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审稿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人民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谢伏瞻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人民网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郝孟佳）28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在澳门联合发布“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会议现场 澳门科技大学供图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表示，在新的时期，国家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教育和传承。澳科大建校20年来，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不断进步，正朝着文理兼长的综合性大学迈进。澳门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澳门科技大学有责任、有条件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为增强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爱澳精神提供学术支撑，为“一国两制”事业新实践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喜见“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成为“十大热点”之一。澳門科技大学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广志表示，历史研究是澳門科技大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澳門科技大学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等重大研究项目。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课程已面向全球招生；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历史人物、近代香山（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出版《唐廷枢研究》集刊。林广志说，在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特区政府支持下，中国历史研究院与澳科大在澳门联合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致力于澳门历史研究的世界性学术平台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据了解，“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自2017年开始评选和发布，是澳科大社文所历史学学科建设、博士生学术训练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其目的是客观记录和梳理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在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特点和趋势，提高历史学的社会关注度，传播和弘扬中华历史文化。观察和评选范围包括年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在国内外50余位著名历史学家以及海峡两岸暨港澳主要历史学期刊主编的支持和参与下，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相关热点介绍和专家点评在澳门大学《南国学术》刊登。2017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得到中外历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相关科研及教学机构项目指南、历史教学的重要参考。【来源：人民网教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继2017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3月24—25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再度联手，在芜湖合作召开了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2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7篇，就徽州文书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第二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于会前先行拜读了所有的参会论文，并全程参与了会议的讨论，颇多受益。从总体上看，此次提交的论文皆相当扎实，基本上都是用一手文献（特别是徽州文书新史料）说话，在一些方面具有相当的突破，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制度运作与民间应对，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此次会议上，有多篇论文聚焦于制度史相关问题的考察，特别是对较长时段制度史源流的探索。譬如，栾成显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一文，对“鱼鳞图”之称的首现时间、绍兴经界与所造图籍、砧基图与鱼鳞图等，都做了颇为细致的考证。他指出：“鱼鳞图册起源有各种说法。鱼鳞图之称在绍兴年间已然出现。绍兴经界继承了北宋方田法清丈土地之策，而有新的发展和突破。绍兴经界缘起于按图核实。打量步亩、画图供帐为绍兴经界的核心和关键。以保为单位的鱼鳞图帐，是绍兴经界的基本帐籍。砧基簿与鱼鳞图不应混为一谈。绍兴经界是先攒鱼鳞图，后造砧基簿。鱼鳞图帐以地为母，以人从地；砧基簿以人为母，以地从人，二者属性有所不同，其演变结果亦不尽相同。绍兴经界有关鱼鳞图册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各种鱼鳞册籍雏形已经显现。后世鱼鳞图册实起源于绍兴经界的鱼鳞图帐，不是从砧基簿演变而来。”此一研究探源竟委，就鱼鳞图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栾成显研究员的报告黄忠鑫副教授（暨南大学）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富溪程氏中书房祖规家训封坵渊源合编》中找到多份标明为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的文书，他结合其他史料，介绍了跨越政区与朝代的诉讼案卷、南宋后期的户帖，试图探讨明初土地赋役登记制度之转变、文书中的钱粮代理人员等问题。该文辨正了砧基簿与户帖的关系，可以与栾成显的前揭研究比照而观。黄忠鑫认为，这批资料具有较强的连贯性，对于认识长时段的土地赋税制度、地方社会人群关系等问题颇有助益。阿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官文书“白牌”之嬗变，作了细致的探讨，他指出：“明代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白牌’是指白色的木质‘信牌’。作为一种官文书，广泛用于催督公事、拘提人犯、传递政令，同时也是享受国家驿传服务的凭证。明代中后期，随着纸牌、信票及火牌、火票的广泛使用，白牌的使用范围逐渐减少。入清以后，在行政事务中，‘白牌’被纸质的信票、宪牌（票）取代。在驿传中，‘白牌’被‘火牌（票）’取代。有明一代广泛使用的‘白牌’退出了历史舞台。”此一研究，涉及明清之际行政事务中官文书的渊源流变，他以第一手的文书史料，厘清了此前脉络不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述这些，都与南宋以来制度史上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除此之外，也有文章涉及民间社会的应对措施。刘道胜教授（安徽师范大学）考察了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现象。所谓“朋名”，是指在赋役户籍登记以及基层职役呈报中所存在的因循故祖姓名、合众串合名称、虚设众存户籍等，亦即以虚应之名佥报官府的做法。这些名称循名责实，乃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的实际人户。他利用万历《程典》、道光《鼎元文会同志录》等珍稀文献，对图甲总户与子户以及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之朋名佥报现象，分别作了细致的勾勒，并分析了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朋充在明代徽州即日趋普遍，并作为基层社会清承明制之一重要方面长期延续。由明至清，‘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虚应’的发展历程。从而在基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实际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朋名现象之广泛存在，再次提醒研究者在对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应慎重区分契约书写中虚拟人户与实在人名的差别。（二）更为精细化的徽商研究在“徽学”研究中，无远弗届、通财鬻货的徽商一向备受关注。在此次会议上，也有多篇论文涉及徽商的相关问题。日本学者大田由纪夫教授（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聚焦于明清时期徽州“名族”之一的率东程氏，在他看来，对于屯溪发展颇具贡献的程维宗虽然广为人知，但其如何积累起巨额财富却几乎无人知晓。有鉴于此，《率东程氏之兴起》一文，即针对明初率东程氏的崛起提出一些新的史料，并加以细致分析。大田由纪夫认为，程维宗是抓住了明初开中法之机遇而在经济上崛起的富商之一，他的发财使得率东程氏得以跻身“名族”之列。程维宗之业盐交易并非单枪匹马，而是与复数的“商贾”合作进行。考虑到这一点，他的活动似乎不是孤立的例外事例，而是明初徽州社会中已相当普遍的商业行为。“明初率东程氏的兴起与中期以后徽商的蓬勃发展之间是否有历史性的关系、其关系又是如何，今后必须慎重地加以探讨”。他指出：“开中法下盐业所产生的巨额财富，滋润了明初徽州地方，成为激活人们商业行为的原动力。……率东程氏兴起的过程，在理解明代徽商崛起的历史现象上”，可以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揆诸史实，关于徽商的起源，历来有“东晋说”、“南宋说”和“明代说”之别。根据目前的研究，“东晋说”实为后人对“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史料之误读，而“南宋说”目前虽然仍有人坚持，但绝大多数学者皆倾向于明代中叶说——亦即所谓徽商，不是指个体的商人，而是从明代中叶起以群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群体。不过，近年来学界的一些新探索（包括大田教授的此一成果），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契机。晚清民初歙县巨商吴炽甫信函，私人收藏王裕明研究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指出：虽然我们通常认为经商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上，徽州人外出谋生手段相当之多，除经商之外，还从事手工业、雇员、务农、塾师、行医和挑力，等等。他根据嘉庆年间歙县桂溪项氏在纂修家谱时对流寓在外之族人所做的调查走访，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旅外徽州人的生计概况，论文展示的徽人生活图景颇为有趣、生动，富有学术价值。此外，梁诸英教授（安庆师范大学）对明清以来徽州与安庆地区之间人口迁移现象及其影响，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通过对两地之间长时期迁移人口职业特征的考察，揭示了历史和传统因素在区域经济发展变迁中的作用。马勇虎教授（黄山学院）根据黄山市档案局收藏的吴炽甫账册，初步探讨了茶号资本及其来源、茶业收购地点和销售地点等问题。李甜博士（复旦大学）对近代芜湖烟业及其从业群体的探讨，虽然不完全聚焦于徽商，但也利用了新见的档案史料，对1950年代商人之改造与消亡，提供了一个行业性的案例。此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商帮最终解体的艰难历程。[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收藏与徽商研究相关的还有对明清商书的探讨。其中，商编路程是明清商书的一个重要门类，而《一统路程图记》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路程书。冯剑辉教授（黄山学院）根据新发现的黄汴家族之明代谱牒刻本，对《一统路程图记》之编者黄汴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约山黄氏是明代徽州极为特殊的‘戚畹世家’。该家族依靠强大的皇族贵戚势力从事商业经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黄汴所著的《一统路程图记》，实际上是该家族数代徽商经营智慧的结晶。正是由于这样极为特殊的家族背景和经营实践，使该书成为明代商书的代表作，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张舰戈，在《明末清初徽商后裔汪淇与汪昂关系考证——以汪淇“还读斋”书坊为中心》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考证了西陵憺漪子（汪淇）与汪昂的关系。她指出：“汪淇与汪昂同为徽商后裔，是出五服之外的叔侄关系，汪淇为明末清初书坊主、小说家，汪淇也评注出版过一些医学类书籍，如《济阴纲目》等书，但未从事过医疗事业。汪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不仅是一代名医，同时还编辑出版过多部医学书籍。不过，他虽编著医书，却并不是一位书坊主，也没有继承书坊还读斋。汪桓是汪淇的长子，年龄应该比汪昂小几岁，是一位继承父业的书坊主，一生主要从事编辑刻书事业。由此可知：‘还读斋’在汪淇逝世后的主人应该是居住于杭州的汪淇长子汪桓，而不是已出五服的同宗侄子汪昂。”上述二文，对于厘清晚明清初商业书传承的源流脉络，颇具新意。（三）徽州族谱及宗族活动的多侧面解读明代中叶以后，徽州逐渐形成了宗族社会，族谱之编纂与宗族的活动更趋频繁。有关族谱与宗族活动，也有好几篇论文涉及。如刘伯山教授（安徽大学）的《徽州谱牒的存世数量与种类》一文，在估计存世谱牒数量与种类的基础上，具体介绍了即将出版的《徽州谱牒》之编纂原则。廖华生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发表《文献传播与明清徽州族规的发展》一文，分析了文献传播的方向性和时代特色。他认为，明清徽州文献尽管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个性也很鲜明；同质性很强的族规文本，是一些家族实现标准化或正统化的标签。董乾坤、张晓博士（安徽大学）合撰的《“谱”“志”之间：宗族发展与地方史的书写》，透过对胡曈、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并最后进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分析了宗族发展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刘伯山教授报告卞利教授（南开大学）长期从事徽学研究，曾出版《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此次提交的论文，即基于前期收集的丰富史料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清明会设立之缘起、功能、特点、资金筹措、运行机制及其存在的弊端等问题，作了极为细致的探讨，系统地勾勒出明清数百年清明会的嬗变过程。他指出：“明代中叶以降，原本由宗族族长、宗子主持的清明祖墓标祀和祭扫活动，在徽州科第勃兴与徽商异军突起等时代背景下，开始转向由清明会主持。这一转向，反映了徽州纯粹由单一的宗族族长、宗子以尽义务形式主持的墓祭制度越来越难以维系，不得不面向市场，采取由经济实力较强的族众以会员入股集资的清明会或墓祀会出面主持方式，组织和开展墓祭活动，这就为规模庞大、费用不菲的墓祭活动开支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清明会采取会首轮流值守司年制、会员入股资金等或田地山场生息增值制，激发了清明会首和会员组织与参加祖墓标挂与祭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了一年一度的清明墓祭活动能够得以及时有效开展和持久维系，这是宗族族长主祭和清明会首主祭墓祀活动的最大区别。尽管清明会等墓祭组织的祀产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来源于宗族的祭田、祀金和族众必须缴纳的添丁、嫁女等资产，并不影响清明会主祭下宗族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但它确实维系了墓祭活动的及时有序和持续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说，清明会主持的清明墓祭等活动，不仅没有削弱徽州的宗族控制，反而强化了宗族上层精英在祖先名义下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卞利教授的报告婺源余氏《宗祠清明簿》，收入《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我本人的研究则以一册徽州家族文献，聚焦于祁门西乡，从家族的日常生活、村落公共事务之运作以及跨村落组织与社会关系三个层面展开，指出：在当地，既有像以‘文堂乡约’著称的文堂陈氏那样的传统世家大族，也有如云村李氏那种清代以来新兴的较小规模之宗族组织。两种不同类型之形成，与各该宗族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移民背景以及人文环境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徽州乡村的不少民事惯例源远流长。及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最为突出的是在社区生活中，外来棚民已作为重要的一员，受到当地土著的接纳，从而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此外，佃仆也逐渐开豁为良，原先的佃仆、小姓通过捐输，被允许进入都约，书院、考棚、文会也出现了有限开放的倾向。所有这一切，皆与祁门西乡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显示出晚清以来徽州群际关系之变化与祁门农村社会的弹性与包容。祁门西乡桃源（四）徽州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新探索日本学者伊藤正彦教授（熊本大学）的《地主与佃户关系实态探究》一文，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万历9年休宁县27都5图丈量保簿》为中心，通过大量细致的统计，分析了土地的出租状况，并藉以探讨明代徽州的租佃关系。此一成果，与他在首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一样，是其对相关问题的系列研究之一，做得颇为精细。对此，阿风的评论认为：“明末徽州的租细关系研究对于探讨明清徽州佃仆制与身份关系的形成过程，了解徽州社会结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伊藤正彦的研究正是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填补了研究空白。”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关于徽州租佃关系研究，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史料，比如租谷簿、分家书以及各种租佃关系文书，进行综合实态分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得出更多的明确的结论。同时，徽州租佃关系的形成，与徽州田土形态及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零散化的田土所有特征，有时候会对佃户有利。”日本学者伊藤正彦教授报告在民间文献中，反映租佃关系的文书相当不少。其中，置产簿无疑是颇为重要的一种。对此，封越健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指出：“契约文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文书学的整理和研究，第二层面为利用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研究史学问题，即将文书作为一种史料。目前契约文书的研究主要在第二层面，其成果极为丰富，但第一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鉴于此，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置产簿为中心，相当细致地考察了置产簿之形成目的、形态以及史料价值。封越健认为：“抄录置产簿之目的是为便于检阅散件文书，以免遗失，从而避免争端，保护产权。其置产簿不光有家族置产簿，还有非家族置产簿。置产簿的抄录并无固定形式。置产簿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是散件文书所不具有的，尤其是综合性誊契簿的内容极为丰富。”由于置产簿能够动态反映一个家族置产数量、规模和财产分析过程，故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置产簿的形成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对于19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购藏徽州文书的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交代，这对于我们将来探讨徽州研究的学术史，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晚清《祖遗置产簿》，私人收藏关于置产簿，康健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的《明代徽州山林经济规模初探——以置产簿为中心》一文，就聚焦于明代的九部置产簿，对徽州山林经济的规模加以探讨，并藉此讨论了明代民间交易中通货之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相关问题。除了置产簿外，分家书亦引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朱玫的关注。她的《朝鲜“分财记”与明代“分家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韩近世的家产析分与继承》一文，从东北亚传统社会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徽州文书与朝鲜安东文书中的分家文书作了比较、分析。通过对中韩近世分家文书的细致梳理，朱玫指出：“中国近世汉人的家及其延伸房、族等单位都是以男系主义为中心的；而在朝鲜时期的家族制度中，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家族制度上的不同特征，是导致中韩近世家产析分与继承习惯出现差异的重要背景。”此外，郭锦洲博士（香港浸会大学）发表《明朝祭祀与控产——以徽州篁墩忠壮庙为中心》一文，探讨了徽州社庙内的祭祖活动，以及明朝的祭祀政令所带来的变化。他透过忠壮庙的个案，指出：“早在宋朝时期，徽州人对神明和祖先的观念是没有明确的界线，两者的形象是重叠在一起。但在祭祀时，因为王朝的政策，往往是以神明祭祀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到了明朝，这套神明祭祀已不能切合地方发展的需要，所以祠堂祭祖仪式便应运而生。”（五）旁涉艺术、文化的其他研究除了明清社会经济史之外，一些论文还旁涉其他的相关领域。例如，汪庆元研究员（安徽博物院）在《明清徽州彩版契纸考略》一文中指出：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鲍文宿议券，其上所署之“汪心斋”为徽州本土作坊，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徽州彩版契纸原件。由于空白契纸彩印在先，买卖契约书写在后，故而该契纸之印制时间应早于天启三年。此一彩版契纸之发现表明——在金陵十竹斋之前，徽州本地已制作彩印契纸应用于社会生活。换言之，鲍文宿议券彩版契纸之出现，早于明天启七年（1634）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此一现象，对于学界重新思考中国版画史、印刷史上的彩印技术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明天启三年鲍文宿议券（彩印契纸），安徽省博物院收藏上述的例子，实际上触及到艺术史研究的领域。同样的情况，也见于范金民教授（南京大学）的《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与鉴藏家的交往》一文。范金民指出：“明末徽州书画商王越石，活跃于江南书画交易领域，与著名书画鉴藏家李日华、董其昌、汪砢玉、张丑等时相过行，频繁互动，关系密切。王越石及其家族虽确实是一帮博求刀锥孳孳求利的骨董商人，但其目力过人，书画眼光为人服膺，颇负时誉。书画古董经营商与鉴藏家的博弈过程，营造着艺术市场，提高了鉴藏水准。对具有眼力、经营成功的王越石等书画商人，我们不能动辄以‘附庸风雅’等闲视之。”此一实证研究，涉及明代以来江南鉴藏风气中徽商角色的再评价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范金民教授报告丁修真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指出：“地方科举史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数量结果的呈现，而应该是一个立足地方社会，通过时空变化重新演绎各要素间关联的历史过程。”迄至今日，学界对于科甲蔚盛之区的关注较多，而对欠发达地区则甚少留意。为此，他所发表的《“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一文，通过对科举、理学、宗族三者互相交织的历史图景之细致分析，揭示了“小地方”的科举史，与科举发达地区实际上同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王世华教授（安徽师大）以其新见的《新安女行录》、《新安女史征》为例，探讨了徽州妇女守节之“经”与“权”，细致分析徽州地方知识精英对于“守经”、“权变”的态度及其得失，提出了对传统时代妇女守节问题的一些思考。王世华教授报告晚清旌表节烈文书，私人收藏此外，李翼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明代徽宁兵备道考》，利用徽州文书新史料，对明代南京上江的徽宁兵备道之设置时间、变动情况、职责等加以考察与分析。赵思渊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夏建圩副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分别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馆藏地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和《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佚文三则。而朱小阳博士（安徽师大）则通过实地考察，以芜湖县西河古镇为例，分析了交通便塞与城镇兴衰的关系。梁仁志副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通过对歙县张良璧采阴案为中心的考察，探讨了社会舆论与清代诉讼的关系。上述论文，都力图推进相关研究的进展。（六）余论在此次会议上，每篇论文发表之后皆有相关的评议与讨论。例如，针对栾成显《鱼鳞图册起源考辨》一文，阿风认为：“该文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充分地挖掘南宋时期的各种史料，通过细致地分析，探讨了鱼鳞图册给与南宋绍兴经界的关系。……极大地推进了鱼鳞图册的起源研究，也厘清以往学术界将砧基簿与鱼鳞册混为一谈的错误。”与此同时，他也建议：“关于鱼鳞图册的考察，还可以从汉唐以来中国古代户籍与地籍制度演变的角度，结合中国古代的‘上计’、‘计帐’来探讨鱼鳞图册在整个中国古代户籍与地籍制度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卞利在对相关论文的评点中亦提醒：对于族谱文献中誊录的宋元时代之契约文书，应当慎重使用。从此次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一些研究是与即将刊行的文献资料集（如刘伯山主编的《徽州谱牒》、封越健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以及我本人主编的《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卷）有关。在这些资料集中，既有以前深藏于公藏机构人所未知的珍稀文献，也有来自田野新近发现的民间文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文书的来源相当丰富，需要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与研究。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可谓层出叠现，但在众多的地域文献中，徽州文书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内容丰富。迄至今日，仍然偶尔可见新的珍稀文献面世，因此，努力发掘新的文书史料，与其他传世文献多元参证，仍然是今后“徽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在徽州文书研究中，尤其应加强对明清时代制度史相关问题的探讨。此次的会议成果亦表明，具体而微、质量上乘的徽州文书，为明清经济史、法制史等诸多领域的制度性探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重要史料。与此同时，亦应拓展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与其他不少地域文献之相对单一性不同，迄今所知近百万件（册）的徽州文书中，不仅有着随处常见的田土买卖、山林经济之契约，而且还有大量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内涵的生动史料，这为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多侧面、内容丰富的重要史料。民国歙县桥川文书，私人收藏毋庸讳言，目前对于区域史研究成果的某些评价，存在着颇为功利的一类意见——有的学者恨不得所有的成果都能立马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这导致一些宏议阔论强作解人，好像乡僻荒野间的区区数份契约之研究，很快便可与东亚历史进程乃至全球史的脉动密切相关，否则，便会被他人视作“碎片化”的饾饤之作。其实，史学研究是藉由诸多“碎片”之缀合展开对整体历史的考察，具体而微的探讨，在大的时代叙事和历史脉络中亦并非毫无意义，因此，绝不可轻忽个案的积累和局部之考察。惟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夯实历史研究的基础。“致广大而近精微”，既要有宏观的学术视野，积极思考更大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分殊多样、扎扎实实的精细探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连续召开一年一度的徽州文书研讨会，通过海内外学界同行认真的收集资料及仔细之研读，相互切磋，以期利用巨量而丰富的徽州文书，为中国史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会议的另一组织者刘道胜教授以及康健副教授等的帮助，特此谨申谢忱）

8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学术发布会在京举行。该院副院长李国强（右）表示，将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图片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8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历史研究院”）宣布，将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赋予首席专家以更大自主权，学者将以个人名字冠名“学者工作室”，自行组织团队，自行安排科研活动。注重成果导向。记者注意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院自1月3日成立以来召开的首次发布会。该院副院长李国强表示，即将实施的“学者工作室”制度，是该院成立以来凝聚全国史学精锐力量、加快史学融合发展的首创之举，旨在鼓励和扶持史学优秀领军人才，组建高水平、跨学科学术研究团队，以重大前沿史学理论问题为导向，集中优势力量，科学配置资源，努力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家。他说，该项制度充分体现中央关于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要求，赋予首席专家以更大自主权，学者将以个人名字冠名“学者工作室”，自行组织团队，自行安排科研活动；注重成果导向，简化中间检查考核环节，为首席专家及其团队提供优良科研环境；中国历史研究院将在科研条件、科研经费等多方面给予充分保障；此外，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将与首席专家签订《诚信承诺书》，以期引领史学研究的良好学术生态，努力打造中国史学研究的诚信典范。当天，中国历史研究院还发布了“五个重大课题”进展情况。李国强表示，该院自成立以来着力组织重大史学研究项目，旨在以重大项目为牵引，以解决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为指向，以整合全国史学精锐力量为目标，着力推动中国史学创新发展、融合发展。首批立项并开展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中华民族复兴史（1840-2021）》《清代国家统一史》《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等重大项目，既立足史学前沿，又体现现实关照，强化史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望在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产生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成果。李国强表示，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实施“学者工作室”制度和推进重大项目基础上，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新举措，持续立项一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新课题，发挥统筹指导全国历史学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