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学位

现在我国的不止大学生多研究生跟博士生一样也多，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研究生跟博士生咧？在我国博士生的学位就这么容易拿到吗？但是据不完全的恶数据统计从2016到今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延期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从数据上来看这博士生跟研究生的学位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拿到的。为此有些博士生纷纷说到时间太短了，在为数不多的三年时间中得拿出一年来修毕业学分。能够进实验室学习的时间只有两年，在这两年中要完成自己的方向定位、开题和答辩还有论文。在两年内要想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基本上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科研成果上光靠两年时间的积累各种数据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可能完成的事情。还有一旦你的三年期限到了还没有毕业的话，国家将不会再给你补贴所用的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这些博士生都希望自己能够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所以压根就不会去选那些涉及的东西广难度很大的课题。使得博士变成了一个速成班，对于具有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要想在2年内完成基本是不可能的。在去年的时候清华大学就说学校将不再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要发表论文，这个消息一出顿时就上了热搜引起了广大网友的骚动。清华大学是我国高校的一个榜样，当它开始降低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标准时。全国的各大高校也肯定会纷纷效仿，毕竟受翟天临博士的影响教育部开始每年筹拨专项资金来专门检查论文。在博士生毕业的要求提高之后清华大学为了保全自己学校的名声，不再强制博士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在SCI发表论文这让人可以理解。毕竟从2019清华大学据统计目前在读的博士生人数已超过一万四千人。还有那些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并不是真正的热爱科研，而是为了给自己镀金出去找工作时有更大的竞争力。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清华大学不得不降低博士跟硕士的毕业要求。清华大学的名声是享誉全世界的，作为一所世界名校中国高校的领头羊不该降低博士毕业的要求，更不应该把博士生变成科研速成班。首要任务是应该加强基础科研的时间，不要逼着这些博士生为了毕业去选择目标明确难度小的应用科研。

第一名【浙江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59个、专业学位博士点5个。第二名【清华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5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专业学位博士点4个。第三名【中山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4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专业学位博士点3个。第四名【北京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49个、专业学位博士点5个。第五名【吉林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4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专业学位博士点5个。第六名【四川大学】一级学科博士点4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专业学位博士点4个。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指导意见》，这份意见明确提出国家将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同时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意见发布后，博士规模或将扩大的消息引发热议。博士招生规模的扩大是高校博士点数量快速增加的直接反映。据统计，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始，到2017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结果公布，全国共计进行了12次学位点审核工作，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博士点的数量也从最初的几百个上升到近4000个。尽管各大高校近几年博士点数量快速增加，但各校的详细数据一直鲜为人知。近日，小编基于青塔数据，查询了各大高校官网、学科办、研究生院官网并综合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历次学位点动态调整等数据，对全国各省和各大高校的博士点数据进行了整理，一起来看看。全国各省份博士点数量统计博士授权点对科研单位科学研究和人才引进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数量直接反映了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水平。从全国各省博士授权点数量统计来看，一级学科博士点占有绝大多数，二级学科博士点和专业学位博士点占比较小。其中北京博士点数量最多，共有56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2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4个专业学位博士点。江苏共有30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13个专业学位博士点。上海共有239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10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13个专业学位博士点。四川高校博士授权点分布在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12所大学内，共计133个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和7个专业学位博士点。其他学位点数量较多的省份还包括湖北、广东、陕西、山东、辽宁等。相比之下，江西、新疆、广西、内蒙古、贵州、海南、宁夏、青海、西藏等省份博士学位点数量较少，均不超过50个。总体来看，各省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与各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截至2018年9月，全国各省份普通高校和科研单位博士学位授权点统计数据如下（不含军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由于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仅为特定领域博士培养项目，与一般的博士授权点有所区别，因此不纳入统计）：全国高校博士授权点统计对高校来说，博士学位点是关系学校未来发展的大事，其数量也是衡量一所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从统计数据来看，全国有博士点的高校共有344所高校（至少有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二级学科博士点和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大多数高校博士点在10个以下。浙江大学博士授权点最多，包括5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5个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清华大学共有5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4个专业学位博士点。中山大学共有4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3个专业学位博士点。其他博士授权点较多的高校还包括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此外，郑州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扬州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等省属高校博士学位数量也较多。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飞速发展的南方科技大学2018年新增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同时拿下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总体来看，高校博士点数量两极分化明显，东部高校博士点数量远多于中西部高校，双一流高校拥有的博士点也远远超出非双一流高校。截至2018年9月，中国普通高校博士学位授权点统计如下（不含军队院校，按照高校一级学科博士点排序；由于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仅为特定领域博士培养项目，与一般的博士授权点有所区别，因此不纳入统计）：来源：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博士“十八罗汉”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恢复研究生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希望再次破灭。波折考研路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首批博士简况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学位制出炉“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十八博士今何在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来源：北京日报）

早前，演员翟天临（左一）的博士学位造假，引发全网质疑。图/《军师联盟》博士是谁？博士就是那个拿着入场券，在人类知识的最远边界独自钻牛角尖的人。今天，关于博士的真正问题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人们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一条博士鄙视链：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专业博士＞在职博士＞翟博士＞名誉博士＞访问学者＞野鸡博士。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博士成色和美誉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对博士的神化和异化，终归是一场徒劳。读博，或者不读博，成为博士，或者不成为博士，不过是人生的其中一种选择。“中国已成博士工厂？假的！”这是《中国教育报》3月6日一篇报道的标题，这一说法来自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张炜表示：“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就会出现‘中国博士研究生规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数量世界第一’的说法。这可不是夸我们，而是借此说我们‘虚胖’，只图脸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但是这个说法，却彻彻底底是个谣言！我们作为教育界的委员，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实上，我国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为过。”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还不完善，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图为普林斯顿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费曼，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凤毛麟角博士乃至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公共热议话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电视剧《围城》1990年热播的时候。这部改编自钱锺书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展示民国知识分子群像，同时贡献了“克莱登大学”（克莱登大学由此成为“野鸡大学”的代名词）以及“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出自剧中的教育部视学先生）等说法。“克莱登大学博士”方鸿渐。图/《围城》《围城》主要凭借演员的颜值和表演来吸引观众——陈道明（饰演方鸿渐）的儒雅，英达（饰演赵辛楣）的美国派头，葛优（饰演李梅亭）的笑点，以及两大女主李媛媛（饰演苏文纨）、史兰芽（饰演唐晓芙）一套又一套的时髦衣着；至于钱锺书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级知识分子圈的种种套路，在剧中则被弱化了。1939年，钱学森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图/维基很多人要在之后读到《围城》原著并在对学术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领悟到小说的妙处。比如，苏文纨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文学博士称号，主攻方向是中国现代诗研究。“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唯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942年3月至5月，胡适博士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讲。再比如，方鸿渐和韩学愈同样手握“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方鸿渐是花了40美元买的，韩学愈花了多少钱就不清楚了），方鸿渐深以为耻，不敢写在履历上，只能当个副教授；韩学愈则不仅有“博士”头衔，还有“著作散见美国《史学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等大刊物”（相当于今天的C刊）这一过硬条件加持，当上了历史系主任。然而，真相是：韩学愈的文字确实曾在这两本刊物上发表，但跟学术无关。他发表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的是一段广告：“中国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帮助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取费低廉。”发表在《史学杂志》的则是一条资讯：“韩学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让者请通信某处接洽。”也难怪那时的人对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群体不甚了解。毕竟，在我国，能读到博士的人一向属于凤毛麟角：上世纪初到30年代，要读博只有留学一途，也唯有家境宽裕者负担得起（方鸿渐到欧洲留学的学费就是丈人提供的）。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后来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民国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位法典——《学位授予法》，采欧美通行的三级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但随着抗战爆发，这一计划不得不延迟。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门一度采用苏联的学位制——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回忆道，他的老师周勋初先生那一辈，当时读的是“副博士学位”这种源于苏联的学位称谓。直到1980年2月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我国才有了国产博士。曾经的苏联学位制，对中国影响颇深。图/圣彼得堡大学“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以新中国首位博士马中骐（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学位证书。据说，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大会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说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苏步青的预感是准确的。1982年，我国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这个数字达到83878人。还有一组对比数据也可以证明我国博士招生的“大跃进”：获得博士学位者突破1万人的规模，美国用了100年时间（1861—1961），中国仅仅用了17年时间（1981—1999）。中国教育在线网站发布的《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2019）写道：“从1994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呈现急剧扩大的趋势，到2015年授予博士学位总量超过66万人。从1994年至2007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其后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至2015年间年均增幅约4%。”中国博士，似乎越来越多。图/全景现在通行的“2008年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博士大国’”的说法，来自国务院学位办。2008年4月，在首届全国地方大学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表示：“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至于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不认同这一说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数据来源不一致造成的。对照美国科学基金会下属的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和社会、行为与经济科学学部联合公布的《美国高校历年授予博士学位数量（1957—2014）》及我国教育部发布的历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即获得博士学位者）数量，在2008年这个争议节点上，美国培养了约4.8万名博士，中国则培养了约4.4万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国的数字是约5.2万，中国的数字是约5.4万，仅从数量上看，中国确实胜出了。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图/Alex Zozulya博士数量持续增长，是一个国际性趋势。《自然》（Nature）2011年5月发布的名为“博士工厂”（The Ph.D. Factory）的调查报告指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一份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学类博士年增长率达到近40%，每年约增加3.4万人。没有迹象显示增长会放缓。大多数国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统，并认为博士毕业生人数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为此，报告质疑道：“这个世界正在生产越来越多的博士，是时候停下来了吗？”当博士成为“博士工厂”制造的批量化产品，其成色就难以保证了。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2007年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历数高校“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针对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刘道玉的对策是：“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左：伯明翰大学的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右：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礼服。隆重而讲究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是研究生教育的严肃性的体现之一。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1987年6月，作为北大培养的首批文学博士，陈平原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在文章中记述当时的经过：“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与博雅塔。图/维基那个时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没有隆重的博士毕业典礼，更没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导师拨流苏等仪式。很多学者像陈平原那样，以平常心对待博士学位——“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陈平原认为，自己不是特别看重博士头衔，与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才，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陈寅恪任教清华时，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称。图/维基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规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时候，博导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教学生——正如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那时候培养博士生的方式，类似于传统手艺人带徒弟，一对一，一个博导带一两名学生，言传身教。甚至有四个老师带一个学生的情况：带莫砺锋的，除了导师程千帆，还有导师的三名助手——郭维森、周勋初、吴新雷，四个老师管一个，把他管得“死去活来”。而如今身为博导的莫砺锋，他要带的博士生有60多名。那个时代的文科博导上课，就是跟学生聊天——莫砺锋、陈平原都十分怀念当时那种氛围。陈平原在回忆导师王瑶时这样写道：（王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复旦大学2018届博士毕业典礼现场。2013年，陈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议”，其中一条建议是：改国家学位为大学学位——“像欧美国家一样，各大学对自己颁发的学位负责。经由一番激烈的竞争与淘洗，内行人很快就会明白，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学的博士学位白给你也不能要。”他对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让大学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个希望进入学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规定动作”。作者 |谭山山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我是一叶知秋有仙则名，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博士学位是最高学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个学校的某个学科如果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通常来说，说明这个学科具有不错的实力，至少是该校的重点专业，选择学校时该学科是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是重要参考标准，而且，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于具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那么，我国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有哪些？1981年我国批准首批151个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其中高校有114所，那么，都有哪些高校呢？北京有18所，其中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组建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并入北大，现为北大医学部。现在这16所大学有七所985大学清华、北大、北师大、北航、人大、北理、中国农大(北京八所985只有中央民族大学不包含在内)，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最好的医学院。天津有南开、天大和天津医科大学。现在的南开和天大也是很不错的985，一个属于航开济，一个属于中坚九校。东北三省有15所(这充分说明了东北当时的地位，不管是东北三省整体来看还是每个省分开来看，都很不错)，现在有12所，其中白求恩医科大学和吉林工业大学并入吉林大学，哈尔滨建筑科大并入哈工大。吉林工业大学和湖南大学、燕山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号称机械四小龙，它们都曾经直属机械工业部，吉林工业大学和湖南大学也是机械工业部首批进入211的高校。哈尔滨建筑大学是曾经的建筑老八所之一，现在哈工大七个一流建设学科中有一个就是土木工程。现在最好的四所学校就是哈工大、吉大、大连理工和东北大学了。上海11所，现在有八所，其中四所是上海四名校的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两财一贸之一的上财，曾经的中国纺织大学现在的东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全国前二，号称北天大南华东理工。江苏16所，现在15所，江苏是仅次于北京的省份。其它各省份情况如下浙江原来四所，现在一所，全部并入浙大，但并入的高校实力很强，浙江农业大学并入使得浙大农业类学科很强，是唯一在农业类学科可以和中国农大抗衡的学校，浙江医科大学的并入使得浙大医科进入全国前十。不利的地方就是浙江只有一所985和211了，不过浙大在浙江的笑招生数量很多，弥补了这个缺点。只有一所的还有福建的厦大，河南的郑大，安徽的中科大，云南的云大。变化比较剧烈的是湖北，有的并入武大，有的合并组建华科大。湖南合并后现存的是中南大学和国防科大，广东是中山和华南理工。陕西现有七所，985的西交大和西工大，211的西电、西北大学、陕师大，非211但实力不错的西安建筑科大(建筑老八所)和西安理工。总之，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包括绝大部分985高校(除中央民族、西北农林和湖南大学)，现在大部分是211，充分说明了它们的实力。

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国家里，国家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很多人为了祖国的发展奉献终身，比如我国的钱学森先生，当年不顾美国的百般阻拦，毅然回到中国，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导弹事业不断努力。不过也有人没有将国家利益放在眼里，而是去了他国为别人服务，今天要讲的赵书潘就是这样的人，他在读完博士后前往美国，并一心想成为美国人。赵书潘在学习上很有天赋，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是一个乖学生，他2008年考入我国著名的南开大学，在四年学成毕业后又考入美国大学，并拿下博士学位，这时候的他正前途似锦，如果归国为祖国建设，是定会赢得声誉和前程的，可惜他在多年的留学生涯中渐渐失去了对祖国的热爱，所以他进入了美国一所大学任教。赵书潘一心想要在美国出人头地，将加入美国国籍作为自己的目标，可惜美国的绿卡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处处碰壁的他后来听说服兵役可以拿到绿卡，于是他加入了美国军队。在军队中，赵书潘放弃了中国国籍，并签订了很多保密协定，宣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只不过他为了拿到绿卡付出了这么多，结果还是没有如意。其实服了兵役，未必也能获得美国国籍，只是当时的赵书潘没有办法，只能将服兵役作为唯一的道路。后来赵书潘将对美国的忠诚公开在社交媒体上，不过也并没有打动美国政府，反而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眼看着签证到期的时间渐渐来临，赵书潘不得不离开美国，只不过他实在不想回去，所以他留在了美国成为了一个“黑户”。

一提到博士，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高级知识分子，高级人才这些相关词语。作为学霸中的佼佼者们，博士这一群体不仅拥有着极高的学历，而且还会因为博学而通达受到我们的仰慕和尊敬。在这个学历至上的时代，能够考上博士的同学，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同龄人中的人生赢家。不少网友对于目前中国一共有多少博士，博士的含金量究竟如何等问题一直感到困惑，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真实的答案，很有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中国目前一共有多少博士？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博士和博士生的区别。博士指的是完成了课程与科研工作，并且顺利通过学业考试，独立撰写完成学位论文，并经过论文查重、专家审查，最后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被成功授予博士学位的人。而博士生指的就是在读研究生，与前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存在不能够毕业的风险。1978年时，我国招录并培养了第一届博士生，这一届博士生的人数只有18人，这一年则成为了我国博士培养的“元年”。从教育部在2019年下半年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一年研究生招生的总人数是85.80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76.25万人，博士研究生招生9.55万人。而这一年毕业的研究生共有60.44万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为6.07万人，占到了总毕业生人数的10%左右。粗略估计，从1978年至今我国共有博士毕业生90万左右，占到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七。虽然博士招生的人数有所上涨，但是在短时间内依然不会出现博士大幅度扩招的情况。博士的含金量还高吗？对于这一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有的人认为当下学历贬值的速度太快，读博的时间还赶不上博士贬值的速度。还有的人从博士总量上来考虑，认为当前博士的总人数占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博士的含金量依然不可忽视。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当我们抛开毕业的院校和专业来思考答案的话，很容易出现错误。博士的含金量如何，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1、文科博士的含金量确实要低一些。在十年以前的时候，高校的教师队伍缺口是非常大的，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任教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看来，高校文科博士的岗位基本上快要饱和，需求变得越来越小，而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含金量确实会降低不少。2、热门专业的博士缺口巨大，含金量十足。例如人工智能专业，大数据处理专业和芯片研发专业等类型的热门新兴专业，博士的缺口是巨大的，含金量要比普通博士高出不少。而像一些所谓的“天坑专业”，即便是博士毕业，就业压力也很大。3、毕业院校的层次直接决定了博士的含金量高低。虽然博士招生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名校博士的人数还是有限的。大部分新增的博士点都是位于普通院校，即便是同一个专业的博士生，由于学校层次的差距，和名校博士生相比也会存在含金量上的差距。总的来看，我国目前的博士总人数和博士占总人口的比例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含金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也足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不过从较长的时间考虑的话，随着博士毕业人数的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会不断地增长。看完博士的总人数和含金量以后，你有什么想法，会不会选择读博呢？

博士是我国学位体系中的最高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意味着一个人的能力已经从实习阶段进入了学术阶段，博士也是我国科学研究未来的“主力军”。而每年我国大约有5万左右是博士毕业生，这基本上和美国差不多，大约是硕士毕业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如下如是各个地区研究生毕业人数。2016年博士毕业生人数由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博士毕业生分布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是相似的，北京、江苏、上海三个地区每年的博士毕业生人数最多，其中，近半的博士毕业生来自这三个省份。当然，就博士毕业生来说，在很多“省份”仍旧是“稀缺”的，比如重庆、河北、河南、福建、云南、江西等中西部地区，每年的博士毕业生也就几百个人。为什么要读博？首先，对于很多名校的毕业生来说，硕士和博士的待遇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而且读博还需要多花3-5年的时间，对于单身女青年来说，读博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然而，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会选择读博？一是理想和情怀。从小学开始，我们的理想随着自己的长大而慢慢“变小”，从开始的科学家、发明家，到现在只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理想在随我们越来越远。而当硕士毕业，似乎儿时的理想又离我们如此的近，而读博让你走上学术之路，从此踏上实现儿时理想的舞台。二是现实让我选择读博。对于很多普通大学的硕士生来说，有些不吃香的专业，毕业后不上不下，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如果家庭不算富裕，毕业后买房买车又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读博毕业到高校，一套安置房，解决配偶工作等等，足以吸引大量的人选择读博，当然，随着博士毕业生的增加，这类待遇正在缩水，中西部可能还有，东部高校、科研单位引进博士可能这类待遇少了。中国博士学位含金量多高？实际上，我国很多的学历学位并不被国外认可，甚至港澳台的也不承认大陆的很多文凭。那么我国的博士含金量有多高呢？小编没有找到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各大高校人才引进的要求来看，起码我们自己的大学，对自己培育的博士认可度是不高的。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国内一流名校，人才引进基本上只要一些国外的名校，自己培养的博士基本上很难直接留在本校，只能到国内的二流大学，继续做科研，而二流大学的博士，只能去三流大学，三流大学的博士只能去九流大学了。我们虽然博士毕业生和美国相当，但含金量就差了一大截，这与我们的博导制有关，导师带的博士越多，自己的“收益”也会越多，就如曾经有一个博导一同时带了47名博士，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中国博士过剩了吗？犹如前文所说的，我国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参差不齐，那么我们的博士过剩了吗？从数量上看，我国是一个产博的大国，每年博士毕业生超过5万人，这和美国是相当的，但从质量上，还有差的比较多。因而小编认为，从数量上看，我们的博士实际上已经过剩了，但从质量上看，博士仍旧还是稀缺的，不然我们的那么多名校为什么不招自己的博士呢？反而还要大量的外国“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