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来源：中国财经报坚持底线思维 强化风险意识探寻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特别是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大幅增加，对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快速上升也对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带来巨大挑战。日前，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与中国财经报社联合举办视频研讨会，深入探寻我国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会议认为，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无论在理论、政策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会议围绕如何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及具体测算方法、如何处理好政府举债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国际经验借鉴等内容，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视角，从理论、政策和实践多个层面展开了全面深入探讨。参会人员包括财政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浙江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和市场机构负责人等，共计70余人。坚持底线思维 保持高度的风险意识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主任、预算司一级巡视员王克冰指出，从债务规模来看，近几十年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普遍上涨。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00至2019年间，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由59.3%升至81.7%，上升幅度超过22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杠杆率上升更多，达36个百分点，尤其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上升幅度均高于40个百分点，最高甚至达到120个百分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杠杆率也有较大幅度增长。政府部门杠杆率普涨现象的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部门为应对经济危机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促使部分杠杆由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至政府部门；二是部分地区政府部门存在举债投资冲动，引致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长。政府部门杠杆率大幅提升会带来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对其他部门的投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二是导致存量债务规模高企，利息负担不断加重，挤占公共财政资源，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三是迫使政府部门继续大量举债以保持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形成恶性循环乃至酿成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王克冰表示，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政府债务扩张背景下，德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独树一帜。2000至2008年间，德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一直稳定在60%左右。尽管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德国采取了扩张型财政政策，导致政府部门杠杆率有所攀升，但在经济开始复苏之后，德国迅速完善财政体制建设，严肃财政纪律，并实施债务刹车计划，严控债务水平。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得德国政府部门杠杆率自2012年开始逐步下降，并于2019年降至59.7%，低于欧盟60%警戒线水平，为全球各国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树立了典范。王克冰指出，从债务结构来看，发达经济体中，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比普遍较低，中央或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相对较高。从2016年数据来看，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占全国政府债务规模之比均低于25%。以美国为例，州及地方政府债务（即市政债券）规模占比仅为19.3%，而联邦政府规模占比则高达80.7%。中央或联邦政府债务的风险化解手段较多，例如通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对冲部分债务风险。但地方政府债务往往具有刚性兑付特点，风险化解难度相对更大，需要予以更加严格的管控。王克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来看，美国市政债券每年发行规模庞大但余额总体保持稳定，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近十年来，美国每年大约发行4000亿美元市政债券。其中，约2400亿美元用于新建项目，会带来新增债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美国市政债券余额始终控制在四万亿美元以下。初步分析，可能是美国成熟的市政债券管理体系实现了债券“借用管还”良性循环，发债主体在实际偿还债务后才能继续举债。但从严谨的角度出发，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还需要各方专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王克冰强调，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隐患，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保持高度的风险意识，及时有效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明确要求严格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财政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已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闭环管理制度体系，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券尤其是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的快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迅速，地方政府债务率很可能于今年年底进入国际通行的100%-120%警戒区间，政府债务风险正在逐渐增大。因此，如何科学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既发挥政府债券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又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需要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宏观、长远和动态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与会专家认为，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问题涉及面广，无论在理论、政策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国际上一般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来评估债务风险。控制风险就是使这个比值越来越小，这取决于分子和分母之间双向和动态的变量关系，如果把分子和分母拆分开来，只进行单向和静态的测算是不科学的，因为这忽视了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他认为，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政府债务资金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债务风险就会相对收敛，是可控的；反之债务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大。因此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应从经济发展、投资效率等视角，以动态的眼光进行考察。总之，债务增速必须低于经济增速，从而保障基本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来源。近年来，我国的政府投资乘数效应和投资效率一直在下降，债务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是可以的，但应防止其成为一种趋势，否则债务风险会越来越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一方面，政府举债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期望等因素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政府承担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越多、对未来发展的期望越高，举债规模可能越大；另一方面，政府举债也需体现风险收益对称关系，因此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取决于对应的政策目标。每个国家都可能会有与各自特定政策目标以及特定社会经济状况相匹配的最优政府举债规模，而且这个规模是动态变化而非静止不变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袁海霞指出，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政府债务达到某一阈值之前，政府债务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的作用，但一旦超过某一阈值，政府债务的增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对地方政府最优债务规模的确定，不应局限于聚焦经济增长这一单一目标，而应对经济增长、风险防范、结构优化等多目标进行综合考量。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温来成认为，“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人民群众对于更加优美的环境、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更加优质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公共服务将有更强烈的需求，从而对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原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从理论上看，通过经济增长将债务“消灭于无形之中”是最为理想的途径，其潜在要求是GDP的名义增长率要高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规模相对于GDP就会不断缩水。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持条件是稳定市场和公众的预期，预期稳定之后，消费者有信心增加消费，企业家有信心扩大投资，就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待地方政府举债最优规模专家们认为，考察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还需结合我国中央、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结合公共风险应对模式，从公共管理视角进行探索。刘尚希指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主体，除了要履行提供法定的公共服务责任之外，还负有由公共责任延伸而来的道义责任，即降低公共风险水平、注入确定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加强逆周期调节，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手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迅速增加。近年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快速增长，成为逆周期调节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具。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再次大幅增长。在这种公共风险应对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将会不断扩大，确定最优举债规模面临着一些复杂而不确定的状况。温来成指出，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于国债余额的现象持续发生。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全部债务余额的比例是55.24%，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5.9%。要从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的长远角度出发，更多地由中央政府承担举债职能，适当调节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比例，增大国债的发行规模。此外，要考虑制定和实施政府债务规模增长退坡政策，逐步消化累积的债务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认为，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国有资产管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承担着很大责任，一旦遇到经济周期或者结构性问题的冲击，很多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便遭遇困难，需要扩大债务规模。“十四五”期间，我国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支出责任更多地由中央政府承担，提高效率，从源头上减轻地方政府社保支出负担和举债压力。此外，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累积，风险加大，但国有资产却在递减。可以考虑将地方政府的自有债务率和地方政府的资产持有率挂钩，持有资产越多，债务率可以相应减计。此外，郑新业还认为，应健全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付费机制，如高等教育、某些医疗费用支出，既可避免市场和政府效率的双重损失，也可降低地方政府支出负担。浙江省财政厅副厅长林仁方介绍了近年来浙江省重点从项目管控、限额管理、规模控制三个维度把握，探索适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县地方政府债务最优举债规模的实践情况。项目管控把握“三大原则”。一是以项目为导向。专项债券支持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项目。二是与收益相平衡。项目未来收益与融资成本相平衡。三是同周期相匹配。项目周期必须与融资周期相匹配。限额管理关注“三大因素”，即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债务风险状况、债务管理水平。政府性基金预算可偿债财力是基础因素，用于初步测算市县专项债券规模；债务风险状况、债务管理水平是修正因素，按一定规则对初步测算的市县专项债券规模进行调增或调减。规模控制遵循“三大公式”，分别用于确定专项债券规模上限、测算政府性基金可偿债财力和测算债券还本付息支出。林仁方表示，截至2019年底，浙江全省所有市县政府债务率均低于警戒线，实现了政府债务风险管控目标，取得了较好成效。如何测算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志浩指出，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到2019年底，即使考虑宽口径隐性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率也仅为90%左右。但大家普遍感觉我国政府债务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支出压力明显。在我国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占主要部分，因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期限短，偿债时间集中，加之在债券支出安排方面对公共支出和项目支出的区分不够，导致债务对应的支出压力始终较高。第二，收入来源的支撑力下降，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和政府基金性收入减少，对偿债来源造成不利影响。第三，债务增速较快，影响债务可持续性。2009年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加速，政府债务偏离度（GAP）迅速上升，偿债压力急剧增大。因此，在测算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时，应考虑以上因素。钟正生认为，在测算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时应有三个视角：一是债务增长弹性或增量资本产出率，即每增加一块钱债券投资能够获得的经济产出；二是财政收支匹配，财政有多大能力举多大的债；三是债务可持续性，即长期国债收益率不能超过GDP增长率。温来成认为，在测算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时，应该客观预测我国未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趋势，合理测算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同时，在测算可偿债财政预算收入时应扣减刚性支出，获得可偿债资金的最大值。此外，也要进一步界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范围，统计其债务规模，这样才能获得测算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的可靠数据基础。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院长刘蓉认为，应在统筹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和基建投资效率的约束条件下，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通过对各省区市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看，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门槛值为31.38%，即当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不超过31.38%时，可通过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刺激私人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超过这一比值后，地方政府债务投资将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从基建投资效率指标来看，债务门槛值是23.55%，低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视角下的门槛值，这表明地方政府债券的资金投向倾向于具有技术外溢性的资本性支出项目。刘蓉据此分析和比较了各省区市的地方政府举债空间。以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有20个省区市存在举债空间，10个不存在举债空间；以基建投资效率为目标，15个省区市存在举债空间，15个不存在举债空间。她认为，应该着重控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区的政府债务规模，防止风险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财政税务系教授毛捷认为，考察我国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时，应重点关注长期负债能力指标，即（1+公共债务增长率）/（1+GDP增长率）。指标数值越小，表明经济发展对公共债务的负担能力越高，公共债务风险在经济发展能力的可控范围之内。2010-2019年，我国的长期负债能力指标平均水平为107.84%，高于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从动态指标看，我国的长期负债能力在持续减弱。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的地方公共债务占比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8年占公共债务总额的比重为67.19%。地方公共债务快速增长是我国公共债务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公共债务风险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举债。同时，2010-2018年，我国地方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增长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地方公共债务的承载能力逐渐减弱，地方公共债务风险不断增加。因此，应当对动态累积中的债务风险保持高度警惕。袁海霞表示，应从三个方面考虑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一是应当从债务效率最大化维度对地方政府最优债务规模进行测定。有专家根据量化模型分析提出，最优的公共债务规模取决于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公共资本来源于税收的比重、公共资本由债务转化的比重以及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等四大因素。相关测算结果显示，我国整体公共债务规模还未触及债务阀值，存在一定的举债空间，但是个别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已值得警惕。二是从地方政府评级角度考虑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测算。可将基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及债务率作为确定地方债务最优举债规模的参考依据。三是从“资产-负债”的整体视角探索如何确定地方政府最优举债规模。应充分考虑我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拥有的庞大国有资产，借鉴商业银行风险资本管理理念，对债券资金投向进行风险资产加权测算，形成全面覆盖风险点、短期长期兼顾的风险监测体系，并以风险监测工具为锚，形成最优地方政府举债规模测算的动态模型。来源：中国财经报记者：刘国旺编辑：刘彬

教育部直属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共建国家“双一流”、“211工程”首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学校实力强培养质量优就业率高中央财经大学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招生类别、规模和专业普通计划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共1522名普通计划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725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收定向就业报名研招网报名：预报名：2020年9月24日—9月27日每天9:00-22:00正式报名：2020年10月10日—10月31日每天9:00-22:00两阶段报名均有效。资格确认：确认方式分为网上确认或现场确认，我校确认方式将根据上级要求于确认前公布。报考点选择：中央财经大学报考点（以下简称北京考点）是设在北京市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唯一报考点，考试地点分为学院南路校区和沙河校区。北京考点仅接收以下四类考生作为报名资格确认和考试地点：① 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北京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资格确认时须持有效学生证）；② 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具有北京户籍（含集体户）的往届考生（报名资格确认时须持有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或家庭户口本原件）；③ 报考中央财经大学的不具有北京户籍但在京工作的在职往届考生（在京工作限定为考生本人与在北京市工商注册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工作地在北京，报名资格确认时须持有本人与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和网上报名截止前连续6个月（即2020年4月-9月或5月-10月）的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参保人员缴费信息）；劳动合同中工作单位信息须与网上报名时填写的工作单位信息一致；两个证明材料均须原件，且缺一不可）； ④ 报考京外高校的中央财经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资格确认时须持有效学生证）初试初试考试时间：2020年12月26日-27日打印准考证时间：2020年12月19日-12月27日初试各专业考试科目详见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复试统考复试时间：预计2021年3月-4月进行包括笔试、面试等，实行差额复试。如受疫情影响，学校可取消或调整复试的笔试考核方式。以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人员身份报考的统考考生，复试时还要进行两门本科主干课程加试，加试不及格者不予录取。上述内容均以届时公布的复试录取办法为准。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学院：院内大类招生：金融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商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经济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法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所有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术型专业政府管理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类学术型专业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所有专业统计与数学学院的所有经济类学术型专业跨院大类招生：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和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两个招生学院所有学术型专业人事档案调转与协议签订非定向就业的拟录取考生：至迟于入学报到时将人事档案调入中央财经大学，未按要求调入者，取消入学资格。定向就业的拟录取考生：须于正式录取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未按要求签署者，取消录取资格或入学资格。其他事项硕博连读：2021年录取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可以申请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具体选拔于报到入学后组织。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址http://gs.cufe.e.cn学校有关研究生招生报考、成绩发布、复试方案、政审调档及录取等信息随时在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工作”中发布，不予另行通知。未尽事宜请参照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发布的《中央财经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题：“国家账本”传递2019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查预算报告。这份厚厚的“国家账本”传递出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信号？【信号1】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增加市场主体活力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说，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短期来看，减税降费会对各级财政带来压力，但长远来看，将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信号2】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增长14.9%：积极促进就业创业根据预算报告，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安排538.78亿元，增长14.9%。将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分别提高至15万元和300万元。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实现稳就业，需要财政、人社、税务、金融等部门共同发力，构建协调、高效的服务体系。既要落实普惠性政策，也要重视重点群体和关键领域的有效帮扶。【信号3】赤字率2.8%：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安排全国财政赤字27600亿元，比2018年增加38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适度提高赤字率是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体现，有助于通过财政手段激发经济活力，更好引导企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信号4】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308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9300亿元、专项债务21500亿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说，今年的地方政府专项债较上年大幅增加，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可以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规范举债的“前门”开好。与此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信号5】中央基建投资增加400亿元：发挥投资关键作用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基建投资安排5776亿元，比2018年增加400亿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说，今年要重点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基础设施建设。要在支出项目、资金使用上加强管理，避免资金不到位、不及时等问题。【信号6】养老金标准平均提高约5%：提升“老有所养”保障水平根据预算报告，从2019年1月1日起，按平均约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表示，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社保方面支出的增幅，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增长水平，是着力保障民生的重要体现。【信号7】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18.9%：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根据预算报告，今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1260.95亿元，增长18.9%，增量主要用于深度贫困地区。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党支部书记栗翠田说，中央财政对脱贫攻坚加大精准投入，对专项资金的科学分配、高效使用和全程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信号8】科技支出增长近10%：进一步推动创新能力建设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安排9134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9.7%。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更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科技领域是财政支出近年来发力的重要方向，支出规模逐年加大，进一步推进了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信号9】教育支出增长8%：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34800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长8%。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增长13.1%，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增长26.6%。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说，今年国家财力虽然紧张，对教育的投入却继续增加，充分表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发展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才能托起未来的希望。【信号10】一般性支出压缩不低于5%：政府要过“紧日子”根据预算报告，今年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预算。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出，一般性支出按照不低于5%的幅度压减。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认为，2019年财政支出需要扩大，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府要过“紧日子”，通过压缩一般性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用于保障重点领域投入。(记者申铖、刘红霞、何欣荣、梁晓飞、刘硕、有之炘)图表：“国家账本”传递2019年国计民生十大信号 新华社发 李栋 制图

昨天的文章，咱们汇总了部分985院校，包含人大、北师大、北理工、中国农业大学等，2018-2020年的录取情况，马上就有同学留言要看外经贸和央财的，那今天就汇总下外经贸和央财等热门211院校的经济学考研录取情况。对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地处北京，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拥有经、管、法、文、理五大门类，以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国际经济法）、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商务外语）等优势专业为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由教育部、商务部共建。截至2019年3月，学校拥有世界一流建设学科1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个、北京市重点学科7个（其中一级学科2个、二级学科3个、交叉学科2个）。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应用经济学（自定） 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法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应用经济学、法学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企业管理、会计学、世界经济交叉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法与经济学、低碳经济学 中央财经大学中央财大是教育部直属的教育部、财政部和北京市共建高校，是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和首批“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入选国家“2011计划”、“111计划”。五大 211 财经院校中，其中中央财大排名第二名，实力强悍，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位列A+行列，应用经济学评分为B+.中央财大经济学一共有两套风格不一样的考卷，分别是“801 经济学”和“803 经济学综合”。其中，绝大部分专业初试考试科目为“801 经济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以及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这四个学院绝大部分专业初试考试科目为“803 经济学综合”。01 中央财大80102 中央财大803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共建高校，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应用经济学学科排名前20%，位居B+行列。其学校本身的学术氛围好、师资力量强、人脉资源广，社会认可度高，研究生就业方向主要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科研单位、银行、会计事务所、金融部门、中外大中型企业等。北京邮电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建、首批进行“211工程”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是“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重点建设高校。北邮作为多个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211高校，地处北京，北京邮电大学综合实力不错。北邮经济管理学院招收应用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该专业细分为十多个个方向，其中通信产业经济方向，通信经济、农村信息化方向等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很有前景。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出台了关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的三大举措，对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分配关系，有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三大举措包括：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并保持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为缓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力，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50%）调整为先负担15%，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库。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提供保障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被称为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方案》明确，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今年我国实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减税降费政策。据统计，1月至6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1709亿元，其中今年新出台减税政策共计减税5065亿元。同时，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给财政收支平衡带来较大压力。“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表示。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一直在着力推进。从2016年5月1日起，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同步实施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中央和地方各分享50%，过渡期暂定2年至3年。“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大幅放缓，但保民生、稳增长等多方面的支出压力并没有减弱。此次推出的改革举措，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尤其是财政运行困难地区收入压力，增强地方应对减税降费的能力，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继续稳步推进；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区域财力均衡发展，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白景明说。保持增值税分享比例稳定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根据《方案》，在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确定的2年至3年过渡期到期后，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即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这个举措有利于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给地方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地方政府收入预期稳了，对进一步制定和执行未来相关方面重要规划具有基础性作用。”白景明说。在留抵退税方面，《方案》明确，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结合财政收入形势确定退税规模，并保持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分析，此项政策与原来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相比较，最主要的变化在于能够根据各地的增值税收入情况来进行留抵退税额度的分摊，这充分考虑到了增值税税基流动的特点，避免了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制约，外购数额大而导致当地财政退税负担重的情况，“这样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更为公平、合理”。“增值税留抵退税增加了企业现金流，但同时也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此次针对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缓解这一矛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表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系系主任毛捷认为，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实际上采取了受益原则，倘若地方增值税收入较多，那就相应多负担一部分；若增值税收入较少，则由中央进行统筹平衡贴补一部分。这对增值税收入增长缓慢而留抵退税压力较大的地方是重大利好。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利当下又利长远《方案》明确，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我国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且主要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李旭红分析，这次消费税改革措施意义重大：一是将征税的环节由生产转向批发或零售，更为体现消费税的特点。在消费环节征收，能够引导政府主体关注对于消费市场的扶持，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升级；二是将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补充地方税收收入来源，有助于健全地方税收体系；三是健全消费税制度，为消费税落实税收法定做准备。白景明认为，此次改革明确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有助于扩大消费税税基，拓展地方政府收入来源，“改革先对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品目实施，主要因为这部分产品在消费税收入中占比相对较小，有助于试点稳步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次改革将对地方财政收支行为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此次推出的改革举措直击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的难点，从短期看有利于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从长期看也将为进一步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添砖加瓦。”毛捷表示。（记者曾金华、董碧娟）

2020年11月4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上海举行签约仪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志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严军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致辞。严军副主任在致辞中表示，财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是国家财政领域最高水平的智库，在业界享有良好声誉。财科院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经理论与政策研究，为国家决策和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为财政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撑。为更好地发挥财税制度政策研究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把财税制度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将与财科院在原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战略研究合作，更好地服务于上海“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傅志华副院长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扮演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在发挥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作用的同时，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对于上海来说，今后的发展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财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将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课题研究、成果转化和资源共享等领域积极开展深度战略合作，为上海市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财科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全球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威、助理研究员金殿臣，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陈群民，综合处副处长向明勋，秘书处副处长张黄付等参加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后，双方就合作研究的课题展开调研和讨论。

2020年10月3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联合举行“2020中国数字财政高峰论坛暨《2020年数字财政年度报告》发布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兼总裁陈强兵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河北省科学院党组书记刘春成，财政部综合司二级巡视员骆晓强，财政部信息网络中心副主任吴涛，中国人民大学谭荣华教授等专家、学者应邀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志华主持报告发布及主旨演讲环节，副院长徐玉德出席会议。财科院和用友政务联合撰写的《2020年中国数字财政年度报告》在论坛同步发布。刘尚希院长，傅志华副院长，徐玉德副院长，陈强兵总裁，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治国，高级副总裁兼CTO 顾焱等领导，共同启动《2020年数字财政年度报告》发布仪式。刘尚希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数字化”已经取代“信息化”成为时代主题，数字技术正加快向生产生活领域和公共治理领域渗透，给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命题、新要求、新任务。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工业化时代形成的确定性思维在应对普遍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力所不逮。数字化在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提供了防范风险、应对风险的新手段、新方法、新模式。建设数字政府是数字化时代的呼唤，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数字财政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沿阵地。数字财政顺应数字化浪潮，必将引发财政体系的重构和变革，可以有效对冲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公共风险。数字消费券发放、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等政策实践凸显了数字财政的巨大价值，但数字财政尚处于起步阶段，系统、标准、规范、制度等相关条件仍有待完善。政、产、学、研、用各方应积极参与、协同推进数字财政建设，为财政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陈强兵总裁在致辞中表示，数字技术不仅是构建敏捷、安全政府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具，也是现代财政治理的重要技术支撑。财政数字化转型，就是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用于财政、税收、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领域，其落地迫切需要产学研用一体化共同推进。用友集团已在数字财政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新时期，用友集团将通过与财科院紧密合作，力争为数字加快数字财政建设作出更多贡献。高培勇副院长指出，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数字财政红利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数字财政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危”与“机”的博弈中走出一条利用数字化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子。他通过回顾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历史和现状，深刻阐释了数字财政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个税综合申报的成功案例，充分展现了数字财政可以成为全面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加速器。刘春成书记提出，要明晰数字财政是数字政府中具有统筹性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这样才可能发挥好财政的综合调控作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和新模式的应用有助于优化数字财政建设，要加强数字财政基础设施建设，让大数据中心真正发挥智慧大脑的作用。骆晓强巡视员从实际工作的视角解读了财政大数据应用可能对财政带来的影响。财政大数据还可以提高财政的公共服务能力，解决数据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吴涛副主任从三方面介绍了推进数字财政建设工作的新进展。第一，建立统一的预算管理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实现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为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提供支撑保障。第二，地方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三，积极推进财政数据分析利用，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支撑政策完善，决策优化。谭荣华教授深度剖析数字技术与数字财政的关系。他同时指出，数字财政建设面临着两大突出挑战。一是财政大数据的获取、管理与共享，需要构建一整套标准和法律法规体系。二是人工智能在数据财政中的应用，要求有更好的理论和知识支撑，需要有具备复合知识的人才队伍。他建议，成立新型财政大数据中心，主管、统领所有财政大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工作。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财政大数据研究所所长王志刚代表研究团队对报告进行解读。他从数字财政的定义、特征、规划框架、面临的挑战，以及构建财政大数据应用之成熟度模型的路径与框架等层面进行概要介绍。数字财政要以财政大数据价值为基础、财政大数据应用为支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以实现优化收支结构、提高效率以及促进公平目标的政府收支活动。圆桌论坛环节，王志刚副主任主持并总结。与会嘉宾围绕数字财政地方建设实践展开讨论。广东省财政厅数字财政专班涂剑锋同志分享了广东数字财政建设经验。用友政务副总裁王光伟全面比较了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区别与联系，并从内核、规划蓝图、关键特征、实际应用等方面解析数字财政。威海市财政局信息中心主任马文杰详细介绍了威海市财政局的大数据应用实践。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财税电子化研究所谢波峰教授围绕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数字财政、数据财政的概念进行了剖析。洛阳市财政科研所所长刘捷以政研视角下的数字财政为主题，探讨了基层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对数字财政的迫切需求。无锡市财政局信息处处长燕霞分享了无锡数字财政的建设思路和探索实践。王志刚副主任总结表示，数字财政是一个生态体系，数字财政建设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方面进行持续不断地协同推进。《2020年中国数字财政年度报告》未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检验和理论总结，为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贡献智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闭幕，其中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化发展”，将“数字化”提升至关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引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本次论坛是我国首场以“数字财政”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2020年中国数字财政年度报告》的发布及各界同仁共同探讨我国数字财政建设问题，可谓是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本次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国各地财政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近200名代表莅临现场。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来源：中国财经报近日，中宣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入选名单，财政部部部属单位共有2人入选，财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程瑜入选理论界名单，财税博物馆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入选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旨在加强领军人物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由中宣部按照有关工作部署安排，在各地区各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过资格审核、组织专家通讯评审、会议评审等程序研究产生。 根据有关规定，中宣部对入选的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给予每人30万元自主选题项目资助经费，用于人才开展创作研究、展演交流、出版专著等活动。程瑜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孙继亮同志的自主选题项目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程瑜致力于财政智库建设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程瑜程瑜，女，中共党员，1979年4月出生，山东淄博人，2007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专业，同年8月入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历任科研组织处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科研组织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入院以来，程瑜同志爱岗敬业，对财政科研矢志不渝，并在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取得了良好成绩。当财科院进行高端智库建设之际，又根据组织安排，从一线研究人员转而成为财政智库建设的操作者。13年来，无论是从事财政学术研究，还是科研活动组织、智库建设管理及对外合作交流，都秉承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态度和严谨细致、求实创新的作风，为推动财政科研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一是作为科研活动组织者。近年来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负责策划组织财科院主办或联合主办的50余场大型学术论坛、成果发布会、研讨会、新知大讲堂等学术活动；策划组织财科院“降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两项大型调研，通过线上问卷和实地调研相结合，上报材料和公开发布相结合，已成为财科院品牌之一；组织出版10余部智库丛书和智库系列报告，致力于扩大财科院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二是作为智库建设宣传员。负责对接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处，近年来组织完成其交办研究任务20项，组织上报财政智库专报40余期，多篇工作动态和研究报告被采用。负责运营管理财科院官方微信、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主动策划宣传主题，组织科研人员积极对财政政策和改革的热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解读，既遵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对每一篇推文严格审核，又鼓励原创，强调时效，形式多样，致力于扩大财科院的智库影响力。三是作为对外合作联系人。负责联系协调财科院与地方政府和知名企业等多家国内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建立科研基地，在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品牌宣传和成果转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赢；负责联系财科院与世界银行、中亚学院、日本财务省综合政策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等多家国际知名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近年经办派出30余个学术交流出访团组，组织接待40余次国际学术来访，致力于拓展维护财科院国内外对外合作网络。四是作为学术研究骨干。长期致力于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在政府预算、绩效预算和行为财政学研究方面小有建树。出版学术专著2部，分别为《政府预算契约论》《中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研究》，合作撰写著作10部，在《财政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动态》《税务研究》等学术期刊及财科院《研究报告》等内刊，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参与撰写的研究报告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省部级内参采用，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财政部及相关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或国际组织课题研究100余项。对于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选拔工作，程瑜同志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新型智库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部党组领导下，围绕国家财政中心工作，开展财经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今年3月已正式成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理论界名单，程瑜同志表示，新的起点，新的使命。作为一名财政科研领域和高端财政智库的年轻干部，此次入选名单，备受鼓舞振奋，深感责任重大，特别感谢和珍惜组织对自己的肯定和鼓励，一定认真完成自主选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财政行为与财政改革研究”，向组织交一份高质量答卷。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立足本职岗位，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久久为功，为财政科研事业发展和高端智库建设贡献力量。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孙继亮守护传统财税文化的时代青年——记2019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孙继亮2005年五一节前夕，一名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赶到中国财税博物馆报到。15年岁月如梭，在组织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下，在默默的日常工作学习和重大任务的锻炼考验中，当年稚气未脱的大学生成长为稳重干练的业务骨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积极投身于财税历史研究与财税文化宣传推广的青年财税工作者的深刻内涵。这位立足岗位默默耕耘的青年财税工作者，名叫孙继亮，1979年2月生于山东青州，现就职于中国财税博物馆，历任文物保管与陈列部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现任安全保卫部副主任。孙继亮同志的进步与成长之路，离不开他勤勉尽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也离不开他求真务实、积极正派的生活作风，更离不开博物馆历任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孙继亮同志在博物馆长期从事文物保管和陈列等相关工作，认真当好四个角色，为推动博物馆建设与发展、财税文化宣传与推广贡献了才智与力量。公共文化和财税历史的推广者孙继亮同志配合部门领导先后参与了“中国古代财税历史”“中国近代财税历史”“中国当代财税历史”三大基本陈列和“财富中国”“中国会计史”两大专题陈列，在这些项目中承担了大纲编写、形式设计深化、文物文献挑选与策展等工作，展览全面呈现我国从古至今的财税历史变革，着力体现和诠释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2015年他参与设计施工的“财富中国”展览项目获得浙江省第九届（2014）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精品奖。2019年4月—6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熠熠千年：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特展，这是财税博物馆首次与外部博物馆的联合展览，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白银与国家财政、百姓民生休戚相关的历史，不仅很好地宣传了财税历史、财税文化，而且扩大了财税博物馆在文博界的影响力。2019年6—9月，他参与了财税博物馆与部办公厅、机关党委共同制作完成的“初心引领 砥砺前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财政工作展览”，在展览中承担了“伟大革命”“伟大探索”两个部分的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并多次在馆领导的带队下赴京与部办公厅负责同志、项目负责人进行展览场馆的实地调研、形式设计的深化、布展资料的精选、运输及现场布展等工作，该展览一经推出，就受到部领导以及广大财政干部的一致好评。行业文物和专业文献的守护人孙继亮同志作为博物馆文物征集小组成员，十多年来遍历全国多个省份，配合领导及同事征集大量财税文物文献，其中文物3000多件套，文献资料近万件，不仅充实博物馆馆藏，也为中国财税史实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为了征集财税文献，馆领导亲自带队多次深入安徽、浙江乡村，到老乡家里征集挑选资料，乡下蚊虫多，下过雨的乡间小路泥泞不堪，还经常伴随牲畜的粪便，走路都困难，资料保存的环境也很差，他们没有手套，没有口罩，也没有防护服，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在“垃圾堆”般的故纸中翻看，找寻博物馆所需的文献资料，每次挑选完后，几个人都会出现皮肤过敏、咳嗽等身体不适现象，但正是基于对博物馆工作的热爱，让他们坚持下来，博物馆一万多件财税文献资料中很多都是这样一张张被捡出来的。为了更好的做好文物征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起对博物馆法律法规、文物文献保护制度、有效利用机制等认真进行研究，主动与全国各大文物商店信息沟通与交流，积极收集相关财税文物文献动态信息等。2017年8月省文物局进行全省可移动文物大普查，孙继亮同志所在的馆文物普查小组被浙江省文物局评为浙江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学术研究和课题攻关的生力军孙继亮同志始终把学习和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对待，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他自觉把财税历史研究放在财政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在学习、调研、思索的基础上，撰写财税历史论文，先后在学术论文集、公开出版物发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明代银本位制度确立关系初探》《从津浦铁路债券看晚清铁路外债借款模式转变及其影响》《中国财税博物馆藏元代“扬州元宝”考》《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世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内在关系探析》等十余篇学术论文，并在馆领导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服务财政工作的一次挑战与历练——中国财税博物馆全力参与财政干部培训教材撰写工作》《中国财税博物馆陈列展览现状、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等调研成果。追求梦想与躬行力耕的践行者作为新时代博物馆人，既要增强理论知识学习，更要注重工作实践，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孙继亮同志以宣传弘扬财税历史文化为己任，致力于建设一流展馆、办好一流展览、做出一流业绩。在日常工作中，他担任起了布展陈列部“技术搬运工”的工作，将学到的财税历史新知识、布展陈列新技术及时与部门里的其他同事分享，在知识的交流融合中，探索技术发展的新道路。每次陈列展览工作例会，他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专业技术知识，看到行业最新技术文章总会发给同事们共同学习。同事们有问题问到他，他总是耐心解答，有自己不懂得的专业技术问题，他总是查询书籍、查询网络、请教老师把问题学通弄懂再讲给大家。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敢于担当、主动分享的态度，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脚踏实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对于此次入选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文化经营管理名单，孙继亮同志表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博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统筹推进文博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财税博物馆在部党组领导下，紧密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推进布展陈列、文物征集、学术研究、数字化建设等工作，在弘扬财税文化、普及财税知识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作为一名文博领域的年轻干部，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此次入选名单既是鼓励更是鞭策，对此深表珍惜和感谢，一定保质保量完成自主选题项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景下的行业博物馆研究”的研究工作，一定继续立足本职岗位，重温财税博物馆干事创业的初心，在馆领导的领导下努力发挥好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宣传、教育等各项职能，自觉承担起服务财税中心工作和财税事业发展的使命任务。来源：财政青年编辑：傅博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对经济的影响也备受关注。这次疫情对企业生产、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如何运用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支持防控疫情、应对疫情影响？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记者：这次疫情对企业生产有何影响？刘尚希：应该说，疫情产生的影响有较大不确定性。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两方面直接影响——一是在需求方面，引起群体性需求收缩，特别是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需求收缩，并传导到企业，这个影响很明显、很直接，也很快速。二是劳动力供应方面，春节期间很多企业停工休假，但受疫情影响，返工出现困难，不少企业难以复工。从宏观上看，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由公共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包括用工成本、防护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等。记者：国家从政策层面如何帮助企业应对、缓解不利影响？刘尚希：上述两方面情况对企业影响很大。一些企业在疫情的影响下，处于“休眠”状态，需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给予扶持。我认为，首要的是要让这些企业活着，这就需要在资金上“输血”，比如在企业贷款到期还不上时允许展期。除了“休眠”企业，那些正常运转的企业由于成本上升，资金链也绷得很紧，面临招工困难、开工不足等情况。资金链是企业的生命线，是目前企业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企业需要旧的贷款能够顺利展期，新的贷款能够及时到位。因此，要避免风险进一步扩大、蔓延，金融政策需要相应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5部门已发布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文件，明确了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合理调度金融资源等措施。政策如何落实到位是关键，特别是要落实好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的规定。监管部门的监管模式要改为应急模式，根据防控疫情需要调整。在财政政策方面，应在公共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的情况下，着力为企业减负。减负方式包括减税和补贴两种，我认为当前比较直接、有效的办法是补贴。一是直接补贴，比如对生产防控疫情相关物资企业补贴；二是间接补贴，主要对相关重点企业贷款给予贴息。近日财政部出台了相关政策，包括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提供贴息支持、降低对小微企业贷款的融资担保费等，企业融资成本将大大降低，有利于保障企业运转、维持就业稳定。只有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企业成本上升问题。记者：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应采取哪些宏观政策应对？刘尚希：疫情对当前经济特别是对消费的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是阶段性、短期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从宏观上看，要注意三方面影响。一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一季度经济增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相信通过一系列相关政策对冲，能够把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当前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定预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二是对物价的影响，要防止抢购、囤积货物导致物价上涨。三是对国际贸易、国际旅游等的影响。应对上述影响，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加强逆周期调节。目前，已经明确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最近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2月3日、4日通过在公开市场开展逆回购操作投放流动性累计达1.7万亿元。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疫情的因素，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同时要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疫情冲击。比如，实施减税降费以来，地方财政减收较多，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压力。可以预见，在疫情影响下，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大。在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有必要适当扩大赤字，应对收支缺口，稳定社会信心。此外，有必要研究调整社会保险、工资等政策，妥善处理防控疫情特殊情况下的劳资关系。总之，处理公共风险需要政府与市场、企业、个人等形成合力。制度优势是我国的最大优势，也是战胜疫情的最可靠保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社会合力，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金华）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