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商品市场调研

6月5日上午，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季文刚，率领团队莅临邵东浙江商会考察洽谈推动深入合作相关事宜.邵东市浙江商会会长陈绍党，秘书长刘健等热情接待陪同考察并座谈.基于相同商业运营发展理念，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后，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3年12月，系国有控股企业。2002年5月，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415”,公司现有总股本54.432亿股。目前公司下属18家分公司，55家参控股公司，拥有近5000余名员工，是中国商贸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目前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全国商品市场的龙头.座谈中季总发出诚挚邀请，邀请邵东市浙江商会牵头组团赴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考察，推动双边的了解和合作！下午季总一行在邵东浙江商会会长陈绍党，秘书长刘健陪同下赴邵东仙槎桥五金工业园考察，邵东市五金行业协会会长宁登文等热情接待了季总一行并座谈.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有着15年历史的济南眼镜市场正式落幕。其实，济南城区内有大量像眼镜市场一样的商贸市场，给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带来很大的便利和贡献。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市场在便民的同时，也因拥挤、脏乱等问题对市民造成困扰。近年来，济南不少市场升级改造，也有的搬出城区另谋出路。那么，目前城区里的市场经营状况怎么样呢？连日来，齐鲁壹点·齐鲁壹点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每天只有十多单生意 业户直言“不好干”位于二环东路与花园路交叉口的环联小商品市场，开业于1999年，从锅碗瓢盆到窗帘被罩，这里什么都能买到。12月11日上午11点多，虽然已临近中午，但市场里还是有很多购物的市民。“串珠怎么卖？”“28元，要的话给你再便宜点！”穿过两侧堆满货物的狭窄通道，顾客和商户的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周强（化名）是环联小商品市场最早一批商户，在市场建成之前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着一间杂货铺。周强告诉记者，市场刚开始营业那几年，他摊位的生意很好，天天顾客不断，忙得他几乎都没时间吃饭，但从2012年前后，店里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了，到现在一天也只有十多单生意。“缓冲式的，不是一下子不行了。”周强认为，生意变差一方面和电商平台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动人口少了。“现在几块钱的东西，网上都能包邮，竞争不过他们。”周强说，之前他也想过开网店，但他卖的东西都是一些日用品，成本很低，只能靠走量，但走量就要大宗进货，而环联小商品市场这边运货很不方便，因此只能作罢，继续经营自己的小摊位。说话间，两名女士在摊位前停了下来，周强赶紧迎了上去。原来，两名女士想买擦脚垫。周强热情地推荐了一款较厚的擦脚垫，只卖不到30元。但两名女士并未相中，转身离开。送上门的生意黄了，周强显得有些落寞。“现在市场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环联小商品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一名负责人坦言，现在实体店的经营都不好干。至于下一步是否会对商场进行改造升级，该负责人称，目前他们还没有计划，只能暂时先这么经营维持着。经营不景气 不少批发市场“夹缝中生存”环联小商品市场并非个例，由于转型速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济南不少传统商贸市场都面临一些经营或管理上的困境。有的因电商平台的发展而流失了顾客，有的因货物运输加重了附近的交通拥堵，有的则是面积太小限制了发展空间，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在“夹缝”中生存。“买建材去白鹤”，提起有着近30年历史的白鹤装饰材料市场，很多济南市民都耳熟能详。12月11日下午2点，虽然已过了午饭饭点，但整个市场里顾客依然寥寥无几，堆在店铺门口的大量装饰建材无人问津。由于闲得无聊，几名店主凑在一起在店门口打牌。“行情不好，上午还有点生意，下午就闲着了。”一名商户称。建于1986年的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素有江北最大“果盘子”之称。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先位于郊区的市场渐渐被市区包围，运输车辆进出带来交通问题，用地限制致使经营面积无法扩大，整个市场犹如一只处在牢笼中的“困兽”。位于工业北路的山东花卉市场，建于1996年，已有23年历史。11日下午4点多，三个大棚里生意都很冷清，顾客寥寥。“一天连200块钱都挣不了。”商户王静（化名）告诉记者，她之前在千佛山花卉市场经营，那时候生意还可以，经过有熟客来买花，但搬来山东花卉市场后生意就不景气，有时候一天的租金都挣不回来。不过，山东花卉市场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虽然现在有商户觉得顾客不是很多，但随着周边居民小区的建设，今后来买花的消费者肯定会越来越多。另外，花卉的季节性很强，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期间才是花卉的销量旺季。或改造升级或搬迁 有批发市场主动谋出路为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济南一些商贸市场已开始主动改造升级谋出路，如老东门市场、西市场等。2013年，泺口服装城拆除了存在20多年的大棚市场，建设了泺口服装文化休闲广场和新的泺口鞋城两个项目。除了原地升级改造，也有些市场也进行了外迁，如舜井街的电子产品市场搬迁到了济泺路上的山东通讯城。据了解，山东通讯城于2008年8月9日开业，现已拥有经营业户2000余家，各级手机代理商云集，形成了强大的手机销售网络和批发中心，成为山东及江北地区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现在山东通讯城经营二手手机业务的王亮（化名）曾是舜井街上的“老店主”，据其介绍，当年舜井街的大部分经营业户都搬来了通讯城，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意并未因搬迁受到影响。12月12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位于东关大街的老东门万货汇时尚购物广场，该广场的前身就是济南人熟悉的老东门市场。虽是工作日，但商场里依然人气不减。可以看到，商场一楼有珠宝、美甲、小吃、手机配件等各种小店，而楼上则是服装店，来买衣服的市民络绎不绝。据老东门经理崔昌红介绍，老东门市场于2014年改造升级，超过80%的老业户随他们到了新市场，目前经营业户超过2000户。“受网购及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影响购买力确实比之前有所下降，但是人气一直没降，我们的出租率控制在90%左右。”崔昌红说，他们打造的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吃喝玩乐一体的购物广场，主要以便民为主。不过，为了引客流，他们也在争取一些旅游资源，如把大明湖景区的部分停车服务拉到老东门来。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一些市场已经启动了外迁计划，如白鹤市场随着北湖片区的开发正在逐步往药山片区搬迁，以解决发展的土地受限问题。而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也将于2021年外迁至长清，建成山东省最大的一级批发市场。线上购物是大趋势 批发市场要根据自身定位转型在现代商业的冲击下，传统批发市场渐渐失去其经营优势，成为城市发展的掣肘，这是全国很多城市面临的“城市病”，而外迁则是目前通用的做法。2012年，郑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城区市场外迁工作的实施意见》，位于市郊的12个市场外迁承接地已全部开工建设。而北京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近五年来提升市场超过580家，动物园、大红门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完成撤并升级和外迁。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早在2012年，济南市商务局就曾提出，“大进大出”的批发模式与城市交通功能是背离的，之前的消费水平、产品档次等亟须升级。2017年5月，济南市商务局发布了《济南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修编(2016—2020)》，按照该规划，济南187个批发市场中133个规划都要外迁，并按照“五园三区多点”的空间进行布局。不过，该规划只相当于指导意见和专家建议，并没有强制力。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周广训告诉记者，各种批发市场本质上也是实体店，目前实体店铺受电商的冲击确实非常大，移动终端时代网上购物更方便，比较商品时不受空间限制，而且最重要的是电商平台上商品价格很低，这是需要支付房租的实体店比不了的。“本来实体店的突出的优势就是线下体验，但现在又出现了新零售，如苏宁小店和京东便利店等，线上和线下统一起来了。不光是线上把实体店挤得不行，反过来又抢线下的地盘。”周广训认为，传统批发市场面临着较多问题，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最关键的还是要自己转型，因为线上购物确实是一个大趋势。“传统的批发和零售市场要越来越少，有一些是可以转型的，一个是看自身的条件，再一个是看观念。”周广新认为，市场转型首先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功能，在行业有一定地位的如家具、茶叶、花卉、建材等市场可以往物流、配送、存储方向转型，而不是面向终端顾客销售，而小商品市场则不太好转型，只能靠市场优胜劣汰。“传统市场只有转型才能生存下去。”周广训表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戚云雷）

实地考察到商户店铺了解情况大众网·海报新闻菏泽3月7日讯3月6日下午，菏泽市商务局由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苏永忠带领电商科相关负责同志组成专题调研组，到天华花都小商品批发市场实地考察制定推进电商方案。调研组在与市场管理运营团队座谈研讨的基础上，走进小商品城玲玲饰品、洪星彩妆、南华洗化等线下店铺和网络直播间，了解店铺线上和线下销售情况及下一步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在菏泽市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积极与互联网融合，进行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花都小商品批发市场于2008年建成运营，北靠菏泽市城际公交总站，紧邻市区主干道，已稳定运营11年。商圈涵盖洗化、文体、百货、厨具等六大行业，营业店铺1000余间，从业人员3000多人，是鲁、苏、豫、皖四省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经营商品辐射华东、华中、华北等10余省市。目前，花都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一些商户已经在市场的压力下和菏泽电商快速发展的环境里，积极寻求转型升级。下一步，市商务局将结合花都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市场管理运营团队，做好重点工作，出台鼓励实体店铺进行线上融合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尤其是快速发展的直播电商，让更多商户接触和了解并参与到直播电商中来，拓展销售渠道；积极汲取先进地区的好经验，瞄准义乌、临沂等地成熟的直播电商经验，组织一些商户实地调研考察，更好地助力转型升级；按期评选“十大带货冠军”“十大网红”等，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加大宣传力度，培养自己的“带货王”；多方推进电商元素聚集，营造良好的电商生态体系，发力打造菏泽花都电商直播小镇。【来源：大众网菏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4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冬带队深入一线调研督导小商品批发市场拆迁改造工作和重点城建项目，有关街道、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在小商品批发市场拆迁改造现场，李冬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并详细了解规划设计、商户搬迁等情况。李冬指出，小商品批发市场空间密闭、人员密集、设施老旧，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拆迁改造势在必行。城厢街道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明确任务、倒排工期，全速推进拆迁工作。要把拆迁改造工作同配套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结合起来，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切实把改造后的区域打造成为具有城市特色、突出城市文明的美丽街区。在共建路大修改造工程现场，李冬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汇报，并现场研究解决工程推进过程中的问题。李冬强调，市政道路建设事关群众生活出行，各相关部门要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加快推进项目施工进度，确保按时完成建设任务。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把改造路段打造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样板工程，为群众出行创造良好条件。在蚬河两侧景观绿化工程现场，李冬实地查看了工程进展情况，听取绿化工程施工安排。李冬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思路，结合河道现状，最大程度保持原有风貌，因地制宜做好两岸绿化景观改造提升，精雕细琢打造景观节点，进一步提升河道绿化水平、生态效果和人居环境。调研中，李冬强调，相关部门和街道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以解决城建历史遗留问题为切入点，全面盘活闲置资源、改变城市旧貌，打开城改工作新局面，掀起城市建设新热潮。要按照精致发展的理念，结合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严控城市边界，完善城市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升城市建设质效。要积极推进资产、资源资本化经营，广泛招募城市发展合伙人，以有形和无形资产对外合作，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更好服务群众。【来源：莱阳市政府】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近日，有着15年历史的济南眼镜市场正式落幕。其实，济南城区内有大量像眼镜市场一样的商贸市场，给市民生活和城市发展带来很大的便利和贡献。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市场在便民的同时，也因拥挤、脏乱等问题对市民造成困扰。近年来，济南不少市场升级改造，也有的搬出城区另谋出路。那么，目前城区里的市场经营状况怎么样呢？连日来，齐鲁壹点·齐鲁壹点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每天只有十多单生意 业户直言“不好干”位于二环东路与花园路交叉口的环联小商品市场，开业于1999年，从锅碗瓢盆到窗帘被罩，这里什么都能买到。12月11日上午11点多，虽然已临近中午，但市场里还是有很多购物的市民。“串珠怎么卖？”“28元，要的话给你再便宜点！”穿过两侧堆满货物的狭窄通道，顾客和商户的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周强（化名）是环联小商品市场最早一批商户，在市场建成之前就已经在这里，经营着一间杂货铺。周强告诉记者，市场刚开始营业那几年，他摊位的生意很好，天天顾客不断，忙得他几乎都没时间吃饭，但从2012年前后，店里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了，到现在一天也只有十多单生意。“缓冲式的，不是一下子不行了。”周强认为，生意变差一方面和电商平台的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流动人口少了。“现在几块钱的东西，网上都能包邮，竞争不过他们。”周强说，之前他也想过开网店，但他卖的东西都是一些日用品，成本很低，只能靠走量，但走量就要大宗进货，而环联小商品市场这边运货很不方便，因此只能作罢，继续经营自己的小摊位。说话间，两名女士在摊位前停了下来，周强赶紧迎了上去。原来，两名女士想买擦脚垫。周强热情地推荐了一款较厚的擦脚垫，只卖不到30元。但两名女士并未相中，转身离开。送上门的生意黄了，周强显得有些落寞。“现在市场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环联小商品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一名负责人坦言，现在实体店的经营都不好干。至于下一步是否会对商场进行改造升级，该负责人称，目前他们还没有计划，只能暂时先这么经营维持着。经营不景气 不少批发市场“夹缝中生存”环联小商品市场并非个例，由于转型速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济南不少传统商贸市场都面临一些经营或管理上的困境。有的因电商平台的发展而流失了顾客，有的因货物运输加重了附近的交通拥堵，有的则是面积太小限制了发展空间，只能守着“一亩三分地”在“夹缝”中生存。“买建材去白鹤”，提起有着近30年历史的白鹤装饰材料市场，很多济南市民都耳熟能详。12月11日下午2点，虽然已过了午饭饭点，但整个市场里顾客依然寥寥无几，堆在店铺门口的大量装饰建材无人问津。由于闲得无聊，几名店主凑在一起在店门口打牌。“行情不好，上午还有点生意，下午就闲着了。”一名商户称。建于1986年的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素有江北最大“果盘子”之称。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先位于郊区的市场渐渐被市区包围，运输车辆进出带来交通问题，用地限制致使经营面积无法扩大，整个市场犹如一只处在牢笼中的“困兽”。位于工业北路的山东花卉市场，建于1996年，已有23年历史。11日下午4点多，三个大棚里生意都很冷清，顾客寥寥。“一天连200块钱都挣不了。”商户王静（化名）告诉记者，她之前在千佛山花卉市场经营，那时候生意还可以，经过有熟客来买花，但搬来山东花卉市场后生意就不景气，有时候一天的租金都挣不回来。不过，山东花卉市场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虽然现在有商户觉得顾客不是很多，但随着周边居民小区的建设，今后来买花的消费者肯定会越来越多。另外，花卉的季节性很强，节假日尤其是春节期间才是花卉的销量旺季。或改造升级或搬迁 有批发市场主动谋出路为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济南一些商贸市场已开始主动改造升级谋出路，如老东门市场、西市场等。2013年，泺口服装城拆除了存在20多年的大棚市场，建设了泺口服装文化休闲广场和新的泺口鞋城两个项目。除了原地升级改造，也有些市场也进行了外迁，如舜井街的电子产品市场搬迁到了济泺路上的山东通讯城。据了解，山东通讯城于2008年8月9日开业，现已拥有经营业户2000余家，各级手机代理商云集，形成了强大的手机销售网络和批发中心，成为山东及江北地区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现在山东通讯城经营二手手机业务的王亮（化名）曾是舜井街上的“老店主”，据其介绍，当年舜井街的大部分经营业户都搬来了通讯城，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意并未因搬迁受到影响。12月12日下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位于东关大街的老东门万货汇时尚购物广场，该广场的前身就是济南人熟悉的老东门市场。虽是工作日，但商场里依然人气不减。可以看到，商场一楼有珠宝、美甲、小吃、手机配件等各种小店，而楼上则是服装店，来买衣服的市民络绎不绝。据老东门经理崔昌红介绍，老东门市场于2014年改造升级，超过80%的老业户随他们到了新市场，目前经营业户超过2000户。“受网购及经济下行等诸多因素影响购买力确实比之前有所下降，但是人气一直没降，我们的出租率控制在90%左右。”崔昌红说，他们打造的是服务于普通老百姓吃喝玩乐一体的购物广场，主要以便民为主。不过，为了引客流，他们也在争取一些旅游资源，如把大明湖景区的部分停车服务拉到老东门来。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一些市场已经启动了外迁计划，如白鹤市场随着北湖片区的开发正在逐步往药山片区搬迁，以解决发展的土地受限问题。而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也将于2021年外迁至长清，建成山东省最大的一级批发市场。

（7月13日晚上8时，义乌北下朱村，主播苗苗在做直播前最后的准备。摄影/本刊记者 杜玮）义乌小商品市场转型之困本刊记者/杜玮发于2020.8.03总第958期《中国新闻周刊》往年这个季节，是陈爱玲最忙的时候，有时一天能接六七个订单。但在今年的7月10日上午，既没有外商来店里采购，也没有接到国外下的订单。陈爱玲有点无奈地笑着说，“以前这时候，我是不可能和你在这儿聊天的。”56岁的陈爱玲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一家以彩条为主要产品的商铺已有22年了。在世界各地用来装扮圣诞节的彩条中，平均每十件中至少有八件都从义乌出口。但在过去几个月，她的生意一直惨淡。陈爱玲的现状，是义乌国际商贸城7.5万个商铺的典型代表。传说中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实际包括好几个实体市场，其中最大也是最著名的是义乌国际商贸城，由5栋建筑组成，有18个“鸟巢”国家体育场大小。这里经营着200多万种小商品，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在新冠疫情之前，日客流量超过20万人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自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外贸占总交易量七成的国际商贸城生意遭受重创。商城内多家商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生意至少下降了一半，多者达七成。过去20多年以来，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凭借外贸成为“世界超市”，但在世界形势正发生深刻变革与互联网全面崛起的时代背景下，这朵传统线下交易模式孕育出来的花，正在经历着一场严冬。由外转内 外贸曾助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走向辉煌，如今却成为生意断崖式下降的祸首。义乌市商务局出口科科长陈铁军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过去几个月，义乌市的出口额基本呈现“W形”，即2月受国内疫情影响，出口额探底，之后回升，但随着3月下旬国际疫情暴发，出口额再次回落，5月起，订单开始逐渐恢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管理机构为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义乌商城集团），集团市场发展总监张玉虎有些自嘲地说，这次疫情，国内主要打上半场，国外打下半场，但义乌商户们打满全场。据陈铁军透露，往年，义乌常驻外商人数为1.5万人，每年到义乌市场采购的外商超过50万人次。今年3月，义乌曾邀请10000名外商回来，但后因入境限制，只回来4000多人。据义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统计，1月至4月，义乌登记入住境外人员36066人次，同比下降79.3％，而常驻义乌的外商人数下降到7200余人，减少了一半左右。过去几个月，陈爱玲对外商的期盼程度可谓望眼欲穿。无论是外商人数，还是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的返单，陈爱玲的生意都比往年同期急剧下滑，“连以往的1/3都没有”。今年4月，陈爱玲只接到了11笔订单，且多为几千元的小单子，而去年4月，她的订单量多达40个。即便接到订单，陈爱玲也很纠结。国外疫情不稳定，如果做了货，到时收不到款怎么办？但如果现在不生产，到时又交不了货。今年3月，陈爱玲接到的外贸订单中，有3笔总计7万多元的货品，原本定于当月交货。但后来，外商告知收货推迟，至今货还堆在仓库。疫情期间，并非所有消费品的需求都下降，防疫物资出口增长明显。陈铁军说，从3月下旬起，一直到6月，从义乌市出口的防疫物资达68亿元，虽然这在义乌市上半年1300亿元的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不算大，但不少原本并非从事口罩等防疫物资行业的企业应急转型，一些企业过去几个月防疫物资的出口额占到其总出口额的1/3。（7月11日中午，陈爱玲在自家批发圣诞喜庆用品的商铺内。摄影/本刊记者 杜玮）在国际商贸城四区五楼鸿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门店内，总经理蓝龙印向记者展示着一款一分钟出650片平面口罩的高速机运转着的视频。他的公司原本主营U形枕、抱枕等家居用品，疫情使得其公司主打的非必需消费品国内市场萎缩，外贸生意也下降了50％。从今年3月起，他和几个朋友花几百万元购置了机器，开始生产一次性平面口罩，两个月共生产2000万元货品，出口到韩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赚了几百万。之后他又将赚到的钱转投N95口罩生产。蓝龙印将生产口罩称为“和时间赛跑”，他说，在义乌，像他这样转行生产口罩的厂家至少有几百家，但不少厂家行动晚了，90％。对此，张玉虎也认为，只有一部分人能将防疫物资出口生意做好，这一转型并不具普适性。张玉虎更看好的是外贸向内贸的转型，即“重拾内贸份额”。他说，商城里的商家们很久以来已习惯了接单、出货、收款这样相对轻松的外贸交易形式，不大愿意做内贸，因为内贸需要备现货，还涉及退换货的问题。陈铁军也指出，备现货就需要垫付资金。做内销还需要去开拓商超、电商等渠道，且日用消费品在国内并非是空白的蓝海市场，竞争会比较激烈。为挖掘国内市场，今年3月起，义乌市政府和商城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派出20个招商组招引国内采购商，在全国重点城市和二级市场还推出“市场万里行”活动，举办对接会和新品发布会等。浙江星宝伞业有限公司是国际商贸城内一家雨伞产销企业，过去，产品主要销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因为疫情，今年开始扩展国内市场。公司董事长张吉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外贸和内销产品的要求完全不同。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客户，喜欢的产品底色是偏深色系的，如果有花形图案，则青睐鲜亮奔放的图案，但国内客户对此很难接受，更喜欢小清新、简约一点的设计。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看来，疫情将导致未来外需在一定时间内持续性衰退，因此义乌市场应把更多精力放在对国内市场的开拓上，做到国际国内两市场兼顾。在浙江外国语学院教师赵春兰的一次调研中，她了解到很多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接国内订单，还在于国内的市场价格难以使生产企业获得应有利润。比如说，一顶帽子的生产成本可能40~50元，在国外卖到一两百元，但因为国内不少人没有戴帽子的习惯，品牌商给到生产商的生产加工价格只有10元到20元，国内不少消费者不愿为帽子付出较高的消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宗胜认为，在转内需的一段时间内，义乌小商品依然要保持低价的优势。随着产品质量和国内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小商品的价值才能有进一步的彰显。试水电商与直播的坎坷路2014年，陈爱玲发现，店铺生意不如以前好了，年交易额由巅峰期的1000万元降至800万元。她将生意滑坡的原因归结于电商的冲击。由于自觉年纪大了，她一直没有开网店，“网络时代使市场变得更加透明，90后的年轻人可以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直接和采购商对接，再找工厂代工或者自己加工，一些量不大的采购也可以在电商平台解决，线下价格优势也不明显，导致了一部分分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樊文武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整个义乌市的电商起步并不算晚，该市跨境电商的发展在国内也处于第一方阵，仅次于深圳。但问题在于，义乌市从事电子商务的群体和小商品市场的从业主体重合度并不高，“电商从业主体还是更多在小商品市场外”。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原副院长贾少华的观察中，大约2009年，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国际商贸城里的商户开始有了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到2013年后变得更加强烈，一些商户开始尝试线上、线下同时运营。商品采购交易由“用腿搜索”的时代转向“用手搜索”的时代。2014年左右，商城里的一家店老板李晓丽顺着发展潮流尝试起跨境电商，现在她的外贸生意中，有40％左右来自线上。但她也仍难以避免电商的影响。15年前，她一个摊位的租金高达90万元/年。但在去年，由于运营成本上涨、线下客流减少等原因，她不得不将自己两个摊位中的一个卖掉，而店铺租金已经下降了一半，只有45万元。面对电商浪潮，2012年，商城集团也推出了义乌购网站。但不少商户和业内人士分析称，义乌购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商铺展示平台，并不承担交易功能，大部分采购商还是会选择到线下店铺完成交易。义商智库执行院长周淮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义乌购网站看上去更像是商城集团的一个公司主页，这限制了其商业版图，实用性不强。商城商户进驻到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人数也不多。阿里巴巴国际事业部义乌区域经理张金银说，自公司成立以来，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国际站累计吸纳的义乌客户有7000~8000家，但据估计，进驻国际站的商贸城用户大约只占20％。种种原因之下，商贸城的“上网”之路并不顺畅，这也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据义乌市统计局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6年，国际商贸城的交易额由456.06亿元升至1105.0亿元，但交易额占义乌全市交易额的比重，却由43％下降至35％，这意味着在电商的去中心化作用下，商贸城集聚全市资源的能力在减弱，吸引力在减小。从2014年到2018年，国际商贸城的市场交易额虽逐年增加，但增幅也在逐年下降，由2014年的25.5％降至10.8％。疫情迫使商贸城加速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张玉虎说，基于义乌购的局限性，从今年3月起，商场集团正在打造一款全链路全产品全数字化的平台——Chinagoods。希望借助Chinagoods，商城集团将实现所有商户的线上交易。Chinagoods一大功能还在于将贸易的后端环节打通。以往采购商下单后，商品运输、报关等分别要由外贸、物流公司完成，如今要将这一系列后续环节整合，形成一条龙全链条服务。2019年6月19日， 义乌市人民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在义乌签署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战略合作协议，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线上市场经济体与全球最大的线下市场经济体的联手。阿里也在帮着义乌客户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型。今年第二季度，新入驻阿里国际站的义乌客户将近1000位，其中有30％左右是国际商贸城的商户。张金银说，这些传统模式起家的商户们主要有两个问题：语言不通，不具备外贸能力；其次，对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也不熟悉。张金银将转型的希望寄托在了他们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子女。终有一天，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会被电商完全取代吗？张玉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今后一个阶段，国际商贸城的线下店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一是货品眼见为实，外商每年还是会到义乌两三次，另者线下也还是维系感情的桥梁。义乌市市场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樊文武则表示，从政府角度来说，未来更希望看到的是线上和线下融合，非此消彼长，要发挥线下优势，为线上服务。但在陈宗胜看来，随着小商品市场线上进一步发展，线下交易份额会进一步减少，这是大势所趋。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在接受采访时称，今后线下店铺将承担的不是交易功能，而是展示功能，即将实物置于一个场景里让买家得以理解。实际上，通过现有技术搭建虚拟展间，这意味着实体展示厅也可以不存在。通过线上，买卖双方的信息、此前的交易情况也可以查到，同样可以解决信任成本的问题。当义乌小商品市场还在追赶电商的脚步时，直播带货的兴起，令其更加无所适从。距义乌国际商贸城不到3公里，就有号称“网红直播第一小镇”的“江北下朱社交电商小镇”。樊文武说，目前，义乌市正在打造着全球直播中心。截至2019年底，全市有各类网红3000多名，各类社交电商服务机构40多家。这一年，义乌直播带货推动实体市场和电商企业新增销售额超200亿元，占全市当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近十分之一。面对来势汹汹的直播带货潮，义乌商城集团并非无动于衷。去年春节过后，为鼓励商户直播，商城集团在市场内建立了两百多个免费直播间，商城下属的商学院老师还编写教材对商户开展直播培训。但在国际商贸城的采访中，记者并没有见到多少商户直播。但并不是所有商品都适合直播。张玉虎说，像大型机械设备、塑料粒子、拉链等在直播中就难以很好呈现。赵春兰说，直播更大的局限在于带货量的有限和不可持续性。她举例说，国际商贸城一个销售毛巾的小商户，找网红直播带货，每次只能带几百条的小单子，网红带货往往这一次带一个货品，下一次就会更换，头部网红更是有自己的供货渠道，很少有福利会惠及到普通小商户。蓝龙印去年下半年找过网红带货，但也只带来了几十万元的单子。陈宗胜称，直播还面临着直播商品客单价低、利润空间较窄，品牌质量还有待提升等问题。樊文武认为，直播毕竟只是一种通过技术实现的营销手段，义乌是以实物交易，产品才是根本。在张金银看来，义乌发展电商的一大优势还是在于其供应链和物流体系。今年1~5月，义乌的快递业务量全省排名第一，全国城市排名第二。张金银举例说，在义乌，5公里范围内，产品发货、报关、检疫检疫等环节都可以完成，而且物流有着极大价格优势。以内贸为例，申通快递在全国其他地方批量发货起价大约3元到4元，但在义乌可以做到一单8角钱。而且在义乌这样一个小商品集聚地，对产品设计、研发、推广都有好处。樊文武说，在跨境电商领域，义乌和深圳、杭州等地的差距就在于人才，同时也缺少大的电商主体，两者互为因果。义乌市从事纯电商运营类人员的学历在大专以上，但在深圳、杭州的从业人员中有很多海归博士。义乌中小型电商企业居多，但头部主体较为缺乏。高校是高端人才的储备库。作为一个县级市，义乌的大学资源较为匮乏。过去，当地和义乌市发展联系较紧密的只有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这一高职院校。在其所属的地级市金华，也只有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代表的为数不多的高校。只在最近两年，中科院大学与复旦大学等高校才先后在义乌设立了学院。2000年，阿里巴巴网站刚刚创立，还是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义乌小商品市场已是名满天下。截至7月27日收盘时，义乌商城沪市市值为359.3亿元，同日，阿里巴巴美股市值超过6700亿美元。在追赶时代的路上，这个曾经的弄潮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郑琳 通讯员 林晓莹从义乌中国国际商贸城到湖州的个体工商户，从杭州汽车配件到宁波余姚的机械制造业……这几天，24名大学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一场小微金融市场调研，用新视角感知中国经济活力。这群大学生来自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他们重返家乡探访企业、走街串巷，甚至在小商品市场做起“临时工”。他们发现，今年上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作为国民经济“毛细血管”，小微企业生存难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也需要科技助力。补上疫情时落下的单子把“温度”和“速度”都提上这些大学生都才大一，他们宣传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金融综合改革政策外，还倾听小企业主们的心声，并真实地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了下来。　普惠金融班的楼若彤是金华人，她和四名队友来到义乌中国国际商贸城，以五个区的经营户为对象，主要调查其经营状况和金融服务状况。当楼若彤问起这半年来的生意情况时，一半以上的小微企业主表示比去年赚得少。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让她想到，前不久，各级政府部门在解决小微企业资金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少政策，对小微企业确是“雪中送炭”，“金融政策推动，提高执行效力，就是为了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困难。”虽然才大一，但经过近一周的“磨练”，楼若彤总结得有模有样。吴淑琪也是普惠金融班的学生，她和同在湖州的两个小伙伴组成了湖州地区调研小组。她们来到一家生产地毯的小工厂探访，看到工厂里机器转个不停。老板说，现在算是旺季，早上8点不到就开工了，能忙到晚上10点，为了补上疫情时落下的单子，如今是“温度”和“速度”都提上了。在调研的这段时间，大学生们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小微企业，身边随处可见的小吃店、服装店、超市，60%小微企业的月营业额在5万元以下。再从企业规模看，这次调研结果显示，60%的小微企业员工不到5人，经营年限在5年以上的企业占50%。直面冲击“小生意”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小微企业及个体户中，大部分是联系千家万户的“小店经济”，在调研中发现，20.5%小微企业及个体户面临现金流危机。其中，有融资需求的小店中，70%的小微企业主表示只要给予一点支持，就能很快迈过难关。在互联网购物浪潮的席卷下，杭州滨江一家鞋店的老板洪女士开始做起了网购直播，她并不担心自己的店开不下去，一方面她的生意属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她在此开店十余年，攒下了一大批忠实客户，“实体店+线上销售，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加上政府的税收减免、贷款支持上的政策不断加码，起到了很大帮助。”疫情发生以来，相关部门数次出台政策，为小店“输血”。此前，全国工商联牵头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100多家银行响应，一个月里已为超过8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发放贷款。“在我们的调研问卷中就设置了金融服务情况调查，其中包括银行信贷、民间借贷等。”吴淑琪说，这块是想调研现状下小微企业都使用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产品，“很多店主表示现在贷款相比三年前更容易了，另外，95%有贷款额度支撑的小店经营者，对疫情平稳后的未来发展有信心。”这是吴淑琪和队友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了解自己家乡的企业。调查之前，她预想中的家乡小微企业的生存状态是安于现状，但接触下来，发现这些小企业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对于搭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快车各有路径。“小微”特色培养发挥主场优势为全球普惠金融贡献专业力量此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团队一共分为6组，每组4人，分别在杭州、温州、宁波、金华等地进行，共走访了510家小微企业。为何在学生大一期间就安排到各地实地调研？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副院长汤筱晓说，这会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调研活动，让还在学理论的大一学生回到家乡调研，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既有一种情怀也有一种责任。“泰隆金融学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金融学（小微、普惠金融人才）的学院，在助力学生了解当地小微金融市场需求方面具有主场优势，希望他们为小微金融的发展贡献专业的力量。”汤筱晓说，学院也注重复合型的金融科技专业人才培养，为了给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动力，除了暑期社会实践，还安排学生参加居住地附近的泰隆银行实习，“今年的大一学生就有42人报名，我们在这一批次安排了33人。”浙江工商大学泰隆金融学院是省委省政府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推进产教融合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项目，致力于培养社会急需的小微、普惠金融高端人才，更好服务于小微、普惠金融国家发展战略。学院的人才培养具备“8+”特色，设置“小微、普惠金融”、“金融科技”、“量化金融”等专业选修模块供学生选择。其中小微、普惠金融模块包含小微金融产品及营销、小微金融信贷调查、小微金融风险与合规、小微金融模拟实训等课程。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采、文 | 黄锫坚 闫桂花上海财经大学的王岩老师这几天忙得不可开交，他没想到自己突然间成了媒体的最爱。刚为上海本地媒体撰稿，又忙着接受央视的访谈，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微信聊天红点不断。关于地摊，王岩有很多儿时记忆和个人感情。他称小时候经常帮爸妈摆摊，那个小摊支撑着家里兄弟三人上学。2017年，还在上海师范大学做老师的他，做了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决策咨询课题，调查了中心城区的地摊经济，希望给地摊争取一些权利。进入2020年6月，地摊一词突然被引爆，引发各方热议。许多媒体搜索资料后发现，一位叫王岩的专家，做过一手调研，并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两年前，王岩在《中国发展观察》上撰文。在那次的上海地摊调研中，他的团队发现：接受调研的一千多户地摊家庭，其年均收入中位数在20万以上，最多的年收入达百万。其实，关于地摊这个概念，人们存在许多误解。在王岩看来，地摊不等于低端，他认为，流动商贩，露天市场才是更准确的表述。在与我们的访谈中，他大大拓展了“地摊经济”概念——烧烤、手机贴膜、垃圾回收都是地摊经济；旧货市场、美食节、义卖也是他研究的对象。他提出的“地摊3.0”概念结合了科技、文创、艺术展览等产业。参与者也不限于农村的老大妈，还包括设计师、艺术家、玩古字画的各类职业。如何管理这些地摊？他在公开文章以及访谈中着重提及，应该用互联网思维管理地摊经济；对地摊“像绣花一样精细”地进行管理；成立“地摊协会”等等。除了学者身份，他对“人间烟火气”的热爱更令人印象深刻。他提到了通过地摊寻宝继而成立博物馆的收藏家吕焕皋，会修复古籍和古乐器的“地摊王”刘正国教授，做废品回收45年的杨大爷……当然，他最乐于谈论的还是自己的爱好：到地摊、旧货市场收集古代兵书和典藏。正午：2019年9月至11月，您的团队对上海主城区十个区的地摊经营情况进行了调研，共搜集了1000多个地摊信息。这个调研是怎么展开的？关于地摊，您有怎样的经历和爱好？王岩：2017年的时候，我申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一个决策咨询课题，就是对上海中心城区地摊的调研报告。当时我还住在岚皋路，每天回家会走普陀区的岚皋路地铁站，特别是晚上，我会看到一个水果摊，他是我们安徽的老乡，我经常在他那里买水果，顺便也聊上几句。他非常客气和热情，他的朋友圈也有不少摆地摊的。我就问了问他们在上海的生活状况。我想，不如帮整个行业做个调查，了解情况后可以跟上海城管部门谈谈，争取让地摊合法化。那时候上海对地摊的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为了给地摊争取一些权利，我就申报了这个课题，没想到中标了。我们的课题组有四五个人，包括我的导师、师兄弟和学生。参加调研的人大概有十多个研究生。他们有的已毕业，有的今年准备毕业。展开调研的地点，集中在比较中心的十个区，比如黄浦、徐汇、静安、普陀、虹口、杨浦、浦东、长宁、闵行、松江。地摊主选择的地点，都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都是人流量大的地点。比如地铁口、居民小区、旅游景区、购物中心、公园、火车站、汽车站等。像人民公园，还有愚园路、南京西路、南京东路等交通的中转枢纽，还有四川北路、大连路、曲阜路等换乘点。我对摊主是比较了解的。我父母都是摊主，我以前也算小摊主。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1986年就开始摆地摊了。当时在乡镇集市上，一开始是两个木板，后来四五个，布满一条街，摆的都是我们家的地摊。我印象最深是在春节前的一个礼拜左右街头人满为患。我们家春节时一天的营业收入可以达上千元，80年代这个钱是不得了的。我们家很早就成了村里的万元户。虽然兄弟三个，家里负担比较重，但是靠着这个地摊也养活了一家人。9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经常上学前帮妈妈去摆摊理货，放学了帮他们收摊子。我姑姑家住在乡政府，所有东西都放在姑姑家里。收摊后，我们再回到农村的家里，路上大概有三公里。现在我对古代的兵书典籍比较感兴趣，也经常和朋友玩地摊。正午：地摊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象成街头小商贩，而其他形式，比如露天市场、二手市场等，也是您的研究对象吗？王岩：关于地摊经济，人们的理解往往是狭义上的，就是在街头摆个点，卖个东西。在广义上，地摊经济是很宽泛的，包括二手市场、旧货市场、旧书市场、露天市场、定期的一日捐、义卖等等。流动的推车，流动的商贩，这些都是我的调研对象。地摊在国外也很流行，比如说伦敦的open market，carboot sales随处可见。还有纽约的 flea market也非常专业，比如annex markets 旗下有个cheler fla market，还收门票。东京就更多了，代代木公园、大久保公园、新宿中央公园的跳槽市场都非常有名，定期开展。正午：上海和北京有哪些地摊，或者说有特色的市场？王岩：田子坊不能算是地摊，那里的艺术气息比较浓厚，是固定的店铺。北京的潘家园古玩市场，有摆地摊的。在上海，像云洲古玩城，楼里边不算地摊，外面专门有一圈，每周三或者周末，供人摆地摊。上海还有很多单位内部会有地摊市场。比如说高校，上海师大有一日捐活动的跳蚤市场，每年固定某一天，学校主干道两边摆满了地摊。卖货的钱可以交到募捐箱。上海财大、复旦都有类似的市场。还有一种类似于地摊的美食节。在上海师大、上海财大、同济大学，每年都举办。上海师大的国际美食节在操场上举行，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现场做吃的，你可以现场免费品尝，也可以花钱买。正午：在您的调研中，摆地摊的包括废品回收、水果蔬菜、小吃烧烤、维修、手机贴膜、电瓶车拉客等等，这些是怎么分类的，调研中有没有特别不一样的人物？王岩：关于地摊的分类，从功能上，可以分为吃的、用的、交通和收藏等类别。吃的有早点、夜市，还有零食、新鲜蔬菜、农副产品、水果。用的就多了，小商品、小饰品等。交通主要是指电瓶车，还有给你拉货的，代步工具。收藏的就是一些字、画、书，各种各样的小古董。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地摊经营者的年龄分布较广，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70多岁的老人都有，主要分布在40岁至60岁。年轻人中一部分是白领兼职，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兼职；老年人主要是上海本地居民，在自己居住区附近摆摊。青年人主要是小饰品、纪念品。比如在演唱会时，在演艺现场附近卖一些T恤等纪念品。地摊的日营业额一般在100元至800元之间，利润率一般在60%—70%之间，利润率比较高的地摊是废品回收，一般可达80%以上，日营业额300元至1800元，日利润180元至1200元。日营业额较低的地摊是小商品售卖、手机贴膜等，日营业额在200元以下。日营业额不稳定的是拉车的车主，他们的营业额受到天气、节日、交通监管等情况影响较大，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一般情况下，只可以维持家人在上海的生活生存需要。利润比较高的是废品回收行业。他们的年收入都在20万以上。虹口区长阳路有一个65岁的老大爷，姓杨，做地摊王45年了，20岁开始做。他是上海本地人，已经买了自己的住房，有80平米。每天的营业额在500块左右，每天的利润有350块，成本也就150块。另一个姓魏的老大爷，今年52岁，他主要在黄浦区天潼路一带，也是废品回收的。他有自己的住房，35平米，年收入有25万，做了17年。还有一个老大爷，在北京西路，姓刘，56岁，也有42平米的住房。每年的年收入有28万左右，他做了25年。这三个都是上海本地人，真正的地摊主中，上海本地人占了1/5以上。我们的调研结果是，地摊经营者八成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河南五个省市。这五省市在沪人口基数比较大，在沪生活时间较长，对小微商业市场了解。其他省份的地摊经营者，在沪的流动人口占比也相对较少。正午：说到上海的地摊和收藏，你提到过吕焕皋。他在全国开了200个博物馆，有抗美援朝、侨民史料、红色收藏、地质矿石、家具、铜镜、知青历史等等。在上海的文物、旧货市场，您还认识其他收藏家吗？王岩：吕焕皋，我是通过上海理工大学一个好朋友认识的。吕焕皋和他是老乡，都是江苏高邮人。我这个朋友叫吴同飞，他和吕焕皋是在商会里认识的。他有一次带我去拜访吕焕皋，参观他收藏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吕焕皋送了我一个印章。关于他的收藏，我就举一个例子，很震撼。他收集了老百姓用的搪瓷缸、搪瓷碗、搪瓷盆，各种各样的、上面标有年代的搪瓷缸，还有各个单位发的，收藏得太多了，我非常震撼。还有知青的历史文物馆，这都需要对那段历史有情怀的人才能够去做。关于收藏家，跟我一起玩地摊的，还有一个地摊王——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教授刘正国，他是上海师大艺术类二级教授，是我国的一个古乐器龠（yue）的发明者。我经常去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他收藏的很多古代乐器，还有乐谱书籍。我对古代的兵书典藏比较感兴趣。他遇到兵书，会告诉我；我遇到古乐谱、古乐器，会告诉他。他收藏的乐器有汉代以前的，甚至是先秦的，本来他要建一个古乐器博物馆，但是学校也没这么大地方。我在帮他联系其有地方。他有一个女儿在澳门，他说他百年之后，这些古乐器如果流失掉，就非常可惜，应该捐赠给国家，捐赠到博物馆去。他有很多陶俑的乐器，收藏品种最早的乐器是一只大雁的骨头做的乐器，他自己后来又仿制了两只。关于这只大雁鼓的乐器，他写过一篇论文。这只乐器是9000年以前的，所以说我们中华文化有5000年历史是不准确的，至少可以向前推4000多年。还有一件趣事，我们淘到的古书、古物，往往坏了，或接近坏了，需要修复。而修复工作的技术含量非常高，我们国家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刘正国教授会修复，现在我还在跟他学，他也免费帮我修复古书。前年我们两个跑到昆山的巴城古镇，当地政府答应给我们建一个典藏博物馆。在国外，比如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古书、古字画的修复是一个专业，要建实验室，技术含量很高。古书和典籍的修复，对专业性和知识性要求都非常强，一般人做不了。它不只是工匠的活，比如说某本书掉了一块，掉了一页，就需要去考证、论证，需要专业的知识，花很长时间。不能随便写一个内容给它裱糊上填上，必须要考证出来。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地摊上不经意间发现了一本东西，正好跟以前收藏的能够吻合起来，有意想不到的惊奇。正午：地摊和所谓的创意产业有联系吗？地摊是不是可以为传统手艺人、新兴设计师提供一个舞台？王岩：地摊经济作为一种产业，有巨大的商机。2017年我就提过，大学生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总要有平台，广泛的平台，人人可参与，门槛又很低。也应该有专业性更强的市场。我说的地摊3.0，可以为小微创业群体提供机会和平台。地摊涉及到的行业非常广，形式非常自由、灵活。地摊主这个创业群体，可以是专业性很强的人，比如设计师、艺术师、玩古字画的、玩文学的、玩古籍的。也可以是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比如农村的老大妈，把自己家的农产品提到马路边来卖，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而地摊3.0概念，是结合了网络技术、科技、文创、艺术设计，大型会展、商务宣传，都放在一起。正午：有些人质疑，现在有强大的物流和配送，摆摊是不是可以都放到网上，类似闲鱼等？从经济和从社区、文化角度考虑，地摊是不是有不同的意义？王岩：逛古玩城的地摊，需要很高的文化素养，对古董、历史物件和古书籍的识别，都需要专业高深的知识和积累，不是普通人能够玩得起来的。这是文化人、收藏家、学历史的人的一种文化生活。我们去看古董，不一定就是买，也是研究了解，以前的历史还有哪些存在。像纽约的flea market，你可以买到非洲的木雕、中国的古瓷器等，很多有文化、艺术、历史品味的东西，这是专业化的跳蚤市场。我们国家将来也应该对地摊进行细分，比如说二手书市场，现在已没有啦，应该做起来。因为书籍是需要现场去翻去看，特别是二手书、古书等年代久远的书，还是要去看，去研究，去品味，光在网上翻翻照片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追求它的版本学。还有很多艺术品、收藏品，需要现场去摸，去观察，去掂分量，听声音。比如说木料需要放点水，才能起化学反应，才能闻到它的香味，断定它的年代、产地，这跟品红酒是一样的道理。这样的辨别在网上是完不成的，必须要在现实中。所以地摊不光是经济，也是一种生活形式，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文化品类和样式。比如兄弟们打篮球累了，或者周末要聚一聚，我们花钱不多，去撸撸串，逛逛烧烤店，吃龙虾大排档，这都是老百姓休闲放松的方式、自由的聊天方式，不一定都要到五星级酒店那么严肃的场合。我们还可以发展一种捐赠行为的地摊市场，把老百姓家里不用的东西投放到专业的二手市场，募捐义卖的市场。卖的钱捐赠给慈善基金，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定期在上海的世纪公园、北京的北海公园开大型跳蚤市场，或者叫义卖市场。这样才会有所谓的地摊文化。地摊这个词有许多的误读和误解，人们会以为和低收入人群、社会底层人士有关。我认为这个说法不严格，不能叫社会底层人士。无论收入高低，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其实，在收入方面，真正做地摊主的人，收入并不低。据我调研下来，能稳定做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的收入不会低于正常的公司白领。所以，地摊3.0时代可能会有一些更多专业公司介入，来打造地摊文化品牌。地摊不再是一个低端的代名词，它更多的是小微零售商业、二手货市场、跳蚤市场、义捐市场，甚至是文化创意活动的一个平台，可能会形成一些品牌，一些系列活动。——完——题图：2016年的北京大柳树市场，by 朱墨

文/伍拾圆都说996苦，在职业摊贩的12127面前，那点苦算什么。这几天，“地摊经济”火了！为国摆摊时代来临。地摊经济曾是低端和无序的代名词，过去，我们的城管部队最大的敌人有两个，一是违建，二是摆摊。如今，城管部队给摆摊大开绿灯了，不少城市的城管纷纷给他们整治的对象打电话请他们回来摆摊，结果大多数的摊主都不敢相信。但，地摊经济的春天真的来了，至少它能火一年。一年以后，相信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刀切地粗鲁整治了吧，而是会更人性化。而且有调查显示，愿意一起摆摊的夫妻，都关系比较和谐。原来适当放开摆摊限制，不仅活跃经济，也会增进夫妻感情。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今天，没想到地摊经济还有这个作用。下面就是某调查机构对摆摊的调查统计，我们来看看：一、几个关于摆摊的数据1、职业摊贩受教育的水平普遍不高，初中以下学历的占75%，高中学历的占20%；拥有大学学历的占5%。职业摊贩教育水平不高好理解。但没想到的是，职业摊贩中竟然也有5%的大学生。2、摊贩中，一周工作7天的占82%，其余属于在周末、节假日的零散型摆摊。也就是说，全年无休基本上是摊贩的常态。在生存和多赚点钱面前，自由是靠边站的。3、70%的职业摊贩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大多是从中午12点左右开始摆摊，晚上12点前后收摊。都说996苦，在职业摊贩的12127面前，那点苦算什么呀。4、有26%的人每天不一定待在一个地方，哪里人多往哪儿去，74%的人选择一个时间段内在固定地点摆摊。显然，固定摊贩是大多数。由此可知，大多数摊贩是正经做生意，不忽悠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固定地点摆摊了。5、调查显示，月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摊贩占27%；月纯收入在1000元至2000元的摊贩，占41%；月纯收入2000元以上的摊贩，占32%。这说明两点：一、摆摊，赚点生活费可以，但真的赚不了大钱。二、有的人一个月赚不到1000，有的人可以赚2000以上，摆摊也是讲实力的。6、所有被调查的摊贩中，外地人占98%，只有2%是本地人。摆摊是很多外地人进入城市的第一份职业。所以，一座城市的慈悲和包容，应该包括善待摊贩。7、92%的已婚摊贩认为自己家庭关系比较和谐，只有8%感觉不和谐。这就是文章一开头就提到的，这个比例真的很高，说明愿意摆摊的夫妻，心都是往一处使的，这很让人感动。二、摆过地摊的名人们了解了摆摊的几个数据，我们来看几个摆过地摊的名人，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也曾靠摆地摊缓解难关。首富马云，也曾是地摊上的一员。1991年，马云和几个朋友成立海博（HOPE）翻译社。结果第一个月收入只有700元，但单单房租就要2000元。看到这种业绩，合作伙伴纷纷打了退堂鼓想退群。此时马云做出了一个别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他拿着一个大麻袋去了义乌，干嘛？他去批发小商品回来摆摊。小礼品、假花、书、衣服、手电筒、工艺品等等，马云都在地摊上卖过，这一摆地摊，就摆了两年。有收获吗？有，收获很大。靠摆地摊的收入，马云不仅养活了海博翻译社，还组织起了杭州史上第一个英语角，吸引了很多想学好英语口语的人。结果马云成功了，海博翻译社最终成为当时杭州最大的翻译社。梁家辉，香港影帝。他的演技受到国内外观众认可，是从《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开始的。由于主演这两部影片，他得到影帝头衔。然而，有一段时间，因为台湾方面把他当成通共对象，全面封杀了他的作品。当时，台湾电影市场是大陆的好几倍。电影投资人是讲求投资回报的，梁家辉主演的电影不能进入台湾，那就失去了商业价值。所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片商邀请他拍片，他失业了。无奈之下，梁家辉联络了几个朋友，结合他的艺术专长，他设计、制作了一些工艺品，在朋友的帮忙下，到铜锣湾摆地摊换取生活费。当时有狗仔队拍到了他摆地摊的画面，只见他蹲在地上，面前摆着他的工艺品。梁家辉没有躲避镜头，反而很友好地挥手致意，然后继续叫卖他的小玩意儿。拍摄的狗仔队问他：摆地摊和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梁家辉说：没什么不一样啊，都是艺术，你看，我卖的这些工艺品不都是艺术品吗？这份乐观与自信，陪伴梁家辉度过了难关。他整整摆了一年地摊，这一年，他认识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妻子。有香港的娱乐媒体曾报道说，摆地摊那年，是梁家辉演艺生涯中最黑暗、最落魄的一页。但梁家辉自己却说：我不觉得这是落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另一个摆过地捧的大佬，是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当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宗庆后被下放到海岛劳动，一呆就是15年，直到33岁才回杭州。回到杭州后，宗庆后顶替母亲成为一所小学的校工，主要负责一些简单、低级的跑腿送文件之类的体力活。这一干又是将近10年，眼看着已到不惑之年，自己依然一事无成，宗庆后心里非常着急。此时出现了一个机会，校办工厂因为经营不善要对外承包，宗庆后决定赌一把。他联合两名退休老师，贷了14万元的款，开始了创业。当时有亲友劝他别冒险，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赌不起。宗庆后的回答是：你能理解一位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显然，他是豁出去了。为了推销校办工厂代理的产品，他大热的天戴着草帽，踩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叫卖，下乡蹲点摆摊。硬是靠着这样单枪匹马地闯，一分钱一分钱挣，最终成就了“娃哈哈”帝国。联想电脑的创始人柳传志，当年可也是在中关村练过摊的。联想电脑成立于1984年底，当时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一间由自行车棚改建的不到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成立的。当时柳传志喊出的目标是要把联想发展成“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成立仪式刚结束，柳传志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月底员工的工资从哪来来？公司发展方向还没完全明确，唯一明确的是必须发工资，要不队伍不好带。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于是，在柳传志的带领下，公司员工拉起板车就冲向了中关村当起“倒爷”、“板爷”，然后找地方摆起摊来，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什么赚钱就倒什么卖什么。而他们公司的招牌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开发公司”，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没办法，先要生存下去，现在回头看，没有当初的挂羊头卖狗肉，就没有后来的联想。上面这几个名人，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零绯闻。这说明什么？说明前面写到的92%已婚摊贩，夫妻关系比较和谐的调查数据是靠谱的。有过摆摊经历，有过人生困厄经历的人，更懂得珍惜。三、摆摊也是一门技术活上面列举的名人，都靠摆摊度过人生中的一段难关。疫情严重影响下的经济和就业，对很大比率的人群来说也是一道难关，此时总理喊出“地摊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显然很接地气。但地摊可不是随地一摆，买卖就会上门。事实上，越是接地气的生意，越是技术活。想摆地摊，至少要想明白下面5个问题：1、卖什么肯定卖价廉物美的东西，你要是在地摊上卖LV包，即使是真的也没人相信，对吧。低价、走量、大众化、日常用品、小巧别致的饰品、廉价服装、工艺品等，基本上摆地摊就是要以此为原则。2、卖给谁肯定是卖给附近的居民，除非摆地摊的地方是远近闻名的集市，否则方圆二里之外的人，大概率不会出现在你的摊前。如果你相对固定地在一个地方摆摊，这意味着和你达成交易的极有可能都是熟客。所以，记住这点，挑一些物美价廉的好货，你一定会有好口碑，回头客一多，你单是摆地摊都能有不差的收益。3、在哪卖为了不跟城管部队玩捉迷藏的游戏，当然是在城管指定的可以摆摊的地方最好。今年规定大放松，能摆摊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城管和摊贩至少在接下来的一年内不再是水火不容，而是鱼水相欢。听城管的话，在可以摆摊的地方，比如夜市、天桥、地下通道、小区外围、大型商场周边、学校附近等，这些人流量不少的地方，一定有生意可做。4、何时卖反正不是白天就是晚上。如果你是全职摆摊，那白天晚上可以连轴转。相信有一部分人是白天上班，晚上摆摊，多一份收入嘛。通常，人们只要一想到摆摊，马上第一反应就是夜市。夜市有夜市的人流，白天也有白天可以打理的生意，重点是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安排，不要看哪个人在什么时候段出摊生意好，就马上跟着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意经，不是表面跟着走能学得来的，所以下面这一点很重要。5、怎么卖首先，给客人留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喜欢砍价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光顾地摊的顾客。说实话，会光顾地摊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砍价不仅是他们的习惯，也是一种难得的成就感。成就感对社会底层来说本来就少，如果能在砍价中获得一些满足，有时他们都能高兴上小半天。让顾客砍一点价，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行善。其次是掌握一些说服客人的技巧，说白了，你得会聊天。总之，每个摆摊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每个想摆摊的人，都得学一套。摆摊真的也是技术活，如果你想摆得好，让它成为你人生获得更大成功的起点，你不仅要认真练摊，也要认真练心和练眼力见。走起，响应国家号召，为国摆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