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

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该以这种方法为指南，详细地占有史料，实事求是地从中找出用间的一般规律。那末，具体说来，在研究中国古代用间史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指导呢?坚持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相结合，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恩格斯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迁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研究历史一刻也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研究，这是前提。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就一刻也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发展史，必须通过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去探素中国古代用简史依次发展的阶段，并探人研究它的客观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几千牟的文明史中，从阶级的兴亡史中，我们可以找出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盛衰消长的轨迹。中国古代用间活动、用间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舰棒性，都是由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以及阶级斗争发展所决定伪石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社会费浪史，中国阶级兴亡史，力求不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舰律和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分清用间活动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才能辨别用间思想的进步性和反动性。坚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研究用间史一定要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大量事实出发，它是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我们应该广泛地熟悉和研究历史上大最的用间资料和前人的有关著作，从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其内在联系，发现带普迫性的规律。这些普迫性的规律，是隐藏在许多具体的用间现象和特殊规律之中的。只有运用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才能发现它们，认识它们。对于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的研究，对于它们的发展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要看到它们都受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状况、战争形式、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各因素所起的具体作用是不同的。在这同时，我们还必须对古人的用间和用间思想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研究中国古代用简史，不能以现在的标淮去要求古人，而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去评价前人的用间活动和思想。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农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山所以，我们在评价前人的时候，主要是看他凭借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遗产，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有什么新的突破‘指出它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而总结用间经脸教训以及用间思想中的精华。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断绝文化传承的古国，古人几千年的智慧都完整的传承了下来，而这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基本都是靠史书记载传承，但是古代的惯例是当朝修前朝的史，这样能彰显皇帝的功绩，而史官修史的时候一般都是要以皇帝的意志为主，所以真实性方面还是有待考证的，但是仔细研究中国历史，你会发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千多年的空白，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也无法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都习惯性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这里的炎黄自然指的是炎帝和黄帝，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华夏子民，这个里的华夏是从夏朝才开始出现，但是夏朝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王朝，夏朝以前中国的历史基本是神话为主，很难作为史料考证，到夏朝之后才有了切实可行的文字记载的历史。现代的考古技术已经很发达，对于确定一个文明是否存在我们有一套确定大标准，首先是看这个文明相关的历史典籍的记载，其次是现代有没有能出土相关的文物，遗址等等，纵观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夏朝以前的历史都充满为了神话色彩，比如黄帝和蚩尤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夏朝开始，中国历史算是进入了半真实状态，这里我们叫半信使时代，根据相关资料分析，上古时期到夏朝这段时间差不多是1500年，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女娲造人”“盘古开天”的神话故事。夏朝对中华文化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从夏之后华夏文明有了切实的史料可以查询，之前靠口头传承的神话故事和那些神奇的历史事件也慢慢回归真实，夏朝之后是商朝然后是周朝，这个朝代让中华从夏开始正式步入了半信使时代，夏之后是商，商之后是周。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夏商周的过度传承期间出现了1000多年的空白，这让后人非常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的就是夏过度到商的时候空白了500多年，而商朝过度到周朝同样又出现了600多年空白。我们先来分析下夏朝的历史，夏朝是我们的治水英雄大禹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之后建立的，启建立夏朝之后中国正式进入半信使时代，我们知道大禹之前的天下不是完全统一的国家，而是部落联盟推举一个共主的形式实现的一统，所以夏朝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王朝，这个时候这些小部落变成了小国家，从这点来说也可以把夏朝当作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夏朝衰落之后商在汤的领导下开始兴盛并日益强大，因为夏桀残暴不仁，因此汤名正言顺的取代了夏桀的地位成立了商朝，但是夏朝到周朝过度期间却出现了500多年的空白，这让史学家们也没搞明白。而对于商朝，历史的相关记载十分的少，只有文献说汤的孙子太甲继承了皇位，统治了商朝，之后就在没有之后了，在之后长达600年的时间里，基本找不到一点商朝发展动向的记载，根据古代历史规律，600年已经足够一个王朝兴衰更替，一直到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准确历史纪年，对一些时间的记载不在模糊，而是有了准确的年份，最大的事件应该就是公元前841年的共和新政。这也就是说我国准确的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到今天，中国历史只有3000多年，但是这并不是说以前的历史就没有了，只是无法确定准确年份，太史公司马迁就曾表示，本着历史学家的严谨性，他没能理清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所以他只能以公元前841年为开端编订纪年。所以说之前的历史是真实存在，只不过如今的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具体年份，也没法进行记载，或许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这些远古的历史会慢慢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梁生文）：3月26日，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联合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发布了“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2018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评选和发布，是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设置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和持续成果。本年度的十大热点通过学界推荐、文献分析、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选择等程序而评定。发布会上，庞川副校长对热点评选工作表示肯定，并对参与热点调研和点评的专家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历史文化教育和研究。今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是中国历史学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事件。特区政府历来重视中国及本土历史文化教育，专门在澳门基金会成立“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弘扬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推动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被列为澳门在粵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定位之一；2018年，新编历史教材进入中学课堂，增加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内容。澳科大建校19年来，在人文社科包括历史研究领域发展迅速，以中国史、澳门史为研究方向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将于今年秋季招生；研究以唐廷枢为核心的近代杰出历史人物、近代香山与澳门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门机构“唐廷枢研究中心”成立，揭开了澳科大近代史相关研究的新篇章。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澳门人文社科学者应在中华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加强中国史、澳门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尤其是将中华优秀文化与“爱国爱澳”教育相結合，加强“人文湾区”建设，为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林广志所长表示，历史文化研究正在成为澳科大新的新学术增长点。在国家及特区政府不断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背景下，科大积极整合相关学术资源，建立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及中国澳门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承，促进人文与科技知识的融会贯通及“全人教育”的发展。在澳门基金会支持下，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先后开展了澳门历史地图、全球史与澳门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系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史、澳门经济社会史、旅游及博彩史、海洋史、唐廷枢与近代中国等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唐廷枢研究中心的成立、历史学博士学位课程的开设以及“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的持续发布，将有利于澳门历史学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国际影响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助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已进入了新时代，历史赋予人们新的机遇、新的使命，中国历史学研究也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次对学科热点的评选与发布，对研究者掌握学科发展趋势、提升学科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学科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今后应不断提高学术热点评选的专业性和影响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对于历史爱好者，我们总会想知道更多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让后辈人好好向他们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的品质，从观历史，研究历史的，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首先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

随着中国这几年的文化输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认识到了中国历史，很多的外国人都对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而赞叹不已，不知道历史就必须要提及历史人物，每个人对于历史人物的看法都不一样，包括这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他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互相的争斗厮杀，在很多外国学者看来他们非常的不解，为何他们不能像当时的欧洲一样和平共存？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他们争霸的原因大多数都是为了称王称霸，我在外国人看来却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首先这些外国学者认为，当时的战国面对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游牧民族的强大让当时的国家非常忌惮，各个国家军力的分散，让他们无法对抗，只有将力量统一起来，才有真正的力量去对抗那些游牧民族。其次外国学者们认为，黄河对于战国七雄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很多国家的农业基础建设都非常的依赖黄河，粮食对于战乱纷争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统一国家不仅会使自身的实力得到增强，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改善。最为关键的是商业贸易，因为战争的不断，商人的商业活动受到了限制，经济发展随之也受到阻碍，为了让市场更加繁荣，说什么必须要形成统一的共识，一个共同被认可的市场，由此而诞生。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各个国家向来是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的，即便是罗马帝国，也仅仅统治了不到一半的面积，促使着战国七雄去不断争夺领土的不仅仅史无前例的地位，还有那一直印刻在我们华夏子明血液里的统一这个概念。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学习研究新中国历史总结“中国之治”的经验和优势——“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专题学习座谈会简述作者：浔邑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日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召开“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若干重大论断”专题学习座谈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陈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沈传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王玉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民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欧阳军喜、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耿化敏、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朝峰、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刘波等专家学者，围绕新中国成功的道路因素、怎样理解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新中国70年的发展在同期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数据支撑、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事件”、如何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重要论述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改进新时代高校中共党史“必修课”、如何认识“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传承红色基因与国家文化安全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了学习体会。与会专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史和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宣传工作。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大家认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所具有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制度建设宝贵经验的重要总结。我们结合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论断，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5日11版）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华夏文明，或称中华文明，以源远流长，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著称于当今之世，是这颗星球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之一。若说有什么能够概括华夏文明光辉灿烂的历史，则一部《二十四史》，堪称当仁不让，只因它将华夏几千年的兴衰变迁，都记录其中，也暗含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与蜕变。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但若论历史文化之丰富、灿烂，中国在世界文明之林堪称卓绝群伦，《二十四史》，更成为每一个试图理解何谓“中国”的人们都不可不品读的永恒经典。中国古代，从《史记》开始，素有朝廷召集大量人工、学者，搜集海量前朝史料来为前朝进行官方撰史的传统，如西汉正史《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元史》则为明朝史官所著，因此自汉代开始，都能留下十分完整详细的史书，为后世人阅读并研究。而《二十四史》，由清代乾隆皇帝钦定（因此并不包含清代正史《清史稿》），是清代以前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为除清代以外的历朝“正史”。《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上起华夏文明的起源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展示了数十个王朝长达4000多年里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内容，是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一部历史巨著，也是当今世上最宏伟、详尽的正史合集集录之一，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二十四史》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代表着中国古代无数史学家呕心沥血的结晶，内容博大精深，不仅仅是古代大事件的详细记载，更有历朝天文历法，田赋租税，风土人情等，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更被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本文开头所列举之名言，即为李世民祭奠名臣魏徵时所说，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从刘邦的话中，我们可以见识到到识人用人的高妙：“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汉书·高帝纪》从诸子百家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学会理解中国古代学者百折不挠、不断游说各国诸侯，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为商者能从范蠡、子贡等人的故事里，学会看懂局势、运筹帷幄、敏锐抓住机会。正因为《二十四史》如此浩繁，因此受到无数学者与伟人的喜爱。1952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还特意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开始系统地阅读。从此时起，直到他逝世的24年间，毛泽东不仅通读了《二十四史》，而且还对其中影响较大的十五史重点篇章进行了反复阅读，做了大量的批注。纵然不是学者或者伟人，普通人读了，也能心胸豁达，看淡眼前的挫折。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一直以来，很少能有人完完整整读完《二十四史》！一是具有一定门槛，古代汉语隐晦深沉，读起来磕碰难懂；二是风格不一，历朝历代史官风格不一，也造成每一部正史笔法不一，完全读懂相对困难；三是过于宏伟，《二十四史》太过于浩瀚，从《史记》到《明史》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七卷，约四千七百万字，通读一遍相当于阅读十几遍四大名著！因此，对于现代汉语语境下的国人，阅读《二十四史》，是具有相当门槛的，而且即便有较高的国学造诣，要通读《二十四史》，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所以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读完《二十四史》，纵然许多有心之人，仰慕中国古代宏伟的历史，内心明白它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碍于各种条件所限，终究未能完成。有鉴于此，为方便更多读者能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灿烂，光明日报出版社汇集文史学界数十位专家学者，按照新的体系对《二十四史》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倾尽心力，集普及与研究，通俗与学术于一体。历时六年，终于推出精校精华版《二十四史》。01精选内容文白对照，降低门槛本次出版共分十六册，在原“二十四史”旧版的基础上进行选编，分段，精心翻译而成的，从 4000 万字的“二十四史”中整理编撰出一部近600 万字的《二十四史》，涉及体裁“本纪”“列传”“志”“世家”等内容，保证了二十四部史书的全貌。《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倾注了古代史学家的无限心血，堪称字字珠玑，对其的取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既要保证能够将最精华的内容展示给读者，又要保留原书的完整性与可读性，只有这样，方能帮助读者更轻松并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为此，编者只得在选编中忍痛割爱，省去了对于现代读者参考价值不大的表和各类典章制度专篇，如以经济内容为主的“食货志”，以河名水系年代为主的“河渠志”，以地区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地理状况为主的“地理志”，以及以各省市区建置变迁、历史沿革“郡县志”等，这一部分相对硬核细致，主要用于研究及分析论文等硬核方向，选取的篇章皆是人们耳熟能详，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名篇佳作，可读性较强；并且，为了降低阅读门槛，方便更多读者接受并学习，每一篇原文后面都有名家学者所作的白话译文，保证读者通读毫无障碍。02内容丰富，质量上乘自乾隆武英殿版本以来，《二十四史》版本很多，当代影响较大的有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此版从 50 年代开始陆续点校出版，自1978 年全部出齐，至今已近30年，其间虽对已发现失误续有订正，但并非完美无缺。自出版以来，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本次出版，汇集文史学界数十位专家学者重新点校整理，扩大了校勘范围，统一了体例，对于标点符号修改有近千处。不但如此，在内容质量的提升上，编者还增加了几十幅绣像插图，图文结合，给读者带来传统文化的视觉与心灵盛宴。03装帧典雅，印制精良每册均采用独立塑封包装，不易散落，确保每册阅读时完整如新；并特意选择32开本，保证读者的阅读体验更加舒畅；遵从国家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本套书采用环保纸张印刷，内页油墨清晰均匀，不易污损，更呵护读者双眼；封面设计上，简约而不失大气，优雅与庄重并存，不仅让人充满阅读的欲望，更富有收藏价值。04千古历史，任你徜徉五千年文明，在历史的涓涓细流中沉淀，悠久的历史、传奇的帝王、贤德的大臣、英勇的将军，给后世的我们，不仅留下了瑰丽的传奇，无尽的畅想，也带给我们数不尽的智慧与宝藏，那一句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一则则教育孩子的典故，一腔腔为民请命的热血，一颗颗报效祖国的忠心，正是传统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令人心驰神往！点击文末卡片即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