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研究生

前不久，我认识了一位同事，听他简述了求学经历，也许有相似的奋斗历程，我深受触动。他的朴实和真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分享给我一篇文章，写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前夕，我认为非常励志，能给尚在不同学段苦读的农家子弟一点激励。征得他的授权，编发于此。——胡海容本文作者简介张浩，陕西澄城人，80后，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供职于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任中国价值哲学学会理事。俗谚说得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不仅意味着不用焦急地排队打饭，更意味着可以享受美好的清晨：干净的空气、宁静的校园、舒畅的心情。没有早起“赚来”的这份闲暇，我就会因此少几许沉思内省的自修。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吃完早餐，就开始了我十多年如“铁律”般漫步校园的生活。但今天漫步，意义非同寻常，因为这是我博士求学生涯中最后的日子。即将毕业的我，就要不舍地告别这座久负盛名、文脉深厚的百年学府，踏上回家的路途，扎根西北的黄天厚土，从事专职科研工作。天空中飘着零星的小雨，树木上挂着剔透的漏珠，走在一排排整齐密布而高耸挺拔的杨树下，我思绪万千……十八年前，刚十五岁的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辍学后，我开始了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农民生活。那时懵懂的我，对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可以说是茫然无知，根本看不清人生的方向。平时，除了在自家地里干活以外，我要么给叔伯或邻里义务劳动（只管干活，不吃人家的饭），要么给想打牌赢钱的人跑腿，买扑克牌或零食。晚上，我独自带着矿灯，到野地里捉蝎子。在辍学的这一年中，我跟随父亲干过工匠。有一次，给七叔家拆房子，十几个亲戚站在房顶上干活，弱小的我双手紧紧扶住钢钎，父亲抡起八磅大锤，使劲往上面砸，震得我整个人都在发麻发抖，真害怕铁锤把我……我还折腾父亲为我托熟人、找关系学厨师，却白花了一条烟钱；累害父亲不远千里、翻山越岭陪我到湖北丹江卫校学医……所有这些“行业”，我都没有坚持下去，父亲愿儿子“有一技之长”的良苦用心算是白费了。家乡的小路 当时，内心没有目标和主见，我像个机器人一样，任由命运无情地操纵摆布。几经辗转折腾，我内心还是羡慕能继续上学的同学。善良慈爱的父亲看到我欣羡的眼神，决心花费5000元为我买高中的入学资格。以当时收入微薄的农村人来说，这可是一笔巨大的开资，我们被称为“高价生”。可以说，在我从小学到研究生十多年的求学生涯中，家里再苦再穷，父母从未让我在学费和生活上有丝毫为难。辍学一年，我开始了课程繁重和考试不断且评比排座的高中生活。高一时，由于学习根底不好和班级的不良风气，加之班主任的失职（让我上课给他买烟，上自习给他接孩子）和缺乏应有的关怀（不顾我个头矮小和高度近视），我在学业上没有什么进步，每次考试完，就被发配到教室的最角落，与扫帚和垃圾桶为伍。高二时，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年轻的好班主任辛老师，他对待学生有和俗常教师不同的方式。虽然依旧学习平平、寡言少语的我，却得到辛老师的关心和鼓励。他从来没有因为我考试成绩“低得可怜”而歧视性地把我打发到教室“边陲”，也没有因为我上课回答不出提问就把我逐出教室去享受窗外的“孤寂”。更令我感动的是，辛老师安排班上一个人品好且学习优异的女同学和我同桌。在这种种的温情关怀下，我的成绩也在慢慢进步。我的小学（现在是幼儿园）然而此时，我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段插曲——停学验兵。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自己看来逐渐有了起色，并开始自信起来，但是这种“进步的幅度”，远远赶不上大家族中叔伯的心理期望，他们认为我这是白白浪费青春和父母的血汗。在他们看来，上学不行的娃，当兵是条不错的路。七叔力主我停学，请假去镇上武装部。于是，我硬着头皮无奈地到县城医院去做体检。当年的验兵体检，给我带来听力上永久性的伤害，因医生使用器械不当而造成耳鸣。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个精光走上称台测量体重，让我体会到羞涩、尴尬和非人性化程序的冰冷。其实，父亲似乎也不想让我当兵，因为我哥已经去西藏参军了。我也没有想办法争取体检过关，而且我那时近视已400度，体重较轻，就这样逃过了“一劫”。说来奇怪，我心里头一直冒出来一种当军人征战沙场的冲动和愿望。也可能是生命长期受到压抑或不能位育的一种精神“反弹”吧！我的初中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向班主任辛老师请假停学验兵，我正看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向同桌借来的。我以为那是我人生中在学校读的最后一本书，心中一阵悲凉袭来！很庆幸，我又回到了学校，那时快临近会考了。会考有两门不过，连高中毕业证都拿不到，是件很丢脸的事，要是那样，父母的血汗钱就真的打水漂了。数理化一向云里雾里的我，为了应付会考，只有下笨功夫了——我把这几科的课本反复看和抄写背诵，最后居然还能以良好（B级）的成绩过关。这件事让我对“天道酬勤”的力量感到震惊，使我坚信勤能补拙。从那时起，我的人生和学习才开始自主自觉。高二结束时，文理分班，我根据兴趣和能力选择了文科，迎来了“月考”和“周考”轮番折磨人的高三生活。那时，除了忙碌的考试复习、枯燥的题海训练、不寒而栗的评比排座、重磅来袭的家长会，及班主任专捏软柿子的伤害，与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并没留下什么值得我回忆的往事。我的高中那年高考，我距本科线差了60多分，未能顺利继续深造。父亲安慰我：“你考上什么学，爸都供你读。就是专科也行，只要你愿意去读。”不过，我补习重考的坚定态度，一度消除了父亲担心补习一年还考不上的疑云。补习的那一年，每天晨起，我除了到空地上用打拳踢腿，给自己“打气鼓劲”，也经常大声歌唱刘欢的“重头再来”，为自己增加奋斗力量。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艰苦复习，最终以比本科线略高的分数考上了陕北榆林的一个二本院校，对自己和家人有了一个差不多的交代。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在进步，人生在向上。我的本科宿舍本科四年，虽然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但却因选课的机会接触到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当年给我们授课的白老师，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当时，我感觉生命的力量受到某种难以言说的指引。受白老师的引导，我阅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等著作，也抄写了不少先秦的哲学典籍，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及孔子家语等。受此影响，不仅毕业论文我选择以《中庸·度·和谐》为研究题目，而且决定报考陕师大的中国哲学研究生。2008年本科毕业，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师大，开始了完全按自己的兴趣和性情读书研究的人生。硕士研究生三年，除了和同学好友偶尔到长安校区附近的秦岭爬山郊游，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学习中。至今都感慨那时的我，内心始终都是宁静、安定、纯洁的状态，毫无急功近利的想法，整天沉醉在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三年中，节衣缩食，买了近2万元的书，也算是为自己置办了不少“家当”。我在老家的书房临近研究生毕业，我报考了武汉大学国学院，由于应试能力差和英语根底“low”，没能顺利考上，跑到操场大哭了一场。为了生计，毕业后在同学郗宝云的举荐下，凑合找了个正式工作——去大西北一所高中做政治教师。完成本职工作，我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重整旗鼓，为考博备战。谁知这一考又是三年，这三年里遭遇了多次考试的挫败，承受了来自单位的压力以及身心的疲劳、健康的损失，甚至辞职而来的经济压力。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挺过来了。人生中总不孤单，总有好人善缘给你助力和鼓舞，如硕导孙萌老师，单位同事余淑欣、孙来源、宋旭平、惠兆京、赵春梅、王永红等老师，好友同学张瑞元、刘永京、李云、张祖辽、霍光等。家乡的高粱地经过艰辛的四年七考，终于在2014年8月，南大这座百年学府宽怀地接纳了渴望深造且“漂泊浪迹”多年的我，让我重归宁静的校园，再续求学梦。这宝贵的三年博士生活，虽谈不上乾乾不息，也可说是兢兢业业。但仍需坦诚的是，人的动物性有时还是会让自己偷惰放纵一下。可见慎独修养之艰，克己功夫之难，收拾精神之要。至此，我才深刻理解和体会圣哲“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和先贤“真识不定，道心未纯，是吾忧也”的人生惕励和紧张迫切，让我带着源自上古三代华夏先民凝练萃取的“克勤无怠”的工作伦理精神，在新的人生征程和科研工作中不断向前。最后要感谢的是，三年来，南大哲学系导师组赖永海老师、洪修平老师、徐小跃老师、李承贵老师以及恩师王月清先生的栽培、奖掖和关怀。感谢人生中给我助力的一切有缘人，愿你们一生幸福安康！衷心祝愿我南大在发展中“日日是好日”！诚挚祝福南大学子“人人做日新之人”！2017年9月24日文殊行者识记于南大仁园四不斋2017年10月2日修改于西北政法大学文化与价值哲学研究院

法家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中后期。这时，私田制开始形成，不成熟的封建经济状况开始出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如管仲、邓析、子产等人也应时产生了。他们为了保证新兴地主阶级的财产不受侵犯，在政治上要求取代奴隶主贵族的地位，于是提出了某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法治观点，为以后的法家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战国初期和中期，李在魏国，吴起在楚国，申不害在韩国，慎到在齐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他们在变法实践中，总结了各自的经验。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到战国末期，韩非全面总结并发展了以前法家的学说，把“法”、“术”、“势”、结合起来，集法家学说的大成。法家主张“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他们从人都是为了“利”的观点出发，反对用仁、义等说教来治国，而主张通过“严刑”“重罚”来治国，认为统治者要掌握好赏（德）和罚（刑）两种权力才能治理好臣民。他们要求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提出了重农抑工商的观点。他们提倡耕战政策，鼓吹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反对奴隶主世袭制，主张实行封建官僚制度；反对分封制，要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法家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等，对后来法学思想影响很大。名家也叫“辩者”，或叫“刑名”家，是战国时专门研究“名”（概念）“实”（事实）关系问题的一个学派。战国时期，社会正处于大变革之中，旧的“名”已经不符合新的“实”，新“实”需要新“名”，于是“名”、“实”问题成为当时思想斗争的迫切问题。当时各家都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名实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作论证，名家是其中一家。这个学派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主张“合同异”，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否认“同”和“异”的客观标准，陷入了相对主义。公孙尤主张“离坚白”，认为“坚”和“白”这两种属性不能同时在石上结合在一起，而是两个互相分离、各自独立的性质或概念，并且是脱离一切“石”和“物”而独立自存的。他着重于分析感觉和概念，区别个别与一般、具体与抽象，导致过分强调事物的差别性。惠施和公孙龙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黄老学派战国中期到西汉前期的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它包含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与刑名法术之学的一些思想。战国时代的一些法家人物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都曾学习过黄老刑名之学。西汉初期，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颇崇黄老“清净无为”的治术。黄老之学倡导“天道”，但他们讲的天道实质上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而是把自然现象牵强附会到人事上去，使“天”具有人格神的性质。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这个学派提出“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等观点，具有某些朴素的辩证法因素。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经法》、《十大经》等著作，是研究黄老学派的重要资料。阴阳家战国时期以“术数”（指天文、历法、五行、蓄龟、杂占、刑法等）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个学派。这一派的学说虽然也注意天文、历法以及农业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但对巫术和迷信更为注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邹衍，他的学说包括三个部分：天论、大九洲的地理学说，五德始终的历史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五德始终说。他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一个时代受五行中的某一行支配，从而决定了这个朝代的盛衰。当某个帝王将兴起时，天必先显示祥兆，而这种祥兆符合于支配该时代的某一行的“德”。这种“五德始终”说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五行相胜”，这是历史唯心主义。总起来看，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既具有某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万物的构成，用阴气和阳气来解答自然界的变化），同时又具有迷信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天人感应”就是阴阳家沟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座虚构的桥梁。阴阳家学说为新兴的封建统一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本文乃作者“因为你说过它美”独家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下次不见不散~

《鹖冠子》是先秦哲学巨著，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被当作伪书，随着出土古籍对照，被国内外学者们统一认定为先秦所著无疑，神通奇门人口口相传所有奇门遁甲心法都隐藏在《鹖冠子》中，充满先秦哲人对自然“炁”的理解，《鹖冠子》记载的一个事例，魏文王问扁雀（大家见谅，故意的错字）：“子昆弟三人其孰zui善为医？”扁雀曰：“长兄zui善，中兄次之，扁雀zui为下。”魏文王曰：“可得闻邪？”曰： “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曰，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这句话的意思是魏文王问名医扁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zui好呢？”扁答说：“长兄zui好，二哥次之，我zui差。”魏文王又问：“那么，为什么是你zui出名呢？”扁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高手是防微杜渐。预防总是比治病要简单，成本也要低。能让人不生病，这才是医家高手。能在病初之时及时发现并治，这也是了不起的。当病重时再治，是没有办法的事，需要花大力气了。而且，万一已经病入膏肓，纵是神医，也无力回天。从管理学上看，重要的是设计好的制度，能够不产生大的问题，或者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问题非常严重时，解决起来就很费劲，代价也大。有时问题积累得多，时间拖得太长，可能就很难解决了。有许多人往往看不到预防为主的重要性，总舍不得花成本来预防问题的产生。他们存在着种种侥幸心理，以为问题不会产生。事实上，管理学上有个墨菲定理，说的是：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这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作坏的打算，那么坏的结果一定会来到。想想看，当坏的结果来到的时候，你要花多大的代价才能去解决？而且很有可能已经解决不了了。那么，为什么不事先做打算呢？事先预防，要省力得多，也可靠得多。奇门遁甲咨询，我们一定要具备勇于向困难和复杂问题挑战的精神，也就是迷信讲的“鬼神”，另外我们要给客户传递提前预防的态度，回想身边有多少“横灾”和英年早逝的事件，死亡比起任何的磨难都可怕吧！不要想着死亡离我们很远，其实它就隐藏在你的身边。告诉客户预防，我们也是在行善积德！

一、专业目录、初试复试考察内容（2021届）专业目录及初复试科目：哲学系101思想政治理论201英语一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44 法语（二外）或245 德语（二外）621 外国哲学史基础809 中国哲学史基础复试专业课：1135039 中国哲学原著选读哲学系（珠海）101思想政治理论201英语一或203日语621 外国哲学史基础809 中国哲学史基础复试专业课：7215001 中国哲学综合二、初试参考书目（仅供参考）初试专业课参考书目：621外国哲学史基础《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809中国哲学史基础《新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冯达文、郭齐勇三、录取情况哲学系20年录取名单：统考录取7人，初试最低分379分，推免5人。19年录取名单：统考录取8人，初试最低分360分，推免4人。哲学系（珠海）20年录取名单：统考录取6人，初试最低分332分，无推免。19年录取名单：统考录取1人，初试最低分369分，无推免。四、复试分数线及录取明细2020年：政治/外语（50分）业务课（90分）总分（320分）2019年：政治/外语（50分）业务课（90分）总分（320分）五、初试经验专业课复习：外国哲学史基础复习难度相对较大，知识点较为零碎，考试较为注重对于问题转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建议参考书籍：《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 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赵敦华老师的书籍十分简明，逻辑清晰，内容全面，主推参考书目。邓晓芒老师的教材优点在于书中对于思想史上问题转化的逻辑讲述的较为清楚，而且可以配合爱课程或B站上的武汉大学的西方哲学史网络公开课一起看。（后面的康德和黑格尔部分建议听B站张志伟老师的课）另外就是爱课程上可以下载这门课的PPT，上面对于各哲学家的思想的论述更为全面，但是内容较多。原著考察部分可能还是偏向笛卡尔、休谟、康德这些人，也考察过霍布斯等人，这个就真的要看我们平时的积累了，各哲学家有不同的写作风格。《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这本书每个哲学家的文献都会有不同的小标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著的思想。我的复习方式是参考教科书，用自己的语言和思路整理各个哲学家的思想。然后就是反复的去看，次数多了就理解了，不要想一次性背下来。复习时主要注重各个思想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中国哲学史基础中大的中哲试题很重视对文言文的考察，因此，培养自己的训诂技巧是很重要的，我主要是通过历年真题来适应这种答题方式，把文言文进行多种角度的解释，可以把名家解释用出来，最后自己也需要进行原创回答，从不同的角度回答同一章古文，哲学本质上是重“思”的，自己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若只背笔记获得了高分，并不代表你的哲学基础很好，这一部分同学很可能会在复试中遇到问题。我主要参考的书籍是冯达文、郭齐勇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陈来《宋明理学》、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很多真题，新祥旭学姐告诉我，这个需要自己上网搜索相应的资料，这一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中大中哲主要侧重于先秦哲学与宋明理学，需要对这两部分进行较多的复习。本文为新祥旭考研独家整理！更多考研资讯请关注公众号：新祥旭广东考研

编者按：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有关人士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敦康，于2019年7月14日早晨在北京家中去世。余敦康于1930年5月出生于湖北汉阳，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他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5年毕业。195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7年，因在整风运动中的几封公开信而受到不公正对待，被下放到湖北枣阳平林高中任教员，三年后返校，从事资料工作。1978年，余敦康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7，调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建树，是学界公认的最有思想性、创造性与现代性的中国哲学研究大家之一，同时具有文字训诂学、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的功力。其易学研究史论结合，系统深邃，自成一派，影响巨大，为国内外易学界所推重，代表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中国哲学发展史》（合著））《中国哲学论集》《易学今昔》《周易管理学》等。自1993年起至2002年，历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下文为余先生的一篇学术自传，他在文中以自己对学术的研究旨趣和研究工作为线索，回顾了自己与学术结缘的一生，并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看法。（转自搜狐新闻，原标题为《哲学使我绝处逢生》）作者/余敦康《庄子·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我今年86岁了，回望过去，八十多年的岁月，亦是忽然而已。在这忽然之间，个人伴随着时代流转，有过希望，有过彷徨，有过奋斗，有过无奈，那些身外的荣辱已如云烟，最终没有留下什么，仅当翻看过去写下的文字，便稍有些宽慰，那是思考在岁月中留下的痕迹，似乎表示着这一生没有彻底荒废。然当宽慰之情刚起，便马上涌起另一种感受，遂起无限怅惘，因为语言文章不过是“迹”而已，以一己之“迹”解古人之“迹”，乃是“迹”外之“迹”，那潜在的、终极的“所以迹”为何？却是语言文章难及之处，每思及此，只好默然。1930年，我出生在湖北汉阳，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后，1952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我随之转入了北京大学。195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天津一所中学教学一年后，1956年，我回到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1957年，北京大学涌起了一股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当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身临其境，激动不已，一连写了四封信，道出了心中的感言，信中说：“在现在，光喊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不够的。还要喊：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这几封信，成为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我因此而被划成了右派，人生遭受重大挫折，而当时的社会形势日趋严峻，这使我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我努力地用更深入、更冷静的哲学思考分析时代和自身，二十几岁的我在受到心灵的震动和打击后，寻找着思想的出路。之后在北京农村劳动、在北大做资料工作、摘帽后1969年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任八年中学教员等人生历程中，我在生存和思想的艰苦磨炼中进行着生命的积累。那些年，我埋头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使人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而我内心所崇尚的价值理想却愈加坚定，我对于时代的哲学思考和学术的钻研一刻也没有怠惰停止。余敦康。在二十七岁到五十岁这段生命的时光里，我沉潜下来，劳动、读书、思考、反思、体悟，时间如涓涓流水不停地向前，我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对魏晋玄学产生了兴趣，有意无意之间，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着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魏晋时期的哲人，具有深沉的时代忧患意识，他们崇尚思想解放、个性自觉的人格，将这些精神诉诸笔端，这些都非常契合我的性情。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地去探索天人新义，我以自我生命的体认，从中发现了我作为整个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时光的涓流未曾稍停，在艰苦的思考中探索、再探索，转眼已是天命之年。年轻时的学术训练和活跃的思维以及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加上中年时代于现实生活中的身心磨炼，形成了我用整个生命诠释哲学思想和人生价值的思维特点，想来人生的许多事，幸与不幸总是相伴相随。1978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终于可以作专业思想研究了，这正是我年轻时就立下的人生志向，这时我已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时间，直到近五十岁，我才有条件和机会开始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说五十岁以前，是我思想生命的磨炼和积累期的话，五十岁以后，我的思想生命进入了反思期、开拓和日臻成熟的收获期。我无比珍惜这难得的可以专心做研究的机会，抓紧剩下的时间，埋头耕耘，正如当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所言：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从1978年进入社科院宗教所到1997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除了对玄学进行思考研究外，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到了易学史的领域，围绕着先秦易学、两汉易学以及魏晋易学写了些文章，当研究进展到北宋易学时，萌生了写一部稍成系统的易学史通论的念头，考虑到这个愿望一时不可能完成，就将已经理出发展线索的北宋易学写成了这本《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先行出版了。北宋易学在易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高峰，易学大家辈出，从李覯、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到周敦颐、邵雍、程颐、张载，他们将才思与热情投注到易学之中，探索时代的主题，寻求明体达用的诠释途径，寻求内圣外王的贯通之道。在研读他们的著作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那理性思维的英雄气质和担待精神，并为之感叹不已。儒家思想中的“三不朽”，为无数仁人志士和学者英雄树立了人生的目标，一代代的儒者，心怀天下，思接千古，他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窠臼，以这样的精神凝聚成火炬照亮时代前进的道路，这样的情怀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在研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体会着探索的艰辛和收获的愉悦，将由此而引发的思考融入到字里行间。在这本书中，我将我的前辈学者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关于易道探索的文章附于书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探索的主题和北宋易学探索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用张载的话来表述，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外，生活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家与生活在北宋年间的古代哲学家所感到的困惑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困惑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表述，就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凡是合理的不一定必然能成为现实。如果哲学家通过一辈子辛苦的探索，最后所达到的结局不是确信而是困惑，而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又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精神原动力驱使着历代的哲学家去从事不懈的追求，那么，这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探寻之旅，我所感受到的悲壮的英雄气便源于此。我感到了这股力量在鼓舞我向前，也同时接纳了这种困惑。《魏晋玄学史》作者: 余敦康，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2004年，北大出版社出了我的《魏晋玄学史》，2016年该书再版。这部书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情感，也是我对玄学情有独钟的一个印证。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名教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如何调和？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会通？这是时代摆在玄学家面前的课题，玄学家带着自身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投入了一场围绕这个课题进行的思考和辩论之中，在那个战乱频仍、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强权压制人性自由、精神生命无所依托的悲苦时代，玄学家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体现了他们对于合理社会的热切追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汇聚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当我研读梳理完那个时代的玄学思想发展脉络之后，回顾这段历史，不禁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名教与自然，儒家与道家学说能否在现实生活的层次达于会通？如果事实上难以解决，那么最大的阻力来自何方？玄学家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普遍性的哲学意义？我对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思考之中，儒道会通的难题，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天地不仁”，始终是遵循着自己的必然之理独立运行，而人则是创造了一套价值观念，按照社会运行的应然之理来谋划自己的秩序和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人道是有逆于天道的。而从人道社会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拥有自然本性，其次是社会的存在，拥有社会本性，必然之理和应然之理内在地统一于人性的本质之中。人道既有逆于天道的一面，也有同于天道的一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同，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异。倡导自然主义的道家思想和推崇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双方的矛盾对立达到了尖锐的程度而趋向于融合。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儒道两家的这种复杂关系而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张力结构，在同异分合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向前发展，一部中国哲学就是围绕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几十年来我一直反对照搬西方的模式来看中国古代文献，所以我追本溯源，努力探索中国哲学的源头。后来我也写了好多文章来和西方哲学的源头进行比较，和印度哲学的源头进行比较。我要证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源头。我是利用《尚书》《诗经》这些原典来做解释的，我就是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通过诠释来确立中国哲学的地位。在我的《宗教·哲学·伦理》一书的第二部分，我写了《春秋思想史论》，我的目的是用中国本土的语言，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来阐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和希腊、印度相比，中国哲学具备与前两者“三足鼎立”的“合法性”的地位。在埋头于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有一种自觉意识，也就是说，从学理上讲，一个哲学家，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学者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把前人的思想论述读过、想过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特点，以自己的理解而标新立异，甚至完全反对前人也可以，但是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哲学史和哲学二者之间是交叉的，绝对不能画出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关键在于：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只有“接着讲”才有创新。所以，我明确地提出：“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的观点，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无论中外古今，无论是搞哲学还是哲学史，都是诠释学。《周易现代解读》作者: 余敦康，版本: 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西方的诠释学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它有它的文化理路，这个理路在我看来，就是在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两极对抗的时候激发出来的。从17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实证主义占了上风，就有一批人来反弹，要维护人文的神圣地位和独特性，就搞了诠释学。其实，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不是诠释而来的?找找根源，可以一直找到古希腊，它也是通过诠释而来的。如果离开了对古代的诠释、对经典的诠释，没有这个依据，它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没法成立的。所以，这两派，不管是哪个主义，都是通过诠释而来的。由于西方文化语境逼出个诠释学来，诠释学就向哲学的路上发展。它向哲学的路上发展以后，西方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跟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不是一回事了。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从先秦就有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提出“诠释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纪之交才提出来的。我们古代的诠释，都是一个人有诠释的思想，然后马上化为诠释一个经典作品，朱熹的诠释、陆象山的诠释、王夫之的诠释，所有的诠释，每一个诠释家、经学家都有诠释思想。我认为，关于人文和历史的东西，必须有自己主客合一的理解，不能仅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我对诠释的解释是：诠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所以，我主张中国的诠释学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诠释，体现我的关怀，我的理解，使我整个人走进去，和古人对话，获得思想和情怀的滋养，获得同情的理解，然后“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写出时代气息，写出自我的理解和精神。这才称得上是哲学家。《汉宋易学解读》作者: 余敦康，版本: 华夏出版社2006年7月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利用诠释学，我几十年的学术经历，着重诠释两个东西。一个是玄学，一个是《周易》。本来我是要顺着《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还有战国时期这样的一个诠释传统，来搞一个先秦的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我要解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必须从历史上解释，要找很多的材料。但是，我没有完成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的几个基本观点也不成体系，但我愿意将这些观点拿来与大家探讨，也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我的困惑和不成熟的思考中继续前行。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看法，大致有三个要点：一，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和谐精神。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选择决定的。因此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宗族—宗法制度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二，对中国文化源头的研究，指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关键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这种以宗族制度为依托的宗教文化，其发生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颛顼时代，此后历经尧、舜、禹一直到夏商周三代，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系列。虽有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相互抗争，但又有对共同宗教感情和共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能够超越血缘种族的分歧，对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利益进行有效调节，发挥着整合功能。由于文化向心力大于政治上的离心力，中华民族方能虽平行而并进，虽多元而一体；三，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过程和源头的研究，提出中国历史社会在道统、政统、学统、俗统四要件的内在构成及有机运动中发展，其中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合理张力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关键。依据普遍性的价值原则进行文化整合，还是为维护个别集团利益实行权利整合，是中国历史兴衰的重要原因。余敦康2002年我就退休了，但我没有停止我的哲学研究，有几本重要的专著都是退休后出版的。除了埋头著书外，我同时希望能为年轻人做点什么，所以我经常去给北大的学生讲课，看到年轻的学子朝气蓬勃、求学日新的样子，我很高兴。（那些讲稿经寇方墀女士整理，结集成为《哲学导论讲记》，于2018年初出版了）2014年，我84岁了，还在不断地讲课，12月8号，是我到北京大学最后一次讲课，后来因为身体不好这两年就没有再去过。那次是北大严复论坛第六届讲座，我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在讲座中，我从雅思贝斯提出的轴心时期说起，提出了中国哲学何以能够从远古走到现代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这需要从中国哲学的起源与目标上寻找答案。中国哲学起源于夏商周三代丰富而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积累。夏商周以敬天法祖为主要特点的宗教文化传统，赋予中国哲学以独特的展开路径、精神气质和思想特征，而与古希腊、古印度哲学思想殊异。中国哲学的目标乃是自古及今哲人们所追寻、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于“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目标足以跨越古今。2015年初，我身体出了些状况，行动不再像以前那样运动自如，但我的思考还在继续。这些年，除了对学术研究有一些心得外，在对《周易》的研究中，历代易学家的品格气象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拿宋代的易学来说，每个易学家自有不同的取向和不同的做法。比如欧阳修、司马光、邵雍、苏东坡，都有不同的取向。就我的取向来说，是什么呢?有些人我是佩服，但是我做不来。有些人我既不佩服也不想做。有些人和我的性情相投。我佩服两个人：一个是邵雍，他有一个安乐窝，在安乐窝里头研究他的《周易》，我佩服他有个安乐窝，我到现在一辈子都没个安乐窝。还有苏东坡，我喜欢他。通过研究《东坡易传》，我才真正认识了苏东坡这个人。以前只知道他多么潇洒、旷达，其实他也有内在的苦闷，内在的矛盾不能解决。他把这些东西都集中写在《东坡易传》里头去了。通过它我才知道《易传》居然有这么丰富的内涵。而当我写《周易现代解读》写到最后一卦未济卦时，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和无奈，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未济，多么令人心有不甘哪！正如清代龚自珍的一首诗所写那样：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中国哲学论集》作者: 余敦康，版本: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我觉得自己有许多想做的事没有完成，一路努力向前，当走不动时，抬头远望，夕阳西斜，群峰缥缈……我想起了五十岁之前那些不由自主的岁月，想起了五十岁之后的俯首耕耘。我是一个旅客，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一生，却最终没有到达心中的站点。然而，我知道在我开始玄学研究时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通过一辈子辛苦的探索，最后所达到的结局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逗号”，独对夕阳，感慨万端，我深深理解了历代旅者共同的情结和感受。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作者：余敦康 编辑：徐伟校对：薛京宁

关于择校本人本科是理工科专业，二战，三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外国哲学成功，一战时由于只准备了3个月，只看了一遍哲学史，但仍然过了中山大学的哲学校分数线，这给我二战带来了信心，遂放弃调剂，选择继续报考中山大学，因为如果贸然换学校，考的科目特点和参考书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于我而言最好的选择。至于为什么选择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呢，因为中山大学的哲学学科向来强势，哲学系（珠海）与本部的哲学系错位发展，这边有很多的外教与全英课程，研究生课程主要为小班讨论课，与西方的教育模式比较接近，我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也比较浓厚，也想体验下西方的教育风格，如果想在中国体验一下国外的教学风格，来哲学系（珠海）一定是不会后悔的选择。考研复习：哲学，于我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古希腊哲人认为沉思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存在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很喜欢思考问题，特别是有关天上的事物，但考研准备却又是一个十分枯燥的生活，结合我以前的学习经历，我发现我只有在学习压力小的情况下成绩才是最好的，在中学的应试环境下成绩只会大大退步，所以，我选择了自己的复习方式，几乎没有太大压力，每天大部分时间只复习5-6个小时，于我而言，若是900个小时给了我准备考试，若仍不能考生，那么这辈子哲学可能也就与我无缘了，所幸的是，我在这部分时间里还是成功地考上了哲学。考研英语：对于英语，因为我的基础还行，中大的校线是50，只需要把真题做完，再认真的解析一遍，上50不难，但若要上75的话，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再加上考研英语是一项十分应试的科目，学习体验不是太好，所以我在英语上花的时间比较少，但基础好的话，上60是很轻松的，所以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考研政治：在一战的时候，我考到了63分，但政治多选题居然错了10来题，选择题十分过多，所以二战时我主要专注于政治的选择题，成功上了70+，要点是多看那些内容量小的书，比如风中劲草和徐涛的黄皮书，此外我还看了考研大纲解析。西方哲学：要考好中大的哲学试题，研究历年真题是十分重要的，我用了3个笔记本把往年试题的回答写了上去，主要参考的有学长提供的笔记、知网文献、哲学书，活用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从著名期刊中找到意想不到的回答，外哲的话，我主要看的书有赵敦华的《西方哲学简史》、斯通普夫的西方哲学史、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中大很重视哲学原典分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看看北大出版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由于中大不设参考书，这对考生的阅读量要求其实是挺大的，尽量多看书，使自己博学是很重要的。跨考中大需要一定的实力，往年考上的也是科班出身居多，但如果你的实力有了，跨考哲学绝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相信自己。我们需要从历年真题中找到出题重点，看真题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题目是重复考过的，中大西哲注重基础，主要考察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了解程度。我当时报了新祥旭的专业课辅导，专业课老师就是中山大学（珠海）外国哲学的研二学姐，对专业课的复习和命题也比较了解，指导起来更加权威。中国哲学：中大的中哲试题很重视对文言文的考察，因此，培养自己的训诂技巧是很重要的，我主要是通过历年真题来适应这种答题方式，把文言文进行多种角度的解释，可以把名家解释用出来，最后自己也需要进行原创回答，从不同的角度回答同一章古文，哲学本质上是重“思”的，自己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若只背笔记获得了高分，并不代表你的哲学基础很好，这一部分同学很可能会在复试中遇到问题。我主要参考的书籍是冯达文、郭齐勇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陈来《宋明理学》、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很多真题，新祥旭学姐告诉我，这个需要自己上网搜索相应的资料，这一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中大中哲主要侧重于先秦哲学与宋明理学，需要对这两部分进行较多的复习。考研复试：这边的复试比较重视对英文的考察，复试的准备也得到了学姐的辅导，真是很感谢她。一开场会由郭老师（韩国）进行英语面试，你需要进行英文的自我介绍，老师会根据你的自我介绍与专业背景进行提问，笔试的话，考察内容还是比较基础的，好几道题目进行选择，大部分都是初始的内容，有几题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复试准备期间可以多看一些英文的哲学史著作，培养自己的英文哲学思辨技能。你需要在面试过程中展示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这是复试考察的核心。本人的初试排名是外哲专业第二，但面试后总成绩成为了专业第一。相比于初试，中山大学更加注重你复试时候的表现，往年不乏有初试高分复试被刷的例子，所以对复试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不仅仅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四十年，也是锐意进取、成长蜕变的四十年。正值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采访了郭齐勇教授，在这个访谈中，郭齐勇教授回顾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四十年，从师从哲学大家萧萐父先生的哲学系学生到当今的世界儒学研究的学者，这位直到70岁还坚持在教学一线的教授至今笔耕不辍。澎湃新闻：你今年又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与《中国人的智慧》两本书刊行。你是1978年10月进武大哲学系念书的，到今年9月刚好满40年。回顾起来，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最大的感慨是什么？郭齐勇：这两本书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化思考的心得，是姊妹篇。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个人恰逢其时， 随着国家的发展，自己也成长起来。四十年前，我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折，1978年10月，我以31岁的高龄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在此之前，我在湖北省化工厂当了八年的工人，在当工人之前，我在天门县杨场公社当了一年半的知青。再往前推呢，我是武汉十四中高中66届的毕业生。我这四十年，简单的说，就是在武大读书教书的四十年，我和武大、和哲学、和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这四十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研究和弘扬国学。先谈我的读书和教书。我们这批1978年进校的学生，年龄相差十几岁，差不多是两代人。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听讲座，泡图书馆。这一届同学特别多样化，以后不少同学都以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为学习的宗旨。读本科的时候，我和李明华、周民锋同学等编过一个油印的习作集，叫《求索》，只出了三集后来就不让出了。我自己也在校学生会的学习部当过副部长和部长，做一些组织讲座之类的工作。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过去的教条主义束缚相脱离。当时有思想解放运动，武汉大学的老师们聘请了一些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来，他们的观点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当时我们因为长期受到“文革”的束缚，在各方面是比较“左”的，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多数是糟粕，没有什么能在现代创造转化的东西。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课程是陈修斋与杨祖陶老师合上的西方哲学史，使用的教材是他们编写的用低质黑纸印的《欧洲哲学史稿》。再就是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老师合开的中国哲学史。这两门课都是一学年的课程，一周三次，每次两节，课程量很大。当时学校的学制很灵活，我们和77级的同学只相差半年，77级的同学是1978年2月份进校的，78级的同学是1978年10月份入校的。因为很多课程是跟77级合上的，所以我学分修满后，和77级的同学一起考上了81级的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提前半年毕业了。虽说是81级研究生，但有招生和考试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读书时间是从1982年的2月份到84年的12月份。掐指一算，我在武汉大学本科硕士一起读了6年，从1984年12月开始留校任教，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到今天，差不多是34年，算下来在武大已经待了整整40年。1985年到1987年我当助教，1987年升任讲师。1986年教育部批准了武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点，这是国务院的第三批博士点，萧老师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我们很荣幸地考上了87届的博士生，那时候我已经是讲师了。1987年以后，我是边读书，边教书，90年顺利地通过博士生论文答辩，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了两年，1992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我是1989年1月份升任的副教授，1993年3月升任的教授，同年被增列为博士生导师。我在学校当教书匠34年，我的生活无非就是读书、教书。读书是基础，也是我的基本生活，我读的主要是哲学、中西方哲学的经典，其中以中国的为主。萧、李、唐三位老师待我们非常平易亲切，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我从助教、讲师一步一步做到副教授、教授。萧老师不仅学术根底扎实，而且思想活跃，他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萧老师已过世十年，但每当我遇到问题，都会想想如老师在时，他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40年了！我最想说的话和最大的感慨是：感恩武大、感恩老师、也感恩我的学生。因为如果没有武大，没有武大的老师和同学，也就没有我。我出身小商家庭，当过知青和工人，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那时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哲学智慧。要是说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是我自觉来日无多，有些书还没有读，所以要赶着去读书。澎湃新闻：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哲学系，选择哲学的契机是什么？郭齐勇：我并不是选择了哲学系，而是被调剂的。1978年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第三志愿才是哲学系。虽然以前我在当知青、工人的时候接触过哲学，看过汪子嵩等编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杨荣国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但我胆子很小，觉得哲学太深奥。只到后来分到哲学系后，我才发现，我最适合学哲学。因为文学很灵动，我的年龄已经偏大，我的同学，以二十多岁的为主，还有十六七岁的，我已经三十一岁了。反过来说，我累积的生活经验比他们丰富一些，对于哲学问题，我的理解也更加契合。当时恰逢改革开放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一下子使我们觉得学习哲学不仅是一个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过程，也是丰富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启发我们思考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是真善美，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为什么东方红里要祈求一个大救星，而国际歌里不要神仙皇帝，怎么样从个人崇拜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从先秦到现代的中国哲学来反哺和提升，去学得一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所以哲学系虽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分配到哲学系，我感到很幸运、很契合。与我过去那些盲目的、知识性的积累不同，哲学开发的是一种智慧的追求。萧萐父先生短札澎湃新闻：你在很多地方都提到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三先生道德文章对你的影响，你也说过在萧先生晚年，关于他申报资深教授，萧先生曾与你发生过一次龃龉。中国传统教育，用孔子的话来说是“为己之学”，用孟子的话来说是“从游”。你的老师是如何教育你的？是如何批评你的？你自己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大多学有所成，你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郭齐勇：关于我的三位老师，萧先生、李先生、唐先生，当时叫三架马车，萧先生挂帅，李先生和唐先生去落实。他们三个人年龄相仿，但是李老师、唐老师都非常尊重萧老师。三位老师对我们的培养，是身教重于言教，如果没有三位老先生对我的教育、批评和指导，就没有我的成长。所谓“从游”，就像小鱼跟着大鱼，我深有体会。我是萧先生等三位老师带的第三届硕士生，我跟老师们一起生活，一起应对生活中的风波、人生的坎坷，也一起承担时代的考验。老师带我们这些学生，到我们协助老师带学生，再到后来我们自己单独带学生，一个重要的体会就是老师和学生一起成长。萧老师带我们的成功经验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把知识，为人为学，通过身教言教，倾其所有地传授给我们，而且把他尊重的学界朋友也介绍给我们。那时候即使很穷，老师们还是会积极筹措资金，鼓励我们去请教外地的老师，让我们去游学。我就曾去北京大学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去人民大学拜访了石峻先生，到上海华东师大拜访了冯契先生，等等。只要是有关的学术会议，老师都会争取名额带我们去参加，即使他不能去，也尽力介绍我们去参加。这些我们都继承了下来，特别是访问前贤。为了研究熊十力先生，在萧老师的介绍下，我访问了几十位哲学界的前辈，包括张申府先生、梁漱溟先生，我都找到他们家里，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我们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比我现在的年岁还要高，他们都是在民国初年就很活跃的人物，都是时代老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有很多西方哲学家访华，都是他们邀请的，比如张申府先生，他是第一个研究罗素的中国人。所以我们能够亲近这样一些前辈大家，都是老师提供的机会。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靠写推荐信、介绍信。萧老师也接待天南地北的老师们和他们的弟子到武汉访学。这是老师培养我们的经验，也是后来我们培养学生的经验，就是要访问前贤，直接地去面对这些前辈，去提问，对话，思考。第二个经验是干中学，一方面老师们强调我们要死读书下功夫，特别是原著经典，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点都不能浮皮潦草。他们还鼓励学生批评老师， 像黄卫平同学写文章批评萧老师的观点，萧老师就在我们学生中表扬他，还把他的文章推荐出去发表。文科的老师就是要指导学生读原著经典，启发他们思考问题，鼓励他们动手写东西。此外，萧老师还组织了很多学术活动，让我们在这些学术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学习待人接物。很多大型的会议，就是萧老师指导我们操办的。萧老师会事无巨细地写纸条给我，前几天我还看到他写给我的短札，小郭怎样怎样，到了晚年，他就写郭教授怎样怎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他写了很多条子，怎么接待外宾与外地的老师，怎么办学术活动，他都有很细的考虑，然后由我们去具体落实。比如说1985年12月，我们在黄州举办了第一届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办中国文化讲习班，那时候黄州还不是一个开放城市，很不方便。怎么去邀请国内外学者，邀请了以后怎么接待，怎么组织学生去接。杜维明与成中英教授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过长江摆渡，汽车开到江边，还要上船摆渡，这样才能过到黄州去。这些活动虽是我们操办，但幕后都是老师们联系好，写很多信札邀请学者。老师们以此锻炼我们的才干，锻炼我们的组织能力、办事能力。做人做事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具体的办事中，学会怎么与人相处共事，怎么组织协调。我们之间也有一些龃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年我年轻气盛，因为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对老师有所埋怨，老师很宽厚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们彼此的心吗？”我感动得流泪了。还有就是在老师晚年的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当时我是院长，想给他申报资深教授，就请学院的办公室主任把学校申报的文件给他。结果他很生气打电话给我，很不客气地说，你到我这里来，然后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了一顿，以前从没有这样。他对我说：“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还申请什么资深教授，那不是徒有虚名吗？又不能做事，让国家多花一些钱财干嘛呢？”他不愿意要这个虚名，但是他又不否定已经是资深教授的老同事，尊重他们。我们当时很抱屈，认为从萧先生的学识，资历等等各方面来看，只要申报，学校就能批。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守住这个界限。另外萧老师和我也是在患难中结成的友谊。不管怎样的高压之下，我们就是坚持真理，坦诚相待。我们是患难与共，一起成长的，甚至超出了一般师生一般父子的情感，他对他公子的培养都没有如对我们的培养花的力气大。但我们的师生情感是在改革开放精神，做人做事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不是邪门歪道的攻守同盟，而是出于道义。我一辈子处事也是秉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思想解放。如果要违背原则，我会拍案而起，绝对不干。我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了风骨，做人做事要有底线有原则。虽然老师不被重视，章开沅先生曾说，湖北有愧于萧先生，但是没有关系，老师依旧保持风骨，坚持为人为学的原则。这是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精神支撑，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违背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做。这也是我们从萧先生的身教言教中，最能学到，最感人，也最身体力行的东西。澎湃新闻：“文革”后至今武大哲学系（现在叫哲学学院）40年的发展历程，你是亲身的经历者，在你看来，武大哲学系有哪些特点？它的学术传统、社会关怀等等。郭齐勇：“文革”以后，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教书已有四十年。我亲眼看到了哲学系的发展。从2000年的年底到2003年我是人文学院的院长，2003年到2007年是哲学学院院长，2007年秋我主动请辞，请朱志方教授继任。武大哲学系是最早设立，也是学科设置比较全面的哲学系之一。我们的学科比较齐全，在我任上，同时撑开了八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我们马哲、中哲、西哲的课程设置，都是要研读原著经典，这是由我们的前辈开创的、武大哲学系很重要的学术传统，它基本来源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我们的西方哲学有陈修斋老师的唯理论研究，陈先生继承了贺麟先生的传统，对此有精到的研究。杨祖陶老师也是贺麟的学生，他（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从康德到黑格尔。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在西方哲学的两块，法国的唯理论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身体力行，下功夫对原典翻译、研究。杨祖陶老师在晚年，还独立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等。我们中哲也是这样，萧老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具有前瞻性，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萧李唐三位老师原著经典的基础都非常好，萧老师是周秦之际哲学和明清之际哲学的专家，萧老师常说抓两头带中间，所谓两头是先秦哲学和现代哲学，中间就是明清之际哲学，萧老师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研究，在全国和国际上都有地位。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李德永老师的宋明理学研究，都非常了不起。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马哲史，也很注重名著经典。过去几本书，学生都要都是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读。我虽然不是马哲出身，但马哲的十几种原著经典我都读过，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我们都是下过功夫的。江天骥先生的科技哲学与分析哲学，最能够及时地反映西方当代哲学。江先生英语特别好，他马上就能把英美最新的学术动态带到讲台上。每个老师都各有特点。萧先生特别会讲课，他讲课非常潇洒，江先生不会讲课，有次我们上他的课，他发了我们讲稿，念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去看吧。”他是潮汕人，他的话我们听不懂，还需要人翻译。江天骥先生在1978-1979年前后，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油印的，这是要寄到北京去，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要看的。总体来看，江天骥老师的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研究，陈修斋老师的西方唯理论哲学研究，杨祖陶老师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陶德麟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萧萐父老师的中国哲学研究，刘纲纪老师的美学研究，张巨青老师的逻辑学研究，老师辈的奠基使得我们武大哲学系学科门类相对齐全，经典比较扎实，学风也比较好。我们武汉大学哲学系不仅思想比较解放，坚守哲学本位和哲学传统，另一方面，它也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在真理标准讨论上，陶德麟老师就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在全国的思想界都有一定影响。同时，我们向社会的辐射也比较大，社会教育做得很好。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学生，在坚持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向社会去传达哲学智慧、国学智慧。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说明社会需要这些东西。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武大哲学系有强调社会参与的哲学传统。我们的中国哲学老师们，几乎毫无例外都到民间讲学，跟社会大众讲中国文化的传统。唐明邦老师在社会上就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这一辈也是这样，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也承接了起来。澎湃新闻：在你与武大哲学系一起成长的40年里，你印象最深的人或事是什么？郭齐勇：我们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十分密切。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回来探望我们，他们还能记得我们当年给他们上课的样子，这令我们非常感动。而我们呢，也记得三四十年前我们老师给我们上的课。当年教学条件很不好，我们在数学系一楼上课，大教室里仅有一点简易的课桌。杨祖陶老师讲课，是不带讲义的，有时候仅拿几张卡片。他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两节课或三节课，中间就稍微休息一下，一口气讲下来不看讲稿。77、78级两届同学一起听他的课，听到安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后来我们两届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回忆到这个场景。那时候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们很艰苦，为了节省一些钱，他们的讲义，要到县里面的小印刷厂去印。印刷工人们也不明白什么欧洲哲学史，杨祖陶老师在那里住几个月，现场校对。老师们为了给我们上课，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前年杨先生去世，大家回想起这些感人至深、印象深刻的情景，不禁都悲从中来。澎湃新闻：很多学者会通过变换不同的学术机构，寻求发展空间，你选择扎根武大40年，是什么原因能让你一直坚守？这其中是否可以说有得有失？郭齐勇：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去北上广，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我们武大哲学系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系，有很好的学术传统。我坚守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因为我是湖北人，家在这里。也曾经想过换个单位，尤其是在我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准备走了，学界有前辈劝我，说：“小郭，离开武汉不一定就适合你，你就在武大哲学系，坚持一阵就好了。”况且让我不教书去做别的事情，也不适合我，所以我就留在武大，一直坚持再坚持。另外，我还是感念这个氛围、感念这个集体。虽然有恩恩怨怨，我依旧觉得这里是适合我成长和发挥的地方。武大的老师同学都待我不错，我很感恩。1995年夏在波士顿大学出席国际中国哲学会，郭齐勇（右一）与萧萐父先生、杜维明先生、陈来教授合影。澎湃新闻：你曾经担任武大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在你任上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国学班，后来又创办国学院，你又担任国学院院长，开设弘毅学堂国学班，为什么要办这些班？郭齐勇：我当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那时候文史哲艺都在一起。在我的任上，我大概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情。我提倡并开设了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和哲学试验班。我们当时办中西比较试验班为的是多学中西的经典，辉煌了一阵。我在院长的任上办的国学试验班是成功的。虽然是2002年开办的，但我们最开始的学生是从2001级的文科各系，甚至理科，全校二次招生而来的。以后几届也是，大家愿意读的来读，大概是进校一年、半年以后，他们愿意调剂过来。对国学班的培养，我们注重文字学的功夫，坚持中国古文字、音韵、训诂的训练，坚持经史子集四部每一部经典都要扎扎实实地研读几种。像经部里的《尚书》《诗经》《周易》《礼记》，都有相关的专题课程。为什么要办国学试验班呢？主要还是想培养一点读书种子，一方面是做人要正派，有君子人格，有士操。再者是学术上，要有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要扎扎实实地研读经典。我们也开了通论的课程，但是通论的课程少，经典的课程多。我们办这个班是两点原因。第一点要克服文史哲分家、分科，我们希望深度地打通文史哲，当然精专和博通是互为基础的。第二点是文科学生的培养长期以来是概念加通史，缺乏经典的研读。通论、通史和原典相结合才行，经典要多一点，比例要占大一点。所以文科学生的培养，不能没有经典的基础。读经典可启发学生的原创性思维。针对我们几十年以来文科培养的缺失，我们创办了国学班，给当时全国所有想办国学院和国学班的同仁提供了参考，主要是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现在我们的国学院，文史哲三家优秀的老师，都在这里上课。澎湃新闻：你如何看武大文史哲的学术传统，以及这40年的发展？郭齐勇：我们觉得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人文传统，在于它的学风比较正，基础比较好，富有改革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它前沿的研究。文学院的黄侃先生，闻一多先生，还有当年的“五老八中”，历史学院的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哲学学院也有她的辉煌，我们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有哲学系，有几代的哲学专家。2003年我到日本去做研究的时候，日本学者都非常重视武大，一听说我是武大来的，都提唐长孺先生，还要提一个李格非先生。武大中文系的李格非先生，是编字典的，研究音韵学，他是黄焯先生的学生，在1960年代“文革”前，他和唐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去，给日本的学者们讲过学。李格非老师虽然在武大并不出名，但在日本很有名。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传统，像唐长孺先生的传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这方面的大专家。唐先生的文章很短小，不空发议论，有精专扎实的史料基础。而吴于廑先生的传统是视野特别开阔，他的世界史观独树一帜。这四十年以来，我们武汉大学文史哲的专家们，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比如说历史系的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还有陈伟老师、徐少华老师，他们就把地方独有的出土文献，湖北挖掘出来的战国时期的楚简加以研究，这个研究就很有前沿性质。陈伟老师主持专门的机构，来做简帛研究。文学院在古代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研究颇有成就和贡献。哲学院中生代很了不起，如马哲的汪信砚与何萍教授，西哲的邓晓芒、赵林、朱志方教授，中哲的萧汉明、李维武、我与吴根友教授，宗教的段德智与麻天祥教授，美学的陈望衡、彭富春、邹元江教授，逻辑的徐明、程炼教授，心理学的钟年教授等，都有较大影响。我们也提拔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丁四新教授，他是出身农村的农家子弟，我们倾心地去培养这些农家子弟，他现在做得很好，是长江学者。所以我觉得我们武大的人文传统是在继续，也有创新。郭齐勇（左）与梁漱溟先生澎湃新闻：你在哲学学院40年，回想起来，有没有什么遗憾？郭齐勇：遗憾总是有的。人的一生和各色人等打交道，一起生活，委屈、遗憾总难免。但是和我们的学术事业比较而言，和我们武汉大学哲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比较而言，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感到十分荣幸。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学养不够，毕竟我是31岁才开始读大学，读书还不够，还没有做到中西兼通。我们的老师希望我们中西兼通，我们还没有做到。澎湃新闻：你对未来哲学学院发展的期许是什么？郭齐勇：我们哲学学院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很好，现在他们都做的很好。新生代人才多，新学科（如政治哲学）也起来了。我认为学术基础还是要扎实。我们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在人才培养上，希望下把力。澎湃新闻：你可否从教学、学生培养、学术科研等方面，对你的学术生涯做一个回顾总结？郭齐勇：在教学上，一直到2017年，我70岁的时候还坚持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为全校的本科通识课讲“四书导读”。我先后在武汉大学开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最主要的课程，除了中国哲学史之外，就是经典的课程，比如四书、老庄、礼记、先秦儒家哲学，等等的导读课程。研究生方面除了经典课，我开了哲学史方法论、国学前沿与方法等等。我们为硕博士生开的课，比较重视方法论的训练，比较重视他们怎么写论文。这一点我们也跟他们切磋交流得比较多一点。教材呢，比如我编写的《中国哲学史》的教材，是在全国用得比较好的教材，高教社印了20多次。人才培养上，到目前为止，获得学位的博士有49个，硕士28个，此外博士后20个，国内外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16个，是以我为导师、为责任人和同事一起培养的。我培养学生，重视他们为人为学的基础。像我的老师待我们一样，我也这样培养我的学生，尽量推荐论文发表，提供机会让他们到海内外去游学，增强他们的才干。我现在有很多的学生都是博士生导师。我要说的是，虽然我是他们的导师，但他们的成长也离不开教研室其他老师们的培养。在学术上，比如说，2015年11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任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教授。他们请的第一位是杜维明，第二位是我。去年我被评为世界儒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奖，我没想到能够得到这个大奖。我个人的科研主要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探究，包括其架构，特色，方法论，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有一点微薄的努力。我重视先秦哲学，先秦哲学须结合运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材料，综合地下文献和地上文献，我对此有一点研究。我的重心在儒学，因此对儒学的基本知识，礼乐文化、社会建构、管理智慧、人文精神以及现代价值有较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公德与私德，是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我比较重视儒家的私德，私德里面有很多可转化为社会公德的基础。再者我在20世纪中国哲学、当代新儒学思潮的总体与个案研究上有一点贡献。还有就是国学，特别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传统，在这方面，我有一点研究。另外我有现实关怀，有一些提议，比如提倡国民教育中增加国语国文国学的分量，建议四书全面进入中学课堂，建议孔诞日作为教师节。另外关于提议修改现行的刑法民法的有关条文，结合容隐制的传统和现代人权的观念，保障公民的亲情权和容隐权等方面，我一直关注。在我与同人的努力之下，国家刑诉法也做了初步的修改，这对完善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贡献。基本上我觉得我这40年，在改革开放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原则，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也在进步。虽然其中有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是我在做人做事，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在社会公益各方面，我还是做了些事情。比如说在学术与学科建设上，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和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为全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社会活动上，我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的副会长，担任过国际中国哲学会的会长。我支持民间儒学的发展，民间书院的建设，这也算是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我也常到民间去讲学。总而言之，这四十年没有虚度年华，一直到现在还是忙忙碌碌，文债不断。现在老了，做不动了，该年轻一代做了。我会继续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中国网北京12月22日讯（记者 刘佳）艺考改革的余温，今年还将继续发散。按照教育部“艺考改革八大举措”规定，艺考生无论报考哪一个艺术类专业，都必须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即初试，其中，“文史哲”是艺术类院校的艺考“标配”。作为艺考生的“心中殿堂”，中国传媒大学也将文史哲列为初试必考项。但备考有秘方，“北大天团”了解一下？淘汰率超一半 中传再次被“团宠”1月2日，中传艺考初试即将举行。作为中传艺考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起，文史哲考试将是该校艺考初试的重要内容。从报考人数来看，中传一直是超级热门。数据显示，该校2019年艺考报名人数49565人，2020年达53566人，初试通过率仅为50%，淘汰率相当地高。淘汰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呢？最直接的原因是报考人数水涨船高，还有一个更为内在的背景是，中传初试文史哲没有考试大纲，不依据高考标准，也不按照高考套路命题，所依据的是中传组织资深专家编著的文史哲通识教材，其内容覆盖范围和难度均超过高考考查范围，对文化课普遍薄弱、时间紧迫的艺考生来说尤为困难。中传初试文史哲所用的大学通识读本是国内首本艺考文史哲通识教材，编著者都是出身北大的文史哲研究大家。读本的内容安排全面而系统，超出了中学教学和高考考纲的范围。比如，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识读本中，包括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晚唐小品文等20多个章节的内容，都是中学教师不了解或难有把握讲好的内容。客观来讲，如果对中传文化课考试缺乏研究、而且对文史哲学科门类缺乏整体把握和专业研究，要把中传文化课讲好，确实非常不容易。“北大天团”助攻 近10位教授亲自备考懂行的人清楚，中国文史哲内容拥有其自身完整而严谨的学科体系，研究者一般只会选择其中某个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最好的讲解方式是依照学科结构，邀请各领域资深专家组建团队进行讲授。专注中高考42年的精华学校最新推出的“中传文史哲初试点睛课”绝对称得上是良心之作。这门课的最大看点是，邀请中传文史哲通识读本编著者和近10位北大资深专家组成“教授天团”亲自讲授。这些北大教授来头都不小，比如《中国历史通识读本》主编、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修订组成员、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原系主任张帆。《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副主编、北大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威威。《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主要著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任蜜林，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常森，北大中文系教授、北大人文特聘教授吴晓东等，均为文史哲各专业细分领域的资深研究者。同时，“中传文史哲初试点睛课”依据学科内容结构来组建讲员团队，比如，历史方向3人，分别讲授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这些专家熟谙教材内容框架和考查重点，了解中传艺考招生规则和方向，他们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分领域细化精讲，不仅讲得全，讲得准，更能讲得透，讲得细，从而引领学生实现考试能力和文化素养双向提升。“中传文史哲初试点睛班”教材主编及北大教授团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张帆教授《中国历史通识读本》主编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修订组成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原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王威威教授《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副主编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副会长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副秘书长，《老子学集刊》副主编任蜜林教授《中国哲学史通识读本》主要著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先秦两汉哲学、魏晋玄学研究常森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楚辞学、《诗经》学、诸子学等多领域张一南教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文系助理教授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李鹏飞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大学长聘制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吴晓东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著有《阳光与苦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十多部作品李国华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鲁迅研究、赵树理研究、左翼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王元周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教授韩国延世大学史学科博士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韩国史韩策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晚清史、科举史和中国近代法律史第八届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青年奖第九届社科文献十大好书奖获得者

研究生开学典礼9月8日上午，山东大学201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在中心校区体育馆举行。校党委书记郭新立出席典礼并为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基金获得者代表颁奖；校长樊丽明出席典礼并讲话，寄语同学们立志做新时代的研究者。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科学家、山东大学名誉教授丁肇中先生，丁肇中先生夫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高级项目官员Susan Ting女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行政官谢彩秀女士，“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儒学高等研究院郑杰文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学院杜泽逊教授，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青岛理论与计算科学研究院刘文剑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陶绪堂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基础医学院高成江教授；常务副校长王琪珑，校党委副书记仝兴华、陈向阳，副校长芦延华、刘建亚，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桑晓旻，校长助理、青岛校区副校长贾磊，校长助理、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邢占军，校长助理、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易凡出席活动并在主席台就座。仝兴华主持典礼。开学典礼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随后，刘建亚宣读了《山东大学关于表彰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基金获得者的决定》，郭新立为获奖学生代表颁发证书。今年共有1576名学生获得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基金。丁肇中教授在讲话中对同学们来山东大学求学表示祝贺。他强调，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极少数的人将大多数人的观点推翻之后，科学才能继续前进。他介绍了从事AMS研究的经历，表示这个实验的结果推翻了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过去半个世纪，自己做了很多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证明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是错误的。丁肇中告诉同学们，人是永远向前走的，希望大家能够靠自己的好奇心发展自己的事业，毕业后能够为人类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作出贡献。研究生导师代表杜泽逊教授在发言中表示，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他表示，学术创新包括发现新材料、提出新思想、开拓新领域、推翻旧学说、填补学术空白等多种方式。对于同学们怎样才能成为学术创新型人才？他认为，第一，要向本学科最有名的创新型人才学习，通过认真阅读相关文献，从著名学者的传记中汲取经验，从杰出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代表性论文中领悟其研究方法。第二，要积极参与创新活动。要保持吃苦耐劳、踏踏实实的精神，愉快地接受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去做、用最大的诚意把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这样才能更直接地获得科学知识，学习科学创新研究的方法，掌握科学创新研究的路径。他勉励同学们要做忠诚、学问水平高、思想境界高的好学生，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把科学创新精神发扬光大，做出更高的学术创新成果，真正成为新一代的创新型人才。在“榜样的力量”环节，优秀研究生代表们用守正创新的学术态度，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为研究生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他们通过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引领学弟学妹们在未来求学的日子里，崇尚学术、勤勉笃行，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寻求自己的人生航向，探索前人未触及的未知，在学术领域里找寻自己的兴趣点，创造独特的非凡业绩，成就精彩人生。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山东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商云龙从普通炉工到山大教授，考研两次，读博七年半，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焚膏继晷，为生命的律动寻找支点；攻坚克难，突破新型药物载体应用局限性。融合创新，“药”为人先。药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张会苑利用学科交叉融合，打破传统研究常规，在更广阔的地方研究，突破学科壁垒，攻坚克难，书写人生华章！承名师教诲，理先秦文泽；守青灯黄卷，听金石铮铮。儒学高等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姚文昌分享了自己的学术成绩和成长经历，他认为人文学术的春天已经到来，希望师弟师妹们“奉师学，学一二看家本领；能创作，作三千得意文章”！物理学院2019级博士生刘燕然从自己角度出发寻找最优解。科研没有终点，刘燕然在无数的抉择中选择坚持，选择拼搏。新生代表、数学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米俊喆在发言中表示，大学四年受山大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自己懂得了进入山大学习不是梦想的实现，而是不断追梦、圆梦的起点。作为一名研究生新成员，“山大”二字对自己来说，是海的胸襟与山的气魄，是敢为人先、创新引领的精神，是浩然之气和好学之风。面对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他表示，将热爱祖国、勇于担当，追求卓越、勇于探索，心存敬畏、心怀感恩，在圆梦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传承山大学术、传递山大精神的重任，在山大书写人生的华彩篇章，为山大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樊丽明在讲话中祝贺2019级研究生新同学从今天起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山大人。她表示，从同学们青春洋溢的面孔和渴求真理的眼神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未来的期盼和憧憬。她介绍，山东大学是一所心系家国有担当的大学，是一所追求卓越有实力的大学，是一所充满温度有故事的大学。118年来，一代又一代山大人积极投身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中，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用朴实、扎实、务实的山大品格谱写了救国、建国、兴国的奋斗篇章。樊丽明表示，同学们作为新时代的山大人，既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她对大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确立学术强国之志。要把学术当做生命的底色，树立学术意识、学术旨趣、学术志向，将个人的学术抱负融入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齐奋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成就卓越人生。二是要涵养学术强国之德。要不断修身立德，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始终恪守学术道德，积极倡导学术诚信，坚决捍卫学术尊严，共同维护学校优良的校风学风；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以求道、明道、弘道的精神，敬畏学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涵养正气，做无愧于时代的大学问、真学问、好学问。三是要练就学术强国之才。要按照学术精英、专业精英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学习和研究中增长才干、提升能力，勇于创新，珍惜韶华，夯实理论功底，提高专业素养，完善知识结构，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樊丽明鼓励同学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树立高远志向，严谨治学，担承学术强国使命，传承山大百年文脉，以一流的研究姿态汇聚新时代学术强国的山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振翅高飞！珍惜韶华，不负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典礼最后，全场人员齐唱《山东大学校歌》，2019年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落下帷幕。典礼前的序典阶段，现场播放了《大学之道》《关于人文》《和丁肇中一起寻找“彩色雨滴”》《当数学遇上彭实戈》《医者无憾》等微视频，全场同学们一起走进山大校园，从学术大家的科研实践中，领悟科研魅力，更加坚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心和信心。典礼后举行了“稷下风”崇学讲堂，齐鲁交通学院李利平教授作了题为“做新时代具有家国情怀的研究生”的报告，从扎根山大开启科研之路、转变角色迎接全新生活、全面提升深耕优秀人生三个方面向同学们讲述了应如何立足齐鲁大地，培养科研素质，进行交叉创新、加强合作交流，拓展学术视野，寻求研究方向，融入科研生活，不断在实践中发现真理。他希望同学们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勇于担当，做具有家国情怀的山大人。青春正好，莫负韶华，筑梦青春年华，践行人生梦想。山东大学19级研究生们，未来之路，尽看诸生！文/王莉莉 孙昕如图/刘婷婷 谢婷婷 蒋晓涵 宋烨编辑/于子旋 林明铭责任编辑/苗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