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研究生导师

撰文 | 陈恒一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欢迎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订阅查看每年3月，不仅是大学生们找工作的黄金期，也是研究生们焦虑爆表的交论文时间。寒窗苦读近20年，能不能拿到那一纸文凭，不仅看研究生们的论文水平过不过关，还得看“老板们”放不放人。中国高校里，“老板”和研究生关系的矛盾普遍存在。2017年，中国高校研究生对科研训练的满意率仅为68.3%，只有不到六成的学生认为参与的科研项目学术含量高，超过六成的研究生对科研补贴不满意。我们之前写过一篇《我为什么劝你不要考研》，本文又提供了一个理由，考上研究生后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把你当“廉价劳动力”来用的导师，学业可能不一定突飞猛进，鞍前马后伺候人的能力或许一日千丈。不管你的导师从1953年开始推行单一导师制至今，全国高校60%以上施行的仍是名义上的单一导师制，只有不到30%的研究生能同时享受两位导师的指导，导师组的占比不到7%。可以说，从欧洲学来的单一导师制占据着中国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2001年11月，北京，带着孩子前来报名的大龄考研学生 / 视觉中国1978年，中国恢复招生研究生开始，仅10708人录取。在那个年代，能考上研究生的算是精英，再加上高校有一批学术大牛如钱学森，华罗庚等，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学者。到了1995年，高校的在读研究生有14.5万，导师则有5.5万，平均一个导师指导2个研究生，勉强能维持“单一导师制”。好景不长，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师资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1978-1998年20年间，全国高校才招了42.5万研究生，1999-2002年仅用了4年间，研究生数量就超过了58万。2001年到2007年，每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数又从17万扩大到41万，增长2.4倍，年均增长15.8%。但导师人数的增速赶不上扩招的速度，2002年全国研究生生师比为4.34：1，2012年这一数字变为5.76：1，相比美国，研究生师生比能做到2:1，甚至1:1。2006年1月14日，上海，考生在考试结束之后走出考场 / 视觉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经过问卷调查发现，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导师人均指导的研究生约为15人，有16.8%的导师指导的研究生数量不少于30人，研究生导师堪比班主任。尤其在众多文科专业，平日不需要做课题、做实验，导师既不管你读什么书，也不管你有没有基本的学术训练，职能最终简化成了“毕业论文指导者”，跟真正的“单一导师制”相去甚远。一般每篇硕士论文要4万字左右，博士论文10万字左右，十几个学生的论文加在一起就是60多万字，这么长的篇幅导师可能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遍目录和总结，一句话就打回去重写。辛辛苦苦写了大半个月、改了大半年的研究生们会甘心吗？研究生嗷嗷待哺缺导师，但现有的导师遴选制度并没有打算给年轻教师更多机会。按目前的规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高校教师才有资格当研究生导师，导致占高校专职教师的63.3%的青年教师连申请导师的资格都没有。2007年6月24日，200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校领导为毕业生举行学位授予仪式 / 视觉中国美国大学的导师遴选制度则相对灵活，只要拿了博士学位，有科研课题即可申请导师资格，招来学生就可以当导师。就算没有博士学位，只要申请者研究能力足够出色，学院会争取特批他为导师。不到30岁就当上了博士生导师的人比比皆是，2007年普渡大学就聘用了27岁的陈勇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的导师。其次，高校在招老师时越来越注重申请者的海外经历，比如清华的法学院、南京大学的新闻学院早已明确公告只招海归，一方面他们比很多高校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大学培养的土博士都是什么水平，另一方面想吸引回海归并非易事。以2011年为例，美国GDP中投入科研领域的经费为4,500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平均一个美国研究员的科研经费是3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员则只有6万美元/年，面对巨大的经费差额，博士们自然用脚投票。变态的老板制导师们不上心的同时，还摇身一变成了研究生的“老板”。这一点对于不用做实验、课题项目比较少的文科生来说或许还不明显，尤其在需要做实验和项目的理工专业，研究生、博士生为导师打工，导师决定着你的薪水，是很常见的现象。2005年4月18日，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在上课 / 视觉中国自1952年开始，为了培养工业建设人才，教育部进行了院系调整，重点发展理工科。到了1957年理工科专业为215种，文科专业只剩15种。即便1980年之后高校重建文科，截止2012年，全国文科专业197种，理工科专业则有276种，足见理工科依然占据着强势地位。大力发展理科背后的逻辑依然是苏联式的：理工科实用，更容易产出科研成果。因此在中国，目前80%以上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五类科研项目都由高校负责。一个科研课题组需要3位教师和10个甚至更多学生合作，“老板制”是最好的选择。来自北美的“老板制”，其实是一种高效的科研资源分配手段，研究生导师按需雇佣研究生作为作为课题组的员工。一般美国研究生每年的学费在2万美元以上，平均每月的生活费在1800美元左右，导师每年会支付一个研究生约4万美元的工资，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这种高价雇佣的高效在于对研究生的激励，只有出成果，才能帮助老师争取到更多的经费，让课题组继续运转，否则“员工”就会面临失业。2014年国际护士节，南方医科大护理学院的几位硕士生正在上实验课程 / 视觉中国在美国，高校课题组产出的科研成果可以申请专利权，收取专利转让费。仅2012年一年，美国大学科研成果转化产生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专利产品。全美有4所高校，一年内通过专利许可便可获得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中国的导师也被称为“老板”，但经过本土化之后，常常就成了真老板。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高校教师的收入普遍低。2013年，年薪在10万元以下的教师占比近一半，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85.9%。2012年芝加哥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对，按购买力计算，中国高校老师的平均工资仅为720美元，全球28个国家大学教师中国排倒数第三。因此，大学教师想要活得体面，就得拼命揽课题、捞经费。好在中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分配大权掌握在教授自己手里，多雇当苦力的穷学生，绝对不会变成赔本买卖。这里主要讲一下高校导师的科研经费的两个来源：“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所谓“纵向课题”就是由国家出钱，经费要专款专用，其中只有一项劳务费可以支付给帮忙打工的研究生，一般只占到总预算的10%且不能调增，如果参与科研的研究生较多，平分之后每个人拿到的钱很少。复旦生科院抗衰老基因研究实验室，一位硕士2年级在读的江西籍学生正穿上白大褂，准备为老板（导师）打工，一月约有300到500元的收入 / 视觉中国根据《知识分子》对1663名研究生的薪资调查，有13.42%的研究生每月的补贴在500元及以下，48.8%的研究生每月补贴为500元-2000元，每月补贴3000元以上的研究生是少数。其他钱去哪儿了，高校并没有研究经费省计制度，说白了根本没有人管，主要靠教师“自觉”。2010至2011年，曾任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宋茂强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法，私吞了科研专项基金68万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2013年教育部组织部署高校自查科研经费，发现1377个项目存在违规问题，涉及金额3693.9万元。另外一种“横向课题”就是教师带着学生给企业做外包，包括转化一些科技成果和商业咨询等，这类项目校方不会参与，一般是按导师和企业签订的合同办事。因此，导师对经费有了更大的自主分配权，学生能拿多少，完全看老师心情。2012年06月18日，南京一所大学2012届毕业典礼上被授予学位的毕业生 / 视觉中国华中科技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博士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时称，“导师会象征性地发点钱，有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左右”。他们费尽了千辛万苦考上了研究生，给导师干活却只能拿到2000元，足见研究生之“廉价”。不平等的导研关系“廉价劳动力”只是研究生遭遇不公的冰山一角，导师们的权威还伸向了各个方面。在我们的高校里，研究生在学校就相当于导师的保姆，导师的日程全部要掌握，陪同学术会议、陪喝酒吃饭这都是享受，订完车票、飞机票，报销还得贴发票，导师的家人、娃有个三长两短，也得鞍前马后伺候着。没办法，导师权力大，你的奖学金评定，学位论文的评审能不能通过，都是他一句话的事。2004年7月9日，2004届哈工大博士、硕士毕业典礼及学位授衔仪式 / 视觉中国相反，研究生要是对导师不满意，不仅没有反馈渠道，换导师都很难。决定教师聘期考核的是学院的委员会，研究生只能对着教育部发出的“研究生导师指导情况调查”问卷，空发一顿牢骚。实际上，中国高校里被雇佣的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也没有签订任何的合同，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平等之说。教师的合同在高校，高校转而委托导师履行指导研究生的义务。而研究生则是付钱购买培养单位这个“超市”里的教育服务，培养单位收了钱，就安排研究生选好的导师，代表其对研究生进行学业指导。既然如此，导师“放羊”，奉行“你不找我，我不找你”原则，或者把研究生当作给自己赚钱的劳动力，或者让学生替自己干私活，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违约的表现。2016年07月17日，浙江农林大学农学院研究生和本科生暑假都在做实验 / 视觉中国即便违约，普通研究生也无处诉苦。我们的高校里最基本的运行原则是行政管理体系，控制着教师的考核，也控制着学生的学业。另一方面，德高望重的导师往往在学院里担任一官半职，行政、学术不分家，谁还记得最底层的学生有什么议价的权利。学生得罪了一个，即可全院闻名，想换个其他导师，都是在给新导师划分无形的对立阵营。相比之下，美国的导师制则能保障导研关系的相对平等。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公会就是其中的典型。2015年，因为不满意工资和补贴，纽大研究生公会要求和学校谈判，很快获得了1200名研究生的支持。学校一开始冷眼相待，不愿理会。在公会的组织下，热血的研究生们行动起来，先是集体占领了学校的Bobst图书馆，在校园里静坐示威。校方只得派人跟工会谈判，工会也不怂，边谈判边每天举着“要抗争”的彩色旗在校方的谈判代表面前晃悠。直到最后一天晚上，校方最终同意了新合同，保证研究生每年最低4%的工资涨幅，还提供各种保险补贴和保险经费。武汉贫困研究生来自安徽一偏远的小村，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女研究生。多年来，为了供女儿读书，乡亲们已帮了3万多元 / 视觉中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美国的研究生一年能拿4万美元的补贴，中国的研究生拿的少还要看“老板”心情，美国的研究生有不满可以换导师或者让公会找校方谈判，中国的研究生只能憋着怨气撑到毕业那一天。中国的研究生们仍将苦下去，因为相比于改善研究生的生存状况，高校可能更热衷于发论文，争取建设“世界一流”的论文工厂。参考资料：[1] 周文辉,黄欢,付鸿飞,刘俊起.2017年我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09):41-47.[2] 乐江,周光礼.“导师制”与“老板制”——中外医学院校研究生培养制度比较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02):117-123.[3] 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Z].1963.[4] 王立生.中国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脉络和现状[OL].人民教育出版社网,2012.[5] 李盛兵. 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56.[6] 杨东平. 2005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D Pratap.The Tutorial System at the Oxford University[J].Kerala University Law Review,1971.[8] 黄明福,王国玉.新形势下工科研究生与导师的系研究——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08):31-35.[9] David Pat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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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与新闻客户端讯，（文/图 北月华）3月18日在延安大学523音乐厅举行了艺术点亮梦想之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青少年在艺术的道路上少走弯路的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会由延安大学鲁迅学院主办、鲁滨画室承办、西安美术学院参与支持、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兼硕士生导师李家骝教授亲临现场艺考同学及家长如何学好艺术，并期待有更多优秀的同学来报考清华大学艺术学院。鲁滨画室师资力量雄厚，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球著名美术大咖的教学指导。本次现场采访了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李家骝教授、鲁滨画室创始人吕鲁滨校长以及现场的同学及家长。现场的抽奖环节燃爆全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特等奖，其中特等奖是价值2000元的学费代金券。鲁滨画室创办于公元2005年，至今已有13年的历史，培育了3000余名艺术考生及美术爱好者，为各大美术院校输送了大批的美术人才，现已成为延安专业性从事高考美术教学的优秀画室。画室设有两个校区，一校区位于实验中学后大门东苑小区15号楼，主要从事初高中班的美术教学活动，校区毗邻延安实验中学，为初高中艺考生提供便利的文化课学习条件达到绘画学习两不误。二校区位于延安市中心街银海大厦三楼，主要从事少儿班的美术教学活动。校区毗邻凤凰广场，为少儿班提供了优越的户外绘画和活动举办场地。目前，画室已形成美术高考专业教学、少儿美术教学等科学的教学体系，结合人性化的管理、安全放心的后勤保障、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已成为有志于报考各大美院的考生及美术爱好者在延安学画的首选之地。新闻来源：法制与新闻客户端，转载请注明来源。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日接到网友反映称，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梅定国因和本院老师发生纠纷未冷静对待、激化矛盾，于今年6月被学校纪委在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9月，梅定国被免去副院长职务。对此，延安大学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表示，对梅定国的处理决定确有其事。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回应称，梅定国已不再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此前系其主动辞职。一份延安大学纪委文件《关于对梅定国同志的处理决定》显示，梅定国，出生于1976年12月，安徽阜阳人，中共党员，博士，副教授，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2019年任学院副院长。上述处理决定写道，梅定国同志作为党员、学院副院长，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在与本院李秋（化名）老师发生纠纷后，没有冷静对待问题，积极平息事态，而且在学院微信工作群及其它场合言行不当，激化矛盾，对学院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依据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三条、第六条，《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六条之规定，经校党委2019年6月10日会议研究，决定对梅定国同志做出如下处理：1、责令梅定国同志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学院班子内做出深刻的检查。2、责令梅定国同志向李秋老师诚恳道歉。3、给予梅定国同志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上述处理决定中写道，希望梅定国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刻汲取教训，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重自爱，为人师表。希望全校教职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此为鉴，牢记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珍惜教师声誉，提升师德境界，争做“四有”教师，为把学校建设成更有特色、更有水平的高水平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11月13日，延安大学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份处理决定的真实性。该工作人员表示，梅定国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和一位女同志正面发生冲突，不理智，行为不当，校纪委研究决定给予通报批评处分。一份延安大学文件显示，今年9月，经延安大学党委会研究，决定免去梅定国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职务。澎湃新闻记者就此事致电延安大学党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表示梅定国写了辞职申请，请辞副院长，辞去副院长和纪委处分没有关系。延安大学党委宣传部新闻科一位负责人表示，梅定国主动辞去了副院长职务，现在还在延安大学工作。至于其主动辞去副院长职务和6月的处分是否相关，这位负责人表示并不清楚，是他个人的事情。澎湃新闻记者随后联系了梅定国，他表示不经过组织批准不能擅自接受采访，有什么问题联系学校宣传部门。

１１月３０日，纪念路遥诞辰７０周年暨《路遥与延安大学》首发座谈会在延安大学举行。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延安、榆林等地的６０多名专家、学者、路遥大学时期的同学，以及延安大学师生代表，瞻仰路遥墓，参观路遥文学馆，参加《路遥与延安大学》首发座谈会，并畅谈路遥人生、路遥作品及路遥精神。本次活动由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延安大学承办。３０日清晨，与会代表们冒着严寒，拾级而上，缓步来到位于文汇山半山腰的路遥陵园，瞻仰路遥墓。苍松凝立，翠柏无语，麻石砌筑的穹形墓体古朴而深沉，背墙上“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两行大字庄重而醒目。大家在路遥墓碑和雕像前鞠躬、默哀、敬献花篮，绕墓缓行一周，缅怀这位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优秀作家。路遥墓于１９９５年由我校建成，当年１１月１７日，在路遥逝世三周年之际，路遥的骨灰从西安迁至延安，安葬在这里，路遥墓从此成为我校重要的文化景观和励志场所。瞻仰活动由副校长杨伟宏主持。杨伟宏副校长主持瞻仰活动与会代表瞻仰路遥墓８时３０分，代表们来到路遥文学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一本本书刊，重温路遥生平和文学成就。路遥文学馆于２００７年夏天建成，是校史文化和校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会代表参观路遥文学馆上午９时，代表们来到新校区行政楼，举行纪念路遥诞辰７０周年暨《路遥与延安大学》首发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家党圣元，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白描，新华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徐光，陕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原主任、著名文化学者雷涛，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诗人晓雷，陕西省作家协会《小说评论》原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李建军，《当代文坛》执行主编、研究员赵雷，《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张健，新华出版社资深编辑、《路遥与延安大学》责任编辑李成，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分社首席专家张晶晶，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研究专家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研究专家赵学勇，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研究专家段建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家苏仲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文学研究专家韩鲁华，榆林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路遥研究专家贺智利，渭南师范学院教授、路遥研究专家詹歆睿，中共延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晓军，以及延安大学师生代表６０余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副校长王刚主持。王刚副校长主持《路遥与延安大学》首发仪式部分与会代表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张金锁在致辞中指出，学校的光辉历史，镌刻在历届优秀校友的奋斗足迹中。作为延大的杰出校友，路遥也是延大的骄傲。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７６年他在这里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文学史、文学理论、写作等高等文学教育方面的课程，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储备了丰厚的知识。在路遥入校、学业完成以及筹资出版《路遥文集》等事情上，母校多次施以援手。路遥逝世后，我校致力于路遥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建立了路遥文学馆，开设了路遥研究课程，申报获建“路遥与２０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研究中心”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形成了《路遥传》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路遥研究成果，排演了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由延安大学老校长申沛昌教授发起编撰的《路遥与延安大学》一书，是对路遥诞辰７０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同时将对我们办好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延安精神特质的时代新人，促进路遥研究和路遥精神教育具有积极影响。希望大家积极交流研究成果、发表真知灼见，共同把路遥研究推向新高度。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张金锁在座谈会上致辞校原党委书记、原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介绍了编辑出版《路遥与延安大学》一书的基本情况。《路遥与延安大学》由梁相斌总策划，申沛昌和张金锁担任主任委员，申沛昌和厚夫、袁广斌分别担任主编与副主编，新华出版社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正式出版，共２８５个页码，２７万字，收录各类文章７９篇，刊登不同时期图片６０幅。该书第一辑为“路遥的大学时代”，通过路遥亲属、师友、同学、同事等的回忆文章，全面介绍了路遥在延安大学上学期间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第二辑为“路遥：一个点燃精神之火的人”，收录了中国作协、陕西省作协、新华出版社和我校关于路遥纪念等活动的讲话、信函及新闻报道等；第三辑为“研究路遥是对路遥最好的纪念”，收录了关于路遥和路遥作品研究的文章与成果介绍、机构设立等；第四辑为“路遥魂归故里”，介绍了路遥纪念场所的选址和路遥骨灰的搬迁、安葬等情况。该书印制精美，是新华出版社推出的精品图书。延安大学原党委书记、原校长、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讲话新华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梁相斌在致辞中说，母校延安大学是路遥成长的温暖摇篮，是路遥起飞的平台；延安大学为路遥的成长和成才做了许多，不仅在他生前，而且还在他英年早逝之后，这在刚刚出版的《路遥与延安大学》一书里都有所呈现；路遥的名字，路遥的身体和灵魂都已完全融入母校，这在中国也是罕见的，只要有延安大学在，路遥就永远活着，这是一种莫大的光荣，我们觉得路遥当得起这样的光荣；我们今天集聚在延大，是纪念路遥、缅怀路遥、致敬路遥，我再一次受到了感召，那就是以路遥为榜样，以饱满的生命热诚投入工作，去追求、去创造；能够在今天隆重的集会上，举办《路遥与延安大学》一书的首发式，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宣传路遥，让喜爱路遥的读者更好地理解路遥，让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各个领域的奋斗者更好地继承、弘扬路遥精神。新华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新华社高级记者梁相斌致辞中共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柯昌万在致辞中指出，路遥是延安大学的杰出校友，是中国文坛璀璨的明珠，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怀，为时代立传，将文学创作融入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件中，展现了我国城乡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巨大变化，颂扬了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在路遥诞辰７０周年之际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将“最美奋斗者”的荣誉称号授予路遥，这是延大的骄傲，也是延安的骄傲，更是中国文艺的骄傲。路遥为延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学造诣和奋斗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今天的延安正在向更美好、更和谐的明天发展，因此更需要用这样的文艺力量来汇聚奋斗力量，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学习“像牛一样奋斗，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路遥精神，将延安建设得更加美好，将延安大学办得更有特色、更有水平。中共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柯昌万致辞陕西省作家协会为座谈会发来贺信一沓沓崭新的图书由红布条捆绑，整齐地摞放在会场上。梁相斌社长代表新华出版社，向延安大学赠送了图书《路遥与延安大学》，张金锁校长代表延安大学接受了图书，文学院教师马海娟和文学院２０１９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王晶分别作为师生代表接受了图书。新华出版社社长梁相斌向延安大学校长张金锁赠书新华出版社社长梁相斌向延安大学师生代表赠书随后，与会领导、专家、学者、路遥亲属和生前友好，与我校师生共聚一堂，追忆路遥奋斗人生，研讨路遥文学创作，畅谈路遥与延安大学的深厚情感，追溯延安大学与路遥的内在关联，进一步弘扬路遥作品的经典意义与延安大学的人文精神。下午，与会专家、学者们前往延川县路遥故居和梁家河村知青旧居，进行了现场学习和观摩。纪念和收发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学术报告会，党圣元、李建军等专家先后为我校师生作了学术报告。２０１８级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生李明泽说：“很荣幸能够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纪念路遥诞辰７０周年暨《路遥与延安大学》首发座谈会。路遥作为我校优秀校友，为我们带来的，不只是文学上的感动，更是精神上的鼓舞，他让我们知人生，从而去奋进、去奋斗。正如《路遥与延安大学》书中所说：‘路遥是延大永恒的星光。这星光，必将一直灿烂、永放光芒！’”２０１９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苏文洁说：“我为拥有路遥这样一位杰出的学长而感到骄傲。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他的文学作品一直支持着我，感动着我，也指引着我学习和研究的方向。今天聆听专家学者缅怀路遥，思念路遥，在深受感动的同时也坚定了我继续研究路遥及其作品的信心和决心。‘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会一直影响和激励我们坚持奋斗，奋勇向前。”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幸意长存，泽被后世原文转自：延安大学

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三批特聘导师授聘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三批特聘导师授聘仪式3月20日在京举行。王兴东、王宏、王璜生、叶培贵、白烨、乔晓光、刘洪彪、齐春生、孙晓云、严庆、苏自红、李舸、吴子牛、宋宝珍、宋瑾、张宏、陈彦、邵大箴、苑利、金兆钧、孟冰、胡智锋、查明哲、种玉杰、俞亦纲、黄豆豆、梁向阳、董学文、韩东晖（按姓氏笔画顺序）等29名专家受聘担任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三批特聘导师。特聘导师代表发言授聘仪式上，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中国电影文学会会长、国家一级编剧王兴东，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编剧王宏，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培贵，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草书委员会主任刘洪彪，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大连杂技团团长齐春生， 国家一级编导、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原院长苏自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人民音乐》杂志主编金兆钧，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导演査明哲，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孟冰，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杂技团团长俞亦纲，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等特聘导师代表先后发言，就如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精品、出人才”等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文艺研修工作建言献策，表达真知灼见。特聘导师代表发言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为中国文联直属专业培训研修机构，主要职责是面向全国文联系统和文艺家协会、文艺工作者举办各类研修班、培训班、研讨班、研讨会；组织各类文艺管理干部、文艺家和中青年文艺骨干的海外培训、研修项目；组织开展对当前艺术发展和艺术思潮的专题研究，以及文艺方面的学术交流、创作交流和艺术实践交流活动。特聘导师代表发言自2012年以来，文艺研修院邀请了300余位专家、艺术家为学员授课，涵盖12个文艺门类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等不同领域，授课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国情时政、中华美学精神、当代文艺创作、艺术跨界融合、文联协会工作、艺术市场运营、国内外文艺发展前沿动态等。为加强师资库建设，文艺研修院于2014年12月选聘了30名授课专家作为首批特聘导师，2016年9月增聘了25名专家作为第二批特聘导师。

近日，蒲白建新煤化党员干部，怀揣着敬仰之心，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举办为期三天的“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全体人员起立唱国歌，随后进行了授旗仪式。南泥湾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张向珍对学员们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大家通过看、听、思、悟，讨论切磋，深入学习“延安精神”和延安十三年的光辉历史。蒲白建新煤化党委书记、董事长郭风景为这次培训顺利开班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南泥湾学院领导、老师以及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要借此深入学习“延安精神”的机会，锤炼党性修养，厚植红色基因，在以后工作中发扬好延安精神，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党员、亲人和同事，以更加饱满的的工作热情和扎实的工作作风，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去，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要想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推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必须有愚公的精神。”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崔平引用毛主席的话向全体学员详细讲述了延安十三年光辉历程，告诫青年一代也要有“愚公精神”，坚持不懈，奋斗拼搏，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崔平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讲解，使大家意犹未尽，受益匪浅。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伴随着声情并茂的讲解，党员干部们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端详，详细了解延安——红色革命圣地十三年的光辉历史，深刻体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感受革命先烈和延安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情怀和坚定信念，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深刻而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在延安圣地大剧院，学院们观看了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该剧分为序幕、回家、成长、转移、东渡、尾声六个篇章，详细讲述了众多革命后代在保育院学习生活，继承革命精神，实现革命理想动人故事。此次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参观了枣园革命旧址、王家坪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延安炮兵学校旧址、洛川会议旧址等地，现场重温了入党誓词，亲身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并分别聆听了中共延安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陈芳《毛泽东与毛岸英特殊父子情》、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晓有《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与南泥湾精神》，进一步感受毛泽东和毛岸英的家国情怀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此次培训内容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岗位工作紧密结合，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马翀）

西安市民王先生一年前因突发右侧胳膊腿没有力气，说话不利索，在外院诊断为左侧大脑脑梗死，给予药物对症治疗后，病症逐渐消失，办理出院。出院后，自己感觉恢复效果比较好，慢慢地把戒了的烟又抽了起来，该吃的控制血压药物也是有一顿没一顿，该去的复诊也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在他看来没有约束的生活似乎还挺美好，脑梗死好像从此和他说再见了！但疾病这个恶魔偏偏就爱这样，你越不重视，它就越和你形影不离！这不，1个月前，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王先生再次出现右侧胳膊腿麻木，说话不清楚，在当地医院进行药物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为了明确诊断并进一步治疗，遂来到西安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入院后做了头部核磁共振弥散成像（DWI），显示左侧丘脑新鲜脑梗死。考虑到患者近1年再次发生同一侧大脑的脑梗死，可能存在头颈部血管病变。为了明确诊断，安排患者进行全脑血管造影检查，经过详细检查，找到了罪魁祸首——向左侧大脑前部供血的颈总动脉存在血管内狭窄，狭窄约50%，它直接导致左侧大脑供血量减少，同时从狭窄处偶尔脱落的斑块（栓子）一旦把大脑里的小血管堵住，就造成了脑梗死。考虑到患者既往未规律服用药物、未严格戒烟、未按时复查，故本次住院期间没有进行手术治疗（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或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给予患者正规药物治疗并等待病情恢复后，办理出院。嘱出院后戒烟戒酒、按时服药、坚持锻炼、定期复查，半年后再次复查脑血管造影，根据检查结果，决定远期治疗方案。王先生拿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脑梗死的防治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事情，切不可侥幸，不然就是以再次犯病为代价。一旦发生脑梗死，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行静脉溶栓、动脉溶栓、动脉取栓及药物治疗等综合治疗措施，病情稳定后，做全脑血管造影，准确、详细评估头颈部血管的情况，及早进行后续的治疗，避免脑梗死再次发生，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出院后，仍需要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服药、康复锻炼、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及定期复查，方可保证脑梗死这项疾病达到长期比较满意的治疗效果。因此，脑血管造影对于正在罹患脑梗死的你或者经历过脑梗死的你，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检查，它让我们找到你病情的病因、病情的轻重程度以及为可能的手术治疗提供可靠的数据，所以它是脑梗死的一个好伙伴，我们不用谈“造影”色变！龙乾发，学科带头人 医学博士，西安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西安交大及延安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TAMU访问学者，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擅长脑脊髓肿瘤微创手术及神经修复，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PNAS、Biomaterials、Theranostics、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等发表学术论文26篇，主持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9项，任中国医师协会陕西省神经外科分会常务委员，Frontier in Neurology编委。王宏，脑脊髓血管病组（1）组长主任医师，外科学硕士，神经外科在读博士。陕西省抗癌协会神经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陕西省保健协会脊柱脊髓专业委会常委,《中华脑血管病杂志（电子版）》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编委及审稿专家，《川北医学院学报》审稿专家。参与完成科研课题2项，发表论文20余篇，SCI收录论文2篇。专业特长：一、脑血管病的介入及显微手术治疗；二、微血管减压治疗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颅神经疾病；三颅内肿瘤、颅脑损伤及脑积水的治疗；四、脊柱、脊髓疾病的手术治疗。谢非，脑脊髓血管病组（1）组员医学硕士，主治医师，中共党员。中华医学会西安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委员，陕西省神经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发表SCI等学术论文多篇。擅长脑脊髓血管疾病的诊断及介入微创治疗。（西安市中心医院供稿）编辑：刘少华 【来源：西部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特约记者 彭援军）中共著名特工、上海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负责人王世英，曾在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是三十年代中央特科的重要成员，长期坚持沪宁津等地的我党地下斗争。后任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等，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和反间谍的特工斗争，有丰富的情报和统战经验。在北京前门西大街一座老楼的简朴房间里，《法制晚报》记者见到了王世英的独子王敏清。十多年前，王敏清曾因喉癌做过两次手术，声带被切除掉四分之三。这位年逾88岁的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向《法制晚报》记者讲述了父亲做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那些年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王敏清在阅读介绍父亲事迹的图书）少年奋发图强阅读剪报走上革命路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洪洞县杜戍村贫苦的农民之家，九岁那年，家里出钱供他到邻村上学。有一次，王世英在一位姓崔的老师家中，看到一本厚厚的剪报册，上面有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也有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受这些文章启发，王世英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继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王世英得知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便自带干粮，步行六百里地前去报考。途中没有钱住店便露宿街头，渴了就跟饭馆要碗面汤喝。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在学校里，王世英结识了赵尔陆等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列宁传》、《青年旬刊》等进步书刊，成为太原国师最早一批共青团员。但不久之后，他因带头组织学生反对军阀的罢课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王世英加入开封国民第二军学兵营，并于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王世英动员18位战友一起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世英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分队长。北伐战争期间，王世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1927年7月，王世英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谁知刚到接头地点，王世英就发现那里被查封了，于是他又辗转前往武汉。之后，王世英先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河南国民党新编十九军高桂滋部以及杨虎城冯钦哉师等处工作。1928年春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联系不上组织又身患疟疾的王世英只能先回洪洞老家养病。1928年7月，王世英经太原前往北平，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春，王世英在阎锡山部任卫生团政治处主任、副营长等职，从事秘密兵运活动。有一天，王世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贾毅找来，称黄埔同学在北平聚会。王世英如约而至，没料到这是一场鸿门宴——他被抓进了西交民巷的监狱。在被关押的3个月里王世英多次受审，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1929年年底，党组织设法营救王世英出狱。定下出殡妙计救出被困多日的同志1931年，王世英被党中央派到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开展秘密工作，任中共特科驻南京特派员。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庚亲自向王世英交待工作，告诉他南京的联系人是毛永明和简北昌，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伍豪”是中央特科创立人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到南京后，王世英以商人身份在夫子庙一间茶馆邀请黄埔老同学聚会，其中包括徐恩曾的随从副官史济美、第一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耀武等人。在这些老同学中，有一个人为王世英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就是当年与王世英一起从太原国师出来去投奔学生兵营的18个洪洞县老乡之一、铁甲车纵队队长张孟浪。每次王世英往返南京和上海，以及为我党传递重要情报和机密文件及油印宣传品，都是利用张孟浪的铁甲车来进行的。在这次聚会中，王世英得知端掉中山路联络点和监视金源车行都是史济美干的。为摸清金源车行的情况，他多次坐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层仔细观察。有一天，一个外国教士模样的人在车行门口被便衣拦下盘问，教士答是送福音书的，便衣将他轰走了。正在这时，王世英突然发现教士胸前有一个十字架似的小饰物，像是一把向下的剑。于是他立即下楼，与这名教士来了个“偶遇”。当着教士的面，王世英拿出一块怀表假装看表。看见怀表上的小“十字架”饰物，教士停步问道：“先生是基督教徒？”王世英答后又问对方：“附近可有出租铺面房的？”教士答曰：“前面胡同五号”，怕王世英听不懂，教士再次强调 “是五号”，同时举起胸前剑形十字架示意。王世英明白这是“伍豪之剑”的意思，二人互递眼色走到僻静处，王世英终于与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这位假扮教士的人就是简北昌，他告诉王世英，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电台全被破坏，毛永明带领车行的同志冒险抢救，才把江苏省委来联系的一些同志藏在郊区。王世英以在简北昌家打麻将为掩护，与江苏省书记盛仲良以及毛永明一同商量对策，营救被困在金源车行的两位同志。数日后，金源车行门口出现了一支出殡队伍，“孝子”当街摔了瓦盆，送葬队伍鼓乐齐鸣，哭声大作。被困在院子里的两名地下党人走出院子，认出抬棺的正是简北昌，他们立即心领神会。趁现场的便衣特务看热闹之际，出殡队伍里的王世英一使眼色，一名杠夫在换肩时栽了杠，摔倒在地，杠夫之间顿起争执，扭打起来。趁乱作一团之际，两个被困的地下党被拽到一边，另有两个戴瓜皮帽的人站在了他俩的位置。当特务们看完热闹再回头看时，挤在人群中的地下党员已不见踪影。用围巾当暗号在特务眼皮底下脱身早在1923年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王世英便在父母包办下成了亲。但他忙于革命工作，只能将妻儿留在老家。为方便王世英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烈士遗孀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王世英的发妻病故后，假扮夫人的李果毅对他生活上更加关心，二人渐生真情，经组织批准变成了真夫妻。王世英“经营”的鸿昌南货店开在南京夫子庙一带，隔壁是家杂货店。有一天李果毅与杂货店的陈太太去集市，碰到了卖辣椒的年轻农妇黄细妹，她是李果毅在浏阳搞农会讲习班时的学员。李果毅没敢与黄细妹相认，赶紧离开了集市。谁知这一情景正好被化名马绍武的史济美看到，起了疑心。彼时史济美被徐恩曾调任中统上海站站长，他一上任即查抄了中共临时中曲机关报《红旗日报》所在地新生印刷厂，印刷厂负责人陈玉仁叛变，供出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就包括王世英。潜伏在史济美身边的简北昌得知消息后，立即向王世英报告，王世英遂安排南京的同志往上海转移。（1949年，王世英在天津军管会）对王世英夫妇起了疑心的史济美，将黄细妹发展成专盯李果毅的女特务。有一天李果毅从仁德医院取完信坐黄包车回家，黄细妹尾随其后。回家后，正在烧文件的王世英告诉李果毅马上收拾东西，与店员阿荣到火车站旁边的小树林等他一起撤退。火盆里的文件化成灰烬，王世英穿起外套戴上围巾准备下楼。此时，门口却出现了史济美的身影，于是王世英脱了外套，把围巾挂在窗台上，里外各搭一半。原来，李果毅去世的丈夫也是共产党人，他被敌人抓住后押去处决时，围巾是前后搭的。因此李果毅便与王世英约定，每天出门回来时，围巾全向前搭表示平安，若是前后搭就表示出事。王世英掂着一把紫砂壶下楼，寒暄过后史济美询问阿荣和李果毅的下落，王世英称他们出去买菜了，并表示，“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咱们喝两杯。”王世英给史济美沏好上等的普洱茶，便旁若无人地算起账来。见王世英镇定自若，史济美有些犹豫，便开始旁敲侧击：“听说你现在的夫人前些年跟他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她先头的男人是共产党？”对此，王世英从容地表示：“那是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吗？”给史济美添完水后，王世英拿着空暖壶上了阁楼，他故意踩着重步打开水管，在水池里放了许多锅碗杯盘等，一边对楼下的史济美说：“你稍等，水开了灌上暖壶我就下去。”说完，王世英迅速打开窗户爬上房顶，猫着腰走过另一个屋脊，敏捷地翻进隔壁陈太太家的阳台，穿室而过从杂货铺的后门跑到街上。待发觉不对劲的史济美率特务们冲上阁楼时，王世英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自来水哗哗地流了一地。几个小时后，铁甲车停在了上海郊区真如车站外的野地里，张孟浪先从车里跳出来观察完周围环境，之后扮成乡下人的王世英、李果毅和阿荣从车上下来，与张孟浪握手道别。李果毅这才对王世英说：“我和阿荣久不见你来就回去看，结果看到二楼窗户上有一前一后搭的围巾，知道这是警示，于是又退回小树林等你。”争取变节诗人登报揭特务密捕真相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小楼四楼，是左联刊物《北斗》编辑部所在地，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的住处。中共临时中央局宣传部文委负责人潘汉年（也是特科负责人）、江苏省委书记盛仲良在此向左联党员骨干作家讲话时，阳翰笙、田汉、夏衍、丁玲、潘梓年以及青年诗人李菊村等人在座。不料，李菊村的室友、“文学青年”马驼铃，竟是刚从顾顺章训练班毕业的中统特务鲁思远。他不但通过李菊村找到了左联，次日还尾随其来到中共江苏省委秘密驻地——上海北四川路田潼里一幢挂有“海星电料”招牌的小楼。当时上海中央局刚在这里开完会，上海中央局新任书记李竹声和盛仲良均未撤离。有一天潘汉年从海星电料行出来，发现被人跟踪，他便进了路边的江南春饭店。潘汉年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把礼帽交给堂倌，假装去上厕所时，看见两个特务正在厅堂转悠。潘汉年一闪身进了厨房，拿起一件厨师服穿上，提起放在旁边的送饭食盒，从后门溜了出去。在中共特科秘密电台所在地，王世英与红队队长邝惠安正看着电报：王世英派到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身边的地下党员宣侠父来沪汇报，要求接应。邝惠安刚要动身，潘汉年匆匆赶到，讲了刚才发生的紧急情况。此时，店员打扮的阿荣也前来报告：田汉被抓。“那就几件要紧的事先做，双管齐下。”王世英决定道。浑然不知的自己被盯上的宣侠父，仍在往约好的接头地点刘秉林家走。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突然出现，将宣侠父撞倒，这个人正是前来接应的邝惠安，他在帮忙收拾箱子时低声说道“有尾巴”，随后推车离开。宣侠父立即掉转方向走进小巷，一群刚下班的纺织女工挡住了特务视线，宣侠父得以顺利脱身。此时，已经被抓的李菊村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出《北斗》编辑部所在地。特务在这里抓住了正在工作的丁玲、潘梓年，前来办事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则跳楼自杀。在抓捕现场，被拉来指认的李菊村趁乱把叛徒、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周光亚踢倒，得以逃脱。之后李菊村找到组织，对自己的变节行为表示深深忏悔。王世英去码头给潘汉年送行时说：“我打算争取一下李菊村，让他把抓丁玲的事情经过在报界披露，以引起社会关注。” 潘汉年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不久后，上海《申报》重要版面刊出“著名作家丁玲和著名评论家潘梓年日前在昆山花园路7号被来历不明的人绑架，租界巡捕房和政府警方均称不明此事，目击者亲述经历，称为党务人员所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发表联名信，呼吁政府调查此践踏民主、人权之事件”。在报道的后面，是李菊村写的揭露国民党特务丑恶行径的见闻录。李菊村的将功折罪之举起了大作用，社会舆论哗然。为了躲避舆论，徐恩曾把丁玲转移到南京郊区看管起来，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丁玲等人最终被释放并去了延安。地下组织被毁设计除掉叛徒和“老同学”1933年，王世英离开上海前往莫雄部做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中统上海站的“细胞计划”（即渗入共产党内部）迅速实施，打入我党地下组织内秘密发展自首和变节人员，给当时的地下组织造成严重威胁。贡献了“细胞行动”的钱义璋被任命为新的上海中统站站长，叛徒周光亚则当上了副站长。钱义璋也是王世英的黄埔同学。此时，特务鲁思远仍然伪装成进步文学青年在街头演讲，伺机寻找“目标”。当警察在街头驱赶学生时，鲁思远随受伤的学生躲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李竹声当老板的“三友斋”书画店。李竹声一面帮学生包扎伤口，一面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此后，鲁思远和这些进步学生成为三友斋的常客，并得到李竹声的信任。几天后，李竹声、马驼铃和几个进步学生被押上警车。随后，中共新江苏省委所在地、中共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等全被查获，中共上海中央局新的代理书记盛仲良等全部被抓。抓捕过程中，狡猾的钱义璋发现盛仲良拿走了衣架上的礼帽，他认定这是示警暗号，就让特务把礼帽挂到衣架上，室内恢复原样。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不明真相，刚一进门就被特务抓住。接着，特务又到电台存放地点起获了电台，上海与苏区的所有联系均被切断。李竹声和盛仲良被抓后，一开始尚且意志坚定，但当李竹声得知他信任的马驼铃竟是特务时，一时间无地自容。在叛徒顾顺章、姚蓬子的轮番劝降下，二人相继叛变。随后，邝惠安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刘菊英以及20多名红队队员被抓。张庆炎将消息告诉李果毅，他们分头去通知没被捕的同志紧急撤离。从外地回到上海的王世英发现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决心重建红队，除掉“老同学”钱义璋。王世英调来赣南农民暴动骨干朱军当红队队长，寻找可靠的党员加入红队，并组织队员在崇明岛进行秘密的强力集训。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工作，王世英及时控制住了局面。此时，黄细妹又被钱义璋调到上海跟踪李果毅。但良心未泯的黄细妹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有一天她告诉李果毅：“今天后半夜，钱义璋要袭击你们的中央机关。”王世英得知消息后下达命令，通知所有中央局的工作部和联络点包括家属，全都马上转移。然而随后一段时间，仍有同志不断被捕。很快王世英便挖出了内鬼——曾在他手下工作的阿荣。原来，王世英在南京“开店”时，阿荣与杂货店陈太太的侄女、中统特务陈美芬走得亲近。阿荣被捕后，特务马驼铃得知其与陈美芬相好，便让陈美芬色诱阿荣，将其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使上海中央局和电台遭到毁灭性破坏。有一天，阿荣溜出去把一张纸条塞到邮筒下边，正要离开之际，三个红队队员将其扭获。纸条上写着“13日上午，红队在广西路悦来酒家行动，4号”——4号就是阿荣。王世英和朱军没有马上处理阿荣，他们让阿荣重写密报“侦得王世英秘密住址，福建路24号老国祥绸缎铺旁石库房，15日全日在家。4号”，引诱敌人上钩。 钱义璋接报后，带了20多个特务随警车出动。他们不知道的是，王世英和红队队员就埋伏在对面楼顶的女儿墙后面。当周光亚和钱义璋会合在一起时，红队狙击手把周光亚打成了筛子，钱义璋在逃跑中被王世英一枪打中后心，当场毙命。中共中央机关1927年九、十月间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回上海，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王世英在1934年以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主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秘密斗争，建立和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内线关系。使中共特科在上海隐蔽战线战斗到最后一刻。独子童年惊险五六岁即帮忙传递情报王世英的独子王敏清1929年5月出生在山西省洪洞县，小名“蛇娃”。生母在王敏清两岁时病故，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34年王敏清5岁时，同村的吴嫂带他坐火车来到上海。刚开始吴嫂留在王家做保姆，后来王世英怕吴嫂受地下工作连累，就让她回老家了。在上海的一年半期间，王敏清随父亲和继母过着惊险又艰苦的生活，“父母一般早上就出门，天黑才回来，白天就把我锁在屋子里，小桌上饭盒里有饭，自己吃。爸爸用旧账本的纸反过来订成小本子，我在小本子上画农村的大马车，学写字。”对年幼的王敏清来说，每天最难熬的时间是黄昏以后，“街面上亮起了电灯，可屋子里却是黑暗的。我常常趴在窗台上看过往的行人，过来一个以为是爸爸，结果走近一看又不是。”王敏清记忆最深刻的，是爸爸妈妈给他买莲蓬吃，“一个莲蓬有七八粒籽，我都不舍得一次吃完。”小时候王敏清常被父母当作地下工作的掩护，“爸妈从不带我去热闹的地方玩，平时不让我出门，也不让我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一旦让我出门，肯定是在我内衣口袋里放了东西，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东西有可能是地下党的机密文件、重要名单、电话号码、通信地址和电台密电码等。”为掩护身份，每次上街时，父母都让王敏清跟他们隔一段距离走路，“外人看见了问起来，要装作不认识。万不得已时要叫叔叔阿姨不能叫爸妈，别人问什么都不能说。”1935年秋，王敏清与父母离开上海去往天津。在经过一个小火车站时，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大批军警包围了火车，所有乘客被赶下车，一批军人登上火车挨个搜查行李，另一批军人则在站台上挨个对乘客搜身。“爸爸让我到边上去拍皮球，数数连拍，拍的数越多越好，拍坏了再重新来。”小小的王敏清拍着皮球，跑到了已经检查过的、可以上火车的那群人旁边。军警们并没有注意这个小娃娃，而看到父亲的眼神示意后，王敏清就留在了那群人中间。没有人知道，上海地下党500人安全转移到天津的名单，就缝在这个玩皮球的小娃娃的衣服里。1938年春天，9岁的王敏清随父母来到延安，进入鲁迅小学学习。1941年春天，王敏清转到延安大学中学部，穿上军装正式参加了革命。1946年，王敏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从山西大学医学院(今山西医科大学)毕业后，王敏清先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内科当医师，不久即被派往中南海从事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在王敏清眼中，父亲王世英严于律己、秉公办事、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家人。在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长期间，他的两个弟弟王世杰、王世俊和一个妹妹王秀珍，一直在老家务农，没有沾一点儿光。平时王世英到地方搞调查研究，若有人送了土特产，他都折价后让秘书把钱寄过去。王敏清一直秉持着父亲这种不忘初心的理念，对于自己的两儿两女严格教育，艰苦朴素、正风正气成为他们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传家宝。

年幼时，故乡是一座一座的山，是翻也翻不完的沟峁，是拦羊汉坐在树下唱的一曲曲信天游。待到年长，故乡成了记忆里的一朵云，辗转反侧的一个梦。杨兴斌如今常常在梦里回到故乡，他说，虽然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贫苦，但是很快乐，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忆。 ——杨兴斌杨兴斌丨走出家乡的榆林人杨兴斌，1969年出生，陕西横山人，现任陕西师范大学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兴斌丨教育及工作经历教育经历：初中：石湾中学；高中：横山中学；本科：延安大学化学系；硕士：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空军军医大学。工作经历：2005年，杨兴斌离开第四军医大学进入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1年，杨兴斌转入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担任院长。由医药领域转入食品营养领域的研究，由药品开发研究者到专家学者型高校教授，杨兴斌不仅体现了他的尽职敬业精神，更是在新的征程上展现了自己的业务水平、研究能力与学术造诣。求学——走出陕北没有人生来就能知晓自己未来的道路，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杨兴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60年代末出生的他，与大多数同时期的家庭一样，孩子多，吃不饱，是杨兴斌一家面临的生存问题。杨兴斌说：“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很艰难，我们家在村里是最穷的人家之一，女孩都没上学，大哥辍学，我跟三哥读书。后来因为家里实在贫困，三哥也辍学了。”家庭的贫困让杨兴斌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如果不努力学习，就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在他初二那年，魏家楼中学撤并到石湾中学，初中毕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横山中学。一张张借来的粮票、一碗碗借来的粮食，铺就了杨兴斌通往书山的道路，这条路上，不只有杨兴斌夜夜挑灯读书的勤奋，还包含着父亲母亲的殷切期望和无怨无悔。杨兴斌明白，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报答父母，才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1989年，他考入延安大学化学系，修习化学教育专业，这样的消息传回村里，大家都说魏家楼出了个大学生，能吃“公家饭”了。可杨兴斌并没有松懈，上了大学后他一如既往地发奋读书，以出色优异的表现获得了院校老师的关注，并在他毕业时，破格留校任教，如愿吃上了一碗“公家饭”，可是杨兴斌并没有停止自己学习深造的步伐；1994年，杨兴斌考上北京化工大学的研究生，攻读化学工程专业。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尽苦功夫。杨兴斌在求学道路上不断前行，深造。1997年，研究生毕业后，杨兴斌进入第四军医大学，并于2004年取得第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博士学位。科研——沙嵩“变”成馒头和面条！2007年，国家发布了《国民营养改善计划》，提出改善国民饮食结构，促进国民饮食合理与健康化。马铃薯、沙蒿、猕猴桃等都是陕西地区的特产，杨兴斌与团队立足本省种植环境，针对特产研究食品营养的精深加工改造，杨兴斌提出以营养需求为导向构建现代食品加工体系，他利用沙嵩资源开发出了马铃薯主食化馒头与面条食品；他通过技术创新，多种干燥技术联合使用，生产出高品质的猕猴桃脆片，推进了猕猴桃产业的升级；他通过系统研究秦巴山区植物功能糖与类黄酮的营养聚集化精深加工和营养调控分子机制，发掘了水苏糖的地笋新资源。杨兴斌说，他对陕北有特别的感情，每次评选项目，见到陕北的项目就感觉特别亲切，总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支持家乡产业的发展。荣誉——科研及教学成果2011年获中国食品产业产学研创新发展杰出科研人才奖；2013年获陕西省职工优秀科技“创新人物”称号；2014年获“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及省部级劳动模范；2014年入选“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6年获“三秦人才津贴”；2018年入选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技创新团队）。近年来，他先后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和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此外，他还担任陕西省食品绿色加工与安全控制工程实验室主任，陕西省农产品贮藏加工风险评估实验室主任，陕西省食品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教育部药用资源与天然药物化学重点实验室、西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学术带头人、马铃薯主食开发技术协作组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猕猴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他先后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研究项目，多次获奖。-END-来源：榆林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文 | 博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