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编辑部

“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近日，由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期刊《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简称《城》）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友华以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苗国。《城》文称，“低生育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人口膨胀还是人口收缩的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规律驱使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是普遍趋势。城市化具有抑制生育水平的能力，城市化与低生育率不仅导致人口负增长，而且还有促使人口空间极化。”文章分析了美国、日本北海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德国的案例。其中，文章认为，“日本与俄罗斯推行积极的鼓励生育以及人口区域调控政策都无法撼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人口加速负增长使得偏远地区‘空心化’，甚至部分地区重新演变成‘无人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城》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在两位作者看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更高，特别是文化素质。这必然驱动家庭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市场经济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遂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衍生出大城市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非核心区域的乡村与城市人口收缩。大城市对青年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与落后地区遭受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周边国家的现实案例，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现实。”公开资料显示，《城》文作者之一的陈友华出生于1962年7月，自1980年起先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德国马尔堡大学社会科学与哲学系，并分别获得理学学士、理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益与慈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另一位作者苗国出生于1984年 3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刊发上述文章的《人口与健康》杂志由国家卫健委主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其中，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开展人口科学、人口健康、人口和家庭发展相关领域研究，开展人口与发展领域调查评估，卫生健康信息化工程，开展人口、家庭、卫生和计划生育舆情监测及信息咨询服务、政策宣传、国际交流合作等工作，是长期服务于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家智库。(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王佳昕,曾继儒,赵佳慧 北京报道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如何发展0-3岁托育？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上述话题不仅被代表委员们所关注，也频频登上热搜，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3月7日，长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为上述问题“开药方”。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资料关键在于经济社会政策《21世纪》：目前有一种观点，称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重等因素，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对此你怎么看？贺丹：按照人口学的概念，人口年龄结构比较有利时，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比低于50%，是收获人口红利的窗口期。按这个标准来看，中国还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需要明确的是，人口红利是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深而减少。另外，新生儿出生增加会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因为非劳动年龄人口中，除了老人还有儿童。我们人口红利期缩短，主要是因为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能不能实现人口红利，不是人口年龄结构决定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度决定的。能否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是能否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也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四十年。我国能够收获人口红利，除了人口年龄结构有利这一基本条件外，改革开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力要素流动、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才是最重要的。面对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加快，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更加重要。我不赞成人口决定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能由人口数量和结构简单判断。人口很重要，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基础性、战略性、长期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影响。起决定作用是相关政策能否与人口总量、素质、结构、分布状况相协调，能否充分利用人口发展状况、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实现发展。反过来，经济社会发展又促进人口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的提升。以后，国家在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同时还可以收获人才红利、健康红利。《21世纪》：如何看待我国的低生育率问题？贺丹：首先要有一个认识，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不可逆的，是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人口基数大，14亿的人口规模要至少持续15年以上，将长期面临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双重压力。对于低生育率问题要高度重视，但不要过度焦虑。需要高度重视是因为，生育率过低对人口自身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很多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如果没有提前做好相关制度准备的话，以后解决会很困难。但也不要过度焦虑，因为人口变动是长周期的慢变量，在外部条件影响下，在适当的政策干预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会有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劳动力素质。我们的存量劳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原因。另外，对健康的投入同样不可忽视。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不大，但健康预期寿命，即健康地生活多少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优先投资于人的教育、健康，是不会出错的，可以重塑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鼓励家庭“托育点”建设《21世纪》：0-3岁托育是2019年全国“两会”的重点，被多次提及。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贺丹：相关部门一直在研究0-3岁托育的政策，应该很快就会有这方面的政策意见出台。我们曾配合原国家卫计委做过调研，0-3岁的托儿需求的确旺盛，40%的家庭都有需要，尤其是2-3岁的孩子。很多人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主要是没人看、没人带。目前0-3岁还没有纳入国家的学前教育规划或公共服务范围内。这一方面还是空白，是很明显的短板，不像3-6岁学前教育，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和目标。因此需要引起社会各界重视，包括政府加大投入。0-3岁托育如何做，政策和标准都需要研究。婴儿照料还是要以家庭为主，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家长要有喘息的机会，就需要符合条件的能够照看孩子的人婴儿照料。托育机构的建设需要时间、资本、投入，如何在花钱较少的情况下切实解决问题？我认为可以鼓励“托育点”的建设，基于邻里间的信任，就近方便婴幼儿托管。例如已经退休的老人，可以鼓励他们通过一定的培训和资格认证，在家提供托育服务。这是一份正式工作，能有收入，方式也比较灵活。在家庭、社区设立托儿点，应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目前，幼儿园供不应求，尤其是大城市，符合条件（3-6岁）的都收不过来，招收3岁以下的很少。应该有政策支持，鼓励幼儿园招生向下延伸1岁，这应是未来托育机构发展的一个方向。《21世纪》：“一老一小”是最大的民生。除了小，老龄化问题同样不可忽视。请问你如何看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养老问题？贺丹：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老龄化速度较快，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处于出生人口高峰期时每年出生人口规模很大。2018年我国有1523万新生儿，但上世纪出生高峰期，每年出生人口在2000万以上，最高年份接近3000万，这些人现在正在进入老年。我们现行的养老制度、养老服务体系对老龄社会的到来还准备不足。随着社会经济变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靠子女照顾老年生活已经很不现实。尤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大多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对他们的照料专业性要求很强，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失能、半失能老人规模会持续扩大，他们的照料还需要机构或社区支持，单靠家庭很难。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信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该是应对老龄化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能够为老年服务提供支持，也能减少国家的医疗负担。加入保险后，一旦老人进入失能、半失能状态，在家中、护理机构都能得到保险补贴。按现在的政策，不住医院就不能报销。但在医院护理、长期照料老人，需要占用床位等医疗资源，服务成本很高。因此，长期护理保险大方向应是社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这应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但运营方式和模式可以引进专业机构。（编辑：杨志锦）

中新社北京9月16日电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16日在其官网上发布《郑国恩所谓新疆维吾尔族“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独立报告的分析》(下称《分析报告》)，指出郑国恩日前所谓的新疆人口研究极不严谨，有悖于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是赤裸裸地假学术研究之名，行政治之实。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日前发布所谓的“研究报告”《绝育、避孕环、强制避孕：中国共产党压制新疆维吾尔生育率的行动》(下称“报告”)。《分析报告》认为，该“报告”中，郑国恩采用了“好莱坞式剪辑手法”，虚构报告内图片和文章的关系，试图用一些精心设计的语言和几张选择性的图片构建一种意象；存在“合成图片，吸引眼球”“东拉西扯，强加图文关系”“借用科普类图片，强行虚假论证”等问题。仅从图片看，“报告”就极不严谨，完全是胡乱拼凑、主观臆测的大杂烩。《分析报告》说，公共场所装摄像头是为有效预防和打击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亦是如此。郑国恩却热衷于采用这类图片来暗示，并进行歪曲、夸大。《分析报告》指出，“报告”还存在编造数据来源、恶意解读个案、歪曲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等问题。“新疆强制绝育，以政策减少少数民族人口”这一所谓的“结论”是基于种种虚假、片面和非客观的数据资料收集和分析而得，并不准确，有明显恶意诋毁的目的。《分析报告》表示，目前新疆地区城镇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农村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强制绝育”“种族灭绝”等政策完全是郑国恩的臆想。《分析报告》续指，除政策外，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原因还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等。“报告”片面将单一区域人口变化情况与所谓“政府干预”“种族灭绝”联系在一起，完全是混淆视听。《分析报告》指出，郑国恩这类所谓的“独立报告”是国际涉疆人权舆论的新动向、新趋势、新工具。以所谓专家名义，发表无中生有、纯属捏造的言论，是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完)

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王晓慧 北京报道虽然2018年新生儿的数据尚未发布，但众多专家预测将会大幅减少。就此，官方给予了正面回复。“这两年，我们看到二孩的出生比始终保持在50%左右，也就是说，二孩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在持续释放出来。”1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9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卫健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人口的监测、加强研究，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同时，2018年全年人口数据近期将由相关部门正式发布。2018年是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第三年，不过，曾经预测的新生儿呈井喷式上涨的景象并未如期而至。就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副教授陶涛表示，出生人口的规模受到育龄妇女的规模的影响，我国15—49岁育龄妇女的规模2011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是下降状态，相应的出生人口也进入下行通道。从2000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大概是1500—1800万之间波动，最近受到政策调整的因素，还有龙年、羊年等生肖选择的影响，波动也是在加大的。除了育龄妇女规模的影响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是在提升的，2015年数据显示，在所有育龄妇女当中，有一半以上都在40岁以上，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包括结婚的情况，2017年全国结婚人数大概是1063万，同比下降7%。还有一个因素是婚育的推迟，近三年以来，平均的初育年龄和平均生育二孩的年龄都往后推了一岁，这些也会对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水平是会产生影响的。”陶涛表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规模大概是在1500—1800万之间波动，可能2018的出生人口也需要在更长时期里客观看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生育模式和生育状况确实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口的监测。陶涛表示，城镇化的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婚育的推迟等所有的因素都会对生育水平产生一些影响。90后成为了生育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加强人口监测，进一步掌握人口生育模式、生育规律，这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在很多调查中发现，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顾虑，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呼声比较高，主要反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幼儿照护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政策上的期盼，这也是生育相关的政策，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策支持体系，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动员令《求是》杂志编辑部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是一片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热土。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不好，阜平曾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当年，聂荣臻元帅在这里战斗生活时曾专门签发过《树叶训令》，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与民争“食”。阜平之贫，由此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得知阜平百姓依然贫苦的消息，聂荣臻元帅曾动情地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对革命老区阜平，习近平总书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小就有印象”，十分挂念这里的干部群众。党的十八大后不久，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踏雪前往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目的就是要看真贫、察实情，摸清贫困底数，了解真实情况，以“有利于正确决策”。在连夜听取当地工作汇报、看望困难农户、与干部群众促膝长谈期间，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阜平为样本，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为什么扶贫、怎么扶贫、谁来扶贫等重大问题。总书记深刻阐明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强调“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鲜明提出“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的扶贫开发思路，强调要坚定信心、找对路子；明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对各级党委和政府、农村基层党组织、各级干部等抓好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一系列极具指导性、针对性的要求。这篇重要讲话，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以来对扶贫脱贫问题的深邃思考和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党的十八大后总书记系统阐述扶贫脱贫问题的第一篇重要文献。自那时起的8年多来，总书记在亲力亲为抓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又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千年梦想，百年奋斗，今朝圆梦。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近1亿人彻底告别绝对贫困这一人间奇迹，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文献，回望8年多来极不平凡的脱贫攻坚历史进程，沧桑巨变，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庄严的承诺，历经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终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在新时代如期得以实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如期实现之际，重温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深刻学习领会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以及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迪和精神激励。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指引“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脱贫致富，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职责。”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我们党初心使命的高度，深刻阐明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初心。革命年代，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让他们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反贫困的伟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发生很大变化，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然而，“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们国家大、各地发展条件不同，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困难群众”。“平均数会掩盖差距”，总书记深刻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然要包括农村的全面小康，也必须包括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的全面小康”。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深的牵挂，他说，“怎样支持和帮助他们过上好日子，是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从陕西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再到上海，无论是在县、市、省还是中央，扶贫始终是总书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花的精力最多”。总书记曾不无感慨地说：“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的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对各类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质朴的话语，映照的是人民领袖的赤子之心，展现的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推进，重视程度之高、政策举措之实、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在脱贫攻坚的每个阶段、每个节点，都作出战略谋划、领航定向——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北阜平同困难群众共商脱贫致富之策，翻山越岭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实地考察，在陕西延安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贵州贵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作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一系列重大论断、重大部署，引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呈现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扶贫攻坚战”改成“脱贫攻坚战”，就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作出部署。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此后，总书记又专门在宁夏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作出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精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总书记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反复强调“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的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决心”，要“尽锐出战”，“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2020年，我国进入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阶段，收官之年又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史上最大规模脱贫攻坚座谈会，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先后到陕西、山西、宁夏、吉林、安徽、湖南等地考察，要求坚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动摇，统筹推进抗疫、脱贫两个战场的战斗，努力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并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明确要求。8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倾注心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惦记最多的是困难群众。从六盘山区到秦巴腹地，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从土家苗寨到雪域高原，从“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到“隔山走一天”的四川大凉山……总书记的足迹，踏遍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年多来，总书记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驰而不息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与全国人民一道向贫困发起总攻，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党如期兑现了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在2020年发布的全国文明村镇名单中，阜平县骆驼湾村榜上有名。从昔日穷困破败的村庄，到今天美丽富饶的全国文明村，房子新了、道路宽了、山更绿了、人气旺了，老百姓腰包鼓了、精气神昂扬了……骆驼湾山乡发生了美丽蝶变。习近平总书记去过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贫困发生率过去一度分别高达79%、75%。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鼓励尚处于贫困中的乡亲们，“坚定信心”“找对路子”“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开发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阜平人民由此结合自身比较优势，逐步探索形成了“长短结合、多点支撑、绿色循环”的六大扶贫产业体系，实现了全县贫困村产业全覆盖。如今，这些产业成为支撑阜平稳定脱贫的基础。2020年2月，阜平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脱贫摘帽目标；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3262元增长到2020年的10830元。总书记“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殷切嘱托，已在阜平变为生动现实。阜平的巨变，是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多持续奋斗，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有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易地扶贫搬迁让960多万脱贫群众告别“穷窝窝”，危房改造让2568万脱贫群众住上放心房；改造脱贫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10.8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动态清零；新改建村卫生室20多万个，所有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完成标准化建设，脱贫群众住院看病报销比例提高到80%左右，“看病难、看病贵”明显改观。——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产业扶贫，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和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新业态迅速发展，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明显增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生态扶贫等，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脱贫，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脱贫攻坚不仅使脱贫地区、脱贫人口受益，而且带动了农村的整体发展。——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脱贫是一笔经济账，更是一笔民心账、政治账。实践证明，脱贫攻坚为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大变化和大实惠，实实在在暖了他们的心，激发了他们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斗志和信心。过去一些贫困群众“蹲在墙角晒太阳，等着政府送温暖”，现在是“甩开手干”“争先恐后”。产业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百姓生活向上向好，形成了群众生产生活持续改善的良性循环。广大基层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与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我们战胜贫困，赢得了人心，既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筑牢了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脱贫攻坚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了乡村治理的成功方式和有效途径，包括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五级书记一起抓，建档立卡、精准施策，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强化实绩考核制度等，为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脱贫攻坚以来，全国贫困地区共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里，100多个县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新改建农村公路110万公里；农网供电可靠率达99%，农村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全部通动力电，贫困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为做好“三农”工作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贡献了全球减贫脱贫的中国智慧。在全球仍有7亿左右极端贫困人口、许多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从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构建大扶贫格局到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近1亿人脱贫的生动故事，吸引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弥足珍贵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事非经过不知难。回望来路，何其艰辛又何其壮观！在百年奋斗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出摆脱贫困的人间奇迹。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实践以其无可辩驳的伟力证明，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坚定执着，才能持之以恒地推进中华大地的减贫事业；只有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发挥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让千百年的梦想、亿万人的奋斗，汇聚成中国人民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洪流。关键靠党、靠支部阜平人民“对党的感情特别深”，“乡亲们心里只念着党和政府好”。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道，“看到老区一些乡亲尚未摆脱贫困、生活还比较困难，心情是沉重的”，“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群策群力，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如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关键所在。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重要举措，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坚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充分发挥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9000多万名党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打响并打赢了一场惠及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战。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抓好扶贫脱贫工作提出四点要求：——“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实好”。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总书记强调，要把党中央的政策“一丝不苟、毫不走样地落实到基层”，把政策的好处“全部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个农民”。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把党和政府的扶贫开发政策、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支持农民增收的政策原原本本传递给乡亲们，让乡亲们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真正享受到政策的好处，一起来落实好政策”。他用朴实的话语鼓励大家：“你们的工作做好了、做扎实了，我们在中央的工作就有了坚实基础，我们也就放心了。”殷殷嘱托，饱含着总书记对广大基层干部深切的期望。——“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总书记强调，“做好基层工作，关键是要做到情况明。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总书记要求，“大家心里要有一本账，要做明白人”。他还详细地点明要摸清楚的具体情况，比如“穷在哪里？为什么穷？有哪些优势？哪些自力更生可以完成？哪些需要依靠上面帮助和支持才能完成？”强调要有针对性地抓好工作，“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些重要论述，体现的就是精准施策这个要义。——“扎扎实实把支部建设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总书记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扶贫开发工作部署的战斗堡垒”。总书记对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提出明确要求：“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8年多来的脱贫攻坚实践，深刻印证了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抓好党建促扶贫，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经验。”——“切切实实把团结搞扎实”。团结就是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总书记强调，要搞好“四个团结”：“搞好支部一班人的团结，搞好村委会一班人的团结，搞好全村乡亲的团结，特别要搞好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的团结”。总书记要求，“要以党支部为核心，搞好各种基层组织建设，把它们组织好，形成整体合力”。他用朴实的话语道出深刻的道理：“不团结，一个人本事再大，也办不成任何事情”，大家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正是因为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我们才创造了今天这样史无前例的减贫奇迹。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鲜明指出当时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比如“对比较典型的贫困地区，怎样给予更加倾斜的政策，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农村危房改造，是不是就是刷刷粉、吊吊顶？”等等，并指明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对河北省干部下基层蹲点与扶贫脱困工作结合等好做法，总书记也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因势利导，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勉强搞一些东西，一定从实际出发，真正使老百姓得到实惠”。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总书记对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贯重视，不仅是抓好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遵循，对做好今天各项工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人民服务的新起点2021年春节将至，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化屋村苗族村民家里，一片暖意融融。习近平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客厅，边聊天边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黄粑。看到乡亲们摆脱了贫困，过上了好日子，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勉励当地干部群众：“实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还要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按照既定的目标踏踏实实走下去，把产业发展好，把乡村建设得更好，创造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直指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本源，“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党中央的各方面考虑，初衷都是要为人民服务。“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总书记这些触及灵魂的提问，是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深刻教育和深切期望。总书记强调，“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正因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党对扶贫减贫事业不只有豪言壮语，不是搞“运动式的东西”，而是“锲而不舍干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贫困问题较突出地区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领导职责，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领导同志的工作要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各级干部要把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研究扶贫开发面临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开展工作”。对基层扶贫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群众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总书记都有深入了解和思考。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总书记强调“治贫先治愚”，指出“把贫困地区孩子培养出来，这才是根本的扶贫之策”。对一度存在的争戴贫困县帽子、截留移用扶贫款项、骗取扶贫款等问题，总书记十分愤怒，要求认真研究解决，坚决反对、坚决杜绝。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把贫困地区作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把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内容”；培养选拔任用干部，要注重从基层选拔、从艰苦地区选拔、从经受过重大考验的干部中选拔……8年多来，广大党员干部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尽责，832个贫困县党政正职坚守脱贫攻坚一线指挥部，累计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深入扶贫一线倾力开展帮扶，“宁肯自己多受累，也要让群众快脱贫，宁肯自己掉上几斤肉，也要让群众走上致富路”。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许许多多扶贫干部倒在了冲锋的路上。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诠释了党的初心，铸就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已如期完成，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一部分作出重要部署。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重要论断：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一张更全面更美好的宏伟蓝图正徐徐展开。“让革命前辈含笑九泉，让他们的革命理想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阜平的深情话语言犹在耳。8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战胜贫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小康梦想即将全面实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脚下，踏平坎坷成大道。望前方，更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来源：《求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原标题：南财快评：新生人口继续减少在警示什么？作者：穆光宗根据公安部的户籍登记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2020年的数据同比下滑14.89%。2020年已出生但还未登记的新生儿尚未包括在内。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数量总体呈现减少趋势，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连续下降。那么，我国出生人口连年下降意味着什么又警示着什么？首先，根据低出生、低生育形势来推断，中国已经开启了严重少子化阶段，生育率江河日下问题日趋严重化。谈到人口的少子化，我们不仅要关注0-14岁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下降的趋势（少儿人口占比低于18%即进入严重少子化），即人口的少子化以及与人口老龄化的失衡发展问题；而且要关注生育的少子化，注意低生育的低迷现象在逐年蔓延和扩展，晚婚晚育与丁克文化的出现以及单身人口和离婚人口的增长就是一个信号。从生育意愿来看，由于生育成本飙升因素的制约，生育的少子化出现了内生性和内卷化的趋势，正在释放和形成自行下降的巨大惯性。其次，低生育时代的家庭结构比较脆弱，多是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丁克（无后）家庭、失独家庭和伤独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脆弱细胞、风险细胞较多的话，一定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社会整体和谐与进步。低生育率注定了家庭人口结构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家庭幸福受到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这也是提出人口安全命题的意义所在。现代人口学认为，二孩之家是“合适之家”。优化生育的微观意义是适度生育，减少独生抑或不生的风险选择；宏观意义是打造以二孩家庭为主的人口生态。再次，长期低生育的人口风险表现在1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我国在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每年减少几百万，迄今已减少大约3000万），社会风险则表现在人力资源的短缺上，如劳动力供给不足、兵源匮乏、护工短缺等等，由此引发了对经济下行、国防安全和养老安全的普遍担忧。近年来，各大城市展开的“抢人大战”已经拉开了人口大竞争的时代序幕。其四，从长远的眼光看，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必然导致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减弱，同时人口发展弱持续甚或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大。长此以往，过低的生育率有引发种族灭绝的危险。所以说，人口是文明的基本要素，生育是人力人才的母体，人口和生育关乎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在于，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出现了代际弱化的大趋势。可以预言的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历史节点或已不远，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不得不面对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以及人口生态失衡的持续挑战。生育政策需要回归家庭计划，同时要强调优化生育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包容多胎多孩生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化生育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生育政策将进一步调整的信号。（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11月3日下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等一行领导莅临蜗贝家·十里庙社区普惠托育园进行托育服务调研指导工作。合肥市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主任科员汪慧萍，蜀山区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夏守政及井岗镇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参观。蜗贝家创始人曾春女士与园所教职员工热诚地接待了调研组一行。调研组领导一行按照蜗贝家托育园一日常规标准流程，穿戴鞋套、手部消毒后，走进蜗贝家·十里庙普惠托育园，逐一参观了托班教室、保健室、绘本阅读馆、厨房、亲自然户外乐园等幼儿生活活动场所。调研组领导听取了曾春女士关于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介绍，对园所环境、设施配备、托育服务模式、师资队伍、日常安全管理、营运情况、卫生保健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了解，对蜗贝家园区的办园理念、办园形式、智慧托育SaaS云平台、运营思路及整体运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参观结束后，调研组领导组织召开托育服务工作座谈会，蜗贝家董事长曾春女士、蜗贝家新城园园长刘春燕女士作为托育机构代表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会议上，调研组领导与托育机构代表就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方向、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的开展进行深入交流。受今年上半年疫情冲击，托育机构受到较大影响，大多数机构都处于亏损的状态。如何实现盈利，保证园所后续正常运营发展，是当前托育机构面临的最大困难。曾春女士表示，蜗贝家一直在积极探索一体化的扩容性服务，不仅为0-3岁婴幼儿及家庭提供日托、半日托、小时托、亲子、亲孙课程，还通过线上+线下科学育儿、亲子教育、亲子采买的业态形式，引领0-18岁家庭新亲子生活方式，让一个社区托育园能为整个社区5000户居民家庭提供服务，弥补机构无法盈利的问题。对于托育行业发展，曾春女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她表示希望政府能够从两个方面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支持力度，第一是能够拿出多余的公共闲置用地，用于建设像蜗贝家十里庙社区普惠托育园这种形式的示范性普惠托育园，让更多婴幼儿家庭受惠；另一个是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托育机构的监管力度，能够把工商已注册但还未系统备案的机构也纳入到统一的安全监管范围内，促进托育行业健康发展。

注：百度慧眼-北规院规划大数据联合实验室针对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形成系列研究成果并分期发布。本篇为系列报告的第1篇，旨在厘清研究概念，确定基础性指标，并对国内大城市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现状形成基本认识。研究背景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2020年9月，《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公共服务要针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特征和需求，完善服务功能”。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率先提出相关要求：北京总体规划提出，构建面向城市实际服务人口的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在常住人口2300万人控制规模的基础上，考虑城市实际服务人口的合理需求和安全保障。上海总体规划提出，应对包括常住人口、半年以下暂住人口、跨市域通勤人口、短期游客等在内的实际服务人口的需求，预留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建立完善关于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研究框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既有研究与概念辨析国内关于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既有研究主要利用大数据，以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大城市为实证案例，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分布与活动特征进行分析总结。例如，施澄等（2018）对杭州市的短期驻留人口空间活动特征规律进行了挖掘，王德等（2019）分析了上海市实有人口的空间分布和流动性构成，伍毅敏等（2020）比较了常住居民与游客、就医者、商务访客等北京典型短期访客人群的时空分布特征差异，并对各类公共设施提出了考虑实际服务管理人口需求的人口服务保障系数建议值。当前，关于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概念界定仍存在多种认识。在实际工作中，实有人口管理属公安机关事权，重在加强人口登记管理，预防违法犯罪，主要以入户调查为手段。例如，广州市、南京市等就采用了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的成果口径，2020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广州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已经超过2200万，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出南京实有人口1031.22万。在城市规划语境下，部分既有文献认为，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应包括常住人口和本地居住6个月以下的“短期驻留人口”。基于此，有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或百度等智能设备定位数据，将“区域内稳定驻留3天以上、半年以下”作为短期驻留人口的识别标准（陈洋等，2019；孙华灿等，2020）。按照《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定义，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是指需要本市提供交通、市政、商业等城市基本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的城市实有人口，除城市常住人口外，还包括出差、旅游、就医等短期停留人口。据此来看，只要是需要城市提供基本服务及行政管理的实有人口，都应纳入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范畴，入户调查的手段尚不足以涵盖全部实有人口，而“3天以上”作为分界线的限定意义也不大。例如，《2018年度北京城市体检报告》发现，来京驻留时长5天以内的短期访客以旅游目的占主导，5-10天访客中以商务、就医为主要目的的访客占比显著提升（伍毅敏等，2020）。对于其他城市，可能亦有不同特征。关于时长界定，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的研究中达成一致共识的是由于“停留3小时以下的过境人口”主要活动范围限定在对外交通枢纽内部，与城市空间互动较少，在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概念中不予考虑。此外，“n天以上、半年以下”作为一个人口总规模统计数值，反映了城市在一段时期内的“累计服务人数”，其规划实践应用价值较小。在现实中，无论是医院、文体场馆等公共服务设施，还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与城市实有人口的互动均是具有时空非均衡性的，工作日与节假日、旺季与淡季均存在差异。从维持城市日常有序运转而言，城市规划采用“日均”口径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为城市服务设施供给（不包括基础教育、养老等与长期居住特征挂钩的服务设施）提供规划参考更具有实用性。其典型应用如：面向春运等出行高峰的人口出行需求测算交通设施的最大承载力；旅游城市针对旅游旺季的接待人口上限测算市政基础设施所需承载力；根据日均实有人口规模测算突发疫情“封城”等紧急情况下所需的物资储备量和调配量，制定城市公共安全应急预案等。从数据获取手段来看，目前大数据虽然存在缺失老人儿童、存在用户重复统计、设备覆盖率影响人口总规模计算结果等不足，但当前仍是对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特征捕捉最及时、覆盖最全面、较传统手段具有突破性的。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团队对“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指标算法提出以下建议：利用位置大数据识别区域内某月（建议可参考常住人口统计调查时点，选取11月）的日均实有人口数量，根据设备量和设备覆盖率计算人口规模，不含停留时间3小时以内的短时过境人口。城市对比与疫后观察基于以上“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指标概念，本研究团队利用百度地图慧眼大数据，选取全国部分人口规模较高的大城市，对其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特征及疫后恢复情况进行了分析。1.全国和区域中心城市日常承载较多的短期驻留和短期到访人口。根据百度地图大数据的人口测算结果，2019年全国范围内城市的稳定居住人口规模（3个月口径，相较半年口径能更及时反映近期居住人口变化）排名、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排名与传统统计口径的半年以上常住人口排名均有一定差异。北京的排名变化，反映其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短期驻留和短期到访的人口规模较大，这与北京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和资源调控的中心、全国拥有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所发挥的促进信息和资源汇聚交流的平台作用是分不开的。广州、深圳、苏州、杭州、郑州、西安的排名，也显示了其较多承载区域性高等级服务职能的中心城市地位，在服务本地常住人口以外，还对新增外来人口具有较强吸引力，并承担区域性的商务会展、旅游、就医等功能需求。东莞则表现出独特的短期强吸引力、人口快速流动的城市发展模式。从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来看，达到3000万以上量级的城市为北京、上海，2000万以上量级的为广州、重庆、深圳、成都4个城市，成都与其下一位的苏州之间差距显著，显示了这6个超级都市在汇聚功能和“人气”、服务全国和区域方面的“一线”地位，也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及成渝经济圈的宏观格局一致。2.大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稳定居民约占90%，短期访客约占10%。根据2019年11月的数据，大城市日均实际服务管理人口中，3个月口径稳定居住人口的占比普遍在90%左右，短期访客的占比约为10%。稳定居住人口与短期访客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利用和设施需求有显著区别，未来在城市规划中应有针对不同人群需求的精细化考虑。本系列后续报告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3.疫后制造业率先恢复，主要大城市稳定居住人口、短期访客相继恢复，城市活力依旧。以2019年11月数据为基数，对比2020年5月、8月数据，可以看到大部分城市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已恢复到疫前的90%以上。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恢复情况综合反映了大城市常住人口节后回流、劳动力流入以及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对外交往功能的恢复情况，是城市活力的体现。（1）2020年5月，城市实际服务管理人口恢复比例最高的为重庆、东莞、苏州、杭州，这几个城市均为制造业强市，反映制造业的复工复产进度较快。恢复速度较慢的是受疫情重点影响及管控要求较为严格的城市（武汉、北京），但人口也已恢复80%左右，显示各大城市已实现主要功能恢复运转，绝大部分生产生活活动可以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正常开展。（2）8月与5月相比，大部分城市的稳定居住人口规模小幅上升，而实际服务管理人口的恢复比例更高，反映跨城市的商务、旅游等功能交流和人口短期流动逐渐恢复正常。与此同时，武汉则实现了居住人口规模的大幅度恢复。北京、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城市显示出持续吸引新增人口或人口回流的“后劲”，同时也有重庆、天津等城市发生了人口的净流出，显示疫后本地劳动力有一个供需重新平衡的过程。由于生产要素流通加速、交通技术进步、居民生活节奏加快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等因素，人口跨城市流动中的短期居住和短期到访行为已经和外来人口长期定居一样，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正如Martin等（2015）所说，“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时间是所有人都位于自己的常住地址的。”实际服务管理人口对于城市规划有着越来越多的实践应用意义。未来本研究团队将继续分享关于多源人口数据校核、不同人群画像、设施服务保障系数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参考文献：[1] Yimin Wu, Liang Wang, Linghui Fan,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spatiotemporal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typical subgroups of the actual population with mobile phone dat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2020, 100[2]施澄,陈晨,钮心毅.面向“实际服务人口”的特大城市空间规划响应——以杭州市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8(04):41-48.[3]王德,任熙元.日常流动视角下的上海市实有人口分布与流动性构成[J].城市规划学刊,2019(02):36-43.[4]陈洋,黄浦江,宗敏丽,陈星,王周杨. 存量背景下的上海实际服务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A].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5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19:14.[5]石晓冬.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看城市人口服务管理[J].城市发展研究,2020,27(03):4-5.[6]石晓冬,张晓莉,伍毅敏,王雅捷,文爱平.石晓冬:规划让城市更健康[J].北京规划建设,2020(02):187-191.[7] 伍毅敏,杨明,彭珂,等.北京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若干创新探索与总结思考[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20,12(1): 193-205.

中国日报北京3月1日电（记者 王晓东）近日，中国人口学专业领域的唯一一本纯英文学术杂志《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宣布与国际顶级出版商Springer Nature合作，将借用Springer Nature强大的传播渠道助推中国人口学研究学者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据该杂志的执行主编刘鸿雁介绍，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主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本面向全球、聚焦中国人口与发展的英文学术期刊。该期刊在英文杂志《当代中国人口》（China Population Today）基础上改版而成，于2017年正式创刊，每年出版四期，16开。2018年开始于国际顶级出版商Springer Nature合作，由该出版商向国际进行推广。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主要刊登中国人口及相关领域的原创论文、政策评论和研究报告，内容涵盖人口理论、人口统计、人口和卫生计生政策、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以及流动人口、贫困人口、女性人口、老年人口、就业问题、中外人口比较等最新综合研究成果。刘鸿雁表示，该期刊组建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人口学者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匿名评审队伍，采取匿名审稿，还聘请熟悉中国国情且母语为英语的英文编辑专门为出版的论文进行语言润色。他说，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特别需要这样一本纯英文学术杂志。杂志创刊之前，主要国家都有自己的人口学专业领域的英文学术杂志，唯独中国缺乏。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大国，创办一本纯英文杂志非常必要。而且中国人口学的发展早期一直在国际人口学界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发展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人口司的指导。中国人口学一直有着与国际交往的良好历史。刘鸿雁表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致力于打造国内人口学专业知名刊物，争取纳入国际主流人口学研究的数据库，包括POPLINE、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美国《ProQuest 数据库》等，定期组织国际人口学发展前沿领域的高端学术专题会议。未来几年内将努力打造成世界人口学知名刊物，进入ESSCI引文和SSCI引文，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杂志未来会更加注重杂志论文的质量，鼓励学者发表高水平的英文论文。刘鸿雁介绍道，《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杂志也会根据人口学界的热点问题及时进行学术讨论，在论文筛选上是客观、中立、自主的。学术成果不仅向国际传播，也会向政府官员传播，提高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他说，很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很有创新性,甚至达到国际一流水准,但是却很少被国际所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主要目标就是将中国学者的论文推广到国际人口学界。2018年开始与国际顶级出版商Springer Nature合作，由该出版商向国际进行推广。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学者的人口学论文发表了，在国际人口学界将可以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引用。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人口学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国际上传播。（编辑：严玉洁 于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