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及健康研究

作者：葛荣晋一、现代医学模式转型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社会和医学实践的长足进展，使人类的疾病谱和死亡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结核病和消化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20世纪后半叶，居于头四位的疾病则是脑血管病、心脏病、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这四种疾病。由于中国和世界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根本变化，使传统的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不得不被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所代替，开始由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综合性的医学模式转变，这是人类医学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现代医学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单因果模式向综合因果模式转变。现代医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看成是纯生物学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整体人。发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学因素（有毒化学物质、变态反应原、机体所需要化学物质的过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线、高温、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虫），而是从整体的人出发，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质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环境污染、社会公害、职业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在诊断上，要求医生不只是利用各种医疗仪器和化学检验，还要求医生通过耐心的望诊、闻诊、问诊、切诊，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家庭境况。第三，在医疗手段上，要求医生对于病人不只是给予医疗技术和药物的帮助，还要求医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治疗，把医学与当代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道德、管理等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疾病的综合防治，是保证人类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现代医学模式固然产生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医学实践，同时它也可从道家哲学和东方传统医学中吸取辩证思维模式和中国医学智慧。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道家哲学和以它为指导的中国传统医学，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二、“形神双修”与心理疗法汉代河上公注《老子》曰：“营魄，魂魄也。人载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即认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体）的统一。只有使精神和形体合一，人才能长寿。《淮南子·原道训》亦认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根据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则，中国传统医学非常强调“形神相即”，反对形神相离。《黄帝内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类经》亦说：“无形则神无以生，无形则神不可活。”明代医学家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指出：“质象所结，不过形神。形神合，则是人是物；形神若离，则是灵是鬼。”由此出发，他批评说：“夫人只知养形，不知养神，只知爱身，不知爱神。殊不知形者，载神之车也，神去人即死，车败马即奔也。”(《遵生八笺·清修妙论笺》上卷)所以，道家在养生上主张“形神双修”，这比西方医学单纯注重“养形”要高出一筹，更符合于现代医学模式。如何“形神双修”呢?老子认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双修”的奥秘所在。庄子所谓“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写照。在道家看来，各种物质欲望虽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过分追求，就会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十二章)的恶果。所以老子从贵生立场出发，极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根据道家的“少私寡欲”的养生原则，中医药学把“形神双修”贯穿于病因、诊断、治疗等各个医学环节。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学原因，如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之气外，还必须通过“少私寡欲”的途径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虚无”，才能使精神处于安静、乐观的良性状态。《太上老君养生诀》指出：“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教诫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养性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五者不去，心虽希寿，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绝，则信顺日跻，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寿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还是孙思邈的“去五难”，都是根据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从社会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这较之西方医学只注重生物学原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在诊断上，中医药学根据老子注重“养神”原则，向来重视“望、闻、问、切”等方法，强调从病人的神色表情、语言气息、眼神、动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认为形健则神旺，形衰则神惫。《黄帝内经》要求医师“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认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强调诊病时必须注意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会因素。这种形神统一的诊断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学检验、透视等技术，单纯考查生物性病因的医学理念，是迥然不同的。在医疗上，中医学非常重视心理因素在治疗中的作用。按照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响心理因素，人体有病心理必定出现异常现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响生理因素（如怒伤肝，恐伤心等）。在治病时，应当采取各种不同的相应的心理疗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种心理疗法：第一，以情胜情法。中医不仅承认人的生理与心理因素之间互相影响，而且不同情态之间亦有影响，如“悲胜怒”、“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等。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讲到范进中举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吓方式使他精神恢复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胜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语言开导法。从西方医学史看，心理咨询仅是20世纪40年代末兴起的心理疗法，而中国古代医书历来都非常重视语言开导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可以促进人的思想变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心理平衡，对治疗疾病有明显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语言刺激亦可影响人的健康，导致疾病产生。《黄帝内经》指出：“人之情，莫不恶死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适之人，岂有不听者乎?”这种语言开导法，同现代医学上的心理咨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谓“移情”，是指人们采取某些方法来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消除或减轻恶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点转向其他事物。所谓“移性”，是指人们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动，摒弃不良习惯或思想杂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吴师机在《理瀹骈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也。”习书作画，听音乐或自己演奏、种花、赏花、养鱼、钓鱼等，都是陶冶情操、除忧解愁的好办法。按照中医理论，角、征、宫、商、羽五音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宫音治脾病，心情忧郁，可选听《光明行》，失眠可选听《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欧阳修曾患有忧郁症，久治不愈。后来学琴演奏，“久而乐之，不知疾在体也”，恢复了健康。据科学家对19世纪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调查，发现他们的寿命比一般人要长，这是音乐家多使用“音乐脑”，使体内情绪机能活跃的结果，这叫音乐疗法。古今中外的书画家多长寿的事实，说明习书作画也是长寿的重要方法。这种“移情易性”的心理疗法，已为现代医学广泛用以治疗精神病等。美国的《现代诊断治疗学》要求医生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要转移病人爱好，鼓励病人去发展其它方面的爱好或技能”，特别对于那些空闲时间较多的病人要“转移重点”，这种“转移重点”、“转移病人爱好”的方法，同中国传统医学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紧急状态法。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这种特殊力量来治疗疾病。中医学在老子的“形神双修”特别是在“养神”思想的指导下，非常重视对患者的心理一社会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针对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疗法，这与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马博士依据老子思想创造了“森田疗法”，颇为当代医学所推崇，风靡于世界。“森田疗法”并不是引导患者去消除病状，而是引导患者在症状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在无所谓精神状态下，顺其自然不知不觉地再也不去介意症状的存在，逐步恢复了健康，这证明以道家哲学为指导的中医学必将能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建构作出积极贡献。三、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精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用以标志人的生命本质的哲学范畴。它是从《老子》一书中脱胎出来的。老子既讲“气”，也讲“精”。讲“气”的地方，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专（同抟）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心使气曰强”（五十五章）等；讲“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腹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队人的生命上立论的。但是，老子还没有把“精”与“气”联系起来，提出“精气”这一概念。到了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才正式提出“精气”这一概念，认为人的形体和生命都是由精气所构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汉代王充发挥道家的精气思想，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精气是人的生命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论衡·沦死》)道家提出的精气理论，早已被中国古代医学家引人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人的生命本质，疾病发生和医疗诊断。《黄帝内经》作者较早地将道家的精气理论用以说明人的本质，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灵枢·经脉篇》)精气“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素问·六微旨大论》)“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化，终而复始。”(《灵枢·脉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气”的一种高级运动形式。《黄帝内经》作者还具体谈到80余种气，用以证明人的生理活动、精神意识、病理变化、临床诊断、针药治疗等都是统一于这个物质基础。中国古代医学家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认为人体之气始终处于不断地运动状态之中。气的运动状态保持平衡叫做“和”，畅通无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气保持“和”与“通”，人就健康；若气“雍闭不通”，人就会生病。《黄帝内经》指出：“五脏不和则七窍不通，六腑不和则留为痈。”(《灵枢·脉度》)隋代巢元方明确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的命题，他说：“夫百病皆生于气，故怒则气上，喜则n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忧则气乱……，思则气结”。(《气病诸侯》)宋代《圣济总录》199卷亦说：“人之五脏六腑，百骸九窍，皆一气之所通，气流则形和，气戾则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气论思想来说明人的病因的。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体之气的运动状态决定的，那么在治疗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气导引疗法。老、庄不但提倡“养形”、“养神”，而且也提倡“养气”。从“养气”这一原则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气导引之术。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这里是指炼气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炼者把气结聚起来，全身放松，呼吸自然，从形体到精神，做到如同婴儿那样。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蒋锡昌认为“此章言胎息导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谓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气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是说“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气便能长生康健”。(《老子校诂》)以鼻口呼吸，当绵绵不断，若可存复若有无有，不当急疾勤劳也。老子讲的“为腹不为目”（十二章）和“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五章），实际上都是指意守脐下腹部丹田，讲的也是炼气。庄子所谓“真人之息以踵”(《庄子·大宗师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间，通过经络，可以直达足底涌泉穴，即所谓“大周天”也。庄子所谓“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当为身），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篇》)郭嵩焘援引王船山的话，指出：“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循虚而行”。讲的也是古代修炼的一种方法。《庄子》一书中讲的“心斋”(《庄子·人间世篇》)、“坐忘”、“朝彻”(《庄子·大宗师篇》)等，也都是修炼的一些具体方法。行气导引治疗本是道家的养生方法，后被中国传统医学广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医学根据老子的“静为躁君”和“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要求通过意守丹田和气息锻炼，排除一切杂念，做到“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虚之患”，使大脑活动完全处于虚无、宁静状态、增补元气（精气），流通百脉，改善呼吸、循环、消化、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道家多讲静功，亦讲动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重视导引按摩对“养气”的作用，指出：“人身流畅皆一气之所周通。气流则形和，气塞则形病。故《元道经》曰：元气难积而易散，关节易闭而难开，人身欲得摇动则谷气易消，血脉疏利……按摩导引之术所以行血气、利关节，……故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啕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伸）、为寿而已矣”。所谓“熊经鸟申（伸）”是指如熊吊颈、如鸟伸脚，即是导引术。长沙马 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导引图》中有“龙登”、“鹞背”、“熊经”、“猴状”、“虎扑”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训》亦有六禽戏的记载。三国华佗还提出了五禽戏。晋代更出现了燕飞、蛇屈、兔惊、龟咽等模仿动物动作的体操。《抱朴子·杂应篇》载有“龙导、虎引、熊经、龟咽、蛇屈、鸟伸”、“猿据、兔惊”等导引之术，以期达到“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而增年”(《抱朴子·对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动物的动作外，中国古代医学还根据人体生理状况和病理变化设计出许多旨在活动周身肢体和疏通元气的导引按摩之术，如南北朝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导引按摩》中提出的八节导引方法，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济总录》中提出的神仙导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出的肝脏导引法、《灵剑子》导引法、胆腑导引法、脾脏导引法、肺脏导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种导引按摩术中，虽有模仿各种动物的八段锦、五禽戏等，但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明代出现的太极拳。不管是静功还是动功，都是根据道家的气学理论，用以“养气”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的行气导引疗法是以道家的气学理论为哲学基础的，气学理论与行气导引疗法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理论。这一独特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构建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早岛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观相导引术与健康》一书，也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医学的合理因素，为构建现代医学模式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四、“道法自然”与自然疗法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医学中出现了自然医学这一分支。按照自然医学的理论，认为只有使人的生命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只有使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才能得到健康，否则即会引起疾病。自然医学是以自然界存在的东西（如空气、水、阳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体本身的潜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洁、希望、信仰）等，来保持或恢复人体健康的一门医学。“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类，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为的，只有当人体与自然保持和谐，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与自然之间若失去平衡，就可能发生疾病，导致死亡。人的生命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所以，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医药学根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的养生如同治国一样，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黄庭经序》)从“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疗法，在我国古代医学中，早已获得广泛应用。现将其中的生活起居、饮食、食疗等内容，作一扼要说明：第一，生活起居。《黄帝内经》作者依据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应根据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苟（重）疾不起，是谓得道（得养生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陶弘景在《养性还命录》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过分，应与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久坐伤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笺·四时调摄笺》中，依据春、夏、秋、冬气候变化的不同，分别介绍了不同季节的养生之法。在《起居安乐笺》中，他还围绕“节嗜欲，慎起居，远祸患，得安乐”这一中心思想，详细地阐述了“恬适自足”、“居室安处”、“晨昏怡养”、“溪山逸游”、“宾朋交接”等内容，对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养生之法。在中国古医学书中，以卧床休息和慎调饮食等自然疗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记载。陆以淅在《冷庐医话》中记载：“海盐寺僧，能疗—切劳伤虚损吐血干劳之症。此僧不知《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惟善于起居得宜，饮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可见，慎调生活起居有时比服药效果还好。第二，饮食和食疗。中医根据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则，认为饮食不当(差失)非但不能养生，反而导致疾病，《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只有做到“饮食有节”，才能达到养生目的。如“以酒为浆”，溺于饮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食诫篇》中亦指出：“养性之道，不欲饱食”。主张“先饥乃食，先渴而饮”。根据四时季节之不同，规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单列《养老食疗》一篇，规定老人“每食必忌于杂”。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专列《饮馔服食笺》一章。他根据“日用养生，务尚淡薄”的原则，对饮茶知识作了详细说明，对汤、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绍。中医既重视饮食，更重视“食疗”，主张根据食物性味和归经来选择食物以治疗疾病。陶弘景有“食诫”之说，列出食疗法一百多种。南北朝时期，著有多种《食经》；《隋志》录有《神仙服食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记载；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经》，《新撰食经》外，若马琬、卢仁宗、严龟、孟诜、张鼎、陈士良等各有《食经》、《食法》、《食疗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绿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诸毒之功能。这些说明，中医学的“食疗”之法也是自然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五、辩证思维与现代医学模式中医药学所以具有现代医学模式的原始模型，这与道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有着直接的联系。正因为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有契合之处，所以它在现代医学模式建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医学的辩证方法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方法相对照，就会发现：依据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观，中医学承认在医学领域里不仅充满着矛盾，如生死、刚柔、强弱，盈虚、虚实、阴阳、寒热、表里、上下等，而且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如寒者热之，虚者实之，“寒极生热，热极生寒”等，中医学的矛盾观念与现代医学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医学根据道家关于“和”的观念而产生的阴阳平衡的思想，与现代医学关于人体形态的学说是契合的。中医学根据老子关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产生的整体观点，与现代医学强调整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医学依据道家关于“合”的观念而提出的综合性功能作用的观点，与现代医学关于多学科相互渗透的主张是一样的。从这种对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辩证思维对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综上所述，依据道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中医药学原始模式，无论是它丰富的医学内容，还是辩证的思维方法，都恰好弥补了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和弱点。同时，这也是中医药学能够迈向现代化的内在根据，它如没有这一内在依据，我国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将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和辩证方法独具特点，所以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型中，必将发挥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现代医学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心脏看成了一个机械泵。”北京阜外医院博士后杨进刚医生的一段演讲近日风靡网络，题目是《现代医学挽救不了迷失的心》。杨教授讲了他在心血管内科从医十几年来接诊的心梗猝死等种种病例，着重介绍了心梗的急救方式与发生原因。在演讲的后半部分，杨教授讲到，心梗的发生原因与情绪和压力关系极大，愤怒、紧张、激动都是导致心梗的主要原因。如果你炒股，那么不管涨跌，你的冠心病死亡风险都增加，因为高兴和失望都造成你情绪的波动；夫妻吵架15分钟影响健康；孤独对身体的危害与每天抽15根烟等同；敌意增加19%的心脏病风险；愤怒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在2小时内上升750%；心怀恶意增加一倍的死亡风险。所以要做好人，做善事。与此同时，善良的女士死亡风险降低；有生活目标的人死亡率降低；心怀感恩明显改善身心健康；乐观者健康程度增加一倍。现代医学最大的悲哀就是把心脏看成了一个机械泵，半数冠心病不是死于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而是死于我们的敌意情绪。治疗心脏病的最好药物不是他汀和阿司匹林，而是乐观和爱。内圣外王，是最伟大的养生智慧孔子讲：仁者寿，大德必有其寿；中医讲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的人心，整个人的情绪全被浮躁的心情所埋没。《道德经》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中国人讲：内圣外王。什么叫正心呢，去除不安情绪，不被物欲蒙蔽，保持心灵安静，修身提高我们的品德修养。内圣外王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养生智慧。我们中医的心，中国的心，不是心脏，它是心主神明。它不单包括心脏，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幸福感具有重要的意义。下医医病如果你作为一个医生，天天讲支架、药片、手术刀，你就是下医。中医医人如果你是一位中等的医生，你要关注病人的行为、关注病人的思想，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病，也不是药。上医医国如果你能做到上医，那么你无论是创造和谐而健康的环境，还是你能造福一方百姓，那都是伟大的医者。老祖宗认为，作为一个人要为天地立命，中国的文化总起源《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NK细胞“返老还童”你的健康依赖于心态日本医学博士春山茂雄在其著作《脑内革命》中写到：心情愉悦、放松、冥想、体育运动都会使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被称为“脑内吗啡”的激素，其主要成分是β-内啡肽。该物质与毒品吗啡分子结构十分相似，但快感效力是其5-6倍，且无成瘾问题。脑内吗啡除了让我们感到快乐之外，还会增强人体免疫力，防止机体老化，促使免疫细胞吞噬包括癌细胞在内的各种有害细胞。而压力等负面情绪会切断脑内吗啡的分泌，转而催生有毒激素的分泌。所以我们的健康状态依赖于我们的心态。更重要的是，脑内吗啡一旦接触到NK细胞（人体内一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就会使疲弱的NK细胞“返老还童”，重获活力，去杀死体内癌细胞和细菌。这种神奇的自愈潜能我们本自具足，只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愤怒、焦虑、消极等精神压力将其阻滞。病，到底从何而来？ 关于疾病的成因，中医理论认为可分三种：1、外因：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2、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3、不内外因：包括饮食、意外事故、猛兽伤害等。这些道理，与《金光明经》所讲的三种致病因素，基本上都可以对应。经中亦云：“四大诸根，衰损代谢，而得诸病。”上医医心 现代人的疾病多多少少都和心有关系，因此，养心也能医病。藏医和中医都认为：上等人养心，中等人养气，下等人养身。因为心可以引发出非常强大的力量。《正法念处经》中说：“心清净故，血则清净，血清净故，颜色清净，颜色净故，端正无比，一切众生，爱乐瞻仰。”如果我们的心很清净，周遭的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我们不会特别执著。其实，万事万物都瞬息万变，没有任何事是恒常不变的。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心就会处于清净的状态，身体的气脉明点也会顺畅，这类似于中医所讲的“阴阳和合”，进而身体健康，相貌庄严。注：以上两段摘自：《药师佛与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演讲》一个真正的瑜伽士、修行人，无论经验何种遭遇，都会以智慧安然面对，不改心的寂静和欢乐。如果能运用佛法的真理，对忧郁、自闭等心态稍作调整，就会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 比如有人因离婚而痛苦，如果此时，你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噢！没有人再能束缚我，镣铐已经截断，向往已久的自由已经到来，我是多么快乐啊！如果以这种豁达、睿智的态度生活，生命中无论出现何种变故，都能处之泰然。 以前，一位老妇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卖鞋，二女儿卖伞。每逢下雨时，她就为卖鞋的大女儿发愁；每当晴天的时候，她又为卖伞的二女儿烦恼。一个和尚告诉她，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呢？下雨时为卖伞的女儿高兴，晴天时为卖鞋的女儿快乐，这样，你不是天天快乐了吗？ 注：以上三段摘录自：《心灵从沉睡中苏醒》心态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会截然不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我们心的显现。一切身心疾病的根源都是分别妄念，祛病养生的根本之法就是调心。

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刘秋凤 实习生 邹阿江 张弋凌宇“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四川了，一直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通过此次交流活动，140多位院士相互交流，将对未来四川项目引进、人才培养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樊代明告诉记者。9月17日至20日， “四川省创新驱动发展两院院士四川行”活动将在成都举行，140多位川籍院士、在川院士和与四川有合作项目、合作意愿的院士受邀出席此次活动，共谋四川高质量发展大计。记者了解到，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国省级层面规模最大的一次“院士地方行”活动。虽然樊代明出生于重庆市，但在他看来，自己同样是一名四川人，“作为一名川籍院士，更应该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樊代明表示，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人民的生活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医学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例如现代的很多疾病，造成的原因是多因素多方面的，针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国家或一个相关专业专家的单打独斗将不再起效，只有建立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才能应对接踵而来的医学挑战。”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包含哪些要素？樊代明告诉记者，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涵盖了医学的方方面面，例如整合型的医学研究体系、医学教育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学预防体系、将这些体系根据人类健康需求发展进行整合，就能形成新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助于中国医学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已在四川设立了整合医学中心，在远程会诊、学术活动、科研项目等领域都建立了联系，未来也将继续加强交流与学习，定期开展培训、进修等活动。”樊代明谈到。同样在9月17日，成都中医药大学发展战略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根据框架合作协议，11名院士重磅加入，组建学校发展战略高端专业智库。这11名委员均为生物医药领域领军人物，其中樊代明任主任委员。“西医与中医本就是一个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过程。” 樊代明表示，当前，四川正在建设中医药强省，在建设过程中，不妨向吉林、云南、贵州等省份学习，取长补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多角度多方面地建设中医药强省。

文/陈根医学服务于健康。在现代医学的支持下，人类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现代医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改变了人与其自身，与疾病、苦难和死亡的联系，也改变了人们对“健康”的定义。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诊断和治疗出现了分离。终于，更灵敏的医疗技术设备，大量涌现的诊断理论和术语，对人的身体“深层”所迸发的前所未有的科学兴趣，所有这一切使得从前不能被诊断的疾病得以诊断。健康，不再是没生病就可以。近日，顶刊《细胞》上发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综述，详细描述了健康的八个核心标志，包括屏障的完整性和局部扰动的抑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内稳态（循环和翻转、环路整合和节律周期），以及对压力的一系列适当反应（自稳弹性，刺激调节、修复和再生）。其中，屏障完整是除了皮肤、肠道、呼吸道为人体提供与外界环境相隔的屏障外，人类体内不同尺度的屏障，比如，血脑屏障。血脑屏障由神经血管的多种细胞紧密连接而成，限制了血液循环中的细菌或导致炎症的化学物质等进入脑组织。血脑屏障“渗漏”，被发现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有关。遏制局部变化是人体中对微小的局部变化，包括外力造成创口，病原体入侵，细胞分裂过程中的各种“意外”造成的DNA修复失败、出错的蛋白质堆积等反应与修复。保持内稳态和对压力的适当反应都各自包含了三大健康特征。研究人员从整体组织、器官、细胞、亚细胞、分子等多个层面，对健康给出了系统性的8个新定义，任何这些相互关联的特征的破坏都具有广泛的致病性，导致系统的急性或渐进性脱轨。可以说，现代医学的“进步”，造成了疾病的泛化。一切皆可“生病”，要么现在“生病”，要么有“生病”隐患，这早已脱离人的实际感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医学的成功使人处在了疾病当中。但这也需要我们更新对健康的认识，用新的健康观念来回应我们的生活。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的体型与健康密切相关。从身体某些部分的尺寸，能够看出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准确率非常高。1、腰臀比：达标值：男性＜0.9，女性＜0.8测量方法：测出腰围后，再环绕臀部最宽处测量出臀围，两者相除即得腰臀比(腰臀比例=腰围/臀围)。“腰臀比”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腰臀比每增加0.1，男性早亡几率增加34%，女性增加23%。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推荐的评价方法是，当男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94，女性的腰臀比大于或等于0.82时，其患冠心病、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的危险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男性腰臀比高于0.9，女性在0.8以上，可能就说明内脏脂肪过剩了。这类人除了进行运动，更要注意饮食上少精多粗，把一部分精米白面换成豆类、粗粮，少吃肥肉和油炸品，把炒、炸的烹饪方式改成蒸煮、炖等。　　　　　　　　　　　　２、身体质量指数(BMI)：达标值：18.5～23.9计算方法：BMI=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BMI是世界公认的一种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按照2003年卫生部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BMI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世界卫生组织推荐，BMI在20～22之间为成人的理想体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中、日、韩等东亚人的BMI在22.6～27.4死亡风险最低。　　　　　　　3、腰围：达标值：男性＜85厘米，女性＜80厘米测量方法：身体直立，两臂自然下垂，不要收腹，呼吸保持平稳，皮尺水平沿肚脐上缘和肋骨以下的部位围绕腰部1圈，测量腰最细的部位。腰围是衡量一个人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医院等机构科研人员通过对4.46万名女性的患病记录、腰围等分析发现，腰围超过89厘米的女性比腰围小于71厘米的女性，早亡风险高79%。腰腹部还是肾脏、胰腺、肝脏等重要器官的集中地，如果脂肪过多，就会破坏胰岛素系统，加大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危险。不仅如此，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曾有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8倍。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明确规定，男性腰围≥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超标。专家建议，腰围超标的人应尽快改变生活方式，每天锻炼半小时以上，每周至少5天做中等强度的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同时，戒烟限酒、合理膳食，少吃高油高脂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等。　　　　　　　4、大腿围：达标值：46厘米~60厘米测量方法：用皮尺水平围绕在大腿的最上部位，臀折线下进行测量。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研究人员在12年里，通过分析257名男性和155名女性的身高、体重、大腿围和疾病情况后发现，与大腿围接近60厘米的受试者相比，大腿围小于46厘米者死亡率增加3倍，患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倍。研究人员认为，大腿围的长度可能和心肌的重量成正比，大腿越细，心肌重量也较轻。研究同时发现，大腿围太粗，肥胖的几率会增加。因此研究人员给出了参考建议——理想的大腿围应为60厘米，不要低于46厘米。注：图片来自网络　　　　

(图片由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提供）中国日报7月12日电（记者 王晓东） 7月12日，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宣布启动六大医工结合研究中心：临床大数据中心、数字医疗与医疗机器人中心、人工心肺中心、智慧健康中心、医学转化影像中心、可穿戴/可植入医疗设备中心，每个中心实行双主任制，由清华大学理工学科领军学者与临床医学院医学专家共同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郑力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指出，进入21世纪，现代科技和生物医学迅猛发展，健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医疗机器人等核心技术的应用，显著改变了当代医学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诊疗策略、技术特征乃至健康医疗服务的业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精准医疗”，是一种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特征，适应社会健康需求的全新医学理念和医疗范式。精准医疗的发展将重塑以健康为中心的国家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助力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精准医学研究院筹备成立的6大研究中心将在清华大学的举力支持下，为医工结合提供平台、资源、合作架构，临床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多个专科已与清华大学理工科研院系建立了紧密合作，50余项医工结合研发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果。董家鸿表示，精准医学研究院将吸纳医药、科研创新企业，构建“医研企”融合的创新联盟，从临床问题与市场需求出发，借助医工结合的实验室研究，完成前沿科技的临床转化应用，进一步研发出服务于民众的健康医疗产品。我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数量，也不缺乏医学创新的理念，但医疗科技创新产品仍然是短板，通过医工结合，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医疗器械重点产品，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在之后的智慧医疗研讨会上，林浩添教授、赵钢教授、吴文韬博士分别进行了“医学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医学人工智能从研究走向应用”“基于AI等新技术临床应用的智能医疗”主题演讲，对时下热门的医疗人工智能研发进行学术讨论和前景预测。据悉，为推动清华大学临床医学与理工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健康科技创新平台，清华大学于2016年1月成立精准医学研究院。研究院以服务健康中国为目标，以重大疾病防治需求为导向，聚焦于健康医疗的核心技术。研究院确立了6个重点研发方向，聘任尤政、孙家广、吴澄、张钹、雒建斌、程京、董家鸿、陆建华、戴琼海9位院士担任6大分中心的首席专家。研究中心将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交叉优势，整合清华大学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的优质临床医学资源，构建医研企一体化的跨领域精准医学创新联盟，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临床转化应用和先进健康医疗产品研发，提升健康医疗服务效能，同时培养具有临床转化科学才能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和工科人才，促进健康医学事业全链条全面优化升级。来源：中国日报网

如今，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医疗健康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人工智能来改善患者护理，提高医疗流程效率。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希望拓展医疗服务，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在过去几年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9国际医疗人工智能论坛全面深入探讨医学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层面上，医疗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已经跨越了医学方面的许多核心领域，从诊断到健康医疗，再到智能设备。在许多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医疗健康行业的有力辅助和支撑。因为人工智能软件无需人工干预就可以做出适应调整，也就是说它可以“自我学习”来满足人类的健康需求。许多行业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都在充分利用这一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用于医疗健康的人工智能用例。此外，企业现在还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即服务，或者使用基于云计算的人工智能服务构建自己的智能应用程序。守护人类健康，人工智能医疗应用大显身手与医疗健康领域的大数据一样，医疗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那么具体来说，人工智能都在医疗健康产业的哪些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呢？一起来看。抗生素耐药肆虐，AI从根去除抗生素有助于保持人们的健康。然而，它们的广泛使用导致了抗生素耐药性细菌的产生，全球每年因此有7万人死亡。研究人员使用机器学习来鉴定细菌中引起抗生素耐药性的基因。人工智能还被用于识别电子医疗记录中的症状前模式，以便更多和更早地向医疗保健提供者发送警报。人脑-计算机接口，中风也能流畅交流脑-机接口目前还不是主流技术。然而，人们对这个领域越来越感兴趣，因为脑机接口可以取代其他类型的计算机接口，这对于有永久性或暂时性残疾的人特别有用。例如，启用人工智能的脑-计算机接口，就可以帮助中风患者在中风之后很快与康复医疗人员进行沟通，而不用等到康复治疗之后。实时监测，保护你的心脏人工智能在心脏病学中的应用已有20多年，但考虑到心脏病的严重后果，其进展比较缓慢。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是植入式除颤器，它可以监测心脏病突发风险患者的心律。如有必要，该设备还可施加电击除颤。从长期来看，可穿戴设备和植入式设备的数据将与电子医疗记录相结合，用于持续监测患者，从而使医生掌握更多关于患者的最新信息。贫困人口的福音，AI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问题有说不同。发达国家对更复杂的人工智能形式感兴趣，而发展中国家更关心如何向贫困人口和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医疗健康等基本服务。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正利用人工智能为那些原本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人提供医疗服务。具体来说，他们通过平板电脑向社区成员推送医疗信息，社区成员可以在阅读之后采取适当的行动。社区代表还可以使用平板电脑拍摄患者症状的照片，图像识别系统将这些症状与类似的图像进行比较，以诊断疾病。电子记录全面升级，误诊不再有如今，电子健康记录尚未完全取代纸质记录，即使电子健康记录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医疗接待人员、医疗助理和医生仍必须进行大量的人工输入。而采用电子健康记录，语音识别功能取代了键盘。用户可以简单地说出他们想要在电子健康记录中记录的信息，而不用在系统中键入信息。基于视频的图像识别功能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补充电子健康记录，它可以为人工智能进一步了解患者的情况提供信息，而且不会出现误判。比如，医生可能无法判断病人的表述是否真实，但是图像分析系统通过病人的肌肉微反应等信号可以判断其是否在说谎。健康监测不停歇，防患疾病于未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佩戴健身监测设备或智能手表，其功能取决于设计和复杂程度，能提供心率、氧含量、血糖含量、睡眠模式、呼吸、步态等多方面的记录，为医疗健康从业人员提供无法获得的用户信息，对于相关疾病的术后恢复或预防十分有用。中风患者的恢复可能会显示出基于患者步态的改善，而心脏病发作的早期迹象可能意味着手术和不做手术之间的区别。人工智能识别数据中的模式可以确定患者当前的健康状态，为医疗人员给出合适的方案提供参考。在2019国际医学人工智能论坛(www.idcquan.com/Special/AIMS/)上，飞利浦等科技公司将带来最新的医疗应用设备的展示和介绍。个性化癌症治疗，人工智能在路上癌症的免疫疗法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虽然有许多免疫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但患者的DNA才能确定治疗是否有效。由于人工智能可以比人类更快地分析更多信息，因此能够识别遗传学中的模式并将其与免疫治疗方案相关联。这种能力可以带来真正个性化的癌症治疗方法。海量数据存储，AI医疗诊断更快速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比人类更快地分析更多的数据，能比医生更擅长识别医学诊断。例如，当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接受诊断时，朋友和家人会鼓励他获得“第二种意见”，因为人类医生通常对医疗信息的解释不同。人工智能使用来自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诊断的历史数据，然后将其与患者的病情进行比较，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进展，并提供治疗建议。风险也要引起重视，AI+医疗要避免什么在医疗保健（或任何相关行业）中采用人工智能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和用户往往更关注潜在的利益而不是潜在的风险。虽然现在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但很少有人能很好地理解这个话题。其结果是人们正在构建和采购他们不完全理解的系统和软件。那么，人工智能在广泛应用于医疗健康行业的同时，人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呢？算法偏差要避免，数据要多更要全面如今，人们对于人工智能还是知之甚少。偏见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它使人工智能系统的准确性更低，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有偏见的人工智能结果源于算法作者或收集、选择和使用数据的人故意或无意的偏见，从而导致数据本身可能就有偏差。鉴于医疗行业使用的大量数据（大数据）以及进行准确数据分析的必要性，了解并避免数据偏差非常重要。关于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数据的治理，2019国际医学人工智能论坛(www.idcquan.com/Special/AIMS/)上，来自全世界多领域的医疗专家、人工智能专家将进行有针对性的分享和探讨。AI不能解释一切，警惕错误决定或建议医疗行业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进行决策。硬编码系统的问题在于它可能无法解释所有的场景。自我学习系统更加灵活。但是，并非所有系统都能够解释其结果或建议，也不能解释导致结果或建议的因素。因此医学人工智能在临床上的应用把控颇为重要，2019国际医学人工智能论坛邀请了国际知名医学专家和临床专家，设置专门的主题论坛探讨医学人工智能临床应用。“2019国际医学人工智能论坛暨ITU与WHO健康医疗人工智能焦点组（AI4H）会议”将于4月1-5日在上海世博中心召开。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电信联盟(ITU)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主办。大会汇聚医疗科技领域的重量级嘉宾，展望医学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探讨医学人工智能应用发展与监管政策，聚焦医学人工智能临床应用、医用机器人、医疗健康可穿戴设备、5G医疗、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等最新成果。本网站内容原作者如不愿意在本网站刊登内容，请及时通知本站，予以删除。发布者：rango，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dataworkers.cn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