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波折纹尖底彩陶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罐出土于宝鸡北首岭遗址，器型较大，罐口沿下和上腹下缘分别以黑彩绘制上下两层三角纹，在两层三角形纹饰之间以黑彩绘制四层波折纹。波折纹是仰韶文化的流行纹饰。同一 种纹饰的反复出现，反映出一种审美上或意义认同上的共识。

【空心彩陶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陶球为泥质红陶，内部中空。以红、黑两色彩绘间隔施于陶球表面，又以圆孔为中心装饰黑色弧线。彩陶球多见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彩陶球究竟是供孩童娱乐的玩具，还是具备简单音乐性能的乐器，尚待进一步研究。

2021年4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讲堂”第一讲在京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和张政文校长先后致辞，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杨艳秋主持揭牌仪式，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近200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双双挂牌，是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实施“科教融合”办学战略的又一创新举措，旨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加强历史学人才培养、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揭牌仪式后，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讲堂”第一讲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以“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为题做了精彩演讲，现场有近200人参加，同时网络观众通过线上直播参与互动提问。据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中央赋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重要职能，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崇高责任。为充分发挥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社会公众举办历史学讲座——“兰台讲堂”，将邀请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担纲主讲，努力为广大历史爱好者奉上一场场精彩的知识盛宴。本文来源：人民网

时隔30余年后，三星堆再次惊艳世人，而此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可谓是“科技感”十足，被誉为“一场高科技助力的多学科‘综合考古’”。“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了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真正实现了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纵观发掘过程，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建设成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形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的高质量与高水平。“把田野考古发掘变为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发掘舱：解锁精细化考古的各种可能参与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当地村民杨永成回忆，他们对2号坑进行挖掘时，只是用竹竿搭建了一个围栏。挖出来的文物多用纸来包住，放进木制箱子运出去……如今，这些“粗糙”的手段早已被更加精细、高效、安全的一系列操作所取代。此次三星堆的新发掘，与1986年的“裸挖”相比，专门为这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搭建了全透明的考古发掘方舱。其中，有3个大面积的祭祀坑各独立设有单独发掘舱，另外3个面积较小的祭祀坑“共享”一个大型发掘舱。4个舱体内部恒温恒湿，给予出土文物最佳保护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坦言，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考古方舱”的形式开展工作，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一种新模式。▲发掘舱内考古人员正运用集成发掘平台工作 薛帅 摄据了解，每个方舱里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并设置有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采用了平行桁架、自动化载人系统等装置，实现出土文物调运的功能。走进发掘舱，只见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穿着防护服“全副武装”的考古人员放进坑内悬空作业，并随时变换位置、方向和角度，尽量减少发掘坑中的文物和填土遭受发掘者带入的污染。舱内的起重机也足以应付各类器物的提取工作。正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介绍：“不仅可以载人悬空清理易碎文物，还可以装载文物出坑；既可以进行高光谱分析，也能开展三维扫描等信息采集工作……”“现在的工作条件简直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曾主持发掘过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领队陈显丹感叹。祭祀坑发掘现场，安装有8台400万星光级网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相机，专门用于考古过程的全程记录，实现实时传输到现场应急会诊室，通过专家会诊系统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功能。发掘舱环境调控系统可调节温度和湿度，而文保人员通过手机软件或者电脑上的监测终端便可随时查看仓内温度、湿度。甚至，通过监看系统，还可以密切跟踪着仓内的二氧化碳、二氧化氮含量。实验室：发掘、保护、研究一条龙走进为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所搭建的巨型大棚内，只见4个大型发掘舱体的一旁，考古实验室一字排开：有机实验室、无机实验室、应急分析实验室、文保工作室、考古工作室、微痕应急保护实验室……文物出土后很快就可以在现场进行理化实验，发掘、保护实现了“零时差”的无缝衔接。据专家介绍，之所以要实验室先行，就是为了及时开展对有机物的保护与提取，丝绸、漆器、竹木器以及有可能存在于器物上的文字等，如果不及时保护处理，很可能出土就被破坏或者消失。例如，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备了充氮保湿箱、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行应急保护；应急检测分析室，配备了手持式X—荧光仪、超影深显微镜、体式显微镜、色差仪等便携检测仪器和丝蛋白检测材料，可对出土文物、微痕信息进行快速分析和微观形貌观察，为应急处理与后期保护研究提供信息支撑……▲2021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舱工作现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为了更好还原古蜀人的生活，此次三星堆考古还通过跨学科的合作进行研究。除了对考古发掘的位置进行了全面的3D扫描之外，还对填土进行了大量的采样和留存。除了表面填土因为污染而没有采样，探方内的全部填土都进行了采样、研究和库存，而且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读出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信息。例如，通过高分辨率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填土进行观察，在4号坑的泥土中已经发现了纺织品的痕迹；另外填土内的某些灰烬，则是以竹子为主。雷雨表示，为了能够更多获取泥土中的历史信息，在发掘工作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戴好防护服，尽量保证填土不受污染。将所有的精细信息全部记录，并且对于填土进行保存，也是给未来的考古发掘工作留样，以便在未来有更多的手段进行研究时，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目前，中国共有34个顶级科研单位投入到此次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中，共同开展10项科技考古、8项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多学科交叉让考古工作更精细、准确、及时。”谢振斌说。三星堆“科技天团”还有哪些“明星”？高光谱成像技术 在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高光谱成像技术大显神威。考古人员通过高光谱成像分析坑内的灰烬等物质，就可以分辨和研究当时农业、纺织业的一些情况。例如，在肉眼看来只是黑色“土块”的物质，在高光谱成像仪等“黑科技”设备下，就会原形毕露——本次挖掘的4号坑中，一些丝绸制品的残余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研究者通过后续检测，证实了丝蛋白的存在，这为“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理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协助下，这些丝绸的功能、材质分析及后续保存正在进行中。碳—14测年 此前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19个标本采用了碳—14测年，得出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2471年至公元前1260年之间。因此专家认为1、2号坑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1260年。针对本次三星堆遗址6个器物坑中采集的73份炭屑样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吴小红主导的联合团队采用了精确度、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碳—14测年法进行了分析。其中，4号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3D打印“文物保护壳” 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不仅三维扫描技术被应用到多个环节中，3D打印技术也得以大显身手。使用3D扫描仪将文物以及其周边的信息数据进行搜集，然后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一模一样的石膏模型。用这个打印出的石膏模型制作了贴合严密、保护性强的硅胶保护套，将保护套贴合在文物上后，再使用套箱的方式提取文物。例如，3号坑的大口尊连同内部填土重达几百公斤，不易发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现场发掘专家们为它量身3D打印出了“硅胶壳”：首先三维扫描该铜器，获取数字模型，再据此打印一个薄的硅胶体覆盖在铜尊表面，形成保护。随后大尊被装入用于固定的木质套箱，再利用“文物起重机”取出。高分子材料“呵护”脆弱象牙 近年来，各种有机高分子材料在文物表面封护、文物加固、粘接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例如，环氧树脂因具有优良的防水性和安定性能，能够较好地阻止水和盐类对石质文物的破坏，常被用作石质文物的保护材料。在本次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对露出发掘层的象牙首先进行了保湿处理，避免其迅速开裂，再利用高分子材料对象牙的结构进行加固，随后才取出象牙，并立即送往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不过，如今采用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护古蜀象牙，业界期待着相关新材料技术的发展升级来应对这一难题。2021年4月8日《中国文化报》第7版刊发特别报道《走进遗址上的智慧实验室 三星堆“考古方舱”探营记》↓ ↓ ↓ ↓ ↓ ↓ ↓ ↓ ↓责编：张海宁

“2020年度十大考古”评选结果将在明日（13日）揭晓。下面一起到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的“2018血渭一号墓”去一探究竟。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的“2018血渭一号墓”，被认为是青藏高原上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从2018年开始抢救性发掘，墓主人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2020年11月，发掘尾声时，专家在棺板下的填土里，意外发现这枚印章，离破解谜团才近了一步。然而，埋藏1200多年，印章表面锈蚀，在材质不明的情况下，考古专家不敢进一步清理。印章被送至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断层扫描后，谜底才最终揭晓。这枚方形银质印章，边长只有1.8厘米，印面由骆驼和古藏文组成，藏文大意为“外甥阿柴王之印”，结合敦煌文献相关记载，专家认为，墓主人可能是莫贺吐浑可汗，他的母亲是吐蕃的墀邦公主，处于吐蕃治下，因此印章上带有“外甥”字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建华： 阿柴，是吐蕃对吐谷浑的一个称呼，那么阿柴王，就可以明确墓主人是吐谷浑王。吐谷浑王和吐蕃有甥舅关系这种政治联姻。据介绍，吐谷浑国，为西迁的慕容鲜卑建立的政权。“2018血渭一号墓”仅仅是热水墓群300多座古墓中的一座，该墓葬群是青海境内面积最大、保存封土最多的一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墓葬群，但究竟属于我国哪个古代民族，长期悬而未决，指甲盖那么大的“外甥阿柴王之印”，则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突破口，被认为是青藏高原上划时代的重要发现。揭示“丝绸之路”中一条重要干线“青海道”在“2018血渭一号墓”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丝织物，有中亚风格的，也有中原风格的。而这些残损的碎布料，却记录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线路，青海道的隐秘历史。随着“2018血渭一号墓”考古发掘的推进，考古专家在主墓室祭台上的漆盘内，发现了几颗葡萄籽，虽然经历1200多年埋藏，依然没有碳化，基本保持着葡萄籽的原样，让考古专家惊叹不已。汉武帝时期，葡萄从西域经河西走廊最终进入我国。而另一件与葡萄相关的文物，刚一发现，同样引起现场考古专家的惊叹。原本并不起眼的泥巴，被考古专家带进文物修复室清理后，它所蕴含的历史分量才凸显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大玮： 一对葡萄纹，然后上面这个是缠枝藤蔓，图案这个花回大小，大概能有将近40厘米长，可以看到这样葡萄纹的一个装饰。它整个的图案的内容都是典型的中亚地区风格。除此之外，“2018血渭一号墓”还发掘出土了600多块其它纹饰的丝织物残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刘大玮： 小芝麻纹的这种，就是菱形的芝麻纹，这四经绞罗的纹样在宋代是比较流行的，是中原地区的风格。这个是典型的陵阳公样。专家认为，丝织物的工艺和花纹不同，表明来源多样化，显示出“2018血渭一号墓”所在地都兰县，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然而，都兰县并不在河西走廊上，“2018血渭一号墓”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证实，原来在这一带，还存在着丝绸之路的另一个重要干线，被学者称为青海道。曾被盗掘 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同步展开“2018血渭一号墓”中的2018，表示2018年开始发掘。而正是在2018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3·15热水墓群被盗事件”，涉案文物达到了646件，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也同期启动，才有了“2018血渭一号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建华： 这个草原叫血渭草原，考古学的定名，就是以最小的地名作为遗址的定名，所以就叫“2018血渭一号墓”。“2018血渭一号墓”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的热水墓群，热水墓群1982年发现，1996年被评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7年底，青海省文物管理局向公安机关提供了都兰县被盗掘出土的文物将被倒卖的线索，青海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于2018年3月15日案件告破并缴获涉案文物646件，经鉴定，一级文物14组16件，二级文物49组77件，三级文物132件。其中包含镶嵌绿松石的金牌饰、雕刻精美花纹的马鞍金饰、造型别致的金胡瓶和长曲玛瑙杯等，这些都是见证了唐代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珍贵文物。案件侦破过程中，“2018血渭一号墓”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也同步展开。（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网格纹彩陶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陶钵上腹部以黑彩绘网格纹两组，中间以竖线相隔。网格纹是仰韶时期重要的彩陶纹饰题材，最早很可能是对当时打猎捕鱼所用渔网的描绘。在早期半坡文化时期网格纹多绘于器物内壁，而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则多绘于器物外壁，构图也更规范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讲堂”第一讲在京举办。　中国历史研究院　供图中新网北京4月2日电 (马帅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暨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讲堂”第一讲2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和张政文校长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　中国历史研究院 供图李国强表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培养史学世界的接班人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职责，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责任所在。他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充分利用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引导同学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中华优秀文化的博大精深，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充分利用好这一教学实践基地，把教室延伸到科研一线，把教学拓展到学术前沿，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好中国历史研究院这座学术殿堂，积极参加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张政文在揭牌仪式上表示，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的发祥地，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者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导师、特聘教授和岗位教授。他还透露，经教育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点明年正式招生。揭牌仪式后，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讲堂”第一讲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作“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主题演讲。王巍表示，面对国外把商代晚期作为中华文明历史的开端，质疑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现象，出路只有一个，就是依靠考古发现寻找证据。“兰台讲堂”第一讲，王巍做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主题演讲。　中国历史研究院 供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派提出对古史记载要进行重新验证，催生了中国考古学。”王巍称。王巍提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是“满天星斗”说非常有利的证明，它表明在中原地区形成文明的同时，周围地区都有区域性的文明，进入夏商时期，各个区域的文明仍然在发展，且各具特色，三星堆在信仰方面就有自己强烈的特色。“兰台讲堂”是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历史学讲座，未来将邀请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等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担纲主讲。(完)【编辑:苑菁菁】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4月13日11时06分，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等21位考古界知名专家现场评审及投票，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贵州招果洞遗址和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等10项新发现，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开评30年，招果洞遗址为贵州考古第七次迎来了这项荣誉。“这也再次明确，招果洞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张兴龙表示，作为贵州第三个史前洞穴遗址，招果洞能够再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再次实证了贵州在早期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招果洞遗址，是首次在贵州地区发现距今4万年前到1万年前后，连续发展的文化遗址。”在对招果洞遗址进行点评时，四川大学文科讲习教授李水城认为，该遗址丰富的遗迹、遗物、和人类活动有关的动植物遗存，及多学科合作研究，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和重要意义。此外，“十大考古办公室”认为，“贵州招果洞遗址，反映了洞穴遗址以其地层堆积延续时间长、比较完好地保留远古人类栖居遗迹的特点。”该遗址是黔中地区人类活动的最早证据，对于建立黔中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对全面了解低纬高原喀斯特山区的人类特定适应性生存策略，以及研究中国南方低纬高原山区古人类对气候剧变的适应策略，也有开创性意义。“旧石器时代遗址可视性不强，很难引起关注，但这一处遗址让我震撼。”对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招果洞遗址地层和时代的文化含量，在全国甚至东亚都是罕见的。“判断一项考古是否有价值，不能只看出土的文物是否精美，比如旧石器时代的文物，肯定是相对粗糙的。对考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术性和历史价值。”文/应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文字编辑/邱奕视觉编辑/彭芳蓉编审/李缨

近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经过激烈角逐，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以时代早晚为序)从20个入围终评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十大新发现。招果洞遗址：发现我国最早磨制石器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岩孔村招果组。遗址堆积厚约8米，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考古人员介绍，在招果洞遗址距今早于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1件通体磨光石器，刃部沾有大量赭石粉末，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为探讨磨制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证据。井头山遗址：告诉你先民如何利用海洋井头山遗址位于余姚市三七市镇三七市村，临近河姆渡、田螺山遗址，2013年被发现，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50平方米。专家认为，井头山遗址的发掘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该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案例，为今后探索发现中国沿海8000年前乃至更早的遗址指明了方向。双槐树遗址：补上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南岸双槐树村南台地上。据介绍，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专家认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的“天下粮仓”时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北临太康县。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表明，该遗址经历了从早期兼具仓储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专一的粮仓城，再到晚期废弃的过程。专家指出，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徐阳墓地：见证中原民族变迁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墓地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鸣皋镇徐阳村一带，伊河支流顺阳河自西向东穿过墓地。专家指出，徐阳墓地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戎人内迁伊洛”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化5000年有容乃大、兼收并蓄、民族融合的实证。桑达隆果墓地：探寻西藏西部早期社会结构桑达隆果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桑达沟沟口，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地势北高南低，属山地半荒漠与荒漠地带。经碳十四测年得知，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为公元前366至668年，时间长达1000年。专家指出，桑达隆果墓地墓葬分布密集、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现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为探讨当时社会结构、生业模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土山二号墓：证实东汉诸侯王夫妻合葬土山汉墓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北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专家认为，该项考古工作有助于厘清东汉早期诸侯王陵墓的营建过程、建筑结构及建造方法等诸多问题。同时，证实东汉诸侯王与王后并穴合葬的形式，并首次发现较为完整的东汉诸侯王彩绘漆棺，明确东汉诸侯王(后)使用双层套棺的棺椁制度。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讲述民族融合背后故事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位于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至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区域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了3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编号焦村M25、M26，中兆村M100，出土共计278件随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筑、壁画。专家指出，此次发掘的3座墓葬，尤其是焦村M25与中兆村M100不论从整体形制、布局到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极具价值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2018血渭一号墓：揭示丝绸之路重要干线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2018年热水墓群被盗事件震惊全国，涉案文物达到646件。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针对被盗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将其编号为“2018血渭一号墓”。在2018血渭一号墓中，发现了大量的丝织物，有中亚风格的，也有中原风格的。这些残损的碎布料，记录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线路——青海道的隐秘历史。磨盘村山城遗址：东夏国南京城故址磨盘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根据城内采集到的“南京路勾当公事之印”等带文字遗物，学界普遍认为该城应为东夏国时期城址。2013至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考古人员介绍，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期或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