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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2019-2020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指数》完整版，请关注绿信公号：vrsina，后台回复“互联网2”，该报告编号为20bg0125。中国 GDP 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8.5%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近 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根据产业互联网课题研究组推算，至2024 年，中国的GDP年增速为 5.5 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GDP增长的拉动为0.2、1.8、3.5个百分点，三者的 GDP 增长贡献度分别为 3.7%、32.5%、63.9%，劳动生产效率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提升。2014 年至 2018 年间，我国网民规模从 6.49 亿增长为 8.29 亿，增幅为 27.5%；网民的人均上网时间从每周 26.1 小时增长为每周 27.6 小时，增幅为 5.7%；而同一时间段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的流量却从20.6EB 增 长 到 了 711.1EB ， 增 幅 达3352% 2 ——这意味着每个个体通过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获取和处理的信息量的大幅增加。产业互联网的推广将产生大量非消费型数据爆炸。根据本报告研究团队的估算，2015 年以前，在中国产生的各类数据中（包括未储存数据与储存数据），包括视频在内的娱乐数据占据了近 50%的份额，而在2024 年，娱乐数据将仅占中国产生数据总量的 27%。新浪VR知识星球报告库以近五千分，所有新浪VR报告都将由管理员上传（包含部分未在其他平台发布的非互联网相关报告）VIP用户福利不定时开启，前1000名还能领领优惠券性价比更高！ 新浪VR，早一天看见未来。

调研现场10月29日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孟凡利会见了由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才泓冰率领的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考察团一行。孟凡利对考察团来包表示欢迎。他说，包头工业基础扎实、制造业实力强、产业工人队伍大、城市规划好、资源富集，当前正在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招商引资，着力打造富有活力和创业激情的现代化城市，发展空间广阔。真诚欢迎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及各位企业家考察合作和在包发展。同时也希望大家牵线搭桥，带动更多企业和项目落户包头，包头将提供最优环境，更好助力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实现互利共赢。赴中国兵器一机集团参观考察才泓冰表示，此次来深感包头发展潜力巨大，我们将充分发挥研究院智库优势的平台纽带作用，在产业对接与新产业培育、股权投资、资源嫁接以及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与包头开展务实合作，动员更多企业和各类资源积极参与包头建设，为包头发展贡献力量。才泓冰（右一）在参观现场会见中，中国发展网执行副总裁、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卓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鲍泓，福建省内蒙古商会副会长、厦门福鑫特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司佳柱，福建顶拓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江、福州科易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富庭、厦门承杨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继红、厦门乾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百新、厦门孟鑫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凡丽，以及厦门东方利龙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亚军、交通运输部通信信息中心福建分中心总经理张立，数字中国研究院（福建）副总经理卓宇杰等考察团成员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情况和来包合作意向，大家一致表示，十分看好包头的发展前景，希望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包头高质量发展作贡献。包头市领导张锐、李淳仁、云春生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调研现场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一行先后考察了包头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包头市云计算中心、中核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包钢集团、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北方重型汽车公司以及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公司等。调研过程中，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深入了解了包头市城市发展规划，并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讨论与交流。合影留念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产研院）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社主办、中国发展网发起的专业研究产业发展高端智库。产研院智库以整合产业资源为目标，通过实施“开放合作、优化组合、精准对接、踏实服务、创造价值”的发展战略，在产业发展创新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产研院智库以整合产业资源为目标，通过实施“开放合作、优化组合、精准对接、踏实服务、创造价值”的发展战略，在产业发展创新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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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王对对文｜王珊一面是社会的不健康发展造就了不孕不育症的高企，一面是医学的进步激烈地改变着人类生育后代的方式。代孕技术的使用，在为中国庞大不孕不育人群带来“生”的希望的同时，也使生命在孕育阶段就成了母亲子宫的“流亡者”。在传宗接代的需求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之间、在“制造婴儿”的冲动与法规的制定和监管之间，留下一个灰色地带，在这里，商业无孔不入地渗透着。一个庞大产业在野蛮扩张，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极为隐秘的代孕王国。子宫出租：隐秘的代孕王国本刊记者/王珊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15日总第792期《中国新闻周刊》 “吕总，您就是活佛再世！”这是一位母亲发来的报喜信息。就在此前一刻，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不过，这名婴儿的身世有点特殊，他有不止一位母亲：一个提供了健康的卵子，另一个用子宫孕育了他——孩子是通过代孕生产的。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醉醺醺的吕进峰正在KTV包间里唱歌。他迅速地回了一句，“给钱就行”。这位39岁的江苏人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吕进峰亲历了这个隐秘而庞大的地下王国从无到有的过程，并努力拓展疆土，成为王国的领袖。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 一在位于上海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斜靠在沙发上，用手划拉着手机屏幕，偶尔回条微信，显得漫不经心。在他身旁，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他，眼神里满是恳求。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时间，秦月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31岁，7年前发现患有癫痫，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在家休养。从前两年开始，秦月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适合要孩子”。失望之余，秦月替女儿选择了代孕。这次，她是来和吕进峰商量如何用促排卵药的。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还差一天，秦月的女儿就要进入排卵周期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第一步就是促排卵。在获取高质量的卵子之后，才能在实验室里使其与精子结合并培养成胚胎，再植入母体的子宫。秦月的女儿已经服用了数天的妈富隆。妈富隆是一种避孕药，在促排卵时服用可以调整体内的激素水平，以便生成更为健康的卵子。然而，在吃了妈富隆后，秦月的女儿癫痫发作的频率从20天一次变成每天发作。每次发病的时候，她都有预感，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接下来会有几分钟不省人事。刚开始，秦月很慌张，询问了医生才知道，女儿现在每天服用的妈富隆，与治疗癫痫的药物相抵触。即便这样，他们并没有选择停药。秦月是在众多代孕网站上找到吕进峰的，这个与女婿同龄的男士声称自己在国内最早从事代孕行业，并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我们这其实是爱心事业。”她记住了吕进峰的这句话。198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出生。“中国试管婴儿之母”、北医三院妇产科教授张丽珠主持了这项手术。她曾做过6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成功了5例。大多数寻求代孕治疗的患者的共性是，卵巢仍能排卵，但胎儿发育的土壤——子宫有问题，需要借别人的子宫。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一时间，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很多人认为，代孕挑战了传统生育方式与社会道德观念，带来的伦理与管理问题是当时的体制与政策所不能承载的。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像吕进峰这样的私人代孕中介开始出现。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秦月眼前的吕进峰个头不高，肤色微黑，胖胖的，笑起来脸上若隐若现地有两个酒窝。秦月女儿代孕的价格总共是65万元，这是吕进峰的“公益互助协议”里所能享受到的最优惠价格。吕进峰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在客户身体情况准许的情况下，提供合格的精子和卵子，两年之内公司保证其至少有一名健康的婴儿出生。其他各类套餐则在第一类的基础上，针对客户身体状况以及卵子、精子的来源有相应的加价。例如，如果客户自己的卵子不行，需要另外支付6万10万元的捐卵费用；根据捐卵女孩的样貌、身高、学历不同，则价格不等。“65万元起价，最高135万，”吕进峰说，“就跟买房子一样，可以分期付，也可以一次性付款。”当然，对同样的套餐，分期付款的总额要比一次性付清贵。吕进峰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秦月老两口支付的，这花掉了他们一辈子的积蓄。他们觉得愧对女婿，“你说如果我女儿得了其他什么毛病，比如说心脏不好，我们还能跟亲家说。可是这个毛病，我们怎么开口？女婿很优秀，对女儿不嫌弃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愿意出这个钱。”再服用一天妈富隆，秦月的女儿就要开始打促排针了。秦月一方面担心女儿会不会对新的促排药物有反应；另一方面还担心取卵的时候女儿会癫痫发作。她问吕进峰能否将原先定的取卵时间，由晚上六七点钟改为上午——女儿每天下午六点多都会发作一次，她担心这样会影响取卵，或者即使成功取出，卵子的质量也会不好。“你没到我这一步，不明白我多揪心，你一定要给我做成。”她再三恳求吕进峰。秦月让吕进峰感到有点为难。在制订促排方案之初，一位医生听说客户有癫痫，就拒绝了，第二位医生考虑了半天才下决心接受这位病人。他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白天都要上班。“一是医生没时间，只能晚上取；二是白天也不安全。”他对秦月说。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对于一个医生，吕进峰每年需要支付上百万的工资，这还是保守的价格。他时刻都很小心，害怕一旦不小心被曝光，一切投入就打了水漂。送走了秦月，吕进峰又见了另一个女客户。对方30多岁，老公出轨，和小三生了一个儿子，还大摆喜酒。她气不过，又没有办法——自己心脏不好，不能生育，也不具备促排取卵的条件。她希望吕进峰能帮自己找到一名捐卵者和一名代妈（代孕母亲的简称）。她打算偷丈夫的精子，跟卵子结合孕育成胚胎，放到代妈的肚子里。吕进峰觉得这笔订单关系有点复杂，最后在签协议的时候，他加了一条：“此次代孕是夫妻单方面同意，如若发生纠纷，跟乙方没有关系。”乙方就是吕进峰的代孕公司。（AA69公司创办人吕进峰。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吕进峰需找着变通的路径，为巨大且强烈的代孕需求市场服务，光暗之间，从2004年发展至今，他建立起自己的代孕王国。《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 ）二与客户见面签订协议是吕进峰的规矩，如果实在无法面签，也要进行视频会话。他把这一条写进了他的协议中：与董事长吕进峰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唯一保证。这句话后面还特意打了三个感叹号，又把“当面签约”四个字用红色凸显出来。吕进峰说，自己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立下这规定的。从他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发展迅速。据他估计“从业者有3万多人，鱼龙混杂”。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人打着他的旗号行骗，冒充他公司的员工或仿建他的网站，最后，受骗者都会找到他这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吕进峰在该行业的地位与生意的火爆。在此次来上海之前，吕进峰已辗转广州、深圳、佛山、厦门、泉州等多个城市，见客户、谈业务、应酬，每天晚上回到酒店都超过12点。由于缺乏睡眠，他有两个难以消除的黑眼圈。代孕的确为吕进峰开通了一条财路，也许一开始他并没想那么多。从前，他在苏州的外资企业从事物流工作，一度做到中层管理岗位，一个月也只能赚到四五千元。好不容易存了些钱，打算做点生意，却被骗光了。2004年，吕进峰的妻子怀孕。为了学习育儿经验，他整天泡在搜狐网的母婴论坛上。他发现，有很多人无法生育，其中一些人提到去国外做代孕。他就想，“国内代孕的事情怎么没人做呢？”吕进峰萌生这一想法之时，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不孕不育人群规模的判断依据还在参考上世纪90年代的调查数据：育龄人群中的不孕不育率仅为3％5％，低于发达国家的5％8％的比例。然而，人们尚未意识到，中国的不孕不育人群正在迅速增长。2009年，由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称，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到12.5％至15％，接近发达国家的比率。不孕不育者以25岁至30岁人数最多，呈年轻化趋势。吕进峰买了几台电脑，注册了若干个QQ号群发广告。他在广告中自称是代孕公司的负责人，有意向者可以联系他。“当时QQ群发还没有限制，估计百分之五十的用户都能收到我的广告。”通过这种方式，吕进峰将客户、代妈、医生联系了起来。AA69的域名也是当时注册网站时他随手敲出来的一组符号。生意做大以后，他就让员工对客户这样解释：“69组合起来就像一个太极八卦，取‘阴阳相合’的意思，AA则是要做到最好的意思。”吕进峰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位客户是浙江舟山人，第一位代孕母亲人在四川，他自己则在苏州，三人的距离加起来相当于从中国的最北边走到最南端。吕进峰从苏州坐了近50个小时的火车才找到报名的代孕母亲，又跟她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完成移植操作，并将其交给一家机构托管。“我当年就是有点创新和冒险精神，看得远一些，胆子大一点。”吕进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如今，当年仅有吕进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婴儿生产线”：销售人员吸引和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制造婴儿”这条流水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为保护隐私，很多有代孕需求的人喜欢在网上投石探路。为吸引这批潜在客户，吕进峰专门设立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微信群及网页营销推广团队。他还向搜索公司购买关键词，以使他的网页能够被潜在客户第一个搜到。“一个关键词的费用，一个月就需要好几十万。”熟人推介也是一种渠道，而这一般需要支付不菲的介绍费。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最多的时候，他们付过5万元的介绍费。”从各家医院的生殖科购买客户信息已经是常见的手段，“业务员常去医院跑，10来页A4纸，都是客户信息，只需要几千块钱。”吕进峰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协议书上签字。“每天都要签好几单。”他想对具体数字的保密，但又忍不住想炫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已经有上万名婴儿诞生了。”吕进峰将潜在的客户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捐卵者、捐精者、代孕母亲等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从中赚取利润。早年间，人们对代孕还不大了解，他所在城市的公安及联防队员某次误认为他是以“代孕”的名义拉皮条、组织嫖娼，把他暴打了一顿。事情还上了当地的报纸。他曾很委屈地对记者说，“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没有干坏事，也不是给别人介绍小三和二奶，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不能做代孕，又没有说民间不行。”随着媒体对代孕关注度的增加，吕进峰发现，找他麻烦的人反而少了。“我发现，越是公开告诉别人我在做什么，执法部门反而觉得没有惩办我的依据；默默无闻，却容易受伤害。我没有资本，也没有背景，只能选择公开。”吕进峰统计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他总共接受媒体采访30多次。他让公司员工去做了很多奖杯，在底座上刻上接受采访的时间，一个奖杯对应一家媒体，一个个摆放在他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最大的奖杯上写着“新加坡电视台”，这是他去年接受采访的纪念。有些来采访的媒体人甚至后来也成了他的客户。媒体报道除了给吕进峰带来“安全”之外，还增加了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多的客户在看了报道后找到他要求代孕。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客户多了之后，好的医生也愿意从正规医院的生殖中心出来兼职。尽管法律规定“合法医疗机构开展限制性的执业活动，例如开展代孕活动、买卖胚胎的、擅自进行性别选择等情况之一的将被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但相比每单数十上百万的利润，这样的规定就显得毫无约束力。吕进峰说，“有人说代孕违背伦理，除了这些不靠谱的话，他们（执法机构）也说不出来什么。”如今，吕进峰的生意已经在全国开枝散叶，在上海、广州、武汉、北京、山东等地都设有办公室，面积均有上百平方米。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注册，隐匿于教育、服装、营销机构之中。AA69公司原本的Logo是找一家公司设计的，橘黄色的圆环包裹着绿色的小蝌蚪，外面又缠绕了一层橄榄枝。圆环象征着女性的子宫和卵子，小蝌蚪代表精子，整个Logo寓意他的公司就像环绕的橄榄枝，守护生命。但吕进峰现在觉得，还是换成自己的头像合适，因为这样更加“高大上”。在吕进峰办公室里供奉着一尊绿度母佛像。绿度母在藏传佛教中为观世音的化身，取“观音送子”的吉意。每年35月，是公司最忙的时候，上一年年底签约的要开始启动，新客户一般也会在这个时候找过来。吕进峰不仅在不孕不育人群与代孕母亲之间搭建了桥梁，还可以直接操作代孕手术，这是令其他代孕中介眼红的地方。（陈芳肚子里的胎儿已经有27周了。这是陈芳第二次在AA69公司做代孕妈妈，两次代孕经历，她大概获得50万元。《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 ）三吕进峰将他的客户们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生不了了。”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在吕进峰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捐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为吕进峰贡献了不少客户。“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吕进峰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福建、广东那块儿，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梁鸿（化名）是吕进峰从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殊客户，他俩开始认识的时候梁是他的客户，没想到最后两人发展成了合作伙伴。今年53岁的梁鸿曾经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还做过一家公立医院的一把手。现在他在一家私立医院开展代孕业务。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孩子都是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出来的。梁鸿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92年，有先天性心脏病。1998年，即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第13个年头，他的老婆再度怀孕。鉴于儿子的身体状况，夫妻俩决定既然政策允许，就要了这个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终妻子不仅意外流了产，还切除了子宫。为了继续要孩子，梁鸿想到了代孕。但是他发现，国内的公立医院不被允许开展代孕业务，而私人诊所的技术和设备太差。在到处找不到路子的情况下，梁鸿最终遇上了吕进峰。在吕的帮助下，梁生了一个女孩，如今已经4岁。 这次使用代孕成功后，梁鸿的妻子心想，何不用这样的方式多要几个孩子？她忍不住劝梁鸿，“要不你去学生殖吧。”梁鸿起初有些犹豫，后来真的从普外科转行到了生殖医学科。“跨界”比较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梁鸿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业内已经有了点名气。“这个行业里，有哪些医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医院有哪些医生，都数得出来。由于回报丰厚，后来，有些医生干脆从公立医院辞职出来，全职从事代孕。”2014年，梁鸿亲自将他和妻子精卵结合形成的两个冷冻胚胎解冻后，移植到一位代孕母亲的肚子里，为自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他还成了吕进峰的医疗顾问，公司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向他请教。吕进峰对这位“梁院长”也很客气。（制图｜叶雪鸣）做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并非只有梁鸿一个人。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去年，一名医生将4颗胚胎分别移植到4位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它们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过在胚胎着床后医生检查发现，4个胚胎都是雌性。这位老板随即让3位代孕母亲做了流产，只保留了其中一个胎儿。他表示，“明年还要做，继续生儿子。”虽然寻求使用代孕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位老板那样的“潇洒”。吕进峰说，“找我们的人中，99％都不具备生育能力，就想生一个孩子；只有1％的人自己能生，但是想花钱找人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孕不育基地等机构发布的《2012中国不孕不育患者需求调研报告》则指出，“调查人群中，一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0％，两年不孕不育发病率为15％，10年内无子女占25％。就诊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年龄40岁。” 吕进峰说，“每个月联系我们想做代孕的意向客户，至少有五六百，业务以火箭般地速度在增长，每年的增幅约有50％。”不孕不育患者是代孕产业的刚需群体，随着这一群体的增加，代孕中介的从业人员也在急速增长。吕进峰保守估计，仅从他那出去自创公司的就有50多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约有千家提供代孕服务的公司，成规模的约有二三十家。狂飙的还有价格。2004年，吕进峰的第一例代孕生意结束后，付给代孕母亲五万元，“她就已经开心了”。后来这一费用涨到了8万，又从8万涨到10万、12万乃至18万，如今已高达20万，翻了四番。一些医疗机构也眼红这个市场，蠢蠢欲动。“没有拿到牌照的地下生殖中心少说也有两百多家左右，有些就是在纯粹做代孕。”吕进峰说。代孕行业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监管的真空更助长了这一行业的畸形繁荣。由于代孕在中国是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任何规则来规范这些地下代孕中介的经营活动。“行业内大部分还都是手工作坊，夫妻店、兄弟店，找个地方就做。”吕进峰手下的员工张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际上，辅助生殖技术是高精尖的医疗技术，需要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包括试管婴儿操作台、显微镜、胚胎培养箱、胚胎储存室、操作床等，如果纯进口，整套设备下来得六七百万。“很多中介机构使用的是一些公立医院淘汰下来的设备，总价不会超过80万。”整个操作过程需要在无菌常温实验室进行，这要求医院必须装配有百级层流操作系统，以保证成功率。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这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很多客户没有那么多的钱，就会选择到便宜的机构去做，最后孩子没生出来，钱也打了水漂。”吕进峰说。没有技术和实力支撑，很多机构都只是昙花一现。另一家代孕机构的董事长则表示，“这些倒闭了的机构有时直接换个名字就能重新开张捞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因代孕发生纠纷、甚至有人利用代孕诈骗钱财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在胚胎移植失败后，代孕机构掩藏真相，伪造产检证明，继续向客户骗取费用。2015年初，《羊城晚报》报道了一对夫妻因“借腹生子”被骗的经历。一对结婚10年未育的夫妻，在已经花了40多万元之后，被中介以代孕妈妈身体不适等多种理由索取额外费用。这对夫妻拒绝支付，对方以流产相威胁，最终真的给代孕母亲做了流产手术。事后，代孕机构又声称“胚胎本身有问题”，要求该夫妇向代妈赔偿17万元。也有客户耍赖反悔的情况。有的人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下来是女孩，就拒绝支付尾款。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给业务员统计工资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一单业务，业务员可以提3到10个点。”如果以最低65万元的标准、一单业务30％的利润起算，吕进峰迄今总共开展了上万个婴儿的业务，保守估计利润至少上10亿。吕进峰笑而不语，“不要只是谈钱，我们是做爱心事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在她的《婴儿生意》一书中，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领域里，这是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的行业，但是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一点，在吕进峰身上尤甚。“我们是献爱心，做慈善。”无论是公开面对媒体，还是面对每一个客户，他都是如此表示，然而谈业务的时候，他照样对客户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就在几天前，一对客户购买捐卵者卵子的9.5万元费用没有到位，尽管第二天就要取卵，然后与男客户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吕进峰还是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们对胚胎成型后就移植进代妈子宫的请求。“先把胚胎冻上，钱一到位，就移植。”吕进峰说，“这个行业如今已经是传统行业，产业化了，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蔽）。” 的确，这个巨大的婴儿生产王国已经被细化成一条分工明确的生产流水线：有中介负责寻找代孕母亲；捐卵市场也有专门的从业者，争相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信息；还有人提供代孕手术所需的各种医用器械。只不过，这个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的行业，一直在常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隐秘地运作着。（（上图）陈芳住在一套三居室内，同住的还有另外两名代妈，但都拒绝与记者接触，闭门不见。经过一番沟通，她们同意了由AA69公司后勤人员代为拍摄一张不带脸部的照片。《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下左）住在左边门内的周女士，30岁，湖北潜江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在老家是养殖小龙虾的。自己有1个女儿，已经12岁了。拍照的一周前，刚刚顺产剩下代孕的男婴，7斤8两重。摄影｜AA69后勤人员）（（下右）住在右边门内的叶女士，30岁，福建福州人，身高1米62，初中文凭。以前开店经营沙县小吃的，后来亏了，于是做代孕挣些钱。自己有2个女儿，大的11岁，小的7岁。目前腹中大概36周。摄影｜AA69后勤人员 ）四来自湖南郴州的陈芳（化名）从事的是这个流水线上最重要的“工种”。她今年32岁，不知是否是多次怀孕所致，还算年轻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纹。接受采访时，还有三个多月就要临产了，陈芳面部鲜有表情，不爱说话，也不像同屋别的代孕妈妈那样喜欢十字绣或者织袜子、织毛衣。她只有一个爱好——看电视。除了睡觉以及每天两次在小区里散散步，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手握遥控器，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我只要有电视就行。”吕进峰的代孕公司将陈芳介绍给顾客而赚取中介费，她则靠出赁自己的子宫获取报酬。在吕进峰这里，像陈芳这样的代孕母亲有200多名。“大家做这个就是为了钱。”说这句话时，陈芳眼角的纹路微微有些舒展。对于代妈，吕进峰的公司有一个“完善”的工资计划：每个月给予每个代妈2000元生活费；怀孕3个月以后，除工资之外，每个月再发1万元酬劳；第5个月后，这一额度上升到两万，一直持续到临产；余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后一次性支付，总计20余万元。代孕机构除了要付给代妈酬劳，还要承担她们住处的房租、水电、保姆费等。当然，这些钱最终都出在客户身上。陈芳住的房子有13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只有床、桌子等基本的家具摆设。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两位代孕母亲：一个刚生完孩子在坐月子，年龄30岁，代孕之前自己生过一个女孩；另一个也是30岁，怀孕36周，自己育有两个女孩，大的11岁，小的7岁。和陈芳一样，两人也是初中学历。陈芳是三人中最早住进来的，选了主卧，有一个小的壁橱间和独立卫生间。事实上，她并没有多少物品需要摆放，房间里空空落落。代孕机构对代孕母亲的住所选择是有窍门的，一般青睐一梯两户或两梯四户的户型。即使是出去散步，上午也得在9点以后才能出门，下午则是两三点钟，以避开上下班高峰期。“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避免她们见到很多人，我们也会嘱咐她们不要和陌生人乱说话。”一名后勤人员说。其实，客户往往比代孕中介还要谨慎。一名曾采访过代孕夫妻的记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对夫妻在代孕的时候受骗，向我们爆料，还带着我去了代孕机构所在的公司追讨债款。事情结束后没多久，再跟他们联系，发现号码已经换了。”很多女客户在代孕妈妈怀孕的同时会假扮怀孕，根据月份大小购买相应的假肚子，甚至会假装孕吐。“前几年，这样的客户挺多，这两年很多人接受了代孕的观念，假装怀孕的也就少了。”吕进峰说。代孕母亲由保姆照看。保姆据说是从月子中心请的，负责她们的一日三餐。保姆只是这条婴儿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名后勤服务人员。吕进峰公司驻点在这个城市的后勤人员有二十多名，这支队伍为两百多名代孕母亲服务。除了代孕母亲的日常起居有人照顾外，还有人专门陪同她们去医院产检。和普通妊娠一样，代孕母亲也要进行产前的所有常规检查。负责陪同接受孕检的后勤人员要记住医生的叮嘱事项，并帮代孕母亲拿药；最后，他们一直要服务到婴儿产出后的DNA亲子鉴定环节。代妈产检也是分批进行的，一般不会超过3位。“一下子带着么多大肚婆去，会引起怀疑的。”上述后勤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待产的生活让陈芳觉得颇为舒适。10年前生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但还是要操持家务，为丈夫和公婆准备三餐。这是陈芳第二次做代孕母亲。2015年11月，她刚替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产下一个女儿。生下的小女孩白白净净，眼睛很大，头发也比平常的婴儿茂密，陈芳对这个从自己肚子里取出的“小玩意”爱不释手。然而，两人的相处只维持到陈芳出院，“客户就把她抱走了”。在接触代孕这行之前，陈芳刚从老家出来一年多，在广东一家玩具厂打工，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只是初中毕业生的她，连“试管婴儿”这个词都没听过。“一开始，我也怕是骗人的，但是我的一个老乡去和吕总的公司接触了下，觉得没有问题。”陈芳先和丈夫商量了下，丈夫反对。“你别被人骗了、卖了”，丈夫冲她吼，并让她赶紧回家。但一次代孕成功就能赚20多万块钱，相当于在玩具厂打工6年收入的总和，“如果做不成就顶多白做，又没什么损失。”陈芳还是瞒着丈夫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在移植前，陈芳和两三个年纪相仿的人被带到医院做了孕前检查，主要包括抽血化验和妇科检查。B超检查显示，子宫的健康状况良好。所有费用由吕进峰的公司支付。检查合格者即可进入下一步的胚胎移植中。在她的印象中，做移植的房间不是很大，有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两三个护士。上手术台的时候她有些哆嗦，她甚至难以相信，放入体内的这个小东西会在子宫内发育成和自己儿子一样的生命。短短几分钟，移植就完成了。陈芳没想到，“就像去菜市场买个菜那么简单”。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需要精心设计好每一个细节。例如，为了获得真实的婴儿出生证明，在产妇入院前代孕机构就要用客户的信息给代孕母亲办理一张假身份证，头像是代孕母亲本人的。入院手续刷客户自己的身份证办理，如果医生、护士查房需要看身份证，则由代妈出示假证件。“医生又看不出来！这样，婴儿出生后医院就会开出生证明，拿去入户。”跟孩子分开那天，是陈芳第一次见到她所服务的客户，也就是“小玩意”未来的父母。确切地说，正在床上坐月子的她只是隔着门缝瞥了一眼这对中年男女。按照行规，在代孕母亲待产期间，客户是可以来探望和陪护的，然而，多数客户出于隐私的考虑，选择不露面。孩子被抱走的时候，陈芳偷偷抹了几把眼泪。“十月怀胎，肯定会流眼泪嘛，但后来就不再难过了，毕竟没有养她。”她用牙齿慢慢地磨一下嘴唇，眼睛盯着正在播放的电视。陈芳从代孕机构那里如愿得到了20多万元的酬劳。按照协议，孩子生出来如果超过7斤2两，代孕母亲将获得额外奖励，每超出1两，客户多支付其500元。陈芳为此多拿了2500元的红包。拿着钱，陈芳回到了老家农村，还了丈夫早年跑运输时欠下的债，把家里两层半的老楼房推倒，重新盖了一套3层半的小楼——多出来的半层是用来晒稻谷的。房子盖好后，钱也花完了，装修的钱却没有着落。思量再三，丈夫同意她去再做一次代孕母亲。只是这次不是她一个人出来，一起来的还有村里的几个姐妹。在家盖房的这段日子里，陈芳将自己的经历讲给她们听，“她们看到我赚到了钱，都很信任我。我们也不是跟别人睡觉的那种（生孩子），大家也是有困难也才会出来做这个。”陈芳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这样的太普遍了，太多了，一般做过的人都会介绍人过来。”关键是，每介绍一个代妈给代孕机构，她可以获得1万元的介绍费。代孕中介对代孕母亲的要求并不复杂：2432岁，已婚，生过孩子。“如果没生过孩子，代孕时万一剖腹产，自己再想要孩子，要隔3年，风险较大。”吕进峰公司的一名后勤人员解释说。由于需求大，代孕母亲供不应求，排队的客户往往并没有挑选代孕母亲的机会。“代妈多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多数代孕母亲像陈芳一样，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2016年12月某一天陈芳的食谱：早餐冲泡一杯五谷杂粮粉，再加一杯提子燕麦片，两个包子；午餐胡萝卜猪骨头熬汤、尖椒鱼干、清炒白菜；晚餐豇豆炒肉片、清炒菜花、摊鸡蛋。每天要穿插吃很多其他的食物，泡奶粉、吃水果、花生、坚果、红枣，还有补点维生素片、钙片等营养类药品。陈芳坦言：这比自己怀孕那会儿吃的好多了。《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总结，就代孕动机来说，金钱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动力。美国一份调查也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假如她们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费的话就不会替他人怀孕。在国际市场上，从事商业代孕的主力军是印度的贫穷妇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从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刘长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6月，陈芳子宫里再次移植进了一个胚胎，距离上次生产仅有半年时间。这次，她已经颇有经验，“专业”了不少，甚至还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只有一个担心，即移植的时候子宫内膜会不会脱落，“如果脱落了，就白做了”。事实上，子宫内膜脱落的概念并不像陈芳理解的那样。从医学角度来讲，子宫内膜厚度会影响女性子宫的环境，过厚或过薄都有可能影响胚胎着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后可能无法着床或者着床后容易脱落，从而造成流产，而不是陈芳所理解的当场脱落。不过，没有人跟她详细解释这个概念，她只能从手术医生、护士甚至姐妹那里获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并尽力让自己理解。胚胎移植成功后，等待陈芳的是75天的黄体酮注射。黄体酮是孕激素，是一种常规的保胎手段。黄体功能不全会导致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增加。作为试管婴儿操作的最后一步，用黄体酮来帮助胚胎着床和保胎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都会有护士过来给陈芳打针。黄体酮针是一种油剂，推起针来很慢，会很疼。而且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多，皮肤吸收变慢，注射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很多代孕母亲的臀部会红肿疼痛、结硬块，陈芳也不例外。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代孕母亲的生活被支配着。她们需要由后勤人员来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协议用几个“不得”和“必须”将代孕母亲的行动掌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在移植前，代孕母亲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计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21点前必须回居住处，23点前必须就寝；移植以后的半个月内，除上厕所，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均需在床上进行，其间不可以洗澡；怀孕3个月后，除了定时散步和产检外不得外出，22点前必须就寝。如果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代孕母亲还需要配合客户的要求进行胎教，例如听音乐、锻炼、看书。也有客户会给代孕母亲单独租房子，每天陪着，直到待产。一位中介人员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代孕母亲给她打电话，“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沟通后才知道，客户要求代孕母亲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语，中午磨墨写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妈说“不会写”，但客户不依不饶，“你只管写，乱画都行。”有时妊娠反应严重，陈芳会没胃口。保姆给她熬鲫鱼汤，浓白的鲫鱼汤端到面前，她却怎么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儿没有营养长不好，我们做这个，也想保证成功。”在吕进峰公司的协议里写着，如果产检发现胎儿小于正常范围，会扣除不菲的佣金。“发现偏小以后，产检过程中多次（相隔一个月以上）发现胎儿偏小，每发现一次扣代孕佣金5000元。甲方保证其生养的婴儿不得轻于2700克（指怀孕单胞胎）。每少于50克，甲方的代孕佣金减少2000元”。几次产检，陈芳都有些缺铁性贫血，医生给她开了补血药。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表明，50％以上的孕妇会生理性贫血，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不仅危害到孕妇自身的健康，还可导致死胎、早产、分娩低体重儿、新生儿营养性贫血等。事实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行为。医学研究表明，孕妇在孕期及生产时，可能会面临妊娠合并心脏病、羊水栓塞、子宫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数10种风险。除了以上风险，代孕母亲还要承受药物损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在内的更多风险和伤害。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由于代孕母亲必须要承担代孕过程中的许多风险，该州法律要求医师在签约前，必须告知契约当事人（包括代孕母亲和委托人）人工生殖的成功率；植入胚胎与多胞胎怀孕的风险；相关程序的性质和费用；人工生殖中服用促排卵药物、取卵和植入精卵或者胚胎对于健康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代孕对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都能够帮助当事人对于契约深思熟虑，假如一方反悔，法院要强制双方遵守契约。在中国，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系于一纸合法性基础不足的协议上。当然，协议对某些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些规定，例如：甲方在孕期3个月至5个月前发生意外流产或经大型三甲医院鉴定必须流产，如因需求方原因，甲方的身体伤害治疗费用由需求方承担，另外需要支付15％总代孕佣金＋5000元赔偿金；如果甲方在协议期限内死亡，经公安部门鉴定为需求方责任，则需求方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外，赔偿甲方家属10万元整。“需求方”是吕进峰的公司，甲方是代孕母亲。“有时候家属闹一闹，我们赔得就多一些，这也没有办法。”吕进峰说。2007年之后国内私人代孕产业发展迅猛，这才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并开始严厉打击。吕进峰也没逃过去，“有三个代妈被拖走强制堕胎，两个双胞胎、一个单胎，赔了好几百万。”今年春节刚过，国内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讨论又成为热门话题。多年以来，每当有关于代孕法规制定的动态，吕进峰都格外关注。历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讨论，都让他所处的整个代孕行业很紧张。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表决期间，吕进峰可谓坐立难安。当时草案打算将“代孕条款”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在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如果禁止代孕被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就意味着，地下代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而是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了。”吕进峰密切地关注着。结果到了最后一天，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条款。在吕进峰看来，“从国内目前的情况（包括不孕不育现状）来说，国家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打击力度，现在（监管）就是真空期了，是默许。”说到这儿，他突然又有些惶恐，一旦代孕合法化，肯定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个行业，医疗机构本身也会去开展业务，到时候竞争力可能就保不住了。面对目前的局面，吕进峰迫切地需要巩固自己代孕王国的地位。几年前，他就有建设医疗基地的想法，但当时遭遇了骗子，赔了不少钱，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从2016年年初开始，他频繁地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之间，筹划并建设了新的基地。现在，每一位客户在签约前，都被邀请到基地来参观，吕进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客户对他的信心。“目前，我基本上可以无视其他对手。就像手机厂商有成千上万，但大头利润还不是被苹果拿去了？”吕进峰有自己的雄心，他想象着代孕合法化之后，“租一座大楼，就叫AA69大厦”。“你看，我们的沙发都是私人定制的，我就喜欢高大上。”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双手肆意地搭在沙发扶手上，仿佛是这个地下王国的统治者。（本刊记者陈俊丹、实习生马秀岚对本文亦有贡献）

咨询行业是指专业咨询机构依托信息和专业知识优势，运用现代分析方法，为解决各类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复杂问题，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向客户提供决策依据和优化方案的智力服务行业。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体量和企业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得我国企业的咨询服务需求也不断释放，这为我国咨询服务行业的稳步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我国在册企业数量从2015年的2043.3万家增长至2018年的3474.2万家，为咨询服务市场需求的扩张提供坚实保障。数据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市场调研规模呈上升态势市场调研是咨询服务领域的重要分支，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市场调研行业的市场规模为96.96亿元，此后逐年上升，2018年市场规模为156.03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0年我国市场调研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87亿元，行业规模呈现上升态势。数据来源：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咨询行业探索转型基于数据规模的扩张和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企业对于数据分析业务的需求持续提升，为咨询行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咨询公司的技术手段、输出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少数咨询企业顺应技术变革趋势，积极探索转型，逐步将数据处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自身传统咨询服务结合，通过数据分析，为各行业企业输出更为精准、全面的咨询服务解决方案，并减少对人力的依赖。咨询行业发展趋势1、咨询服务趋于专业化、细分化，并将具备更强的落地性未来，咨询行业将在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辅助下，真正深入至各行业企业客户的各项核心业务环节，输出全面、精准、符合客户个性化需求、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咨询服务方案，并在方案的具体实施环节提供更全面、周到的服务，帮助客户解决方案落地执行的问题。2、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的咨询需求将迅速增长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管理的改革，政府工作部门及社会管理机构会在有关重大决策和专业化管理方面把大量调研和管理专业工作交由专业咨询机构协助完成，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降低决策的风险和管理的成本，同时也为咨询行业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机遇。（文章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中国发展网8月17日讯8月14日，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卓琦、副院长鲍泓带队参观、考察调研山东济南浪潮集团。上午，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参观了浪潮集团位于孙村产业园区的浪潮K1服务器组装生产线，紧接着回到浪潮大厦展厅参观。浪潮展厅参观交流座谈现场参观后双方进行了交流座谈，浪潮集团副总裁崔洪志、浪潮运营商事业本部总经理助理武玉刚、浪潮通信研究院院长助理高娴等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双方围绕5G实训基地、新技术产业化、行业标准化等方面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下一步将就座谈会中提出的八大方向推动进一步合作落地。

最近热播剧《三十而已》登上各大媒体热搜，这部剧里所呈现的企业员工为一已之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值得广大企业管理者深思。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中，员工在离职时双方总是闹得不欢而散，从而出现各种让企业管理者头疼的问题，比如有的员工不认真办理离职交接，在离职之后更是拒绝配合原工作相关的咨询。有的员工已经找好了工作，为获得额外的劳动补偿金故意制造麻烦，触发老板开除他。类似还有集体离职去竞争对手公司，挖走公司的客户等等，在现有劳动法体系下企业管理者对员工这些不良行为即使是深恶痛绝也拿不出好的解决方案!近期网上出现一个叫职业档的免费背景调查平台，它不仅能免费做员工入职背景调查，还能对员工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形成一个很好的约束力。通过平台，企业除了能了解拟聘候选人的任职时期、岗位、薪酬范围、离职原因等基本信息外，还能了解候选人的工作能力、优缺点、团队表现、重大违纪行为等工作表现情况。这些信息是由候选人的过往公司登记上去的，查询时企业只需要通过登记自己的离职员工的任职信息就可以换取。有了职业档以后，企业对于那些踏实能干、表现优异的员工可以进行客观正面的评价，从而帮助他们以后求职形成良好的职业形象，而对那些工作能力低、职业操守差、损害过企业利益的员工也可以进行曝光。约束在职员工不再撂挑子走人，随意闯职场“红灯”。职业档通过企业将候选人的任职信息如实的反映出来，使招聘不再仅仅是局限于候选人自己写的简历，从而营造一个诚信的职场环境。在国内的大企业之中，通常会聘请第三方背调调查公司对候选人进行背景调查，不仅是为了找到人岗匹配的员工，也是为了便于日后对员工的管理，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目前进行员工入职背景调查的主要是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介于成本原因很做，根据数据显示第三方背调调查公司关键岗位背调费平均2000/人，普通岗位1000/人，一般的中小企业根本用不起，而且传统背调时间长效率低，证明人大部分依赖候选人提供，窜通的可能性很高。当然也有中小型公司HR自己背调，但通常调查得不够专业，而且很多信息无法获取到。职业档除了能查询候选人的任职信息，还能帮企业HR验证候选人的身份信息、教育背景信息、各类职业及专业资格证书的真伪，此外候选人在法院被执行及失信信息、与企业的商业冲突信息等也能查到。只需要简单几个步骤候选人的信息就客观真实的呈现在眼前，犹如一份职业体检报告，“健康”与否，HR一目了然。综上所述，职业档不仅大大降低了背调的门槛，使其不再只是大型企业的专项权利，中小企业也可以放心大胆使用，而且还帮助企业解决了内部矛盾，使雇佣更安心，离职更和谐。有效的促进了企业健康稳健的发展。职业档：免费的背景调查平台，能让企业“雇佣更安心，离职更和谐，欢迎访问官网。

中国财富网讯（李耀威）据恒生聚源数据显示，10月30日，沪深两市共有45家上市公司公布机构调研情况，共接受790家机构密集调研。分行业来看，共有16个行业接受机构调研，其中计算机、电子和化工行业获得机构调研次数最多，接受调研的企业分别为8家、7家、6家，占46.75%。在10月30日公布机构调研的所有公司中，电气自动化设备龙头汇川技术获得168家机构的密集调研，数量最多。汇川技术主要就三季度业绩和主要业务开展情况进行说明。汇川技术披露的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49.0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61%；净利润6.4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滑18.65%；每股收益0.39元。汇川技术表示，2019年是公司历史上经营业绩最差的一年，净利润同比一直为负。对于净利润下滑的原因，汇川技术分析，一是由于公司的综合毛利率下降4.87%；二是工资、股权激励费用增加比较多；三是增值税退税减少、财务费用增长。伺服产品作为工业自动化最核心的产品，汇川技术表示，公司伺服产品毛利率表现良好，新产品推出及成本、费用方面控制较好。对于未来伺服产品的战略，汇川技术表示，一方面要做到平台产品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伺服产品离不开控制系统和PLC，随着中高端产品的推出，开始对伺服产品起到拉动作用；此外，公司年末将推出基于德国PA平台的CNC产品，将提升市场份额。制造业的高级别竞争关键取决于人才。对于公司的人才储备，汇川技术透露，公司一直在搭建技术研发方面的专家体系，在内部不断培养专家的同时，也通过国际合作引入顶级外脑。计算机板块的广联达于10月29日接受97家机构的密集调研。广联发的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5亿元，同比增长15.5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亿元，同比下滑45.74%。受表现不佳的三季报影响，广联达10月29日一度跌停。对于净利润大幅下跌，广联达认为，主要是由于公司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其中，营业成本增加近1亿元主要为外购商品及项目采购成本增加所致，销售费用猛增逾2亿元主要为销售人员薪酬及营销宣传会议费增加所致，研发费用增长超1.6亿元主要为研发人员薪酬增长所导致。在发布三季报的同时，广联达还披露非公开发行募资27亿元的预案。预案披露称，拟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27亿元，投向造价大数据及AI应用项目、数字项目集成管理平台项目、BIMDeco装饰一体化平台项目、BIM三维图形平台项目、广联达数字建筑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基地和偿还公司债券，总投资合计284297.19万，其中募投资金投入270000万元。对于此项预案，广联达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项目主要是围绕核心业务进行。有三个项目是直接带来收益的，包括造价大数据和AI项目、数字项目集成管理平台、BIMDeco装饰一体化平台，希望通过融资的方式，以更快地速度把产品及业务做好做大。广联达指出，从公司的现金流角度看，如果想在现有业务基础上有更大的规划和发展，目前的现金不足以支撑，这也是筹划此次再融资项目基本的考虑。这个融资不是一年的计划，是面向公司“八三”战略规划的三年计划，希望投资者能够结合公司三年业务规划的方向和发展来看待。伟星新材作为管材领域的龙头，于10月29日接受73家机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伟星新材就三季报及业务规划作为了详细介绍。伟星新材在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20亿元，同比增长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2亿元，同比增长5.8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长9.42%。从具体业务来看，零售业务和市政工程业务销售增速下降，特别是市政工程下降幅度相对较大，建筑工程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对于零售业务和市政工程业务下降的原因，伟星新材认为，零售业务下降一是由于今年宏观经济环境严峻，零售消费市场总体呈低迷状态；二是产业结构变化较大，毛坯房的成交量下降，精装房占比提升，对零售市场造成一定冲击；三是从主观方面来说，人员结构调整后部分销售团队在应对市场和调整方面速度不够快、执行公司的思路不够到位等问题。市政工程销售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今年在调结构促转型，提升经营质量，对一些项目和客户以及销售模式等都做了较大调整。针对两项业务目前的情况，伟星新材表示，正根据市场变化采取措施调整应对。在零售业务方面，一是继续在空白市场、薄弱市场进一步拓展，提升市占率；二是大力挖潜二手新房、二次装修等存量市场空间；三是积极拓展同心圆产业链的产品，提高户均额。在市政工程业务方面，通过今年的调整和布局，积累了长期可持续的优质工程客户。明年继续按照既定思路，推进结构转型，在控制风险和提高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开拓市政工程业务。光学元器件龙头水晶光电发布的三季报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20.66亿元，同比增长26.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亿元，同比下滑11.18%。水晶光电指出，公司生产负荷比较饱满，相信四季度毛利率会维持较好水平，全年销售收入有望实现20%-50%的增长。对于机构关注的公司往年毛利率波动幅度较大的原因，水晶光电表示，整体毛利率受到多方影响：首先，公司主要提供基于冷加工、薄膜光学、半导体光学等技术的相关产品，各产品的毛利率根据加工技术的不同有所区别；其次，行业有淡旺季区分，进入行业旺季，产能利用率提升，毛利率相应提升；最后，新产品由于技术要求高，通常具有较高的毛利率，光学行业技术更迭速度快，公司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产品的比重日益增加。对于公司的AR业务，水晶光电指出，公司非常重视AR业务并积极投入大量资源在产业布局上。水晶光电是国内上市公司中少有的几家在AR产业中前沿布局的企业。目前，光波导和非光波导方案都有一些小批量出货，但产品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应用市场，还没有进入消费电子领域。主要原因是针对消费电子AR应用还未批量开发，要形成应用的积累还需要时间。【声明】文章内容部分来自机构研报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操作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