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

12月30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刊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历史研究》升级改版、《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历史评论》创刊及《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自2019年1月《历史研究》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以来，历史研究杂志社对该刊进行了改版。据介绍，升级改版后的《历史研究》将着力开展重大选题的策划，围绕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组织优秀稿件，并将于《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刊发一组笔谈，主题是“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另悉，改版升级后，《历史研究》的选题范畴和刊文范围也有新突破；在研究领域上，对研究相对薄弱的世界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新兴史学领域予以更多支持；在研究方法上，优先选用跨学科特点鲜明的优秀论文。新刊《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为半年刊，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新刊以中长篇、实证性专题研究成果为主，打破学术期刊的字数限制，单篇论文可达10万字，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论文兼收并蓄；在聚焦具体问题、系统阐述相关学术主题的同时，倡导和鼓励学界开展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现实具有借鉴意义的史学研究。新刊《历史评论》创刊号将于2020年1月1日正式出版发行。据介绍，《历史评论》不仅面向专业学者，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和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在融媒体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该刊设置了“文萃·网言”栏目，摘编纸媒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刊发推送的热点文章，同时选刊部分网友评论，推动线上线下互动，激发公众参与热情，使广大历史爱好者在正确历史观引导下，进一步提升历史素养。除学术刊物外，发布会还介绍了《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2019）》的推进工作。据介绍，《中国历史学前沿报告》是历史研究杂志社本年度启动的历史学评价项目，计划每年发布一次，系统梳理和全面呈现上一年度中国历史学学科现状、研究前沿和学术热点；总结进步，反思不足，探索新的学术增长点，助推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通过评选优秀论著，探索新的学术评价方式，鼓励学者脚踏实地，出思想出精品，做真学问大学问。该前沿报告的评价内容涵盖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等各领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专家评审等方式，评选年度优秀论著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年度十大关键词、十大研究热点和十大学术事件。(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新华社南京6月16日电（记者邱冰清、蒋芳）16日，南京大学成立“新中国史研究院”。这是一个以新中国史为主题的集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研究院负责人张生介绍，在新中国史研究方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已在新中国工业遗产和工业考古、工业文化、工业档案等领域先行一步，未来将进一步整合中美关系、中国和东亚大国关系、海洋和岛屿、港澳台等方面的研究资源。第一批研究成果将在今年年内推出。“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以史为鉴，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说，学校成立“新中国史研究院”，旨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为确立新中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力量。（完）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新中国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总结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我们党历来重视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历史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并熟练运用历史规律，增强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破浪前行。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广阔空间，也给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宽广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中央专门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明确要求，为新中国史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新中国史研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史和国史，旗帜鲜明地运用唯物史观指导新中国史研究工作。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历史的视角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发展进步，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入宣传阐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气风发地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加快推进国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精品意识，通过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对新中国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的权威历史记述，推出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为全党全社会提供权威参考，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总结治国理政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功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学理支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人民日报 》( 2020年04月30日 09 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于今年1月挂牌成立，其院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进入公众视野。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在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文章。该文作者为周群，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这也意味着，此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双月刊《历史研究》，现已正式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公开信息显示，除了《历史研究》常务副主编一职外，周群此前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史学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历史研究》（双月刊）为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创刊于1954年，刊登中国史学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各种专业史的科学论文和著作评价，历史文献的考证与介绍，以及读史札记、学术动态等。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介绍，《历史研究》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也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曾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为《历史研究》第一届编委会的召集人。今年1月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京成立。这一研究机构的成立，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国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记者采访时透露，此次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现有的五个研究所进行资源整合，即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其中古代史研究所是由历史研究所改名而来。此外，新成立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李国强还提到，中国历史研究院组建中国历史研究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剥离出来，作为历史研究院的院刊。同时又特批再创办一个刊物，暂定名为《历史评论》。并且，还要办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

钱穆和梁启超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大师，都写过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两人对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讲解，启发我阅读关于中国历史类书籍。钱本是系列演讲集结成稿，成书于1961的香港。钱穆从八个方面阐述如何研究中国史，分别是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钱穆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注意历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所以各个分题都是在文化大体系下，侧重点不同的研究而已。梁本也是多次演讲集结成稿，全部写就于二三十年代（1921年南开大学演讲到1929年口述，补编由于身体原因，部分只有目录没有写完）。主要从历史的意义与范围、中国旧历史学、历史学改造、史料与鉴别的方面研究中国历史。看似没有钱的严谨和明确。实际是要解决的当时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国史研究的讨论。所以提出了新史学一概念。（附录三即《新史学》）。补编分总论和分论，总论补充了前述的一些遗漏（史的目的、史家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分论补上了专门史如何研究，主要方向是人、事（未写）、文物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方史（未写）、断代史（未写）（没有写的三个，在总论里有概述）。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二人都强调历史人物的重要性。钱穆对人物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物所处的时代、得志与否、有无表现三个方向研究。伟大的人物一般是处衰乱世、不得志、无表现的人，钱穆认为当下（1961年）是衰乱世（第一遍读的时候，认为钱穆错了，这次再读，结合钱穆当时的处境和大陆的情况，似乎也可以理解钱穆的想法。历史研究不能站在现在的点看问题，要就作者写书的时代背景思考作者的观点），所以鼓励学子正是成为伟大人物的时代，最后引导学子要有远大的志向，能成就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事业。梁启超则没有对历史人物分类，而是从列传、年谱、专传（以一个或几个重要人物为中心，将一个事件事无巨细的全部保罗进来）、合传、人表（人物不够格见于列传的，用表的形式一起写下来，只有概述，这篇没写全）这五个方面讲解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总体来讲，梁启超的研究方法更全面，不会限制研究。政治、经济、文化被梁启超统一到文物专史中，梁启超认为这三者是人类社会成立最主要的三个要素，政治是社会骨干，经济是社会血脉，文化是社会神经。由于钱穆定位当时为衰乱世，所以对文化看的特别重，虽然从八个方向研究历史，最终还是为文化服务。中国之所以屹立于世界五千年，主要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在教导学生时，特别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要能够保持对文化的温情与坚守。拜读两位大师的作品，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均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指导方法，对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很有帮助。总体而言，两位大师都强调从大概念的问题上做文章，不要拘泥于一个小的研究对象，注重对史料全面的掌握，才会得到一个较全面的视野。作者：李春洋由市文明办、新民晚报社联手读者·外滩旗舰店发起“读书、读城、读可爱的中国”征文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优秀作品将定期在新民APP"阅读者“栏目以及读者书店公众号推送。投稿邮箱：yuezhe@xmwb.com.cn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现将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予以公告。(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戴逸(主任)男，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清史。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等。金冲及(副主任)男，1930年12月出生，上海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王巍(副主任)男，1954年5月出生，山东荣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史前至夏商周考古、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代表作有《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等。于沛男，1944年5月出生，山东福山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暨史学史。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主编)等。马敏男，1955年6月出生，四川富顺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社会史、博览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代表作有《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等。马大正男，1938年8月出生，上海人。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疆域史。代表作有《中国边疆经略史》(主编)等。王先明男，1957年2月出生，山西长治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代表作有《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等。邓小南女，1950年6月出生，山东临邑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宋史、官僚制度史。代表作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史金波男，1940年3月出生，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代表作有《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等。冯时男，1958年10月出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古文字学、天文考古学、先秦史、历史文献学、古代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天文考古学》等。刘北成男，1949年8月出生，北京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近代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理论。代表作有《福柯思想肖像》等。刘庆柱男，1943年8月出生，河南南乐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学、汉唐考古学。代表作有《古都问道》等。李杰男，1954年11月出生，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代表作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等。李捷男，1955年2月出生，山东平阴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作有《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李伯谦男，1937年2月出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考古学。代表作有《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等。杨共乐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诸暨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外古史比较、古代罗马史等。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杨国桢男，1940年3月出生，福建龙岩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海洋史。代表作有《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等。吴恩远男，1948年4月出生，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世界历史、俄罗斯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代表作有《苏联史论》等。何一民男，1953年6月出生，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区域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城市通史》等。沙健孙男，1934年2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兼评若干社会思潮》等。张树军男，1957年10月出生，山东莱芜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共党史。代表作有《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等。张海鹏男，1939年5月出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合著)等。陈庆英男，1941年10月出生，广东台山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藏文史籍。代表作有《元朝帝师八思巴》等。陈祖武男，1943年10月出生，贵州贵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代表作有《中国学案史》等。陈晋男，1958年10月出生，四川简阳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毛泽东与中共党史。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陈谦平男，1955年2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华民国史。代表作有《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等。苗普生男，1948年11月出生，山东茌平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民族史、新疆地方史。代表作有《新疆史纲》(合作主编)等。林文勋男，1966年3月出生，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经济史、中国乡村社会史、中国边疆学。代表作有《唐宋社会变革论纲》等。周伟洲男，1940年2月出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民族史。代表作有《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等。郑师渠男，1946年8月出生，福建福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作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胡德坤男，1946年3月出生，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教授。学术专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边界与海洋史。代表作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主编)等。侯建新男，1950年10月出生，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代表作有《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等。耿云志男，1938年12月出生，辽宁海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文化转型》等。徐蓝女，1947年11月出生，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学术专长为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有《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等。高星男，1962年2月出生，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学术专长为史前考古、人类起源与演化。代表作有《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葛剑雄男，1945年12月出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学术专长为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代表作有《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等。焦南峰男，1954年1月出生，陕西宜君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秦汉考古、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代表作有《汉景帝阳陵》等。熊月之男，1949年12月出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专长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魏坚男，1955年12月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教授。学术专长为北方民族考古、蒙元考古。代表作有《元上都》等。魏存成男，1945年10月出生，河北平乡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代表作有《渤海考古》等。瞿林东男，1937年12月出生，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代表作有《瞿林东文集》等。《 人民日报 》( 2019年09月24日 18 版)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