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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投稿敢问畸人

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投稿

期刊简介期刊名称: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主管单位:湖南省文化厅主办单位: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出版周期:月刊国际刊号:1005-5312国内刊号:43-1143/I邮发代号:42-6期刊级别:省级期刊描述:《文艺生活》杂志创办于2009,是湖南省文化厅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省级期刊,影响因子0.046,现被万方收录(中)等权威机构收录,主要征稿方向: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杂志介绍刊社简介《文艺生活》创刊于1956年,矛盾为其题写刊名,由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自创刊以来,我们竭诚为广大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服务,崇尚名家,扶植新人。《文艺生活》开设《文艺生活·精品故事汇》和《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两版,为不同的读者和作者提供不同的文艺空间。被维普收录。《文艺生活·文艺理论》中旬刊: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艺、声乐舞蹈、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民间奇葩、艺术画廊、文化研究、课教园地、学术沙龙、创新论坛。《文艺生活·文海艺苑》下旬刊:文学品析、艺术鉴赏、世界文艺、历史回廊、说文解字、乐舞歌赋、影视评论、民族文艺、艺术设计、工艺建筑、文教研究、学科园地、理论新探。中旬刊和下旬刊被万方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艺术中国两版被知网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杂志目前已停刊,具体复刊时间以杂志社官方消息为准。期刊收录万方收录(中)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图书馆馆藏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栏目设置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投稿须知1.文艺生活篇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且黑体(副题除外),一般用小二以上字号。2.篇名下署作者姓名、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邮政编码。3.摘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超过200字。4.文艺生活关键词3~5个。如:关键词成本控制运营管理重新设计。5.基金项目凡须注明项目名称的,用黑体字加圆括号标注,置于正文后、注释或参考文献前。6.文内标题简洁、明确,层次不宜过多,序号为:1、1.1、1.1.1。第一层次一般为黑体,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同一层次的格式须统一。7.数字用法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并以圆括号加注公元纪年;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的概数,采用汉字。8.表格采用三线表,表内序号一律为阿拉伯数字,表序与表题居中置于表格上方。9.注释用于对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说明,其序号为:①②③注释置于正文尾部,“参考文献”上面。10.参考文献对文章所参考的文献的作者、出处、版本等详细情况的注明。投稿邮箱:tougaoyun@163.com在线投稿:tougaoyun.cn

大追踪

有稿费,《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

《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粤海风》杂志是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研究与评论类学术期刊。本刊获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曾获中国优秀期刊奖,面向全国,公开发行。2020年,《粤海风》继续呈现文艺研究本色,关注研究与创作,聚焦现象及争鸣,勠力搭建新时代文艺评论与创作的砥砺平台,进一步推动文艺理论发展,繁荣文艺创作。本刊编辑部现面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评论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征稿。栏目介绍大湾区文艺观察不仅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范围内的文学艺术,也观察世界文学艺术,涵盖各大湾区的文艺观察,包括但不限于:思潮现象与创作的整体观察或艺术家个案研究、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评论。投稿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投稿征文驿站(微信直接搜索ID:TGZWYZ),及时了解赛事和征稿最新动态进展。理论·瞭望中外文艺理论研究、趋势前瞻。文本·场域文学与文化类研究、评论,注重当下性,涵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网络文学等文本的研究。视听·演艺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以及数字艺术、文化产业等范围的研究、评论。随笔·快议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短评、书介。对话·论坛访谈对话、会议研讨综述等。如何投稿研究类作品单篇8000-10000字为宜,评论类作品单篇5000字左右,短评、书介、学术随笔类单篇3000字左右。本刊拒绝一稿多投,来稿一经刊用,按质支付相应稿酬。来稿除文章正文外,敬请附上: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称、详细联系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作者简介等相关信息。研究类作品提供英文标题、200字左右的摘要和3~5个关键词。本刊审稿期为2个月,两个月未见回复可自行处理。投稿邮箱:bjb@yuehaifeng.cc联系电话:020-38486530来稿须知文章需观点鲜明,表达作者的独特见解。需严格按照学术论文格式撰写,不得抄袭、剽窃。如文中引用图片,需注明图片出处。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的,务请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在参考资料中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等。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末,并用数字加方括号注。普通图书: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及出版年、页码[1](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2]周广平:《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3]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张光璘主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注: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请予合并,依次注页码。期刊:著者、篇名、期刊名、年期[1]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报纸:著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1]杨民康:《“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30日第8版。电子文献:著者、篇名、网址、最后查询日期[1]李光羲:《为艺术执着,为时代高歌》,中央音乐学院官网,http://www.ccom.e.cn/xwyhd/xsjd/2019f/201909/t20190929_60250.html,2019年10月11日。阅读途径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6-214数据平台:中国知网:www.cnki.net 龙源期刊网:www.qikan.com.cn超星期刊网:www.chaoxing.com 登录本刊官方微信:粤海风

欢乐园

怎么给人工智能开稿费?扣税还是扣电费,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自“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举办以来,近日迎来一位特殊的“投稿人”——来自微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小冰诞生4年来因会聊天、作诗为人津津乐道,作词则是她(小冰的人设是女性)最近才展示出来的新技能。“看”着数张北京的风景照,小冰写出了《AI北京》的歌词。其实,这不是小冰第一次出手,2017年5月,她创作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作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还引发了业界的一场讨论——这本畅销诗集的“稿费”到底开给谁?这个版权问题,其实颇为无聊和无解,但议论这一话题的目的却是出于内容创意行业的焦虑症与迷茫。是工具还是虚拟人?这不是“钱”的问题根据现行法律,知识产权成果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成果”,因此主体的认定,成为了人工智能创造物归属权的一个关键点。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一种黑科技工具,是一个颇有市场的界定。然而事实上,人工智能已经在文创领域,用自己的独创展露了头角。2016年,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创作了科幻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不仅骗过了所有人类评审,还成功入围日本微小说文学奖,“这一天,机器人可以撰写小说,可以优先支配自己的快乐,并不再为人类工作。”该小说中的这段话似乎在宣告着自己作为虚拟人的存在。抛开道德、人伦及其它问题,单是创作上,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经不容小视。比如前面提到的微软小冰,从2016年开始,用了27个化名匿名投稿的诗篇多次被《北京晨报》《长江诗歌》等刊发。而那些发布在豆瓣、贴吧、天涯等多个网络社区诗歌讨论区中的作品,从没被人发觉是“拼凑”。“以投稿获刊这个文字工作者借以判断自身能力的常用标尺来看。小冰在‘实力’上已经趋于内容创作者中等以上水平。”自由撰稿人思达告诉笔者:对比一些人工智能的作品,未来自己的饭碗,可能真有被颠覆的可能。显然,此处的人工智能,已经通过深度学习达到了能“独立创作”的水准,甚至能达成更多姿势。如4月,韩国首次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参与歌曲的制作获得成功,其自主开发能唱歌的“K-pop AI”,而之前谷歌人工智能还能进行绘画创作,有画作被拍出了8000美元高价。被视为是工具的那一类,只是被冠以了“人工智能”的名头,最为典型的是早前被媒体热炒的“自动写作软件”,该类软件集成而非学习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名家的,进而通过剪切的裱糊匠式创作,提供文创者以写作辅助。“自动写作软件作为工具,由于剪贴式作业,往往会造成大量的版权问题,且由于仅仅是公式化的‘写作’,其内容远远谈不上‘创作’二字。”思达认为:该软件本质上和过去市面上流行的写作素材大全、中小学生作文素材集,没有区别,只是检索更自动了而已。当然,当下通过深度学习诸如李白、杜甫、泰戈尔诗篇而进行创作的小冰、收集了全球海量音乐从而用大数据整合出一定规律的K-pop,细品之下,其“作品”中也难免带有一些模仿的痕迹。资深报纸编辑王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尤其是很容易套路化的新闻报道,五要素齐全后,很难分辨得出是否模仿还是抄袭。至于其他如小说、歌曲,则边界更加模糊,偶尔一个“段落”的相似,你可以说是致敬,也可以说是抄袭……版权不是大问题,有难题的还是创意业界较有共识的一点是,创作型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是自然语言理解与生成。而自动写稿软件,则是一种对语言的自动摘要技术。一种观点则认为,自动摘要是初级人工智能技术,类似模仿习作的学徒角色,而语言生成,则进入了能够原创的工匠角色。“总而言之,目前的人工智能,距离大师角色还有很远。”文艺研究者李月芹对比了一些人工智能作品后提出上述观点:到了大师一层,他所提供的并不是简单地文字优美、曲调生动,而是一种思想。李月芹随后揶揄了一句:有些小冰诗作或许会被人解读出一些思想和思考元素,但这应该算作是一种脑补。在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问题讨论中,一些机构和法学专家在媒体上发出的观点则更为精彩。如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森就认为其不是作品,是算出来的,而非创作。人工智能在一秒钟就能创造出很多生成物,没有必要再来激励,也没有必要用《著作权法》来加以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则在3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6(2018)》中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哲学体系难以有效解释相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因此有必要洞察人工智能的时代特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人工智能时代知识产权法的哲学体系。而在国外,这样的讨论也屡见不鲜。英国早在1988年出台的《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承认“计算机产生”的作品是没有“人类作者”的作品,并明确授予此类作品版权保护。2017年2月,欧洲议会出于版权保护的目的提倡授予自主式机器人“电子人”的法律地位……但时至今日,此类探讨,在全球范围来说,依然没有定论。“你把运营和研发团队当作人工智能的监护人,问题就解决了。”网民小闹的言论则显得颇为务实: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如果有人乐意付费购买,无论是图书还是影视频,又或产生了流量广告,收益交给负责维护和开发Ta的团队即可,至于是作为电费还是作为技术升级、维护的钱,实在不需要外人操心。只管考虑后续作品是否值得花钱,就好了。当然,如果被认定侵权了,赔钱也是必须的,这也是监护人负责。真正值得考量的,依然还是创意。“人工智能特别擅长写这种有规律的、被条条框框约束的内容,在一些简单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中,它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开发了写稿机器人的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万小军对媒体如此表述。在这些创意成分并不强烈的内容创作领域,或许真的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进入,而颠覆。更高更快更强!人工智能的创作姿势解锁中人工智能创作的姿势,并非仅仅是一个文艺青年这么简单。4月25日,国内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发布了一系列新品,其中SenseMedia智能图片视频审核平台的2个功能颇为有趣: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能快速剪辑成3分钟的破门集锦。如果有需要,可变更条件为射门集锦,或是十佳任意球集锦,又或者是头球、角球精彩回放;所有的特效叠加渲染整体时间不超过10毫秒……这其实是依托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进而达成对内容创作者在简单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得解脱或加速度。更多地姿势也在解锁之中。突破口还是简单重复性劳动。“能看图写诗的小冰,可以在短短不到10秒钟的时间里,便写出260首诗。尽管在线下比拼中,邀请的知名诗人现场作诗打擂的结果是被小冰打败。”思达认为,这并不能说明问题,诗歌、小说这些需要深度创作的东西,不是即兴就能七步成诗的,李白、曹植这样的天才,在人类中也是五百年一遇。但是,速度确实是一个关键。速度,在人工智能创作中,已经开始发挥其迅猛的攻势。比如新闻写作和自媒体创作上。早在2016年,第一财经就发布过写稿机器人“DT稿王”,机器可以代替记者完成实时监控信息源,并对实时抽取的信息做出判断,输出相应内容从而产生新闻,平均下来,每天有5000个阅读量。今日头条出品的国内首款人工智能反低俗小程序“灵犬”,将帮助创作者复查文章,取对标题。而类似的人工智能程序,目前在、企鹅号以及其他内容分发平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此外,一些人工智能的“简单”应用也在发挥出成本优势。“一个人如果要把《格林童话》全部讲了可能需要至少40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花费大概6万块钱的录音成本。”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市场及公关总监徐元春:“而对于‘小冰’来讲,它大概只需要6分钟的时间,用1毛钱左右的成本就能把故事读完。”而在今年首部人工智能配音纪录片《创新中国》发布后,2013年因病去世的配音演员李易的声音,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模拟,再现荧幕,更让许多观众惊叹和流泪。更多的场景融入,或许是人工智能润物细无声进入社会的最佳途径,前提是“电费”要比稿费低。刊载于《法人》杂志2018年6月刊张书乐 人民网、人民邮电报专栏作者,互联网和游戏产业观察者

天野

人人都是网络文艺参与者 首届青年创意家·网络文艺评论奖启动

4月20日,由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江干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杭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钱潮杯”首届青年创意家·网络文艺评论奖正式启动,面向广大华语领域网络文艺爱好者与评论家征稿。此次多家单位联合举办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奖,旨在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网络文艺重镇。新冠疫情以来,人们愈益借助网络传播和表达思想情感,出现了不少新的网络文艺热点现象,需要文艺批评及时介入,作出分析、评判以及经验上、审美上的提炼提升。“我们一直关注着疫情期间文艺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代表作品、现象、舆情和产业趋势,可以说网络文艺这个概念被大家重新认识了。换言之,哪里有网络,哪里就有文艺,所有人都可能是网络文艺的参与者。这个时候启动的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奖及其征稿,是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势和趋势研判相结合的意义上展开的。我想,很多人都可以有话说。”该网络文艺评论奖的执行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副秘书长夏烈教授如此说。浙江作为全国网络文艺产事业发达地域,先后诞生了中国网络文学周、中国网络作家村等品牌、地标。2019年12月,浙江省文联系统第一家覆盖网络文艺各领域创作者的综合性网络文艺家协会——江干区网络文艺家协会成立,开启了网络文艺基层组织的序幕。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则依托学术资源,也于2019年相继成立了浙江省文联网络文艺研究基地、杭师大国际网络文艺研究中心(智库),开展“网络文艺新型文艺特征及其评价体系”“浙江网络作家群与网络文学浙江模式”等课题,目前已成为国内网络文艺研究的重要学术力量。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奖分设网络文学与网络短视频评论的双主题。网络文学评论主题聚焦“浙江网络作家作品”,注重于南派三叔、阿耐、蒋胜男、天蚕土豆等网络作家作品及其影视改编的审美评价和价值评价。网络短视频评论主题围绕“短视频研究与现象批评”,探索近年网络文艺最大的热点领域短视频创作传播及产业方面的态势,联系到疫情以来大众使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文化现象,使该主题评论更具当下性和前沿性。本次奖项将邀请国内该领域代表性专家担任终审评委并形成奖项的长期学术顾问团,对参赛成果择优评选。两项主题各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若干名。另为鼓励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广泛参赛,特设学生组。除了奖金和后续培养计划外,优秀作品还将有机会被推荐至国内文学、艺术学知名刊物发表。参评者需将5000-12000字的评论作品发送至邮箱icci_hznu@163.com,投稿截止日期为2020年6月30日。“钱潮杯”首届青年创意家·网络文艺评论奖为高校学院与地方协会合作,首次尝试举办的该领域专业评论奖,由杭州师范大学夏烈教授发起。未来将进一步联合其他高校、机构,扩及网络文艺各个类别,如网络影视、网络游戏、网络综艺、网络音乐、网络直播等,并拟增设专家提名机制的网络文艺优秀评论年度榜单等。最终为浙江“实施网络文艺发展工程,打造全国网络文艺重镇”汇聚学术力量、选拔青年人才、形成新型知识共同体作出贡献。

得使之也

“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杯”全国诗书画印艺术风采大赛

庆祝建党100周年“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杯”全国诗书画印艺术风采大赛一、活动背景1921年,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肩负历史和使命,救亡图存。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成立100周年,新中国在党的带领下逐步脱离贫困,奔向小康。回首百年征程,有无数珍贵的历史碎片还留存在我们身边,其中一片就是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最早源于南宋晚期的古地道,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为了有效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修成了户户贯通、功能齐全的地道。地道是由该村早期数名共产党员,带领全村村民为抵御日寇侵略,在原有“古地道”的基础上拓展、延伸挖掘而成的,现存地道主巷1626米,附巷304米,支巷13666米,大峒室2个,小藏身洞关口6个,陷阱4个,直通枯井的地道2条,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抗战地道,再现了抗战时期革命先辈的智慧和伟大创举。承百代之流,而合乎当今之变。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有着强烈的人文气息以及特别的历史意义,是值得传承和发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为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学习党史,以史开悟,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助力文化强国建设。北京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携手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共同举办“庆祝建党100周年·‘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杯’全国诗书画印艺术风采大赛”,以推动艺术交流,助力文化发展。二、组织机构主办单位北京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峰峰矿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单位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景区联办单位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名人书画艺术发展委员会全程媒体中国人物榜网(http://www.zgrwb.com)人民艺宣网(http://www.rmyxw.net)支持单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手工艺术发展委员会中国文联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华夏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书画艺术研究办公室中国楹联学会中宣盛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中国大众文化学会精忠智库领袖联盟北京燕京书画社北京市门头沟书法家协会市区分会北京市写作学会教育科学委员会人民手工艺术博物馆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支持媒体人民日报社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经济日报社客户端、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经济网、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中国网、中华网、北京青年报北青网、文旅中国、企业观察报、中华志愿者、文化月刊编辑部、CCTV发现之旅频道、新华社半月谈网、央视频移动网、人民艺宣网、名人书画艺术网、中国文化进万家网、中国人物榜、时代中国网、时代报告杂志社、市场报、法制晨报、一线聚焦、记录者、中国公益记录者在线、今日头条、中国公益新闻、一线聚点、视点360、中国公益在线、中华艺术名家联谊会、凯迪网、名书委艺术榜公众号、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公众号、文化进万家专题部、中华人物邦公众号、文化进万家公众号、凤凰网、搜狐网、百度、一点资讯猎狐网、中乡传媒、海外网、中国新闻月刊、金盾文化网、中国现代文化网、315消费文化网、腾讯、智慧中国、全国基层党建网、新浪网、华夏讯网、新农村融媒信息网、人民艺术家网、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中华文教网、千城联播网等。三、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5月30日截稿,以当地邮戳为准。四、征集对象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各级美协、书协会员、楹联会员、名艺委会员、中宣画院院士等,有造诣的书画家、篆刻家、剪纸、雕塑家及广大诗书画印爱好者均可参赛。五、征集要求1、作品题材不限,发表与否不限。2、书法作品(含篆刻作品)书体不限、尺寸不超过六尺整张宣纸、以竖式为宜,谢绝长卷和作品照片,请勿用红纸、黑纸等深色纸书写,勿需装裱;草书、篆书、篆刻请附释文。篆刻作品寄印稿(不少于六方,附二方边款)。3、美术作品,每幅作品最大尺寸不超过六尺整张,谢绝美术作品照片。4、现代诗歌、旧体诗词、楹联等作品要求为格律正确、寓意妥帖。统一提交A4打印稿。5、诗书画印作品创作者需另附纸注明真实姓名、准确地址、邮编、电话、手机号、年龄及个人艺术简历等。每人限寄诗书画印中一类代表作品,多寄重复无效。6、创作主题及内容围绕“建党百年、红色精神及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文化”展开。六、征集方式可通过快递邮寄至: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16号西国贸大厦“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杯”全国诗书画印艺术风采大赛组委会收010-57184368 赵老师18301484698 王老师13521687738 魏老师七、评审情况1、大赛不收取参赛费、评审费。由资深专家和书画名家组成评委会,本着“艺术第一”的宗旨对所有应征稿件进行评选。2、大赛组委会预设一等奖1名,奖励10000元或等值奖品;二等奖2名,每人奖励3000元或等值奖品;三等奖5名,每人奖励2000元或等值奖品;优秀奖若干名;(截稿后按照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略作调整),获得一、二、三等奖者颁发奖金或等值奖品、奖牌、荣誉证书;优秀奖颁发荣誉证书、奖品。非会员获优秀奖以上作者具备加入北京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名人书画艺术发展委员会条件之一。3、大赛组委会将择时在河北峰峰举行隆重的颁奖典礼,届时将邀请获奖者到场领奖,并举行名家讲座、创作笔会、景区采风写生等活动。4、获得一、二、三奖的作品组委会将择优在艺术报刊、艺术网站上刊发。5、颁奖典礼安排在2021年7月1日建党节前后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6、未参加颁奖典礼的获奖者,获奖证书、奖品将在颁奖典礼后1个月内寄达。八、注意事项1、参评诗书画印艺术作品的所有权归大赛组委会。作品一律不退,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等权利。2、凡投稿参赛作者视为已确认并遵守本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3、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大赛组委会拥有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冀南山底抗日地道杯”全国诗书画印艺术风采大赛组委会2021年3月16日冀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一隅

江汉

李敏︱“故乡”修辞与中国当代经验书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

原标题:李敏︱“故乡”修辞与中国当代经验书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鲁迅:《呐喊》,新潮社1927年3月第七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摘 要 “还乡”是一种古老的文学题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的还乡记创作逐渐兴盛。这些作品通过呈现“记忆的故乡”与“此刻的故乡”的关系,展现了回忆中故乡的虚妄;通过描述故乡被抹除、新建或修复的过程,展现了作为地理空间的故乡的消失;通过建构离散的主体形象,展现了主体与故乡、自我的双重分离。这一时期的还乡记通过时间、空间以及主体修辞,与还乡书写的传统进行对话,呈现了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经验。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前进的中国,故乡也处在不断崩坏的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还乡记不仅事关乡愁,更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与表达。 “还乡”是文学的传统题材,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不乏经典篇目,无论是规模宏大的《奥德赛》,还是篇制简短的《诗经·采薇》,都在讲述有关还乡的故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然开启。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流动性增强,与此相应的是,“还乡”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最青睐的题材之一。鲁迅、沈从文、师陀、萧红等都以还乡文学而闻名,其中既有或虚构或真实的还乡场景,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师陀的《果园城记》,沙汀的《还乡记》以及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等;也有宽泛意义上的“精神还乡”,如鲁迅的《社戏》、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人员流动受到限制,因而在那个时代的文学实践中,还乡题材呈现出衰落趋势。不过,在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赵寻的剧本《还乡记》以及浩然的著名小说《艳阳天》中,仍然可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还乡情节,主人公的“复员军人”身份也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还乡记的醒目标志。“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迅速调整了现代化的方向,一种以西方为镜像的“现代化”想象成为主流话语,与之相应的是“脱域机制”的飞速进展,“离乡”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还乡题材随之呈现出盛况空前的局面,如果以还乡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为依据,对此类作品进行划分,那么比较常见的有两类:一是知识分子还乡记,如张承志《黑骏马》、韩少功《归去来》、莫言《白狗秋千架》、贾平凹《高老庄》、格非《望春风》、徐则臣《耶路撒冷》、李洱《应物兄》等;二是农民工还乡记,如关仁山《九月还乡》、王十月《无碑》、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等。这一趋势也波及“非虚构”领域,无论是梁鸿发表于《人民文学》“非虚构”专栏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还是2015—2016年在网络上广为传播、一时间成为热点的博士生“返乡笔记”,都内含着多重的“离乡”与“还(返)乡”情节。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前进的中国,被卷入还乡故事的人群越来越庞大。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还乡记的源远流长,自然与这一题材自身的魅力相关。王德威曾经论及现代小说中经久不衰的“原乡”小说脉络:“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中,‘原乡’主题的创作可谓历久而弥新。‘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相对于表意含混的“原乡”主题作品而言,本文所论及的“还乡记”特指包含了具体还乡情节的小说。在我看来,还乡记属于典型的“原乡”小说,不过它更强调主人公返回故乡的特定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构成了叙事的原动力,还乡记也因此与通常所说的乡土题材作品以及仅仅表达乡愁的思乡作品区别开来。还乡记内含着时光的流逝、空间的腾挪以及百感交集的情绪体验,在某个特定的瞬间,借助主人公的行动,时间与时间交织,空间与空间碰撞,目光与目光相遇,复杂的意义得以诞生。它可以承载思乡之幽情、个体生命流逝的体验、物是人非的感叹,同时亦可以在主人公的身份设定、故事情节的编织、主题的确立上处处刻下时代的痕迹。如果说古典时代的还乡记更多关注故乡以及自我在时间中的流变,那么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兴起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还乡记,则构成了书写中国现代经验的重要载体。在前文所述的现代作家的相关作品中,既涉及启蒙的合理性与对启蒙的反思、革命的有效性与对革命的警醒、城市与乡村的对峙、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乡土中国的命运走向等重大问题,亦涉及国家政治经济与民间生存本位、道德伦理与个体欲望、进化论与循环论历史观等不同立场的抗衡,同时还包含着生与死、情与欲、罪与罚、背叛与皈依等无尽纠葛的上演。它们无疑是我们管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知识界热衷于将这一时期与“五四”相关联,指出两个时代都在反传统并向西方学习,进而恢复启蒙现代性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尽管有论者敏锐地指出,“将‘新时期’叙述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乃是80年代知识界所构造的最大‘神话’之一”[,但无论有着怎样的差异,两个时代的最终选择是类似的,中国再次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而所谓“现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就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此时的文学还乡记同样不仅是一种文学书写,亦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经验的特定表达。正如“中国在梁庄”这一标题所揭示的,还乡记的野心是凭借着各种有关故乡的修辞,最终抵达具有普遍性的中国经验。那么,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为我们呈现了怎样的现代化进程?在传递中国现代经验的意义上,“还乡”这类题材有什么独特的修辞方式?偏好哪些意象?打开了哪些话题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涉及还乡记内在的审美属性,又涉及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征方式。这一时期的还乡记书写卷帙浩繁、异常丰富,即使暂时搁置台港澳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相关文本也绝不是一个整体,书写者的个体差异、时代话语的微妙变化等因素都会作用于作品之上。本文无意梳理不同作家笔下的还乡记之间的差异,而是选择从时间、空间以及主体等三个方面入手,发现这类作品共享的关于“还乡”的修辞,揭示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在时间的流逝中对故乡的记忆与想象,在空间的迁移中对故乡的描摹与新的发现,在故乡与他乡的辗转中所体验的迷失与困惑。本文将指出,如果还乡记写作的前提是主人公与故乡的分离,那么当代中国还乡记的结局却毫无意外地指向了故乡的终结,“五四”时期围绕故乡所建构的启蒙话语也随之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批判话语的兴起。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还乡记因此不仅事关乡愁,更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应对与表达。一、时间修辞:“昨非今非”与“故乡”的虚妄在前现代的还乡记中,故乡的意义相对确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3],表达的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4],表达的是对家人的担忧,都不涉及对故乡本身的感慨。及至现代中国的还乡书写,故乡的形象开始丰满,意义也变得复杂起来。在还乡所见的“此刻的故乡”之外,还乡者通常会在头脑中召唤出一个“记忆的故乡”,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还乡记中非常重要的修辞方式。传统的还乡叙事常常会建构出“昨是今非”的“失乐园”模式,来表现时间的流逝,进而生发出与时间相关的无限感慨。现代作家的还乡记中,“昨是今非”的模式仍然非常流行,鲁迅的《故乡》可以视为一个典范,“少年闰土”即是“记忆的故乡”的重要表征,正是在其映衬下,“中年闰土”与“此刻的故乡”才显得分外悲惨。从“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是将时间和故乡具象化的修辞,在对“少年闰土”的建构中,包含着浪漫主义式的对旧日时光的缅怀,而两者的对比则蕴含了启蒙思想对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批判。在《故乡》中,叙述者原本清楚地知道,“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5]。如此清醒的还乡者,仍然不能抗拒对曾经有过的美好故乡的记忆,足以表明“失乐园”模式的强大魅力。这种“昨是今非”的时间修辞,在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中得到了微妙的修正。这类作品往往不再着力建造神话般的“记忆的故乡”,“昨是今非”逐渐演变为“昨非今非”。故乡在记忆中是丑陋、贫瘠的。贾平凹的《高老庄》里,主人公子路在回乡的路上,看到妻子西夏欢呼雀跃时,即已清楚地知道:“高老庄毕竟不是如诗如画的桃花源,回到贫困的故乡根本不等同于回归自然的旅游。”[6]在王十月的《无碑》中,老乌的故乡烟村是贫穷的,也是缺乏善意的,村民们总是毫不掩饰地嘲笑老乌脸上的胎记,打击他的梦想。故乡还可能是罪恶之地。张承志的《黑骏马》是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部意义复杂的还乡记,一方面是强烈的建构“原乡神话”的冲动;另一方面,索米亚被强暴的事实却成为“记忆的故乡”抹不去的阴影。接下来,80年代中期,在莫言的《白狗秋千架》里,美丽的乡村姑娘暖从秋千架上摔下来,变成了丑陋的独眼龙。在这一事件中,“我”难辞其咎,关于故乡的记忆也因此被自觉阻断。这一“有罪之乡”的设定在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达到了极致,“记忆的故乡”——花街——彻底成了需要救赎的所在,小男孩秦天赐的死亡事件不过是一个令故乡罪孽深重的标志。在此之前,花街的历史其实早已劣迹斑斑。贾平凹:《高老庄》,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张承志:《黑骏马》,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昨日的故乡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甚至是罪恶发生之地,小说以这样的情节设计表明,作为精神上的慰藉与记忆的故乡在80年代后已经越来越难以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白狗秋千架》里,当“我”与暖重逢之时,小说设计了这样的对话:“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7]暖的回答不仅揭穿了“我”的谎言,同时也撕裂了将乡村生活美化为田园牧歌的文学传统。在暖或作者莫言看来,那不过是远离劳作之苦的文人们的虚假想象。在这篇小说里,忠诚的白狗洞穿一切,“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狗卷起尾巴,冷冷地瞅我一眼”[,这冷冷的一眼正是故乡对有罪者的凝视。莫言:《白狗秋千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此刻的故乡”则继续着它衰败的历程,贾平凹的《高老庄》就重点呈现了中国当代乡村的种种乱象。90年代的高老庄已经完全被金钱控制,道德、情感、性乃至信仰都可以用来交易,甚至当地镇政府也成为金钱的帮佣。在小说的结尾处,当看到西夏在写给城里朋友的信件中美化高老庄时,子路忍不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你怎么没写上这里的高老庄……有着争权夺利的镇政府,有着凶神恶煞的派出所,有着土匪一样的蔡老黑,有着被骂为妓女的苏红,有躺在街上的醉汉,有吵不完的架,有臭气熏天的尿窑子,有苍蝇乱飞的饭店,有可怜兮兮的子路,有蛇有蚊有老鼠有跳蚤……”[9]在子路眼里,高老庄只是一个肮脏、堕落的地方。在王十月的《无碑》中,农民工老乌有两次返乡的经历。第一次返乡时,他试图逃离瑶台村,回到故乡安居,但“故乡,烟村,给他的是伤害与嘲讽。回家一年,老乌发现家乡变了。变富了,人也变懒了,最让老乌感到难受的,是家乡人的是非观变得淡薄,倒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了”[10]。老乌第二次返乡时仅计划短暂停留,然而乡邻的冷眼使得父母再次与他翻脸,迫使他提前离开故乡。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的,是以金钱为表征的欲望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泯灭与道德沦丧,故乡不再是受伤的游子的疗伤之地。在《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作品中,“此刻的故乡”的精神困境得到了更集中的呈现:只剩下老人与儿童的村庄、依然处于贫困状况的农民家庭、不再被委以重任的现代学校教育和已然瓦解的传统价值观念,一个更加荒凉、混乱、令人失望乃至绝望的村庄成为“非虚构”作品与小说共享的“故乡”形象,批判现代性也因此成为还乡故事的主旋律。“此刻的故乡”也在不断被蚕食。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这样描绘故乡花街近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那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到十五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了工厂、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都有了城市户口。进了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1花街的进化史就是一部典型的城市扩张史,“城市化是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1,现代化因此总是与城市化如影随形,而城市化常常意味着乡村或故乡的彻底消失。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无碑》里的瑶台村,并在稍加变形后,发生在格非《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瑶台村最终成为肮脏混乱的城中村,整体遭到拆迁治理,原来的村落连同作为故乡象征的祠堂被彻底抹去;儒里赵村在资本兴起的“圈地运动”中被摧毁,在资金断裂后彻底成为一片废墟。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在对“记忆的故乡”的解构和对“此刻的故乡”的批判中,试图展示出故乡的虚妄,使得这类作品充斥着象征故乡虚妄的意象。在《高老庄》里,它是散落在民间的碑刻,字迹漫漶,内容琐屑,无法拼凑出村庄的完整历史;在《耶路撒冷》里,它是在暴雨之夜背着耶稣像和十字架死去的秦奶奶,是即将被拆除的教堂;在《无碑》里,它是写满了“拆”字的瑶台村,是被砍掉的村口的大榕树,是人群中消失的老乌本人。鲁迅的《故乡》开篇即写到“此刻的故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3]衰败的故乡景象由此定格。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是从启蒙视角出发,“看”到了这样的故乡,其背后隐含的话题是这些“没有一些活气”的荒村亟须被唤醒,陈旧的“老中国”也必须被拯救,那么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在宣判故乡虚妄的同时,顺便拒绝了启蒙的可能性:故乡即将消失,也不能通过启蒙被赋予新生。二、空间修辞:被生产的空间与故乡的消失空间始终是人们理解自身存在的重要坐标,前现代的空间相对稳定,进入现代社会后,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人类社会的空间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构。现代中国的还乡记就不仅与时间有关,也与空间密切相关,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14]。因此,还乡记中令人深思的不仅有“记忆的故乡”与“此刻的故乡”的关系,也有对空间的特定呈现方式以及不同空间的意义碰撞,它们显影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和思想论争,构成了还乡记中意味深长的空间修辞。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还乡记中,故乡通常在整体上是“老中国”的象征,师陀在《果园城》里就写道:“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15]这段叙述在故乡/世界、平静/变动、传统/现代的框架中展开,将时间上的落后置换为具体的空间景观,利用空间修辞建构出丰富的意义。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中,这类启蒙主义视角下不变的故乡消失了,在《无碑》《望春风》《耶路撒冷》以及《应物兄》等作品中,无论故乡还是他乡,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处在剧烈的变动中,都成为不断被改造和重塑的空间。事实上,透过80年代以来的文学还乡记,我们将看到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空间都可能被重新规划、制造和定义。王十月:《无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9月第一版空间修辞的形式之一是对旧空间的修正和抹除,随之消失的是旧空间的象征意义。《无碑》《望春风》和《耶路撒冷》等小说都选择了这种空间修辞,来完成作品的意义建构。《无碑》中的瑶台村原本是中国南方的普通村庄,老乌刚到那里时,见到的村口有两棵大榕树,村里有一条河,“他顺着那条机耕道往里走,机耕道顺着河涌的曲折而曲折,机耕道的另一边,全是青灰色的民居,房屋低矮,盖着清一色的燕子瓦,檐头有着高高的翘角,屋脊上蹲着琉璃的小兽”[16]。小说还为此刻的瑶台村设定了两个特殊标记:一是村口的古榕,枝叶繁茂,独木成林,它是自然的象征;二是村子里的黄氏宗祠,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气势宏伟,是典型的故乡象征。在小说的开始处,瑶台村大体上属于古老的自然空间,人与自然、与祖先同在。然而,这个村庄地处珠三角,在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中,迅疾成为新兴的工业区。当老乌第二次来到瑶台村时,原来的乡村不仅变成繁华的商业区,也成了当地有名的“红灯区”,满足着这个时代对金钱和性的欲望。正像小说所写的那样,“瑶台的发廊、‘福建城’‘温州城’、洗脚房是极多的。不知何时,瑶台居然成了不夜村”[17]。在这里,自然空间已经完全被商业空间所取代,村口的古榕也早已被移除,及至小说结尾,政府开始治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工厂搬迁,瑶台村也将被完全拆除,黄氏宗祠更是难以幸免。《无碑》充分展现了现代国家对空间的规划和生产能力,瑶台村正是伴随着各类政策的变化,不断被改写为拥有不同意义的空间,直至最终消失。它的命运折射出的正是中国社会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瑶台村的变迁也可以看作是古老的自然空间在现代中国的宿命:它将不断被改写,并被以“自然”面貌出现的新空间所取代。在《高老庄》的结尾,将蔡老黑的葡萄园改造为采摘园的方案得到大规模的实践,离开故园的现代人将通过消费的方式,从仿真的“自然”空间中获得抚慰。还乡记的空间修辞还包括对新空间的制造,尤其是对新的空间标志物的制造。在《耶路撒冷》中,即将建成的翠宝宝纪念馆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之一。翠宝宝是民间传说中的妓女,历史上并无其人,主政者坚持为其修建纪念馆的行为,是“煞有介事地将一个传说强行坐实到花街上来,简直就是明火执仗地无中生有”[1。深究起来,我们会发现主政者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为了把“妓女”这个符号以醒目的方式与花街联系在一起,将后者打造成当下的消费奇观。最终,花街重新以“花街”为名,不再以曾经是“方圆闻名的烟花地”[19]为耻。翠宝宝纪念馆这一新空间的生产也在传递着这个时代的真相:这是一个消费至上、欲望至上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特意将翠宝宝纪念馆安置在“斜教堂”的隔壁,“左边是老教堂,倾斜,古旧,屋顶和墙缝里长满荒草,但它还在,站着一动不动,你就没法强占它的地盘”[20]。“斜教堂”代表着花街的历史,最初似乎只对秦奶奶有意义,是她一个人的避难所,象征着她坚韧的信仰。而对初平阳等年轻人来说,它开始时只是一个神秘的空间,只有当他们经历了生活中的罪恶与苦难后,“斜教堂”才成为“他们个人宇宙中的‘圣地’,是他们生活的意义得以产生的‘神圣空间’,似乎正是在这些地方,他们得到了一种实在的启示”[2。在作为(性)欲望象征的翠宝宝纪念馆之侧,“斜教堂”固执地表征着对罪恶的谴责和救赎的渴望。小说以空间并置的修辞展现了两种话语的争锋,最终的结局却是主管部门计划扩建翠宝宝纪念馆,“斜教堂”面临被拆除的命运。新空间将彻底占据旧空间的位置,并宣告后者的不合时宜。翠宝宝纪念馆的修建无疑表达了作家对丧失信仰、缺失“耻感”的当代社会的批判,而伴随着典型的空间标志物的巨变,故乡花街的名字虽然并未改变,但其意义早已被改写和重塑。空间修辞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即空间的修复。与抹除和新建相比,修复空间更能体现话语博弈的复杂性。《应物兄》中的太和院和《耶路撒冷》里的翠宝宝纪念馆一样,是一处无中生有的空间。当身处海外的儒学大师程济世流露出叶落归根的想法时,济州大学如获至宝,计划拿出校园内最好的位置兴建名为“太和院”的儒学研究院。但程济世念念不忘的不仅是故乡,更有旧时的宅院,他要求太和院必须建在程家老宅之上。这自然不是简单的新建,而是对过去的“修复”,正如小说所写的,“说是新颜,其实是旧貌,因为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所谓整旧如旧,一律是老式的四合院”[2。从表面上看,“修复”老宅表达了儒学大师的家国情怀与深切的乡愁。然而反讽的是,一方面,大师的记忆虽然貌似深情,却充满了纰漏;另一方面,无论是对当地政府还是对商人而言,重要的都不是寻找真正的旧址,而是以“修复”为名进行地产开发,因此,在冒牌的仁德路上很快就掀起了权力与资本的狂欢。虽然真正的旧址就在高楼大厦之侧,程济世不断追忆的灯儿姑娘也依然活在人世间,但这一切并没有人真的在意。在这样的反讽叙述下,儒学以及儒学大师的庄严也随之消解。《应物兄》中被修复的空间还包括慈恩寺和皂荚庙,它们的恢复呈现了宗教与信仰在当代社会的窘境:一方面,人们表现出对信仰的推崇;另一方面,当寺庙成为资本交易的场所时,人们其实只能通过消费赝品来获得虚假的满足。在这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还乡记中,瑶台村已经被抹除,花街的标志物也被替换,而济州市正在以“修复”为名大兴土木。然而所有人都知道,修复只是虚假的仿制,修复工程的完成其实意味着故乡的彻底消失。当代文学中的还乡记通过空间修辞,呈现了剧烈变动中的现代空间,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空间生产逻辑,无论是作为文化空间或宗教空间的故乡,最终都将被权力与资本操纵,难逃消失的结局。三、主体修辞:离散的主体与乌有之乡去国离乡虽然古已有之,但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不断加速和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现象在今天逐渐成了现代人面临的基本生存语境,这也使得“离散”(diaspora)成为国际学界探讨当代文学、文化现象时的关键词。一般说来,离散指的是在全球现代性的冲击下,曾经聚居一地的传统社群随之解体、流散,个人或人群被迫迁移、侨寓或定居他乡,并基于迁居过程中的时空经验,形成了新的集体记忆、原乡想象和身份认同。在华文文学研究中,离散书写一般被用来概括海外华人的异邦叙事与故国想象,但离散经验不仅仅属于海外华人群体,它其实也是所有在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体系下被迫离乡的当代中国人共享的生存体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深刻地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背井离乡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常态,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无枝可依的离散主体。在这一语境下,离散已经难分内外华夷,它既指“去国”之人,也指“离乡”之人,甚至还包括在乡的疏离者。就像王十月在《无碑》中所描写的:“老乌会感叹,北京人在纽约,老乌在瑶台,这其间的况味,未身在其中的人,恐是难以感同身受的。”[26]在这里,“纽约”与“瑶台”的并置,正揭示了离散经验在当代社会的普遍性。当离散成为某种宿命,还乡也就变得不再可能,甚至短暂的还乡也只是印证了故乡的不复存在。80年代以来出现的各种当代中国还乡记,其实也是一篇篇无乡可还的“离散记”,其中充满了无家可归的主人公,使得困惑、分裂的主体取代了古典文学中面对确定的故乡表达乡愁的思乡者:在王十月的《无碑》中,他是分散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在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他是将故乡指认为他乡、将遥远的耶路撒冷视为“故乡”的知识分子;在双雪涛的《北方化为乌有》中,他是租住在北京六环之外的“北漂”……这些无家可归的主体形象,成为当代作家描写的重点,为还乡记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内涵。这类主人公的特征之一是误将他乡认故乡。《无碑》中的老乌在瑶台村住了十年,“现在,走在瑶台,老乌不再像从前那样觉得孤单。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老乌想,云瑶日化有关心他的黄叔,瑶台厂有他的工友。小巷里有他的家人……他不再觉得瑶台是别人的瑶台,他想,这是我老乌的瑶台”[27]。在漫长的停留后,老乌已经仿照烟村的熟人社会模式,将他乡确认为故乡。然而反讽的是,他参与书写标题的刊物名为“异乡人”,他去做嘉宾的广播电台的栏目是“人在他乡”,他去做节目的电视台的专题叫“他乡故事”。事实上,在瑶台村,老乌只有以“异乡人”的身份才能获得认可。在小说结尾处,《异乡人》停刊,瑶台村即将被拆迁,老乌彻底丧失了可以误认他乡为故乡的一切依托。如果说失去了烟村的老乌尚有瑶台村作为补偿,那么当他乡同样消失后,他丧失了一切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其失踪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被初平阳当作信仰的“故乡”,离开中国前往中东“朝圣”成为他最大的梦想。然而,梦中虚构的信仰之城在现实中已然陷入宗教与政治、信仰与暴力的对峙,再造主体的信仰之旅因此变得无比虚妄。直至小说结尾,初平阳都还未真正出发。通向他乡的还乡,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精神信仰的层面,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主体离散(失踪)的寓言。当代中国的还乡记还注重刻画主人公与自我的分离。韩少功写于80年代中期的小说《归去来》,就是围绕着故乡与主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展开的寓言。在小说开头,“我”来到某地,熟识周围的一切,犹如回到故乡。村民们称“我”是一位马姓“知青”,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然而,主人公却表示:“我不姓马,我姓黄……”“我确实没有来过这里。”但村民言之凿凿的态度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望着这个淡蓝色的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这具身体很陌生,与我没有关系。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2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仓皇逃离,却没能逃出对自我与故乡的迷茫心绪。韩少功这篇小说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它刻画了故乡与主体之间的双重误认,解构了游子思乡这样的传统主题;其次是它写出了当代人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当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村民坚定地称“我”为马姓“知青”时,主人公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怀疑,丧失了确定的自我认同,陷入了“我是谁”这样的形而上迷思。《归去来》中的还乡更像是重返记忆中的禁区,它涉及“知青”生活的创伤记忆,表面上主人公“成功”地遗忘了当年的身份和经历,然而旧日的创伤形同鬼魅,如影随形,还乡的历程最终如同见鬼。墨白的小说《重访锦城》同样描写了这种见鬼似的还乡,主人公谭渔回到故乡,寻访那个象征着自己旧时的爱与激情的姑娘锦。但她早已不在人世,围绕她的一切叙述都相互矛盾,而主人公的寻访最终以具体的“见鬼”情节作结:当听说他昨夜遇到的老人已经在一周前去世时,谭渔在恐惧中发现了一面破碎的镜子,“并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张破碎的男人的脸”[29],这正是象征主体破碎的意象。韩少功:《归去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对还乡记的主体而言,“返乡并不表示身份的复原,在想象的虚拟空间中,返乡不能终结旅途”[30]。当还乡成为见鬼时,主体用来确认记忆和欲望实存的行动即以失败告终,主体也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分裂的处境,这一点也深刻地体现在李洱的《应物兄》中。这部作品里的主体分裂已经成为常态,儒学大师程济世不断诉说乡愁,详细策划还乡的种种方案和步骤,但直至小说结束,他也没有真正踏上归程;应物兄则一面沉沦于现实名利,一面痛苦自责。小说以应物兄的死亡作结,“他现在是以半倒立的姿势躺在那里,头朝向大地,脚踩向天空”。死亡之际,他聆听到遥远的问询:他再次问道:“你是应物兄吗?”这次,他清晰地听到了回答:“他是应物兄。”[3在这里,主人公出现了严重的自我分裂,对“你是应物兄吗”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回答“我”是或不是应物兄,而是代之以“他是应物兄”。也就是说,应物兄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认同自己的身份,因此在弥留之际,反将自我认“他者”,将自己称作“他”。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还乡记中,离散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基本生活状态。这些人物总是游荡于故乡与他乡中间,迷失在自我与他者的裂隙之内,从《归去来》中的逃离,到《无碑》里的失踪,再到《应物兄》中的死亡,主体以越来越极端的方式丧失了自我。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所谓的“还乡”故事,往往被描绘为主体离散、无乡可还的悲剧,其中或许正蕴含了他们对令世界颠倒、令众生迷失的现代化进程的揭露与批判。结语现代性在摧毁一切既有传统秩序的同时,把人与他们熟悉的生活世界撕裂开来,流放到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使得疏离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大量出现的还乡记,就是这样一个疏离时代降临的产物。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得不远离故乡的宿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必须支付的现代化代价。间或出现的还乡旅程及其相关的文学书写,则代表了补偿离乡缺憾的渴望,发出了因为代价过大而无法抑制的怀疑与悲叹。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的各类还乡记通过重构还乡书写传统,在遥接中国传统乡愁叙事的同时,也深刻表达了对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反思,而在追溯传统与批判现代之间形构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叙事,则是当代中国还乡记书写的核心动力。在小说《望春风》的结尾,庵赵村成为一片废墟,还乡者在废墟中修整便通庵作为临时的居所。他们心怀恐惧,深知“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但他们又心怀幻想:“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3这是乡愁在当下社会的渺茫余响,也是小说最后的煽情。事实上,这部小说的读者都知道,“那个时候”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出现。不过,只有那个从未存在过的乌有之乡,才是人类不断追怀、向往的故土,而“还乡”的价值或许就体现于“返回”这个永恒的姿态上,那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望,就像应物兄即使死了,也要摆出“头朝向大地”的姿势那样。注释[ 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莱、莫言、李永平》,《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3] 贺知章:《回乡偶书》,马茂元选注:《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4] 宋之问:《渡江汉》,《唐诗选》,第63页。[5][13]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第501页。[6][9] 贾平凹:《高老庄》,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第294页。[7][ 莫言:《白狗秋千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第205页。[10][16][17][26][27] 王十月:《无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184页,第11页,第268页,第4页,第306页。[1[1[19][20] 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第54页,第54页,第72页。[1[14] 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7页,第121页。[15] 师陀:《果园城》,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第1卷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2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5页。[2[3 李洱:《应物兄》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2页,第1037页。[23] 崔颢:《黄鹤楼》,《唐诗选》,第177页。[24]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诗选》,第363页。[25] 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5页。[2 韩少功:《归去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62、64页。[29] 墨白:《重访锦城》,《收获》1995年第1期。[30]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3 格非:《望春风》,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87、393页。*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新媒体编辑:逾白猜你喜欢陈舒劼︱“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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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2.0论纲:以新故事和多源故事为表象的故事文化现象

专家观点 | 中国民间文学2.0论纲 ——以新故事和多源故事为表象的故事文化现象人物介绍白旭旻职务: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副主任,《民间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民间文艺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故事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出版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成就:专注于新时代民间文学作品的现代性和时代化传播规律的发现和运用,逐步建立起具有发展史观的民间文学3.0的行为观念体系,推广基于全行为模式、全媒体类型的“故事创作、故事表演、故事音频、故事舞台剧、故事音画、故事短片”六大传播形式。2007年起,策划并组织实施“中国故事节”系列故事会、故事创作及表演比赛。2017年起,策划并组织实施“年度中国好故事”评审活动。2014年起,主持、策划、实施“中国民间文艺大观园”项目。摘要:论文站在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化生态的全域视野,考辨中国民间文学现代性的文学存在,以使民间文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应用性研究与民间文学的现实表现相匹配,通过概念、观点的调适、校准使正在发生分离的民间文学研究与文学主体形式实现同步,以确保民间文学理论不致于因无法解释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而失去合法性。作者提出民间文学1.0—3.0论点,希望对于民间文学基本概念的开放性理解,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困境的真、伪辨识,对于现代性、时代化民间文学事象的辨认和民间文学连续性、统一性的认知,以及对于民间文学研究界域的拓展和学术智慧的提升,对于当下民间文学相关实务、实操有一定的推动意义。关键词:民间文学2.0;杯-水效应;长指效应;故事文化现象中国民间文学2.0是指民间文学的现代性阶段。本文主张将中国民间文学分为三个阶段:民间文学1.0——指“口传”的传统民间文学,对应农牧文明时期,其存在形式为传统民间文学诸体裁;民间文学2.0——指“字传”的现代民间文学,对应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其存在形式为新故事和多源故事;民间文学3.0——指“屏传”的当代民间文学,对应信息时代或称为新时代,其存在形式为基于数字媒介的全行为模式和多媒介形式的民间文学诸形态。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三种主体形式即“口传”形式、“字传”形式、“屏传“形式同生、伴生存在,迭代发生、共同发展。中国民间文学的现代性阶段即民间文学2.0,是基于40年来民间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传统民间文学抢救、保护行为与传承中断的事实认定,基于同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结果对现代性民间文学的传播、发展的无效性关注,同时面对兴盛繁茂的以新故事为主体形式、多源故事蓬勃发展的现实,以及对民间文学传统理论和基本概念的修正要求提出的。几十年来刘守华对“故事”概念的建设贡献巨甚,对“故事”这一体裁的文学独立性的一系列研究和认定,以及对“新故事”民间文学属性的定性,对于民间文学基本概念的外延拓展具有积极意义,这使得在“口头性”“集体性”的排他性的巨大压力下,把更多式样的民间文学内容尤其是具有“署名权”的“创作文学”——“新故事”导入民间文学的学术界域,新故事在“口头性”+“创作文学”的短暂交互期之后,民间故事让渡给作为“创作文学”的“新故事”,使新故事成为民间文学的主体形式,进而出现了多种媒介形式介入与广大受众参与的多源故事,形成“故事文化现象”。侯姝慧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故事会》为样本进行的研究,使“创作文本”进入学术研究范围,虽然其取样单一,结论有待商榷,但其对民间文学现实存在的发展方向的正确向度推导是有效的,也是开创性的。当我们把传统民间文学、现代民间文学、当代民间文学排列在一起,把“口传”“字传”“屏传”仅作为传播介质看待,在民间文学本体——形而上的民间的文学创造力或主体人群——的持续发展中,在“杯水效应”和“长指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会产生与传播介质相对应、相适应的民间文学主流形态,即传统民间文学诸体裁、新故事和多源故事、新时代民间文学诸形态。民间文学的发展流脉清晰、明确,高度发达的传统民间文学在现代社会失去其主流地位的同时,新故事作为主流形式出现,新故事进入衰落期之后,短视频(或)作为主流形式出现。民间文学随着屏传时代的到来,正在发生文学本体意志和表象的双重回归,即民间文学“表演性”的再确认。一、民间文学2.0:以新故事为主体的多源发展在民间文学标记性特征即“口头性”“群体性”“传承性”“变异性”之外,加入“表演性”,是新时期中国民俗学者在吸收消化美国表演理论基础上对民间文学基本概念的重要认知贡献,也是民间文学进入现代性和时代化之后,回溯、查检、确定以及重认传统民间文学基本特征时对民间文学的再认识、再发现,其对现代性民间文学中“故事表演”社会性故事行为、对时代化条件下“故事音频”“故事短片”甚至“故事音画”等民间文学诸形态的确认,具有启示意义和启智功效。就本文所关注的民间文学的现代性或民间文学2.0,记录传统口头性文学的图书、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以及社会性故事行为层面的大众娱乐、群体聚集性民间故事讲述,官方故事活动、故事节会、故事教育培训等,共同参与了现代民间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2.0时代建设。对传统民间文学的眷恋、悲情、抢救的急迫应该与对新故事的欣赏、赞颂、创造的喜悦同时存在才更为合理。笔者认为,中国的民间文学具有独立且独特的发展逻辑和文学现实,相比较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民族、国家集团和民族集群,中国民间文学的巨大体量、数千年的传承连续性、超量值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程度,在人类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但由于未能即时建立起以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基础的认知和评价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对世界文化传承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人类文明和文学历程所保存的巨大宝藏和丰富智慧等,未能得到起码的认同、应得的尊重和广泛性接受,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排斥和对冲之下,中国民间文学的文化存储、文学财富也未能被更多人所共享。同样的判断视角之下,甚至我们自己对自身的文化也缺乏必要的认同和应有的尊崇。中国传统民间文学被严重低估、中国的新故事被严重误读的原因,是中国民间文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建设的迟缓和停滞、方法论的固化及僵化、作业空间的关闭和封闭、研究方法的保守和西化、学术视域的偏狭和偏色等造成的,学术活动与文学现实严重分离、分裂、背离、背叛,民间文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的现实活态存在不匹配、不班配、不协调、不同步,因而,我们缺乏对新的民间文学事象敏感的知觉和理性认知,不能即时对新的民间文学主体形式和从属形态完成学术辨识和概念确认,同时错失了对中国民间文学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其结果就是民间文学研究者话语权的丢失,影响力的下降。大致以我国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其后40年间,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化,我国的民间文学同期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民间文学现代性为特征的“民间文学2.0”时期,新故事为主体形式,多源故事共同发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的成果丰硕;其二,故事报刊承载的新故事勃兴之后,对“故事”的重新定义,民间文学现代性的规定性和实操规则产生,并带来广泛、持久的故事行为范式的复制、模仿、衍生、演化;其三,全国各地各级广播、电视媒体高密度、高强度、扩张性、爆炸性使用“故事”,专业化、工业化主流媒体生产方式作用下海量的、多元的故事被接受和认同,改变了故事的版图,扩展了民间文学的界域;其四,各种主题、专题、地区区划、作者年龄分层的故事节会、赛事和故事创作、故事表演、故事培训、商业和公益的故事演出等多种故事行动为标记物的多源故事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故事,在这四个维度展现出的惊人的社会行动力、自主性、自由性、文学创造力等和由此创造出的故事成果,堪称民间文学的奇观,也使我们经历了新的民间文学体裁发生、发展、衰落的全过程,并能近距离即时性观察到民间文学生命性实相。这一时期完成出版的传统民间故事作品184万篇,4亿字;新故事作品,160万篇,40亿字,每月传阅率3000万人次,连续时间近40年。故事广播频率约150个,播出故事约100万条,受众约1亿人次;电视栏目近50个,播出故事约100万个,受众约5亿人次。传播方直接参与故事表演、创作、编辑、出版、采访、录制、故事培训和故事活动的人员不低于30万,受众不低于5亿人;参与其间的专家学者有200至500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故事文化现象”。二、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图书出版工程及其意义根据粗略统计,中国现已完成了全世界口头性民间文学作品总量90至99%的文字记录和图书出版,这些承载着社会学、文化学、民俗学、文学性内容的民间文学作品是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世界领先的民间文学传承者。两三千年以来,无论是《诗经》还是《永乐大典》或《四库全书》,汉文字的图书和大型图书辑录编纂,这种最为传统、典型、古老的记录方式,以其成熟的形式担当,成为重要的文化记录和传播方式。近40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与中国文化传统记录方式一脉相承。传统经典文化、精英文化行为对民间文学的行为投射是明显的,作用是显著的,成果是巨大的。1.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1984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周巍峙等同志支持下,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开始编纂,1986年5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文艺集成志书并列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至2010年6月,三套集成这一被称为“文化长城”的工程基本完成,2017年5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卷本正式出版,标志着“三套集成”省卷本出版工作的全部结束。从首卷“浙江卷”到“新疆建设兵团卷”长达31年的时间,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20余万人参与其中,出版省卷本100余卷。其中采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203万首、谚语748万余条,出版4亿余字,同期共获得高达40亿字的资料。2.中国民间故事全书2002年,由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发起的“中国民间文艺抢救工程”在中国民协启动,对全国濒危的民间文化遗产项目展开全面、系统、科学的普查、记录、整理、保护和出版工作。“抢救工程”对传统民间文学抢救和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2004年3月,中国民协确定在全国实施《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普查编纂工作,基于三套集成的县卷本资料得以系统编纂出版。2005年10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大理卷(12卷本)正式出版,2006年6月,《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被列入“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迄今“全书”已出版两百余种,总出版量将达8亿字。3.中国口头文学数字化工程2011年4月,包括民间故事在内以民间文学为主体内容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在北京启动,2014年第一期工作完成,2016年,河北卷目录工作作为示范卷本完成出版工作。对于民间故事而言,面对信息化、城镇化的社会环境,面对已渐失去生存土壤的传统民间文学,这将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工程。目前,二期工作中,全国各地近四十年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成果被挖掘出来,代表农耕文明全貌的文化成果将得到又一个批次的规模化整理。4.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2005年6月,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命名的166位“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中,“民间故事讲述”传承人有5人:靳景祥、马巧枝、谭振山、刘则亭、黄仁锡。2007年6月,由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作传承人中,民间文学类共计18项,其中民间故事有5人:靳景祥、靳正新(耿村民间故事),刘德芳(下堡坪民间故事),魏显德(走马镇民间故事),谭振山(谭振山民间故事)。其他民间文学类传承人有: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杰出传承人、土家族山歌杰出传承人、民间故事杰出传承人、民歌杰出传承人、《格萨尔》说唱杰出传承人、蒙古族史诗《格斯尔》杰出传承人、畲族民歌杰出传承人、鄂伦春民问文学杰出传承人、《格萨尔》说唱杰出传承人、古渔雁民问故事杰出传承人、长篇灶书《郭丁香》杰出传承人。2008年6月由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0项,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53项,同时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民间文学类共计5项,2011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91项,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41项。第二批名录之后至第五批,民间文学作品成为名录的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承人的主体作用。5.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中宣部重点项目,国家传统文化重点项目,差不多将“三套集成”的县卷本和以往版本尽数纳入选录范围。从体裁来说,是传统民间文学全种类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大系》文库按照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谜语、俗语、民间文学理论等12个系列进行编纂,计划到2025年出版1000卷左右,共计10亿字。6.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以《中国龙的传说》为例,各地政府以地方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理整及出版工作。近年来传统民间文学出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各地政府组织当地的民间文学专家、作家等相关人员,出版了一大批新形式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从工作原理上说,除了严格意义的搜集、整理工作之外,这类图书与科学采录的民间故事不同,其主要特征模型分为三个类型:A-搜集、整理、创作,B-搜集、编撰,C-搜集、创作。严格意义上说,这类作品相对于传统民间文学作品方法论有了重大的突破,图书装帧、故事行文与通俗化的图书没有太大区别。此类作品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即民间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大胆、有效、有益的尝试。7.学术机构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以《谭振山民间故事精选》《香榧传说》等为例,大专院校、学术机构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及出版。科学性较强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近年来也有较大的收获,就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作品奖参评、入选作品来看,近年来依然能够看到学术性强、文化价值高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的出版,《亚鲁王》是一例(2011年),新版五卷本的《谭振山的传说》(2015年)也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分别获得得十一届、十二届山花奖。三、以新故事为主体形式的多源故事开拓了民间文学现代性界域“新故事”对于传统民间文学主流学者来说,是一个被经常否定、无法确定、尚待确认的文学事象。学术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影响新故事的迅速发展和引导性行为的产生,同时也没有影响到其没落、衰落、变异的自然流变过程。1.新故事对民间文学概念的冲撞和包容性民间文学概念的艰难建立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对于“文字创作”合法进入民间文学概念,有过思考、选择,如在第一章绪论中说:“今天劳动群众进行民间文学创作,也可以以文字为工具,运用民间文学的艺术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写作。这类创作,只要在群众口头流传,被他们所喜爱,也是民间文学。至于有些工农群众运用一般作家文学形式进行写作,并仅仅以书面形式发表,这是一般的群众创作,不是民间文学”、“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今天他们毕竟更有条件运用民间文学形式,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愿望,只要他们的作品能够适合劳动群众的美学要求,为群众所接受,能在一定范围的群众中口头流传,同样可以算是民间文学。”我们可以明见,对于已经具有充分能力进行文字创作的民间文学作者,要求其放弃文字创作而坚持口头性创作的反现实、反行为和反逻辑,也能见到同一个“创作者“用口头创作即是“民间文学”,用文字创作同样的故事即是“非民间文学”这样的悖论,反映出民间文学现实存在和民间文学认知互为湮灭所带来的荒谬。我们一定不能梗直地认为文学现实出了毛病,而应该尊重现实,认识到我们的“民间文学”基本概念出现了基础性缺陷和原生性障碍。至“新故事”一词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明确标有作者名的创作类民间文学作品的一种妥协,同时也是对于民间文学发展的前瞻性洞见。“作者名+文字创作+新故事=民间文学”,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至今也没有得到老一代民间文学学者的认同。其中,“集体性的无名+口头创作=民间文学”的等式中,口头性与文字化,作者署名和集体性的对标,使“口头性”和“集体性”成为阻碍新故事民间文学合法性的两个最主要的关卡。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文《口头性对传统民间文学的支撑和制约》和《传统民间文学口头性建模》通过近百个模型分类,可以确认,口头性作为传播方式,并不具备民间文学作品合法性的裁决权,其对民间文学75—85%的确定率,恰恰说明传播方式对民间文学的决定作用,而传播方式改变时民间文学这一合法性标准依然存在。笔者认为,文字创作可以产生合法的民间文学作品;基于任何传播形式和创作方式的民间文学作品都具有概念的合法性。这样我们基本解决了一个从民间文学学术概念建立之初就存在的认知困惑和行为障碍。当移开“口头性”这座山,推开“集体性”这道屏障,我们可以看到当下鲜花绽放的民间文学大花园,同时也可以看见中国民间文学3.0时代的光芒。简而易见,而且我们已经身在其中。2.文化的独立性与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学样式中国民间文学与非中国的民间文学发生、发展、存在的文化基础不同,我们应该在充分的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建立民间文学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除了中国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民族、民族集群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其口头性民间文学伴生着强盛、持久、先进的精英文明和经典文化。中国民间文学有着极为丰富、发达的传统文化生态。中国的口头文学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时,从来也不是主流存在。从中国文字发明的3500年以来,从字、言的分化,到文言文与白话文(口头性文字)几千年的分化,中国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与众不同,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学的口头性与文字化的通道始终存在。中国民间文学具有特殊的能力创造出独特的、独有的文学样式,是毋庸置疑的。3.“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主体形式身份的失去新故事的发生、发展,大约完成了一个主体文艺形式在现代社会和媒介传播领域的全过程,其在被选择成为主体形式的过程中,在遴选、成型、改造、定型、变异、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民间、大众、受众对其不间断的艺术品质提高和变化的要求,这种提高和变化对应读者正当诉求,也是故事编辑为适应市场作出的主动性改变。在长达40年的新故事兴盛期,新故事形式的稳定性比照经典文学有着明显的不同,文学的弹性、变化的便捷性、对阅读效果的追求、对时代和读者的适应性等等,将其作为民间文学作品的诸多特征表现得极为充分,这与传统民间文学口头性时代的表现传播模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重要的是,随着纸媒体——新故事承载实体的整体衰落,新故事报刊发行量断崖式下跌,纸面的“新故事”文学活力迅速枯萎,其作为主体形式的地位让渡给新的民间文学形式即本文提出的“民间文学3.0”诸形态。4.新故事的体裁形式对民间文学发展的示范性作用新故事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性较强的学术概念,作为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新故事的形式多样性和形式弹性表现是必然的和合法的。本文认为,不应该把新故事早期对传统民间故事技术的借鉴,当成新故事具有民间文学概念合法性的真正依据,新故事成为现代民间文学的主体形式,不是因为其对传统民间故事的借鉴,而在于其文字创作维度的创新。李慧、朱丽媛等一些学者因为老一代具有较高故事创作水平的新故事作者同时具备故事表演天赋,或者反向说,因为老一代具有表演天赋的故事家同时具备新故事创作能力,从而认为新故事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创作有必然关联。关联是存在的,但不具有必然关联性,不能因为被称为南、北故事大王的吴文昶和张功升两位老先生同时具备创作和表演技能,而在“讲故事”与“写故事”之间建立必然联系。吴文昶的学生方赛群是“第十一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但讲故事并不是方赛群的强项,其再传弟子潘晓炜的“晓炜讲故事”闻名故事界,近几年以来从事故事创作也屡次获奖,这些恰恰应该证明新故事的相对独立性而不是相反。(1)程式化不同于纯文学、作家文学、乡土文学等在多达上百万篇的新故事作品中,程式化是所有新故事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是与经典文学和纯文学的本质区别,其原创性必须服从程式化的约束,因为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程式化的、民间的。即便是大型化故事的出现,两万至五万字以上的故事与中篇小说的体量比较接近,这也是民间文学文字化之后带来的必然变化,但其原有文学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此外,新故事作品在本世纪之前,尽管在内容上大多为农村题材,但与乡土文学也有着本质的不同。新故事的程式化形式的形成,与民间文艺、民间表演艺术,地方戏、小戏、评书、评弹等民间说唱艺术的程式化方式也许各有不同,但作品程式化的表现是一致的,民间身份特征显而易见。(2)新故事的同质化反映的是一种具有广泛民间性的文学需求作品同质化是新故事“民间性”的另一个表现,这与其他文学的作者所本能追求的自己作品的特异性在创作动机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新故事兴盛的40年间,“同质化”一直是上百家“故事类报刊”编辑部头疼的一件事情,一稿多投、一稿多用背后映射的是巨大数量的同质化的稿件,同质化故事是作者、编者、读者共同作用的一个产品形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的。在没有电脑查重的时代,同质化创作,有时与剽窃、抄袭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全国故事报刊联盟专门抵制一稿多投、花样抄袭的现象。甚至,在2006年前后,来自四川万县一个家族团伙,专门从八十年代以前没有录入电脑的铅排作品中,照抄后投稿,大批媒体中招,其同质化的连续性可见一斑。(3)具有鲜活灵魂的文学性的追求不同于俗文学、通俗文学新故事所表现的编读一体、写读一体,与传统民间文学的审美意义非常接近。在新故事形成阶段,由作者创作出来的很多作品,都经过作者与听众在田间地头讲述、反馈、修改之后完成的。其作品成形之后的改变也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与口头性的不确定性有着相类的表现。作者本人也没有固化文本形态的执着,这样的作品是鲜活的、从众的。此外,对于从内容到形式的快速变化的适应性追求,也反映出文学活性、文学活力、民间文学的创造力,使其与传统说书艺人的创作表现相似而与作家创作的俗文学、通俗文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4)新故事标本意义和对其研究的滞后因为对新故事认识的异见,使得“新故事”在学术界长期得不到学科归类,血缘关系最近的民间文学尚不认可,纯文学、通俗文学、俗文学、大众文学等各门各派都不认可其类别归属。新故事从发生到衰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一种民间文学体裁完整的文学生命,也使我们对民间文学的理解变得明晰、深刻。重要的是,新故事可以成为打开民间文学的钥匙,打开连接中国民间文学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间、经典与流行的通道,使我们看见中国民间文学现代性的全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正在错过和失去这样的机会,也同时失去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准确认识。我们今天对民间文学断流的不解,对传统民间文学抢救的呼喊,对人亡曲绝、人亡艺绝的懊恼,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民间文学认知水平不够造成的。我们太过习惯用精英文化和经典文学的视角看待民间文学,而对民间文学本身的不确定性流体特征的经常态认知不足。新故事是一盏灯照亮前路,使我们清晰看见或预见中国民间文学的未来。新故事是一道坎,从学术上、心理上、技术上迈过这道坎,我们会对民间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国民间文学没有让中国人失望过,以后也不会。5.新故事的文学作用和社会传播示范意义新故事从开始便继承了民间故事、传说的技术、技巧,在演化过程中,重新定义了“故事”的叙事方式。其中,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说,从口头性的听,到纸面上的读,受众对故事的开头、推进,对情节、细节的阅读期待,对故事结构、结尾程式,更为重要的是对“故事核心”,其要求都有不同。40年间,新故事开创了一种文学样式,创造、培养了一种接受习惯,形成了具有美学意义的文学范式,并在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当中形成了固有的习惯。这为后来“中国故事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文学基础和传播范式。6.新故事的开放性和自由性新故事的开放性和自由性,表现在对读者和受众的适应性要求和对受众诉求的回应。在新故事发展的兴盛期,风格、题材是全面的、多元的,涉及消费性阅读的方方面面,新故事从来也不以经典自居,消费性文学的特征表演明显。题材涉及社会生活、人鬼妖狐、喜怒哀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文学要素不断变化。此外,新故事创作过程中,民间文学集体创造、集体改稿的习惯一直存在,这也是在其他个人创作的文学体裁中不可想象的。本文不愿意将新故事与传统故事作勉强比较学意义的分析,也不认为集体改稿与口头性的集体创作是必然投射和行为映射。7.对“民间”的重新定义与现代性语境下的读者和受众新故事以一种文学体裁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民间与文学的相互关联,定义了现代性的民间文学。最长不过90年,尤其是近40年内,其发生、发展、兴盛、繁衍、演化、泛化、繁茂、极盛、枯萎、凋零、衰落、异变,最后沉淀成一种表演方式,让我们全景式、立体化、活态化地看到了一个民间文学体裁或称民间文学主体形式完整的生命历程。与以往我们只看到历史的后端不同——经过我们后人的分类,我们有了神话、史诗、传说、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的体裁分类结果而无法见证其成形的前端历史——我们得到了一个民间文学发生、发展、衰变的年轮线索和化石样本。新故事被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新故事的发展过程恰恰反映了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形式、范式等发生、发展和需求减弱后的衰落过程,我们由此可以见到中国民间的文学能力、民间文学的智商,民间文学的创造性,民间文学的开放、自由、生机与活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中国人主导的民间文学3.0时代的到来,这种主导依然是世界性的、领袖级的。传统社会的口耳娱乐创造了传统民间文学,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创造了新故事,必须承认新故事对于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启智作用。(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配图来源于网络)

迟缓者

第二届体育彩票红色日记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穗举行

中国经济导报、中国发展网讯 陈施敏、记者皮泽红报道 10月25日下午,第二届体育彩票红色日记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隆重举行。本次大赛由广东省文化学会、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广东新快报社、广东视窗、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少工委办公室、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发展促进会、广东省中小学校外教育协会、中国体育报、凤凰网联合主办。颁奖典礼热度非常,200多名领导、参赛嘉宾及媒体来到现场。不少大赛获奖的学生、家长、指导老师和社会人士在现场钟南山雕塑以及战疫艺术雕塑前合影留念。现场包括学生及其家长在内的参赛者踊跃进行交流,大赛组委布置的红色日记作品书展受到广泛欢迎。3万余篇来稿,红色旗帜鲜艳依旧 继2019年第一届体育彩票红色日记征文大赛在广州举行后,大赛组委会再接再厉,马上进入第二届红色日记征文大赛的筹备当中。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的紧张时期,大赛组委会充分发挥了无畏险阻、共克时艰的红色精神,率先增设了红色“战疫”主题,面向全社会征集“战疫”相关的真实人物故事日记。仅今年5月进行的“战疫”主题分赛就收到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20多个省市以及欧美亚洲国家的来稿。“默哀日”当天,大赛组委会收到了全国各地中小学生上千件的投稿。大赛特别刊发的战疫精品日记汇编册《战疫日记——站在最需要我的地方》更是邀请到了战疫斗士钟南山院士为此册作序。钟南山院士为日记所传达战疫逆行者精神表示了极高的颂扬和点赞,他在序中这样讲述了特殊时期下的红色记忆:“一篇篇日记,见证了这段特殊的历史,也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民阻击战中勇于担当、大爱无疆的缩影。”在战疫故事的带动下,本次大赛投稿出现了罕见的井喷现象,大赛截稿统计来稿数量达到了3万余篇。在第一届大赛以红色日记唤醒红色精神的基础上,本次大赛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实现了来稿更多、题材更广、质量更高的新突破。这一次红色日记再度起航,这一次红色旗帜鲜艳依旧。热度非常,打造南粤红色文化品牌活动现场邀请到了广东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李敏,广东体育彩票中心主任赵建新,中共天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晓晖为本次活动致辞。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素华引吭高歌的一曲《我的祖国》中,第二届红色日记征文大赛颁奖仪式正式拉开帷幕。大赛奖项获得者代表在现场分享个人的红色记忆和心得体会,声情并茂地向到场的观众讲述了他们自己的红色记忆。现场星海音乐学院钢琴系讲师沈璐博士,小号演奏家许宇翔,广州交响乐团小提琴家黄隽等十多位艺术家在现场倾情演绎了《我爱你中国》、《伟大的北京》、《黄河颂》等多部经典作品。2019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大赛红色日记征文比赛以后,红色日记开始成为广东省红色宣传的教育品牌,2020年第二届大赛进一步擦亮红色日记品牌,继续诠释新时代中国红色精神的丰富内涵。广东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李敏表示,写好日记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用好红色日记、讲述红色故事、唤起红色记忆、讲好中国故事,在红色传统中吸取养分,是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科学普的最好的形式和有效载体。广东、广州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是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排头兵,也是红色文化资源的沃土,它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成果,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共天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晓晖对本次大赛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她期望以红色日记征文大赛为契机,搭建一个让老百姓讲述红色故事、交流红色记忆的平台,打亮打响红色日记特色文化品牌,真正让南粤大地的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动起来、亮起来,成为全国全中国红色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佳作云集,红色火炬接棒在行动本次大赛共设置特别荣誉奖(13人)、个人突出贡献奖(22人)、最佳纪实奖(13个)、最佳笔记奖(5个)、优秀组织奖(25个)、优秀指导教师奖(500名)、特别纪念奖(5000名),优秀日记作品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43名(分社会组、中学生组、小学生组)。来稿中,大赛的参赛者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红色精神的丰富内涵,获奖作品的品牌效应将吸引和带动更多的人了解红色历史、传递红色火炬和正能量。在全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的艰难时期涌现出海量的纪实性战疫作品:各地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纷纷进行投稿,各地省市媒体也适时推出了大量战疫日记系列报道。来自抗疫一线的红色精神代表如《南山战疫日志》、广东省中医院张忠德的口述日记《从60后到00后,我们都不惧生死》等,展现了新时代红色精神坚毅卓绝的精神内核。这些具有感人力量的抗疫日记作品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频道抗疫报导新媒体稿件总点击量超过了1.5亿次。此外,本次大赛中的学术笔记类作品也十分亮眼,体现了红色日记高质量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红色活力,极大地提升了大赛活动的学术内涵。笔记佳作包括参赛者李宜航《中央党校学习笔记》、《井冈山笔记》、《延安笔记》学习三部曲,著名画家林墉的随笔《林墉:大珠小珠》,著名文化学者罗宏教授的家族文化研究笔记《湖湘世家》,党史研究专家曾庆榴教授的研究笔记《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民间文艺研究专家曾应枫的广府文化调查笔记《时代推涌着民间艺术的大潮》等。广东体育彩票中心主任赵建新告诉记者,这是广东体彩第二次参与筹办红色日记征文大赛,未来也将继续支持第三届大赛的举办,让红色火炬继续传递下去。“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

棺材石

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投稿

期刊简介期刊名称:文艺生活 (艺术中国)主管单位:湖南省文化厅主办单位: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出版周期:月刊国际刊号:1005-5312国内刊号:43-1143/I邮发代号:42-6期刊级别:省级期刊描述:《文艺生活》杂志创办于2009,是湖南省文化厅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省级期刊,影响因子0.046,现被万方收录(中)等权威机构收录,主要征稿方向: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杂志介绍刊社简介《文艺生活》创刊于1956年,矛盾为其题写刊名,由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湖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自创刊以来,我们竭诚为广大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服务,崇尚名家,扶植新人。《文艺生活》开设《文艺生活·精品故事汇》和《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两版,为不同的读者和作者提供不同的文艺空间。被维普收录。《文艺生活·文艺理论》中旬刊: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艺、声乐舞蹈、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民间奇葩、艺术画廊、文化研究、课教园地、学术沙龙、创新论坛。《文艺生活·文海艺苑》下旬刊:文学品析、艺术鉴赏、世界文艺、历史回廊、说文解字、乐舞歌赋、影视评论、民族文艺、艺术设计、工艺建筑、文教研究、学科园地、理论新探。中旬刊和下旬刊被万方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艺术中国两版被知网收录。《文艺生活(智慧幽默版)》杂志目前已停刊,具体复刊时间以杂志社官方消息为准。期刊收录万方收录(中)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图书馆馆藏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栏目设置文学新论、艺术广角、文艺研究、外国文学、声乐艺术、光影艺术、史海文艺、教科园地等投稿须知1.文艺生活篇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且黑体(副题除外),一般用小二以上字号。2.篇名下署作者姓名、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邮政编码。3.摘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超过200字。4.文艺生活关键词3~5个。如:关键词成本控制运营管理重新设计。5.基金项目凡须注明项目名称的,用黑体字加圆括号标注,置于正文后、注释或参考文献前。6.文内标题简洁、明确,层次不宜过多,序号为:1、1.1、1.1.1。第一层次一般为黑体,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同一层次的格式须统一。7.数字用法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和建国以前的历史纪年用汉字,并以圆括号加注公元纪年;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的概数,采用汉字。8.表格采用三线表,表内序号一律为阿拉伯数字,表序与表题居中置于表格上方。9.注释用于对文内某一特定内容的解释或说明,其序号为:①②③注释置于正文尾部,“参考文献”上面。10.参考文献对文章所参考的文献的作者、出处、版本等详细情况的注明。投稿邮箱:tougaoyun@163.com在线投稿:tougaoyun.cn

成极

有稿费,《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

《粤海风》2020年征稿启事《粤海风》杂志是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文艺研究与评论类学术期刊。本刊获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超星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曾获中国优秀期刊奖,面向全国,公开发行。2020年,《粤海风》继续呈现文艺研究本色,关注研究与创作,聚焦现象及争鸣,勠力搭建新时代文艺评论与创作的砥砺平台,进一步推动文艺理论发展,繁荣文艺创作。本刊编辑部现面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评论工作者以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征稿。栏目介绍大湾区文艺观察不仅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范围内的文学艺术,也观察世界文学艺术,涵盖各大湾区的文艺观察,包括但不限于:思潮现象与创作的整体观察或艺术家个案研究、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评论。投稿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投稿征文驿站(微信直接搜索ID:TGZWYZ),及时了解赛事和征稿最新动态进展。理论·瞭望中外文艺理论研究、趋势前瞻。文本·场域文学与文化类研究、评论,注重当下性,涵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网络文学等文本的研究。视听·演艺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以及数字艺术、文化产业等范围的研究、评论。随笔·快议文艺现象、文艺作品的短评、书介。对话·论坛访谈对话、会议研讨综述等。如何投稿研究类作品单篇8000-10000字为宜,评论类作品单篇5000字左右,短评、书介、学术随笔类单篇3000字左右。本刊拒绝一稿多投,来稿一经刊用,按质支付相应稿酬。来稿除文章正文外,敬请附上:作者姓名、工作或学习单位、职称、详细联系地址、电话、电子邮箱、作者简介等相关信息。研究类作品提供英文标题、200字左右的摘要和3~5个关键词。本刊审稿期为2个月,两个月未见回复可自行处理。投稿邮箱:bjb@yuehaifeng.cc联系电话:020-38486530来稿须知文章需观点鲜明,表达作者的独特见解。需严格按照学术论文格式撰写,不得抄袭、剽窃。如文中引用图片,需注明图片出处。文稿中摘编或引用他人作品的,务请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在参考资料中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其来源等。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末,并用数字加方括号注。普通图书: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及出版年、页码[1](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2]周广平:《冼星海音乐思想、人格及晚期作品研究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3]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张光璘主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注: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请予合并,依次注页码。期刊:著者、篇名、期刊名、年期[1]赵书峰:《传统的发明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身份认同变迁问题的思考》,《音乐研究》2019年第1期。报纸:著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1]杨民康:《“一带一路”与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国艺术报2016年10月30日第8版。电子文献:著者、篇名、网址、最后查询日期[1]李光羲:《为艺术执着,为时代高歌》,中央音乐学院官网,http://www.ccom.e.cn/xwyhd/xsjd/2019f/201909/t20190929_60250.html,2019年10月11日。阅读途径邮局订阅:邮发代号46-214数据平台:中国知网:www.cnki.net 龙源期刊网:www.qikan.com.cn超星期刊网:www.chaoxing.com 登录本刊官方微信:粤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