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研究报告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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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长期的历史关系，其间既有十分密切的友好往来，也发生过紧张冲突乃至战争。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出现了长期紧张的关系，发生过两次战争，矛盾纠葛剪不断、理还乱。以史为鉴，方可知过往、示当下、警未来。本报告即以此为宗旨，以专题研究成果为基础，着重从中国学者的认知出发，从中国观察的视角和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国内国际环境及其相关因素。本文出自《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作者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中日两国进入近代后的不同发展道路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长期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的影响。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的东进与入侵，中日两国都是以相对弱势、守旧而传统的国家面貌，因应较为强势、新兴而现代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曾经有共同的经历，都是由“锁国”而“开国”，并受到西方列强强加的“条约体系”的束缚，而这样的“条约体系”因其特定的内容又形成强与弱之间的不平等。中日两国就是这样进入了近代时期。然而，在最初的震惊、不解、彷徨、思虑之后，对于如何因应这样的形势，中日两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是由“睁眼看世界”而发展为洋务运动；在日本，则是由“尊王攘夷”而发展为明治维新。虽然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起因都是追求迈向现代化的富国强兵运动，但是，洋务运动基于“中体西用”，明治维新追求“脱亚入欧”；“中体西用”导致中国的转型局限在“用”的技术层面，总在被动应付；“脱亚入欧”则使日本快速融入国际体系，占据主动地位。因应基点的差别造成结果的不同，中国日渐沉沦，日本迅速崛起。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摆脱了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地位，成为非西方文明国家中少有的成功完成现代转型的胜利者，中国则成为在自身辉煌的古代文明衬托下转型不那么成功甚至屡屡失败的失意者，双方实力对比和心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双方关系的发展。随着日本的崛起，日本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并集中在其周边地区，中国尤为首要受影响者。1870年代以后，中日围绕琉球、朝鲜半岛等利益攸关地区，开始不断发生冲突，日本咄咄逼人，中国步步退让。1894年，中日因朝鲜问题发生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中日国势逆转。从此以后，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形成，即日本强势，中国弱势；日本以中国为失败者，蔑视、压迫直至入侵，中国以日本为侵略者，不甘、抗争直至抗战。双方关系充满着紧绷的张力，最后发展为第二次中日全面战争(在日本是侵华战争，在中国是抗日战争)。2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差异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不完全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基于本国内部的因素所推动，而是在遭受西方入侵之后，由因应外部压力而被迫开始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应型现代化。但是，中日两国虽然差不多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工业现代化进程，却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日本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由于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从而为工业现代化准备了一定的国内市场和资金条件，使工业现代化在开始期就能比较顺利地开展。此后，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较好地解决了官营还是民营的发展道路问题，日本比较顺利地走上由国家主导的民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便成为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发达国力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从191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脱离了原先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模式，转换到以扩大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为引导的重工业(其中又以军事工业为主)独立发展的对外扩张型的工业化模式。受制于日本国内原料匮乏、资本不足、市场狭小等因素，这种工业化模式严重依赖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则是与日本邻近的中国及朝鲜半岛，成为导致中日最终走向战争的重要经济原因，日本也由此开始步入对外发动全面战争的发展轨道。与日本相反，中国在原初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工业现代化开始后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工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市场难以有效地扩大，只能依靠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即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来相对扩大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因而工业现代化一直处于缓慢进展的状态。而且，中国未能有效解决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走官营还是民营道路的问题，最后走上经济发展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道路，对工业现代化产生了不利影响。影响中日国力升降直至走向战争的原因还不仅在于工业现代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中日两国也因全方位的现代化落差而造成总体国力的差距，而中日总体国力的差距，则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畸变。当日本已经有了一流的现代工业和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体制时，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数量有限，社会动员力严重不足，甚至没有基本的人口统计，不能建立有效力的现代兵役制度。总之，中国虽然与日本差不多同时开始现代化进程，但其效果和结果都与日本相差很远，因而在国力上远远落后于日本，在与日本的竞争和较量中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3现代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成长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之一。原本中国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自认为天下“中心”，视周边和远方为“蛮夷”。近代以来，因为西方的入侵，中国人才强化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才有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其间经过了各种波折起伏，既有基于反对清朝统治的“反满”民族主义(如辛亥革命前的一些主张)，也有比较偏狭的“排外”民族主义(如义和团的一些表现)。理性、爱国、包容、积极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大体开始成长于20世纪初期，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逐渐成型并深入人心。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首要基点就在民族主义，而其由“反满”民族主义到“反帝”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成长的象征。随着国民党的当政，民族主义也成为国民党动员民众、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而且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入侵中国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深入人心，在中国的对日反应中起到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执政当局决定对日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随着列强入侵中国的刺激而发生发展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是被动的、反应性的、具有强烈悲情主义意识的民族主义。同一时期，日本的现代民族主义也在发生、发展和壮大，而且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从早先类似于中国的被动的、反应的、悲情的民族主义，转化为主动的、自我的、热烈的民族主义，又因为在与中国乃至俄罗斯这样老大帝国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经过政治家的民粹主义操弄，日本的单一民族特点，又使这样的民族主义更为膨胀，更具有进攻性。例如，日本执政者和不少社会上流人士甚至一般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抗拒承认政治和国家概念的“中国”，而以地理和文化概念的“支那”指称中国。日本执政当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始终缺乏同情和理解，更总是以“排日”界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从19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到30年代中期的华北问题，日本始终强调其对中国的压迫是因为中国“排日”)，企图以“硬”方式压迫中国放弃或软化民族主义(比较起来，美、英、苏等国更能以“软”方式顺应和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日本往往直接介入中国的内部政治，在中国扶植甚至以武力支持中央或地方领袖中的亲日派。在中国民族主义逐渐高扬的年代，这样直接而生硬的做法只能激起更大的反弹，从而导致中国与日本更多的对抗与冲突和中日关系的持续紧张与升级。4东亚国际关系与中日两国的外交运用东亚是大国角逐的重要地区。19世纪，欧洲列强仍是国际体系中国家竞争的主角。《马关条约》签订时，虽然日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中国，但是面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施压，日本自感实力还不够，只能被迫退让。日本既恃强凌弱于中国，而又对自身当时还不够“强”而向更“强”者退让感到“愤懑不平”。日本由此而领会到国际关系中强者恒强的“经验教训”，20世纪初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南满)，随后又吞并韩国，独占朝鲜半岛。随着国力的成长，日本成为东亚大国角逐的主角之一，并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自居为东亚当仁不让的主导者，甚而企图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成为影响东亚国际秩序与权力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西方列强多半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更为积极主动。战后，德国退出东亚，英、法力量受挫，俄国因为革命而一度向内收缩(直到19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才开始积极介入东亚和中国事务)，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争霸的主角。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单边行动(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扩张范围由满蒙伸向大陆内地。在“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东亚现状得以维持，日本既是受益者，扩大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还不能独占中国。日本和美、英既有协调，矛盾也在逐渐上升。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列强或多或少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只要日本能够审时度势，适当克制其扩张冲动，有可能协调和其他列强的矛盾(如1917年的美日《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但是，作为新兴和后发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不似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那般老谋深算，表现得较为冲动和功利，急于展示自己的力量，获得对己有利的结果。1927年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动，日本对华政策逐渐趋向激进化，重点转向主动的“大陆政策”(如田中内阁的决策)，军部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对外关系中理性的声音和应对日趋减弱。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基本放弃了对美、英的“协调外交”而转向“自主外交”，并轻率退出国联。日本认为这样有利于突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有利于对中国的扩张，企图以此独占中国。但是，日本的做法却事与愿违，不仅激起中国更大的反弹，而且引起了美、英等国的高度警惕，以致日本逐渐陷于国际孤立状态。在中国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官员基本不谙近代外交事务。但是，民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以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在与大国的协调周旋中逐渐恢复并提升自身的国家地位。中国新一代外交家，以顾维钧为代表，在西方学习成长，了解西方的处事方式、外交战术甚而心理情感，又能体认中国弱势的国情，讲求中国传统的“哀兵必胜”“后发制人”，以民族主义为后盾，善用列强间的矛盾关系，较为成功地运用外交战略、战术、技巧，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的外交运用基本是成功的，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国权。国民党当政前后，虽然有过相对激进的“革命外交”，但其后还是回摆到“修约外交”，着眼点还是强调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协调，借助国际力量，遏制日本扩张，维护中国利益。国民党政府甚而在广受舆论批评并在很大程度上引致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希望得到日本的回应，维持不破局的现状，但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中日关系。随着日本对华北扩张的加剧，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国民党别无选择，最终走上联共和苏、共同抗日之路。5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影响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基本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弱肉强食是其主要特征，其本质是以殖民-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为中心构建的等级秩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处在边缘和从属地位。一战以后，以威尔逊的“关于和平的十四点”为开端，出现了新的国际原则，包括主权平等、民族自决、反战、裁军、自由贸易等，表现为国际社会试图构建公正、平等且普遍的国际秩序的努力。但事实上，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当时只适用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亚非拉广大区域，殖民帝国的瓜分支配与强权政治依然根深蒂固，上述原则性主张，在制度化层面缺乏能够约束大国行为的具体措施，未能在现实政治中落地生根。而且，当时列强都只注重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此纵横捭阖，然而只要不牵涉自身利益，就漠不关心，搞绥靖主义。国际法、国际联盟、《九国公约》，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很难发挥作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进而发动战争，少受甚至不受国际约束，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对国际新秩序与新规则的摸索，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刺激了不同思潮的勃发。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激荡与现实政治的变迁，共同塑造着人们对世界趋势的判断与对外战略的考量。围绕国际规则的调整与制定，国际政治酝酿着几对重大矛盾，并对世界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一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英美与日本围绕东亚主导权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苏俄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现实利益矛盾，以及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与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与革命运动的矛盾。尽管矛盾的性质与对立方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对既存秩序的不满与修正的诉求：苏俄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国际秩序，日本对欧美中心秩序心存不满，被殖民国家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支配，获得独立自主。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激化了国际政治的种种矛盾，引发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动荡。列强之间的恶性经济竞争，刺激了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英、法、美等占据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国家向保护主义转舵，而德、意、日等资源与市场相对匮乏的国家则加速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列强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为之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在以武力与不平等条约为凭借向大陆不断扩张的日本与迫切希望实现民族独立、政治统一、恢复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中国之间，出现了战略性的矛盾关系和对抗。这种矛盾对抗是帝国主义国家与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在亚洲的突出体现，也是当时世界政治中时代性斗争的缩影。6中日两国国家的体制结构与社会氛围近代以来，因为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中国地方武人集团逐渐兴起，造成中央权力的分散与地方武人派系的坐大，并在国家政治中枢占据了重要地位。清朝被民国取代之后，武人袁世凯以其掌握的武力为依靠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袁死之后，权势中心下移，中央权力流转到各军阀派系手中，形成军阀割据、分裂内战、政治失序、国力衰弱的局面，对外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国民党登台掌权后，推行威权党治，中央权力有所恢复，但仍不能完全控制全国，不断受到军阀纷争和内部分裂的困扰，不能形成对外因应的统一合力。中国对外关系不能不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比较软弱无力，主要依赖于协调和妥协。执政者和竞争者，往往关注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利害关系，关注如何才能进而取得中央政权，退而保持地方割据，而对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缺乏必要的估计和判断，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扩张野心缺乏充分而准确的估计，当日本实行侵略时，又缺乏坚定抵抗的决心及有效的组织抵抗。中国的妥协退让，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尤其是日本少壮军人集团扩张冒险的冲动。但是，当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的基本共识都还是追求中国的独立主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妥协退让往往只是不得已的对外战术，而未必是长久的对外战略。即便如此，中国的政治精英也曾经寄望于日本。例如，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很多都曾对日本的支持抱有希望，孙中山还曾提出联合日本共举的“大亚洲主义”主张。但是，日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日本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从而在对日观感的恶化中产生了明确的对日敌对情绪。以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为例，中国各界从抱有期待、尝试“合作”，逐渐转向怀疑、失望、抵制和反对，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从未停止武力威胁或侵略。在中日“合作”开展“东方文化事业”期间，日本召开“东方会议”，推进“满蒙”政策，阻挠北伐战争，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等，这种对华步步紧逼的侵略扩张，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更显紧张。作为日本对华外交策略之一的“东方文化事业”，非但未能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反而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最终沦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文化“帮凶”。以此观之，近代以来在社会层面有助于中日和解的可能性，许多都因日本对华扩张和中日矛盾冲突而不断消解。193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了以国防建设、整编军队、打造现代交通体系、建立国家金融经济等为内容的抗战准备，中日和解的可能性也随着日本对华入侵造成中日关系的日渐紧张而消失。近代以来，日本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体制结构。部分采行西式政体，而又具有日本特色，三权分立并不完整；天皇高高在上，具有独断权威，但又不处理具体事务；文官集团和政党发育不全，没有形成稳固有效的政党政治；具体政策往往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军人力量壮大，军部发挥重要作用，缺少制约机制。尤其到1930年代，军部屡出“下克上”的情况，少壮军人集团急躁冒进，挟持控制政府，错判形势(认为中国终将退让妥协，美、英、苏未必干预)，高估自己(认为日本实力远强于中国，中国内部分裂而且不能团结)。从1928年的“济南事件”和“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再到其后日本对中国的扩大侵略，既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也反映出日本少壮军人集团的冲动和失控，他们的行动不仅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反而被一再放任和得到支持。而他们的不断挑衅和冒险的成功，刺激着其他人和后来者，令其愈加采取更冒险的行动，阻止他们行动的决策便因此而更难做出。日本政治的不确定性，日本军部和军人集团的种种作为，不时逸出他国包括中国政治家的一般性判断之外，也为他们判断如何因应日本的政策走向造成困扰。而在帝国主义国家视战争为扩大自身权益与势力范围工具的年代，日本主流政治家在现实政治中，沿袭惯常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思维，视国家间发生不可协调的利益冲突时用武力解决矛盾为正常手段，导致中日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局面终至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和媒体的态度，大众政治和当时充满戾气的社会氛围，成为日本军部中“暴走”趋势形成并且不断升级的社会基础，也是导致一旦危机爆发，很难进行有效控制，以致中日关系从危机到局部战争再到全面战争爆发乃至最终破局的重要因素。7结语由上述简略的论述，我们可以体认，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影响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因素可能不止一端，而且同样的因素(如民族主义)，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其中或许也有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当事双方判断的正误。但是，如果我们在全面充分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后经纬之后，从多元而非单一的视角观察中日关系的走向，那些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仍然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某些个别的突发或单一因素所可决定。但是，突发的、单一的、短期的因素也可能不断叠加，成为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因素，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走向紧张。同时，执政当局对国际大势和国内氛围的判断和把握，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而又能和谐各方的思考和因应，也起着重要作用。客观而求实地说，在近代中日关系尤其是影响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诸般因素中，中国处在被动的承受者地位，日本处在主动的进攻者地位；承受者因为被动而瞻前顾后，进攻者因为主动而占据优势。所以说，日本应该为战争的发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并非脱离实际的虚论，乃是我们所应有的正确认知。

对于高考试题的研究一直都是热点和重点所在，相关的研究成果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也不为过。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我将相关研究分为四大类：不同历史试卷的比较分析、历史高考试题的多年纵向研究、某一地区或某一年份高考试卷分析、高考材料解析题答题技巧及复习策略。不同历史试卷的比较分析关于不同历史试卷的比较分析方面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的两类。横向的主要指不同地区历史试卷的比较分析，比如赵士祥的《2005年高考历史科(上海、江苏、广东)试卷的比较与思考》就上海、江苏、广东2005年的高考历史试卷进行了比较，在文中他指出了三者的共同点在于突出了重点知识、加大经济史、文化史的考查比重、设问有梯度指向明确的特点，同时又分析了三卷各自的特色，江苏卷难度适中，材料题能从中学历史教学薄弱处考查，但立意基本上是考查对教材的理解与应用。上海卷最大的特色是新材料的运用，弱化对知识记忆的要求，强调学生史证意识的培养，试题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广东卷注重中学教材中重点知识的整合，试卷注重现实生活，体现地方特色。另外冯一下、李洁的《京派与海派：高考历史全国试题与上海试题的比较研究》总体来说认为全国试题如北方园林，大器严肃；上海试题如江南园林精致鲜活，在分析了二者风格差异之后，又指出了产生差异的原因。而从纵向上来看主要就是基于新课改和高考改革大背景下，分析新课标卷与原来的全国卷的差别，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孙斐的《历史高考新课标卷与全国II卷比较研究》:新课标卷相对全国II卷考查知识面更广，立足历史新课程知识而不是历史教材知识，强调经济史、文化史，紧密联系生活，贯彻新课改理念，突出历史思想教育功能。张新的《新课标全国卷与全国I卷材料解析题之比较》从材料解析题处着眼，从分值、难度差异、材料选取、问题设置、题解开放程度、能力考查目标六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教学建议。历史高考试题的多年纵向研究高考历史试题的命制有一定的特点，要想准确把握试题命制的脉络，对多年高考历史试题进行纵向研究非常必要。相关的研究多是先对这几年的高考历史试卷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对教学的指导意见，这类研究采用的也多是量化研究的方法。比如杨瑞春的((( 2006-2009年呼和浩特市中考历史试题研究》就是对2006^-2009呼和浩特市中考历史试卷的题型分值分布、知识点分值分布、知识点题型分布进行统计，对试题内容和呈现方式进行分析对比，从而得出结论。陈鑫的《新世纪上海历史高考试卷分析研究》则对2001-2012年上海高考历史试卷进行了研究，从考试内容、题型题量、能力要求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新世纪上海历史高考试卷的特点；还有吴素弘的《江苏省高考历史试题研究(2004-2009)))研究了江苏自2004年获得自主命题权至2009年这五年江苏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文章从题型结构、考试内容、能力要求等方面进行了量化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新课改下江苏高考历史试题的特点。某一地区或某一年份高考试卷分析每年高考结束都会有许多对高考试题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大多都是叙述当年高考题的特点，并指出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建议。在这类文章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就某地区当年试卷的评述，一类则是从横向上将几个地区当年试卷进行比较分析。这两类研究数量都非常多，在这里仅介绍一部分研究成果。就第一类而言，有赵建群的《2009年福建高考历史试题“能力”透析》、王叶军的《全国卷高考第37题凸现上海高考历史卷特色》、柳伊宁的《新课标视角下的2012年江苏高考历史试卷评析及启示》等。第二类有：方旭、潘攀桂的《2013年全国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特点与分析》、张建军的《浅析2007年高中课改四省区文科综合一历史试题特点》等。概括而言这些文章在介绍完高考试题的特点之后得出的对教学的指导建议包括以下几点：重视高中历史主干知识、引入史料教学的方法、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介绍新史观。高考材料解析题答题技巧及复习策略历史材料题是高考历史试卷中的重要题型，而且所占据的分值也很大，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因此做好历史材料题至关重要。对于历史材料题的研究也非常多，有直接讲答题技巧的，也有透彻分析材料题特点并指出教学建议的。在这里主要介三篇相关研究。冯一下、李洁的《材料解析题示例》没有按照常规思路进行，而是给出了4个典型的材料题和参考答案，让读者在阅读材料，研习答案中自己领悟。成刚等人的《历史试题中的材料问题研究一以2010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卷中的材料题为例》分析了高考材料题中四种积极特征即：材料选取呈现微观倾向、观察问题的视角多元化、材料与教科书相互补充相互完善、诗歌、漫画等新材料引用。但是同时也指出其中存在的四大问题：材料中缺乏充足客观信息、存在材料选取无效的问题、材料之间逻辑性不强、材料中古文阅读障碍大等。与上面三篇研究不一样，站在一线教师立场，钱玉众在如何做好高中历史材料解析题一以2007年高考历史试题(山东卷)为例》中直接道出了材料题的解题技巧：带着问题看材料、注意引文出处、忠实于材料、材料与教材相结合、透过现象看本质。

今年4月23日是第24个世界读书日。当天，上海多所高校发布大学生阅读榜单。从这些榜单可以看出，现在大学生对文学和历史类书籍颇为青睐，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数据显示大三是课外阅读的高峰期。上海交大图书馆馆长陈进23日公布《2018年上海交通大学读者阅读状况分析报告》，“数”说上海交大学子的阅读状况。陈进表示，上海交大全年借阅量达460万册，从纸质书籍借阅榜单来看，有三个关键词可用来归纳其特征：“历史”“人工智能”“物流”。从借阅量来看，《全球通史》《人类简史》《罗马人的故事》等历史类书籍位居人文社科类书籍借阅榜及总续借榜前列，可见其备受读者青睐；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从交大学子对《超级软件》《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类书籍的借阅和预约热度可以看出他们对该领域知识的热切关注。现代物流业和现代供应链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支撑。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物流业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提升为核心的发展新阶段。上海交大的这份阅读报告显示，2018年，与“物流”相关的书籍借阅量一跃而起，多本书首次出现在借阅榜前十，包括《动态车队调度问题的模型及优化控制方法研究》《物流配送的车辆路径优化方法》《物流网络系统车辆调度问题研究》等，交大学子对该领域的关注和学习兴趣急剧升温。不同年级的上海交大学生都在看些什么书？数学参考书均出现于交大各年级的热门榜单中，一年级本科生借阅排行前50的榜单中，多以基础课参考书为主，其中数学类参考书籍占68%。二年级本科生的榜单中，人文社科类增长至52%，专业书籍覆盖门类更广泛。三年级本科生的榜单中，人文社科类图书占60%，为四个年级之最，看来大三是课外阅读的高峰期，从《西游记》《红楼梦》等书籍的上榜可以看出大三同学更喜欢阅读经典名著。四年级本科生的榜单中，专业课相关书籍增长至66%。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当天发布的阅读报告中，借阅量最大的图书排行榜中，《挪威的森林》《围城》《活着》位列前三甲，《冰与火之歌：权利的游戏(上)》《三体》紧随其后。报告编撰者认为，紧张的学习之余，上外学子对文学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对过去几年书籍借阅榜单的观察，上外学子最爱的作家非村上春树、阿加莎·克里斯蒂莫属。根据年度图书借阅分类统计显示，上外人对语言文字、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历史类书籍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共产党宣言》《思考，快与慢》《第二性》《美的历程》《人类简史》等书连续上榜多年，深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博士生是上外最爱读书的群体，人均借书量高达34.37本，是本科生的2.7倍。此外，教职员工和硕士生的人均读书量旗鼓相当，都在20本左右。上海财经大学同日发布的《2018年度SUFE校园阅读报告》显示，全校师生全年借阅总册数为70544册，全校人均借书量为3.8册，位于借书榜首的是一名金融学院的老师，全年一共借了198册。最受上海财大同学欢迎的纸本书是什么？东野圭吾的2部作品榜上有名，《白夜行》排名第一，《湖畔杀人事件》位列第三，《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排名第二，《海边的卡夫卡》和《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分列四五。排名前十的纸本书里，跟财经有关的不在少数，田国强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李子奈、潘文卿的《计量经济学第2版》位列第六和第七，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位列第十。在阅读量最高的中文电子书top10榜单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投资体制改革30年研究》《宏观经济学》《教义刑法学》，《中国货币文化史》《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紧随其后。(记者 许婧)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中日有识者的战略对话”研究项目，力图通过中日学者共同考察中日关系的历史，就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原因及背景，以及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状况达成一定共识，然后在双方关于历史认识的共识基础上梳理两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就未来中日合作关系进行探讨。《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为该项目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汇编，计有中方学者执笔的七篇文章和日方学者执笔的八篇文章。《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主编：汪朝光 于铁军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2020年5月主编简介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8年生。先后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挪威卑尔根大学、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著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华书局，2011)、《和与战的抉择：战后国民党的东北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等。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1968年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安全，主要著作有《中日安全与防务交流：历史、现状与展望》(共同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译著有《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阿诺德·沃尔弗斯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帝国的迷思》(杰克·斯奈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内容简介目 录总报告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报告 汪朝光/3日中战争的原因与背景 〔日〕波多野澄雄(刘星 译)/15第一章 近代化比较——中日两国的国家建设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与工业化模式比较研究 严立贤/37近代世界中的日本和中国 〔日〕吉泽诚一郎(刘星 译)/62第二章 国际关系/外交——1920年代从国际秩序的变化看九一八事变之前中日冲突的根源 王缉思 孙樱/83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动与日中两国的应对 〔日〕中谷直司(刘晓慧 译)/106第三章 经济关系——191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企业活动20世纪前35年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中日经贸关系 闫庆悦/133现代中国经济的变迁和1930年代 〔日〕久保亨(刘星 译)/153关于日中战争之经济原因的诸学说——以日本帝国史研究为视角 〔日〕木越义则(刘星 译)/176第四章 文化关系——1910年代以降从文化“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 徐志民/201日中文化关系——合作与背离 〔日〕熊本史雄(刘星 译)/227第五章 全面战争——国内因素关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原因 臧运祜/257日中两国决策机制的变化与走向全面战争的原因 〔日〕光田刚(刘星 译)/277第六章 全面战争——国际因素再论1930年代中日走向全面战争的国际背景 于铁军 李卓/301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与国际关系——以与德国的关系为中心 〔日〕田岛信雄(刘星 译)/324中文版作者简介/339后记/346前面的话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 蔡武“战后中日关系与历史问题”合作研究项目自2016年初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第一阶段的论文和报告即将面世。能够取得这样的积极成果，是双方专家、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认真研究、坦诚交流的结果。事实证明，当初双方的有识之士为这个合作项目确定的宗旨和基本框架是适宜的、有远见的。这个合作项目的意义就在于，双方的有识之士通过深入的研究就有关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战争的历史认识进行交流，力图就历史认识达成一定的理解，取得积极的共识，加深彼此间的互信，并在这种互信和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整理中日关系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从战略的视角来认真检视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平稳发展，为中日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这种完全民间性质的交流，虽然不能替代双方官方对双边关系的界定和判断，但我们期待着这种交流与合作，能够影响两国的舆论积极看待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能够推进两国国民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也常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寄希望于两国人民。如果我们的合作研究能在上述两方面发挥一些积极的影响和作用，那我们的努力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许多共同的渊源，也有许多共同的智慧。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过往、示当下、警未来。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上，友好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始终是主流，对立、敌对和发生战争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过去的这几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波折，现在迎来了冰雪消融的暖春。作为无法选择的一衣带水的近邻，作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终究是要和平友好相处，平等互利相交。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由两国长期历史往来、文化联系、友好传统和人民根本利益所决定的。“和则共荣”“斗则俱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进入新世纪新时代，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我认为，大力发展亚洲地区各国的和平友好合作，率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中日两国都把睦邻友好合作奉为各自的基本国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真正实现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目标，就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与福祉，也能为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大的贡献。后记作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的共同研究项目“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最终成果之第一部，《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报告(战前篇)：中日战争何以爆发》中文版即将付梓，在此谨就该书的成书背景、大体思路、主要特点等几个相关问题略记数笔，以为后记。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波诡云谲，跌宕起伏，其间有正常的往来，也有日本友人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支持，但更多的是日本对中国的蛮横侵略，尤其是1931~1945年期间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惨痛的记忆，也极大地影响到中日关系。虽然那场战争结束已七十余年，但历史问题对于现实中的中日两国关系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无论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还是恶化的时候，都是如此。可以说，历史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时绕不开的一个问题。2015年，当中日关系尚处于2012年以来又一轮低谷的时候，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本着“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就设立民间层面的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问题展开磋商。双方认为，既然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是双方未能就中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达成足够的共识，在中日两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今天，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学者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使双方的历史认识更为接近历史事实，也使双方对彼此的观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对于构建面向未来、着力合作的中日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决定设立“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识之士的对话”共同研究项目，自2016年起，首先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背景、原因、影响、教训等历史认识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进而对1945年之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分阶段进行考察，力求凝聚更多的建设性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探求未来中日两国的和谐共存之道。为具体实施该项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组成了由中日两国资深外交家领衔，由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媒体界知名人士等每方各10人左右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以民间身份展开研讨，发表建言及成果。2016年3月9日，两国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在北京首次召开，正式启动“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共同研究项目。经中日双方各自提名，会议讨论决定，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由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先生出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步平教授出任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于铁军担任秘书长；宫本亚洲研究所代表、日本原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出任日方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中西宽教授，东京大学法学部高原明生教授担任秘书长，具体负责项目的协调和推进工作。会议并商定，以后在研究具体议题时，将邀请相关领域的更多专家参与其中，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将以公开方式发表。此次会议之后，根据双方专家委员会的磋商和交流，进一步将项目划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并确定了第一阶段双方的具体研究主题和执笔者人选。研究主题方面，为了有别于此前学术界围绕近现代中日关系已经进行的一些国际共同研究和中日共同研究，决定将此次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双方对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与原因的认识，即关注点不再是一些具体的史实，而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冲击而被迫开国之后所做出的不同应对,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两国国际秩序观的冲突，中日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对两国冲突酝酿和升级的影响，中日战争从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国内决策过程及其国际背景等一些更为宏观、更具理论性的问题。专家委员会认为，基于这一思路的研究成果对于全面把握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深入理解国际关系中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般理论，以及思考当今和未来的中日关系，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在第一阶段研究课题参与者和论文执笔者中，除了历史学者，也包括了国际关系学者，俾使研究成果尽量兼具扎实的史实、宽广的视角、深入的分析和现实借鉴参考意义。然而，项目启动后不久，先是担任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吴建民先生于2016年6月因车祸不幸逝世，接着是担任副主任的步平先生于同年8月因病辞世。吴建民先生自该项目筹划伊始便参与其中，并主持了2016年3月9日于北京举行的项目启动会及其后的新闻媒体见面会。彼时其对中日共同研究项目的殷切期待溢于言表，至今犹历历在目。步平先生作为2006年底启动、为期三年的中日双方政府层面开展的共同历史研究的中方主持人，对民间层次的中日历史认识共同研究极为重视，在本项目正式启动之前便为项目的开展悉心擘画，提供专业指导，其渊博之学识和谦谦君子之风范，深为学界所敬仰。两位外交界和中日关系史学界德高望重之士的遽然离去，令中日双方所有的项目参与者感到万分痛惜!斯人已逝，其志长存!为了继承吴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对中日友好事业的期许，并使项目工作能够继续顺利推进，中方专家委员经讨论后，邀请长期从事外事、新闻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经验丰富并热心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文化部原部长蔡武先生担任中方专家委员会主任，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先生担任副主任，统领中方专家委员会和执笔者小组的研究和撰写工作。进入本书的写作阶段后，先是在每位撰稿人提交的写作提纲的基础上，中日双方于2016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中日撰稿人碰头会，就各自的写作重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撰稿人执笔成稿。之后中日双方又分别组织了多轮本方撰稿人会议，对完成的稿件进行充分的讨论，向撰稿人提出修改建议。撰稿人修改后再将稿件提交给中日联合专家委员会进行审议，并根据反馈对稿件再做进一步的修改，最后由编者对各章内容统一进行最后的编辑和审校。可以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的各个章节，既反映了撰稿人本人的学术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各方的合理建议，是中日两国学者就一些共同关心的历史认识问题进行的一次严肃的对话。关于本书的内容，总论和个论部分已有或略或详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项目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关于中日战争的性质，即这次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参加项目的中日专家中并无分歧。实际上，这一共识是双方进一步讨论中日历史问题的基本前提。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专家对于中日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的认识仍有差别，在同一议题下双方展开的对话和讨论也常常会令人感受到其间的张力所在。相信从这种充满张力的对话中，读者对中日战争爆发背景和原因及其当下认识的复杂性也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为此，我们在本书的编排设计上也采取了同一研究题目下中日学者一一对应的方式，以便于读者对参加该项目的中日学者的历史认知加以比较。在项目结束、本书付梓之际，谨对决定设立该项目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前会长羽生次郎先生，一直为该项目及此前多个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提供具体帮助的笹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室的于展先生、小林义之先生、胡一平女士，为本书中的日文稿件提供专业翻译的刘星教授、刘晓慧博士，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的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孙樱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工作尽心尽力的赵晨先生和宋荣欣女士，中日专家委员会全体成员和所有参加该项目各章的执笔者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为项目进行卓有贡献而不幸逝去的吴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希望这一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中日关系的过去，更睿智地思考中日关系的当下和未来，并对我们思考和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所启发。于铁军2019年9月4日于北京大学

历史学界对先秦诸子作了不少的研究。周继旨的《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认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古代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先秦诸子表现在对待宗法礼治态度上的思想解放有两种类型，即儒家的“改造”和墨家、道家、法家的否定。由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封建领主制到地主制的转变，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儒家和法家的区别，陈进坤的《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作了论述。他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时的两种政治观；“人治”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孔、孟、荀诸大师的“人治”，是德才兼备、有道守法的贤人之治，它与随心所欲的暴君虐政，有本质的不同。朱陈的《评三种歪曲孔子的理论》认为，奴隶制复辟论、反封建的农民政治思想论和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滞缓论是三种主要的歪曲。他还提出人类历史有三次特大跃进，一是古代希腊人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上创造的；二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上创造的；而第三次人类历史的特大跃进则主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创造的。孔子是第一个研究了中国奴隶社会君主政治的得失，掌握了天下治乱的政治规律，并且根据这种政治规律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政治学说的思想家。中国封建社会最进步的政治思想是从孔子开始的儒家思想。杨伯峻的《试论孔子》一文，也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孔子。金德建的《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据《老子》书论述其中的一些词句，在性质上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童书业的遗稿《庄子思想研究(之一)》认为，庄子是个没落贵族，生活在宗法贵族经济开始总崩溃、社会转向地主封建制的时期，庄子学派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主导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但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其宇宙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冯韶的《杨朱考》认为，在杨朱其人的争论中，蔡元培提出杨朱就是庄周，这一见解是比较最可信从的，并进一步加以申论。朱森溥的《试论阴阳五行家邹衍及其学说》认为，邹衍和思孟学派有师承关系，其“五德终始”历史观及其地理学说，当时流行，对后世也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方面的影响。陈逸光的《浅论<管子>的富国富民思想一一<管子>读书札记之-》认为，《管子》书是先秦管氏学派的集体创作，刘向有少量掺入；他的财富观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观点，具体指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对财富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论述了富国必先富民的思想，这在中外经济史上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