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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张志洲：要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需要有战略性筹划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论上对国际话语权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则是推进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基本前提。近年来，国际话语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媒体舆论与学界对于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对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尚较浅显，有的研究脱离了现实语境，有的认识似是而非。为推进我国国际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本文力图阐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几大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在中文语境中，“权利”和“权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词，都可以简称为“权”，但前者如“生存权”“发展权”“人权”之权利，其相对应的英文词是“right”，通常是个法律概念;后者如“政治权力”“软权力”“权力和威望”“由权力界定利益”中的权力，其对应的英文词是“power”，通常是个政治学概念。话语权本身是个外来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power”“powerofdiscourse”或法语词“pouvoirdudiscours”。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就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时的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话语权”一词，这里的“权”即权力(pouvoir)，与他“知识就是权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话语权”一词的本质。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即通过话语来获得权力，它与军事、经济等物质性权力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当今世界，中国并不缺乏国际表达的自由权利及其合法途径，而急需加强的是“话语权力”。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关系。很多人认为，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与国家实力成正比。如美国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其也拥有最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当前中国无需有国际话语权发展战略，只要坐等经济、军事等方面国家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自然会随之强大起来。然而，这种论调只是片面理解了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家实力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国际话语权的强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国际话语权并不按照国家实力大小来分配。如在某些领域，一些小国由于善于设置议题或站在道义制高点而拥有更强的话语权。第二，不同国家实力的构成结构不同，仅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物质性实力，而缺乏强大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影响力也难以赢得强大的国际话语权。第三，国际话语权可分总体性国际话语权和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是对总体性国际话语权结构的表述，而在气候、反恐、核不扩散等具体问题领域，各国的国际话语权大小则各有不同。一个国家在某一领域的话语权强并不意味着在另一个问题领域的话语权也强。国际话语权与对外话语体系的关系。首先，一国对外话语体系的优劣，会影响到其赢得国际话语权的状况。通常而言，一套被普遍接受的、有高认同度的对外话语体系容易赢得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由于一国的对外话语体系是该国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利益关切、对外战略等诸多因素的反映，因此其可能增强也可能削弱该国的国际话语权。其次，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维护或推广本国的理念、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并进而引导国际话语主流。但掌握强大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其对外话语体系未必就是合理和先进的;同理，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小的国家，其对外话语体系则完全可能更加先进。再次，国际话语权虽然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权力，但是由话语或话语体系本身带来的“话语性话语权”只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样式，其他的样式还包括结构性话语权(一国在国际权力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中的地位带来的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一国在全球性或地区性的重要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安排中，尤其拥有的影响力而带来的话语权)等。国际话语权建设不仅要重视“话语性话语权”，还要重视如何获得结构性话语权和制度性话语权等其他国际话语权样式。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点与基础。国际话语权既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总体性的话语权份额，也可以用来指国家在单个层面、单个问题领域的话语权状况，如地区安全、网络规则、环境保护、政治制度等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目前，对于我国来说，首先要对重点加强哪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有清晰的目标，没有重点、不分轻重缓急、“胡子眉毛一把抓”肯定是不行的。其次，虽然各层面、各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诉求看似纷繁杂乱，但仍然有一个最为基础的领域，即政治话语权。当前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最为尖锐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领域。因此，政治话语权应该是当前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核心，其中学术话语权更是基础。新近的“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霸权稳定论”“亚洲再平衡”等，都是与西方学界相关联，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攻击和西方学界命题的挑战，中国也要注重从学术上予以回应，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赢得话语权。所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基础性意义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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