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内容研究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里，自从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就大致可以分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部分。经济是物质生产活动及其衍生的范畴，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政治则是统治和管理的范畴。 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发展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直在改变着它们的本身和相互关系。发展趋势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同时，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历史变化的本身，还决定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说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发展的结果，是物质的关系，不纯粹是制度安排的关系。经济学以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关注的是经济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社会学以道德、法律、文化、宗教等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政治学以政治生活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关注的是各种制度。制度的建立、破坏，再建立和再破坏是政治的永恒主题。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根本问题。 领袖或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是所有政治制度的核心。在皇权政治下，皇位世袭制度是那时候所有政治的核心。在民主制度下，民选领袖是所有政治的核心。在民选领袖制度下的皇位世袭，其实质仍然是民主制度，比如目前很多国家虽然依然存在着天皇、国王等等，但只要他们的实际领袖——内阁总理大臣是民主选举产生，这种政治就是民主的。而在民主制度下的领袖地位世袭，那也是封建皇权制度，虽然它可以称为“共和国”。所以，当我们问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取得资本性质的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问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道德、法的关系。当我们问政治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上级和下级、管理和被管理、指示和执行之间的关系。执行上级命令，对政治来说是最神圣和最重要的。政治需要权威。 在经济领域，人是作为劳动出现的。不但劳动之间会发生关系，而且劳动与其它非劳动要素，比如土地、厂房、设备等等也会发生着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竞争，是劳动作为经济要素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的竞争。 竞争是社会的永恒主题。社会关系，首先是合作关系。个体为了合作才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但是，存在社会关系，就存在着竞争。不同的社会关系，就有不同的竞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合作关系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而社会关系的性质又决定了竞争关系的性质。在经济这里，人是作为劳动出现的。劳动是生产要素，因此决定人和人经济竞争的首先是就业。是否能够就业，决定了人作为劳动的第一次竞争。已经就业的劳动，也存在着竞争。他们竞争的不是别的，而是分配，即收入的多少。在社会和政治那里，又有不同的竞争内容。也就是说，劳动的生存是由社会决定的。 在这里，效率是衡量标准。在资本的眼睛里，人的劳动因经验、技能、受教育程度等等而有价值。在现代企业中，这些都已经成为分配因素。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就确定过八级工资制度。每一级别，工资都不一样。经验是主要的分级标准。技能也是企业确定分级制度的要素，比如各类技术职称，就是技能分配。不同的职称，工资也不一样。教育程度也一样。

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必将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务院制定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将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确立为学科建设目标。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政治学发展史，凡是被公认为一流、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无不是在回答本国重大政治问题中产生的，无不是适应本国政治发展需求而兴起的。如果一国的政治学理论没有民族特色，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政治学者在研究本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具有观察人类政治文明的广博视野，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世界所认可的成果。当前，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成就世界一流。中国政治学首先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加强对深层次中国问题的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国情文化机理，因而不存在针对某种政治现象的普适性解释模式。我们要正视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后，也不可止步于对政策的一般解释或对现象的空泛议论，而应努力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我国政治运行机理，形成和发展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学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视阈越来越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显示了政治学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今后，政治学学者除了在对策性研究上继续努力，还应对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深度关切和思考。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等都做了很好的跟踪研究，在历史追溯、国际比较、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还应努力在此基础上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惟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依相融、并行不悖。我们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具体、研究方法多么实证，都应努力凝练出一般性知识和具有普遍解释力、预测力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具有让国内外同行关注、讨论和接纳的价值，进而有可能成为引领相关领域研究方向的一流成果。（作者：张桂林 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公共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解答，如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光辉）

4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共同主办的“开局‘十四五’新征程、庆祝建党100周年暨《政治学研究》2021年华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围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体系、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前沿、论文选题与刊物要求等议题进行研讨。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华文摘》《中国行政管理》《天津日报》等高校、报刊的近40位学者参加。张树华在致辞中提出，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的成功实践冲破了西方的逻辑教条和理论束缚，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政治学人要讲清中国政治学背后的学理、道理和哲理，增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学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王新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学者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从中国的事情出发，开展学理性的研究，走出西方的视角。在主题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以“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时代主题”为主题，提出时代是把握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基本依据，而判断时代的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他认为，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做了“理解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思考”的主题演讲，指出中国政治学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变革进程中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高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前行。中国政治学的进步，要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总结中创造，进行知识生产。《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做了题为“不忘初心，保持定力，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表示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抓住根本，有创新、有新意、重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作为价值选择。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以“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为主题演讲，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需要经历由只讲政府职能到职能与职责并提，再到政府职能与职责制度化，最终建立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具体化和清晰化。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在刊物主办方与作者的座谈中，《政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炳权谈道，我们要做出真正的研究；研究和写作要高度关注学术史，梳理清楚学术前史才能避免“编”论文现象；写作规范非常重要，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往往因为语言表达不顺畅、犯常识性错误等问题而不能发表，年轻的研究者语言表达一定要过关，形式逻辑不要有问题，文章的可读性要强。与会学者们在分组发言阶段还围绕信息政治、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的话语权、“放管服”改革、政府监管等话题进行交流分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相关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在世界的动荡与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制度优势，但完全实现“中国之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和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国之治”进程中紧密关联的三个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交给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不仅面向未来五年提出了战略规划，还面向未来十五年提出了远景目标，凸显出“十四五”时期的特殊历史方位和重大变革意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政治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政治学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正当其用。新发展阶段的需求与机遇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几次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纲举目张，政治学研究同样需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换句话讲，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政治学高质量发展。当前的新发展阶段，究竟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怎样的需求？从国际上看，“十四五”时期的五年是中西道路、理论和制度差异愈益显著的时期，需要可持续的政治学研究对人类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探索做好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到最佳社会制度的探索，一破一立，在两种道路、两种理论、两种制度交锋的关键时期，如何对我国的政党、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实践做好有力阐释，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及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深刻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换言解读，不充分依然存在，意味着未来我们要继续发展生产力。不平衡依然存在，则意味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的问题与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为此，如何在尽可能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保障更大范围内的公平公正，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和发展趋向做出学理阐释和评价，也是“十四五”期间政治学需要着力回答的问题。一句话，就是巨大的机遇伴随着显著的政治学研究难题。在世界的动荡与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制度优势，但完全实现“中国之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说，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和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国之治”进程中紧密关联的三个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交给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单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著述中找不到答案，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史发展的故纸堆中也找不到参考。政治学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什么是政治学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是实现政治学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翻阅历史文献可以发现，1978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就提出过：“我们所有不同单位的目标是一个，就是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全国社科系统和高校众多政治学人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投身于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每个人心里也都是有理想追求和事业担当的，汇聚起来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繁荣发展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十四五”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五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中心”是什么？公报中提到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在为如何认识“中心”提供启示。“大局”是什么？公报中提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就是对如何认识“大局”做出的指示。国家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迎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任务，还面临着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历史使命。爬坡向上的难度在增加，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识别机遇和挑战，是谋划下一阶段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制定“十四五”规划的逻辑起点。新阶段的政治学就需要紧紧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工作和上述重点问题，着力将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始终注意围绕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展开。系统推进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求革新政治学知识生产过程，实行学科、专业的“关停并转”，系统开展学科评估和专业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室调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科教融合，都是这部分内容的相关体现。要着力鼓励和支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尤其对于政治与技术的联手问题，要根据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做出考虑和回应，配置好人财物各类资源和评价方式。学术体系建设上，一方面，要根据中心工作和大局任务，发挥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优势、人才积累和成果基础；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不断探索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尤其要注意“三个定位”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张力。其实，用智库链建设回应统合“三个定位”，从发现问题、调查、研讨到寻求对策，对于这一智库化的知识生产流程，政治学人都有切身体会。倘若没有很好的理论积累和调研积累，很难产出理想的成果。话语体系建设上，要以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基础，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众化。同时，政治学专业化与通俗化、普及化的双语国际对话要齐头并进，不应闷头做学问，而是需要以多元化的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学话语影响力。总之，在“十四五”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亟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系统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承新精彩推荐：网格化：社会治理的传承与创新清华简政论彰显贤能制度理念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产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正确把握政治学与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等方面关系，为学科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在改革发展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学术境界。对国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知识与理论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对政治的理解和阐释。不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不断创新发展，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我国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逐渐探索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指导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后来，有的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一阶段，新中国的政治学获得一定积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底，以老一辈政治学者为骨干，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在此前后，部分省市也组建了地方政治学会。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与政治学相关的一批教材、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刊《政治学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培养出多届政治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至此，政治学的人才、机构、期刊、教材等要素基本具备，开启了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治学发展提速增效，取得显著成就。从人才培养看，形成多层次、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学科建设看，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获得公认，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也不断发展。从学术研究看，学者们积极关注火热的改革开放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产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引介西方政治学成果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日渐成熟。把握重要关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并取得诸多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者们努力探索并科学把握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对学科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学问。现实中，政治运行往往具有复杂性、严肃性、敏感性，这要求政治学研究者具备科学、理性、严谨、负责的精神，牢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者们需要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加强与政治相关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丰沃土壤。我国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行科学阐释，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政治学论著，这是必要的。西方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对我们开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学理论只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生活的规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政治学扎根中国土壤，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并力图将其中反映人类政治生活规律的内容上升为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形成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中国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凝结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影响了中国政治演进历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天下为公情怀等，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求科学准确研究和阐释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文化滋养。对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治学应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注重二者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基础研究偏重于学理层面，主要围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展开，丰富发展政治学基础知识、理论、方法，是构建和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应用研究则针对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旨在为解决问题提出应用理论和对策。基础研究越扎实，越能为应用研究提供学术根底和理论支持。而应用研究在贴近现实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从政治实践中吸取养料，为深化基础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总结。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规范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经验研究注重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逻辑，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后者描述政治运行的状态、过程，分析政治运行的成效、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研究，也需要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根据不同研究领域的特点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比如，基础研究更侧重规范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更多运用经验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将各种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继续深入耕耘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政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加快完善。70年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从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来说，还存在不小差距。中国政治学要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特别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今天，经验研究方法越来越受重视，一批政治学研究者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展开卓有成效的应用研究。这值得充分肯定。相对于应用研究领域的“热闹”场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却显得有些“冷清”。基础研究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是理论创新的支点。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迈上发展新台阶、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事实上，在政治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回答，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生长点。比如，关于政治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政治是与国家公权力运用相关的现象。但这只是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政治现象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社会等会影响国家权力运行。反过来，国家权力的运行也会对其他社会因素产生影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政治运行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对政治形态进行一般规律性研究，能够增强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再如，关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是包括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这样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汇聚更广泛的力量。今后，我们应努力在观察实践的基础上深化学术思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加深入、学术境界不断提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9日 08 版） (责编：张隽、关喜艳)

#三大体系#尽管一些国家在政治学学科划分时会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者的认知等，都可能导致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过分，否则会导致学科划分标准的混乱并违背学科的本质特征。总而言之，学科划分要尊重学科划分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学科本身的基本特质和内涵来进行划分。学科划分是一种人为构建的类型，是我们认识相关知识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或工具，其目的在于反映知识的基本类型。但是，为了认识的方便，我们又不得不将具有连续性或相容性的知识进行人为的分隔和分类。具体到比较政治学，我国在学科划分时最早是将其归入政治学理论之中，后来又划归到中外政治制度之中，再后来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这说明，我国的学科划分者认为它应包括理论、制度和某些非制度因素，如政治文化研究。当然，也有人认为，我国将比较政治学列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因为考虑中国发展和比较的需要。这也许是中国学科发展的一种思考，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学科划分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我认为，学科划分不应将这一因素看得太重，应更看重学科的基本特质或尊重学术规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果都偏重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划分学科，不但各国之间的学科对话会比较困难，而且也会导致认识上的混乱。比较政治与外国政治国外政治学多采用美国的学科划分，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这里的“比较政治”主要是指外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学的各种理论范式。一些学者所说的“最近几十年来政治学的理论进展主要是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实现的”，就表达了比较政治学应包括“理论”或“比较政治学理论”的含义。而且，现在的外国政治也主要是指多国比较性议题，也有人主张将单个国家的非比较性议题剔除出比较政治学之列。那么，可以将“外国政治”等同于比较政治吗？由此还可进一步，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从来就没有被划入比较政治学？为什么很多“外国政治”只是个案研究，并没有比较性，但学科划分时仍将它们保留在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之中？比较研究或比较政治研究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政治学的这门分支学科应该称为“比较政治学”而不是“外国政治”？事实上，主流观点一直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外国政治”，统计数据也可证实大多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题也是如此。我们的学科划分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基本如此并不等于完全如此。将比较政治学等同于外国政治，早就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如果这门学科完全是研究外国政治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称外国政治而称比较政治？这不符合学科命名的一般规律。二是一些理论范式，如政治文化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以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都被看成是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而它们显然不是“外国政治”。严格来说，“外国政治”是指外国的现实政治或经验性议题，因此，也就有了比较政治是以研究现实政治为主业的说法。但上述理论范式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它们只是研究现实政治的理论工具，这与政治学的其他理论没有什么不同。比较政治与方法论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学中唯一一门以方法论（即比较方法）命名的学科”。这里实际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指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比较方法的学科，二是指比较政治学是用比较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的学科。两者都表明，它的内容不仅限于“外国政治”研究。一些学者指出，很多国别研究没有比较， 只是个性研究，并没有比较性；而比较政治应该研究通则式的问题。如果将比较政治学看成是比较方法的学科，显然就将外国政治排除在比较政治学之外，这在字义上符合方法论的学科界定。而如果只要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就被认为是属于比较政治学这门学科， 那比较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学科中就会无所不在，包括但不仅限于外国政治研究。换言之，只要应用比较方法对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和国际关系进行研究，就都可以看成是比较政治学。将比较政治学看成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虽然准确揭示了比较政治学的特质，但问题在于无法回应现实中多数研究者把政治议题看成是比较政治学主要内容的观点。而且，这种理解方式可能使政治学等同于比较政治学，从而更难以划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我国的政治学学科中还有一个经常被谈起的问题，即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比较政治学中的“外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外国政治”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从学科划分的实际来看，这首先是一个不同国家的学科划分的标准问题。在美国，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属于一个学科，所以美国的国际政治就是研究国际关系，只不过在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称谓。而中国在最初划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时并没有设立比较政治学，所以国际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比较政治学而研究外国政治的。但后来，比较政治学在我国成为政治学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却没有同时取消或“正名”老的学科划分即国际政治的内涵。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人们对国际政治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或不同的看法。在现实中，国际政治学科中一些人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也有一些人是研究国别政治的，还有一些人是用比较方法研究外国政治，后者就是人们常说的比较政治。从欧美的情况来看，比较政治有一个从国别政治到比较国别的变化过程，即现在的比较政治多是指对外国政治的比较研究，或者说它不太主张没有比较性的特性研究，主要是对多国同类政治现象的比较研究，而特性国别政治的研究更多是国际政治的研究内容。我国近年来也有这个变化趋势。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一种研究国别政治的方向是国际关系，即这些学者的基础是国别政治或对某一国家的研究，但目的是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或对策性研究；另一种国别研究则是为了进行政治比较。这样，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前者的国别政治研究通常是特性或案例性的、描述性和对策性的，有时与国际关系相混合，有时甚至应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而后者进行多国政治研究时更侧重于应用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从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学科来看，目前的设置还是较少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学校设立了比较政治学这个学科，那它至少是在强调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但实际上也存在国际政治学中多学科混杂的问题。有的学校设立比较政治学学科则主要是一个称谓，是将政治学各分支的不同学科都放在比较政治学中。尽管一些国家在政治学学科划分时会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时代关注的热点、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学者的认知等，都可能导致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过分，否则会导致学科划分标准的混乱并违背学科的本质特征。总而言之，学科划分要尊重学科划分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学科本身的基本特质和内涵来进行划分。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0日总第1944期 作者：李路曲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7月30日，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政治通鉴》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未来的多年间，该系列图书将持续出版。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介绍，《政治通鉴》的系列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讲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传统中国有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政治派系却没有政治学。《政治通鉴》的著书者有资深的教授，也有学界的新锐，主题分类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通盘的设计，《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通贯性的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是兼具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工具文献。”第一卷的《政治通鉴》也确立了该系列丛书的体例，每一卷本的《政治通鉴》都将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俞可平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教授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政治通鉴探究”：关注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工程俞可平介绍，“政治通鉴研究”课题是一项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它们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经常听到共和、民主、专制，事实上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来源和真实意义是不清楚的，我们搞政治学的人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通鉴搞清楚；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究竟有什么关系；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因为一个民族有理想指引着这个民族的演进，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以刚出版的第一卷来看，每一个部分主题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机性，许多问题因为在历史中非常复杂，而编写人又希望尽可能准确地去讨论，因而可能一卷只能讨论十个左右的政治学命题，并有编写者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如“民粹主义”词条下，编写者费海汀在“民粹主义概述”中写道：“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革命纲领，也不具有明确、清晰、恒定的社会改造计划。它更多是一种对人类社会中特定活动和行为的经验性总结。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时间要远早于民粹主义概念或民粹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民粹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上的模糊性与宽泛性。即，民粹主义始终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但对经验事实的总结就不得不面对其外部千差万别的历史语境及其内涵与过程中明显差异的挑战。因此尽管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存在不小的区别，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展现一个民粹主义现象的大致轮廓。”“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政治学研究在当下大体上划分为三大领域，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相比于思想和制度，政治过程的研究在现实当中最难。“有学者认为研究思潮难，但是我觉得没有过程、没有事件更难，尤其是政治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可能讨论的是政治主体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等。但是政治事件，尤其是古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人类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当中关键的节点。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思想、制度、人物交汇，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思想的激荡，也能够看到制度的更替，还能看到人物的沉浮。”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续添说。对于怎样研究政治事件，王续添认为今天在选择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有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方法从超学科到为学科所有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学科太细，方法也搞得过于学科化，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要追求或者说更多地使用更为具有超越学科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所以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学术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其他的所有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所以在政治事件研究当中从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对历史方法的全面、准确地运用，尤其是运用历史思维来思考和理解人类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变迁。”王续添说。邓小南提及，书中的选题很多和历史相关，其中有史事的回顾，也有政治学的思考，有一些精细撰写的研究的述评。“近些年经常看到历史政治学这样的提法，把政治学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其纵深感和实践导向，同时也是学科交汇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不仅追寻历史的经验，也反思历史的教训，思考中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导引。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前车覆辙，可能纠偏于一时，却并未能积淀为全民族的深刻镜鉴，这正是因为缺乏集体性、学理性的深入讨论与严肃反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