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法律硕士出路

如何备考法律硕士？法律硕士研究生考试说起来不难，但是真的执行下来确实很难。就以我个人来说，去年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只考了200分。当时考完司法考试之后懈怠了，认为司法考试准备了那么久，法律知识基础是有的，对专业课不上心，导致了专业课成绩相当之差。我的政治和英语基本没复习，然而还考了60多分，真的讽刺！在我看了很多经验贴之后，总结了一下大神们成功的经验：1.专业课考试分析是重中之重，抓住考试分析那你就成功了一半。考试分析能够背诵3-5遍，专业课基本没什么问题，去年我参加考试，对后面的答题感到力不从心，就是因为知识记忆不牢靠，模棱两可！2.真题。刷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最近5年的真题。专业课知识基本上不会变，把握住出题的套路，灵活运用知识，答题准确率会有很大的提升！3.英语抓单词和真题。单词是基本知识，只有单词积累到一定程度，做阅读才能一鼓作气，提高准确率，光是刷真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太可行的方法。作文靠积累文章结构和句式，靠背诵范文，背着累，老师看着也累。4.政治。肖秀荣全套买来吃透，政治基本没啥问题。备考法律硕士时间安排：从现在起专业课和单词是必须抓的，每天定量完成，9-10月份是抓背诵。11月份是真题阶段，12月份是冲刺阶段。每个阶段必须细分学习量，每天保质保量完成。为了梦想，加油！我准备找工作，还准备考研，默默给自己打气！

目前，越来越多的同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在职研究生。但是很多同学不清楚，在职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人民大学的在职法律硕士和在职法学硕士的区别是什么？报考形式及招生条件区别在职法学硕士主要是通过五月同等学力申硕形式进行的，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且获得学士学位满三年。在职法律硕士分(法学)法律硕士和(非法学)法律硕士，报考者需是：同年毕业的本科生，或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在职人员；获得专科毕业学历，在毕业两年后达到与本科同等学力，并且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已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人员。此外，报考法律硕士，在原来专业上也是有限制的：报考法律(法学)专业硕士的考生可以是法学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报考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的考生，不能是法学专业毕业生，无论是本科毕业、专科毕业或是自学考试形式毕业。考试试题侧重点不同五月法学硕士专业课试题倾向于理论化试题，以主观题为主，重视理论深度。而一月法律硕士，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与推理能力，所以一月法律硕士题目倾向于实务。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9中国人民大学在职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区别，想了解具体简章内容，可在下方小程序查看简章。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见习记者 柳依然“该员工的学历不符合‘全日制’条件，审核不通过。”7月6日，杭州市人才服务中心的一条反馈信息，给王扬（化名）泼了一盆冷水。作为本科浙江大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的毕业生，王扬今年6月毕业后满腔热血选择了杭州这个与他羁绊深刻的城市工作，却在申请杭州人才补贴方面碰了壁——原因无他，仅仅是研究生毕业证上的“非全日制”四个字。王杨收到“不通过”通知，理由是学历不符合“全日制”条件以就业为导向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反而在社会和就业市场遭到了不公待遇，这让“王扬们”很困扰。期待王扬是浙江嘉兴人，一名90后。2013年高考时，他以文科672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三年之后，他选择了考研之路。“2016年我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当时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法律硕士。分数揭晓后，337分，上线分数为345分，一志愿未能上线。”王扬回忆，当时他考的试卷是法律硕士统招试卷，也是全上海统一批卷的，各科成绩分别为：政治71分，英语77分，专业一93分，专业二96分。“当年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法学）分数线是330分，不区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我考虑到法学学科的实践性特点以及教育部统筹政策，就报名了华东政法大学非全日制的调剂。”王扬告诉记者，第一志愿未能如愿以偿，他选择了调剂，“初试成绩排在全部法律硕士的中前段，复试成绩也超过了全日制的录取线不少，最终被华东政法大学录取为法律硕士（财税金融方向）。相较于全日制研究生的课程，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习并不轻松。“2017年9月入学，三年制的硕士，每年学费是一样的，但总学分要求还比全日制研究生还高。”王扬说，研一学习压力比较大，周末两天满课；到了研二开始，他主动找工作，分散毕业就业压力，也幸而入职浙江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破产清算与重整的律师工作，与自己的专业方向财税金融比较契合。研三毕业这一年，王扬除了日常的律所工作外，更多精力准备毕业文论答辩。“论文和全日制统一标准，盲审答辩。我因为在校期间表现优异，被评为优秀应届毕业生（同届非全日制与全日制一起面试，非全日制只有2人评上）。”王扬说，在校期间，学校坚持统分统招，保证了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质量与水平。现实杭州，是王扬向往的城市。不仅仅是本科四年在这里度过，考上华东政法大学非全日制研究生的三年，他也把一半的时间留在杭州实践。这几年，他也关注到杭州引才力度不断。仅2019年，杭州以55.4万的人口增量位列全国第一，近三年人才净流入率、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保持全国第一。当然，为吸引高学历者来杭州创业发展，不惜真金白银：对来杭工作的全球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含毕业5年内的回国留学人员、外国人才）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王扬看到这条政策，也很心动。6月30日，他试着向杭州人社部门发出人才补贴申请，却被无情拒绝了。7月6日，他收到一条短信：该员工的学历不符合“全日制”条件，审核不通过。王扬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我们当年和全日制也是同样的分数、同样的考卷，毕业要求也是一样的，也都有应届生的资格，最后各种政策都无法享受，”王扬非常不理解，“我认为杭州的人才政策没有跟随教育部新政策的步伐，不是很合理。”小时新闻采访中发现，王扬遇到的情况并非个例。同样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小林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本是被杭州对硕士生的丰厚补贴和优越的人才政策来到杭州工作，小林却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人才”范围之外。“我们上着同样的课，接受着同样的考试，在工作能力上，反而是非全日制的学生更胜一筹。”小林也表示，因为自己选择就业的是律所，其实自己在就业方面并没有受非全日制这个身份的很大影响，“但事业单位的就不同了，我有同学想考事业单位，但是事业单位招聘上明确由写着需要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审核都过不了。”广西大学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金，今年就因为非全日制毕业生的身份影响了就业，至今未寻得工作，不禁发出了“给母校丢脸了”的感叹。“在校招体制下影响较大，感觉被不对等对待。”小金说，“想进体制内工作，却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感觉被抛弃了……”争议采访中，很多人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概念并不清晰。记者随机采访了身边的几个人，不少人质疑其“含金量”，甚至直接等同于在职研究生、函授学历等。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有网友也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评论，其中一位网友的观点是“非全日制和全日制就是不一样。两个培养方式不同。用人单位愿意选择全日制。我觉得不存在歧视，这是市场需求而定。你考非全日制时候肯定有你的考量，否则为何不考全日制”。也有人分析，之所以非全日制研究生得不到认可，在2016年确定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之前，社会对非全日制的印象停留在“混日子”“自考”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导致地方用人单位拒绝非全日制研究生，损害了毕业生的公平就业。小时新闻记者从教育部官网上查到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教育部官网上公开信息规定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协调发展，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王扬就是改革之后的第一批非全日制研究生。按照王扬的说法：“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属于统招统分计划，学历类型同为普通高等教育，非全日制仅指学习方式，非学历类型。因非全日制研究生改革时间较短，社会容易把统招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和非统招的在职研究生、非全日制的成教、自考、网络教育本科相混淆。”2020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强调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权益保护，明确各地及用人单位应为不同教育形式的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和落户机会，不得设置与职位要求无关的资格条件。不过，走出校门的王扬，“非全日制”这四个字马上成了求职路上的绊脚石。“其实很想证明自己并非读了个‘假研究生’，也想得到应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王扬苦笑道，作为国家第一批“非全日制”研究生，他希望能得到社会尊重和接纳。出路王扬曾向杭州市相关部门反馈了情况，却被告知引才计划明确按照政策制定好的执行，非全日制毕业生明确不在补助范围内。杭州相关部门给王扬的回复小时新闻记者带着相关疑问，致电了浙江省教育厅。据省教育厅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五部们联合下发的政策保障了非全日制毕业生和全日制毕业生的同等待遇，但教育部门并不能介入地方的政策规定和实际就业情况。“事业单位招聘由事业处管理，公务员招聘有组织部管理，杭州市的人才政策需要找杭州市相关部门。”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王扬们”遇到的问题，杭州市委组织部人才办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说：“今年已经收到了不少关于非全日制毕业生相同的反馈，作了统一回复：杭州人才政策一切按照杭委人办2019第4号文件执行，明确人才补贴范围是全日制毕业生。”杭州市人才办受理部门也告诉记者，“人才补贴的执行会严格按照文件规定。”针对这些困惑，小时新闻记者也联系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政府行政法律服务团队盛震超律师。“根据文件说明，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应当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而杭州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两者进行区分对待，这是违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规定的。杭州市相关部门‘杭州发展人才需求与教育部统筹文件不冲突’这个说法，并不合理。如果已向具体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作出不予给付人才补助的决定，那么该非全日制研究生依法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决定。”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教授在接受小时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全日制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就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还是一种就业歧视表现。“企事业单位在用人时，不应抱有‘非全日制度一定比全日制差’这样的就业歧视观念，要唯才是取，因岗设人，而不能因人设岗。但很遗憾，现在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现象还广泛存在。”针对杭州人才补贴政策不囊括非全日制毕业生这一现象，杨教授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政策的生命在于公正。政策在制定的时候就要体现这种正义性和公正性，针对相同的毕业研究生的证书，应该一视同仁。在教育部等五部门下发文件后，地方制定的政策更应该服从国家上位政策，不能在政策制定时出现违背国家政策和非正义的偏差。”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考研的同学注意了，请看这里，说重点了！2018年1月8日，也就是今天。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其官方网页正式对2017年学位授权审核结果进行公示，确认新增8个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分别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河北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贵州大学、暨南大学和新疆大学。经过此次审批后，目前已经有47所高校拿到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除了新增了8个法学一级学科学科博士点外，同时又增加了41所高校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高校。看看新增的授权点有没有你的母校呢？想要考法学和法律硕士的学员，现在的选择机会更多了，考研也要继续努力了。

毕业季，毕业生们坐下来时总免不了讨论毕业去向的话题：你毕业去哪里？签了哪里的工作？年薪多少？……小白作为一个工科狗，班上有的同学主要有如下三种选择：本校硕博连读/考外校的博士；选择去公司做开发；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有的人更看中年薪30万的工资，所以选择类似996的开发；有的人重视福利待遇，去到新华社，还管北京户口/管住房；还有的人寻求安稳，选择公务员/事业单位，觉得月薪1万（甚至不到）也还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都有自己的考虑，没有孰好孰坏，适合自己才最重要。而研究生毕业的去向、研究生毕业薪资等，想必也是广大考研er在意的，甚至是自己踏上考研这条路的目的。01研究生工资普遍更高2019年考研人数破290万，20考研破300万不在话下，考研人数逐年激增，造成这一现象有以下几种原因：1、就业形势严峻；2、在职研究生纳入统考；3、大学生越来越多，读研提升自己的起点（甚至考博也越来越热）；4、高校不断扩招，国家政策支持。不管大家考研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我们的“钱”途。而研究生的具体薪资和专业、个人选择、个人能力等都有关系。因此以下的分析只针对某个群体的总体水平，而不是单独个例。2018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通过不同学历的工资水平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学校越好，薪资越高学历越高，薪资越高一般高校博士生的薪资水平可以和名校本科毕业生一致，妥妥通过学历实现逆袭呀。小白的研究生同学年薪二十多万似乎也很平常，并不算多高。但询问本科（双非）已工作三年后同学的情况，排除个别情况，同在一线城市，本科同学的月薪基本在1万~1.5万左右，基本是996式的加班，而且天花板也很明显。研究生毕业的起点和天花板都要高很多……02你的专业适合读研吗？学历可以提升薪资，但这也与行业有关。对有的行业而言，读研可以极大提升价值，有些行业也是现在的热门，因此“跨考”也占了不少群体。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什么专业，读研后的价值都是明显上升。研究生薪资涨幅较大的是医学，外语，财经，法学等专业。那么，你的专业是否适合读研呢？不同专业的人又该如何选择？下面小白就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大家分析一些专业的情况：1、医学一方面，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收入差很多。另一方面，对于医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学历，仅仅经过5年本科学习是不可能进入三甲医院工作的，而去基层医院又会不甘心。而且，对临床来说，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后，必须进行为期三年的规培。但选择读医学专硕研究生就可以直接四证合一了。不仅提升了学历，还在读研期间取得了必要的证件。2、金融金融类也是考研热门专业之一，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像会计这类需要资格证书的专业，如果本科就考了，那么本科找工作就会容易很多。小白的一个同学，只考了初级会计证，但本科毕业时收到了几家公司的offer，虽然都是小公司，但待遇还不错。不过金融类专业的研究生要更吃香，而且薪资较本科也大有涨幅。硕士毕业后的选择也多样化，比如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咨询等大公司，不仅高薪而且高福利。很多金融硕士的工资基本超过万元，越是名校，越抢手。所以大家在报考这类专业时，尽量优先选择985或者211院校。3、法学考研不是法学生唯一出路，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非名校的毕业生没有人脉和资源，在法律圈子不太好混。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准入门槛高，不仅要求名校，还要求外语能力。而通过考研，不仅可以收获学历，还可以拥有校友资源，工作起点更高。另外，本科的法学教育只是大类的，并没有培养对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深刻理解。而通过读研，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考了。法考只能在大四报考，而又对从事法律职业对口工作极为关键，因此读研给予法学生更多的时间准备该考试。再过几年法考改革彻底完成后，非法学本科生就只有通过读法律硕士才能参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也是读研的另一个必要性。4、工科：计算机，通信类目前最火的趋势可能就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等成了大家的老生常谈。任何行业也都要“AI+”。因为计算机类的相关专业不仅是考研的热门，也是高考的热门。虽然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哪怕不读研也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薪资相对其他行业比较高（基本1万以上），但996很累呀，戏称“拿命赚钱”，而且天花板明显（尤其是本科双非），否则也不会叫“码农”了。小白就是一名工科狗，开篇也介绍了读研和不读研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名校研究生的学历，起点和未来发展空间都会更大。以上只对4个专业进行了采访和分析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补充哦O(∩_∩)O回归到个人，目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研究生也面临了找工作难（也存在对一般的工作也不满意的情况）。对于刚考上研究生或者因为“钱”途想要考某个专业研究生的小小白来说，考上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学历也仅仅只是敲门砖，更多还是要看自身的实力。读研期间，尽快确定自己的职业规划，研究生毕业之后，是读博，考公，还是去公司？然后提前做一些相应的准备！无论你是什么专业，什么学历，最后想和你分享一句鸡汤话：从来就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努力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正确。

学硕即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是以培养教育教学和科研型人才为主，一般授予学位的类型为是学术型学位；而专硕即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是国家为了克服学术型硕士的不足之处，特别新增加的一种新型硕士培养方向，培养的是适应市场比较紧缺应用型人才。两者培养方向和目的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也存在很大不同，下面笔者就此问题，和大家认真聊一聊。学硕是相对专硕而言的，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国际上根本就没有这种区分。对于学硕来说，由于是来自全日制正规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拥有正常的学历和学位双证，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认可度，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学硕是中国式新创型研究生，不仅缺乏良好的社会认知基础，往往还被社会大众诟病为“空谈家”，最好的出路就是在同一领域继续深造读博；同时，学硕毕业生在求职时，也常常被企业认为“光有理论，经验不足”，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特别是对那些硕士专业与本科专业在研究方向上原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又没有任何相关从业经验的学硕毕业生，企业招聘通常会比较忌讳。因此对于学硕型毕业生来说，在确定求职和就业前，最好能够通过实习、兼职、或者考职业证书等，来加强自身的实力，进而增强个人的岗位竞争力！专硕是世界各国高校普遍认可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硕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旨在培养在专业领域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专硕的最突出特点是学术性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获得专硕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从事那些具有明显的职业工作，例如工程师、会计师、医师、教师、律师等。我国的专硕分为两大类型，即全日制专硕、和非全日制专硕（在职专硕），也就是说专硕是具有职业背景的硕士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从专硕的种类上看，我国目前有40种，例如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等，专硕需要进入具体行业发展，就业形式更灵活，发展空间更大！我国目前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政策上，基本是抑制学硕规模、大力支持和发展专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社会对应用型研究生的需求正在大幅增加；因而国家在政策面上大力扶持专硕的培养和打造，随着国家优先发展专硕政策的接连出台，专硕也越来越受到考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可，报考专硕的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专硕入学门槛比学硕要低，课程设置上也以实战为主，而用人单位同样更倾向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硕，所以当前专硕的发展前景越来越乐观、就业前景和竞争力也越来越有可喜可贺，已经在各个方面完全超越了学硕，从而致使不少学硕开始向专硕方向靠拢，提升个人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从这样的发展形势来看，这是确实是大好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专硕和学硕毕业后有什么差别”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解读清楚的，因为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社会有所不同；我们把硕士培养方向分为了学硕和专硕，这是非常标新立异的，当然了，这也是由我们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考生应依据个人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突出个人的兴趣爱好与特长，慎重选择学硕或专硕！

快到考研季，最近很多人过来咨询在职研究生的事。有的人是教师、有的人是公务员，公务员来问的多一些。举个例子，有个在天津某事业单位政法部门的基层公务员来问，她是是文学和法学双学士，有点纠结要不要考在职研究生。对于公务员来说，进入事业单位不亚于是走入一个牢固的金字塔。基本入了职转正之后，晋升的机会就越发渺茫，学历是除了能力和时间以外的最佳出路。研究生和本科生在事业单位的区别还是挺大的，不光薪资方面的差异，科级评定受到的影响也非常明显。打个比方，你说公务员的入职定级是不是很重要？但是学历确实是这个关节最关键的敲门砖。你学历高，是个研究生，就和本科的不一样了。本科入职的时候入职满了一年会被定岗成普通科员，而研究生入职满一年，却直接可以定岗副主任科员。这个差距够大吧，人家一上岗就是干部，你本科生只能干看着，可能还会后悔自己怎么没考个高学历。不止如此，公务员目前的待遇是按照科级制度来定的，待遇差距还挺大。这时候一看科级评定标准，除了能力、入职时间，学历又是一个老大的坎。但凡你评级的时候竞争对手有个研究生，你本科学历哪怕能力再好可能也得给他让道。现在很多单位都是鼓励职员参与在职研究生学习的，总而言之，只要符合考试条件的公务员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报考在职研究生的。无论如何通过这种进修形式，能够在提高自己知识与技能后，拓展人脉，还可以获得硕士学位，对以后职业发展前景有利。所以像这个公务员的情况我更建议她继续攻读法学考个研究生学历出来，不光是给自己的履历锦上添花了，法学还是在职研究生为数不多可以考出双证的专业之一，拿到的文凭事业机关单位是跟全日制研究生一视同仁的。目前可以获得双证的在职研究生专业只有五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公共管理硕士(MPA)、法律硕士(J.M)、会计硕士(Mpacc)和工程管理硕士(MEM)。这些专业分别适合不同岗位的职业者，我比较了解的还是工商管理硕士（MBA）。像MBA这种考起来就没必要拘泥于国内的大学，完全可以放眼世界寻找合适的大学。想考在职研究生的途径不止是普通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或者同等学力申硕，还有一种途径，那就是留学读硕。留学读硕所需要的费用和国内一流名校差不多，却能够去到国际学校领略不一样的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呢？而且还能够拿到学历学位双证。像法国很优秀的法国高等商学院IPAG，毕业之后可以通过国家留服中心认证，拿到学历学位双证。双证之后国家和事业单位就都是认可的了，也不失是一种途径吧。看到这儿公务员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参与在职研究生的学习考试，也让自己以后不要留遗憾吧。

作者:赋能三连 王东正文字数:2203低谷徘徊2017年3月，在职法律硕士论文马上要开题了，对于一名计算机工科毕业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立志早起攻克阅读和写作的我没有坚持三天就不了了之。多年的懒病困扰加上工作节奏不可把握，论文一直拖到预答辩前才草草打好第一稿，导师担心过不了预答辩差点给我毙掉。果不其然，预答辩还是没有通过。哎，只能等来年再战了。2017年7月，误打误撞进入数字资产投资领域，最初的失利让自己差点金盆洗手，12月的大牛市又让自己重拾幻想，满仓梭哈+场外贷款，一时间大脑发烫到极点。预留的部分贷款又投入p2p理财，企图扩大场外稳定现金流。2018年7月到年底，p2p爆雷和数字资产大熊市接肘而至，打得自己措手不及，无数个夜晚躺在床上发呆。2019年，遭遇的挫折逐渐被时间平复，反省和反思开始主导自己的生活。多少个悔不当初的念头萦绕心头不受控制。2019年10月，一场重要的考试，因为自己的低级失误没有考出理想成绩。不可否认，不断地反思占据了过多精力，让人步履维艰。敢问路在何方？身处低谷，寻找出路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除了救援工作争分夺秒，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给了我一段冷静的沉淀期。在此期间，我想了很多，对未来的规划渐渐清晰，可每次想开始就会陷入悔不当初的无奈念想，可怕的死循环像魔鬼一样拽着自己无法自拔。灯塔之路很巧，因为泡在定投践行群的缘故，猫叔的故事走进了我的生活，《一年顶十年》的火热发售让我开始追寻猫叔的经历与思考。猫叔就像灯塔一样为我指明了方向，带我来到剽悍行动营。入营通知书“攻克读写说、干掉烂怂拖”的flag深深吸引着我，我何尝不想治愈自己的懒病，戒掉拖沓的毛病，尽管最初有些犹豫，最终还是幸运地成为剽悍行动营第20期的一员。入营第一天，老铁们的自我介绍在群里轰炸，大家热情地欢迎彼此，主动地连接对方，都在传递着关心和鼓励，这个大集体很快就让人找到了归属感。我被分到3连5排，同排的老铁各个优秀又给力，每天在群里赋能，让人充满力量。蜕变旅程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起这么早每天5点半之前起床是我从来没敢想过的目标，我做到了，并且坚持了一个月。尽管有时候前一天喝酒到很晚，但第二天的闹钟一响，自己就一跃而起。22天早起，9次打卡先锋，每一天都被梦想叫醒。每天5点起床争夺打卡先锋从来没想过可以每天读本书狂读阶段每天读一本书，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逼我重新认识了阅读，老铁们分享的阅读方法让我更高效地抓取到书中的精髓。10天，10本书，让阅读不再低效。我的读书笔记从来没想过可以每天写篇文章狂读、精读、突破战役每天都要有感悟输出。开始写并坚持写真是练习写作最好的技巧。各位点评官的无私分享让写作变得极具乐趣，22天，3次妙笔生花，让我对写作充满信心。三次妙笔生花从来没想过我也可以做一场演讲在排长和老铁们的鼓励下，我参加了赋能演说家比赛。提前一天写好讲稿，第二天早起开始反复练习，总算是录制了一段还算比较满意的视频。虽说只获得了“铜话筒”奖，可这是自己勇敢迈出的一步。铜话筒奖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做主持人3连5排小当家的时候，我会踊跃报名参加，第一次选了晨读时光的领读，第二次选了阅兵主持人，第三次选了最佳分享主持人。报名接龙后再给大家说不想干那就太不好意思了，刚开始有些犹豫，后来习惯了坚决。提前写好主持词，到时间了积极调动连队群气氛，给老铁们做好服务。三次主持让自己更加有气场。我的主持词思维转变学会先人一步行动营里许多活动报名的机会稍纵即逝，尽管参加了小当家、点石成金、演说家、评审团等活动，可赋能分享报名时的犹豫不决让自己永远错过了这次机会。为了不让自己留下太多遗憾，要建立清晰正确的价值观，一旦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选项出现，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抓住它。以前，有些锻炼和提升的机会摆在面前时总是考虑太多无关因素，导致失去了突破自己的可能。现在，只要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去争取，勇敢活出不纠结不犹豫的自己。积极参与活动，干就完了！主动真诚地展示自己由于自我介绍写地比较真诚，一些老铁主动加我微信进行连接，我们要么有一些共同的经历，要么有一致的价值观，而且他们比我更优秀。每次得了妙笔生花，都会有老铁加我微信主动连接，这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主动真诚地展示自己才能创造更多机会。以前为了销售定投践行群门票，我要么直接在一些群里喊话或是私聊推销，这样看着很用力，可大家根本不会买单。主动真诚地展示自己，其实就是在挖掘潜在的同路人，价值观的认同才是最好的销售。勇于展示自己积极连接牛人刚入营那几天，章鱼排长语音通话和我分享她的经历，她告诉我写作上想提高就要主动和牛魔王老铁联系，从他那里能挖出来许多宝藏。果然，我的妙笔生花文章基本都是在完善他提出的建议后获得的。有点小遗憾就是没有获得过每日最佳，这应该是我没有更积极请教牛魔王导致的吧！从这以后，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凡是遇到比我厉害的人，都会第一时间去夸赞他们，紧接着就要积极主动地连接和请教，宝藏都要靠自己去挖，不然真是等着天上掉馅饼了。入营一个月来，通过主动连接战友和生活中的朋友，微信好友实现了翻番。积极连接各位优秀老铁未来已来，把握当下行动营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把入营时的誓言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每天督促自己践行和精进。读写说是一辈子的事，要不断坚持，烂怂拖是要不得的病，从此坚决不再沾染。从今天起，做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先做到再去想，完成大于完美。把握当下猫叔说过:强者征服今天，懦夫哀叹昨天，懒汉坐等明天。我绝不做懦夫和懒汉。虽然行动营留下一些成绩和遗憾，但面对前路，我不能再犹豫和彷徨，把握当下，把每一天过得充实。我坚信:每天进步一点点，长期带来大改变。剽悍一只猫是谁？畅销书《一年顶十年：个人财富与影响力升级指南》作者、社群商业战略专家、樊登读书首席社群顾问、个人成长战略深度研究者&践行者、微信公众号矩阵有百万读者、学习型社群“剽悍江湖”创始人、极致践行者大会/社群商业牛人大会发起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