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近年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科技迭代进步，全球资本市场出现了新趋势，新机遇和新挑战。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是加剧了全球市场的动荡和变局，企业和投资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彩虹和风雨同生，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将会迎来哪些财富新机遇与挑战?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赋能下，哪些行业正在诞生创新者和颠覆者，引领经济和社会变革？2021年全球市场注定在复苏中充满着“不确定性”，我们当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寻找投资的“确定性”,制定稳健的投资策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48期活动将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卓教授；韩国知名投资人、K Global Partners CEO、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睦大均先生；香港知名投资人、永桐资本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金融青年会创始人、主席兼执行总裁张永康先生，以及《财经》杂志助理主编、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王延春女士一起，带您纵观全局，聚焦未来，一同探寻经济大变局中的财富新机遇与挑战。日程安排时间：2021年1月23日（周六）14:30-16:15地点: Zoom线上会议室议程:14:30-14:35 主持人开场主持人: 王延春,《财经》杂志助理主编,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14:35-14:50 走进北大国发院及EMBA项目分享嘉宾：柴豫荣博士，国发院EMBA中心主任14:50-15:20 主题分享：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机遇与挑战分享嘉宾：黄卓，北大国发院副教授、发树学者、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15:20-16:00 圆桌对话主持人: 王延春、《财经》杂志助理主编,财经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 国发院E17 校友分享嘉宾: 黄卓 北大国发院副教授、发树学者、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睦大均 K Global Partners CEO，国发院E17校友张永康 永桐资本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金融青年会创始人、主席兼执行总裁16:00-16:15 观众问答嘉宾介绍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黄卓老师于2011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最佳博士生候选人论文奖”、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金融青年科研优秀奖” 、2017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工商银行经济学优秀学者奖”，2018年起获得“发树学者”荣誉称号。黄卓老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期刊如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等和国内权威期刊《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等，发表论文曾入选ESI全球经济学与商学领域前1%高被引论文。黄卓老师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和国家高端智库科研项目资助，同时担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研究员、“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首任秘书长、“金融科技教育与研究50人论坛”成员和中国青年金融学者联谊会理事。黄卓老师的研究领域为：金融计量学、实证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科技、大数据分析。睦大均睦大均先生本科毕业于首尔大学经营学院，是北京大学国发院EMBA17级校友。睦大均先生17年深耕全球投资，韩国最早开始进行全球投资的基金经理人，拥有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他先后在大宇证券研究中心、未来资产环球管理公司印度、新加坡和环球投资总部工作，并于2020年12月，创立K Global Partners。在担任未来资产环球投资公司环球投资总部总负责人期间，所管理的基金规模和收益率始终占据领先位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基金包括Insight Fund, Global Great Consumer Fund、Global Growth Fund, G2 Innovator Fund等，2020年收益率在同类基金中排名达全球前1%。睦大均先生曾投资过苹果、阿里巴巴、特斯拉、奈飞、恒瑞医药等企业，2019年将资产配置策略、风险管理等经验整理成册，在韩国出版了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领域的《全球创新战争》，受到业界一致好评；2020年又在中国出版《全球创新投资》一书，帮助读者发掘后疫情时代的财富新机遇。张永康 CFA、MH、太平绅士永桐资本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金融青年会主席兼执行总裁英雄体育VSPN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立康生命科技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奥泰医疗副董事长张永康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特许金融分析师(CFA)。1995年，加入汇丰银行总部，之后被汇丰银行派遣到内地工作。2007年，担任汇丰投资银行北京首席代表。2010年，成立投资公司，专注于新经济投资，成为抓住内地互联网风口的香港投资人。投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英雄互娱、英雄体育（VSPN）、立康生命科技、奥泰医疗、懂球帝、百度外卖、新片场、明世数据科技、橙子VR、麦唱、华医网等。截止到2020年末，张永康投资内地创业公司超过40家，涉及互联网、生物、医疗科技等多个领域。并担任多家被投资企业副董事长、董事，参与公司重要决策，帮助企业快速成长为龙头企业。 王延春《财经》杂志助理主编、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王延春女士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北京大学国发院EMBA17级校友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财经奖学金”班第四届学员。先后在《中国经济时报》、《经济观察报》主任记者、高级编辑。2010年来，担任《财经》杂志宏观经济与学术评论部、宏观区域经济研究部担任主管编辑、助理主编。现为《财经》杂志助理主编、区域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北大国发院EMBA北大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汇集了著名的经济学与管理学专家学者。学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相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家进步。EMBA以必修课、选修课、国家发展专题讲座课和闭门会等多种教学形式启发学生多维度思考，与学生交流探讨经济管理专业知识和现实问题。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了解EMBA项目的师资和课程，希望有机会亲自试听和体验国发院EMBA课堂，请联系EMBA中心招生部老师具体咨询。直播平台二维码百度财经投资家正和岛商学院大百科大公报国发院b站国发院EMBA b站

3月19日上午，中国新任央行行长人选揭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任命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现年60岁，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创院“六君子”之一，1994年，他同林毅夫、海闻、张维迎、张帆、余明德等5位经济学家一同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与易纲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77级同学的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3月19日当天在微信朋友圈写道，“热烈祝贺当年的下铺兄弟，回国创业搭档易纲荣任央行行长！不容易啊！”易纲（左）与海闻（右）易纲是所谓“新三届”的第一批大学生。“新三届”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1958年生于北京的易纲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1977年，易纲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80起，他先后在美国哈姆林大学、伊利诺大学学习，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易纲选择了留美任教，先是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助教，1992年获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易纲决定回国在在1993年左右。在美期间，易纲先后担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3年7月1日至3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共同发起主办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孙尚清、董辅礽、安志文、高尚全、马凯、童大林、杨启先、周小川、黄达、王珏、萧灼基等中国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学者共130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次研讨会集中讨论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紧迫而又复杂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传统的国家直接微观控制体制转向宏观间接调控体制, 建立健全有效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怎样完善和发展市场体系, 特别是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完善等等。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之一的张维迎回忆，在研讨会结束后的1993年7月15日，他同易纲、林毅夫三人共同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建议书》，建议书的开头写道，“本建议书的基本设想是办一个中国第一、世界一流的经济研究机构。”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1994年，时年42岁的林毅夫、36岁的易纲、42岁的海闻、35岁的张维迎、43岁的张帆和余明德等6位海归经济学博士正式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CCER于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目前，易纲的名字仍在北大国发院教师列表中，其介绍已加入“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到2018年，北大国发院已成立24年，创院“六君子”中不乏“学而优则仕”的例子。2008年，林毅夫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2013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连续当选为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易纲则从1994年后便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职，1997年起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走上仕途，历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直至此次当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2014年，在北大国发院成立二十周年活动上，易纲曾表示，北大国发院的成功反映的是一群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对祖国和祖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认同。

来源：经济日报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61204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民间投资264805亿元，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2.1％；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7.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2.6％，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3.8％。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我国投资增速总体比较平稳，1月份至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4％的增长速度比1月份至8月份小幅放缓0.1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持平。投资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高技术领域、社会领域投资较快增长。“基础设施投资正逐步回升，这主要与今年以来加快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因素有关。高技术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与我国大力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密切相关。减税降费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稳定了企业预期，增强了企业投入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的动力。”苏剑表示，我国投资总体增长平稳、结构不断优化，但也应看到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因此，应更加注重以民间投资作为重要抓手推动整体投资发展，继续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合力推动投资更加注重补短板、促升级、添活力。“制造业投资有所放缓说明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不少困难，需要继续扎实深入落实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等系列政策，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企业活力。”苏剑认为。“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活力、交通条件、营商环境、创新氛围等全方位发展，近年来有更多外资企业和我国东部产业选择到中西部地区投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带来的后发优势不断显现。”苏剑表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 | 北京报道PPP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自2014年5月财政部设立PPP工作领导小组以来，PPP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截至2018年12月末，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管理库项目比2017年12月末净增1517个、投资额为2.4万亿元；管理库项目累计达8654个、投资额为13.2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PP市场。中国的PPP是在探索中进行的，在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际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模式。在实践中，PPP项目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完善PPP理论和制度体系，推动PPP改革稳健发展极为重要。2017年，财政部与北京大学联合成立PPP研究中心，加大PPP智库建设，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大胆创新部校级合作模式，充分发挥财政部的政策优势、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和业界参与者的资源优势，努力创建国际一流的高校PPP研究平台，共同探讨研究PPP改革发展。两年以来，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围绕以PPP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PPP公共服务供给动能转换、PPP改革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开展系列课题研究，发布了《北京大学·中国PPP市场蓝皮书》《北京大学·中国PPP指数》《当前PPP发展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等一系列成果。2019年9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成立两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静漪在会议讲话中指出，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作为北大“双一流”建设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将继续推进中心各项工作，大胆创新部校合作模式，充分发挥部校资源合作优势，进一步推动支持中心的发展，希望中心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加强PPP相关机制体制研究，为我国PPP事业贡献更多力量。 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在致辞中对中心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点，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PPP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第二点，继续搭建国内外政府和市场合作大平台，规范和引领PPP改革的学术发展和智库建设；第三点，丰富完善北大“双一流”PPP学科建设内容，传播PPP改革作为一种法制文化、市场文化和合作文化的理念，培养一批领军人才；第四点，继续加强PPP改革经验总结，扩大国际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希望北大PPP研究中心不忘初心、再接再厉，更好地发挥部校合作优势，为中国PPP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教授李庆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王一鸣，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小锋，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瑞信大中华区CEO唐臻怡，中国PPP基金投资总监范永芳，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昊，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山东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李学春，中国水环境集团副总裁张璐晶等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PPP发展的热点、重点和难点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的战略合作伙伴，参加了本次座谈会。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PPP的具体实践必须抓好统筹、创新和高效三个重点2013年以来，PPP在中国经过了统一市场建设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在2018年以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为此，PPP工作必须坚持“规范控风险、创新促发展”两手抓，坚持改革开放，推动转变政府职能、更好激发市场活力、积极融入并开拓国际市场。PPP在中国是有理论渊源和实践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90年代的国企改制，到今天的PPP，本质上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在传统的公有事业领域，PPP打破了公共产品供给单一垄断的“官办官营”局面，引进“官督民营”市场竞争机制，使政府投资管理关注点从重事前审批转向最终服务的品质和价格，从重项目建设转向全生命周期供应链的整体优化，从重项目前期融资转向项目产出和绩效付费。解决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投资效率不高、服务品种单一、系统不优化、透明度不够等问题，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多样化高品质公共服务需求。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后，PPP的具体实践必须抓好统筹、创新和高效三个重点。第一，要统筹好政府和市场两种资源，统筹好我们的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第二，要统筹好政府投资、专项债、PPP等政府资源；第三，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利用好PPP的方式，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用三个P来承担PPP的使命在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曾经提到要用三个P来承担PPP的使命，即平台Platform、促进者Procer和提供者Provider。第一个P指平台，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要成为政产学研的联盟平台、创新理论的研究平台、科研成果的转化平台、专业人才的培养平台和国际交流的合作平台。第二个P是促进者。中心要促进中国，乃至世界PPP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要促进政府与市场有效结合的推进探索，要促进资源配置最佳方式的实践探索，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探索。最后一个P指提供者Provider。中心要提供基础理论、政策咨询、国际经验、中国案例、专业人才和国际对话。以这三个P为出发点，成立以来，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按照国际视野、中国理念、学术高地、行业智能的要求，以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北大双一流建设为目标，重点突出四大中心任务，即学术研究、政策机制、创新实践和国际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接下来，中心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继续优化战略布局，夯实研究基础。一、要发挥好学术联盟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心的凝聚力，稳步推进以北京为核心，雄安、西南和香港三极并存的发展战略；二、进一步当好财政政策的研究员，服务国家建设；三、搭好人才培养的人字梯，培养优秀的PPP人才；四、当好科研成长的发动机，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五、做好国际交流的先行者，推动中国PPP的国际发展。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要鼓励探索开发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不是变异，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是中国特色。这种创新主要是手段、是路径、是途径、是方式上创新，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的PPP模式成为一个涉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法律性质、资产与负债、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复合体。理论层面的进展远远跟不上实践的发展，需更多的研究机构、复合型人才，通过理论的集成创新，去指导实践。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深度合作，探索将国外的PPP与我国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政社合作”的创新化学反应，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社合作业务形态，把公共服务的提供嵌入其中，我们把这类实践形态称之为“开发性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这种新型合作模式已经打破了我们在书本上所看到的所谓PPP的模式。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深度合作，能最大限度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解决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产业招商难、回报方式单一等问题，实现多个单体项目的组合匹配、滚动开发、均衡推进，实现人口、产业和城镇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这种基于整体综合开发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当前流行的基于单体项目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相比，具有新的特点：一是以整体推动一个片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提供更优质的区域公共服务；二是这种合作模式能提升一个城市片区的整体价值，实现综合开发的自我造血，不只是政府来输血；三是实现了风险对冲，而不是风险分担，不会引致政府债务风险上升。财政部金融司普惠金融处处长姜华东：北大PPP指数要成为中国PPP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5年多来，我国PPP事业经历了从探索、推广到深化、规范的发展历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推动PPP去伪存真，规范有序发展，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六稳工作的需要，也是落实减费降税政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需要。更是推动PPP回归本源、行稳致远的需要。希望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能够占领PPP理论的新高地，顺应形势的新要求，更好地发挥智库的引领作用，做好公共管理、财政管理、项目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关前沿理论研究和技术储备，为PPP的改革发展铺路架桥。我国PPP领域的国际合作已经从早期的引进来为主，发展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希望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能够拓展PPP合作的新视野，深入挖掘国内外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及时把好的做法上升到理论和制度层面，丰富完善我国PPP理论和制度体系，推动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走出去。近年来财政部通过对PPP中国新品牌的打造，PPP市场的透明度空前提高，为PPP项目管理和公众监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深度挖掘以及舆论正向引导等方面的一些短板。很多的数据集中在政府的手里，怎么样更好地用好这些数据，通过我们的数据挖掘向外界传递积极正面的信号，去拨乱反正，这可能是下一步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工作。希望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能够做好以下两件事。首先，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反映PPP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分析研判和舆论引导。其次，希望加强对PPP大数据的深加工，科学评价地方政府PPP项目的信用状况，让北大PPP指数成为中国PPP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山东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李学春：PPP有显著的优势、蓬勃的活力和坚持的根基随着PPP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影响规范发展、持续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说制度体系不完善、配套政策不健全、能力建设不到位等等，无论是业界还是公众都一度质疑、观望甚至迷茫，但要始终相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PPP有显著的优势、蓬勃的活力、坚持的根基，可以为我们公共服务添砖加瓦，也足以抵抗那些所谓的“闲言碎语”。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PPP改革，促进PPP进一步健康发展。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加快健全PPP法律法规，推动土地、税收、会计等专项配套措施政策的落地，着力攻克PPP项目的难点和堵点。其次，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改革的合力。当前相关政策对各有关部门职责划分并不清晰，建议财政、发改、行业部门、金融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地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金融机构、咨询机构、社会资本也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密切各方的合作，凝聚改革的合力。此外，要加强宣传引导，提振市场的信心，确保PPP项目在阳光下规范运行。做好PPP，要始终秉承初心，PPP的初心是什么？关键的一点是要通过PPP促进政府职能的改革、职能的转变，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给老百姓带来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服务。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峰：用产业新城PPP模式补短板促发展18年来，华夏幸福持续不断地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发展实际，从国内77个地区的产业新城开发实践中，找到了一条市场化的综合PPP模式补区域经济的短板、促发展的路径，创新打造了产业新城PPP模式，促进国内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建设发展。发展中的县城和新型城镇化中主要面临的短板是缺资金、缺技术、缺人财。通过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PPP合作机制，华夏幸福用“六大专业化服务”弥补这些短板，从而打造出“有魅力、吸引力、承载力和竞争力”的产业新城，吸引“高端人才、高端技术、高端产业”聚集。六大服务包括规划设计、土地整理（城乡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配套建设、产业发展、城市运营管理。在整个过程中，不用政府投资、不用政府融资、不用政府担保、不用政府兜底，不形成任何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华夏幸福对委托范围内财政收入、GDP、民生、就业、产业导入、城市建设和生态环保等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标负责。只有在完成这些目标和指标后，并经政府绩效考核各项指标达标后，政府从华夏幸福完成的委托范围内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产业新城发展服务费”，支付给华夏幸福。去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通过全面调研总结，将产业新城PPP模式正式命名为“开发性PPP模式”，认为该模式是根植中国土壤的PPP前沿创新。目前华夏幸福已经在全国打造了百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累计引进企业超过2000家，招商引资总额50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10.5万人。中国水环境集团副总裁张璐晶：PPP 助力高质量生态环境治理党的十九大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式写入党章，国家也先后出台了“水十条”“河长制”等政策，环境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国内的水环境治理仍面临巨大挑战。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过去建在城镇边缘的污水处理厂被居民区包围，臭气、噪声严重影响周边环境，原有污水厂占地面积大、处理规模不足、出水标准亟须提高。作为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旗下专业水环境业务平台，中国水环境集团坚持“为国而投”，服务国家战略。通过近5年的探索实践，提出“适度集中，就地处理，就近回用，原地不停产改扩建”的下沉式再生水厂系统理念，得以创新实践，解决了邻避问题，实现了水资源、土地资源充分利用。下沉式再生水厂具有土地节约、资源利用、环境友好的特点。截至2018年底，全国城镇累计建成运行的污水处理厂4332座，污水处理能力达1.95亿立方米/天。若将全国80%的传统地上厂改造为下沉式再生水厂，占地仅需9.3万亩，节约用地129万亩，可带动改造投资1.55万亿元，节约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可带动约10.8万亿元绿色产业投资。以云南大理洱海环湖截污PPP项目为例。作为洱海保护的核心工程，该项目内容包含新建6座下沉式再生水厂、231公里环湖截污干管（渠）、12座提升泵站等，总预算34.9亿元，超过了“十二五”期间洱海保护治理的总投入。在这个项目中，政府用1亿元的资本金，撬动了社会资本投资28.8亿元。项目建成后由中国水环境集团负责专业化运营。通过中国水环境集团的技术提升，项目实际投资节省了约6亿元，每年减少洱海抽取灌溉用水2000万吨。2019年2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洱海保护治理情况时，现场调研了中国水环境集团双廊下沉式再生水厂。编辑：谢玮 编审：张伟

“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弹指四十载，归来似少年穿上黄色T恤，戴上红色铭牌，在北大建校12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5月3日，77、78级校友提前返校为母校庆生。77级经济系两个班三十多人从天南海北赶回燕园。班里的“老大哥”张文祥71岁，已经退休十多年；年纪最小的同学也要马上迈入耳顺之年。帮忙张罗聚会事宜的海闻66岁，但他觉得大家都还年轻，是过了60岁的“中年人”。大家都老了。有人头发花白，有人步履蹒跚。但站在北大经济学院里拍大合影时，同学们振臂欢呼的表情，和1981年10月21日站在博雅塔前拍毕业照时没什么两样，时光仿佛定格在四十年前。上图：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2班同学集体合影。下图：北京大学77级经济系部分同学在图书馆前合影。受访者供图这是怀旧的一天。他们回到学一食堂吃了顿怀旧午餐。如今的学一食堂排骨、红烧肉什么都有，不像四十年前，早晚两顿都是玉米糊糊，红烧茄子和苏造肉还要两三毛钱。想去学校对面的海淀路长征食堂大撮一顿，还得先摸摸兜里有没有钱。上图：5月3日，77级经济系老同学在学一食堂吃了一顿怀旧午餐。下图：77级经济系同学当时在密云水库春游。受访者供图当年的老师厉以宁给他们重温了经典一课。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的厉老师，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脱稿讲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形势”。说到“你们是最幸运的，你们进北大的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台下同学激动感慨：“我们改革初启时入学，经历了四年学习，毕业后又投身改革奋斗的大潮中。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国家的变化天翻地覆。”上图：5月3日，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内，厉以宁教授现场授课，让校友们重温当年的课堂气氛。下图：77级经济系外教上专业英语课（有海闻、丘小雄、易纲等）。受访者供图改革辞典之“恢复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上图：5月3日，77级经济系晚上聚餐，老同学们在诗歌的感召下，高举双手，为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点赞，为自己这一代人点赞。下图：77级经济系当时毕业告别时跳舞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故人相见，诉不尽的师生情、同窗情。刘沈生记得，早上的师生座谈会上，有老师吐槽他们当年的数学水平太差，只有二三年级水平。台下的同学们使劲儿鼓掌。老师话锋一转，“但我也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刻苦的学生。”大学里起早贪黑、拿着手电筒夜读的画面，好像又近在眼前。上图：5月3日，北京大学77、78级经济系回校参加校庆。展演现场，主持人呼喊经济系名字时，同学们激动地挥舞双手。下图：77级经济系二班四组合影。受访者供图班级“老大哥”张文祥记得，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刘伟，当年和他同宿舍，常常借笔记给他抄。有一次，张文祥因低血糖晕倒在澡堂，有同学赶紧帮他找医生，也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图：5月3日，北京大学，回校参加校庆的老同学紧紧相拥。下图：77级经济系同学当年在班级活动中表演英语剧。受访者供图2班的老班长李锦平和同学温瑾专门为入学40年写了一首诗。聚会当晚，由李锦平和刘玉香朗诵：“四十年的时间很远很远／不经意间我们已从青年步入老年／曾经的容颜不在／岁月的沧桑爬上了脸……”上图：5月3日，77级经济系晚上聚餐，李锦平（左一）为大家朗诵自己写的诗。下图：1981年“3.20之夜”，北大学子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受访者供图酒过三巡，刘沈生说要发言，说说同学间的事。她加入班级微信群不过三个月，已经发现大家争论国家大事，因为意见不同，一部分同学又建了一个微信群。“如果我们北大人都做不到兼容并包，我们中国怎样才能发展？ 我希望大家能尽释前嫌。”她的声音突然开始颤抖，“不要等到50周年，我们看不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后悔的。”掌声一片。有同学趁热打铁，建议大家重回一个群。酒酣时，年过花甲的“中年人”们像孩子一样举手高呼：“我自豪，我骄傲，因为我是七七级的一员”。上图：5月3日，北大77级经济系的温瑾在向同学们介绍，这是她年轻时的样子。下图：77级经济系当时班级出板报的照片。受访者供图北大77级经济系部分老照片、老物件（以下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1977年高考前夕，海闻当时寄给母亲的家书，信中他告诉母亲，目前有高校即将招生的消息。△ 当时的北大校徽。△ 77级经济系海闻当时的学位证书。△ 77级经济系海闻当时的毕业证书。△ 当时海闻（左一）和室友的合影。△ 当时送易纲（左一）去美国留学时的合影。 △ 当时去上海实习的同学合影。△ 1981年3月29日，国家男女排球队员来到北大，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系运动会夺冠的合影。△ 当时班级女生游泳前拍的照片。△ 当时的班级活动，同学跳舞。△ 当时同学们一起去定陵的照片。△ 当时班级同学与外国友人合影的照片。△ 当时77级二班五组合影。△ 当时的班级活动，野炊。△ 当时的班级活动照片。 △ 当时的毕业前的聚会。△ 77级经济系毕业照。详细文字报道请见2018年5月14日《新京报》A08-09/A10-11特别报道北大经济系77级：站在拐点上的一代（2018年5月14日《新京报》A08-09文字部分）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这回要看真本事了”“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1978年1月，已经回到杭州老家过年的海闻收到了从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发来的电报。时隔四十年，回想当时的场景，海闻的眼里依然会泛起泪光。那时候，他已经在黑龙江待了九年。中间好几次被推荐上大学，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县里，都因为他出身“黑五类”——1957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明明不行，却还不停说要上大学。”海闻回忆说，1977年前后母亲已经反复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电信局的班，“这辈子不要想那么多了”。海闻想再试试。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学校招生早就开始了，但1977年9月还没什么动静。大家都在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其实，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已经报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从了与会科教界人士的建议，当即拍板决定在当年就恢复高考。消息传到红卫公社，大家奔走相告：“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闻没想到，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从眉县教育局办公室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林双林高兴坏了，顾不上找大门，直接从半截土墙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吓了一跳，赶紧叮嘱他，别高兴过头出个啥事。小学五年级时遭遇“文革”，林双林在眉县农村搬过石头、修过水库，也在村里的小学当过校长。他也想被推荐上学。有一年，推荐上高中的名额被生产队长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大队的一个女孩子。对于“文革”前的老高三张文祥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还有半个月要高考，他已经填完了志愿，“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复了，我能不参加吗？”张文祥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北京大学学生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们，从工厂车间、农村大田、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那时候，北大周围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农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门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车。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时，陕西农村出身的林双林不禁感叹，“北大怎么有这么多门，北大怎么这么大！”全年级80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张文祥和李铁军，入校时已经31岁，张文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纪最小的18岁，刚刚应届高中毕业。系里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来个。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一起住进37号楼，成了同学。“刚进校那会儿，我们有点狂。”海闻回忆，进校没多久，就有77级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76级学生不乐意了，说他们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时间，也没分出结果。77级始终觉得，“工农兵学员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会儿没有课本，都是油印的讲义。英语老师年纪小，“讲台下的学生像她的叔叔一样”。“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林双林说。那会儿他走路、吃饭排队、坐公交车，都拿着单词本，连着三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张文祥有时候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俄语单词。那时候，大家都很注重锻炼身体。早上天还没亮，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去操场沿着400米跑道跑两圈。一位同学回忆说，大家都有种感觉，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给他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陈岱孙等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和萧灼基在当时也只是讲师。老师们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问题，经常争到面红耳赤。“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讲座是常事。林双林觉得眼界开阔了很多。上大学前，他总想着要学哲学，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他去解放。后来才发现，“当时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别还很大。”让海闻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场讲座。孙冶方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如何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还没完成。他想到了“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落后的经济，恍然大悟，“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封建残余。”━━━━━“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课堂上，厉以宁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是和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从1978年入校到1982年毕业，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也在感受着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冲击。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上思想解放浪潮一波连着一波，校园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何小锋听完一场讲座后，发现老师讲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随即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观点引发争议。这件事让不少学生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质疑。”在77级经济系毕业典礼上，一位老师说，个别学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气氛有些尴尬时，厉以宁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这段话何小锋记了很久。后来他回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时，又谈及这段往事，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第三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初，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发展最鼎盛时，《学友》社还向人大、复旦等全国七大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倡议，准备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和《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陶海粟在博客里回忆说，当年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上发稿——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易纲大三赴美留学之前谈对“思想解放”的思考，还有同学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了看法。那时候，大家流行在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晚，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再扳回三局，最终赢了韩国男排，获得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口号。有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海闻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心也比较散，这个口号把大家凝聚起来了。”他说，77级这一代正处在中华民族要崛起的历史阶段，一直都觉得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77、78级现象”毕业后，海闻和林双林去了美国读书，易纲大三就去了美国；何小锋、刘伟等留校读研；潘慕平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报社；陶海粟、张晓强、丘小雄、毕井泉、石小敏等同学则进入了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大家遵从萧灼基老师的教诲，成了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家。去美国前，林双林去拜访了陈岱孙。老先生总是讲到自己20世纪20年代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他说当时最怕自己当了亡国奴。林双林听懂了老师的意思，赶忙表示，学生一定早日学成归国。海闻出国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早点学成归来参与国家建设”。1995年，他们先后回国。这一年的3月10日，海闻、易纲、林毅夫、张维迎共同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行了成立大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高端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用研究为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后来，海闻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创建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等交流平台。他曾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却始终站在教学一线，他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学子最受欢迎的启蒙课程之一，撰写的《国际贸易》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教科书。林双林回国后，先在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当了八年系主任，帮助财政学系设立了博士点，后来一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2007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近些年帮助财政部做医改、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潘慕平从投行退休后，担任了北大金融家俱乐部主席，现在还在为北大金融校友提供服务。多年过去，大家都老了。一大半同学已退休。相对年轻些的，仍在发挥余热：易纲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毕井泉出任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还有些同学仍战斗在国内外科研一线。海闻今年已经66岁，他早已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发展上。最让他骄傲的是，今年3月，他把校区开到了英国牛津郡。未来，他希望把汇丰商学院建成国际知名、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由于77、78级大学生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被学术界称为“77、78级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曾撰文说，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体现出来。”刘海峰说。△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77、78级经济系回校参加校庆。全体回校校友齐唱国歌。- The End -摄影：新京报记者彭子洋采写：新京报记者张维 实习生张一川编辑：小麦本文为拍者（微信ID：ipaizhe）原创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欢迎朋友圈分享

北京大学77级经济系同学们当时进行野炊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5月3日，北大77级经济系的老同学们高举双手，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点赞，为自己这一代人点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改革物语北京大学77级学生当时的校徽。 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1977年夏天，来北京出差的黑龙江知青海闻站在北京大学西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羡慕校园里的学生。他问自己：“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一千多公里外的陕西眉县，22岁的教育局干事林双林正埋头给领导写报告，他盘算着，要好好工作，说不定哪天就被推荐去上大学了。在北京朝阳无线电厂当车间主任的潘慕平已经29岁，他也想上大学，但领导一直不同意推荐。他几乎要认命了，以为自己会在工厂里待一辈子。几个月后，他们等来了转机——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这几个年轻人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系。这一年冬天，全国570万青年从四面八方涌进考场，27.3万人被录取。“高考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命运的转折点。”海闻说。四十年前，住在燕园37号楼的小伙子们哪会想到，后来他们中将会走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以及诸多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这回要看真本事了”“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1978年1月，已经回到杭州老家过年的海闻收到了从黑龙江虎林县红卫公社发来的电报。时隔四十年，回想当时的场景，海闻的眼里依然会泛起泪光。那时候，他已经在黑龙江待了九年。中间好几次被推荐上大学，不是卡在公社，就是卡在县里，都因为他出身“黑五类”——1957年，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家人看我就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明明不行，却还不停说要上大学。”海闻回忆说，1977年前后母亲已经反复催促他回城，接她在杭州电信局的班，“这辈子不要想那么多了”。海闻想再试试。往年七、八月份高等学校招生早就开始了，但1977年9月还没什么动静。大家都在传说要恢复高考了。其实，1977年6月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已经报送中央。但在8月6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从了与会科教界人士的建议，当即拍板决定在当年就恢复高考。消息传到红卫公社，大家奔走相告：“这回要看真本事了！”海闻没想到，后来他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从眉县教育局办公室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林双林高兴坏了，顾不上找大门，直接从半截土墙上翻到隔壁院子去，站在舅舅面前大喊：“我考上了！考上北大了！”舅舅被吓了一跳，赶紧叮嘱他，别高兴过头出个啥事。小学五年级时遭遇“文革”，林双林在眉县农村搬过石头、修过水库，也在村里的小学当过校长。他也想被推荐上学。有一年，推荐上高中的名额被生产队长孩子拿走了。又有一年，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大队的一个女孩子。对于“文革”前的老高三张文祥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足足等了十年。1966年，还有半个月要高考，他已经填完了志愿，“文革”来了，停课闹革命，大学梦成了泡影。“等了十年，高考恢复了，我能不参加吗？”张文祥说。“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1978年2月底，这些学号以“77”打头、北京大学学生学籍档案上写着“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年轻人们，从工厂车间、农村大田、部队军营，聚集到了未名湖畔。那时候，北大周围都是50年代的破房子和大片的农田、菜地。出行只有校门口的一趟332路公交车。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时，陕西农村出身的林双林不禁感叹，“北大怎么有这么多门，北大怎么这么大！”全年级80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张文祥和李铁军，入校时已经31岁，张文祥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年纪最小的18岁，刚刚应届高中毕业。系里男生居多，女生只有十来个。机关干部、下乡知青、厂矿工人、现役军人，什么职业都有，大家一起住进37号楼，成了同学。“刚进校那会儿，我们有点狂。”海闻回忆，进校没多久，就有77级学生贴出大字报，说自己是华主席的第一代大学生。76级学生不乐意了，说他们才是。大家吵了一段时间，也没分出结果。77级始终觉得，“工农兵学员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那会儿没有课本，都是油印的讲义。英语老师年纪小，“讲台下的学生像她的叔叔一样”。“大家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林双林说。那会儿他走路、吃饭排队、坐公交车，都拿着单词本，连着三个暑假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张文祥有时候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俄语单词。那时候，大家都很注重锻炼身体。早上天还没亮，体育委员就组织大家去操场沿着400米跑道跑两圈。一位同学回忆说，大家都有种感觉，觉得未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所以要准备好。给他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陈岱孙等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和萧灼基在当时也只是讲师。老师们把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问题，经常争到面红耳赤。“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专家来讲座是常事。林双林觉得眼界开阔了很多。上大学前，他总想着要学哲学，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他去解放。后来才发现，“当时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别还很大。”让海闻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场讲座。孙冶方说，中国的问题不是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如何解决封建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都还没完成。他想到了“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落后的经济，恍然大悟，“很多事情看起来是资本主义，其实是封建残余。”“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课堂上，厉以宁常常提醒他们，“你们是和思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从1978年入校到1982年毕业，77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也在感受着思想解放、理想重建的冲击。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上思想解放浪潮一波连着一波，校园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何小锋听完一场讲座后，发现老师讲的“只有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流通和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说法和第三产业日益发达的现实不相适应。随即撰写论文发表在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观点引发争议。这件事让不少学生印象深刻——“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少有人质疑。”在77级经济系毕业典礼上，一位老师说，个别学生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培养这样的人就是培养无产阶级掘墓人。气氛有些尴尬时，厉以宁突然站起来，大声说，“不能这样对待学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他说，有些大人物一言九鼎，但他的话十年后没人记得；有些年轻人人微言轻，但他的话十年后仍然有人想起。这段话何小锋记了很久。后来他回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时，又谈及这段往事，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第三产业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初，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自己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发展最鼎盛时，《学友》社还向人大、复旦等全国七大经济系和社科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倡议，准备成立“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和《全国大学生经济学报》。陶海粟在博客里回忆说，当年全年级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上发稿——丘小雄比较债券发行的利弊得失、易纲大三赴美留学之前谈对“思想解放”的思考，还有同学对苏联经济问题提出了看法。那时候，大家流行在学术期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毕业前最后一年，几个同学还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翻译出版了一本《当代十二个经济学家》。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那晚，中国男排先输两局，再扳回三局，最终赢了韩国男排，获得当年世界杯排球赛的入场券。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口号。有学生喊出了“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海闻至今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人心也比较散，这个口号把大家凝聚起来了。”他说，77级这一代正处在中华民族要崛起的历史阶段，一直都觉得振兴中华是他们的使命。“77、78级现象”毕业后，海闻和林双林去了美国读书，易纲大三就去了美国；何小锋、刘伟等留校读研；潘慕平被分配到上海的一家报社；陶海粟、张晓强、丘小雄、毕井泉、石小敏等同学则进入了政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大家遵从萧灼基老师的教诲，成了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金融家和大企业家。去美国前，林双林去拜访了陈岱孙。老先生总是讲到自己20世纪20年代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他说当时最怕自己当了亡国奴。林双林听懂了老师的意思，赶忙表示，学生一定早日学成归国。海闻出国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早点学成归来参与国家建设”。1995年，他们先后回国。这一年的3月10日，海闻、易纲、林毅夫、张维迎共同发起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举行了成立大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高端智库——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他们用研究为国家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后来，海闻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科研，创建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等交流平台。他曾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却始终站在教学一线，他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学子最受欢迎的启蒙课程之一，撰写的《国际贸易》是经久不衰的经典教科书。林双林回国后，先在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当了八年系主任，帮助财政学系设立了博士点，后来一直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2007年起，他担任北京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近些年帮助财政部做医改、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潘慕平从投行退休后，担任了北大金融家俱乐部主席，现在还在为北大金融校友提供服务。多年过去，大家都老了。一大半同学已退休。相对年轻些的，仍在发挥余热：易纲不久前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毕井泉出任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党组书记，还有些同学仍战斗在国内外科研一线。海闻今年已经66岁，他早已不再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发展上。最让他骄傲的是，今年3月，他把校区开到了英国牛津郡。未来，他希望把汇丰商学院建成国际知名、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由于77、78级大学生无论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被学术界称为“77、78级现象”。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曾撰文说，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是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所作所为体现出来。”刘海峰说。改革亲历潘际銮 91岁，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1977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1977年8月初，我接到学校通知，要和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一起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4日开始，会期5天。我们在北京饭店报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还有33位来自科学院的专家和高校教师。每场会议都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邓小平同志一来就跟我们说，想听听大家意见，题目是科学研究工作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求，怎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会议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的发言集中在“文革”对知识分子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打击和迫害上面，基本就是吐苦水，每个人一吐就是一两个小时。我讲了自己被迫害的情况和清华教学科研情况。1948年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任教。“文革”一开始，“四人帮”统治了学校，工宣队把我所在的焊接教研组打成了清华大学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土围子”，我是“土围子”“头目”之一，还被下放到校办工厂里劳动改造，不准讲课、不准接触同学、不准搞科研、不准和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我说，像我这样被迫害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整个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无法进行，这样下去中国就不会有希望。何东昌发言说，清华大学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素质很低，很多人只有小学水平，到校后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当时就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座谈会开到第三天，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在发言中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说必须重视高校招生工作，因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用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他第一个建议恢复高考。我们都表示赞同。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召开，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各地已经开始准备招生了。邓小平问：“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旁边的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当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由于邓小平的这个表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这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举行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8月8日座谈会结束。我觉得相当振奋。1977级学生入学后，我明显感觉到教学秩序和师生关系恢复正常。上课时，再也没有学生像当时的部分工农兵学员一样把老师当敌人来批斗了。改革辞典恢复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京报记者 张维 实习生 张一川

卢锋 视觉中国图对于201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近一段时间，学界有不少讨论指出，新的一年，可以考虑经济增长目标相比目前有小幅下调，以应对各方面变化。经济预期增速是宏观调控之锚。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增速目标就像‘指挥棒’，不一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能保证跟上节奏，但没有‘指挥棒’，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混乱”。该如何设定合理预期值，保证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平衡？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有关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GDP增速达到预期目标12月19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2018年宏观调控目标较好完成，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朝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成绩来之不易。从数据上看，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分别为6.8%、6.7%和6.5%,均达到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的目标。2018年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为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过，与此同时，新的一年我国面临的各方面风险和挑战也在不断加深。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要增强忧患意识，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2019年未必拘泥于“6.5%”NBD：您认为，2019年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是否还会如前几年那样，继续坚持设定年度GDP增速不低于6.5%的目标？支撑您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何在？2019年，中国经济要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比较符合实际需要？卢锋：首先，从当前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国民经济在这一阶段的下行压力还是有一些大。因此，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决策层还会不会继续设定年度GDP增速6.5%左右的目标？这个设定的可能性似乎不是很大，有可能根本不会设定这样一个增速目标。这是因为，2018年的不确定性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了，但2019年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比以往一些年份都要大，其中主要的不利因素，就是2019年的外部环境不能确定。从长期来看，此前“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所提及的‘十三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内容，也就是到2020年保持年均6.5%的GDP增速目标，决策层应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谈到2019年GDP增速究竟是多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数字而已，讨论一个数字究竟表现如何可能并不重要。有人说2019年GDP增速可能是6%，有人说可能是6.2%，数据最终的数值究竟如何，还是取决于2019年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稳增长信号值得高度重视NBD：经济的平稳增长离不开消费、投资和出口这组“三驾马车”的推动，在您看来，2019年上述三个领域的发展都面临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政策层面可能有什么应对措施？卢锋：就这些方面在新一年的走向，我们应该关注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有关表述。这次会议在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为了稳增长的目标，政策层面可能会针对提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组“三驾马车”的表现出台一些政策。比如说，2018年年内汽车行业走势不如预期、汽车的销量连续多月出现下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2019年可能会为了汽车行业的“稳增长”，出台一些新的补贴和优惠政策。NBD：从2019年国际经济态势来看，除了众所周知的和特定国家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这个“变量”以外，您认为在国际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黑天鹅”，可能会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如何应对？卢锋：我觉得，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可能对2019年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对国际多边贸易机制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则改革的过程中，各方可能产生的一些争议，甚至出现所谓的“规则战”，这个问题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在与特定国家的贸易摩擦方面，我认为接下来局势可能有一个缓和，这是因为谈判慢慢往前推进的缘故。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应对一旦谈判谈不拢的情况。不过，与特定国家贸易摩擦的缓和并不意味着贸易方面的问题就此消失。随着WTO规则可能发生改变，在这一过程中，不少国家间很可能会产生摩擦，甚至出现冲突，由双边的争议上升到多边的争议，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为纠结”。这方面可能对2019年形势变化带来的比较重要的影响就是，一些双边贸易争端问题可能变成外部环境的变化问题，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12月4日，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处获悉，全球网总编辑刘月好先生再次被聘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校外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创建于1985年，其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更早可以追溯至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商学科。据2020年8月学院官网信息显示，学院有教师约200人；设有6个系，开始6个本科专业；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2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9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9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4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和“全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学术底蕴、重要的学术地位、不断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往期照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和科研力量。学院现有全职教师、兼职教授、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200余人。拥有经济研究所、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中国都市经济研究基地、产业与文化研究所、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信用与法律研究所、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精算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等17个校级、院级科研机构，承担着大量的重要科研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省部委和国内国际著名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聘书照片刘月好，著名书画家、导演、制片人，现任国务院国宾礼特供艺术家，中国国宾礼书画评审委员会评委、顾问，中国国宾礼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全球网总编辑，全球品牌网总编辑，中华文化网总编辑，京津冀融媒体传播中心主任、全球网络电视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2016亚太企业家联盟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2016年度影响力文化十大品牌人物、CCTV品牌影响力高级顾问，“唱响中国梦”全国巡演总导演，APEC中国企业家联盟名誉主席。 中国名人榜上榜人物。

中国经济周刊微信号：ChinaEconomicWeekly中国经济周刊官方网站：经济网 www.ceweekly.cn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记者 张璐晶） 2017年9月9日，由财政部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 “引领新常态，创新PPP发展理论与实践高层对话暨北京大学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成功召开。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PPP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耀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出席会议并致辞，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来自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国内行业部委、地方政府、科研院校、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等近40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财政部PPP中心主任焦小平主持。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PPP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史耀斌 （《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 胡巍 摄）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致辞中指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统筹推进PPP改革，积极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精神，在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进行了积极具体的先行先试探索，取得阶段性成果，丰富了全球PPP发展经验。在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PPP作为财经合作重要内容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厦门宣言。史部长要求，当前PPP市场建设工作的重点是规范发展、防控风险、促进可持续发展。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准确理解PPP改革科学内涵，不能把PPP变相作为政府一种新的融资手段，要把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防控风险放在首位。二是加大对违法违规项目的处理和曝光力度，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稳定社会投资预期。三是要抓好实施方案编制、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公平采购、合同管理、绩效付费等关键节点工作，把好关口，切实解决PPP泛化异化问题。四是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细化披露内容，让项目在阳光下运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史部长希望，通过财政部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北京大学建立起全球一流的PPP基础理论研究平台，全面加强PPP改革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加快推进PPP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建设工作。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 （《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 胡巍 摄）北京大学郝平书记围绕新常态下创新PPP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指出PPP模式是有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创新，推动我国公共领域改革。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响应国家各项战略部署、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体制壁垒、实现创新价值、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学将继续担负起制度创新、理念创新、科技创新的先锋作用，带头推进PPP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和广泛合作格局。郝书记提出，北京大学PPP研究中心将积极响应国家设立雄安新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雄安新区设立研究基地；将打造中国的PPP学术高地，联合各高校共同发起设立“PPP学术联盟”，并以此为核心组织“全球PPP50人”论坛，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深刻阐述了对PPP模式的认识，强调PPP模式在中国有前途，应规范发展，特别是要讲诚信，这对中国改革是有很大帮助的。刘尚希院长认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与国外的PPP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差异，本质上是个治理问题，并强调在立法上应把PPP合同作为民事合同。李扬理事长指出，推行PPP重在创新公共产品的提供模式，提质增效，而不能重在筹资；理顺价格机制，确保公平竞争，注重政府诚信和政策稳定。孙祁祥院长就PPP的理论研究、未来社保改革应以PPP为目标模式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保障的“生产”和“供给”等方面阐释了未来北大PPP研究中心的任务与责任。会议围绕“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力建设，推动PPP理论创新与升华”和“回首PPP实践与探索，开创新常态下发展新格局”2个议题特邀嘉宾进行专题讨论交流。经济学家厉以宁等为北大PPP研究中心揭牌 （《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 胡巍 摄）大会之后召开了PPP学术联盟会议，倡议成立“中国PPP学术联盟”，探索建立“全球PPP50人”高端智库。北京大学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同签署“学术联盟”倡议书，并欢迎更多国内外高校参与，建立全球PPP智库网络。北京大学王博副校长和财政部PPP中心焦小平主任参加了会议并致辞。与此同时，还召开了财政部PPP专家会议，围绕“规范与创新”主题，讨论了PPP专家的使命与担当，规范专家入库机制，增强专家队伍的引领能力，更好服务于PPP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