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博士

疫情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也使人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沉淀，对我们的灵魂进行了猛烈的震动和冲击，让我们浮躁的心来一次洗涤和反思，今天就当今大家热议的问题进行分享。近日来一个热门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出现，这就是滞留在英国的小留学生的回国问题，一部分小留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承租包机接其子女回国。爱子之心人人有之，单从这一点而言无可非议，但是政府作出决策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可能，这不是我们打的或包车，有钱就行，这是关乎两国航空，甚至外交事宜，不是有钱任性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在网络上有些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包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而情急之下，小留学生的家长就口无遮拦的说这是仇富，这种说法就十分不当，真的是仇富吗？即便是仇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仇富，富有什么可仇的，与其说是仇富，倒不如说是人家仇的是无端的优越感，无端的傲慢和偏见，放下身段和大家在一起，再不要妄言什么仇富之谈了。疫情以来，大量华人华侨以及国外留学生纷纷回国，这是人之常情，有了灾难回家避难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国家如今强大安全，国内的亲人也欢迎同胞回来，因为家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可是，确实有极少部分人，觉得自己是华人华侨，或者是留学生就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觉国内的人比不上你们，于是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起来，无端指责国内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大家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是那里来的优越感，这些人不但无礼而且讨厌，不仅可恨而且可怜，这些人难道还不让人仇视吗！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的现实中，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出国学习深造，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得到了国家民族的认可和敬仰。但是，小留学生的家长，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从小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用别人给你们答案了吧！人在少年时期是完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阶段，是民族文化的筑基阶段，这个时期，将孩子送去外国学习，你们是想培养你们是孩子成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还能传承你们的家风吗？大疫当前，全国人民都在为战胜疫情不懈奋斗，世界的交通运输都在为抗疫而忙碌，这个时候，一切都要为抗疫而让步，解决包机接回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做到的，但不是今天！通过这次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能否也对你们敲响反思的警钟，现在中国的强大举世瞩目，中国社会的优越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西方的冷漠与自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成为冷漠自私的人吗？想想吧！虽然你们想让你们的孩子改换门庭，但祖国不会放弃他们，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家。（刘恩嘉，社会学博士、经济学硕士，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邀研究员，黑龙江省工商联总商会名誉会长。）

(抗击新型肺炎)英国社会学教授：恐惧、指责与对抗无益于应对疫情中新社北京2月1日电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丁沃尔(Robert Dingwall)近日在美国科技杂志《连线》上发表评论文章称，恐惧、相互指责和向病毒“宣战”无益于应对疫情，人们应学会适应病毒周期性暴发的新常态，铭记与自然共处之道。恐惧、道德化和行动作为社会学学者，丁沃尔开篇便指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中国武汉出现后，不仅是对生物医学科学的挑战，更是对社会科学的一大挑战。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导致采取错误政策的危险。丁沃尔说，传染病社会学研究创始人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约30年前便发现，任何新的传染病都会引发三种流行趋势：恐惧、道德化和行动。每当出现新的感染病例，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担心会威胁到生存，恐惧死亡。第二个反应是把疫情看作是对人性弱点的审判，政治误判逐渐取代正确判断。第三是采取行动，关键是要对威胁“做点什么”，“尽管有时毫无意义”。丁沃尔认为，此次人们的反应完全符合这一模式。除了全球恐慌，国际保护和动物福利组织正利用此次疫情，对中国的传统做法进行道德说教，即食用的动物种类超出了欧洲人广为接受的范围，同时也引发外界“有心人士”利用网络视频造谣批评中国政府。最后则是采取行动，正如无数媒体所描述的那样，世界各国已经对这种病毒“宣战”。适应新常态“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面临的挑战可能不是与病毒作战的方式，而是帮助人们适应新常态。”丁沃尔说，也许他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告诉人们，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只是另一种病毒，其风险与严重的季节性流感相当。最终将会有一种疫苗和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这虽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却是我们能够接受的消息。“人们往往会害怕陌生的传染病，而不是严重的传染病。”丁沃尔指出，事实上传染病一直存在，病毒并不区分动物和人类，如果一种病毒成功适应了随机突变，它就会跨越物种屏障，增加潜在宿主的数量。自从人类、动物和病毒共存并共同进化以来，这些过程就一直在进行。并且由于栖息地受到挤压，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多，为病毒在物种间传播创造了新的机会，我们只是更快地注意到它们而已。丁沃尔说，新的传染病破坏了人们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感。人类很不善于处理偶发概念，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秩序和规律，想当然地认为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以为明天和今天大同小异。丁沃尔认为，尽管公共卫生机构在应对新的传染病时试图随机应变，但人们仍在不断与前述三种社会现象作斗争，期望大自然能被控制。与自然共存丁沃尔引用上世纪70年代文化评论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观点称，医学傲慢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相信自然可以屈从于我们的意志，却忘记了如何与自然共存，忘记了疾病、残疾和死亡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丁沃尔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被动地接受这些挑战，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设法应对这些挑战，但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新出现的传染病(HIV、埃博拉、SARS、MERS、寨卡病毒)，提醒我们生物医学的局限性。我们已经将一些物种置于人类控制之下，但其他物种仍与我们共存，就像它们数千年来所做的那样。丁沃尔指出，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在于，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它是否更像是SARS，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命性，还是像季节性流感一样，具有传染性和令人不快但很少致命。“目前它似乎更接近于来自不同病毒家族的流感，如果情况仍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质疑对这种疾病宣战是否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战争必胜’等军事化语言正在制造出人类可以控制自然进化的假象。”丁沃尔说。(完)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简称Exon，是一所位于英国西南部的英国顶尖、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于1955年受皇家特许正式创建大学。它是英国古老的传统大学之一，拥有超过150年的历史。现为英国罗素大学集团、英联邦大学协会、英国大学联盟和欧洲大学联盟成员。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院系结构商学院工程数学与物理科学院人文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医药卫生学院社会科学与国际研究学院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专业介绍及学费汇率计算：1英镑≈9.12人民币注：以上信息均翻译自2020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官网，具体信息以申请时官网实时信息为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专业申请条件入学要求：拥有相关的硕士学位，并有强有力的研究建议。语言要求：气候变化与环境、计算机科学、工程、地质学、数学、矿业工程、物理、再生能源：1.雅思总成绩为6.0分（单项不低于6.0分）；或2.托福（网考）总分为87分，写作不低于21分，听力不低于21分，阅读不低于22分，口语不低于23分。会计、生物科学、商业及管理、经济学、金融、地理、心理学、体育与健康科学：1.雅思总成绩为6.5分（单项不低于6.0分）；或2.托福（网考）总分为90分，写作不低于21分，听力不低于21分，阅读不低于23分。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考古学、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经典与古代史、戏剧、英语、电影研究、历史、法、现代语言、政治与国际关系、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战略与安全、神学与宗教、教育：1.雅思总成绩为7.0分（单项不低于6.5分）；或2.托福（网考）总分为100分，写作不低于25分，听力不低于21分，阅读不低于22分，口语不低于23分。医疗保健和医学：1.雅思总成绩为7.0分（单项不低于6.0分）；或2.托福（网考）总分为100分，写作不低于21分，听力不低于21分，阅读不低于22分，口语不低于23分。

法律援助是来源于纳税人的钱，一般为家庭窘困的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可今天的主人公是个十恶不赦的强奸犯，且来自于富豪家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英国媒体2月8日报道，英国历史上行为最恶劣强奸犯、印度尼西亚留学生雷纳哈德·西纳加在英国读书时共侵犯了195人，且大多数为男性。而他在接受第一和第二次审判时，竟然获得了4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361万元）的法律援助。据悉，雷纳哈德在完成自己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又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不过，随着他的入狱，他将无法完成博士学位。▲雷纳哈德据悉，未来他还会申请三审、四审，据估计还会花费40余万英镑。此前，他的家人为他提供了十多年在英国的学费，还为他在曼彻斯特购置了一间公寓。而雷纳哈德却用这间公寓来引诱受害者实施迷奸犯罪。雷纳哈德的父亲在印度尼西亚拥有多家银行，但由于他的家庭资产都在海外，所以雷纳哈德仍有权利申请法律援助。▲雷纳哈德的父母2017年，36岁的雷纳哈德从刑事法庭获得了19.36万英镑（约合175万元人民币）的律师费。2018年又支付了20.5万英镑（约合185万元人民币），其中仅两千元英镑左右用于支付警察局的律师费用。据报道，雷纳哈德已被判终身监禁。他以泡吧者为目标，给他们下药，并拍摄整个过程。目前，他仍坚持使用法律援助的手段上诉。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表示：“任何面临刑事法庭审判的人都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但必须经过严格的经济状况审查。”（陈赛，审校：梧桐）

本文由WordSunny导师，伦敦国王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博士Gene Liang老师分享。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本科：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GPA：3.68/4.00，Top 20%硕士：LSE MSc in Sociology（Culture and Society）Distinction DegreeIELTS：8.0(R8.5 L8.5 W7.5 S8.0)Offer for PhD Applications:KCL: Culture, Media and Creative InstriesCambridge: East Asian StudiesEdinburgh: SociologyManchester: East Asian StudiesCUHK: Gender Studies1、申请历程申请博士的决定在英国读硕士时就已经做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晰：准备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着手联系可能的博士导师。英国博士的申请需要的材料基本为：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个人简历（CV），英文论文样本（Writing Sample）和2封推荐信。而最为核心的其实是研究计划的写作，与对应自己的研究课题找到适配的并且愿意接受自己作为博士生的导师。因此从9月硕士入学开始，我就在写作博士的研究计划并不断邮件联系潜在的博士生导师。说起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与教授们沟通并能听取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课题的评价和建议也真的收获良多。具体的筛选导师和研究计划的写作技巧，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展开来讲。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读硕期间与自己的在LSE的硕士导师的频繁沟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和博士申请上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并且同时也帮我推荐了不少相关的导师。这其实涉及在英港澳等地就读一年制授课型硕士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起学校里潜在的资源的问题。教授们每周都会有固定Office Hour来为项目或课程上的同学答疑解惑，这其实是很好地提升自己的机会，不仅仅是就课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提问，还可以与老师商讨期中或期末论文的选题，咨询论文给到的反馈和进一步完善的建议等等。同时，这也能让教授更好地记住和了解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教授记住自己呢？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推荐信。如果不GAP直接申请博士的话，博士申请是需要在1月底前完成递交（考虑到很多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在1月下旬）。这意味着，提交申请的时候，自己正在读的硕士第一学期的期末论文也才刚刚递交，而英国的很多教授如果没有对你的基本了解（定义“了解”，他们会用课程论文的成绩和评价反馈来作为参考），是不会为你写推荐信的。至少，高冷的LSE的很多老师，比如我当时联络的几位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系的授课老师就直接拒绝了我，甚至希望我Gap一年再申请（这又涉及关于读博的决心与规划的问题，暂不展开）。这时候，是我的硕士专业课导师答应为我写推荐信。之前就课程期中论文与他讨论和沟通过多次，虽然是一篇3000词的小论文，但他很喜欢我的论点和论证的过程，印象深刻到甚至给了82分的成绩。在他答应为我写推荐信之后，就更顺理成章与他聊了很多关于英国博士申请的事情。所以，通过此例便可以证明利用好Office Hour的重要性。2、博士就读当然最后博士申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综合考虑导师的研究方向和专业影响力，我选择了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研究系（Culture，Media and Creative Instries Depart，CMCI）开启我的博士生涯。CMCI就是Kings最为有名的开设了CCI（Creative Cultural Instries），ACM(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和GMI(Global Media Instries)等所谓大传媒专业的系所，在英国REF 2014的媒体与传播学专业的评价中研究实力（research power）位列全英第一。CMCI是一个超级有趣同时也拥有颇为严格的研究传统的院系。各个博士生的自选课题和老师们的在研项目都很有趣，有做粉丝研究与文化政策、Salsa舞蹈与身份政治、城市的光与人的情感研究、时尚与性别、放克音乐与青年亚文化运动等等。每天去Strand校区办公室都可以与博士同事们在自己的研究之外，畅聊很久并且同时收获无数启发。每学期定期的博士生研讨会，系里教授的专题讲座和邀请来的外校相关领域的大佬们比如Angela McRobbie, Paul Gilroy和David Molly等等都会让人深深沉浸在这无限美好的研究氛围里。目前我正在KCL就读，同时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国内传媒专业的同学做选校、文书等服务，我的跨学科项目和研究兴趣涵盖了诸多领域，包括社会学、媒体和传播学、文化研究、中国研究和性别研究。

社会学英国一直是留学的热门国家，教育资源十分优质，且独特的深厚人文气息让不少学生备受青睐。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相对于那些比较受欢迎的商科类专业面前，社会学专业是一门竞争压力比较小的专业，申请人数也是可以控制的。英国大学社会学专业解析英国社会学起步较早，一般分为三个方向：社会理论研究、社会政策研究和社会工作。对于那些想去英国深造读研并且对社会学感兴趣的同学来说，选择学校需要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以便有针对性的寻找适合自己需求的课程。英国社会学专业申请条件1、GPA3.0(前30的院校)，牛津大学、LSE要求至少3.5以上，名校比较喜欢985211背景的学生。2、雅思平均成绩6.5分以上，每个学校要求不一样。牛津大学要求7.5(7.0)，LSE要求7。3、至少2等1学位，均分在82分以上的相关专业。4、学术要求：要求本科是社会科学等相关学科，均分80分以上。5、对背景没有强制要求，对工作经验也没有硬性要求。英国社会学专业学费介绍首先是学费介绍，我们来参考英国几所大学社会学类专业学费*赖同学东英吉利大学媒介文化与社会成功案例Durham University 社会研究方法硕士专业学费：16500英镑/年Durham University 社会研究方法硕士学费：17000 英镑/年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社会学和全球变化硕士学费：19300英镑/年总结：英国社会学专业的学费不算很贵，一年的学费也就在20万左右，相对其他国家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了，而且社会学就业广，不少学生会选择英国的社会学专业留学。英国社会学专业大学推荐在英国有很多大学都设置了社会学专业，其中比较强势的有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伦敦政经学院、诺丁汉大学等等，每一所大学的教学实力都是非常强的。1、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MSc Social 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MSc Socio-CulturalStudies社会文化研究2、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Public AdministrationMasters (MPA)公共管理硕士Public Policy Masters(MA) 公共政策硕士3、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Chinese Studies - MA 汉学研究Comparative Governanceand Public Policy —MA 比较治理与公共政策4、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MA Social Anthropologyof Development社会人类学与发展硕士MSc Development Studies发展研究MSc Politics Of China中国政治研究5、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Cities，Culture and Regeneration MA 城市文化与重建6、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MA Social and PoliticalThought 社会和政治思想7、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Organizational Changeand Development MSc 组织变革与发展学硕士Sociology MA 社会学8、苏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ussex)Social Development MA 社会发展Social and PoliticalThought MA 社会与政治思想9、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Science，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MSc 科学，传播与社会专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 国际发展10、斯特林大学 (University of Stirling)Public CommunicationsManagement Masters / MSc 公共通信管理硕士Public Relations，Theory and Ecation Masters 公共关系、理论和教育英国留学选校定位想知道自己的GPA成绩能申请到英国社会学多少排名的院校？可以尝试使用留学志愿参考系统（如下小程序）做下留学定位。使用方法：把你的基本情况(GPA、雅思成绩、专业、院校背景等)输入到留学志愿参考系统中，系统会自动从数据库中匹配出与你情况相似的同学案例，看看他们成功申请到了英国哪些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这样子就能对你自己进行精准的定位。

英国的PhD都存在全奖、半奖和自费的PhD 项目，美国和荷兰也很常见。三者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有些项目就只有全奖，有些项目就只有自费。追崇你最想要深造的研究方向是第一要素，费用问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克服。政府机构博士生奖学金，资助力度最大的是英国研究与创新(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设立的目的是支持国家研究目标。由于竞争激烈，难度非常大，虽然没有明确限定PhD专业，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方向是比较小众的冷门的话，申请到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贷款可以帮助那些不能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但通常不能支付博士学位的全部费用。英国提供的博士学位贷款高达26445英镑。一些银行和其他私人贷款机构也为研究生提供商业贷款。大学大学通常都有自己的资金来资助有潜力的博士生。例如小额学费折扣(如果是校友)或有限的生活费补助的形式。或者是由大学自己的研究预算资助的全额奖学金。一些大学资助是作为教学、研究助理或其他工作的回报，这在欧洲和北美也很常见。独立的信托机构支持的方向是固定的，比如医学研究，遗产保护或增加教育机会。他们提供的支持各不相同，通常都不是全额资助。企业偶尔会支持那些工作对他们的商业目标有潜在好处的博士生。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资金针对的是现有(或未来)员工。那么作为刚刚准备读博的人，尤其是半奖和自费的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如何“搞”到钱呢？#1 和你的supervisor / Boss 聊聊最好不要仅仅为了资金问题而联系潜在的主管，但是如果你已经和他们交谈过了，那么你就应该得到他们对你寻找资金的建议。他们会知道什么是值得关注的，什么是不值得关注的，他们也可能知道你所在领域的特定资助方或奖学金。#2 从带奖项目中挑一个这确实是多数人的选择，很多博士项目实际上都是附带资金的。它们在STEM中更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哲学或社会学等学科中就没有。找到一个，你的资金搜索会变得简单得多。#3校内打工也不错校内任职是一个很好的赚钱办法，无论是TA 还是RA的薪资待遇都不错，覆盖掉学费不是什么难事，还能有机会把学术研究实践一下。#4 探索与意向投资者、企业或外部资助者的机会在某些领域，这确实应该是第一步，但是你自己要知道是否应该这样做(或者你的上司会告诉你)。否则，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足够的资金，这个选项值得一试。试着想想可能对你的研究或研究结果感兴趣的相关公司或组织。从常规思维出发，汽车制造商不太可能为你的18世纪抒情诗博士学位买单;同样，艺术委员会可能不会帮助你设计一款新的电动汽车。#5 如果一个不够，那就多找几个吧！至此，你已经从寻求全额资助转向寻求部分资助了(至少现在是这样)。不过，你还是有很多选择，比如小额奖学金和学费减免。你的大学可以通过学费折扣或部分奖学金来帮助你。现在也是接近小型慈善机构和信托机构的时候。#6 全自费你完全有可能自己支付读博的费用，特别是如果你所在的领域工作灵活，研究费用低(艺术和人文学科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但还有其他的)。然而，自我融资并不容易。博士贷款和兼职工作可以抵消很多费用和日常开支，但你永远不能完全忽视财务方面的事情。我们的建议是与未来的博士生导师讨论，征求他们对你工作时间的建议，以及这可能有多现实。

世界公认的权威四大(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USNEWS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大学世界排名中，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是中国政府授权上海交通大学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的。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这个世界大学术排名还是全球第一个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下面让我们看一下2018年ARWU英国社会学专业世界大学排名。排名院校中文名院校英文名国家总分15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英国241.831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英国19738曼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英国188.343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英国176.549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英国166.5社会学专业介绍目前，在美国的3000多所大学中，三分之二左右的学校拥有社会学专业，综合排名前100位的学校均设立了社会学专业。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学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美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TOP15 牛津大学牛津大学，位于英国牛津，是一所誉满全球的世界顶级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与剑桥大学并称牛剑，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属“G5超级精英大学”。其在数学、物理、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TOP31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所专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世界顶尖学校，是经济金融领域的全球先驱。LSE在社科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商界享有口碑。LSE在社会科学及管理学领域的排名上已连续五年荣登世界第二，仅次于哈佛大学。

导读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民间版的校训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和许多美国名校比起来，芝加哥大学的校园很小，中心是个方形的新哥特式建筑群，被称为“方庭”（The Quadrangle），我曾就读的社会学系就在方庭东南角的一座建于1929年的四层小楼里。虽然毕业只有几年时间，我对这座楼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了，除了几位老师的办公室之外，能想起来的只有一扇扇从里向外开的木质门，被无数双脚踩得凹下去的石质楼梯，还有一间只有在开题和答辩时才能出入的博士论文室。说来奇怪，那间狭小的屋子我只进过两次，却对里面的一切印象极为深刻——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两排书架和一张桌子，书架上摆放着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社会学系1892年建系以来的全部博士论文，桌子上坐着我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我的导师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身后有一扇窗，至于窗外的风景，我从没来得及看清过。我对社会学产生兴趣，始于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时朱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那是1998年的秋天，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后来我经常和人开玩笑说，这是还没进法律的门，就上了旁门左道。之后的两年里我胡乱读了许多闲书，主要是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对社会学并没有什么了解。直到大三第二学期，我又同时上了李猛老师的社会理论课和赵晓力老师的法律社会学课，认真读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几本经典著作，两门课下来感觉几乎被洗了脑，对经典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四准备出国留学时，我一个法学院都没有申请，而只申请了美国和英国的十几个社会学系的博士（Ph.D.）项目。记得我第一次和芝大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老师联系时，自我介绍说读过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结果他回信时很不客气地说，你如果联系其他老师的话，千万别这么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对社会学的了解很肤浅。几个月之后，我幸运地收到了芝大社会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直到临行前，我读过的社会学著作几乎还是只有涂尔干和韦伯，再加上芝加哥学派的那本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科学导论》（An Intro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俗称“绿色圣经”（GreenBible）。01“让快乐去死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言，身处异乡的第一年总是最艰难的，除了语言、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适应之外，最大的挑战无疑是养成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学习习惯。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各高校中学术训练最为严酷的学校之一，官方版的校训是“益智厚生”（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而民间版的校训则是“让快乐去死的地方”（Where fun comes to die），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上课时都要承受超大负荷的阅读量。我在芝大的第一年，每周的阅读量基本上保持在一千页书左右，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而言，刚开始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在北大每晚十一点熄灯后从没看过书的我，在芝大的最初几个月每天都是晚睡早起，能睡上四、五个小时就感觉很幸福。记得有一次上劳曼（EdwardO. Laumann）教授的组织社会学课，课上只有十几个学生，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因为前一天晚上睡得实在太晚，我居然当着所有老师同学的面直接趴在桌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在忍着笑，而劳曼教授也是一副故作镇静的样子，顿时觉得无比尴尬。但挑灯夜读并不是留学第一年最困难的事，更大的挑战是自信心的培养。我所在的芝大社会学系2002级入学的一共有18位同学，其中美国学生占了三分之二，几位国际学生也大多有过在美国读书的经历，而我不但年龄最小、英语最差，而且对美国社会学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于是，从入学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被一种隐隐的自卑感所笼罩，总觉得同学们都比我强很多，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加倍努力、“笨鸟先飞”。这种压抑的感觉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才有所缓解，在那次考试里，我的组织社会学问答题居然得了满分，让班上的同学刮目相看，也让我自己有些难以置信。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语言障碍只是一道门槛，没跨过去之前觉得它比什么都重要，跨过去了才发现，学问做得好不好，和外语水平关系并不大。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三学期制（quarter system）就始于芝加哥大学，据说是因为芝大建校比较晚，想尽快赶上哈佛等常春藤院校，于是就用这一制度创新来让学生上比两学期制（semestersystem）更多的课程。经历了秋季学期的魔鬼训练，到了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都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上课不那么累了，课下也开始有了些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读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保证课外读书时间，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无论学校的功课多忙，每周总有一天是留给自己的，只读那些和自己的研究兴趣直接相关的书。这个习惯让我受益良多，到春季学期，我已经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了。后来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期间发表学术论文那么快？我的答案很简单，只是因为动手早而已。博士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区别，就是并非以课程为中心，上课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有的学生稀里糊涂地上了好几年课，都还不知道自己博士论文想做什么题目，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第一年的课程结束后，我并没有回国，而是整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留在学校，组成学习小组，准备第二年开学前的博士资格考试。这个考试虽然绝大多数学校都有，但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芝大社会学系的考试是全面性的，涉及社会学的十大领域，有一份长达十几页的书单，据说书单的内容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变动，囊括了西方社会学的大多数经典文献，加起来有一万多页。到了这个时候，我的英文阅读速度已经和美国同学相差无几，但大家读得都十分吃力，有时只能靠互相交换阅读笔记来赶上进度。就这么昏天黑地地过了一个夏天，直到这个让所有人都恨得咬牙切齿的考试结束后我才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资格考试，就算是真正入了社会学的门，以后的修行就看个人的努力了。这时再回想自己在芝大第一年的生活，的确辛苦远远多于快乐，而且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身在异国他乡，没有人会自动尊重你，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点一点赢得别人的尊重。02阿伯特教授我的导师阿伯特教授是个有点奇怪的人，美国的学校里师生之间一般没有什么等级观念，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往往会亲切地直呼老师的名字，但他从不允许系里的学生直呼其名，而是一定要叫“阿伯特教授”。当然，他对学生也很有礼貌，我第一次去办公室见他时，他张口就是“刘先生”，后来熟悉了之后才开始叫我的名字。直到我从芝大毕业到威斯康星大学工作之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恰好是阿伯特教授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寄来的对匿名评审人的感谢信，结果他在那封信的最后手写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思达，你现在可以叫我安迪（Andy）了。”不过，至今为止，我还总是叫他“阿伯特教授”。七年养成的习惯，哪有那么容易改过来呢？第一次进阿伯特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里面摆放着的几千本书给震了一下，美国文科大学教授的办公室里书都不少，但像他这么多的还是不多见。有一次我问他：“这些书你全都读过吗？”他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答道：“差不多吧。”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每本书都认真读的话，人一辈子最多也就读一万多本书而已，书再多的话就只有收藏的意义了。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现代社会里，其实前者比后者难得多。阿伯特教授的阅读范围很广，比如他虽然从没来过中国，研究的东西也和中国毫不相关，却读过两遍《红楼梦》，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一遍，让他的中国学生们全都刮目相看。我一直觉得读过这几千本书已经足够多了，结果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因为一次系里的活动去导师家里做客，才发现他的书房里居然还有另外几千本。对我来说，有一位真正读过万卷书的导师是件幸运的事情，更幸运的是，阿伯特教授是个对学生不怎么热情的人，他几乎从不和自己的学生合写文章，也很少过问学生的个人生活，但在学术方面却极为宽容，从不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去探索研究社会学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说来也怪，我从在芝大的第二年开始，就鬼使神差地连着上了阿伯特教授的五门课，几乎占到了我在芝大所有课程的四分之一。这五门课中的两门是一对一的阅读课，也就是我自己定一个题目，再做一份书单，然后根据书单每周写读书笔记，再和导师讨论一个小时。因为我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法律职业，所以两门阅读课都是关于职业社会学的，两个学期读下来，让我不但彻底精通了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研究领域，而且找到了博士论文的理论突破口，也就是职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每年新博士生入学时，我都会建议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找自己喜欢的老师上一两门这种“学徒式”的阅读课，因为它是寻找论文题目最好的方式。许多过来人都说，博士读的时间长了，人在很多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导师，不只是学术观点，有时连发型、着装之类的都会被导师的品味所影响——所谓“为人师表”，或许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一直觉得芝大的很多教授都太孤芳自赏，对自己的学生也太冷漠，有只“教书”不“育人”之嫌。阿伯特教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每次和他谈话，都能感觉到他的聪明绝顶、才华横溢，但很多学者的生存之道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而是让你自己在漫长而孤独的学术训练中慢慢领悟。当然，每次他偶尔谈起这些东西时，都会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如有一天在他办公室里，不知怎么聊到了做学问所需要的基本素质，结果他说，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马力（horsepower）、想象力（imagination）、做事情的意志（will to do things）、纪律（discipline）、忍耐力（perseverance）。五样东西都很重要，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情的意志，很多“马力”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迄今为止，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这个问题最有道理的话，上课时也经常讲给自己的学生听。说阿伯特教授不关心学生，其实并不恰切，他只是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罢了。比如我这辈子讲的第一节课，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大概是我博士第四年的冬季学期，选了他的一门叫作“行动与意涵”（Action and Meaning）的课——芝大的教授经常会开一些稀奇古怪的课程，比如这门研究生课，他似乎只讲过这一次，只有六七个学生——结果没想到，刚开学第一周，阿伯特教授年逾90岁的父亲就生病了，上课前一天晚上他从波士顿给我写邮件，说自己赶不回来了，因为我是班上年级最高的学生，让我代他组织大家讨论。我看到邮件后即兴奋又紧张，一夜都没睡好，把要讨论的阅读材料反复看了很多遍，好在第二天上课比我想象的顺利许多，同学们讨论得很热烈，气氛也很融洽。有了这次阴差阳错得来的教学经历之后，我的感觉就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以后无论在哪里讲课，都再也没有那样紧张过。阿伯特教授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即使夏天最热的时候，在学校里也要穿长袖衬衫，有时还会戴一顶草帽，很有复古范儿。我在芝大期间，只见过一次他略显邋遢的样子，那也是某个冬季学期的第一节课，阿伯特教授走进教室时，我和同学们全都惊呆了——平日里衣着光鲜的他，头发蓬乱着，而且留起了大胡子，瘦得像一个幽灵。然后，他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告诉大家，他圣诞节之前被诊断出了癌症，刚刚做完手术。后来阿伯特教授告诉我，手术之前他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那本大部头的社会理论书还能不能完成。幸运女神最终还是眷顾了这位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当代继承人，他的手术很成功，学术生命也得以延续。不过，后来他实在是太忙了，那本书至今都还没写完。我从阿伯特教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极其纯粹的追求。美国社会学界有很多思想十分激进的学者，他们做学问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知识本身，而是为了推动各种社会变革。阿伯特教授则恰恰相反，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只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点保守的学者，甚至是一个超脱于世外的学术魅影，但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演进，少不了这样纯粹的学者。我并不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他的学问和品位。03读书与行路上文提到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许多读书人的理想，而强调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则为实现这一理想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对于和我一样采用访谈、参与观察等定性（qualitative）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材料的博士生而言，写完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就可以有机会暂时离开学校，把自己放进“田野”（field）里呆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在阿伯特教授的督促下，我的开题报告第三年结束时就完成了，几乎是全系学生里最早的，不过我并没有马上飞到田野里，而是等了一年，一方面是因为全世界最好的法律实证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Bar Foundation）给了我一个访问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我感到美国的社会学训练在理论方面有重大欠缺，想自己补一补欧洲的当代社会学理论。于是，那一年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个人身上：吉登斯、布迪厄、卢曼、哈贝马斯，认认真真地把这四位社会理论家的主要著作通读了一遍。也许有人会问，读这些抽象的大理论究竟有什么用？事实上，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也有很多人对理论不以为然，觉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方法，至于理论嘛，有各个领域的中层理论就可以了。但我一直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书有两种，一种是增长知识的，另一种是提高修养的，当代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前者，有点像快餐，看多了之后就味如嚼蜡了；而后者则是那些可以传世的经典之作，虽然看似无用，对于培养学者的学术品味却至关重要。其实说到底，人一生所读的书，其中的知识十有八九是要忘掉的，而文化修养和品位的提高，却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社会学品味，基本上就是在那一年逐渐定型的，至今也没有太大变化。读了一些书之后，2006年夏天，我背起行囊回了国，开始了对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就开始了在中国境内11个省份的漫长旅程，因为研究经费有限，基本上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从北京坐到广东要20多个小时，而且还是硬卧。后来我算了一下，那一年我一共在国内走了两万四千公里，虽然没有太多时间游山玩水，还是在火车上饱览了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行万里路”的愿望，我居然真的实现了。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社会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我从小在北京长大，虽然偶尔也去外地旅游，但在这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前，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这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致命的自负”——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不需要深入调查就很了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研究中国，的确比西方人多了一些直觉上的优势，不容易犯低级错误，也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就田野调查要做的工作而言，并没有太大差别。我在国内调查的前两三个月，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北京比较游刃有余之外，在其它地方都感觉和受访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莫名的隔阂，有时候即使他们很配合我的工作，我的问题也总问不到点子上。后来我反思了很长时间，终于明白是自己还对中国各地的司法环境不太了解，不能从受访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能对他们的言谈举止感同身受。经过了一次次访谈的反复磨练，我在这方面终于有所进步，半年多之后，基本上无论到哪里都能游刃有余了。我离开芝加哥之前，阿伯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十分精辟的话：“田野调查不仅是一个了解你的研究对象的过程，也是一个了解你自己的过程。”那一年全国各地跑下来，我觉得自己的确成长了很多，也越来越明白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在象牙塔里读书的时候，总有许多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厚的想法，对自己研究的中国法律职业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价值判断，但经过了一年的调查，我不但真正理解了关于这个职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且终于开始明白，作为一个学者，自己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割据的逻辑》一书中对现状的描述居多，而并没有提出太多预测或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是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和经济学等学科不同，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和解释现象，而不是进行预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在一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对于学者所能做的实践性贡献之有限性的深刻认识。坦率地讲，把中国法律职业的现状扎扎实实地解释清楚，比拍拍脑袋胡乱“开药方”要更有意义。04灯光，在隧道尽头从田野中回到象牙塔之后，我又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才完成了博士论文。算起来，从2003年跟阿伯特教授上阅读课时找到研究题目到2009年论文完成，再到2011年翻译修改后的中文版在国内正式出版，这项研究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次“八年抗战”的艰辛历程。记得论文写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每天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恐惧，生怕自己某一天出了什么事故，多年的努力就毁于一旦了。后来我和几位也在写博士论文的同学交流，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同样的感觉，把自己二十多岁的宝贵年华奉献出来认真做一项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患得患失者大有人在，打退堂鼓者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每当有学生向我咨询申请社会学博士（Ph.D.）项目的问题时，我都会给他们一句诚实的忠告：除非有一个研究题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种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就根本不要申请。我想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这样一个题目，而且后来一直没有变过，七年的博士学习期间也几乎没有彷徨过。唯一的一次彷徨，是写博士论文时碰巧读到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时代四部曲”（国内译作《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我虽然算不上左派，却被这位历史学家笔下的巨大力量和美感深深震撼了，觉得社会学的研究和写作方式永远也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几乎有了改行研究历史的冲动。不过后来找工作时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虽然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折腾了半年时间，但最终得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教职，于是改行的想法也就被暂时搁置了。这几年来，我对写历史的兴趣有增无减，尤其想写1979－1989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如果以后真能有幸完成的话，还要感谢这次彷徨的经历。芝大每年开学时，阿伯特教授都要给他带的所有研究生写一封邮件，邮件的最后他总会提到，“灯光在隧道的尽头”（light at the end of thetunnel），然后告诉我们，今年又有哪几位师兄师姐博士毕业了。这个英文里很常见的比喻，用在博士生身上实在是恰切，因为这个隧道的确很长，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片黑暗，看不到灯光。而当日历终于翻到了我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离那多年来在眼前或隐或现的神秘灯光已经如此之近了。按照答辩惯例，博士论文委员会的三位成员要先对论文进行讨论，而我则焦急地坐在那间博士论文室的门口，独自想象着，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他们究竟在说着什么。几分钟之后，门打开了，阿伯特教授让我坐在离门最近的地方，赵鼎新教授和哈里代（Terence C. Halliday）教授分坐在两侧，而他自己则面对着我坐在窗前。这时他一副开玩笑的口吻说：“你知道吗？三十年前我在这里答辩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坐在窗边，他说，万一你没通过答辩的话，可以直接从窗口跳下去。”一个多小时之后，窗口还是紧闭着，我如释重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阿伯特教授打开了事先准备好的一瓶香槟酒，四个人举杯相庆。那瓶香槟酒的瓶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的客厅里。就这样，我活着走出了方庭。 作者：刘思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法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管理学季刊、网络 编辑：学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