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科学研究需要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泓峻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则明确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与时代需要之间的关系。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发表讲话时再次强调，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切实响应号召，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时代发展的需要。把握住时代发展需要和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民性、创新性、民族性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在当今中国，研究者要准确把握时代需要，就必须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正是从人民性立场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者要聚焦人民的实践创造，“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之前所有政治制度形态的根本特征，这决定了人民立场必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一个希望凭借自己的科学活动对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正确的科学方法，而且要有热爱人民的情怀、为人民做研究的愿望，能够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遇到的现实问题。远离了自己的人民，也就远离了自己的时代，其学术研究不仅会失去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同时也悖离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方向，其研究成果很难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与动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以及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等问题。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习惯于关起门来做学问，学术研究远离现实社会，缺乏对现实需要反应的敏感性，缺乏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有关。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因此，在前进的过程中，就会有太多富有挑战性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解答。特别是在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富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发现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新规律。这实际上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为学术大师与学术精品的出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适时地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才能够将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面对中国社会自身问题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年来，在一些学科领域里，我们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习惯于跟着西方的理论走，把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当成了学术工作的主要内容。而许多外来理论在进入中国后，又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使得理论界热炒的许多话题成为脱离中国现实的“伪命题”。而且，当外来理论的引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时，很容易造成思维的惰性与外部依赖性，严重抑制了学者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现实国情的议题设置能力提升，不再习惯于自主性提出扎实的问题逻辑，形成具有中国表达色彩的学术表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范畴，形成自己的标志性成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丧失了理论话语系统化建构的主体性。当然，在面对中国自身问题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时，不应该排斥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也要建立在对国外理论特别是优秀理论成果全面了解、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但是无论如何，只有中国当代社会这一现实语境，才最具有激发中国学者理论创造活力的现实前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才最具有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然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保持深刻的内在关联，具有强烈的历史与时代性。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把握时代发展需要，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必须围绕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实际上，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与人民的需要都是多层面的，这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满足国家、社会、人民需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今天，中国人民在实现了民族独立、物质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提高之后，提升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也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而民族文化自信的确立，需要建立在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全面认识的基础上，需要建立在对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传统美德、美学精神、艺术经验深入阐释的基础上。我国近年来优秀传统学术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建立民族文化自信这一时代需要的一种切实呼应。历史一再表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会的重视与支持，一个学者的学术成果产生多大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往往与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能够为社会的进步作出多大的贡献有直接关系。只有把握住时代发展需要，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与学理支撑。（泓峻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文化传播学院院长）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领域伦理争议和伦理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2019年科技伦理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裴钢指出，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和方面。在这场以“国际背景下中国科技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应对”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科技管理等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直指当前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伦理问题并探讨应对之策。新科技带来新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上开始广泛地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伦理问题。近些年，随着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深刻地改变了甚至颠覆了自然进化法则、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扩展了人类对未来的想象和担忧。伦理问题越来越凸显，伦理的规制也越来越不可或缺。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近几年，基因编辑技术在快速发展和优化的同时，其所带来的伦理、安全、监管等问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由于编辑过的基因组难以逆转并可以遗传至下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人体上进行试验之后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更加凸显。2015年4月，中山大学研究团队成功修改了人类三原核胚胎基因组，为治疗一种在中国南方儿童中常见的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这是CRISPR-Cas9技术首次应用于人类胚胎编辑，由此引发基因组编辑技术伦理和监管问题的巨大争议。2018年11月26日，中国学者贺建奎通过媒体宣布，首次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对人体胚胎进行了基因敲除试验用以免疫艾滋病，两名接受了试验的双胞胎女孩已经出生。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已就这一事件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和态度，并进行严肃调查和处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兆翔：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很强的“头雁”效应。与此同时，这项颠覆性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风险与挑战已经日益浮出水面。例如，人工智能其实也会表现出偏见和歧视。如果人们在进行数据标注的时候，总是将“女性”和“做家务”联系在一起，那么人工智能就容易把一张男性在做家务的图像识别为女性在做饭，这其实就是一种性别歧视。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创造出了一个“虚拟情感”世界。人工智能通过不断学习使得自身更加符合青年人的需求，使人们觉得和机器人在一起更加舒适和自由，长此以往将会影响人的正常社交。科学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探索，更承载着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重大科技伦理事件如何应对和防范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科学成果的评价需要时间来验证。当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公布后，我们不应该立刻下结论，而是要过一段时间再来评价。同时，科技伦理问题和科研诚信问题也不应该混为一谈。因为科技伦理属于共识问题，随着人们对一项技术的认识逐步加深，观点也会有所改变。而科研诚信则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应该有明确的规范和行业准则来约束。此外，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的标准也应该分开制定。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了解自然规律，探索应该是无止境的，但是科学应用则需要伦理和法律来规范和约束。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东风：科技伦理建设应该起到“打预防针”的作用，而不应是“事后诸葛亮”。重大科技伦理事件如何防范，我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应该从小培养学生们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意识和观念。在3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很多学生在做动物实验时，缺乏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实验室成了屠宰场。如果这样的年轻人今后走上了科研的道路，很难保证其在科学伦理问题上不犯错误。第二，各级伦理委员会应当为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制定规范。明确科技伦理问题应该由谁来监管，如何监管，以及出现问题后如何处理。将相关工作尽量做在前面，是防范伦理问题发生的重要措施。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翟晓梅：一项新技术刚出来时，经常会面临来自伦理学界的质疑声。从伦理学视角对新技术进行讨论时，通常有两个纬度，一是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二是根本性的道德立场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但是直到2010年，“试管婴儿之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才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有媒体说这是“迟到”的诺贝尔奖，但这项技术之所以在30多年后才获奖，正是因为一项技术的安全性是需要时间来考量的。现在，辅助生殖技术经过30多年的实践考验，最终扫清了伦理障碍，得到公众的认可。另一个纬度则是根本性的道德分歧。实际上，现在生物医学界在讨论一项新技术在道德层面存在的问题时，都会关注一个重要方面，即这项技术在投入实际应用时的社会价值。科学家在推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要思考这项研究是否真的对患者有帮助，是否对科学知识的增长具有价值。创新不仅是科学层面的事情，更是价值层面的事情。因此，在做相关决策的第一时间，就要将创新和伦理统筹考虑，鼓励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科技伦理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科技伦理不只是科学家个人的责任，需要突破学科界限，需要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媒体和公众共同参与科技伦理问题的防范与治理。政府应从宏观层面加强约束，建立明确的惩罚制度，从国家层面成立具有法律职能的权威部门，组织跨部门的伦理委员会。要对科学家强化教育培训，了解并确认其个人和专业的道德责任，并运用到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此外，还要加强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对话，以及媒体的科普能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雷瑞鹏：伦理先行既有科学意义，也是必要的。新兴技术的应用导向性强、复杂性高，诸多风险不仅是科学判断，更是价值判断。因而其中涉及的伦理需要跨学科专家来共同参与、不断完善，并且要在研究一开始就将伦理问题考虑进去。荷兰代尔夫特科技大学教授杰若恩·霍温：在欧盟相关科技创新政策中，“负责任的创新”是重要理念之一。“负责任的创新”是评估科研和创新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及所承载的社会期望的一种新理念，旨在培育和设计具有可持续性、安全性的科研和创新。同时，“负责任的创新”意味着所有社会参与者，包括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社会组织等在整个科研和创新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期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当前思考如何推进科研伦理体系建设，应该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层面来考虑。我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不仅涉及从事科技活动的科学家，还涉及科技成果的使用者、科技活动的管理者，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伦理环境的建设，这个环境包括了适宜的价值观、伦理指导原则、政策体系、法律法规、公众教育和科学传播等，因此需要管理部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治理。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副教授刘朝：出现伦理事件时，过去往往总是由法律来事后惩罚。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早已不适应现在新技术带来的新情况。面对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法律和伦理应当融为一体、共同发力。比如在应对特斯拉无人驾驶致人死亡事件中，美国通过完备的法律和完善的伦理制度，表现出了对新科技的充分宽容。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加强从业人员的伦理教育和制定相关伦理规范都是为了保护科学家，保障科研活动的顺利展开，而非规制科学家。只有充分的信任与必要的监督，才真正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本报记者 方曲韵)

科学研究高大上 很深奥，我实属门外汉，但我对这方面还是有点兴趣 有所思考的，想到了一些科研方法自我感觉应该是有些道理的，特分享出来 供学习与吐槽！怎么做科学研究？一.发现科研课题苹果为什么是从上往下落 而不是向上？这是牛顿发现的经典科研课题，许多人说：“此课题的发现是牛顿的幸运灵感闪现而已，极少数人能有此幸运发现类似经典课题的。”真的是如此吗？并非如此，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超多的自然理论，若真的是几十年一遇的灵感造就，那么今天的自然理论恐怕不会有多少个，能有很多是因为发现科研课题与得到理论都是有其方法的，可以有目标性的快速发现科研课题。有目标性的快速发现科研课题的方法：发问法。所谓发问法指的是对现象或事物进行发问，发问的关键词有“为什么” “怎么”“什么”等疑问词。比如对苹果落地这个现象进行发问，为什么+苹果会往地上落？如此这个经典的苹果落地课题轻松发现，若不发问就很难想到课题，这就是老师常说的“多问个为什么”的好处。为什么苹果成熟了是红的？为什么苹果长在树上 而不是地下？有些问题看上去很sb 实则很复杂，人们的认知是那个事物原本就是应该那个样子的 常识而已，所以真正解释起来却只能用“就是如此无需解释”来解释，做科研就是要深入研究这些常识现象背后的本质（原理机制），现象如同几何证明题中的结论，而原理是科研要寻找的公理论据，一个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同类问题 很多应用，原理的归纳作用 让人类理解自然变得简单。二.研究目标对象的哪些方面主要有这些方面：如何产生 有什么用途性质（物理化学生物） 构成 如何变化（随着因素的变化规律）拿火来说明，研究如何产生火？火的用途？火的物理化学性质？火的构成？变化（氧气增多火势更旺）。其实按照编程中类的组成，可说成研究目标对象的属性与方法，至于属性和方法通常会有许多，抓住重要的来研究就行。三.如何了解目标对象了解目标对象就是要研究出二中所说的哪些方面，这需要观察对象 收集数据 统计分析 做实验等科研常有方法。四.如何解答关于对象的为什么比如扫帚为什么是一根根细细的弹性杆扎成的？解释为什么通常是从这样情况下的用途出发，说出这样设计的用途（证明有好处）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里扫帚的为什么：我想是因为细杆能够接触到极小的缝隙将缝隙中的垃圾清理出来，密集的细杆组成的整体可以将坑坑洼洼的地上的垃圾打扫得很全面，若是粗杆或放大到面板小坑中的垃圾清理不到。五.学习能力人类造物多来自于对自然造物的学习，学习能力是人类的天赋能力，通过学习可以掌握想要的许多能力（本领），比如语言 文字 唱歌 做饭 工作等，可是如果不去学习就根本不可能天生就会这些，学习带来能力的提高与增加，人与人的差距也因学习程度的不同 而突显出来，做科研更是如此 有学习意识 善于勤于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我。六.借力意识科研目标是研究对象的能力，可以弄清对象能力实现的原理 人造机器应用原理实现相同能力，也可以直接利用对象的能力帮助自我，这就叫做借力，比如牛力气大 用其拉货；用毛驴 磨豆浆；用树藤做绳子；用石头做武器。借力也可说成是利用外部工具吧。百度知道里的一些关于爱问为什么的回答：小时候喜欢提出问题的科学家 　答：1、瓦特：他在厨房里看祖母做饭。灶上坐着一壶开水。开水在沸腾。壶盖啪啪啪地作响，不停地往上跳动。瓦特观察好半天，感到很奇怪，猜不透这是什么缘故，就问祖母说？什么玩艺使壶盖跳动呢" 　2、 牛顿：直到有一天，当牛顿在花园的苹果树下思索，一个苹果落到他的脚边时，牛顿终于获得了顿悟，他的问题也逐渐被解决了. 　　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5岁的时候，有一天，爸爸从兜里掏出个指南针给他玩。他拿着摇来摇去，发现里面的小针总是指着一个方向。他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吸着小针，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发现。难道是小针在作怪吗？他开始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爱好）。我女儿今年6岁很聪明，老爱问为什么，听人说小孩爱问为什么就说明他有可能成为科学家，请教哪位大虾指点。答：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他想了解这个世界，当然聪明的孩子如果好好引导，努力培养，成为科学家也是有可能的，这说明你的女儿先天潜质不错，还需外在力量培养造就。为什么说小孩爱问问题会比较聪明？答：不是说爱问问题的小孩就一定聪明，而是爱问问题的小孩好奇心和探究欲很足，好好维护、培养他的这种天性，将来大有用处。聪明有很多种，也许这是一种。

我们生活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进入最近的几十年，科学领域的新发现突飞猛进。但是速度加快的同时，科学界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探讨，更需要科学家进行反思。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未来的科学研究就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目前最火热的一个科研领域就是基因科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各个国家都在积极的开展，因为基因研究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关系到人类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可以说基因科学不仅仅是人类本身的需要，更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随着基因科学的不断发展，科学界已经发现人类基因组里两万条基因，这么多的基因，如果全部研究的话，很可能会是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能力有很大的好处。可是事实上，现在研究的基因局限性很大，并没有全部进行研究，而是局限在很小的一个部分。那么具体人类基因研究有多么局限呢？目前两万条基因，科学界只研究其中的大约两千条左右，最多也就达到基因发现总数的百分之十而已。根据发布于【PLOS Biology】的信息显示，限制基因全面研究的原因，就在于科学界本身的限制，这些限制导致其他基因无法进入科学家的研究范围。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科学家专注于这些少量的基因研究，就能够获得科研经费，另外这些研究人员才能够有一个很不错的职业，甚至发表的科研成果成功率会提高不少。反之，如果一些科学家研究其他人类基因的话，以上的这些好处就会少之又少。少数基因的研究成功，已经引起社会效应，科学家和资金都愿意继续研究下去，这似乎就是一种基因科学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基因成为科学家的香饽饽，而大部分基因，因为利益的不足，导致研究方面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甚至到了无人问津的程度。基因科学出现的问题，美女小倩认为必须要改变，因为人类基因科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全面的研究，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员。如果仅仅片面的研究人类基因，很可能最终导致误入歧途，耽误人类的福祉！相信未来科学界一定会逐渐的改变状况，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加我粉丝，一起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在遵循这“四个坚持”上有担当有作为。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从而推动理论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然就应该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清醒认识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唯有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才能真正做到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党的事业服务、为国家发展服务，归根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们要牢牢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以实际行动扎根人民，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问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总结归纳好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的理论和思想，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还要认真研究、科学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蕴含的精神纽带、文化基因等标识性概念提炼出来，融合、渗透到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之中，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和优势。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要坚守高尚职业道德，多下苦功、多练真功，做到勤业精业。大力弘扬优良学风，树立良好学术道德，既有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又有“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著坚守，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来源：求是网作者：王云长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

文/小宋同学英国严肃评论周刊《经济学人》又双叒叕把中国话题作为封面了。最新一期杂志讨论的话题是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惊人进步。在本周的封面标题中，经济学人编辑使用了“中国将主宰科学吗？”这样一个疑问句。2019年第二期《经济学人》封面属于中国（图源：经济学人）2018年部分中国话题封面的《经济学人》（图源：经济学人）正文部分，该杂志提出观点：现代科学依赖金钱、研究所、科学人才，三个要素。中国已经凑齐了三要素，因此在诸如暗物质、中微子、基因组、量子通信、再生能源、先进材料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科学领域表现抢眼。至于标题取名为“红月亮”，则是表示因为红月在西方宗教文化中有着大灾难、末日的意涵。杂志的封面图片中的信息量也很丰富，基因、机器臂、集成电路等现代技术的标志融入了树木、流水之中。而图片正中的大熊猫、稍有中国山水画风格的意境，也许是要说明现代技术已经和谐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杂志的封面图构思巧妙（来源：经济学人）近期对我国科学技术日趋进步的加以关注的外媒可不止一家。日媒《日经新闻》在上周联合国际著名的学术科研出版社爱思唯尔对全世界科学家们最关注的30个前沿科学领域研究论文数量进行按国别分类的排名。我国在全部30项中有23项取得了排名第一，其中还有12项的研究成果是遥遥领先（占据全球的5成份额以上），整体可以说是领跑态势。我国在前沿产业研究方面的论文表现惊人（图源：日经新闻）批评者当然可以说，中国的论文很多都是学术垃圾，无实用价值。可事实上美欧各国的论文也大抵有类似的状况，而且我们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来就是从量的积累转到质的提升。长久以来，日本以亚洲科技最强国自居，现在却逐渐开始正视未来科学技术竞争中自己讲无法再与中美抗衡，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媒的报道则明显带有偏见。本周，纽约时报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或华裔的科学家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中获取了过多机密，以帮助中国类似的科学研究。正如我国政府每年拨出大量经费支持研究所、大学等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等机构也大力支持美国的科研院所进行科学研究。中国或华裔学者愿意在美国进行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科学无国界的体现，美国却因为担心自身在科学领域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动摇而无端指责，显得十分不自信。不过，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的科学研究持续进步，使美国感到看重重压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世界顶级科研经费支出机构（图源：美联社）接连引来美日英等传统科研强国的关注是否意味着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了全球科学研究的顶峰了呢？的确，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快速追上了国际水平。但仅仅有科学理论是不够的。一般来说，先进科学与我们日常生活吃饱穿暖的关系并不是很直接，与生命与医疗、工业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国防技术等高精尖行业息息相关。但也只是有关系而已。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成果，是高科技产品工业化量产的理论基础。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工业化，是需要不同的人和组织去实现整个链条的。目前，世界各国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高校和研究所与工业生产部门之间的交流不够充分。这导致了高校和研究所出现了许多没有价值的研究，而生产部门却没有技术去进行产业升级。我国就非常注重高校和研究所与企业共同推进的研发，为新产业的萌芽提供基础。西方国家的霸权，正有赖于掌握了科学技术和工业的整个链条。也正因此，我国从科学开始，将动摇西方霸权的根基之一。所以美日英等西方国家反应激烈。这一状况在历次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明显。工业革命的可怕之处，概括可以是两个字“代差”。国力之间的竞争，必须在同一技术环境下才有可比性，如果实现代差那比较起来就会惨不忍睹。过去的例子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对清朝实现了技术代差，结果早已为人熟知。美国作为世界霸主70年，很大程度上同样依靠技术代差，二战时，在大舰巨炮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核技术对日本形成代差；冷战时，在航空航天技术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计算机电子通信技术对前苏联形成代差。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除了5G、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等偏软件的高新技术，与电池相关的纯电动汽车（EV）、可穿戴等新式互联网设备、支撑5G基础设施的传感器和设备等提供电源、以及支撑航空航天等制造业的低成本化和高功能化的新材料，癌症等先进医疗等都是研究方向。可以说，有这些科学理论基础，我国才有可能成为制造强国。特约作者：小宋同学参考来源：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日经新闻等。

如果今天告诉你，你要跑，要跳，要吃饭，都与一个名叫“生物学中心法则”的东西有关，你会不会在意呢？再进一步，治疗重大疾病，比如癌症、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也少不了他们的研究，你会不会更重视呢？这就是今天的讲者万蕊雪希望和大家分享的事情。90后的她已经有众多“光环”加身——她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与《Cell》发表了相关领域9篇研究文章；入选中国科协“未来女科学家计划”，是5名入选者中唯一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攻克了结构生物学世界公认的难题——剪接体三维结构及RNA剪接的研究。万蕊雪清华大学博士后2018年“青年科学家奖”得主我从中学开始就喜欢生物学，本科被录取的专业是海洋生物学。但我自始至终还是希望能够从事基础研究。因为很多疾病都是因为细胞中某些过程，或是某几个蛋白质分子的异常引发的，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在人类攻克重大疾病的事业上做一些贡献，所以本科毕业以后，我找到施一公教授的实验室，表达了想要进入基础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愿望。在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储存在DNA中的遗传信息如何经过一系列的变化，传递给蛋白质，最终执行生命活动。这是基因表达的过程，这个过程被概括为中心法则，它是分子生物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法则。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是构成细胞的基本有机物，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为了让蛋白质去执行这个重要的过程，我们就要把DNA中的遗传物质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发生在每一个细胞里，我们要跑要跳，吃东西，吸收能量，所有的新陈代谢都需要蛋白质来完成。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它是什么，这样才能对人体本身，对细胞生长和分化等各种各样的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我所做的课题是关于真核生物基因表达中很关键的一步——剪接。它的功能异常、突变，或丧失，都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因为剪接体是一个巨大的动态分子机器，稳定性很不好，结构解析的难度高于RNA和核糖体，所以它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和难点。刚进入施一公老师的实验室，我遭受了很大的心理落差。虽然我本科不是清华的，但我是原来专业里的第一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可是进了实验室之后，我发现身边的人都做得比我好，而我什么都不会，就很难过。那段时间我陷入了巨大的自我怀疑。博士生二年级我开始做剪接体相关的课题，那时候自己也没多想，就想做就做呗。但是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没什么进展，很多实验反反复复地做，觉得它成功了，但又找不到检验的方法，进退两难，非常纠结和痛苦。当时只能用“反正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来安慰自己。直到我们的结果发表以后，面对媒体蜂拥而来的报道，我才逐渐地意识到这是大家都认为很难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很感谢施老师对我的信任，是他的信任，让我能够以平常心去完成所有的研究。我也很惊讶施老师能把这么重要的课题交给我这样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生。如果让我自己来判断，当时的我不会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课题。但我也没有问过他原因。因为我很怕听到他说：“随便你们谁，就去做吧。”我当然还是希望他是因为从我身上看到了什么特质。人都需要外界的肯定来坚定自己的内心，不过，得到很多肯定和关注之后，我的想法有两次转折。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之后，最初是非常开心的，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够被同行肯定，被大家所接受。但慢慢地，这些关注就变成了压力，因为科学研究并不是做出一个成果就结束了，科研是没有尽头的，每一次科研成果的发表，其实是一个新的问题的开始。我们这个课题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环境中，有那种做了几十年研究的实验室和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学校里更好地去完成对剪接体的研究，希望能有一个系列性的成果，全面地去揭示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所以这些关注和竞争，就变成了我的压力。我很害怕自己在后面的工作中不能做得像第一次那样好。随着今年最后一个基本状态的结构被解析，我们最终完成了对剪接体的工作机理的全面揭示。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年纪也渐长，我慢慢认识到，做科研应该关注的是怎样去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而不是在竞争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是成果。所以我又开始变得比较坦然，比较自豪，对自己的研究更加自信起来。做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事情不能被同行以外的人理解，这是大家都遇到的一个问题。比如我始终没能让我的爸妈明白我在干什么。他们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很认真地跟他们讲，但他们理解起来还是非常困难，只是碍于我的努力而很勉强地说：“嗯，所以是什么什么……这样吗？”一听你就知道他们其实还是没懂。事实上，基础研究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和认同度特别重要。在公众不认识、不了解的情况下，科研其实很难推进，想要说服别人，强调这个研究的重要性也很不容易。比如说有人问我：“你研究的项目有什么意义？”我除了列举跟疾病相关的关系以外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人会立刻接着问：“那这个病是不是明年就可以攻克了？”我只好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很多疾病，尤其是那些非常重大的疾病，比如癌症、老年痴呆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它们的诱因都是多个方面的，并不是某一个分子的单一突变或异常导致的。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周期相对的长，研究一个新药，治疗一个复杂的重大疾病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领域的重大突破，很多时候只是攻克某种疾病的过程中向前迈进的一小步，但正是这样诸多的一小步累积起来，量变引起质变，慢慢构成了我们对某个疾病诱因的深刻理解，才有可能去从根本上去治疗它。说了半天，他说：“那就是没什么用对吗？”你说是探索生命的奥秘——“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难道不断求真，对科学进行探索，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探索生命的奥秘和探索宇宙的奥秘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认同这件事情，让大家能够理解，基础学科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探索科学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科普工作特别重要，这项工作不应该只由科普工作者来做，科学家自己也要参与进来。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科研，甚至读书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才有机会接触到。但是在当下这个信息如此爆炸的时代，知识获取已经更加的便利，无数新的idea在纷繁的信息交叉碰撞里产生，但真正想要取得具有创造性的突破并不简单。面对每天向我们涌来的海量信息，我们甚至可能会被干扰而迷失方向，忘记了思考。时间久了，我们创新的决心可能就会没那么坚定。我们应该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不要迷失在纷乱的信息当中，要学会筛选和应用，在前人留下的知识和创造中，按照时代的发展去吸收其中的精华。文字：王锐编辑：漫倩造就：剧院式演讲，发现创造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点击文末蓝字“了解更多”。

来源：科学大院（ID：kexuedayuan）作者：王贻芳近几年，“基础科学”被提得越来越多，不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华为、阿里、腾讯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图片来源：央视、澎湃等网络截图）随着中国载人飞船、月球探测、量子通信等科技成果的逐渐显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当然，对基础科学缺乏了解、认为其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也大有人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我们耗时耗力研究基础科学真的值得吗？大院er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图片来源：必应图库）王贻芳院士是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2012年，他领导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科学》杂志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本文根据访谈内容综合整理。中国曾因不重视基础科学吃了大亏什么是基础科学？我认为基础科学应该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有一定的规律性，反映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2.不能直接应用到实际中，但是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原理，比如牛顿力学并不能教你怎么盖房子，这是土木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牛顿力学是土木工程的基础；3.基础科学内部还有层次性，比如很多领域里虽然有独有的基础研究，但是都离不开数学，所以数学在基础研究里更为基础。（图片来源：veer图库）很多人经常问“基础科学看起来离我们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这种想法有些急功近利。我们无法说出某个方程、某个定律有什么具体的用途，但是整个科学体系是自洽的，基础研究就像盖房子所需的一块块砖头，虽然你不知道某一块砖有什么用，但如果把这块砖抽掉，房子就会坍塌。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基础研究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自然界，如果我们不了解自然，就没有办法发展和利用它。换句话说，基础研究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当然，这些是不能即刻带来经济效益的。它带来的更多是短时间不能见效的东西，包括科研水平的提高，即创新能力的提高、人才的培养、对技术的推动和发展等。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也有 “勾股定理”等发现，但我们只停在了“发现”阶段，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出抽象的、纯粹的科学。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出现了几何学、逻辑学等科学，然后通过逻辑推理发展出一整套科学体系。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打开大门向西方学习，引进了大量西方技术，购买枪炮，但北洋舰队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了，为什么?如果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人们就不能举一反三，只能单纯就事论事，那么就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命运。当时我们只认为学习西方的技术才是有用的，而没有把西方的科学体系引进到中国来。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不仅买枪、买炮，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比中国早几十年建立起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以至于中国很多科学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主干，技术是主干上发展出来的枝叶，没有科学只去做技术，最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基础科学水平提升 欧美国家的崛起回看世界历史，欧美国家的崛起也无不与其基础科学水平的提高有关。没有热力学、牛顿力学以及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科学作为基础，两次工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只知道烧煤的人是没法做出蒸汽机的，必须要有热力学理论的支撑。不把电磁学搞清楚，也不可能有电的应用，如果你去问麦克斯韦他的电磁学方程有什么用，他可能没法想到我们今天享受的科技成就与此有关，包括电和电器都是他奠定的基础。拿高能物理领域来说，在研究过程中产生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新技术。比如上一代美国最大的加速器“Tevatron”，给我们带来了超导磁铁技术的突破与普及，现在，医院临床所用核磁共振设备中就采用了超导磁铁。Tevatron粒子加速器（图片来源：必应图库）还有伴随我们生活的万维网，很少有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实际上万维网也是在高能物理研究过程中产生的。1989年，欧洲的物理学家建设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来寻找希格斯粒子，而科学家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大量的数据和程序，这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过去，交流依靠的是美国军方发明的E-mail（电子邮件），显然它已经不能满足科学家频繁交流的需求了，于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Tim·Berners-Lee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架设了第一个网页服务器，推动了万维网的产生，促进了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发展。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图片来源：https://news.cnblogs.com/n/180532/）不仅如此，基础科学还给西方带来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有两个：一是逻辑推理，二是归纳。古希腊以来，人们总结出一整套推理的方法，而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又有了实证科学，西方的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在归纳推理以及实证等根本支柱上。目前，在我国社会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违背科学的言论与事件。比如很多人相信各种“大师”们的言论，却没有用科学的思维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有没有证据支持。如果能通过发展基础科学，让更多人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整个社会将更进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文明的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并有一定的基础后，就会发展艺术、音乐、文学以及科学，人们这时就会仰望天空，探索世界是怎么回事、宇宙的根本构成，我们为什么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这些探索让我们永远有动力追求未知。中国的基础科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1. 怎么评价一个国家基础科学水平的高低呢？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影响，一个国家有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越多，这个国家的基础科学水平就越高。如何判断基础研究的成果有没有影响力？看看我们的教科书就会明白。无论学的是数学、物理还是化学，无论是在中学、大学还是研究生阶段，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一些用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基础研究成果，这些就是最经典的基础研究，它们会永远流传下去，比如，现代物理学绕不开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可能不用量子力学。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被论文引用较多的，虽然也有较强的影响力，但跟写进教科书相比还是差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的这些重大科学成果能够写进教科书的几乎没有。2. 中国古往今来的基础科学的水平前面也提到，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基础科学的体系，所以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就是从“零”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水平如今已经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了。但因为起步较晚，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教科书中也很少有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公式、定理等。近几年有媒体报道说，在国际上，中国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数排到了第二。这是科技进步的反映，毕竟30多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础科学研究很少，现在能被国际同行认可并引用，算是跨越了一个很大台阶。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某个领域突然冒头，但总体看来依旧是薄弱的。像高能物理领域，其中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些成绩，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的，使得我们基本上站在国际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只是某个项目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但若要说整个高能物理，从规模和人员上，我们跟国际上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国家必须产生更多的重大成果，而不仅仅是一般成果，这才是质的转变！而质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从几乎为“零”开始到出现大批一般成果，然后才是重大成果。3. 怎样实现从“零”到有的转变呢？首先要摆正心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揠苗助长。基础科学具有规律性，需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要遵循其发展规律。很多搞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很难再出新成果，这就需要下一代人才的继续接力。值得开心的是，现在中国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国际交流更加密切，与老一辈科学家相比，年轻一代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其次就是人才，基础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人才怎么来呢？先从教育开始。一所好大学一定有非常强的基础科学实力，无论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还是国外名校，都是如此。很多大学实力不强，说到底还是基础研究能力不足。很多大学老师只会教学生基本的知识，但有了知识并不代表就有创新能力，创新需要有方法并在实践中锻炼，大学老师不但要教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方法并给学生“练”的机会，知识会过时，但方法永远不会！对于基础科学，最需要的就是培养学生“从无到有”的方法论，要让他们学会做前人未做过的事，这跟培养工程师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基础科学承担的任务基本处在“无人区”，都是需要思考别人没解决的问题。有了更多掌握“从无到有”方法论的人，我们社会的整体创新性才能提高。除此之外，基础科学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经费投入。在我国的研发经费里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只占5%左右，其中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相比，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年真正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实在是少的可怜。现在我国一些重点研究所、重点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已经能达到国际水平，而在10多年前，这可能连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40多年前，大概只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一。用别人百分之一的钱，还要做得比别人好，这根本不可能。所以，之前的很多年，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现在5%的水平，只能够维持跟跑世界先进水平，但如果我国有未来引领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心，就必须加大经费投入。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成为了能够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均衡支持基础研究 发展大科学装置谈到经费投入，很多人可能会问：基础研究领域众多，对国家来说，怎么判断在哪些项目上投得多一点，哪些投得少一点？其实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均衡支持，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是冷门就不支持，某个领域是热门就死命支持，从而影响了全面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在基础科学方面一定要均衡发展，每个领域都要得到持续的支持。经费投入的研究很复杂，一般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非常精准的专门研究，组织各领域的专家进行研讨，参照国际做法及整个国家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来敲定。而均衡支持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以“是否有用”来判断。基础科学的领域，一个都不能废弃。20多年前，没人会想到统计学这样一门学科会对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起到大作用，如果当时觉得没用就不发展统计学，那今天别人都在发展人工智能时，我们就傻眼了。还有很多年前，有些人认为动物学、植物学是“死掉的科学”，但现在的基因科学都跟这些学科有关。热点过段时间后可能就过时了，盲目地集中投入研究资金也会造成过剩。二是不能盲目跟风。现在美国一大半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超过一半的院士都在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所以有的人觉得我们也应该大力发展生命科学，而不是发展物质科学。（图片来源：人民网）这种想法存在很大问题。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国外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是很难避开或绕过去的。虽然美国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在做生命科学，但他们是从探索物质科学的路上走过来的，如果我们跳过了物质科学阶段，直接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竞争中，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只能买国外的仪器设备。无论哪个学科，研究过程中都离不开各种仪器。这些仪器的基础是物质科学。而我国目前各种科学仪器主要依靠进口，反映了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及人才不足的缺陷，需要大大加强。为什么物质科学的研究会跟仪器设备有关系呢？在美国，很多仪器设备是商业公司研制出来的。在研制仪器的过程当中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人才。这其中人才尤为重要，但仪器创新方面的人才，学校是很难培养，必须要在科学仪器设备的研制过程中培养。而进行物质科学研究，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就是培养设备研制人才的一种最好途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开始研制大科学装置，如今五六十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孵化了很多仪器设备企业，比如说著名的示波器公司LeCroy（力科），其创始人LeCroy之前是一位高能物理的工程师，长期研发高能物理专用的读出电子学。最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专注于高速和复杂信号测试设备。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仪器设备都是国外企业做的，所以他们研究生命科学的条件很优越。但我们中国很多实验室的设备基本都是进口的，说明我们物质科学的基础还很薄弱。如果我们只做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要大量进口仪器设备，导致资金外流，对国内的工业发展并无助益，同时还会受制于人。所以中国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物质科学，特别要关注自研设备，包括大科学装置（注：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我们需要在技术和科学目标上都领先的大科学装置，而不是跟随美国的脚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s://ke.sogou.com/v224241.htm）大科学装置中的基础科学专用装置，比如我国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聚变堆、专用空间科学卫星、天文望远镜等，具有确定的科学目标，应用范围广泛，投入规模大，技术先进，可以产出重大成果，对学科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有一些溢出效应如重大技术的积累、突破和推广应用，国际合作与技术引进，关键技术人才的培养，企业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提高等，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基础科学的竞争也是国力的竞争，这在高能物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单就高能物理领域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体上处于“并跑”和“跟跑”的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一点从研究人数对比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与美国相比大概只是其十分之一，跟欧洲比大概是其五分之一，跟日本比可能是其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美国的大科学装置总体来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高峰在2000年左右，这50多年的投入、建设、运行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收益，很多非常重要的技术成果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起步较晚，技术上也不是国际领先，基本上是采用国际已有的成熟技术。可以想象，一个科学上、技术上不是最领先的装置，自然在技术的辐射能力方面会有相当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建设中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片来源：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1/420228.shtm）所以，如果要想有所谓国际领先的、重大的技术突破，能够辐射到社会、对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科学装置本身必须是先进的、别人没有的，否则早就被别人辐射完了。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高能物理的装置走在欧美前面，这也是我们提出建立“超级对撞机”的原因。如果最终建成，其规模将数倍于目前世界上最大、能量最高的粒子对撞机——建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科学目标和技术创新性自然可以实现。（图源片来：中青在线）2012年希格斯粒子的发现，是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转折点，使我们有可能规划这样一个加速器。这是科学上的时机，技术上的时机，也是国家经济实力发展的时机。二十年前，这样大规模的装置想都不敢想，更不可能有钱来做。高能物理这个系统比较庞大，要想做到国际领先首先要有高远的科学目标，这样的目标很多国家都有，但是都会面临重重困难。所以接下来比拼的就是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里面至少会涉及二三十个技术门类，最后哪怕有一个螺丝钉没拧好，整个系统就可能出问题。加速器转起来还要放探测器，就像显微镜的镜头一样，可以看到整个过程，从而进行数据分析，所以又有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机、网络等领域参与进来，更不用说背后还有财务、计划、管理、采购等一整套的后勤保障系统。要把整个团队凝合起来，奔向同一个目标，这是包含成百上千人的“团队作战”，这种规模的科学研究体现的就是国力。建这样一个大型设备，能培养出机械、电子、真空、微波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这里面会有大批科学家、工程师解决大量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很多都是从未出现的，如果能解决，这些人才就是“从无到有”的创新人才。所有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成果，最先发现的人肯定是有一定的优势。如果只是享受别人的成果，那你就是一个“土豪”，既不能得到大家尊重，也不会很好地掌握知识，也很容易就被别人逐出圈外，夺走财富。而掌握了最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自然就会有最前沿的技术，从而成为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大国。

《中国抗疫斗争的制胜密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景史诗》之三——依靠科学：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编者按：2020年，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局之年，注定不平凡。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在中国肆虐，在全球蔓延……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抗疫如同战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指挥下，一场全民抗疫的阻击战在中华大地骤然打响。这是一次特殊的战争。不见战火硝烟，却有生死冲锋；没有前方后方，却又全民皆兵。这是一次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时间之紧、难度之大，情况之复杂、任务之艰巨，超乎寻常。但是，战场的生死考验，要求中国必须向历史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场疫情防控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场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深刻关联中华民族命运前途，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走向，其彪炳史册的重大意义将在历史长河中持续显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随着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中国抗疫斗争全面胜利的希望是已经看得见“桅杆的尖头”。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制胜的密码在哪里？世界上和国内许多人都在深入探究。回望、反思这段波澜壮阔、壮怀激烈的伟大实践，历史已将答案浓缩于这场不平凡的伟大斗争，这也是抗疫斗争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6月22日起，中国军网连续6天推出系列报道《中国抗疫斗争的制胜密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景史诗》。今天推出第三篇——依靠科学：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防控疫情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键要靠科学。从抗击非典到防控H1N1，再到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多年来我国积累了防控传染病和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宝贵经验，有着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过各条战线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努力，果断掐断传播链条、逐步优化诊疗方案、建立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等，科学有序依法实施。这是抗疫取得成功的方法条件。来源：解放军报一、在科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诊疗方案更新了一版又一版。依靠科学抗疫，必须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应对，向科学要战斗力。疫情暴发后，国家卫健委根据疫情形势和研究进展，组织专家在对前期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总结的基础上，及时对诊疗方案进行优化完善，陆续发布7个升级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诊疗方案不断更新，反映对疫病认识的逐渐深入，新版方案充分尊重疾病发生发展客观规律，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和医疗机构临床诊疗的实践，对临床表现的描述更加详细，病例的临床分型更加精细，治疗方法和手段也更加丰富，在临床实践中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操作性，为科学规范救治提供了遵循。根据诊疗方案，各医院还结合实际制订了医疗、护理、保障等多项制度，规范治疗流程，加强感染控制，建立起整套的科学施治办法。有的实施“一人一案”对象化诊疗，配合开展营养治疗、心理疏导和康复训练为一体的综合治疗模式；有的建立专家会诊制度，重点对一些疑难、危重和难以界定的病情，通过专家会诊提出治疗方案。图片来源：解放军报注重发挥中西医结合诊治的优长。中医与西医虽然体系不同，但各有所长，相互补充。实施综合施治，能为救治患者提供1+1>2的强劲能量，为群众构筑更加牢固的健康防线。抗击非典期间，中西医结合疗法取得明显效果，积累了重要临床经验。这次抗疫，全国中医医护人员肩负使命，尽锐出击，全力支援湖北和武汉，中医医疗队整体接管大花山方舱医院；中医施治方法在各地普遍采用，中医治疗通用方纳入全国诊疗方案；中医药专家全程参与、辩证施治，中西医协作机制和联合会诊制度不断完善……着眼努力实现最佳治疗效果，强化中西医结合、中医深度介入诊疗过程，成为医疗救治的一个鲜明特点。抗疫期间，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超过6万例，占比达到85%以上。把重症患者救治作为医疗工作重点。这次疫情来势凶猛，全国重症病例很多，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为此，各级加大重症患者救治力度，落实“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制定专门方案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国家相关部门从全国调集了一批体外膜肺氧合机等医疗设备，满足重症患者的救治需求，尽可能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各医院注重加快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注重发挥重症专业救治力量的作用，注重推动高水平团队协同攻坚、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注重把先进管用的药物和设备优先用于重症患者，提高临床治疗精准性、有效性。为了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化，还采取恢复期血浆、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治疗方式，提升重症救治水平。3月9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隔离病房，河北医疗队护士用漫画同患者交流。（图：新华社）同步做好病人和群众心理建设和康复工作。病毒不仅侵袭身体，同时影响人们心理。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过程，群众隔离时间长了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理疏导。特别在大灾大疫期间，焦虑、恐慌和负面情绪很容易在病人、老人、儿童、孕妇中滋生蔓延。各地及时启动对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医护人员等不同群体的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辟线上服务平台，利用网络、热线、广播、电台等途径搭建群众与心理救援专业力量之间的桥梁。重点向密切接触者传播科学的心理健康资讯，向疑似患者推送自我心理减压音视频资料，向过度焦虑和恐慌的人们提供电话热线和线上咨询服务，为一线医务人员定制团体情绪调节的心理干预方案。这些优质心理援助和专业服务，有效促进了万众一心、共同抗疫的社会氛围形成。二、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研攻关。疫情防控是一场与病魔较量的阻击战，也是一场与病毒赛跑的科技战。疫情发生后，全国科技战线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有关部门组成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积极进展，特别是第一时间分离病毒、对基因组测序并与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共享等成果，为科学防控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科研院所的显微镜下，高校的生物实验室里，医疗机构临床检验中心内……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前沿，充分发挥了突击队和主力军作用。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途径研究。钟南山指出：“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病毒不一定发源在中国。”科学论证病毒来源，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跟踪掌握病毒变异情况，是研究制定有效防控策略的前提。疫情发生后，我国组织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等方面的专家，综合多学科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加强传染源、传播致病机理和病毒传播力、毒性等关键特性方面理论研究，取得一批积极成果。坚持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受体的结合特征，评估可疑动物作为中间宿主的可能性，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弄清病源来龙去脉，提高精准度和筛查效率，为复工复产复课制定针对性防控指南。陈薇院士。（图：解放军报）防控策略措施坚持科技驱动。各地通过远程会诊、在线问诊，借助信息技术将呼吸、重症等领域的医疗专家送到需要的患者身旁，将优质医疗资源精准共享到需要的地方，有效减少了人员跨区域传播风险。有的通过网络实时对话平台，使偏远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团队可以和几千公里外的高级别专家实现视频互动；有的通过远程医疗平台连线，成功完成新冠肺炎危重病例的多学科远程会诊；有的在疫情态势研判、防控部署以及流动人员疫情监测、精准施策等方面，充分发挥大数据的重要作用；有的地方以及互联网科技企业和机构积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提取有价值信息，助力疫情防控。中国科技防控疫情的策略措施，让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感到“非常惊艳”。高度重视做好科普工作。着眼增强疫情防控科学性有效性，各级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加强防病毒常识宣传普及，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使尊崇科学、相信科学成为社会共识，不信谣、不传谣成为公众修养，戴口罩、勤洗手、讲卫生成为生活习惯，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科学防线。尤其是广大一线医疗人员和卫生职能部门、科研机构的工作者，积极参与科普工作，向群众提供权威知识，解读疫情防控措施，帮助大家正确认识疫情发展，掌握疫情防控技能，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抗疫期间，基本上做到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断线，既减少了群众感染病毒的风险，又减轻了社会恐慌情绪，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支持。三、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采取严格交通管控，出台战时管制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过头执法。中央和各地及时予以纠偏，依法妥善处理疫情防控中的各类问题。一是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即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避免因确诊病例增多、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等引发群众恐慌，带来“次生灾害”。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主副食品生产、流通、供应，保障蔬菜、肉蛋奶、粮食和煤电油气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二是维护医疗救治秩序。安排专门力量，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场所等重点部位的安保工作，责成各相关单位严密落实内部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医疗、隔离秩序。统筹做好其他疾病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防止顾此失彼。三是维护社会面安全稳定。全面落实公安武警联勤联动联防联控机制，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违法犯罪行为。四是维护正常交通秩序。为防止聚集性交叉感染，严格道路交通管控，优先保障救护、防疫车辆和运送医护人员、药品器械、民生物资等车辆通行；各城市根据实际，采取错峰复工、错峰返程和错时上下班、暂停尾号限行等办法，最大限度减轻公交地铁压力。五是维护良好舆论环境。坚持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回应社会关切诉求，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揭露和驳斥各种污蔑抹黑、造谣生事的言行，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法治往往是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综合方案。这“五个维护”的做法，对于疫情防控在最吃劲的时候，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来源：新华社“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惊心动魄的抗疫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科技作为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军队赖之以胜，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军事革命加速推进背景下，中国要强、人民生活要更好、军队要制胜打赢，必须依靠科学进步、依靠科技创新，必须抢抓机遇、赶上时代，下大力气推进建设科技强国，加快科技强军步伐，努力为强国强军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执笔：周俊杰）来源：中国军网 作者：周俊杰责任编辑：杨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