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意义

历史简称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历史，它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多数时候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如果仅仅只是总结和映射，那么，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就应该消失。历史的问题在于不断发现真的过去，在于用材料说话，让人如何在现实中可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历史是延伸的。历史是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是人类文明的轨迹。历史学历史随时产生，是人们在过去自由活动的如实记录。它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们总结过去，充实未来的生活，以史为鉴，借古论今。历史也是一种经历也是自然界与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我们通常见到的历史都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和研究，又称为“历史学”，或简称“史学”。记录和研究历史的人称为历史学家，简称“史学家”，中国古代称为史官。记录历史的书籍称为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粗分为“官修”与“民载”两类。史记历史相对而言他是比较严谨的，所以本人此次的谈论也是比较正经的，毕竟历史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庄严的，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来捏造的，历史是既定已然发生过，即使自顾自的去调侃乱纂，自有人来以事实材料来反驳，上面也说过我国的历史大致分为官修和民载。官修顾名思义，是由史官执笔操刀编纂，他们通常是比较客观的记录书写的，当然他们的记录也并非绝对的毕竟由人来记录，必然会多少掺杂了个人的情感在内即使他很注意这个问题，也会发生，因为如果他任职期间的在位者是否胁迫他，是否蛊惑他，再或是在位者对他不在意，而编纂者无论是否可以持正几身，他的书写都会在不经意间有些左右了。不过怎么左右作为一名史官他们的职业学院素养还是有的。中国史民载便不同了，民载形式众多，更会掺杂自己的情感，不过他们虽然没有史官的严谨可是文笔更为风趣幽默，记录中跟多的是他们所了解的人文故事，还有风俗习惯，甚至路边哪家小吃更有特色都会有些记录，他们所写的东西因为掺杂个人情感在内可以更直观生动的看到所记录时的历史的特性。就像小编我一样，写东西时会有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在内缺少了一些严谨，不过这并不代表这并不是事实，相反民载的历史会更贴近历史面貌和人民的疾苦。所以历史有一定的史籍史料为依据，有古物或遗址可以做比较且符合人民的意愿综合以上才具有历史的严谨性客观性，他并非是可以按个人喜恶来随意捏造的，就像小编我，虽然风趣幽默、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才高八斗，但是对于历史问题上很尊重具有材料根据性的事实，也许我喜欢写的时候会用现代的语言词语来修饰书写，是为了让更多人更容易的了解和产生兴趣，但我还是会比较客观的来评价一下，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些人或事会有一些偏袒也是在所难免希望各位理解！庄严过去上中学时我的历史老师曾这么对我们说:“也许你不喜欢历史这门学科，但是没有人会很讨厌历史，即使你不喜欢但是你不能拒绝历史！”现在想想我们那位历史老师的话还言犹在耳，那个时期我是个有点不喜欢老师的人，不过我还是尊重的，当时这位老师说这些时不知道其他人如何，我还是很震撼，当时我不断的想他最后一句话:你不能拒绝历史

在生活中，许多人喜欢读一些历史类的书籍，这类书因为兼具故事性与知识性，所以读起来往往很轻松，也很有获得感。但是，回头看看我们读过的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籍，往往只是注重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而较少关照社会的微观层面，因此，这类历史总感觉离我们的生活较为遥远，无法从中找到作为个体或群里的人的参与感，因此，读得多了，就是觉得千篇一律，缺少新鲜感。最近，我读完了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虽然说，我一直信奉“书不可尽信”的信条，不愿意承认某一本书里的某一些观点能够撼动我已有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框架，但是，不得不承认，《人类简史》这部书中的一些观点，确实是颠覆了我以往对一些问题的观点看法和认知。其实，《人类简史》这本书，早在2015年就已风靡于世，这本书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历史学专著，它以人类物种进化和文明演进的历程着笔，以三次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革命为线索，抛开对传统历史学意义上历史事件的讲述，充分融合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观点阐述人类社会的变化，不带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任何一种文明的价值观倾向，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中立的历史观。作者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从距今250万年到距今7万年为第一阶段，从距今7万年到距今12000年为第二阶段，从距今12000年到公元16世纪为第三个阶段，公元16世纪至今为第四个阶段。在连接四个阶段的三个节点上，先后发生了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每次革命都代表的上一阶段的结束和下一阶段的开始，每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所谓改造自然、控制自然能力的飞跃，每次革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对人类自身及人类所在星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每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本质能力的退化和外在能力的提升，同时，作者还隐晦的表达了每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物种整体上的进步，也来带作为个体的每个人越来越多的不幸，和与快乐的渐行渐远。01.从历史看人生的意义认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革命，作者认为，发生认知革命是完全偶然的，人类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某次基因突变，带来了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变化，基于这一变化，人类学会了“讲故事”，所谓故事，就是在一定的族群内，建立某种符合族群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将族群的成员统一起来，向着某一个既定的目标共同努力。在那时，人类还远远不是地球的主宰，而是与地球上其他物种一样，在生存繁衍中处于平等地位，时刻面临着饥饿、疾病、气候、自然灾害和大型动物带来的生存危机，在任何一种危机面前，单个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未必能够比得过树上的一只猩猩，因此，人类通过故事组织起来，以群体的力量去应对各种危机。比如，在面对某个食物，单个的人绝对不是一只老虎的对手，但100个人却毫无疑问的能够赶跑100只甚至比这还要多的老虎，从而虎口夺食，独占猎物。由此可见，“故事”带给人类共同的目标，带来合作的秩序和战胜各种危机的方法，正是因为人类，而不是物种拥有了“讲故事”的能力，人类依靠整体的力量，成为这个星球上的强者，逐渐，人类离开东非大草原，经过漫长的岁月，迁徙到其他的大陆，好比毁天灭地的洪水，灭绝了“人属”中的其他“人种”，灭绝了生存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大型野生动物，从“强者”成为了“霸者”。综观人类的历史，从7万年前到现在，人类的一切行为，依旧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织起来的，7万年来，故事不断的翻新变化，汇聚着一代有一代人的力量，向着故事所描绘的蓝图努力，但是，作者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无论大到一种文明的价值观、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还是小到一时一地的规章制度、某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无论是宗教、文明，还是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人本主义等等一切的理念，都是人类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虚构出来的蓝图，指引着我们不断的去努力使之实现。但是，相对于漫长的历史，单个人的生命实在过于短暂，我们活在故事中，故事赋予了人生意义，但人生至多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个字节，人永远看不到故事的结尾，更加不会预见下一个故事的内容，正如佛家所说的“缘起性空”，虚构的故事本质上就是一个空壳，那么存在与人类故事中的个体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许，人们会觉得这种观点有些悲观，是在否定人生意义，但我认为， 这不是否定，更不是悲观，只不过是让每个人更加的清醒，促使人们去思考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是非正误，不管思考的结果如何，每个人都以现有的条件去选择自己人生该是什么模样，至少可以让我们少一些盲目，让人活得更加明白。当然，我认为作者也没有否定“故事”的作用，这些故事推动着我们从荒蛮的时代走到了现在，至少，作者没有提出假设，假设如果没有这些“故事”人类的文明会如何演进，人类的未来会何去何从。而我也实在想不出，如果没有这些故事，人类靠什么去组织生产、建立秩序、实现目标，我想，作者也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从没有“故事”这一假设出发，得出的所有推断都是没有意义的。02.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在《人类简史》中，作者用较多的篇幅讲述了农业革命，作者提出，农业革命发生在距今12000年前，在那时，人类以族群的形式出现，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人类把从其他地方采集的果实运送回聚居的地方，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带着种子的果实掉落（比如小麦），过个一年半载，当人类再次经过这一区域时，发现掉落果实的地方居然长出了新的、更多的果实，慢慢的，人们发现，只要把这些果实埋在土里，经过一段时间就会长出新的果实，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相比于以往艰苦的采集，这简直就是不劳而获。于是，人类就开始了大规模种植的时代，种植带来果实足够族群一年食用，从此，人类由迁徙走向定居，出现了最早的聚落，在聚落里，人们再也不必冒着危险去打猎，再也不用去那些人迹罕至、险象环生的地方去采集，于是，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聚落里享受悠闲的时光。在这份悠闲的时光里，人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男欢女爱，于是，人口激增，粮食短缺，为了生计，人类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种植越发艰辛，许多人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被牢牢的捆绑在田地里日复一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早到晚、从小到大、从生到死，几乎是所有的人，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的精力用在了耕种土地上，人们在田间地头疲于奔命，虔诚的祷告各种神灵祈求风调雨顺，这种对农作物的追求，既使人坚定，又使人迷失，在追求的丰收的道路上，人被农作物驯化，彻彻底底的成为了农作物的奴隶。不仅如此，在农业文明下，村庄、国家逐渐形成，有了分工，有了阶级，耕种成为一种强迫的行为。更严重的，遇到灾年，就会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易子相食，粮食是人们活下去唯一的希望，因此，围绕掠夺或捍卫土地，人类逐渐分化，战争时有发生，更多的人死于非命，人性丑恶的一面被激发、被显现、被放大，而这皆归因于人类掌握了种植这项技能，因此，尤瓦尔赫拉利也将农业革命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极具颠覆性？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学会了种植是人类发展的巨大的进步，但作者却提出“小麦驯化人，而非人驯化小麦”的别致观点，看似荒唐，仔细想想，却很有道理，耕种使人丧失了物种进化的其他可能，使我们逐渐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当然，今天这个模样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个无从评价，毕竟我们无法假设其他的可能，但也许，这正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人类从远古一路走来，历史好像一条单行钱，我们有无穷多的理由解释历史为什么会是现在这副模样。但是，当我们站在一时一地的时间节点上，去向未来展望，历史的发展却又是无穷多的可能，也许在某个偶然因素的作用下，历史就会作出选择，从而使多向的未来变为单向的过去。03.终极的意义也许有人会疑惑，这样的观点岂不是陷入了历史的不可知论？实际上，我认为历史本来就没有什么可知与不可知，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发展的结果难以预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社会还是一个二级的混沌系统，很多情况下，预测了的事情，偏偏就不会发生，因此，历史与其说是“可知”，倒不如说是“可猜”。人们研究历史，往往是赋予历史事件某些意义，赋予过去某些意义，这种赋予，必然带有史家的主观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有人篡改历史，有人歪曲历史，有人利用历史来实现今日之目的，其实这些做法都是对历史的亵渎。研究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古为今用，而在于发现历史中更多的可能性，研究历史的意义也不在于“知兴替”，历史的发展是偶然性因素的叠加，如果想寻找历史的必然性规律，那就去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混沌系统中找吧，但我认为这种希望十分渺茫，不必枉费心力。而真正的历史应该与哲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思辨，一方面，是在史料的基础上，让我们看清事情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如今这个局面，另一方面，让我们思考事情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别的模样，就像李约瑟难题一样，去引发更多的思考。对于未来，我们基于已有的历史认知，去猜测未来的种种可能，一来是用思辨的方式去探索，满足好奇心，二来，在多种可能间博弈、思考、选择、甚至还有干涉，让未来的局面尽可能的符合我们的预期，当然，最多也就是尽可能。正如《人类简史》这本书末尾提到的，人类现在已经开始着手研究长生不死的课题，据说人类战胜死亡已经是个时间问题了，可以设想，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所在的星球能否承受只生不死带来了人口无穷膨胀？再比如人工智能，当出现和我们一样具有情感与思维，而在智力和体力皆胜我们一筹的仿生人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去看待这种仿生人？他们究竟是一种工具？还是和我们一样，是一种物种？他们是否会脱离人类的掌控，在各方面能力都优于我们的情况下，成为星球的主宰？这些问题，就目前来看，还很难寻找出一种万全的解决方案，至少从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对于当前的人类来说应该是弊大于利的。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先明白今天的我们从何而来，为何如此。接着，抛开今时今日的重重迷雾，努力的看清当下我们所处的坐标，看清如今纷繁世事的本质面貌。最后，根据目前的趋势，对未来的种种可能做出构想，从这些构想中规避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局面，并且尽可能的使得事情向着我们理想的局面发展，即使未来事与愿违，起码也能让当下的我们对未来做到心中有数，让我们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去迎接明天，而这也许才是研究历史的终极意义。

如同任何学科或学科流派一样，一组概念的含义与运用，是相应的组学科概念或学科哲学观念、认识论体系的反映。因此，这里的历史学特征只能是从对历史特征的概括而来。从“历史”的特点特征到“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历史学的特点特征，是在历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来的，基本不存在天然的历史学的特点特征；相反，历史学的特点特征应该是天然地与某种历史哲学、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它的一个重要或基本的认识来源，是与对历史特点的认识与观念的研究分不开的。什么是历史，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实在是一个万古而常新的问题，见仁见智的见解俯首皆是，起码表明，第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所有严肃的史学家都应回答的问题。第二，不同见解的共存，既表明这一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同时也是没有甚至是不需正解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引起关注与思考，即无论如何你必须面对它，面对而思考它就是目的。与其他史学理论所讨论的问题一样，其价值在于提出问题，引起思考，而所得出的结果往往仅是一个时期思考、研究的过程与结论，而不是全部，这正是历史学研究最可贵的品质之一：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且有着无限的认识空间与可能。历史有什么特点，如果愿意的话，尽可罗列出若干条来，当然其中必有本质的也有现象的。历史学者在此试针对历史的特点简单列举一二。第一，历史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创造物，体现的是人的存在与意志。历史无论在空间和时间上，展现的都是人及其社会的文明形态及历程。这是历史发生的起点。第二，历史的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不同的最本质区别所在。这个过程是先天而命定的，它对于史学研究具有绝对的意义。这是历史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三，历史是人的认识。历史不是其他，也不是什么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应该是也只能是人的认识与知识。这是历史的认识起点。第四，历史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人及其思想思维是动态而发展的，其历史也必然如此。这是历史认识不断深入、发展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列举仅是历史的一些特点，而不是全部，此其。其二，与任何事物、现象的本质体现一样，历史的特点体现从来都是综合的而不会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体现；与其他任何事物、现象发生作用的理由一样，决定历史特点的因素也都是综合的、互为条件的，因此结论只能是，历史本身既有本体的意义也有认识的意义。历史及其特点是复杂的，正好体现了历史学研究的复杂性与智慧性特征。历史特点的研究没有终结，但这毕竟为历史学特点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历史学特点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加深了对历史特点研究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因此也可以说所谓历史研究，就是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研究，二者的关系是互为依存，并同步发展的。因为这里不存在认识的唯一性，所以对历史特点的某种认识，是与对历史学特点的某种认识相一致的，反之亦然。因此一组对历史特点和历史学特点的认识，反映的是一种历史的观念与哲学的认识。关于研究历史的历史学有什么特点，同样可以罗列出若干条来，因为这毕竟都反映的是某种历史观念的认识，并且仅是发展中的认识而已。同样在这里也试举几条。第一，历史学与人的历史相伴而生，说的是悠久性。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状态，表明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永恒性特征。第二，历史学认识的不确定性，这是其特点也是优点，突出表现为发展性特征。第三，同哲学有相似的一面，历史学也是以反思为特征的，历史学的研究主体是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反思的动物。反思，是历史学的高贵品质。第四，历史学认识的价值与意义，其标准不在过去而在现在。讲的是历史学的时代性与当下性的学科品格。第五，历史学是认识学科，其功用主要体现在提供认识、实现教化以达提升文化、提供人类生活生存智慧需要之目的。第六，历史学是关于过去更是关于现实的学问。体现历史认识的现实及不断超越性特征。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历史的特点和历史学的特点概括，在这里仅是从概念和内涵角度的初步提炼，实际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继续展开和深入探讨的过程。总之，历史学特点的总结与深入研究，既是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研究与定位，又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也是一定时期历史学研究水平的可能体现；当然，研究永远不会停滞，而认识包括所谓历史的和历史学某些特点的内涵研究，也处在不断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发展，是社会、经济的本质所在；对于思维科学同样有着本质的意义。历史学的特征在小编看来，就是在对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历史在不断发展，我们不是从当时经历过来的，所以只能从历史的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开发不一样的内容，历史与经济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看完之后顺手点个赞哦！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成立，下设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论研究所，职责是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制定研究规划，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研究院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他再次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70年，历史中国5000年，但前者并不是凭空出世，而是后者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要让当代中国行稳致远，发展得更好，就“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中国历史研究院作为国家顶级研究机构得以成立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但顶级机构的成立，还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最多是研究资源的一个整合，并非是研究成果的一种保障。顶级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多大效率上助力顶级成果的生产，历史上并无定律。今天的中国，在科技和工程方面的发展势头迅猛，已走到了世界前列。就说很高端的航天工程，只要目标确定、规划得当，通过举国体制，必定取得巨大成就。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嫦娥四号登陆月球背面，人类首次，如此惊世的成功，国人也没觉得怎样。想办到就一定能办到，想成功就一定能成功，竟逐渐成了一种想当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却很不同。虽然说，研究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本土的研究机构有资源上的优势，但一流的优势能不能转化成一流的成果，能不能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史学大师，生产出一大批超越时代的史学著作，却大有疑问。大师不是自封的，天下苦无大师久矣早是事实。中国历史研究院算是举国体制的一个最新高峰。但内容如何产生的问题，仍悬而未决。毕竟，历史研究属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探索活动，有别于所有其他的研究。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从问题的根源上说起。人脑有记忆和学习两种功能，这是历史研究的脑科学基础。任何一个时代，在世者凭直接记忆功能所能认知的事情，最大的时间范围不超过最早记忆得以保存的那个时刻到当下时刻。所有超出了这一时间范围的时代里发生的事情，都叫做“过去的事情”，无法通过直接记忆来把握，只能通过学习这个功能来认知。结合记忆和学习这两种功能，认知并理解所有超出了直接记忆范围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学习。但记忆难免有偏差，学习常常有误解，所以，针对一个社会的全部“过去的事情”，需要社会中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分析社会中‘过去感’的本质，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过去，并不是“过去态”或“过去型”，而是“过去感”sense of the past，这是个大麻烦。由于“过去的事情”谁也没亲眼见过，无论多么天翻地覆翻江倒海，都没有直接证人给予证实，只能凭当下社会在世者对于自身“过去”的主观感觉。而当下社会和社会中人却又都是变动的事物，当下社会是何种社会（繁荣社会、分裂社会、太平社会、孤立社会、主流社会、边缘社会、单一社会、混合社会…），当下之人又普遍是何种心态（豪情满怀、消沉萎靡、客观公正、愤世嫉俗、宽容大度、偏激狭隘、乐观向上、悲愤难平…），何种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高、中、低…），何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种种之不同又都直接左右着该社会“过去感”的形成。研究“过去”，却被“当下”影响，以为“过去”是客观，其实却是主观。若用个公式来表示历史学家们这一“过去感”困境，差不多应该是：S(past)=F(p1,p2,p3,p4,…)即：一个社会的“过去感”S(past)的形成，不仅仅与对“过去”past的客观分析有关，同时也是该社会当下present的“社会类型”p1、“社会心态”p2、“平均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p3、“主流意识形态”p4等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人类的先哲们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了“述”和“作”两种建立“过去感”方式。朱熹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换成上述公式的语言，述，就是尽最大努力让S(past)=F(0,0,0,0,…)，不受当下的影响，而作，则是S(past)=F(p1,p2,p3,p4, …)，pi>0，把古人当今人，将古史做当下。今人随社会发展而变化，新知识、新思想不断增加，“作”的冲动远远超过了“述”的可能，于是到了孔子之后四百年的司马迁，一种“夹述夹作”的“过去感”建构形式就大行其道了。太史公虽然也说过“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但却更热衷于“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史记》之后，中国两千年来所谓正史，莫出这一“夹述夹作”的风格和范围。在黑格尔的分类中，这后一种历史叙述，叫“反思的历史”，区别于单纯“述而不作”的“原始的历史”。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不会止步于其中国同行太史公的“夹述夹作”史学风格，受到其德国同胞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他又大胆地发明了一种与“述而不作”完全对立的“作而不述”的新式历史，叫做“哲学的历史”。用他的话说，（历史学家）“带着他的范畴，透过这些范畴来看面前的材料……任何一个理性地看待世界的人都会发现，世界也反过来呈现出一个合理性的面貌，两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范畴无非是当下之人的一种思维框架，带着当下框架看历史材料，历史的经验事实就都成了在某一种思维框架的预设下被构建的东西。于是，“过去感”也就成了按照当下的思维框架重新组织经验事实材料的一种思辨游戏。又两百年，那位曾在墨索里尼政府里当过部长的贝奈戴托克罗齐，最终用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为“过去感”困境公式彻底划上了等号。其含义是说，不仅人的思想是当前的，所谓的历史也只存在于人的当下；没有当下的生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可言。所以，S(past)=F(0,0,0,0,…)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它一定是诸多present（pi）的产物。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既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当下、不同的思维框架，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过去感”，并通过思辨产出完全不同的“哲学的历史”，那么，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其本质何在，这个关键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了。简单说，一个胜利者的社会，受到征服的傲慢和暴富的癫狂所鼓舞，必定会产生一种只属于胜利者的“过去感”——为了说明当前的伟大胜利是全部过去的必然结果，就要重新建构起一个只属于胜利者的“哲学的历史”。其实这正是西方学人在18-19世纪的故事。人们看到的，是一大批史学大师如群星般涌现，令其他文化中的学人们跪倒膜拜。但在本质上，不过就是一个俗套故事：胜利者社会受傲慢和癫狂情绪的驱动为自己的当下重构自身“哲学的历史”。根据刘小枫教授的讲述，伏尔泰的《论诸民族的道德风习和精神》于1753年出版，史称第一部“世界史”，“普遍历史”、“历史哲学”等世界史概念开始出现。半个多世纪后，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问世，其主题是“自由”理念得以实现的世界历史进程，属于地道的政治哲学的世界史，风头盖过了伏尔泰。紧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之后，史称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接踵而至，除了有众多著作问世，还于1880年以85岁的高龄口述《世界史》。刘小枫教授评说道：“尽管有种种差异，以至于伏尔泰和黑格尔的普遍历史很难相提并论，两者毕竟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的普遍历史都给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安排了一个明确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兰克的多卷本《世界史》中，竟然见不到中国的历史身影。”（2016年《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对此，刘教授的解释是：“如果兰克对‘世界史’的理解让我们感到奇怪，当我们看到卷十三的标题时就应该感到惊讶了。这卷的标题直接就是‘世界历史’，题下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向现代世界过渡的诸时代：14~15世纪’。这个标题未必出自兰克本人，却初步解答了我们的困惑：兰克很有可能仅仅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此前的历史与这个‘现代世界’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才会被纳入‘世界史’的框架。兰克的《世界史》没有提到中国，仅仅因为古老的中国与作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现代世界’连间接关系也没有。”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伏尔泰和黑格尔在“世界历史”里给中国安排了某个位置，还是兰克根本就没给中国留位置，都一点也不重要。除了说明在他们所处那个特殊时代和所属的那个特殊社会受某种特殊精神的刺激建构出某种特殊形式的 “世界历史”之外，并不说明其他什么。把欧洲历史视为“世界历史”，把欧洲社会视为“现代世界”，这种极端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价值了。当中国大踏步地回归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即使不说什么，西方社会自制的那些曾经煞有介事的“哲学的历史”也会自动破产。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标志：当今时代，在中国社会这个作为一个新兴的胜利者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将以中国的方式，重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过去感”，并追溯其变迁与转型。可以断定，不会再有与西方版“哲学的历史”相对的中国版“哲学的历史”，也就不会再有与西方版“西方中心论”相对的中国版“中国中心论”。毕竟，实证主义和多元主义已成主流。而抛弃了轻狂傲慢的“作而不述”之后，中国史学的“述而不作”和“夹述夹作”传统也将正常回归。梁启超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断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这句话在当时是对过去的总结，在今天，也可以作为对未来的定位。这就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当前的重大意义。　【本文为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领读人 | 薄荷历史是一个民族兴衰更替的见证，文字恰好是记录这些兴衰的载体，记载着人类文明最灿烂的篇章。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都可以给与客观的真实地评价。所以唐太宗曾经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永远都是神秘的存在，连同这片土地。作为一名中国人，生长在这片富饶的土地深知中古的文化历史悠长深厚，却不似西方人所说的神秘之极。但是要了解中国，不能盲目的去了解当下的社会主义，而是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或者其他古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文明一直沿着岁月长河传承，乃到至今还一直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历史的字符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灵魂中代代相传。而在中国的历史更迭中，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灭亡是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革命而产生的结果，它就是辛亥革命。从古至今，对于辛亥革命的判说基本都是一场伟大的但是又失败的民族革命斗争，是它掀起了中国的革命和自救高潮，是它唤醒了麻木的中国人的良知，也是它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许许多多的名家阐释过自己对于辛亥革命的看法和观点，但是，大同小异的一点就是，它是一场由战争和杀戮组成的战争，仅此而已。但是有这么一本书，它以人物为基点，而且他的写作手法不局限，可以说他是把历史写活了，通过这些个活灵活现的人物推动历史情节的发展。这本书就是梅毅所著的《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我们不敢说有哪一本历史书记录的全部都是真实的事件，能做到的只有把不同的讯息总结到一起，并加以研究和推测，这样就能够知道一个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记录。反观作者梅毅的创作过程，经历了很多的艰辛，从这本书的每一句话中都能够看出他为了真相所迈出的每一步。中华民族之所以可以延绵千年还在继续传承，归根结底是因为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中国薪火延绵始承上古，其中的中国智慧是足以让世界学习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懂得的。1911年，清朝几百年的王朝在即将颓败的那一年，大清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死的病菌和毒瘤，再也不是天朝上国的威风堂堂。大清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革命!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手无寸权的光绪帝，书生气的维新臣，赤手空拳地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辛亥革命的枪声脆然一响，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无数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率先倒下；史坚如、吴樾、徐锡麟赤血横流；一生戎马倥偬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摇身一变成为成都“赵屠户”；袁世凯养敌自重，“篡夺”胜利果实……辛亥革命，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铁血华年，革命早夭。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革命的激进者翘首企盼的苦涩，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梅毅书中说：“一夫鸣枪，三军皆反！”“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这首《猛回头》，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迷滞已久的国人。在心跳加速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于是，1911年 10月 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历史并不只是写在纸上冷冰冰的文字，从笔墨纸砚还没有发现的时候，从结绳记事还是家常便饭的时候，历史就已经被铭记，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因为每一代的中国人都深知历史的价值。通过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作为有血性有良知的读书人，他们整理并写下这些文字，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历史，更是倾注了他们对王朝更替，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和判断，他们深知学习的意义，身处其中，所能领略到的定又是另一番滋味。

知识史在西方的兴起知识的概念犹如文化，见仁见智，难以有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定义。当代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把知识研究视为一个领域，也很少视知识史为一个新兴学科，至多将其看作是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科学史、阅读史等领域的文献集成而已。西方世界最早关心知识问题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思想家。文艺复兴时代哲学家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系统地探讨了知识问题。到了近代，社会学家也开始关心知识问题，出现了以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克斯·舍勒等人为代表的德国知识研究传统，如韦伯将官僚制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而进行控制的实践”；以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法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孔德所提出的知识社会的“无名史”；以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大卫·休谟、柯林伍德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培根认为“一个有恒心勇于奉献的学者，应有志于增加本学科的知识”；以托斯丹·凡勃仑、罗伯特·默顿、托马斯·库恩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知识研究传统，如凡勃仑特别关注社会群体与知识制度之间的关系。二战后随着学科分类的细化，知识呈快速增加的趋势，档案学家、目录学家、图书管理学家等纷纷加入先前仅属于哲学家的知识研究阵营。而历史学家则缺席这一场域，直到20世纪末这一局面才逐渐改变。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预言，“接下来的几十年”，知识史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确实如他所言，史学界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此类作品，这些著作大致可分为学科发展史、书籍史、大学史、学术史、史学史、帝国与学术、知识认识论等类型。知识史研究俨然已成为学术新宠。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布朗教授的《知识就是力量》（1989）、匹兹堡大学林格教授的《知识的领域》（1992）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著作。剑桥大学古典学家劳埃德爵士从知识史的角度，以比较的视野审视东西方各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尤其关注古代社会知识史与文化史的研究，从“心理一致说”的角度解读人类的认知。这一理论认为，全人类无论其种族、性别和社会文化背景有何差异，在心理和认知的基本要素上是一致的，从而对知识史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更是知识史研究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推动知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000）、《知识社会史：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2013）、《什么是知识史》（2015）、《1500—2000年间知识史中的流亡与侨民》（2017）、《博学者：从达芬奇到桑塔格的文化史》（2020）等著作，为知识史研究的合理性积极奔走，让学术界接受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知识史。伯克认为，知识史的发展有赖于科学史、书籍史的出现，前者解决了学科发展史研究的问题，后者彰显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书籍史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从书籍贸易的经济史转向阅读的社会史和信息传播的文化史；而科学史所面临的三大挑战，则驱动着知识史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第一个挑战是“科学”这一现代意义的术语所带来的认知后果，“科学”是19世纪的概念，如果用这一概念去研究早期各个时代的知识探寻活动，势必会激发历史学家所憎恶的那种时代错误。第二个挑战是学术界对包括工匠的实践知识这类通俗文化产生了兴趣。第三种也是最主要的挑战，来自全球史的兴起及其产生的影响。人们必须讨论非西方文化的思想成就，这些成就对西方固有的知识观念形成强大的挑战与冲击，但其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从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理想国》、哈林顿的《大洋国》、莫尔的《乌托邦》，一直到今天的“人文共同体”，反映了人类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当今的知识碎片、知识过载，要求人们以宏观的视野看待人类的知识；学科划分过细所带来的弊端，也要求学者们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地球村的出现，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示全球知识体系；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则使人类过往的精神产品汇总在一个直观的平台上，可以更全面、完整、系统地呈现人类的智力成就；网络化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习惯，提供了书写知识史的手段，维基百科的诞生标志着知识的民主化……这一切都预示着书写知识史的可能。何谓知识史《辞海》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中国大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定义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对客观实际的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其中可靠的成分即为知识。域外《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等重要的工具书都不收录“知识”（knowledge）条目，这可以有两种理解：在西方学术界看来这只是一个泛泛的词语，而非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一个很庞大的领域，令人生畏、难以描述。但最近几十年学术界已越来越抛弃这一陈旧观念，知识史研究逐渐具备可能性与合理性。在笔者看来，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概念化表达，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遗产。知识史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各类知识形成、发展与嬗变的一门学科，它不仅叙述各门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研究知识的美学价值、功能价值、精神价值等，更是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角度来阐述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言蔽之，知识史是将知识产生（从认知的角度看知识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生产（从社会与知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知识的更新）置于广阔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军事等时空框架体系中，进而将这一框架体系置于更广阔的民族、国家、区域、洲际乃至国际的网络中考察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的历史与知识史为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编年的概念，而知识史不仅仅是知识编年史，更是研究知识形成、发展、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前者是一个领域的知识本体演进史，后者是知识社会史，研究知识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知识史不仅研究知识学科史（知识内史），更要研究知识制度史（知识外史）。所有知识都存在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知识的标准化、合法化、经典化过程，从天生的、自然的到历史的、构建的过程就是标准知识的提炼过程。这一过程一经结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领域即将萌芽。知识的累积、传承和发展，是一切认知深入发展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20世纪人类所获得知识的总量已超过自人类出现以来所获知识量的总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知识的泛滥、泛化也是必然的，因此亟须全面、审慎、批判地看待人类知识。人类追求知识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为获得“知识的胜利”，总是对任何事情进行有意义的建议以及高明的分析，这一切驱使着人类不断探究未知领域，从而激发潜在的、超越学科束缚的认识动力。我国开展知识史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是知识史研究的灵魂，理解概念就是掌握了知识史的核心。西方学术史就是一部概念串联起来的文化史：就史学而言，时间方面的概念，如东方化时代、希腊化时代、古代晚期、中世纪、近代早期、小冰河时代等；纯粹的概念，如勤勉革命、范式、人类世、轴心时代等；研究范式的概念，如文明史、文化史、新文化史、性别史、微观史、全球史、大历史、口述史等，这些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研究工具，是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但大多属于舶来品。构建这些概念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真实，但不免掺杂着想象成分，是智慧的再现。可以说，知识生产是各民族、各国家智慧竞争的奥林匹克赛场，是展现记忆力、推断力和想象力的场域，是文化软实力的真正体现。西方学术界似乎就是在不断制造概念过程中来制造知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谁掌握制造概念的能力，谁就掌握着话语权；谁掌握着学术话语权，谁就掌握着世界解释权。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梳理人类知识史脉络，进行严肃而认真的知识史研究，通过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知识生产整合研究来审视人类知识的构建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在本质上也是解决如何使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中心的问题。重视知识史研究，不是一句空话，它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深入理解人类知识的起源、发展与嬗变，体悟知识生产的体制、机制与动力；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关注诸如西方知识谱系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学术谱系的嬗变等主题。通过对知识史脉络的梳理和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来源：光明日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历史也像其他未知一样，是经验堆积的建筑，看不明又有着吸引力，不断得在门外犹豫徘徊恐怕更加浪费精力，所幸进去看看吧。曾看过一篇文章，美国教读史是用研究的方式来读，比方说给你一个问题，你要有自己的观点，找证据证明你的观点，远比发现真相更重要。把历史事件放在更大的世界位置上衡量它的意义。读每一次工业革命，知道每次革命的结果，同时知道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位置，然后能更好地在这个智能时代摆正自己的位置。曾说每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好好去做，读史或许能给你一个选择的标尺。所以，读史要训练自己做选择的能力，然后验证选择的好坏。当然，史是经验的巨塔，但它是有背景的，与现在的背景不可能完全一样，选择的风险依然存在吧，所以选择还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勇气。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说要把开门的钥匙给我们这些幼年人，让我们凭借较强的脚劲达到巨塔的顶尖纵览全景，这利益驱使我选择读他这本书《人类简史》，虽然疑惑我回来时未必真能明白他的热心——历史的意义。也曾有人说过读书不一定能使人明智，他并不赞成这种功利性的阅读，因为阅读可能真的不能实际性地增加你的财富。我仍然处在一个见风使舵的阶段，如上的观点大体上是我的断章取义，对其肯定又疑惑着。我什么时候可以真正明白自己的心呢？又或者这本身就不太实际。有时觉得自己就是活在乌托邦的理想国，在如何自处与世界共处的迷雾中摇摆着，挣扎着，多希望自己能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披荆斩棘，清醒地活着，同时前进着。所以，无论如何要跳出来牛角尖看看自己处在世界的什么位置，增加认知。2018已过半数，同世界牵绊的愿望实现得不怎么样。

历史对于我们来讲，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么句话“以史为镜，可知兴替”，魏征见唐太宗时候讲这么句话，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的意思是；时光虽然不能倒流，但历史却可以随时重演。你就看我们身边的事，大到世界范围，小到我们身边一个单位兴衰，都体现了这个规律。我们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一件事，发现这就是历史重演。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请宾客、眼看着楼塌了。而且，我们所谓的创新，很多时候是穿着新鞋走老路。就比方说我们经常讲那么句话；我们跟发达国家比有后发优势，就是他前边干，咱比着他来，他犯这错，咱躲着，他在这沟掉下去，咱绕开。你以为能这样吗？你做不到，为什么呢？黑格尔有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在历史当中什么也没学到”，还会不断的犯错。就是，你在青春的时候，不可能拥有青春的经验，这是大家对历史一个基础认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忽略历史的理由。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去体验历史上发生的种种事。而是借他人之杯酒，浇吾胸中之垒块。我们是看着历史发生这个事，我们在比照身边人身上做这些事，我们就知道了，他要倒霉，他要起来了。然后，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是加入还是避祸。因为，多数的事我们自己不是操盘手，我们甚至很难做到亲身经历。但是，完全可以从别人的起伏变化当中，我们趋利避害。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对有些东西特别敏感。你看在多次的历史大变革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本来以为哲学家对这个人生社会看的非常透，可是我们发现，当历史大变革诞生的时候，往往历史学家更为透彻，而哲学家经常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给我们带来什么感觉，从这里边跳出来，我们站在一个高度上看它。比方说；我们看国画，哲学家是什么思维？深入到里头去体验这国画，而历史学家往往站在一个高度上叫“俯视”或者站在一个低处往上看叫“重视”，往往能够得到大写意历史当中的真谛所在。所以，这个是历史给我们今天人带来的最大的用处，而且你熟读历史之后，如果把这些东西贯通到一起，往往自己会迷得不得了。

平时没事喜欢看看书，偏好文化、历史、哲学之类的。近来连续攻读了梁任公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认知上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梁任公在中国史学界的过去中介绍了大量的伪书伪事，今人奉之为经典，传教于后人。使我重新开始考量中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要读历史？梁任公的观点是“通过学习历史事件，总结其因果关系，以供现代人资鉴。”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才算是知道了自己”。对于普通读者，能在历史中汲取知识，并且用于今日生活的指导是不太容易的。或许今天的我们读历史知识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已，喜欢跟朋友书友讨论这方面的话题，然而这对生活是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对于从政人员，或许他们可以敏锐的观察到历史不会重演却会惊人的相似，可以解决历史上某些问题的处理方法及结果，用于现在的工作。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从祖先那里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客观真实的传递给后代。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异。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历史应该怎么写？梁任公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赋予新的意义和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钱穆先生认为由政治领导社会，由学术领导政治，学术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控制。旧时历史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远古历史仅只在于记录大事件，或刻于甲骨，或铸于青铜器；上古历史的新意义在于可修己治人，圣贤开始用历史人物之功过品德教育后人；即使是近古读书人仍是少数，历史是帝王之家和治世之臣的资鉴，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今日之新中国是人们当家作主的，历史的新价值和新意义应在人们群众中发挥作用，服务伟大的无产阶级事业中来。在治史方面，两位先生均提到了史家四长：刘子元说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章实斋添上一个史德，并为四长。作为文史哲的爱好者，应该此四长为治学之修养。大概可以理解为，通过正确的学习方法，得以知历史真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学问，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并且可以系统的表达出来。在专史方面，我觉得应总结钱穆先生的专史学习方法和梁任公的专史写作方法。专史的分类有很多种，主要是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文物史，人物史，地理史以及各们学科皆有历史可溯。人生不过百年，纵然遍揽史书，也不能门门精修，何况治史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累计。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择三两专史详尽解剖，其他专史权当通史鸟瞰。至于写历史，我并非史家，也无此能耐，只是写写读书感悟，做做学习笔记罢了。本着对文史哲浓厚的兴趣及文化中诸多真伪难辨之事，哲学方面将以先秦诸子作为研究对象，跨越两千多年的曲解误传，直接向根源处继承祖先的智慧。这种学习需要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面貌，民生情况去理解，先哲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认知，以及那些论述的前因后果。文化方面将着重于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像什么就是什么，文字凝结了前人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古人思想的重要渠道之一。历史方面将着重于先哲的人生轨迹，社会状况，思想流派及后世影响；文字的产生与字体变迁以及文字含义的变化。同时在学习当中，注意常识纠偏，伪书伪事的分辨。从先秦到近代，典故误传经书伪作，以至于今人难辨器真伪，误以伪学传教。我辈求知当尤为谨慎，治学以严谨，不可将难考之事定为成论，不可以今日之见解附会于圣贤之经典，不可夸大或抹杀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