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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正正者学医八年，月薪5000，温饱线上的医学博士
严重的健康危机，将一批医学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冷寂的蛰伏期。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就意味着与清贫相伴。巨额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设备，而研究者本人的补贴往往仅供温饱。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艰难跋涉，等待未来的曙光。林成 27岁 泌尿外科博士母亲患癌，我几乎没帮上忙今年国庆假期，我参加了三场婚礼。份子钱不多，还是花了近三千元，超过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在婚礼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初中同学，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所有人都在谈论育儿话题，除了我。和同龄人相比，我的生活无疑是拮据的，但只要不是在婚礼这种场合，似乎也能忍受。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付出更多的是我的家人。确定自己要读医学研究型博士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患结肠癌（当时确诊为III期）四年。她和我父亲分居多年，独自做完了手术，医药费花了十万。学医八年，我拿不出生活费以外的钱，幸好有朋友们帮衬，我们才能顺利支付账单。我突然发现，在学校里，我学习治病救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远在千里，又无能为力的家属。她已经做完十二次化疗，头发稀疏，经常在电话里哭。但我一直待在学校，通常只在过年时回家。2017年年中，我赶回家，看到一向注重保养的她，脸色变得特别差。我那时还在读研，除了每年1600元贫困生补助之外，没有任何正式收入。想来想去，我只能买给她一顶假发。 确诊之前，母亲是一位做小吃的流动摊贩，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决定学医时，父亲是反对的，他觉得学医要读八年，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但是母亲十分尊重我的选择。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她时常更换工作，肚子疼也不愿意上医院。等到疼痛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去检查，结果是结肠癌晚期。 我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就回家工作，拿到固定收入，每天照顾她。但在那年，我先是错过了学校所在省份的医院统招，后是没能赶上家乡医院的统考。最后，传来了我博士考试成绩不错的消息。 我的博士课题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研究。我对生物医学领域探索的热情，是从高中生物课上开始的，没想到自己已为这份好奇心学医九年。父亲知道我读博以后，经常和他的同事讲，我是林家祖上第一个博士。我经常和母亲讲，我在实验室过得还不错。事实上，读博的补助只有每个月2300元。为了不和家里要钱，我不得不用休息时间做兼职。我也没有告诉她，科研本身并不是那么舒服。博一刚开学，我的导师正在忙着另一个学术项目，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束手无策。晚饭不定时已经成了日常，我也常常为实验浪费的材料压力倍增。 图 | 林成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但我还是想完成课题，梦想着自己顺利毕业的那一天。今年10月底，在实验室正常忙碌的上班时间，我正好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手术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复诊结果是：病灶无明显复发，血常规生化良好。我马上读出意味——她恢复得非常好。 我坐在实验室里，松了一口气。四下望望，医学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现出全新的样子。我感受到强烈的意义和使命。那之后，我在实验中不断推进论证，不断分析临床样本，最后发现，原来真的存在某种从未被发现的现象。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飞起来了，和师弟一起用打折券去呷哺呷哺吃了一次火锅来庆祝试验进展。那是我读博期间最奢侈的事。图 | 林成和师弟庆祝实验进展的火锅局王力 30岁 心脏疾病研究博士后结婚后，月薪五千仅够温饱今年夏天，因为没出生的白色大鼠，我陷入学医12年来最大的焦虑。疫情期间，为了方便管理，我的同事把用于实验的白色大鼠杀了大半，只留下几只用于配种。七月，为了继续自己的实验，我开始帮他们配种。唯一的一只纯种雌性大鼠迟迟未生育，我转变方法，让实验室里的大鼠与野生大鼠配种，通过两代生育呼唤纯种大鼠的降生。它出现时，我已经等了近五个月。图 | 王力实验室里的白色大鼠六月底，我博士毕业答辩完毕，美国一所医学院给我发了博士后的offer。但为了让去年九月份已启动的项目有进展，我还是留在此前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每个月拿五千块。 秋招开始后，我的医学研究梦想曾经动摇过。我跑了几次宣讲会，动过考公务员或者到中小学教书的念头。但人生下一步如何推进，未来是否要定居大城市，我不敢多想。这是因为，每月扣除房租后，我只剩下2400元支配。在首都北京，这点钱微不足道，买房买车遥不可及。妻子从未抱怨过我的收入，只是劝我：如果太累了，就换个领域平平淡淡过日子。等待大鼠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发现社会环境留给我的空间越来越小，自己必须做出是否继续科研道路的决定。我开始焦躁而郁闷，这更影响了实验操作的准确性。研究需要精准的理性，这样的感性状态只会带来麻烦。我的导师认为我不够专业，几次敲打我，我们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我想起五年前自己刚开始读博时，也曾踌躇满志。我听说过对我们这一行的“三个十”概括：做出一项重大突破，需要投入十亿资金，使用十万种化合物，做十年实验。我设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没过多久，就在实验上犯了难。到博士三年级，周期考核与开题报告成为新的挑战，我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而非像以前那样纸上谈兵。我凭着毅力扛了下来，在六年博士期限之前，和别人共同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顺利毕业。科研依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对自己剩下的最大期望是发表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十一月上旬，纯种大鼠出生了。我请它帮我做了一个关于阳性药物的对照实验。这场实验本来用于排除可能性，但在分析数据时，我意外发现，所用的阳性药物竟对生物的物理特性产生了影响。我想查找文献来佐证，却发现这一现象从未被记录过。图 | 王力在探测心脏细胞虽然不敢保证这一现象背后是否蕴藏重大发现，但这是我们课题组近期第一项进展。开组会时，整个师门都感到振奋。随后，我坐在实验室里，触碰到久违的热情，那些焦虑也失去了重量。王海强 31岁 胶质瘤方向博士后“烧了”四十万经费，每天挤3小时地铁公交第四次做单细胞建库测序实验时，我背负着四十万科研经费打水漂的风险。这项服务于我的博士研究课题的实验，属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此前，我自责地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三次，“烧了”三十万。 第一次实验在2017年4月份，那是我学医的第十年。为了建立一套单细胞测序系统，我所在的实验室从零开始买进仪器，从美国引进一项专利技术，支付了不菲的专利费。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昂贵的实验。 但这些只是实验的前提。比资金更沉重的是，我和同学必须靠自己摸索细胞上机数目与细胞活性的相关技术。一次实验耗时两天，若想收到理想的效果，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达到标准，整体的操作步骤也必须得到优化。即便如此，在正式操作中，未知的挫败依然会来临。这意味着，我必须再次寻找往前走的可能。我安慰自己，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这是最常见的剧情。 第一次实验失败后，那年冬天，我发起第二次冲锋。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细胞活性太低，我还是没能走到最后。导师平时脾气很好，这一次他没忍住，骂了我一顿。 2018年年初，我鼓足勇气做第三次实验。故障重现，此前的辛苦付出又一次付诸东流。图 | 日常实验中的王海强身边的同学都练就了发泄压力的身手。我曾看到有人专门找地方大吼大叫，有人脾气愈发暴躁、突然发火。我和两位室友商量好，一起用相对健康的方式消化压力——出校门吃饭。 对我而言，除了春节，所有的节日都属于实验室。中秋节、端午节、冬至日……当天实验完成后，我们找尽了所有能被称为“节日”的日子，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火锅。 这花去了我每月博士补助的一大半。每月，我收到五千多元补助，在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这个数额是最高的。这也是我艰辛备考，考取本所实验室博士的重要原因。从研究生起，我没和家里要过钱，也没讲过我在做什么，家人一直觉得我过得很潇洒。 放松是短暂的，为了保证实验效率，我将吃饭以外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实验室里。 我清晰地记得在北京读博士的日常路径。每天早上六点半，从北京青年路出发，转两次地铁到西单，再坐公交车到达郊区，八点到达实验室。此时，我已完成在地铁上开始的案头工作。晚上十点赶晚班地铁，回到朝阳区。有时，赶上细胞培养的特殊节点，我会把四张凳子拼起来，铺上单人被，睡在实验室。为了劳逸结合，我通常在周六日睡懒觉到早上十点，晚些开启实验。2018年五一劳动节前，我和同学第四次做耗费十万的实验。我们把细胞的活性鉴定率提升至90%以上，增加细胞的数目，终于成功。那之后不久，我发现自己胖了二十斤。图 | 胖了二十斤后的王海强实验的成功把我的论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在论文尚未发表之时，2019年六月，学校规定的博士三年期限已经到了。我握着一张博士毕业证书，无处可去。 我下定决心，不管等多久，也要继续做补充实验，熬到论文发表的那一天。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学校已经停发博士补助，导师为了支持我，私下支援我生活所需费用，让我按时交付房租，不至流落街头。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生活。我家在重庆的农村，每天走几公里上学并不稀奇。 我似乎始终得着老师的“偏爱”。读大三时，一位教授带我到另一所学校做研癌肝究项目，手把手教我做实验。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基础医学研究。 博士毕业前夕，导师曾想说服我给医院里的一位书记做助理，这份工作能够解决北京户口和事业编制，薪资可观。但我只想在实验室工作，更想继续深造，婉拒了他的好意。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所美国医学院的博士后offer，但由于疫情，无法前去就读。辗转之中，我决定离开北京，到杭州西湖大学做博士后。 4月初，我终于收到邮件：论文已发表于杂志上，影响因子分值为12分，约为国内博士生论文平均分值的4倍。相比于一线临床工作，医学事业的另一端——基础医学研究往往不为人知。其实，在大众视野之外，这群医学工作者从未缺席。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从病原学研究、抗疫药物研发到疫苗的研制，无不依赖于基础医学的更新。在这充满危机的一年里，实验室里的研究者废寝忘食但默默无闻，为前线提供着有力的支撑。在人类未知的黑暗领域，他们用热切点燃希望，用勇气为我们照明。正是由于看见这份基础医学科研的艰辛，凯迪拉克旗下经销商承诺2020-2021年两年内每售卖一台车，就捐赠100元给到国家科技部/卫建委旗下的复旦P3实验室、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此帮助提升基础医疗建设, 赋能一线科研工作者, 用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精神。公益路上，凯迪拉克一直在行动。今年，凯迪拉克携本支短片参加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广告、腾讯CDC联合举办的“我是创益人”大赛，让更多人关注到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该赛事举办四年以来，已孵化包括戛纳创意节银狮奖获得者“一个人的球队”在内的194支公益广告作品，让公益项目走入人心。在这个时代，崇高事业并不意味着丰厚的物质，也不代表安稳的生活，但有人依然用勇气点燃自己，在黑暗中为我们找寻光亮。实际上，所有伟大发现，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以及在清贫中恒久坚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撰文：史蓓斯
咖啡镇
而游无朕妇产医学院2020年妇产科学博士研究生开题考核顺利完成
自新冠疫情以来，我院第一次集中开题考核——妇产医学院2020年妇产科学博士研究生开题考核于11月12日顺利完成。 本次开题聘请了宣武医院王世军、友谊医院刘芸，我院刘朝晖、代荫梅、李光辉、孔为民、苗劲蔚、杨晓葵共8位妇科、产科、妇科肿瘤、生殖医学等方面的专家担任考核评委。参加考核的博士有2019级的4名全日制研究生和2016-2019年入学的11名同等学力研究生，其中有3名同等学力研究生来自京外医疗单位，最远的1名同学来自福建。课题研究内容涉及到畸形子宫、输卵管妊娠、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脏器脱垂、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宫颈癌等多个妇产科常见良恶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疗效探索等热点问题。 考核专家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学的开题报告，针对不同学生的研究内容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邀请学生加入新的研究平台，使研究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提高。本次开题考核地点设在了我院新装修改造的教学楼内，利用先进的培训考核系统，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同步转播，使远在加拿大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滞留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以及在不同实验室或临床工作单位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远程观摩。在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形势下，远程教学培养的方式也必然会成为学院培养研究生的常规方式之一。 【来源：北京妇产医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月季葛均波院士：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混乱 让医学生潜心做科研
“我国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医学教育在很多方面亟待理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给健康时报提供的一份提案中指出。人民日报记者 任飞帆摄葛均波院士指出，我国的医学教育包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学生见习、实习，医生培养，往往是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哪个科就一辈子成为这个科的医生、专家。有些8年一贯制的医学生做“论文”的时间只有3-6个月，不可能做出高水平的科研。近年来，教育部连同卫健委通过采用“上海模式”，将我国混乱的4年制、5年制、6年制、7年制以及8年制的医学教育转化成现在的5+3模式，以5年制医学培养为主，毕业后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取消了4、6、7年制的培养模式，保留了8年制的医学博士培养。但是，近来各个学校的4证合一，临床型专业硕士，临床型专业博士，科研型硕士、科研型博士等等众多体系使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混乱。更重要的是混乱的培养模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很多年轻医学生浪费多年时间。比如，对临床医生的培养5+3后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可以取得医师执照就可以了。“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又要参加研究生考试进行一年的基础课学习，第二年进入临床进行科学研究，刚刚开始一年就面临找工作和考博士研究生，如果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第一年重复基础课，第二年进入科学研究，刚刚开始又面临找工作，没有一段整装时间让研究生潜心科研！而两次的基础课学习浪费了时间，而且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课题与硕士阶段没有任何联系和连续性”。 葛均波院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为此，葛均波院士建议，对于临床型人才5+3培养后就授予医学博士，成为好的临床医生和接下来的专科医生。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5年医学院毕业后可以直接考科研型博士建议把硕/博士打通（学制4年，这样为学生节省1-2年时间，而且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潜心研究），潜心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果临床型博士希望进行科研工作可以考上述科研型博士，毕业后具备双学位（MD, PhD）。反之，如果科研型博士希望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他们也可以参加3年规范化培训，取得资格证后成为双博士（PhD, MD），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规范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使医学教育同质化。
孝弟葛均波院士建议对临床型人才5+3培养后就授予医学博士
“我国在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板，医学教育在很多方面亟待理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在一份提案中指出。葛均波院士指出，我国的医学教育包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学生见习、实习，医生培养，往往是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哪个科就一辈子成为这个科的医生、专家。有些8年一贯制的医学生做“论文”的时间只有3-6个月，不可能做出高水平的科研。近年来，教育部连同卫健委通过采用“上海模式”，将我国混乱的4年制、5年制、6年制、7年制以及8年制的医学教育转化成现在的5+3模式，以5年制医学培养为主，毕业后进行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取消了4、6、7年制的培养模式，保留了8年制的医学博士培养。但是，近来各个学校的4证合一，临床型专业硕士，临床型专业博士，科研型硕士、科研型博士等等众多体系使医学人才培养非常混乱。更重要的是混乱的培养模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很多年轻医学生浪费多年时间。比如，对临床医生的培养5+3后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可以取得医师执照就可以了。“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又要参加研究生考试进行一年的基础课学习，第二年进入临床进行科学研究，刚刚开始一年就面临找工作和考博士研究生，如果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第一年重复基础课，第二年进入科学研究，刚刚开始又面临找工作，没有一段整装时间让研究生潜心科研！而两次的基础课学习浪费了时间，而且大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课题与硕士阶段没有任何联系和连续性”。 葛均波院士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为此，葛均波院士建议，对于临床型人才5+3培养后就授予医学博士，成为好的临床医生和接下来的专科医生。如果培养科研型人才5年医学院毕业后可以直接考科研型博士建议把硕/博士打通（学制4年，这样为学生节省1-2年时间，而且可以有较长的时间潜心研究），潜心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果临床型博士希望进行科研工作可以考上述科研型博士，毕业后具备双学位（MD, PhD）。反之，如果科研型博士希望成为临床医学科学家，他们也可以参加3年规范化培训，取得资格证后成为双博士（PhD, MD），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规范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使医学教育同质化。（健康时报）
发现者26岁一年发4篇Cell，他说搞科研要有“十诫”
Ronald D. Vale, PhD，UCSF Professor，HHMI Investigator / 1995–Present“他创造了世界记录：一年内作为第一作者发4篇Cell论文，迄今无人能够打破。”“他研究生期间共发表12篇第一作者的实验论文，相当于一般好几个研究生。”“他的论文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将研究推到新层次。”这是原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对Ron Vale的评价。Ron Vale教授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细胞与分子药理学教授，研究方向是驱动蛋白和动力蛋白分子马达。2012 ，他与迈克尔·希茨和詹姆斯·斯普迪赫同获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自 1995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这是原北大生科院院长饶毅对Ron Vale的评价。2006年，Ron Vale 教授创建了影响巨大的生物医学学术视频网站iBiology。他邀请了众多在生物医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录制学术报告视频并在网上公布。2011年，iBiology合作网站-iBioChina开通，Ron Vale教授专门录制了演讲视频表示祝贺。在视频中，他特意选用了中国的平遥古城作为背景，表达了自己因事未能出席开通仪式的遗憾。42岁时，Ron Vale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获得拉斯克奖后，这位奇才更是把获奖感言发表在了Nature Medicine 杂志上（文章题目：How lucky can one be? A perspective from a young scientist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以下是他发表的文章：三生有幸遇到你你能想象当我和我的朋友也是同事James Spudich和Michael Sheetz在一起时，我接到电话说我荣获了基础医学研究 Lasker Award奖时的兴奋么？Lasker Award所奖励研究的重要部分从我研究生时就开始了。当我第一次遇见Jim Spudich时，我只有21岁，那时，我正在申请MD-PhD。当Mike Sheetz，Tom Reese， Bruce Schnapp和我开始对轴突输送进行研究时，我23岁；当我们的有关微管运输和驱动蛋白的论文发表时我25岁；当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开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时，我27岁。对我而言，那是一段极其不平凡的时光。我深感自己在恰好的时间处于恰当的位置，同时我也享受生命中科学带来的愉悦。撰写该文，目的是对那些年轻的刚刚开启学术旅程的科学家说一些有感而发的话。我将从我自身在校学习及对驱动蛋白的发现的经历出发，写一些观点及10条经验之谈。从读书到研究所及驱动蛋白历史的简短回顾1980年，Jim Spudich在斯坦福大学对我进行了MD-PhD项目的面试。我们交谈非常愉快，他的建议对我的录用非常重要。彼时彼刻，谁曾想我们将来某一天会共享Lasker Award 的荣誉？我的论文导师Eric Shooter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神经系统科学家。跟随他后，我开始学习配体结合和神经生长因子（NGF）受体的生物化学特性。同时，由神经生长因子与其受体结合发出的信号如何回溯至细胞核的问题深深吸引了我，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翻阅大量有关轴突运输的文献。1982年，我学习并深入了解了Jim和Mike Sheetz正在做的完美实验，即重建肌球蛋白包衣珠随着肌动蛋白缆的运动。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用相似的肌动球蛋白机制来解释膜囊泡的轴突运输？Mike和我决定通过乌贼巨轴突来验证这个想法。至于为何要选择乌贼，是因为Robert Allen，Scott Brady，Ray Lasek以及他们的共同作者写的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这些研究者通过使用Allen新发明的视频增强显微技术来对巨轴突中的轴突运输进行成像。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如此清晰的看到过一个活细胞内部的精美细节。目前，通过显微镜而不是那时仅有的费时费力的放射影像实验，人们可以在10分钟的实验中对轴突运输进行研究。十诫以下是我从自身经验中总结的十条经验之谈。我全神贯注于科学中，时而犯些小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对于科学将把我带向何方，最终我将有何成就我几乎从来没有想过。1.寻觅良师，学习他然后发展自己的风格从你周围的事物中学习。科学与哲学相似，都是来处理问题，在试验进程中，需有个人风格及与其他人的合作。作为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你需要接触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比你资深的科学家哪里汲取思想及治学态度。这种吸取的混合营养最终会沉淀成为最适合你的一种风格，也将让你身上拥有你所钦佩的人的气质特征。既不极度崇拜谁，也不轻视谁。我深感幸运，因为在我成长过程中遇见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导师，他们是由Bruce Schnapp, Tom Reese, Mike Sheetz和Jim Spudich组成的核心团体。从他们各自独一无二的个性及科学方法上我所获甚多。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友善，且支持我成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在我研究生期间，我也遇见了对我影响深远的英雄人物。第一位是我的导师Eric Shooter。试问，能有几位论文导师任他的研究生漫步于他的课题之外，或做一些与实验室工作无关之事？且任其对学分不上心？那时，我还不完全明白与其他许多科学家相比，Eric对他的实验室“家庭”是多么的无私。在MBL，我也遇见了活跃的老科学家Shinya Inoue和Andrew Szent-Gyorgyi。他们拥有虽小但非常专注的实验室（不像斯坦福的大多数大实验室），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科学，并不会对任何一方做出很大的让步。2. 选择一个重要的问题每个人都是这样，情愿去解决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不愿意触及一个无聊的问题。然而，确定一个既重要又刚好时机成熟到需要解决的选题并非易事。此外，几乎大部分人都会按部就班的生活，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学历、找工作或者获得资助。这致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时间里，精力并不是专注于生物学中的大问题上。然而，如果你想不一样，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你必须保持警惕，还要比别人多思考一些，从而能寻得一些针对解决这些重要问题契机或入口，即使这些问题并不是你所研究的领域或你的专长。如果机遇来临，要学会抓住它（见下一建议）。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不能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你是不能做出重要发现的。3. 领先并抓住机会在Eric Shooter实验室的前两到三年，我发表了几篇内容翔实但并不是非常杰出的论文，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几篇论文足够获得博士学位。有了这个安全保障，我就有闲心去寻找并开始重要但是也有风险的项目了。机会伴随着对Sheetz/Spudich试验的接触而来到我身边。整个轴突运输项目都是一个冒险，它从最后一刻决定去Woods Hole而开始的。将科学当做一个大冒险使得整个事变的有趣，也使得许多无论在科学结果方面还是自己个人职业生涯中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4. 阅读文献但是不要被文献所困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由于它的漫长历史和大量文献，难免会有些底气不足。这时你需要了解前人所做的工作，但是最好避免陷于各种各样先前试验中，同时也要避免一直沿着现存模式的思考路线来思考。用新鲜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资料是个好事情。我刚接触这个领域时，快速轴突运输已有很长历史，也有大量的相关文献，但是我发现，描述其发生机制的资料很少。然而，由于Allen，Brady和Lasek视频显微镜研究对运动的小囊泡成像提供了新方法，使得这成了关键的转折点。继续向前，通过生物化学和不再对药理学的坚持来简历方法就行得通了。而之前，对药理学的坚持主导了整个工作。5. 做好实验不必一定要有顶级实验室我的实验室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大楼中，它有些陈旧却井然有序。而位于海洋生物实验室中的Tom Reese的研究室则相对较乱，在Loeb大楼的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中，只有一台化学试剂单放机和一些铺满设备间的小设备。我们在被海水熏的潮湿的地下室房间中解剖乌贼巨轴突。我们戏称这个小房间为“海王星的洞穴”。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与那些在现代大楼中流行的井然有序却单调的实验室相比，这个实验室让人耳目一新。Tom的实验室有符合目前水平满足基本工作需要的设备-------视频灯和电子显微镜。但是在对驱动蛋白提纯的初始阶段，我们楼里没有离心机，所以我们不得不到马路对面的楼中去进行这一步，那时也没有色谱分析设备。但是，一个人可以适应任何环境然后使其正常运转。这也是科学探险一部分。6. 努力学，努力玩，并要挤时间洗衣服科学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在Wood Hole时，我工作异常努力。1984年的整个冬季，我几乎都在工作。特别的时刻需要特别的努力，我很高兴，在关键时刻我花了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见证了科学奇迹的发生。但是，在接下来的春天，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来调整状态，所以我骑车游行了欧洲。在到UCSF工作前，我又花了四个月时间在尼泊尔和日本游玩。在关键时刻对项目进行特别努力十分重要，就如打仗时攻克关键要塞一样。但与此同时，你也需要平衡你的生活。7.持之以恒比才华更重要如果你并非天生聪颖（比如我），在科学实验中，你也可以做的很好，当然， 前提是你得有恒心。诀窍就是更努力！举例来说，1984年那一年的大部分夏天，因为一系列的实验错误，我无法完成体外轴突运输。夏天快要过完了，我也将马上离开开始我的医学实习生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没有成功，或许在这时，我应该去海边放松一下。但我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在我回到斯坦福之前，我近乎执拗的对这个实验试了又试。在度过了神奇的一周后，一个神奇的晚上来临了。于是。我取消了我的回程航班。8.失败乃成功之母正如1983至1985年间的那段成功一样，所有的科学完美或许并不如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曾犯过几次概念性的错误，也犯过技术性错误。幸运的是，这些错误并不致命，他们并没有让我们偏离正确的轨道太远以致脱轨。这或许对那些课题不是一直顺利向前行进的同学有所安慰；困惑和疑惑的时光对任何项目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你也可能或错失很多良机。那时，我们指出“溶液中的微管之间也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简约聚合的微管”这个论点，但是我们并没有一直对此研究下去。通过马达蛋白驱动的微管自组织随后就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美国国立研究院对我的第一次资助中，我也想过“存储”逆行轴突运输的净化（更像名为HMW的ATP酶），最后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任何一个职业都是不良的决策与好的决策混合出现；你只要保持后者多余前者即可。9.莫对改变人生计划感到惶恐我二十岁和三十多岁早期时的人生是被规划好的。MD-PhD项目后，最大可能是去医院实习，然后跟大部分人一样做一名住院医师，然后再回到科学领域。然而，Woods Hole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回到医学院？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那时，其他人会怎么说呢？我的导师鼓励我继续坚持自己的课题并延迟医学实习；很显然，我的心思一直在科学上，科学生涯将使我感到快乐。许多年后，单核马达对医学产生了影响使我感到极其满意，同时，针对这种蛋白的药物也正在研发中也是我倍感欣慰。10.科学在极速发展：做时代的弄潮儿作为研究发现的亲历者是非常棒的感觉。但更大的乐趣是，你正在科学的大舞台上，亲眼目睹着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所取得的惊人进步。科学家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能站在世界的前沿，是巨大进步的见证者。科学冒险有许多形式，在实验室的任何一天都有可能“拥抱”微小却美妙的发现。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个巨大的惊喜最终到来。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Ron Vale教授简介Ron Vale 1959 年出生在加州好莱坞。21 岁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毕业，主修生物和化学。其后到斯坦福大学念双博士（哲学博士-医学博士），26 岁获神经生物学哲学博士。因为他的研究生记录太好，他就只要哲学博士，不要医学博士。他 27 岁做助理教授，35 岁做正教授，42 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 20 岁时开始发表论文，是两篇论文的非主要作者。1985 年他 26 岁，发表 5 篇《Cell》论文，其中 4 篇是第一作者。1985年他在Sheetz和Reese实验室发表的五篇《Cell》，其中 4 篇他是第一作者：[1] Vale, R.D., Schnapp, B.J., Sheetz, M.P. and Reese, T.S. (1985) Movement of organelles along filaments dissociated from the axoplasm of the squid giant axon. Cell40: 449-454.[2] Schnapp, B.J., Vale, R.D., Sheetz, M.P. and Reese, T.S. (1985) Single microtubules from squid axoplasm support bidirectional movement of organelles. Cell 40: 455-462.[3] Vale, R.D., Schnapp, B.J., Reese, T.S. and Sheetz, M.P. (1985) Organelle, bead and microtubule translocations promoted by soluble factors form the squid giant axon.Cell 40: 559-569.[4] Vale, R.D., Reese, T.S. and Sheetz, M.P. (1985)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force generating protein, kinesin, involved in microtubule-based motility. Cell 42: 39-50.[5] Vale, R.D., Schnapp, B.J., Mitchison, T., Steuer, E., Reese, T.S. and Sheetz, M.P. (1985) Different axoplasmic proteins generate movement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long microtubules in vitro. Cell 43: 623-632.研究生期间，在斯坦福大学 Eric Shooter 实验室的另外 8 篇第一作者研究论文：[1] Vale, R.D., DeLean, A., Lefkowitz, R.J. and Stadel, J.M. (1982) Regulation of insulin receptors in frog erythrocytes by insulin and concanavalin A: evidence for discrete classes of insulin binding sites. Mol. Pharm. 22: 6 19-629.[2] Vale, R.D. and Shooter, E.M. (1983) Conversion of nerv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complexes to a slowly dissociating, Triton X-100 insoluble state by anti-nerve growth factor antibodies. Biochem. 22: 5022-5028.[3] Vale, R.D.and Shooter, E.M. (1983)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s on PC12 cells: alteration of binding properties by lectins. J. Cell. Biochem. 22: 99-109.[4] Vale, R.D., Peterson, S.W., Matiuck, N.V. and Fox, C.F. (1984) Purified plasma membranes inhibit polypeptide-inced DNA synthesis in subconfluent 3T3 cells. J. Cell Biol.[5] Vale, R.D., Szent-Gyrygi, A. and Sheetz, M.P. (1984) Movement of scallop myosin on Nitella actin filaments: regulation by calcium. Proc. Natl. Acad. Sci. USA[6] Vale, R.D., Hosang, M. and Shooter, E.M. (1985). Sialic acid resies on NGF receptors on PC12 cells. Dev. Neurosci.[7] Vale, R.D., Ignatius, M.J. and Shooter, E.M. (1985) Association of nerve growth factor receptors with the Triton X-100 cytoskeleton of PC12 cells. J. Neurosci. 5: 2762-2770.1996年，他与 Fletterick 合作，首次解析了 kinesin 的结构：Kull, F.J., Sablin, P., Lau, R., Fletterick, R.J. and Vale, R.D. (1996) Crystal structure of the kinesin motor domain reveals a structural similarity to myosin. Nature380: 550-555.1996年，已经是正教授的他，自己做实验首先直接看到 kinesin 单分子运动：Vale, R.D., Funatsu, T., Pierce, D.W., Romberg, L., Harada, Y. and Yanagida, T. (1996) Direct observation of single kinesin molecules moving along microtubules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Nature380: 451-453.穿着印有驱动蛋白（Kinesin）T恤的 Ron Vale来源：iNews综合
孙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学科竞争最为惨烈，青年资助率不足16%！
医学院的实力靠临床医院全国医学院哪家强？只要看临床医院的实力即可，从2018年的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医院获得数量的排名来看，上海交通大学之所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上常年保持第一，其中强大的附属临床医院是最大的利器，上海交大医学院拥有多家实力雄厚的附属临床医院，交大仁济医院和瑞金医院分裂全国第三和第四，而四川大学、中南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可以在2018年进入全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前十强，其中受到老牌华西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同济医学院的大力支持。2019年数据变化2019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第一年，通过目前的数据统计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十大高校都拥有强有力的医学院。从自然科学基金十大高校的数据变化来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排名前十的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被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取代。说明了国家自然基金深化改革第一年，对于四川大学影响较大，因为2019年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把一名发表46篇SCI论文的博士评为优秀博士引发网络的吐槽，这样发表论文速度堪称大水车，在四不唯的大背景下，国家提高了对科研论文的质量，一位网友吐槽到：“年轻人们，没有发现现在国家自然面上和青年只要5篇代表性文章吗？你特么灌个3，40篇当墓志铭吗？”科研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提升科研创新精神，静下心来做科研，不求数量只求质量！医学学科竞争非常的惨烈2019年复旦大学的医学女博士的学术丑闻成众多暑期留守实验室医学研究生们最大的瓜，因为只有懂得高水平医学论文的难度，才能知道背后心酸，人们总把生物和医学混为一谈，相比生物和化学材料学科，高水平的医学论文由于实验周期长，数据采集等原因非常难，当然如果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灌水论文另当别论，目前2019年的各项数据还在统计当中，从2018年的学科资助情况来看，医学口面上基金项目支持率最低，全国平均仅有17%，而青年基金项目的平均支持率更是仅有15%。随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都加大对医学院的建设力度，未来全国医学院的竞争将更加的惨烈！
不削于人91年浙大男博士已发2篇Nature！决心破解抑郁症科研难题！
在求是园，有一位决心破解抑郁症科研难题的博士生，他有让课题“起死回生”的本领，有发表两篇Nature的经历。他是辩论队队长、专业级唱将，是师弟师妹眼中的“天使大哥”，还是学业家庭双丰收的年轻爸爸。不久前，这个在忙碌的科研生活中不忘种植幸福的男孩子，摘得学校最高层次的奖学金——竺可桢奖学金，他就是浙江大学医学院2016级博士生董一言。满腔热情，他选择朝着医学方向奋斗“你这么活泼好动，能坐得了科研这张‘冷板凳’吗？还是考虑一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专业吧。”“医学研究对人类最直接有利，如果这个领域真像你说的这么沉闷，那我不妨做那个提供新鲜血液的人！”2011年夏天，刚刚结束高考的董一言在被招生组泼了一盆冷水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旁人看起来“既枯燥又没‘钱途’的”基础医学专业。2个月后，他如愿以偿，进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怀着满腔热血的董一言，在2年之后迎来了科研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2013年9月，作为北医第一批学员，他加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强化挑战班。在这里，曾因日复一日机械学习而倍感苦闷的董一言再次燃起从事科研工作的希望和热情。而且这把火烧得更旺、更持久。董一言发现，挑战班的同学们不仅可以自如地中英文切换进行交流，对学界大牛和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如数家珍。同学之间的谈笑风生，国际顶尖学者的专题讲座、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出国参加暑期学校……因为挑战班，他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2014年3月，浙江大学求是高等研究院、医学院双聘教授胡海岚应邀到北大挑战班指导光遗传学领域的文献交流会。第一次见到未来导师的董一言瞬间被吸引，“胡老师让我认识到，科学家原来可以这么有魅力，不仅年轻有为、平易近人，颜值还非常高！”这年暑假，在胡海岚的推荐下，董一言去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ristin Scott实验室进行交流。在这里，他从零开始学习果蝇的基本遗传学操作，在1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为何有这么高的热情？董一言说，因为他遇到了一位手把手教他的“天使大哥”。“天使大哥”Nicolas Jourjine其实是实验室的一位博士生，不仅极具科研天赋，人又耐心细致。“实验室氛围非常平等，大家有问必答、乐于分享。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本科实习生，大家都会当做正式同事来对待。”觉得自己遇到天使的董一言希望成长为同样的人，而现在的他也承担起了实验室带新人的工作，被称为“移动的数据库”。在挑战班期间，董一言获得了3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能够和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们面对面交流，董一言满心激动。与此同时，他也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每场报告会都要提问。“能够提出问题就证明自己在思考，这其实是检验听讲效果的一个途径。”这个喜欢发问的小伙子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2018年2月，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仇子龙在评论胡海岚课题组在Nature上发表的2篇文章时就写到：“对于中国科学的未来，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在这两篇文章的诸多作者中，我看到了许多未来之星，有北大本科未毕业就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流利英文提问的董一言……”科研2.0时代：让课题起死回生，发表2篇Nature“加入胡老师团队后，我才真正登堂入室，进入科研2.0时代。”董一言清楚地记得，2015年2月2日，大四的他从北京南下上海，追随胡海岚教授进行科研实习。从那时起，他开始系统培养科研思维、全链条把握课题各环节。“做科研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兴趣，也得有实际意义。如果只是因为喜欢小草就去研究小草，就太自私了。全球有3.2亿抑郁症患者，每年造成80万人自杀。2017年开始，抑郁症已超越癌症和心脏病，成为致残的头号杀手。但与来势汹汹的抑郁症相比，现有药物对至少1/3抑郁患者完全无效，并且最终导致一半以上的患者复发。做个简单计算，全球有1.1亿患者完全无药可医，1.6亿患者最终复发。因此，抑郁症领亟需研究清楚它的发病机制，掌握抑郁的神经密码，从而针对性地开发药到病除的好药。”“胡老师的实验室只有大课题，要想成为一个好的leader，不仅要努力做实验，更需要分析思考、组织协调。”加入课题组后，董一言开始主导课题“压力之后的及时放松——抑郁症预防的天然策略”。他希望跳出现有的治疗框架，为临床提供切实可行的预防思路。这个选题听起来就非常有趣，很多人都会问“郁抑症”还可以预防？依靠的还是一种“天然”的手段？董一言说，是的，“及时”是这个研究命题的关键词。在推进课题的过程中，董一言经历了不少波折。2015年6月接手课题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都在不断尝试和改进实验方案，并一直处于质疑和焦虑中。直到2016年3月才摸索出一套比较理想的实验方案。然而样本数仍然不够，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仍然画着一个问号。看到实验进展如此不顺，师兄师姐甚至导师胡海岚教授都曾多次劝他换个方向，但董一言不想轻言放弃，在一次次失败后悉心分析、力求改进，直到7月终于取得积极的可靠结论。大家都说，是他让这个课题“起死回生”。2018年2月15日，Nature同期刊发该胡海岚团队两篇研究长文（Research Article），文章揭示了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郁机制，破译了抑郁症的神经密码，推进了人类关于抑郁症发病机理的认知，并为研发新型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多个崭新的分子靶点。作为两篇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和四作，董一言通过光遗传技术，证明了外侧缰核神经元的簇状放电可以让一只正常的小鼠瞬间变得抑郁，从而为团队破译抑郁症的神经密码贡献了关键证据。董一言的工作是证明外侧缰核的簇状放电是导致抑郁症的充分条件，但这并非易事。2011年，世界著名神经科学家Roberto Malinow发现，外侧缰核的过度兴奋是抑郁症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外侧缰核究竟用什么样的电活动编码抑郁信息，一直是个谜。2012年开始，全世界有很多实验室报导了用光遗传技术激活外侧缰核，能使动物产生厌恶情绪，但是不能产生抑郁症状。在一系列坚实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团队猜想簇状放电就是外侧缰核编码抑郁信息的方式。但是董一言发现，传统的光遗传激活手段无法在外侧缰核产生簇状放电，于是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决定运用“反弹原理”，先短暂地抑制外侧缰核神经元，随后让其反弹，从而产生簇状放电。令人惊喜的是，这种反弹的簇状放电非常类似于抑郁状态下外侧缰核的簇状放电，而且能够让正常小鼠瞬间抑郁，这表明外侧缰核簇状放电确实是编码抑郁信息的电活动。董一言的工作大大推动了团队对抑郁症研究课题的进展。辩论唱歌两不误的他，是师弟师妹的“天使大哥”一生遭受抑郁症折磨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把抑郁症比作一条一有机会就咬住他不放的黑狗。最初就只对抑郁症感兴趣的董一言现在仍怀抱初心，希望驯服抑郁的“黑狗”，为实现我国全民健康添砖加瓦。这样一个专注科研的男博士，却跟“沉闷”“无聊”这些字眼完全挂不上钩，不仅带得了辩论队，还是专业级唱将。“我最爱的还是唱歌，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全身心打开自我的过程，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放松和表达方式。”董一言在大一时参加北大医学部十佳歌手大赛，崭露头角；大二参加北大医学部圣诞晚会时，受到罗艳洁老师关注，并被邀请到她最新组建的北医爱乐团接受专业训练。2年的时间里，董一言除了日常训练，每天都会抽出一个小时来练习发声。他说，每首好歌里面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一首好歌可以让生活慢下来。而现在，他是浙江大学研究生艺术团的一员，并曾多次登台医学院神经所的元旦晚会。刚进大学时，董一言曾一度为辩论着迷，陈铭是他最欣赏的辩手。为了提升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和领导力，董一言有意识地拓展知识面、学习专业辩手的技巧，并带领队员们集中训练、参加“北大之锋”“海淀区交通安全杯”等辩论赛，而他个人也多次获得“最佳辩手”荣誉。“董师兄是我人生路上很重要的人，没有他我根本就不可能在本科阶段有这么多收获。我正在申请美国phd，不管结果如何，除了导师之外，他都是我最感谢的人。”大二上学期，浙江大学医学院2015级本科生陈舒琪遇到了董一言，这个靠谱的大哥哥不仅亲手教他实验操作，传授阅读文献的技巧，还鼓励她独立思考。而现在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Takaki Komiyama 实验室做毕设的陈舒琪，遇到不懂的问题还经常找他交流。陈舒琪回忆，大二升大三时她一度陷入迷茫，于是约董一言在实验室的in vivo房间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兄帮我分析专业前景，也剖析个人优势，还给我放了两个星期的假让我静心思考。”想到当时的情景，现在非常享受科研的陈舒琪感慨，“幸好当时没转专业！”在师弟师妹眼中，董一言不仅是他们的“天使大哥”，还是超级顾家的暖男。“特别感谢一卉进入我的生命，与我组织家庭，奔向全新的旅程。”在本科毕业论文的致谢部分，董一言用这种平实又高调的方式与太太秀了一波恩爱。但实际上，在他的社交平台上不乏类似的甜蜜宣言。2017年年底，两人的爱情结晶诞生，他写给女儿“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我永远的骄傲”。“女儿的名字叫然然，这个名字还是导师胡海岚教授为纪念两篇Nature发表所起，对我们一家来说意义重大。”聊到女儿，董一言满眼爱意。本报作者 马宇丹 学生记者 陈沛图片由被访者提供本文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陈晗钰责任编辑：周亦颖(来源:浙江大学)
教则不至南充市中心医院引进全市首位营养学博士，曾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研究
近日，得益于院党政精心搭建的人才引进和发展平台，南充市中心医院"高端人才护航工程"再结硕果，医院引进的营养学博士黄小明正式到医院上班，将利用他丰富的专业知识，在医院临床营养科发挥重要作用。黄小明于201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南医科大学讲师，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宜宾市妇产儿童医院营养顾问，深圳远东妇产医院营养学科带头人。2017年成为全国首批注册营养师，是四川省营养学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医院临床营养分会委员，四川省预防医学会身体活动与健康分会委员，广东省保健协会营养保健分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营养学会临床营养专委会委员等。黄小明博士擅长肥胖、心血管病、糖尿病、痛风、肿瘤等慢性病营养治疗，孕妇、乳母、婴幼儿营养干预，营养风险评估与营养教育等。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主持四川省卫生厅课题1项，其他地市级项目3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2篇，核心期刊20余篇。参编全国高校统编教材《营养与膳食》《营养毒理学》等书籍。黄小明博士是四川纳溪人，在此之前，他在深圳远东妇产医院担任营养学科带头人。他表示，对南充市中心医院目前的工作环境非常满意，希望能借助自己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有自身的资源，在营养学治疗、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好地为南充老百姓服务，造福广大患者。人才兴，医院兴。近年来，医院深入贯彻"人才是立院之本"的发展战略，全面启动了"高端人才护航工程""孵鹰行动"等，为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学科英才、优秀青年人才的发展保驾护航。目前，南充市中心医院拥有高级职称专家492人、博士（后）66人、硕士480人、硕士研究生导师38人，先后拥有国务院津贴专家12人。下一步，医院将继续深入实施"高端人才护航工程""孵鹰行动"等，坚持引才和育才相结合，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全市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南充市中心医院 李洪艳供稿)
其名为鲲又看病又科研，医生承担的是不是太多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邓铂鋆】4月21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施普林格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这些论文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机构。论文作者多数来自国内各个医院，涉及524位作者。据媒体整理出的资料，国内多所知名大学和顶级医院都了牵连。宣布撤回107篇2012至2015年发表于旗下学术刊物《肿瘤生物学》的论文，近年来，学术造假行为屡见不鲜。新闻搜索关键字“撤稿”，可见一番“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景致。通常，如果不遭遇“打假斗士”的死缠烂打，丑闻曝出，也仅在学术界掀起一阵小浪花就过去了，公众根本无从知晓。面对压力，涉事单位通常以“丢卒保车”、“装死”等手段应付了事。由于此次事件涉及单位过多，4月21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发布声明。中国科协认为，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机构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社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同时，中科协指出应高度警惕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学术刊物。中国科协愿与各方共同维护国际科技期刊出版诚信。丑闻暴露了什么这次重大学术失范问题，让“同行评议造假”进入了公众视野。通常，学术刊物的编辑相对作者可能学术能力有限。为了确定投稿论文的价值，编辑将论文交由水准公认的内行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决定论文发表与否。此次事件是出版社发现一些“审稿专家”的回复时间过，并且意见多为过份褒奖之词（通常审稿专家要提出完善意见，如补充一些实验等，有时还要亲自重复论文中的实验，耗时较长），进而发现大量所谓的“专家”竟然是论文投稿公司冒名的枪手。事情发展到这里，引出了丑闻的另一个关键字：论文公司。论文公司有三种主要业务。代发表论文。经常跑报税大厅、车管所、房产大厅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办理要费尽周章才能办妥的业务，请专业人士代理事半功倍。至于这些中介施展了哪些手段，外人就看不透了。此次施普林格出版社撤稿的107篇论文，统统由中介公司代发表，采用相同的捷径：虚构一个不存在的审稿专家、或者冒用真实专家的身份，然后再编造出这些所谓审稿专家的邮件地址，供编辑选为审稿人。之后，就是中介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了。代做实验。公司帮助客户完成他们没有条件完成的实验。既然是生意，当然视顾客为上帝，充分满足顾客实现预期目标的心愿；为了利润，当然实验能省就省，只要数据编的能够帮助客户得出他们预设的结论即可。代做课题。只要客户有想法，公司为你编写标书申请实验经费，替你完成直到发表的一切工作。假如说第一、二类业务涉及的论文还或多或少凝聚着署名作者的心血，第三类业务就是赤裸裸的买卖了。论文公司在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闻了。早在2013年，世界顶级刊物《科学》杂志就曝光了中国的论文买卖。只是不在这个圈子的人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罢了。代写论文黑色产业链此次学术丑闻，大批的临床医生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医生除了看病还要科研，这可能脱离了一些人的认识，但这就是行业的现实。现在医科生入职大医院，学历门槛是博士学位，授予标准是SCI影响因子2-3分甚至更高的论文；门槛高的医院甚至规定求职者拥有影响因子5分的论文。医生入职后晋升职称，必须发表多篇SCI论文，甚至有的医院规定必须发表在核心刊物。不仅是医生，护士、技师、技术工人晋升职称也是论文为王。每到职称季，医院里就开始流传段子：“传达室秦大爷今年符合晋升标准，他有两篇文章发表在‘中华级’刊物，一篇发在《中华钓鱼》，一篇发在《中华象棋》。”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美国的医生培养体系，读完八年制临床医学课程后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即MD。MD在日常行医中是不必考虑科研的。MD毕业再攻读三年，可获得Ph.D学位，即理学博士双学位，既能做科研又能搞临床。在Ph.D学习期间，博士生仅在暑假返回医院，平常根本不顾及临床。但在中国，医生必须在临床和科研间“蜡烛两头烧”。显然，大批医生既没有心思做好科研，又不想屈就低职称，毕竟职称跟收入、医疗权限挂钩，毕竟会治病的人当主任总比让只会写论文的同事当主任更有利于病人。于是，普遍存在的论文注水、论文造假和庞大的论文发表需求，酝酿出了一个代写论文的黑色产业链。学术丑闻的背后由于我国医学事业起点较低，为了尽快满足人民需求，建国后形成的医学培养体系较速成。完成理论学习的医科毕业生在临床思路、经验和能力上几乎都是一张白纸，需要毕业后在工作中慢慢积累。由于不同医院临床思路和水平的差异，同一所学校的毕业生，行医多年之后临床能力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进入上世纪90年代，群众对医疗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此时，必然的解决方案是系统性的提高临床医学教育的规范化程度，缩小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水平，手段是延长医科毕业生在规范程度高的医院的临床技能培养时间。此时又恰逢高校和医院追求科研与论文，客观上对科研能力等于临床能力的错位推波助澜。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不单是普通的治病医生，而应该是医学科学家、医学教授、医疗技术的创新者。但科研这事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一位成功医学家的背后，需要无数人默默奋斗在鼠笼前，还要保证临床工作的运转。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是世界平均的6成，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更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标准，虽然校长和院长们盯着的排行榜都是发达国家的，可是研究生的津贴一个月只有二三百元，研二开始就能给医院值夜班了，因医德问题被病人投诉一次还得罚一百块，多好的人才啊！自然，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学术民工的需求，让顶级医院必须把学术作为重要的人才考核手段。尽管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制的建立，让医学新人不用选择科研也有条件在高水平医院学习临床技能，但是顶级医院是唯一能够实现体面医学梦想的地方，吸引了一茬又一茬的医学新丁为之倾倒。在顶级医院，学术是向上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学术和临床的重压，让青年医生的猝死在社会新闻版块格外扎眼，也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学术丑闻的频繁发生。学术不端有错，但挑拨医患关系就是另一回事了学术不端行为，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任何借口。据微博博主@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调查，本次遭撤稿的论文，存在几种情况：1.内容和投稿均由第三方公司造假。2.内容真，第三方虚拟了评审专家。3.内容真，根据杂志社推荐的第三方专家评审，但恰好那些专家是过去第三方公司虚拟的假专家。这三种情况显然面临着不同的问责。同时，根据论文署名原则，论文工作的主要完成者或第一主笔通常是论文的第一作者。由于学生、博士后等人员的流动性，论文往往署名导师作为通讯作者，通讯作者直接与编辑部沟通改稿事宜。惯例上，为青年学者提供主要学术观点指导其研究的资深学者充当通讯作者。一篇论文的主要责任人基本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的其他作者根据对论文的贡献程度不同依次署名。在论文内容为真但被第三方公司所误的情况下，第一作者都不能一棍子打死，其他作者更为无辜。在责任主体不明的情况下，问责医生甚至挑拨医患关系显然是不对的。但比起又一轮针对医生群体的发难，更让人震惊的是这戏剧性的一幕：北京协和医院查证，日前媒体罗列的撤稿论文作者中涉及到的吕某，并非该院医生，而是从山东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前来做课题的学生。很多研究机构都有这样“挂单和尚”式的外校研究生，前来做几个母校完成不了的实验就走。据媒体报道，山东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韩某、吕某团队的论文涉及了16名作者，影响面很广。但据笔者查证，吕某撤稿论文是采用“元分析法”对其他学者统计数据的再分析（所谓元分析法，即对具备特定条件的、同课题的诸多研究结果进行综合的一类统计方法。也就是用别人论文中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论文的通讯作者系冒名，多位合作者实际是他的分析对象论文的作者，包括韩某在内的合作者表示对“合作”一事或“合作”细节不知情。吕同学是山东一所大学2015年的毕业生，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硕连读）。吕同学跨界颇多，在普外科、泌尿外科、神经科学颇有建树，可惜这次三篇论文被撤稿了。他的论文连累了包括母校在内的多家学术机构和多位有影响力的学者，还有即将毕业的同门博士韩某。韩博士正忐忑地为从天而降的撤稿论文署名等候学校的处置意见。据笔者查证，吕同学在校期间表现良好，堪称“学霸”。除了论文入选国际刊物，他获得了校级科技创新奖，并完成了大部头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目前笔者及涉及多方均未能联系到吕同学。一贯的优等生吕同学或许在向我们描绘学术界的前景：浮躁风气普遍化，学术失范低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