不断交叉融合，而非怎么说都对。如果一个问题明明有准确答案，但是用你所学的知识左右解释都行得通，那么你学的知识就没啥用。Watts 2017年发在Nature human behavior上的评论文章很好地总结了社科发展的问题：社科学界鼓励不断发明新的理论，而不是用实证研究来解释众多互相矛盾的理论。毕竟是发在权威期刊上，Watts的用词很谨慎。“reconciling the innumberable in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s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通俗点翻译就是大量理论互相矛盾。传统的社会科学在鼓励不断发明新的纸糊的理论，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复杂网络和社会计算元老，Duncan Watts目前在宾大计算机，通讯，运筹系和沃顿商学院都有教职，他累计发表过顶级自然科学期刊十几篇研究和评论文章，引用量十万。二、从学术角度来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正在被“大数据+”计算方法取代。不乏一些例子显示出：第一，即便是国内最高学府，也有社会学教授完全用狭隘的理论和自己的主观判断下结论，不讲实际证据。第二，做传统定性分析的结论很容易被大数据研究推翻。社会学是一个很宽泛的专业。发35份问卷研究一个班的学生叫社会学研究，用100万用户的7.65亿歌曲播放数量研究人们心情随时间的变化也是社会学研究。前者发在了一个中文期刊上，后者发在了自然科学顶级期刊Nature Human Behavior上。但像后者一样推动学科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多是理科学者所做的。社会学在目前阶段做的研究，严谨性和结论泛用性当然没法跟物理等自然科学比，但是，目前的大数据和计算方法的进步，给了我们很多研究复杂事物的机会。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社会学系的教授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包括清华，北大，人大等著名大学的大部分社会学教授，都还在用传统的小样本线性回归，田野调查等方法做研究。 我们再对比一下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家和系统科学家。同样是用量化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复杂集群行为，一些社会学著名青年学者发表期刊甚至远不如系统科学一个刚毕业的博士。南京大学陈云松是社会学很优秀的学者，其发表的论文主要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但是北师大系统科学的博士周建林所发表的论文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了：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tometrics。西安交大的王洋老师发表的期刊也很权威：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从研究方法和科学意义上，社会学已经全面落后于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等理科专业。以往是感兴趣社科研究的理科生会去社会科学专业里就读，做研究。但是现在，一些理科已经发展出成体系的社科研究方法甚至是专业了，比如北师大的系统科学学院就发展得很好。这是北大举办的余天休社会学博士论文奖2019年入选论文，算是国内社会学博士论文一个高水准的奖项：但是，我们看看仅仅是北师大系统科学的博士周建林所做的研究：第三、就业差，没有对口岗位热门的行业，如计算机、金融、法律，之所以热门就是因为所学知识要么有很强应用性，要么有很大发展前景。而社会学专业两者都不具备。这一点其实最难证明，因为没有足够直接的证据来证明社会学毕业去向差，只能根据高校就业去向报告和大公司的招聘来推测。从市场信息来看，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学生拿到热门行业高薪工作是非常罕见的。根据北大公布的社会学毕业生去向报告，本科生里80%继续读书，剩下12个有工作意向的人里只有一个签了就业协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排名第一，不知道什么原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把2009年毕业的校友刘思达又挂在了2016年毕业去向里，可能是刘老师是仅有的去向还不错的毕业生吧，只好拿出来再说一遍。这是刘思达老师本人对社会学系就业情况的总结：“名校博士失业的也大有人在”。总之，无论是在知识技能学习上，还是未来研究发展以及就业去向上，传统社会学都在全面衰落，我认为没有太多学习的必要。当然，你喜欢社会学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与时俱进，至少应该了解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再做决定。

疫情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也使人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沉淀，对我们的灵魂进行了猛烈的震动和冲击，让我们浮躁的心来一次洗涤和反思，今天就当今大家热议的问题进行分享。近日来一个热门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出现，这就是滞留在英国的小留学生的回国问题，一部分小留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承租包机接其子女回国。爱子之心人人有之，单从这一点而言无可非议，但是政府作出决策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可能，这不是我们打的或包车，有钱就行，这是关乎两国航空，甚至外交事宜，不是有钱任性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在网络上有些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包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而情急之下，小留学生的家长就口无遮拦的说这是仇富，这种说法就十分不当，真的是仇富吗？即便是仇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仇富，富有什么可仇的，与其说是仇富，倒不如说是人家仇的是无端的优越感，无端的傲慢和偏见，放下身段和大家在一起，再不要妄言什么仇富之谈了。疫情以来，大量华人华侨以及国外留学生纷纷回国，这是人之常情，有了灾难回家避难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国家如今强大安全，国内的亲人也欢迎同胞回来，因为家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可是，确实有极少部分人，觉得自己是华人华侨，或者是留学生就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觉国内的人比不上你们，于是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起来，无端指责国内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大家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是那里来的优越感，这些人不但无礼而且讨厌，不仅可恨而且可怜，这些人难道还不让人仇视吗！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的现实中，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出国学习深造，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得到了国家民族的认可和敬仰。但是，小留学生的家长，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从小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用别人给你们答案了吧！人在少年时期是完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阶段，是民族文化的筑基阶段，这个时期，将孩子送去外国学习，你们是想培养你们是孩子成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还能传承你们的家风吗？大疫当前，全国人民都在为战胜疫情不懈奋斗，世界的交通运输都在为抗疫而忙碌，这个时候，一切都要为抗疫而让步，解决包机接回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做到的，但不是今天！通过这次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能否也对你们敲响反思的警钟，现在中国的强大举世瞩目，中国社会的优越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西方的冷漠与自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成为冷漠自私的人吗？想想吧！虽然你们想让你们的孩子改换门庭，但祖国不会放弃他们，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家。（刘恩嘉，社会学博士、经济学硕士，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邀研究员，黑龙江省工商联总商会名誉会长。）

导读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没进法律的门，就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圣经”（GreenBible）。01“让快乐去死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习小组，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02阿伯特教授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03读书与行路上文提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田野”（field）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Bar Foundation）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那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问，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事实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于理论嘛，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书有两种，一种是增长知识的，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有点像快餐，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了；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虽然看似无用，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因为研究经费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硬卧。后来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致命的自负”——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在国内调查的前两三个月，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北京比较游刃有余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觉和受访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隔阂，有时候即使他们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问题也总问不到点子上。后来我反思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是自己还对中国各地的司法环境不太了解，不能从受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感同身受。经过了一次次访谈的反复磨练，我在这方面终于有所进步，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无论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了。我离开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割据的逻辑》一书中对现状的描述居多，而并没有提出太多预测或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和经济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进行预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学者所能做的实践性贡献之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坦率地讲，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04灯光，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作者：刘思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管理学季刊、网络 编辑：学术志

红网时刻湘西7月13日讯（通讯员 彭克锋）7月12日，吉首大学2020年博士生入学考试远程笔试在砂子坳校区举行，全国258名考生报考。吉首大学党委书记白晋湘现场检查指导考试情况。检查中，白晋湘仔细询问了解了考生、考试流程、网络等情况。他指出，在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采取远程网络的方式进行博士生入学考试，各相关职能部门和老师一定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考试的各个环节，坚持把师生的健康与安全放在首位，确保考试不出意外。要加强信息公开和监督监察，确保博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公开，为学校选拔优秀的博士研究生。今年因疫情防控的原因，吉首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笔试和复试均采用网络远程考试的形式。笔试为7月12日全天，考生通过“腾讯会议”软件在线视频“双机位”网络远程参加考试，通过“超星学习通”软件接收和提交试卷，网络远程监考按1：8配备监考老师。笔试共考察外国语、教学论和专业综合课三门课程，考试成绩7月17日前后公布，7月19日举行复试。今年体育学博士点分民族传统体育、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运动训练学四个研究方向，计划招收13名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高度重视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学网络远程考试，成立了校党委书记、校长任组长的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学校纪委书记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工作监督小组，制订了《2020 年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工作方案》，博士招生工作小组协调学校后勤管理处、信息网络中心、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分别做好考试期间的电力保障、网络保障和计算机设备保障，并在正式考试前进行了3次模拟测试，确保网络远程考试顺利进行。

03:50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盛燕丹 杜雪梅“目中无人”，这是蔡燕航对自己的评价。 2014年，蔡燕航在澳洲博士毕业，专业为社会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回国后他选择了“丛林中更曲折的那一条路”——告别学术圈，潜心研究手工皂。“目中无人不是自傲，不是不尊重他人。相反地，我尊重每一个个体。”蔡燕航轻轻举起一块刚成形的手工皂放在灯下照看，“很多人对我持怀疑态度，说我傻。我不在乎，我只追求有趣、有意义的事情。”素朴心肥皂铺掩映在青翠中对蔡燕航而言，掩映在一抹青翠中的“素朴心肥皂铺”，以及屋内端放的大大小小的手工皂，是他的意义所在。“若干年后我会告诉儿子，他老爸十几年只专注一件事，即使失败了，也毫无遗憾！”事实上，同学、朋友甚至家人对蔡燕航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在很多人眼中，“一个海归博士，在大学做学术、当老师多么体面，为什么非要开小店、做手工皂？”“这间小屋就像为我量身定做的衣服，我穿最合身。”蔡燕航尤其热爱他的小店，“职业无贵贱，社会学和手工皂本质一样，都是人和文化。” “再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蔡燕航斟上一杯青蒲，盘腿坐在了窗前。“我就是个‘捡垃圾’的” 蔡燕航擅长变废为宝。小店中的很多家具、装饰，都是蔡燕航从拆迁房、垃圾堆里扒出来的。 “我就是个‘捡垃圾’的。”他说。太姥的陪嫁衣柜、海宁的老宅花砖、清末民初的花布衣、公社的议事桌……这些废弃的老物件被他设计和归置在各个角落，共同组成了一方错落有致、素朴怀旧的空间，甚至被有些网友评价为“杭州最美小店”。“这些七八十年代的花砖，是我和我爸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回来的。当时听说海宁有批老宅要拆迁，我们连夜赶过去，在接近坍塌的废墟中一锤锤敲下来。”蔡燕航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头上的石板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花砖、实木桌、墙上的挂饰……很多家具和装饰都是蔡燕航捡回来的美是汗水的合集。“2017年前后最难，收支太难平衡了，父母也很无奈，不理解我。”蔡燕航站在了大多数的对立面，在他眼里，执拗和执著仅一字之差。“即使看不到希望，我也会坚持到无法坚持的时候为止。” 2017年底，淘宝店铺“素朴心手工皂坊”上线。当时，蔡燕航并不会运营，一年多过去了，店铺里还是最初上线的那12款老产品，销量起不来，收入自然不多。 次年10月，经过8个月的敲敲打打，“素朴心肥皂铺”在杭州的东信和创园落成，设计自己来，装修自己倒饬，蔡燕航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热爱“瞎整”，“创业哪有那么高大上的故事，只不过是一段有笑有泪的历史。”“希望”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2019年，因为颜值高、产品好，蔡燕航的肥皂铺在和创园中独树一帜，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打卡和消费。2020年，因为淘宝对手艺人专区的运营策略、流量曝光和线下参展等方面的支持，蔡燕航的淘宝店铺上新越来越快，销量翻了几倍。“上次接到个企业定制订单，一次10000块。”“素朴心肥皂铺”里摆放着各种草本制作的手工皂“淘宝就是我们的官网”古人称浙江为“花木之仓”，湿润的季风滋养了4550种高等植物，仅木本植物就有1407种。每年端午前后，富春江的艾草长得清新嫩绿，最为丰茂。这时候，蔡燕航都会驱车赶到江心的小岛上，收割艾草，运回来晒干保存，陈上3年再用来做皂。据《本草纲目》记载，陈艾“温而不燥，润能通经”。 “杭州本地有很多无患子树，也是很棒的草本原料。”蔡燕航对草本文化有着很大的执念，“从魏晋开始，中国有几千年的洗浴和草本文化，如今渐渐被遗忘和掩盖了，我们为什么不捡起来？”一个人即使捡不起来，至少可以行动起来。7年来，蔡燕航在他的作坊中钻研出近百款新品，“困难和失败都是家常便饭，像这款槿树叶洗发皂，最初的研发从初春持续到深秋，历经大半年的折腾，还是不够满意。”“当一块自己满意的肥皂诞生的时候，我感觉再大的代价，也值得。”蔡燕航说。7年来，蔡燕航在这个作坊中研发了上百款新品“皂”香也怕巷子深。相对小众的手工皂，往往难以触达更多消费者。周末店里的客人多，平时比较少。没顾客的时候，蔡燕航喜欢沏上一壶茶，坐在店里看书。“实体店更能体现产品的气质和理念，但短处也很明显，顾客觉得好，想复购怎么办？而且，线下客流再大也有上限。”“淘宝就是我们的官网。”蔡燕航评价道。 一方面，解决了回头客复购的问题，从买一块体验到成为忠实粉丝；另一方面，也成为对外展示和销售的唯一的线上渠道，让小店从杭州走到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乌鲁木齐……“我喜欢杭州，这家小店也只会‘长’在杭州。不仅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更因为这里活跃的文化氛围和互联网经济。”聊起未来的规划，蔡燕航说，“不追求大，我只在乎这份事业能健康地持续下去。”“推开幸福的门”，蔡燕航说这句话是专为自己设计的值得欣慰的是，蔡燕航愿望成真的几率正悄悄变大。近来，各地纷纷出台鼓励措施，支持和涵养“小店经济”，尤其是能体现当地文化、非遗内容的特色小店；科技公司的参与推动，也让消费市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为特色小店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简单、普惠的解决方案。淘宝手艺人业务小二刘鑫表示，目前除了组织手艺人店主参加各地特色市集外，也在牵头研发和测试，希望通过新的数字手段打通手艺人实体店和淘宝店，让他们更高效地触达用户。蔡燕航的“肥皂铺”，是首批试点。生意逐渐好转，也让蔡燕航有了一些放空的机会。作为社会学博士，蔡燕航可能比其他人更关注社会议题。12月21日，冬至，“一块肥皂的理想主义”公益活动，筹备两个月后，终于在淘宝店铺上线：消费者买一块皂，蔡燕航就给贵州雷山县的贫困留守儿童家庭捐一块同规格、同价值的皂。“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做的这些对社会来说，可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不期待能改变什么。但至少我做了。”前后忙活了2个月，蔡燕航的公益活动“一块肥皂的理想主义”终于上线一步一步，蔡燕航走了7年。但直至今日，质疑的声音也未曾减少过，甚至有人开玩笑，博士做手工，这是活生生的“内卷”案例。蔡燕航笑了。“比‘内卷’更可怕的，是偏见。”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