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研究

“一卖一了，父卖子休；如花落地，永不归枝；水流东海，永不回头。”、“父卖子休，子卖父丢；高坡滚石，永不回头。如有反悔，罚黄金二两，白水牛两头。”这是发现于贵州省锦屏县的、清代康熙末年撰立的一份民间契约上的一首“誓愿歌”。中国古代契约精神，在这首“誓愿歌”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但支撑这首“誓愿歌”的是其背后的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近二十年来，贵州东南部崛起了一门显学“文书学”。其数量之巨、价值之大、影响之广，足以使其并列于故宫档案和徽州文书之后。一时间，学界著述累累，成果斐然。贵州东南部文书，成为中国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清代文书之一，被称为与故宫明清档案、徽州文书比肩的“中国三大文书”之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柯大卫（David Faure）认为“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的契约，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希望加强抢救和保护。”并断言“完全有基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学界，特别是学院派专家学者纷纷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学等角度对之进行研究，其影响出乎意料，从“黔学中的一门显学”一跃而成一门可与主流文化对话，亦可走向世界的“大学问”。原本藏于民间的、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废纸”，一下子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于是，围绕“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此起彼伏。甚至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等，不一而足。尴尬的是：一方面，“锦屏文书”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获得了地方立法保护。一方面，贵州省学界主流和锦屏周边县并不认同“锦屏文书”一名。文书“名”之乱象，引发各方“暗自较劲”、“各显神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互不相让。如果说，昔日“废纸”成其为人人争着保护、研究的“香饽饽”，是一件文化幸事。那么，文献之“名”，成为人人争抢的“唐僧肉”，可就不是一件文化“幸事”了。与其让文书“命名”乱象继续，倒不如揭开这层“遮羞布”，让其在空气中“晒晒”太阳。贵州省档案局认为“‘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既然系学术问题，是可以在学术领域加以探讨的。以县级行政区划肢解“文书”是否符合科学精神？2010年2月，锦屏文书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目前，贵州东南部“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中，除“锦屏文书”外，还出现了“剑河文书”、“岑巩文书”、“天柱文书”、“三穗文书”、“黎平文书”等以县级行政区划命名的学术成果。按此逻辑，如果“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成立，那么如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岂不是也要划分为若干个“文书”名称？命名同一文献，“以县级行政区划分而命名”之说，不符合科学精神。既无成功先例可循，亦无可靠理论支撑。一块精美明净的镜子，摔成几部分，有伤大雅。一个可以走向世界的品牌，冠以多个名字，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与其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争名夺利上，还不如集中优势资源用在保护、研究和成果转化上。民间档案文献史料，是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文书”属于全社会、全人类，她需要一个让世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如故宫文献，如徽州文书，如敦煌文书，响当当立于世。以一条河命名“文书”是否合乎文献常识？目前，“文书”的整理出版成果和省州有关学术、档案机构的“宣传”，以及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以“清水江文书”为名。但“锦屏文书”却是获得黔东南州地方立法“认可”的。2018年12月29日，人民网刊发《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一文，载：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文书保护条例（2018年8月30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2018年11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锦屏文书（以下简称“文书”），是指黔东南自治州境内以锦屏为代表的清水江、都柳江和氵舞阳河流域的苗、侗等各族人民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形成，反映林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民间习俗、生态环保、区域经济、民俗文化、社会变化的历史记录。包括：山林、田地、房屋、宅基地权属纠纷诉讼、调解裁决文书，家庭收支登记簿册，乡村民俗文化记录，官府文件，村规民约，族谱等。”但，多年来，省内部分主流学术机构似乎并未认同“锦屏文书”这一名称。2013年4月27日下午，“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的“勉学堂”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清水江文书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史工程课题，以及省部级课题多项。2018年1月20日，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凯里学院主办的《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凯里举行。学术活动后，在媒体刊发的新闻中，有这样一段原话：复旦大学教授朱荫贵认为“清水江流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原汁原味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全景的第一手地方文献资料，即便将其置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观察，也是极为罕见的学术文化大事，可说是继甲骨文、汉晋竹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强调“清水江文书是极为珍贵的世界记忆文化遗产”。中国社科院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风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了解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的重要资料”。凯里学院李斌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文化积累价值、民族学价值、人类学价值、社会学价值，是研究清水江地区当时的社会生活、经济史、法制史、民族关系、族群关系、官民关系、贸易往来等方面的珍稀文献”。按照上述学术交流活动，贵州学界主流提倡的是“清水江文书”，而非“锦屏文书”。如此说，不在清水江流域的“岑巩文书”等，又该置于何处？按此逻辑，贵州学界主流是否又应该再命名一个“氵舞阳河文书”？进而推之，湖南境内的部分文书，又该如何命名？如果学界认为在黔东南地区发现的“文书”是同一个体系，那么，就不应该出现两个名称。且河流的名字，不是行政区划地名。“清水江文书”之命名，与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不符。以河流流域命名，似乎有“以范围命名”之嫌，难免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需不需要尊重以首发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二十一世纪初，学界普遍认为，贵州东南部的“文书”，最初系学者杨友赓等于上个世纪首次发现于锦屏县文斗村。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说法“据目前研究可知，……；1953年天柱本地学者龚其昌第一次私人收集和整理了清水江文书；1959年锦屏县有关政府部门第一次将清水江文书收入档案馆保存；1960年贵州大学历史系在清水江地区进行历史调查，收集有包括文书和碑刻在内的重要资料。此间，贵州民族研究所在国家民委组织下也进行了苗族和侗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八九十年代以后，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开始增加，……。”笔者以为，所谓“最早发现地”，当以“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为标准。最早发现而不公之于众，算不算“最早发现”，有待商榷。目前研究可知，最早公开出版且有相当篇幅介绍“文书”的书籍为《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省编辑组编，杨有赓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杨有赓发表的论文有《清代黔东南清水江流域木行初探》（贵州社会科学，1988，8）、《文斗苗族地区的明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姜氏族谱>剖析》（贵州民族研究，1989，4）、《明清王朝在黔采“皇木”史略》（贵州文史丛刊，1989，3）杨有赓“最早发现”且“公开发表”，将文书公之于众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因此，严格来说，“文书”的首发地应为文斗村。如按照国内外学术界“以最早发现地命名”的惯例与原则，“文书”应命名为“文斗文书”。后来为什么以“锦屏文书”命名，不得而知。是不是非得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命名？笔者似乎还没找到可靠的学术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锦屏文书”命名，受到了周边同级行政建制的多县的“集体抵制”，一些机构、院校，以及部分学者的“轻慢”。2015年1月16日，贵州省档案局在回复《中国档案名录锦屏文书不得恣意篡改》地方领导留言中，有这样一段原话：经了解，“锦屏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两个称谓，是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国家档案局、贵州省档案局没有行文更改“锦屏文书”的名称，“锦屏文书”仍然列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中根据不同需要，适时采用称谓，但不会影响“锦屏文书”抢救和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需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文书名称？梁启超曾有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此语未免有些“偏激”之嫌。然而却也道出了缺少普通民众生活内容的“正史”之弊端和软肋。因而，可补“正史之缺”的民间档案文献史料得到了时下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学界对历史研究观念的转变，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研究的升温，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在贵州东南部发现的大量“文书”势必成为一门热门学问。毋庸置疑，随着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热，“文书”将会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知名度、影响力甚至旅游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一系列可触摸和揣进口袋的“利益”。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篇锦屏学者针对文书命名的情况反映和呼吁见诸媒体或相关平台，如《贵州省编纂丛书改动原始馆藏档号，涉嫌触犯国法》、《档案人希望恢复“锦屏文书”遗产名录称谓》等。我们也看到有关学术机构对此“不屑一顾”和“我行我素”。但民间文献是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的，不是哪一县、哪一机构、哪一个人的私有资产。把文书变成“一堆散沙”，能走多远？令人堪忧。一个统一的、为各方接受的、符合命名惯例和原则的名称，对推动提升一门学问的整体研究水平，打造一个足以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锦屏文书”、“清水江文书”之争何时休？从目前的结果看，似乎地方立法、行政命令，依然未能终结“文书”命名之乱象。“文书”命名之乱象，有来自学术机构的“面子”坚守和学者的文献观点坚持，有来自各地方的利益考量，有来自传媒的人云亦云，以及方方面面因素的掣肘。正所谓：穷时兄弟同吃一锅饭，一旦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兄弟间准得打破头。小时候，在乡村老家，看到村人常常为了一棵树、一块地、一片林，或者一渠水、一块坟地，而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长大后，走出山门，才发现山外居然还有一个比“文斗寨”大得多的世界，精彩得多的世界。于是，我开始思考：老是在“文斗寨”为一木一坟而争个头破血流，打个你死我活，实可悲至极矣！倒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到另外一片天地去谋生活，拓展生存空间，而后实现家乡情怀。因为，“文斗寨”不是我肢解了就可以揣进口袋带进泥土里去的。我不知道这种逻辑运用到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上是否贴切和合适。但把文书肢而解之，或者强制让各方接受一个“难以接受”的名称。于“文书”不利，于文化无益。目前，“文书”的研究处于基础研究阶段，或者说从基础研究向对比研究过度的阶段。此时不解决统一命名的问题，则会给今后的研究走向带来“后患无穷”。笔者以为，如果坚持“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文斗文书”；如果坚持“以发现范围命名”之规则，那么文书应该命名为“黔东南文书”或“湘黔文书”。是应该求之大同，力求多数接受，达成普遍共识？还是应该遵循民间档案文献史料“以首发地命名”之惯例和原则？抑或任之乱象继续？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对民间档案文献史料的收藏、保护、研究、交流、展陈、传播，国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之进行规范。关于命名，古今中外，学术界亦有一定惯例和原则可循。“唐僧肉”虽好，但不可分而食之，亦不可私而食之。解决“文书”的命名之争，需要大智慧，长远眼光和战略高度。亦需要摒弃成见，放下面子，以及利益和学术观点上的一己之私。学术界应该对此进行开放而理性的大讨论。（作者为黔东南州科学决策学会会长）来源：黔新网

新春快乐　　开场舞《闹春》1月20日，2020年省民宗委系统迎春联欢会在贵州民族文化宫举行。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潘选出席并致辞，省民宗委二级巡视员蒙洪敏出席，省民宗委原主任郝桂华、吴军等老领导老同志参加联欢活动。活动现场本次联欢会由贵州省民宗委直属机关工会主办，演出内容包括舞蹈、配乐诗朗诵、二胡独奏、组合唱、记者讲好故事等十四个节目。记者讲好故事《“双培”行动路上的共产党人》配乐诗朗诵《祖国颂》活动在贵州民族歌舞团推送的舞蹈《闹春》中拉开帷幕，省民宗委机关选送的歌曲《国家》，分别用苗、布依、侗、彝、水族五种少数民族语言演唱，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民族文化宫的配乐诗朗诵《青春中国》，省民宗委老干处二胡独奏《赛马》，用动人的演出，激情的旋律，赢得观众掌声和欢呼。贵州民族报社选送的记者讲好故事《“双培”行动路上的共产党人》，生动记述了省民宗委系统一线人员开展“双培”行动的奉献精神。省民宗委女工委推选的舞蹈串烧《特色广播体操》、省民宗委团工委推送的组合唱《我们都是追梦人》、贵州民族报社选送的配乐诗朗诵《祖国颂》、贵州民族文化宫推出的民族服饰走秀《魅力贵州》、贵州民族研究院选送的单人清口《李二狗脱贫记》等依次上演，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演出在省民宗委系统全体职工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落下帷幕。全体职工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省民宗委机关各处室，贵州民族报社、贵州民族研究院、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民族歌舞团等委属单位全体职工参加活动。（来源：贵州民族报）

通讯员 廖开顺 红网时刻记者 吴公然 长沙报道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侗族，以其独特的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民族文化吸引世界目光，近年来不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走近和了解侗族。说起侗族文化研究，不得不提到《鼓楼》杂志主编、侗族文化学者石佳能。这位从偏远侗寨走出的侗族子弟，现在已是侗学“大咖”。赤脚求学，立志终身研究侗族文化石佳能，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偏远的独坡侗寨。当年在通道县城读书时，与所有侗族子弟一样，穿一双布鞋或者打着赤脚，背着一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的大米和腌菜，跋山涉水，从偏远的侗寨步行近130里到学校，周末又从县里步行回家。1982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不到40万人，石佳能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南民族学院政法系，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大学时代的石佳能发表过不少文章，他的笔名叫侗川、萧川。从留校工作开始，他就将侗族文化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立志传承家乡民族文化。石佳能的侗族研究从中南民族学院求学起步，至今三十五年，学术成果累累。他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当年不到20岁。在留校工作的六年中，他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等期刊连续发表一批很有影响的侗族研究论文。1988年，石佳能首先在学术界提出侗族“补拉文化”是侗族社会文化的基石的观点，对侗族“补拉”组织的社会作用及其对侗族文化的发生作用进行深入论述，连续发表5篇有关侗族“补拉”文化的论文，这是他对侗族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他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无论在母校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石佳能一直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至今，他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调研报告约100余万字，出版专著、编著或主编书籍16部。主编《鼓楼》十载，打造“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2008年1月创刊的《鼓楼》杂志，是湖南省侗学研究会会刊，至今办刊10周年。石佳能是创刊发起人，一直兼任主编。鼓楼是侗族文化的象征，《鼓楼》杂志就像侗族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侗学研究和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鼓楼》是湖南省内刊，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每年出版正刊6期，每期的文字15万至20万字，还有相应的图片，工作量不小。内刊没有专门的编制和机构，主编、编辑、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石佳能一人兼任。“内刊”标准名称叫做“刊型内部资料”。省级刊型或报型内部资料准印证由省级新闻出版部门审批和办证，它们都不叫“期刊”和“报纸”，但可以定期编印，在内部交流使用，不可以印刷广告。获得省级内刊准印证就可以“创刊”，新闻出版部门聘请资深专家担任内刊审读员。审读员对每期刊物写出审读报告，既有定性的评价，更有定量分析和评判。其中微观的审读，要在每一篇文章中找出错误的、不合规范的字词、标点等，这就像绣花工夫一样细致。对于内刊的出错率，也有严格的比例规定。凡是未达到内刊管理规定的，会受到相应的处理，严重的则停刊整顿或撤销准印证。然而，在如此严格监管下，《鼓楼》以优秀的办刊质量，多次受湖南省新闻出版局表彰。早在2010年10月29日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印的《报刊审读与管理》中，《鼓楼》就被重点推介，认为《鼓楼》“定位准确，特色鲜明”。10年间，《鼓楼》有7年被省社科联评为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会刊”“最佳会刊”。其中，2017年全省评出三家“最佳会刊”，《鼓楼》是其中之一。《鼓楼》已经被学术界誉为“侗族文化研究第一刊”，成为全国侗学界及境外和国外研究侗学的必读刊物。10年间，《鼓楼》拥有了人数众多的作者群。其中有一大批专家学者，有各级领导，也有各县（市、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作者。10年间，出版正刊60期，以及数期增刊。发表的研讨文章达到4000多篇，超过1亿字。侗族赤子回报桑梓，25载家乡情1992年6月，石佳能作为高层次优秀人才，被引进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任县委办副主任。1998年1月调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科长。2004年8月至今在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石佳能为家乡服务已经25年。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2008年首倡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牵头制定《规划纲要》。此举得到全国侗学界大力支持，湘、黔、桂三省区人民政府共同向国家文化部申报“三省坡保护区”。石佳能担任《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论证首席专家。10年间，他为建立这一实验区奔走呼号，邀请和陪同专家调研，撰写论文和调研报告，参加相关会议，申请研究课题等。近几年，石佳能还参与其他专家主持的有关侗族文化和服务地方的国家、省部级研究课题8项。其中“建立湘黔桂三省坡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若干思考”论文参加了2009年第十六届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并荣获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是全国市州唯一获奖者。纪念《鼓楼》创刊十周年，也是《鼓楼》主编石佳能从事侗学研究三十五周年，回家乡为民族和地方服务二十五周年的日子。侗族赤子石佳能为人极其朴实而踏实，人生却出彩而精彩。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稿本首页。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笔者数年前发现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龙里定水垻海（左“貝”右“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一册，27厘米，单页10行，红格稿纸，毛笔端正小楷；含当地苗人书信和手绘海“貝巴”苗分布图等总共约80页，简单纸捻装订，封面封底仅为与正文所用一样的额外的一张的空白红格稿纸，稿本没有页码；署民国38年（1949）。多年来，该著的图书馆编目只有标题和作者。编目记录中的作者仅为汉先二字，没有生卒年月等信息。民国晚期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中，做海“貝巴”苗族田野调查而出版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不多。笔者仔细查找民国人物，包括民族研究学者，但不见名为汉先的踪迹。倒是有位著名的苗族学者杨汉先先生（1913-1998），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苗族调查的报告和研究成果；他于1949年以汉先为作者名发表过苗蛮调查文章，并涉及“海蚆苗”。作者汉先是不是杨汉先？调查情况如何？这份珍贵稿本如何得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何为海蚆苗？1949年有“汉先”为名发表的“龙里苗夷民族杂记”（《贵州民意》1949年第5卷第4-5期，第21-22页）考察了“海蚆苗”。“海蚆苗”应该就是该稿本中“海‘貝巴’苗”。但更早的1942年，吴泽霖有考察“海‘貝巴’苗”的专文“海‘貝巴’苗中的斗牛”（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硏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第228-232页）。其实，该稿本比较明确地调查确定海“貝巴”苗地理分布和历史发展等。海“貝巴”苗具有明显的服饰特征：“当地的汉人都称这种苗叫海‘貝巴’苗。原因是他们的女子所着的衣服背面挂着很多的海‘貝巴’，这些海‘貝巴’是用线穿好然后连在一快四方布的底边，方布的上一边连有两根带子，可以套在颈项上的，这真是海‘貝巴’苗女子衣服的特别标记，所以这种苗也才得这样的名称。”而苗族服饰正是该稿本作者之一的美国人类学家要收集和研究的内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苗族研著述中，包括杨汉先自己的作品中，“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逐渐演变成“海肥苗”或“海巴苗”。比如，史继忠用“海肥苗”一词（史继忠，《民族识别文献资料汇编》，贵州省民族硏究所，1982，第42页）。杨汉先用“海巴苗”（回顾我的历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贵州省龙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里县志》使用“海巴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侯清泉也用“海巴苗”（《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续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第78页，“杨汉先”条目）。龙基成的“社会变迁、基督教与中国苗族知识分子——苗族学者杨汉先传略”（《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50-158页，第156页）写道：杨“曾与美国学者李桂英（P.M. Mickey）一道到贵州龙里一带调查海肥苗。杨汉先自己也搜集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可惜杨氏的调查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损失殆尽了。”最近的石朝江和石莉的研究认为美国学者1947年调查“海肥苗”，特别指出：“米凯，美国民族学者，她曾到贵州省贵定县、龙里县一带调查，著有《贵州的海肥苗》（1947）”（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对苗族的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成立及学术研讨会“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谐稳定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9年年会，http://www.mpsc.org.cn/ShowNews.asp?id=256）。如果1949年后早期可能由于汉字简化的需要和植字的困难，使用“海巴苗”代替“海‘貝巴’苗”或“海蚆苗”，那么后来民族研究学者使用“海肥苗”很可能是因为粗心不查所致，进而普遍以讹传讹。汉先是谁？该稿本开篇有“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目次”，具体如下：引言一. 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二. 海“貝巴”苗分布大概三. 籍载上所见海“貝巴”苗的痕迹四. 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五. 海“貝巴”苗的习俗“龙里定水坝地理沿革”含三节：龙里；龙耸；定水坝。“定水坝海‘貝巴’苗历史”含两节：名称；移徙历史与住局年代。“海‘貝巴’苗的习俗”一章最长，为全书重点，含九节：椎牛；订婚；结婚；巫女治病；杀过年猪；新年禁忌；除夕邀牛；新年小孩拜年；除夕与新年时青年男女的活动。该书的引言简短，引言全文引述如下：三十八年元月，奉张校长与任教务长命，随桂玉芳女士去龙里调查海“貝巴”苗。我们是元月四日离校，七日到龙里，八日到择定的地点定水坝工作，直到二月四日离开定水坝返花溪。前后计时有一月之久。在定水坝时因要事，故汉先曾回校一次，所以在工作地点时间约二十日。这次的调查费用是由桂女士担负，工作计划则颇得鲍克兰夫人指示，这是应当特别提出感激的。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汉先识于花溪不难看出，首先作者的机构为位于花溪的贵州大学。1949年，校长为张廷休（1898-1961），教务长为曾先后留学美国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和哈佛大学的任泰。引言中特别感谢的鲍克兰夫人为德裔Inez de Beauclair博士（1897-1981），人类学家。自1941年始，在贵州、云南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特别是苗族和仡佬族的研究。在贵州大学教德、法和拉丁文，同时从事少数民族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用中英文发表多篇研究论文。1951年离开贵州大学；1952年离开中国。鲍克兰夫人后来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达18年之久。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上就发表多篇英文论文。1956年与芮逸夫合著《仡佬的族属问题》。1970年在台北出版《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鲍克兰夫人在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1946年杨汉先被录用到文科研究所工作时，他发现鲍克兰夫人和自己是仅有的正常上班工作的研究人员。鲍克兰夫人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和著述，学术影响很大。费孝通在其“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一文中承认：“关于仡佬的历史现在还不免多属猜测性质，我把这有些地方似乎牵强的推想都写了下来，目的只在指出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本文的历史材料很多是得自贵州大学鲍克兰教授，一并志谢。”（1951年3月31日《新观察》第2卷第12期）可以确定稿本的作者汉先是杨汉先。杨汉先，苗族，1913年出生于贵州威宁，1998年去世，为著名的民族志学者。1933年考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主修社会学。次年因家贫休学一年，1938年毕业。1941年，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重要论文“大花苗移入乌撒传说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同年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46年至1949年在贵州大学任教。1946年7月与鲍克兰夫人到黔西调查苗族；1947年又独自去大定、黔西、赫章补充调查。1948年写出《黔西南苗族调查报告》。1949年初与美国学者去龙里调查海蚆苗。1959年至1966年，杨汉先任贵州大学副校长。他兼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多年。杨汉先1949年与美国学者去龙里做调查的美国学者是谁？杨汉先1986年在贵州文史资料民族史料专辑上发表“回顾我的历程”。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元月，学校要我同美国人李桂英去龙里调查海巴苗，我们住在苗寨。不久就到农历年节了，我乘此机会到许多苗族家中了解情况，并看到了他们跳舞、唱歌。”（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民族史料专辑》，1986年，第176页）。龙基成1997年发表的杨汉先传略一文明显参考引用《回顾我的历程》，虽所提杨汉先陪的美国人英文名大体不错，但也认为是李桂英。美国学者是谁？“美国人李桂英”明显与实际不符。写回忆文章时，杨汉先七十多岁，不排除他回忆有误。事实是，1949年1月4日至2月4日，杨汉先陪美国人类学家桂玉芳到龙里做苗族田野调查研究工作。据美国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档案：桂玉芳（Margaret Portia Mickey，1889-1988），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人，1912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数学专业毕业。多次到中国，是调查研究中国苗族和仡佬族的著名学者。如不少奥柏林学院毕业生赴华传教一样，桂玉芳大学毕业首先任奥柏林学院院长秘书，不久也赴华传教。1914-1920年，任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华北教区传教教师和秘书。她在中国第一所女子高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Woman's Union College）教数学，并任校长麦美德（Luella Miner，1861-1936）的秘书。桂玉芳1920返美国照顾生病的父母，同时做秘书工作，包括1931至1935年任奥柏林学院图书馆馆长秘书。1935年她又回到华北教区，在通州教会医院工作；次年到日本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教一年英语。后再返美，这期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学习人类学、中文和日文研究生课程。桂玉芳。来源：奥柏林学院档案馆桂玉芳于1939年至1944年间第三次到中国，在贵州调查研究苗族。1944到1946年她转到印度北方邦的马苏里（Mussoorie， Uttar Pradesh），任教会寄宿学校伍德斯托克学校（Woodstock School）的学籍管理员。1946年她到后来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Radcliffe College）读研究生课程深造，同时继续进行人类学研究。1946年她发表贵州的海“貝巴”苗的学术论文。1947年，桂玉芳将贵州苗族田野调查成果“Cowrie Shell Miao of Kweichow”（《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于哈佛大学《皮博迪美国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刊（Papers of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以九十多页单册出版。皮博迪博物馆的创始人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为美国新英格兰棉商，1866年捐15万美元由哈佛大学创建博物馆，1877年落成开放。皮博迪博物馆为美国最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贵州的海“貝巴”苗》发表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教授（C. Martin Wilbur， 1907–1997）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上专门写书评，大赞其优点，但也指出其理论上的不足之处。韦慕庭的父亲也到中国传教多年，在上海、东北等地任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韦慕庭幼时随父母在中国生活和成长；1931年从奥柏林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桂玉芳也在哥伦比亚大读研究生课程。《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中夹有一封当地杨家寨的苗人乡长杨正湘致桂玉芳的信。从信中看出，桂玉芳上次调查来到杨正湘家，与杨家人成为好朋友。桂玉芳第四次来贵州，于12月初给杨正湘写信，杨于12月28日回信。从该信看出，杨正湘非常高兴、期待老朋友到来，同时谈到家里人和自己的情况。这封信随没有注明年份，但很可能是1948年12月28日。信中也提到自上次桂玉芳离开已四五年没有通音讯。1949年一月的调查中，桂玉芳很可能又来到杨家寨杨正湘家。这封信也说明该调查报告稿本是桂玉芳拥有、源于桂玉芳处。1948年到1950年间，桂玉芳第四次到中国，由美国赖特学者项目（Fulbright Scholar Program）资助，继续做研究中国苗族的调查研究。美国国务院下面的富布赖特学者项目于1946年成立，1948-1949年成功获得此项目资助的赴华交流学者有21人。当时为中国内战时期，九人“由于中国情况没有成行而取消”。能成行的12人当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康乃尔大学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 1906-2001）和宾州大学的卜德（Derk Bodde， 1909-2003），二人的“海外联系机构”项下分别为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的“专业”分别为历史和中文。桂玉芳的“海外联系机构”为华西协和大学及其华西边疆研究所（West China Frontier Institute），专业为“人类学”。美国“国内机构”列为“无”的桂玉芳为1948-1950年赴华学者，1948年8月获得资助。1941年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1900-1985）任社会学系主任和副所长，校长张凌高（1890-1955）任所长。华西边疆研究所虽然经费一直不足，但研究所成员精干，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生机勃勃，成果斐然。 桂玉芳主要在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她花很多时间做苗族服饰图案式样的研究。1948年，桂玉芳非正式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目录学著作一部“A Bibliography of South and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on-Chinese Peopl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eoples of Adjacent Areas: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国华南和西南：非汉民族及其与邻近地区民族关系西文目录》）。1949年元月，她与杨汉先到贵州龙里定水坝做田野调查。根据二人调查结果，杨汉先于1949年三月完成调查报告的稿本。因此，该报告的资助单位应该是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项目，作者应该是桂玉芳和杨汉先两个人。1950年她应该利用了1949年她与杨汉先一起合作进行的田野调查结果，非正式出版56页的《贵州的海“貝巴”苗：增补和订正》，对1947年出版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论文专册《贵州的海“貝巴”苗》做适当的增订。1951年至1954年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工具书出版公司G.& C.韦氏公司（G. & C. Merriam Company）编辑部工作。后退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国会图书馆研究苗族服饰女性服饰图案式样中体现的象征主义。最后定居于加州的波莫纳（Pomona），利用之前在中国收集的苗族资料继续做研究。如何到哈佛大学？据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的桂玉芳档案，1976年，已87岁高龄的桂玉芳视力明显转差，她与哈佛校友朋友任北亚利桑那博物馆（Museum of Northern Arizona）馆长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内德丹森（Edward Bridge “Ned”Danson，1916-2000）商量她的收藏的可能去向。自三月始，他们致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馆长史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1926-2017），希望将桂玉芳收藏的苗族研究文献、实物、图书、手稿、信函和照片等捐赠给皮博迪博物馆。五月，威廉姆斯馆长回信同意桂玉芳的收藏比较独特，欣然接受捐赠。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桂玉芳档案含等数百种苗族女性服饰、刺绣图案临摹稿及其说明，中国神话故事和传奇的翻译，中英文图书、中国国画和苗族宗教、音乐和工作有关的实物等。信函包括华西协和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葛维汉（David C. Graham， 1884-1961）和1948到1950年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白天宝（J. Calvin Bright，1915-?）等人的信件。1976年6月12日，在给威廉姆斯的信中，桂玉芳回忆她对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研究的缘起，与葛维汉有关：1941年12月，我到华西协和大学校园中浸信会的葛维汉夫妇家里做客。他当时是该大学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他把自己收藏的100件文物和川苗女性的900种刺绣服饰捐给该馆。我对这些服饰的图案设计特别感兴趣。1949到1950年，我又到华西校园。1949年12月，中共已到成都。在任命新官员之前，他们不许美国人离开成都，所以我一直在那里住到1950年8月才离开。在这7个月左右，我把这些苗族服饰的十字绣图案，全部快速临摹下来。这些服饰由深蓝棉布以以及白色和彩色丝织刺绣组成。我不得不使用在成都能找到的任何有白底、能画出图案的图纸和中国（印度）墨料和彩色颜料。我没有时间临摹缎织品的图案式样。她写到，回美国“在克莱蒙特（Claremont）安顿下来后，为让这些图案式样保持一致和减少我之前匆忙临摹的错误，我花一年半时间再次仔细转画。我有一箱这样的图案式样。”同时桂玉芳介绍自己对这些服饰图案式样进行深入研究。成都解放时，华西协和大学一位杨姓中国艺术教授由于所教的课程不能继续，向当时博物馆馆长白天宝建议，由杨教授为她讲解和分析这些服饰图案的象征意义。二人一起分门别类整理出30多种图案主题，并做详细笔记。1954年，桂玉芳花四个月时间到国会图书馆全面研究西文文献中图案式样的象征主义，并做了三本活页笔记。然而，由于年岁已高、视力下降严重，无人协助的话桂玉芳打字已经很困难。她出版研究苗族女性服饰图案的著作的想法就没有实现。但她深信这些苗族文献在美国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在捐赠时，她要保证邮寄运输这些文献到万无一失。颇费一番周折后，皮博迪博物馆通知她档案收到无虞。其实早在1946年，国立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和西南文化研究所致信皮博迪博物馆等，希望建立国际学术合作交换关系。1946年5月9日皮博迪博物馆唐纳德斯科特（Donald Scott，1879-1967）馆长写信给桂玉芳转述贵州大学的来函：“敝省的原始部落快速采用汉语和汉人风俗，将导致土著民族文化很快消失。可是，目前贵州本地民族文化实物甚丰，比如各种装饰精美的民族服装和纺织、蜡染和刺绣服饰，以及仍在使用的如芦笙、竹笛和铜鼓等各种民族乐器。敝所愿意向海外博物馆提供这些实物样本以供收藏。作为交换，期待贵方提供图书馆所需的书刊以及人类学工具和照相器材为感。地址是，贵州省贵阳附近花溪。”斯科特馆长就此事请教桂玉芳：“你知道，博物馆收藏特种实物或有展览价值的物品的兴趣，远不及对民族部落使用的日用品的完整收藏。我们愿向贵州的西南文化研究所建议是否可能建立这样的收藏，若可能，费用如何。在贵州何地、何民族部落获得这些藏品。你对贵州深为了解，我现特向你征求高见。我很感谢你的帮助。等收到你的回信后，我再回复贵州大学。”至于随后桂玉芳如何帮助贵州大学和皮博迪博物馆建立合作交换关系，皮博迪博物馆档案中没有发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是1946年八、九和十一月，以及后来1948年的八月，皮博迪博物馆收到桂玉芳捐赠的贵州苗族以及日本人的服饰、吉祥物等物品。而且，1947年皮博迪博物馆向代表贵州大学的鲍克兰夫人顺利购买一些代表贵州和贵州苗族民族物品和照片，1948年博物馆收到。如何转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经桂玉芳同意，她捐赠的图书部分可根据图书的性质由皮博迪博物馆的档案馆确定分别转送该博物馆的托泽图书馆（Tozzer Library）、哈佛大学的佛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图书馆和燕京图书馆保存。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877年皮博迪博物馆落成时，其图书馆也同时落成开放。托泽博士（Alfred Marston Tozzer，1877-1954）于1934年至1947年间任皮博迪博物馆的图书馆馆长。1973年主要利用托泽家人的捐款，该图书馆的新楼建成，为纪念托泽博士而冠名该馆为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于1979年正式转隶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系统（Harvard College Library），但仍与皮博迪博物馆保持密切关系。佛格艺术博物馆的成立与中国有渊源。十九世纪中后期源于波士顿、后迁至纽约的著名对华贸易商佛格（William Hayes Fogg）去世后，其妻佛格夫人（Elizabeth Perkins Fogg）1891年将佛格生前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和20万美元巨资捐赠给哈佛大学创建以其丈夫名字命名的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于1895年落成开放。1927年佛格博物馆的维修实验室和研究图书馆等成立。1962年佛格博物馆的图书馆正式并入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与其艺术图书文献馆藏合并而成为哈佛大学艺术图书馆（Fine Arts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受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1863-1914）基金资助于1928年成立。其同时成立的图书馆名为汉和图书馆（Chinese-Japanese Library）。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改隶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但与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留密切的关系。哈佛燕京学社及其图书馆对中国现当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细查《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第一页也就是目录页，在含有地址的英语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章下，有手写铅笔字迹两行，不大清晰。仔细辨认后可以确定为Gift of Portia Mickey （桂玉芳捐赠）和Trans from Tozzer（托泽馆转来）。紧接下面，盖有日期章：Nov 9， 1976。很明显，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收到该稿本后，先转送给哈佛托泽图书馆；托泽图书馆再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1976年11月9日正式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结语《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调查报告》稿本是1949年初华西协和大学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学者桂玉芳和贵州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人员杨汉先合作对龙里定水垻海“貝巴”苗进行田野调查的中文报告，由杨汉先执笔撰写。该稿本由桂玉芳从贵州带到四川，再带回美国。1976年她捐赠给哈佛皮博迪博物馆档案馆，转送哈佛托泽图书馆后，最后转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收藏保存。《黔苗图说》图片来自网络皮博迪博物馆及其档案馆除藏有桂玉芳和鲍克兰夫人有关的中国苗族实物和档案文献外，还收藏有很多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性藏品和档案文献，比如以照片为主的、反映中国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伍尔辛（Frederick Roelker Wulsin，1891-1961）特藏和洛克（Joseph F. Rock， 1884-1962）特藏。同样，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有关的善本书和档案特藏，比如，非常稀见的《黔苗图说》《苗蛮图说》《滇苗图说》，以及源于洛克的纳西族东巴文手稿收藏。此外，以照片和书刊为主的毕敬士牧师中国穆斯林特藏（Claude L. Pickens， Jr. collection on Muslims in China）和以蒙文晚清和民国图书为主的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 1911-1995）特藏，都非常丰富和珍贵。近年来，哈佛燕京图书馆非常重视数字化扫描工作，与国内不少机构合作，系统地将大量珍稀图书和特藏文献进行数字化，对外线上免费开放使用，真正使哈佛燕京的善本和特藏成为天下公器。这是让哈佛之外的研究者尤其感到方便和高兴的事。（致谢：非常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特别感谢中文部主任马小鹤老师、古籍善本部王系老师、哈佛皮博迪博物馆Katherine Meyers Satriano和奥柏林大学图书馆朱润晓老师提供的帮助。）(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导语：我们从哪里来？在数十万年的历史中，人类如何从共同的祖先逐渐演化成为不同的族群？这一直以来都是有意思的问题。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汉语、藏语、羌语、缅甸语等400多种东亚语言被认为拥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合称为汉藏语系。有关学者历时两年多，通过语言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分析方法，揭示汉藏语系约6000年前最早分化于中国北方。12021年2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张虎勤教授带领的生物信息人类学团队与厦门大学王传超教授及哈佛医学院David Reich教授展开深度合作联合全球43家单位85名共同作者在《自然》（Nature）期刊在线发表文章《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研究人员利用古DNA数据检验了东亚地区农业和语言共扩散理论证实了汉藏同源等结论《基因组学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1-03336-2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在中国北方传播农耕、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在遗传上成为了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人群之一青藏高原自40000-30000年前就被现代人占领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出现才有证据表明永久占领其实先前学者的有关研究从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方面也证实了汉藏同源这一发现考古学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各种考古遗址的发掘都显示出青藏高原地区的细石器与黄河流域尤其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细石器（图源：百度百科）语言学藏语的所有基础词汇比如说1-10的数字、身体的部位和汉语是有同源关系的汉藏语系包含了457种语言是世界第二大语系内部主要分为汉语、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又包含了彝语、缅甸语、藏语曼尼普尔语、羌语、嘉绒语等藏缅语族分布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和原来的矮黑人融合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族的祖先由于华夏族在渭河流域发明了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华夏族从渭河流域发展到了黄河下游秦汉时期又大规模进入了长江流域发展成为了汉族遗传学考古学证实的该地区农业扩张时间也得到了Y染色体证据的支持即汉藏民族之间的一个共享单倍型群（Oα-F5）起源于公元前3800年左右的一个男性祖先黄种人的Y染色体为O滇缅地区是黄种人的分化地区留在东南亚和进入中国东南地区的为沿海支进入云南深入内陆地区的为内陆支Y染色体分别是O1和O2东亚地区的民族迁徙线路中外科学家通过遗传Y染色体的测定大约 6000 至 10000年前（新石器中期）藏缅语系的祖先从黄河中上游向南迁移其中一部分进入云南、西藏南部及东南亚、南亚地区成为现在当地汉藏语系人群的祖先而其中另一部分在与中亚人群混合后则成为现代藏族人的祖先重构东亚人群遗传形成史a、 根据祖先的比例，为从假设的沿海扩张（绿色）、内陆南部扩张（红色）或内陆北部扩张（蓝色）和种群中衍生出来的血统着色。虚线表示混合。灰色圆圈表示抽样总体，白色圆圈表示未抽样的假设节点。b、 模型拟合中使用的东亚个体的位置和日期（颜色表示大多数祖先来源）在艰苦而漫长的迁徙岁月里因生息繁衍的地理环境不同才出现语言、体貌和风俗上的差异形成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水岭藏族祖先在今青藏高原、甘肃陕西、宁夏、新疆这一广袤地域上与当地部族和东迁的中亚人群混合经过数千年的杂居、渗透融合后才繁衍出今之藏族人群那些一往认为藏族是土生土长在西藏高原上的学术观点是很难以成立的它与现代科学发现的新材料、新论证是相违背的2时间拨回到13年前2008年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事后查明这天，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拉萨市直接财产损失达24468.789万元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 在拉萨市，一名右手持铁链的不法分子在焚烧中国国旗，另一名不法分子手持长刀。新华社发这张路透社播发的照片显示，3月14日，在拉萨市，处置打砸抢烧事件的武警用盾牌抵挡不法分子投掷的石块。新华社发这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斗争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这起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煽动的是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制造的3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原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标志着祖国大陆实现了统一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作为藏传佛教界人士要主动适应新的时代找好自己的定位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服务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绝不能成为拖后腿的角色”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闭幕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指出西藏社会发生转变藏传佛教的社会角色和定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月9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审议各项决议和报告草案。图为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参加讨论。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摄班禅说藏传佛教的初衷和追求是祖国兴、人民好、众生安班禅曾将中国的五大宗教比作五根手指受访时再次谈到“只有团结汇聚成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众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促进各宗教各民族彼此和衷共济和睦共处、和谐发展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宗教故事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去年，班禅先后去往西藏拉萨那曲、林芝、日喀则的25个县区33座寺院举行佛事活动及社会调研他介绍，一路走来亲眼看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在农牧区脱贫攻坚中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与日俱增“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几句话能很好描绘新旧西藏农牧区百姓生活的对比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反华势力借西藏和藏传佛教议题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治藏方略去年，美国通过了涉藏法案系统性干预中国西藏事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截图对此外交部回应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的“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藏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过去60多年来，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发展变化。当前，西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宗教和睦佛事和顺，文化繁荣发展，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拥护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各项政策，正在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近年来，国际社会越来越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也越来越理解支持中国的涉藏政策。涉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敦促美方客观看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境外的反华势力他们关注的绝不是西藏人民他们关心的也绝不是藏传佛教他们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团体关心的是自己的团体利益而真正关爱西藏人民关心藏传佛教的是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班禅强调他们将中国的涉藏及宗教事务炒作成国际热点话题再转化为其所用的政治筹码这种情况，只要是心智健全立场客观的人都能看清楚他表示，无论外部干扰有多大都不会丝毫影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决心和恒心参考文献：[1]黄成龙.新中国汉藏语研究70年[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06):69-73.[2]张民权.汉藏同源假说与古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汉藏同源的谱系关系及其研究方法讨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5(05):10-17.[3]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J].汉字文化,2009(06):5-9.[4]任树民.汉藏同根同源历史踪迹溯源考[J].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02):22-26.[5]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J].民族语文,1989(01):56-77+6.[6]Wang, CC., Yeh, HY., Popov, A.N. et al. 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 Nature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1-03336-2[7]Hofreiter M, et al. Ancient DNA. Nat Rev Genet,2001, 2:353-359.[8]Nielsen R, et al. Tracing the peopling of the worldthrough genomics. Nature. 2017, 541(7637):302-310.[9]Robbeets, M. & Savelyev, A. The Oxford Guide tothe Transeurasian Languages (Oxford Univ. Press, 2020).[10]Shi H, et al. Y chromosome evidence of earliestmodern human settlement in East Asia and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andJapanese populations. BMC Biol. 2008, 6:45.[11]中国政府网、中新网、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北京日报来源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编辑：谢永利流程编辑 邰绍峰

被誉为“文化千岛”的贵州，因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而拥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节庆，如苗族的姊妹节、四月八、花山节、牯藏节，侗族的萨玛节、赶社、播种节、斗牛节，水族的端节、卯节，仡佬族的吃新节、敬雀节、祭山节，土家族的牛王节、五月节、赶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众多的传统节庆交织成一部明快雄奇的交响诗，穿越历史，激荡时空，成为贵州人最为深刻的民族记忆。千节贵州描绘民族文化多彩画卷“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小节天天有，大节三六九”是对贵州传统节日最为生动的写照。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民族共1400余个传统节日，形成了从正月到腊月都有节庆的文化盛况。在贵州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中，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土家族、彝族、毛南族等都保存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格局。展现深厚的悠久民族文化，回应古老的祖先崇拜，呼应民族宗教的古老神秘，亮出绝美手工的服饰文化，表达浓重仪式的歌舞文化，展示独特味美的饮食文化，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基本特征、功能，也是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共同特征。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苗族群众怀念祖先、纪念英雄的日子。这一天，他们载歌载舞，以表示对先祖的景仰和崇敬。贵阳、惠水、龙里等地的苗家人，每年都要在“四月八”这天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而布依族的“四月八”，则是“牛王”的生日，因而把这一天定为“牛王节”。端节是水族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每年农历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期间的“亥日”是水家人过“端”的日子，四乡八寨的亲友都到过“端”的寨子去做客饮酒，欢庆丰收。由于每个寨子轮流过端，因此这个节日历时3个多月，直至农历大年来临前结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节日”。盛行于清水江流域苗族聚居区的姊妹节，是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节日期间，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行歌互答，开展文娱活动。如果有外地朋友路过，正好赶上了，主人会很热情地给他敬酒献歌，同时赠送五彩米饭，以表示美好的祝福。每到节日，传统的民族服饰，独特的节日饮食，古朴的音乐舞蹈，虔诚的祖宗祭祀，神秘的地戏表演，几乎都会集中呈现。这些民族传统节日，堪称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览会，体现了文化传统节日的多元性、丰富性及其相对完好传承的文化形态。过一次节日，相当于举办和参与一次“非遗”展示。节日内容千丝万缕，文化心态一目了然。在各种节日里，娱乐活动与体育竞技结合，几乎是一道必选题。节日期间，活动丰富，项目繁多，对歌、跳笙、吹箫、吹笛、唱戏、射弩、赛马、斗牛、拉鼓、踢毽、登山、划船、尝新、讨花带、讨树秧、射背牌、跳地戏、敲铜鼓、荡秋千、爬刀梯、打花鼓、抢花炮、吃相思、抬“官人”、游百病等等，可谓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展现出各族人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节日是流淌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副院长、《贵州民族研究》主编颜勇认为，传统节日从外在的时间点进入民族的“内在的时间意识”，成为人们生活得以依托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日历”，是凸显民族心理的“文化诉求”。贵州省民宗委副主任吴建民认为，民族节日是民族认同的条形码，更是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少数民族节日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和承诺。政府引导保护民族节日活态传承贵州省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非常重视。从20世纪八十年代起，贵州省民族工作部门组织开展对全省民族节庆的摸底调查工作，编辑了《贵州少数民族节庆一览》资料。1988年，还在黄平县建立了以弘扬各民族节日文化为己任的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博物馆，贵州境内的苗、布依、侗、彝、水、瑶、回、仡佬、壮等17个世居少数民族的节日文化文物1200余件，以及一批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收藏于其中。开馆后，“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应邀至西安、北京、深圳、广州、无锡、南通等地展出，随展的节日歌舞、服饰表演队的队员，还应邀到美国参加美、苏、中、日4国艺术节，好评如潮。2009年，该馆被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为第二批免费开放博物馆，并作为我国第一个民族节日文化博物馆，被收录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志》之中。通过博物馆这个载体，有效地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与内涵，又使多样的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得到延续和传承。2002年颁布的《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将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纳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为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提供了法治保障。2006年，贵州省民委组织专家完成了贵州姊妹节、四月八、花山节、苗年、六月六、萨玛节、端节等族传统节庆进入旅游市场的文化条件分析研究，对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同时录制《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推介》光碟对外宣传和推介。2012年，贵州省科教办、贵州省民委联合开展“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研究，其研究成果汇成《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一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节庆文化，2011年，“少数民族节庆扶持推进计划”就被列入《贵州省“十二五”民族事业发展十大推进计划》，宣传打造40个有规模、有特色、有影响的少数民族节庆，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节庆传统文化。部分地方还将民族节日列为法定节假日，从而扩大民族节日参与范围，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少数民族节庆扶持推进计划”执行以来，省民委重点扶持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活动和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近200个。省民委分别于2012年在黔东南榕江县召开侗族“萨玛节”、2013年在安顺市西秀区召开仡佬族“吃新节”、2014年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召开布依族“六月六”观摩座谈会等，查看计划执行情况，总结经验。2014年，贵州省出台《多彩贵州·侗族大歌传承保护发展行动计划》，将传承保护侗族大歌事宜上升到举全省之力的层面，同时要求制定鼓励措施，恢复一批侗族民间传统节日。同年，来自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等部门的40多名专家、学者汇集黄平县，通过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就如何保护与合理利用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资源，达成《贵州民族节日文化黄平共识》。“传统节日是集中展现民族文化整体概貌的最好平台，在民族节庆活态传承中需要结合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政府在保护过程中做到引导不干预，还节于民。”民族文化专家、贵阳学院教授周国茂认为，保护和传承好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有序开发与合理利用好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以传统优秀文化资源为基本认同，面向现代发展回归传统，寻找发展源动力的真实诉求，是当下需要做的一件大事。文旅结合节庆文化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近年来，贵州经济飞速发展，天翻地覆的交通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涌到贵州，参与体验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入黔旅游，几乎等同于“民族文化神奇之旅”。据统计，2016年贵州省共接待游客5.3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5027.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2%、43.1%，实现“井喷式”增长。而在这些数据背后，是丰富原生鲜活的节庆文化。显然，民族传统节日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主题。昔日深藏闺中，而今灿烂呈现，文旅结合时代给贵州民族传统节日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舞台。一个转身，节庆文化资源迅速化为旅游资源，发展景象欣欣向荣。有着苗年节、牯藏节、吃新节、爬坡节等众多传统节日的雷山县，是我省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富矿”。近年来，雷山县坚持先行先试，在着力推动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深度融合上做足文章，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路径，成为中外游客体验民族文化旅游的必选目的地。一边是大力发展旅游，一边是做好苗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工作，近年来，雷山县先后成立中国苗族文化雷山研究中心、中国民族博物馆西江千户苗寨馆、西江苗族博物馆、雷山银饰刺绣创意中心、雷山银饰刺绣博物馆、苏雷合作文化交流中心等机构，先后出版《雷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研究成果。修建郎德民俗文化博物馆和部分家庭博物馆，以节庆为引领的苗族文化得到了充分挖掘、保护和展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牯藏节，以其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活动繁多而备受推崇。西江景区出台《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办法》，从景区门票收入中提取18%设立民族文化保护和奖励基金，增强了群众参与景区建设管理的积极性和文化保护传承的自觉性。在安顺西秀、天龙屯堡地区，每年春节初五都要举行盛大的迎财神活动。据介绍，屯堡人的先祖在明朝初年由东部而来，征战云南，最后屯兵驻守黔中，600年来始终保持迎财神的习惯。因为年年举行，所以迎财神活动演变成了“财神节”。尽管是大年，但每到“财神节”，省内外游客仍蜂拥屯堡，参与体验“迎财神”。贵州传统节庆文化集中展现了贵州文化的原生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是承载贵州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传承、创新和发展繁荣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挖掘与整理，传承与弘扬，成为文旅结合的题中之意。省非遗保护中心副主任龙佑铭认为，“节庆活动的传承发展，是非遗传承发展重中之重。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改变，民间节庆等受到文化标准化、旅游业、移民的威胁。”他说，旅游开发尽管可以起到延续文化遗产文脉，但应追求和保护贵州各类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唯一性。内容来源：天眼新闻文：赵相康

文|丽静一般中国的行政区，称城市时一般都称“州”，比如“广州”、“梧州”、“苏州”等。而贵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就叫“贵州省”，就有点突破中国一般的行政区名称常例了。那么，贵州是怎样成为贵州省的呢？1413年，也就是永乐十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贵州设立布政使司，正式成立了省级自治区，被划分入十三个行省之一；二是这一年，郑和正好第四次下西洋。这两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都是体现了永乐帝高瞻远瞩以及宣明大明国威的最好证据。贵州建省，是贵州区域历史的转折，意味着原本被四大土司势力横据的贵州地区正式被大明收服，彻底开始被中央政权掌握。而在明代建省之前，贵州一直属于周边政区鞭长莫及、分合多变的边地。从秦至元，由于其经济和政治发展一直长期滞后，贵州一直都是被割裂开分属于湖广、云南、四川三行省。到了元代，贵州的情势有了大的变化。元代疆域辽阔，武力强盛。为了控制黔中，开始在贵阳设置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在全国大兴驿传。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的驿站都经过贵州。贵州作为西南军事重镇的地位开始显现。进入明朝，朱元璋为了统一南北，巩固西南，十分重视贵州。当时，元朝的梁王仍盘踞在于云南，久久不降。后来朱元璋率30万大军取道贵州，才攻下了云南。而朱元璋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贵州作为西南重镇的重要地位。为此，朱元璋开始着手一边团结贵州各少数民族上层，一边留下征南战争中的大部分兵力在贵州屯田，建立卫所。随后，朱元璋在贵阳设立了全省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时候，贵州建省已经是时间问题了。（西南沿途驿站）然而，明初的时候，贵州仍然有四大土司实力深耕盘踞，并各被封为贵州宣慰司、思南、思州、播州宣慰司。开国时，在朱元璋的安抚方针下，局面还是相对稳定。但四大土司实质上仍是明争暗斗的主，于是在永乐年间便发生了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互相争夺土地，酿成叛乱的事。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土司制度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明成祖朱棣开始下决心解决贵州的问题了。永乐十一年，朱棣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城率领五万兵马解决叛乱之后，断然宣布废除思南、思州宣慰司，将其分设八府四州。同时，在贵阳正式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自此，贵州正式成为一个省级行政区。清雍正之后，在改土归流的政策下，贵州省的面积开始逐步扩展，直至今天格局。参考资料：罗康智：明代贵州置省背景及其特征探微.《贵州民族研究》， 2012 (6)郭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唐莉：明代贵州省建置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2016

侗乡艺苑 vol.7 诗词五首七律通道转兵（新韵）一红旗漫卷风云涌，军策谁能胜润公。长纵罗霄掀赤浪，征师湘赣斗苍龙。通天有力除危恶，道法无拘避险凶。转战贵州离困境，兵驱陕北建奇功。二阴霾密布烽烟起，冷月霜天又远征。赣水苍茫掀恶浪，湘江浩渺舞毒龙。师出桂北拨云雾，剑指黔东沐曙风。通道转兵拍案定，三军将士仰毛公。浪淘沙令通道转兵征旅漫硝烟，历尽辛艰，湘江血战朔风寒。三万红军何处去？生死攸关！前路虎狼盘，迷雾遮天，拓开通道扭坤乾。挥舵转兵施伟略，力挽狂澜！鹧鸪天瞻仰梨子界红军烈士墓疲旅征驰遇白军，梨子界上战烟熏。凝冬萧瑟悲寒月，危岫凄惶叹乱云。鲜血洒，壮心存。昂然无悔啸红尘。今朝且把花篮祭，后世几人能识君？满江红红军魂寒雨潇潇，风云卷，江河呜咽。长跋涉、敌兵追堵，战尘凄烈。血洒征途荒野卧，胸怀信念军心铁。历艰险、踏破万重山，惊天阙！担大义，倭寇灭。民心向，兵灾绝。华夏江山定，金瓯无缺。几许春秋留赤胆，何缘将士抛青血？看吾辈、当跃马扬鞭，朝前越！图文：吴能夫作者简介吴能夫，侗族，湖南通道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侗学研究会、湖南省诗词协会、湖南省楹联家协会会员，怀化市诗词楹联家协会理事，通道侗族自治县诗词楹联家协会常务副会长。曾在《贵州民族研究》、《少年儿童故事报》、《少年文学报》、《传奇故事》、《诗词之友》、《中国作家》等50多家报刊发表侗学研究论文、文学评论、童话故事、小说散文、诗词（新诗）楹联、电影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入选10多种诗文选本，院线电影《通道转兵》原创编剧，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级文学奖项。投稿邮箱：tdxcbxws@163.com【来源：微美通道】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管【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642贵州作家·百花园地此生，与书为伴作者：张再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读书增长知识，对于我来说，读书改变了人生。书是我的命运之源，是我的立身之本。已经中年的我，没有什么爱好，不会下棋，不会钓鱼，不会打麻将，也不唱歌跳舞，也不善交朋结友，更不喜喝酒聚会。唯一的爱好是读书，书是我长期的不变的伴侣,成了我一生不变的嗜好。生命中，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书，还有许多和书有关的故事。1、《三国演义》影响我的一生。这是影响我人生的第一本书。1981年，我12岁。那是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的第二年。没有上学的我，白天跟父母下地干活，每天一早一晚上山放牛。云贵高原的偏远山区农村，冬天一般没有什么活儿，而我的任务就只剩下上山放牛。那时家里非常穷，一家九人里，我们兄妹七人，每年每人只能穿一双鞋子。这双鞋子，既要穿着上山砍柴、割草、放牛，还要下地薅包谷、挖洋芋、打猪草、铲灰施肥，一年四季的农活都要穿上它。实际上，往往一般不到两个月，我们就会把它穿烂了，三四个月后，直到头通底落。用母亲的话说，我们能“把鞋子穿得连尸首都找不到。”因此每到年末的冬天放牛，就成为一件辛苦的事，因为那得光脚出门上山。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刺骨的北风，冰冷的小雨，长时间不化的雪堆覆盖着山林草地。由于给牛儿过冬的草存得有限，冬天的顶风放牛，对于我来说在所难免，只要不是大雪封山，我都得要骑牛出门上山。母亲不忍心看到我的受冻，打算提前给我买一双球鞋放牛过冬。由于天气干旱，那年的收成并不好，包谷歉收，养猪生病，家里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母亲想来想去，决定把仅有的一只公鸡背到20余公里以外的小镇上去卖。便和父亲商量此事，得到了父亲的同意。由于几个弟妹都没有这份“待遇”，让他们很是羡慕。当时，家里农活较忙，父亲母亲都不去镇里，卖鸡买鞋的事就交由我自己去办。30 多里以外的牛场镇，是附近几个乡镇的中心集市，要走近三个小时。路上泥泞阴雨，自不必说。到市场后，通过一番讨价还价，我很快把那只鸡以4块5毛的价钱卖给了一个穿着讲究却语言生硬的青年男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城里人，有钱人，细皮嫩肉，举止优雅，和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得到钱后的我激动得全身发抖，我对这个买了我的鸡的中年男人充满感激，他使我变 “有钱人”了。4块5角啊！我的兜里从来没有装过这么多钱，我走路也像只公鸡似的昂首挺胸，很是自豪；同时我还用手紧紧捏着，生怕钱会忽然间就不在了，被人偷走了。冬天的小镇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非常热闹。我想在买鞋之前先四处看看，想象那种城里有钱人的感觉。走着走着，鬼使神差来到了新华书店，我便走了进去。我在书店的柜台前站定，看到了那些我在家里辍学后四到八处去借阅的连环画，东周列国故事、隋唐英雄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等等，它们安静地躺在隔有玻璃的橱柜里，一本本的摆开去，红红绿绿，整整齐齐而又修然高贵，仿佛在等着我去翻阅那精美的插图，简洁而明了的文字，让我留连忘返。辍学两年的我，在家的我冬天除了放牛几乎无事可做，我把看书当成了消磨时光的唯一手段。但家里穷，没有什么书，我看的书都是去邻村的小舅和小叔那里借来的。这时，柜台最高一层的一排一色的麦绿色的书吸引了我，那是《三国演义》！那时，我已从一个一起去寻找野生天麻的大哥哥那里知道，有关《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共计48本，我几乎找来一大半看了，其余的找不到。我断定这是真正的小说，连环画里的东西这里面一定都有，如果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完全不用四处找其他连环画来看了。我对站在柜台里的那个中年女人说：“同志，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也许是我的身体太矮了，她没有看见我。见她没有反应，我又说了一遍。“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同志。”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答话，而是自顾张罗那些大人带着小孩子要的书。冬天的书店里有很多人，大人居多，小孩子很少。我以为我的声音太低了，又过了一分钟，我指着书架的最高层大声说：“老师，请拿那本三国演义来看看。”这时，她从柜台里偏过头转过脸来，眼睛似乎专注地对着我足足十秒钟，“哪一本？”她问。我又用手指了指那本书的位置。“两块三。”她对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买，我就上去拿，你如果不要，就只远远的看一眼就得了。”她说完又自己照顾别的客人，嘴里还咕隆了一句：“一个小屁娃儿，看什么《三国演义》啊？”她的话激怒了我。我大声说：“我要买。”我说出这句话时，周围的看书买书的人都安静下来，怔怔地看着我。我已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我并不知道，那个年代，花两块多钱去买一本书，别说是小孩，就是大人，也得掂量掂量，当时的大米也只是7块多钱100斤。买书，是有钱人的游戏，买这种书，更是奢侈的活儿。她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走过来。对着我，认真地说：“那，开钱吧。”书店里的人惊奇地看着我，看着我这个冬天里衣衫褴褛、光着脚丫、嘴唇发青、浑身发抖的小孩。可能是我当时十分想读到这本书，或者是她的表情激怒了我，我想都没有想，就掏出了那四块五毛钱，摊在齐我脖子高的柜台上，从里面捡了两张一元的，又抽出一张五毛的推到她的面前。多年以后，读到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有“排除九文大钱。”觉得就和我当时的情形差不多。见到钱，这个穿着干净、冷面高傲的女人立刻露出温和的笑容。她看了柜台上的钱，没有直接去接，而是再看了看我，狐疑而又温和地说：“孩子，你决定要了？”“是的。”我坚定地说。其实我已没有选择。“好！我给你去取。”她说着，然后转过身去，在柜台里面一扇门的背后杠出一个黑色木梯，小心的搭在书架上，慢慢爬上去。我看到她努力伸展身子，用两根手指在书脊上向下一扣，两本一样的书就倾斜出来，她用五根手指把书捏住，并在书背面看看，嘴里说“没有错，书价就是二块三，分上下两册。” 然后把书取下来，另一只手弯曲着，把书抱在胸前，然后下了木梯，她在能翻转的柜台面上取出一个椭圆形的图书章来，在一个红色的盒子了压了压，印上印泥，当着我的面，认认真真地在一本书的背面封底盖上印章，看了看，大概是看盖得正不正。然后又在另一本书的背面又盖了一下，对着盖的地方吹一吹，最后合上封底，满面笑容地递到我的手里。大声说，“拿好了，小伙。”我接过两本厚厚的书，感觉到它沉沉的分量，小学未毕业就辍学的我，除了《新华字典》而外，我还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厚的书，何况是小说！如今这书是我的了，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摩挲着书的墨绿色的封面，看到上面的毛笔繁体行书核桃大的“三国演义”几个字，旁边竖起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楷体字样，深灰的暗色花纹，亮亮的封面，打开书的扉页，一股细细的墨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让我精神一振，久久不散。我没有来得及看周围的人的表情，就抱着书匆匆忙忙的走出书店。一出店门，一阵刺骨的北风吹来，我的脸上身上一阵凉意。这时的我，突然间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天大的错事，一只鸡的价钱大概刚好是一对球鞋的价格，我用买过冬鞋子的钱给花掉一半多，意味着我买不到球鞋了！我一路走，一路想，脑袋里一时是书的内容，一时又是一片空白，我看着手中的书，来来回回地想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最后天色渐晚，我在回家的路上，不是想自己如何才能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而是想晚上回到家后怎样向爸爸和妈妈作出说明和交代。事实正像我预想的那样。光着脚丫回到家里时，天早已黑下来。当爸爸知道这件事时，足足有一分钟看着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愤怒，但看得出，他被我的行为震动了。好久时间后，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了句：“书呆子啊，老子看你就光脚板过冬吧。”而妈妈气得一个晚上没吃饭，几天不和我说话。不几天，爸妈变卖了一些包谷也给几个弟妹买了过冬的鞋，但已经没有我的份了。为了表示惩罚，父亲还故意约了寨子里几个家庭一起到岩山上去砍柴，让我和穿上鞋子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翻山越岭，在荆棘草丛里穿行。他逢人就说，“呵呵,看我家这个书呆子，一点都不怕冷的。”那个冬天的寒冬腊月，我光着脚丫在山坡上放牛砍柴。没有鞋子穿，冬天的风象锋利的刀子从我的身上刮过，我的脚生起了紫色的冻疮。每天回家后，母亲都要叫我用萝卜在火炕里烧烫后给压在冻疮上面，说这样可以治疗冻疮，不至于化脓。萝卜钻心的烫使我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这样的土办法治疗效果当然有限，最后冻疮全都变成乌黑色，我的光脚在风中往往疼痛直到麻木。但我心里一点也不后悔。我用旧报纸小心地把书皮包起来，以免弄脏了他。在深冬的晴天里，我在不再有庄稼的土地上放牛时，我怀里多了一本书，我童稚的心里走进了那个风起云涌、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大时代。由于小学未毕业，语言功底差，知识又有限，很多字都是连猜带想。但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我就只能天天看这套书，并把看后的情节拿去与山村的孩子们分享。大家都知道我有一部《三国演义》，很是羡慕，我也在其中得到了莫大的虚荣心和满足感。三年半的辍学，我在这段时间把书上的情节熟悉了，连细节都能说出来，最后连诗词都全部背下来。更可喜的事，由于天天看书，感动了母亲，她虽然是文盲，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但却从我买书的这件事情上看到了我与别人家的孩子不同之处。在那个没有一个农村家庭重视孩子读书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她开始意识到要对我这个大儿子今后的人生道路进行别样的规划。1983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个乡里小升初的考试机会，就偷偷跑出来参加了，一个月后我得到了乡中学的录取通知。由于没有事先得到许可，父亲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而母亲却坚决赞成我去读书并瞒着父亲为我到外面借了报名用的7.2元钱，在那个山村里第一个让我走上了复学的道路。母亲说，“孩子，既然你喜欢书得很，那就去读吧。”重新上学后，因为有书读，我格外勤奋努力，每天步行34公里，天未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回到家，日日坚持，从不迟到。而先前对《三国演义》的烂熟于心和一知半解，竟成了我学习古文的坚实基础，很多课外书都是在遥远的路上边走边看的，后来，在高考时我成了我们班上唯一一个进大学的人，并且选择了中文系。至今，我仍然对书中的很多诗词、情节甚至人物对话也烂熟于心，连读初中的女儿也惊讶我对《三国演义》的特殊记忆力。家里现在已有五种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有的还装帧得很漂亮。但是由于有特殊的经历，只有这一部是我想永远珍藏的。书虽已破旧，我却一直留在身边。几次搬家，我都要特别检查一下，怕因为书的破旧被家人扔了。我在书的扉页上，加进一张纸片，写下当时购书的情景，以便时刻提醒自己，曾于失学的年代对于读书的极端渴望，以及对命运的不甘寂寞。2、《传统与变革丛书》对我中学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要算“传统与变革丛书”。这是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润生主编的一套丛书。印象中这套丛书共出版了三批，第一批的书目有《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向》《中国意识的危机》《决策学的新视野》《日本之谜》和《家庭的明天》；第二批书目有《我们性格中的悲剧》《新波斯人信札》《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的演进》；第三批书目有《经济行为与人》《文学的绿色革命》《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等。这些书，几乎我都看过，有些还不只看一遍。那时，刚读高中，对书中反传统的观点很感兴趣，认为针砭时弊，思想深刻。但是，由于知识面和认识程度有限，对其中的一些思想其实只是一知半解。由于别的同学很少接触这种理论性的观点较深的书，我在同学们中就显得鹤立鸡群。在与别人交谈时就会拿出其中的观点来说问题，弄得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我的带动下，班上有李景长、胡辉戎等也去买。为了节约经费，我们商量，错位购买，你买这本，我买那本，加起来能把书目全部买来，并交换阅读。这种方法果然有效，在我们那个农村学校，我们省下的有限饭菜钱，就能拥有全部书目的书籍。因此，我们几乎全部看完了这些书目。到90年代初期，我上了大学中文系，继续购买和阅读了丛书的后几批书目。在大学里重读这些书，才在一个合理的大背景下接近准确地理解书中的内容。1985年后，传统和变革,逐渐成为一个思想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传统与变革，这是两个密切相联的话题。所有变革都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一种破坏和再创造。此其一。然而情况的复杂在于所有的变革都必须在传统中进行,不仅变革的行为处身于传统规范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呼吁并从事变革的精英及群体自身也带有不可摆脱的传统。这即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古老的东方民族,则问题有其更为复杂、特殊的性质。因为变革的指向是现代化,而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化其实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标志的,这样,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就是将现代化看作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结果,从而产生“激烈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20世纪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与变革的关系在认识上所不断陷入的困境常常即由此产生。传统又是不断生成的,变革是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修正、改进和完善。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这些观点成为我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研究对象和思考的主题，不断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丛书编委会集聚一批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述，对传统文化万里长城的砖块进行一次清点，以期回答五个问题：一是传统是什么？二是传统的成因在哪里？三是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方式？四是传统的功过是非；五是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丛书选题精致，结构井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对传统与变革这一时代主题反思的理论深度。需要提及的是，作为经济并不发达、思想并不前沿的贵州，其出版社同志对社会思潮的敏锐感受,对民族振兴的深刻焦虑已经跃然其中,这其实并不是碰巧,在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规模宏大的工程中,编辑付出的艰辛和拥有的胆略，大大超出的我们这些读书人的预期。之后还出版了《山坳上的中国》等名著，轰动一时，使读书界无不见之而动容。因为有这批学者以及这批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迎来了一段非常辉煌的黄金时期。3、《不列颠百科全书》及《傅雷译文集》我的书架上，与生命和家庭相关的还有两套书，一套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十一本，是在1994年3月，我大学即将毕业时，女友出钱买来送给我的。那时的我迷上了民族学和人类学，装模作样的搞起了研究，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写作时要查阅了很多资料，撰写了很多风物日记，自己也购买了《中国风俗词典》《风物掌故大全》及《金枝》等读物，因为要写作，觉得经常需要更多的资料，我想，如果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好了。这个想法，在回乡看望已经参加工作的女友时无意间说出来了。她二话不说，在我离开她回贵阳学校时，她把三百元钱放在我的包里，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不是要买那套什么《不列颠百科全书》吗?只要用得着，再贵的书我也舍得买给你的。”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她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就200多元，她需要两个月的收入才能维持这笔开支。回学校后，在师大门口的文人书店里，我购买了这套书，还夸张地请寝室的大哥陈孟前、四哥潘绍辉两个同学一起，在校园熙熙攘攘的同学的众目睽睽之下搬回宿舍，引起很多旁观者的赞叹。而同寝室的其他同学，则直接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他真是太夸张了，幸福啊”他们说。可惜这套书买来后，我并没有认真地翻阅多少。彼时，我已获省教委和计委批准留在贵阳工作。由于工作的性质远离了文化人类学，也远离了哲学社科研究，书上架后很少翻阅。在这个电子图书的时代，各类资料网上随处可寻，这套书只是成了撑门面、衬托书架的东西了。但是这套书却成了我和女友爱的见证，后来女友成了老婆，我们成了家，有了孩子，并把这套书立于书架中最显眼的位置。另一套书是《傅雷译文集》，包含了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服尔德、梅里美、罗曼罗兰、丹纳和罗素等的代表作品，共计15卷，500余万字。那是我和爱人结婚的时候买了。1997年，我在贵阳市小河镇，她在福泉的一个小镇上工作。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感情弥坚。元旦前夕，秋声渐远，冬天来临，恋爱了8年的我们，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在我工作的政府大院民政科领取了结婚证。我们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大摆筵席，没有车辆接送。她花了300多元为我买了这套15卷的红、白、蓝三色从书；我为她买了一件600元的红色尼子大衣，算是彼此对对方的承诺。1998年，她的家人知道此事后，趁我春节期间回去看她的时候，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她家所在的村里不多的几户寨邻前来恭喜祝贺。我们是初恋，也是最后一恋。这两套书，成了我们爱的见证。妻子对于我，犹如现今一段微信里的诗句：你进，我陪你出生入死；你退，我陪你颐养天年。你输，我陪你东山再起；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偶尔，看着那些书，想起那些年我们曾经有过的追求，心里充满了进取的自豪和温馨。4、几个和购书有关的故事一是高一时读的第一本理论书。书中谈到小说创作的十个问题，如情节、人物、语言、节奏、细节等，其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细节。为此我天天写日记，就是为了练习写细节，我把生动细腻的细节当成了我的最高要求。当我跟一个语文成绩较好的人说作文心得时，这让他大吃一惊，之后在与别的同学说起作文时，他把我当成了比老师还要高明的人。这本书我看了几遍，但是被人借去后再没有还回来，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但对于自己读过的第一本文艺理论书，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我两个星期不吃早餐，省下的钱买的，至今记得书的价格，0.82元。这本书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小说创作十谈》，作者彭嘉锡。二是大学中文系的课本。我不知道，当时我所就读的大学中文系是一个以读书著称的地方。进校门的第二天，系里通知同学们去库房领书，我以为像高中时那样，只要一个小书包就可以装下几本课本了。和同寝室的几个农村同学嘻嘻哈哈来到书库时，见四到八处全堆满了书，几个班干部已经把书分好，当班长说起每一堆书都是一个同学的时，我们的眼睛都瞪大了。天啊，足有100多本，其中有必须上的课本，有要选修的课本，有要求课外阅读的书籍，古典文学作品选、现代文学作品选、当代文学作品选、西方文学作品选、东方文学作品选等等，我感觉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典籍全在里面了。大家兴奋得一会儿看这本，一会儿翻翻那一本，象孙悟空进了蟠桃园一样，把书搬来搬去，我掏出笔来，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大大的写上“读尽天下好书，争做天下好人。”以示决心。而外系的同学也领到书本，但却远远没有我们中文系的多。有人说，进了中文系，看什么书都是你的专业，无论是哲学、文艺理论、数理逻辑，特别是小说，都是专业需要。我为当初的选择这样的专业而暗自高兴，我觉得把这些书读完就是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大学生了。可是，第一节课上的是《文学概论》，上课是图书馆的馆长任洪文老师，他告诉我们，发给我们的这些书只是中文系的人所读的书的一个引子而已，原因不光是这些书目有限，九牛一毛，远远不够；而且选的书目也不尽合理，比较保守，观念陈旧，篇目偏重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人性的关注由于远远不够，还必须广泛涉及大量的课外读物，才能学好《文学概论》这门课。这使我们感到昨天的无知和可笑，同时又感到读好中文系的巨大压力。因此大学期间，不管别人怎样，我都对读书如饥似渴，不光看完所有发下来的书，还在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也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买了很多书。毫无例外的是，买来的借来的这些书几乎都会认真地读完。以至于我们班主任封孝伦，后来是贵州大学的常务副校长，他开玩笑似的跟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张再杰，现在你们还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大学四年后，张再杰就可以当很多同学的老师了。”三是一本《沈从文短评小说选》。这本集子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买的，当时我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小镇上工作，工资才215元。由于家庭情况困难，我还承担还刚进初中三弟和四弟的读书费用，一个月下来，经常是入不敷出。那个夏天，天气正好，阳光明媚，空气干燥。我从小镇进城，在贵阳市区办完事后，我包里已经没有几个钱，但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想去逛逛书店。那时的大南门，有一排卖鲜花的店，店面整齐，名称各异，都对着河岸开放着百合、玫瑰、菊花等，从甲秀楼一直延伸到大南门去。但花店从其中的一个地方断开一个缺口，那里独独的一个书店，显得突兀，店面用黄漆黑木，隶书一匾曰“帕尼书店”。我走进店里，看到很多新书，其中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居多，还有贾平凹的文集，那时贾平凹因为《废都》的事在文坛上已是沸沸扬扬。在小说类，看到一排绿色的小开本小说，其中的一本映入我的眼帘《沈从文短篇小说选》，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贾平凹的风格是学习汪曾祺的，而汪曾祺的风格是学习沈从文的，沈从文之前，是清末的散文集张岱。由于自己一直喜欢沈从文的小说，在从事民俗研究后还知道他是民族文化特别是服饰文化研究的大家，见到了他的书就格外亲切。我取下书，一看书价是4.9元。我一摸包里，还有5块钱，刚好够买这本书。我不假思索，让店员给我盖了书店的章。然后拿着书，走出书店，步行回家。从市里到小河，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为一本书走两个小时，当时想来，值。多年以后我开车从小河去省委上班，（省委刚好离那里不远），我用车的路码表量了距离，不多不少刚好10公里。四是一套”四大名著”八本版的连环画册，那是我2006年从山西太原买回来的。之所以要提起这套书，是因为买这套书让我的书呆子气暴露无遗。当时我已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并在区里两个正科级的单位作过了一把手。那时，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就读MPA结束课程，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我和省信息产业厅的薛艳桃、贵定县国土局副局长周尔春等几个同学相约，选择了去山西平遥和五台山旅游。在结束那里的旅程后，周尔春去了广东，薛大姐还要去甘肃敦煌，而我要赶回单位。在送走他们后，我留下来，乘还有一点时间，在市里看了几个小的景点，第二天的飞机是下午三点。可是，在中午退掉酒店的房卡后，我变得无所事事，打算逛一会儿街后去机场，在公园的门口我看到了那套长时间以来想拥有的四大名著连环画，现代的出版社把它合并成横翻的八册，平均每部两册，价格140元，买书的人说一分不少。等我把钱给他把书打包以后，发现身上除了已经订好的机票外，只有40元钱的现金了，倒霉的是那个街区离机场50多公里，打的至少需要50块钱。我有些后悔，见到书商已经给我打好了包，不好开口，于是在旁边打听，怎样才能用最节约车费到机场。当被告知附近2公里远的地方有一路公交车，可以坐到机场大巴的停车点，那里的机场大巴只需要30元钱时，我采纳了这个人的建议。提着沉重的书在7月的太阳底下步行到公交车站，挤上了那辆路过机场大巴车站的公交车，当我重新坐上机场大巴车时，问到机场多少钱，他要收的车费不是30元，而是40元。由于之前挤公交车时已开去两元，兜里只剩下38元。我给大巴车师傅说，我只有38元钱，能不能让我坐车，他看着我的一身打扮，又望着那打了包的书，怀疑我是骗钱的，硬是不让我上车。当着大伙乘客的面，我只好打开包裹亮出图书，解释这里面的书，好说歹说，足足用了三分钟，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见过爱书的，但没有你这么爱书的，连赶路飞机的都钱敢花！”最后他终于勉强让我上车。一路上，我都低着头，觉得有人在看我，嘲笑我是书呆子，因此一路上我都面红耳赤，狼狈不堪。5、书房由于对书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情感，每次定居，我都是首先考虑书的问题。我平生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高中毕业时，由于高考没有考到理想的状态，加上在与同学们对答案时，大多数答题都和大伙的不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大学没有希望，悔恨之余，把装满整个箱子的高中时代的课本和笔记从四楼的寝室门前直接扔下去，在一声巨响中解脱了高考的苦闷和整个高中时代压抑。待得到大学通知书后，整理家中的书时也仅剩下原来购买的课外书了。之后，非常珍爱这些书，进了大学后，这些书被我一本不剩地带往大学校园。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贵阳市郊区小河镇工作，报道时，我除了一床破被子外，就是四大箱书。由于镇里工作岗位一直定不下来，住所也无法落实，我的行李只好放在当时教办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到安排了工作落实了住宿后，我才把书整理出来，有些书在纸箱底下已被拖地的水腐烂了。让我非常心疼。之后，我一直盼望有一个完整的放书的地方，先是想有一个小的书架，有了小书架后又想有大书架，最后想要一个书房，最大的愿望是在一个读书人聚居的地方开一个能看书、能买书、能聊天、能写作的小店。这个愿望现在都没有实现。第一个书架是结婚时买的，有两米长，一米八高，那是我和妻子两个共同凑钱订做的，把它放在一间房子的中央，正好把睡觉的床和煮饭用的炉子隔开，形成一个屏障，也是我们结婚以后家里唯一的固定财产。对当时农村来的我们来说，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家具了，小镇上的人不知道，我们对书架的满足和开心，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我们觉得已经足够“高端。大气。上档次。”那是在1996年，我刚参加工作两年的事。1998年，小镇上政府集资建房，我终于有自己的一套房子，房子虽然不大，52.24平方米，两室一厅，但是我把最大的一间做成了书房，还隔成两半，一半是一壁通顶的书架，背面另一半是书桌，书桌旁边有一铺床的位子，铺上一张活动的沙发，放下后就是一张简易床，以备老家来客人时用。在那里我写过很多社会新闻评论和很多官样文章。多年以后，我已调到省委某个部门工作，这些文章成了我的基础。在一次小河镇老朋友的聚会中，原乡镇企业局的老局长无意中说起一个关于我读书的故事。他说，也许你不知道，以前区委书记王亚光，你和他接触不多，也不太主动找他汇报工作，他却对了关爱有加。他说，有又一次，你生病时来他你家里探看，无意看到你当时搞的书房，他吃了一惊，之后多次跟其他的副书记副区长等等一干人说，“真没有想到，他妈的这个张再杰，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农村娃娃，一套小小的房子，竟然搞了这么大一个书房，很多好书，是一个爱读书人。令我刮目相看。”可惜，我当时从未听到这话，在我的心目中，这个区委书记，是一个喜欢读书、自己还写书的官场文人，他从政的水平不怎么样，喜欢感情用事，又爱朝令夕改，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写的书，却是文采飞扬，散文字字珠玑，小说结构恢弘，时代性强，还语言朴实，富有生活况味。可惜他从政时间太久，忙碌公务，作品不多，至今，我只记得他的《那年那月》、《躁动》极少数的几本。我错过了一个同样把我作为读书人的领导交流的大好机会。但是，如果我当时就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了两次搬家，每一次看房、装修和搬家，我都没有其他别的要求，只要有一间大得容得下我全部书籍的书房就行。我妻子也知道我的性格，每到一处，全部由她说了算，但书房除外。因此，我能在一次一次的搬家中，保住我的书房，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的空间还大。别人换大房为的舒适，我换大房为的书房，别人成为房屋的奴隶，简称“房奴”，而我则成了书房的奴隶，可以简称为“书奴”。读书是我当时离开农村出门远行的理由，书箱是我参加工作时唯一的行李，书架是我结婚时唯一的家具，书房是我有房时觉得唯一需要装修的地方。如今，书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呆得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有人说，家有500册书，即可算得上藏书，现在我家里已有各类书籍5000余本，超过了10倍，有各类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其中文学类最多，占60%，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文艺理论、文人传记等等，几乎可以不出门就能看一辈子，可以算名副其实的藏书了。我在成为书奴的同时，也成了书主。坐在书房里，灯光融融，书香墨味，环视四周，图书林立，熟陌相应，如朋满座，历经千古，遍阅中外，大师莅临，鸿儒聚集，谈笑风生。看着这些从书店里买来的、从地摊上淘来的一册册书，我心里感觉到很充实，我能感觉到书中的精彩内容，或深深印象，或浅浅一笑；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交流，或同感共鸣，或引发思考。每一本书都有来历，每一本书都有故事。我能清楚的记得我在把他们买回来的过程中，每一个具体的场景，清楚的记得每一部书后面与我相关的生动故事，或欢呼雀跃，或失魂落魄；或如获至宝，或故人相遇。我是我的这些书的主人，我的生命与他们交融一体。书成为我工作的基础，成为生活的内容，也成为我思想的灵光。此生，与书为伴。作者简介张再杰：在乡镇区县和省委机关工作多年。在人民网、光明网、《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网）《中国党刊网》《人民音乐》《统计与决策》《情报学报》《贵州民族研究》等发表文章100余篇，参与编辑书籍和出版专著10余部。系贵州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共贵州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精彩回顾欢迎关注贵州作家文学贵州贵州文房三宝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何冲　魏昉　蔡国云野老　老八　黄　勇编辑部主任：黄山主编：魏尔锅微信号：gzzjwx投稿邮箱：gzzjwx@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