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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丨罗红胜专题气化

艺苑丨罗红胜专题

罗红胜,男,1969年11月生于湖南汉寿。中共党员。1993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98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首届书法硕士课程班,师从陈振濂、陈国斌、汪永江诸位老师。200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及刘守安、叶培贵、甘中流诸位老师。2013年就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方向博士,师从著名学者吕锡琛教授。现为中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教育部学位中心硕士论文网上评议专家。 作品入展首届“学院派”书法展、纪念建党85周年全国书法大展、湖南省中青年代表书家晋京展、江苏湖南中青年书家提名展、河南湖南中青年书家提名展、首届全国书法名师邀请展等大型展览。著有《楷书习作评改》《中国物质文化史——篆刻卷》,主编全日制义务教育《书法》教材两册,合著《大学书法鉴赏》《中国书法》等。《〈说文解字〉的汉字史论与结构构成价值》《简论王僧虔的书法艺术》《〈说文解字>的书法正字范本价值》等20余篇论文作品在《文艺研究》《中国书法》《书法研究》《求索》《创作与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指导学生参加湖南省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比赛获奖20余人次。主持省社科课题1项,校级课题2项,参与省社科课题2项。 [责编:吴名慧]

而故惑也

书房之美,在于治学

春山花渐开,夜雨一卷书满藏墨香的书房在虚实交汇之中陶养心性不曾远游,可窥世界静心读书,潜心学问这便是人文学者对书房最执著的情怀下面,就请跟着小编一起通过书房这条小径走进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老师们的精神家园~哲学系 陈村富教授“书虫”寄语 我一生的积累就是一间书房,两间书库,上万册中外文图书。我不相信纸质图书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书在,“书神”在。进入书房,心静神凝,似有“书神"来助,“医神”来护。是你融入书堆中,还是书堆融入你心中,浑然一体,应是读书人的境界。在这里,与书同在的”书神“也就与你同在。书有好坏优劣之分,人亦有会读与不会读之辨。不投机,不违心,不沉沦;敢发言,善发言,发好言,方显人文学者之本色。过客呀,请勿踩踏沿途上的小花。护花者呀,请记住“只有那在崎岖小道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学者简介 陈村富,历任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华东分会副会长、全国宗教学会理事。著有四卷本《希腊哲学史》(合著)、《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等,主编《宗教文化》(1-5辑),在海内外发表了相关领域代表性论文近百篇。中文系 汪维辉教授“书虫”寄语 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家里的书不多,因为空间不够。这得感谢浙大。2009年我来浙大工作,汉语史研究中心给了我一间20多平米的办公室(在西溪校区),我把两面墙都安装了很高的金属书架,勉强可以放下我的藏书。但是后来书越来越多,就放不下了。好在2019年下半年人文学院搬迁到紫金港校区,学院给了我两间办公室,加起来有30多平米。这一下条件大大改善了,我的书都可以上架了,只是目前还没有整理好,所以照片里显得有些凌乱。等整理好了欢迎大家来参观。我喜欢读书,各种能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启迪心智的书都爱读。沉浸在书中,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前我给同学们推荐过《语言问题》(赵元任)、《语文常谈》(吕叔湘)、《世说新语》(刘义庆)等书,可以推荐的好书还有很多,但是我的视野其实很有局限,这里就不再一一罗列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读名著肯定不会错。同学们年轻,精力旺盛,要抓紧时间多读一些好书,有些经典要背下来,细细品味,受益终身。读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想浙大的学子们一定比我更懂得其中的真味。学者简介汪维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现任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著有《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等多部专著,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历史系 刘进宝教授“书虫”寄语我现在的书房比较小,只能放下6个大书柜,没办法就将客厅的两边利用了。我的书主要在隋唐史和敦煌学方面,并由敦煌学扩展到丝绸之路、西北史地、近现代学术史。有些书是经常翻阅的,有些书只是偶尔看看或查阅,也有个别的书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我不喜欢在网上获取知识,还是以读纸本文献为主。我读书的感悟是:1.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论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藏书,在某些时候感觉很欠缺;2.要潜心读书、静心思考。尽量少受外界干扰,抵制诱惑,不凑热闹,如现在受疫情影响,只能在家,那就静心读书写作;3.阅读面要广博一些,力争做金字塔式的专家,不做旗杆式的专家。学者简介刘进宝,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现任历史系系主任,兼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隋唐史研究,已出版《敦煌学通论》等专著多部,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等多部,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中文系 苏宏斌教授“书虫”寄语从教20多年来,我先后搬过三次家。每一次搬家前夕,我都感到迫不及待,因为旧家的书房已经不堪重负,家里能放书的空间都被我“榨干”了。搬进新家,把书一本本地放进书柜,好像在和朋友们叙旧,有的书常常翻阅,就像天天见面的老友;有的却买来后从未拆封,如同那些天各一方的故交。每天置身于书的环绕之中,仿佛新朋旧友陪伴在侧,感到分外充实。人们常说“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我希望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的学子们,永远都有书的陪伴,这样你就能永远远离孤独!学者简介苏宏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现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文艺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的研究,主讲美学概论 、西方文论 、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课程,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项目多项。主要著作有《现象学美学导论》《文学本体论引论》《现象学及其美学效应》等,另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历史系 冯培红教授“书虫”寄语 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也是寒假宅家读书的时光。书房是北方的炕式,没有书桌,只在炕上放了一张炕桌,盘腿而坐,读书写作。炕头满壁的书架,炕尾也摞起了书,以及炕边地上八堆半人高的书。书房外的过道上,是曲折的书架走廊。客厅一面墙是书架,中嵌电视机,另外装修时将客厅隔出一小间,作为妻子的书房,两面也是书架。疫情期间宅居家中,终于有了难得的整段时光,修改完一部译著《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新学期的课堂上我也推荐给了学生阅读。翻阅班级QQ,发现寒假中就一天没有话聊,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婆婆妈妈地唠叨:多加防护,少出门,多读书,以及希望同学们多观察、善思考、勤动笔,用历史的眼光去看社会问题,担当历史的责任。学者简介冯培红,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与内陆亚洲史。出版《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哲学系 林志猛教授“书虫”寄语现时代电子书虽便捷,但纸质书可任意涂写,深入思索和把玩。书房,依然不可或缺。寒舍卧室、客厅、走廊、阳台、飘窗,凡空余之地,皆放满书,随手可得。阅读经典,最能开拓人的心智,将思想视野推向纵深,尤其有益于形成强健而完善的灵魂。深入触摸经典,便是与最伟大心灵的对话,可对恒古不移的人世问题有更宽厚的理解。学者简介林志猛,浙江大学求是青年学者,兼任中国比较古典学会副秘书长,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古典学、宗教哲学。已出版专著《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立法哲人的虔敬》《柏拉图<米诺斯>译/疏》,编译著《立法与德性》《尼采论现代学者》《古典哲学与礼法》《立法者的神学》。中文系 真大成副教授“书虫”寄语不敢言书房,只是办公室而已;书比较杂,仅从插架大概难以一眼看出我的专业。个人虽然从事汉语史研究,但始终不愿“单恋一枝花”,不过总在故纸堆里觅生活。大疫横行,闭户禁足。读有益之书,遣有涯之生。新近读的是两位年轻女学者的著作,蔡丹君《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和夏婧《清编〈全唐文〉研究》,各擅胜场,深受教益。面对学子,不敢自命“导师”,愿共学焉。学者简介真大成,现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汉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词汇史、中古汉语、中古文献校理、训诂学。已出版专著《中古史书校证》等,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古籍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

理禀

《美术研究》艺术家与美育研究方面的论文

“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范迪安为胡一川先生举办一次个人艺术展,是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多年的愿望。这次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在我院美术馆联合主办“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可以说是我们向胡一川先生致敬并欢迎他“回家”的一次展览。展览题为“站在人生的前线”,鲜明地体现了胡一川先生艺术人生的独特经历和奋斗精神。从参加新兴版画运动到奔赴延安,从投身抗日美术创作到迎接新中国诞生,从参与创建中央美院到受命南下领导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先生总是向往光明的召唤、满怀战士的斗志、服从组织的安排,一次次走向人生的前线,并且总是站在前沿、勇敢前进。胡一川《芦沟桥抗战》 1938年 黑白木刻 15.7×20.1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 《军民合作》 1940 年 水印套色木刻 36.8×32.3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反对日本兵,到处抓壮丁》 1941年 水印套色木刻 37×32.7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先生出生于福建闽西地区。乡土生活赋予他朴实的农民本色,“苏区”环境培育了他红色的理想。胡一川从这里走出来,也走上一条“勇敢地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的革命美术之路;20世纪30年代,他在杭州国立艺专即发起组织“一八艺社”,在杭州、在上海、在福建,积极投身鲁迅先生指导的左翼美术运动,关切民生,呼号呐喊;抗战爆发后,他投身民族抗日救亡的前线,领导“鲁艺”木刻工作团,在“炮火连天、冲锋肉搏的血阵里”举起刀笔, 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和忠诚的革命文艺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在北京、在武汉、在广州,在新中国美育建设的前线,全力以赴,辛勤办学,投身创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站在人生的前线,勇于担当,能够担当,这就是胡一川和他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我们今天美术事业发展应该弘扬的精神。胡一川《开镣》 1950年 布面油彩 174×244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前夜》 1961年 布面油彩 140×181.5cm 中国美术馆藏胡一川《攻城》 1946年 套色木刻 13×18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先生的木刻和油画创作来源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鲜明有力。《到前线去》《牛犋变工队》《开镣》《前夜》等作品都以富有鲜明时代性的内容和形象,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他的作品无论是主题创作,还是风景写生,无论是木刻、油画,还是书法,一种铮铮不倒的精神强力总在其中。在胡一川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自己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城市奔赴延安的经历,也记录了他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和生活中的许多生动细节。从观赏作品到阅读文献,对于我们理解胡一川先生及这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品质,对于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属性特别是许多属于思想性的探索与建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20年11月胡一川《列宁住过的草棚》 1960年 纸板油彩 35×44.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前言李劲堃胡一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油画家,在新兴木刻运动和主题性油画创作中成绩斐然,他的版画《到前线去》、油画《开镣》《前夜》等,皆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作品。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贡献了重要的力量。2020年,适逢胡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通过展示500余件珍贵的作品、手稿,以及前期收集、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来纪念致敬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美术走向的大家。胡一川《饥民》 1930年 黑白木刻 尺寸不详 刊于《一八艺社1931年习作展览画会画册》胡一川 《到前线去》 1932 年 黑白木刻 25×33cm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胡一川《不让敌人通过》 1943年 套色木刻 9.5×11.2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作为一名革命美术家的胡一川,不仅把艺术看成兴趣和职业,更把它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回溯历史,胡一川和许多同辈艺术家肩负着救亡抗敌、立国兴邦的伟大使命,他们以艺术为刀锋,挺起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胡一川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用笔与刀号召人民到前线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延安,带领鲁艺木刻工作团组织抗战宣传,不惧生命危险,坚守在前线记录军民英勇奋战的场景;在中央的委任下,他不辱使命,担负起美术学院繁重的行政与教育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美术工作者......在民族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到前线去”,可谓胡一川一生的鲜明写照。在艺术上,胡一川有着高度纯粹的一面,他勇于探索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在杭州国立艺专时期,他学习油画、素描;在上海和延安,他转向专攻版画;从北京辗转到武汉、广州,再次回归油画创作;晚年在绘画之余,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尽管要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胡一川依然尽可能坚持作品的独创性。早年学习西画,现代派艺术中的形式和精神因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而 反对纯粹的写实主义,主张写实与写意结合。他的版画受德国的梅斐尔德影响,线条粗犷、对比强烈、造型夸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他的油画创作接受过法国现代派影响,风格在写实主义与表现性取向之间跳荡。晚年他转向书法创作,又提出油画要从中国传统的书法、金石中汲取营养的观点。胡一川对现代派艺术风格包容、学习的态度,使他的作品有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样式,呈现出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面貌。胡一川《波兰少女》 1957年 布纹纸油彩 37.5×29.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南澳岛》 1962年 布纹纸油彩 35×49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我的故乡》1983年,福建永定中川 布纹纸油彩 52.8×73.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研究的当代价值,还在于他给予了青年学子在艺术探索道路上重要的启示。应该看到的是,虽然胡一川没有留洋学习的经历,但他在艺术上具有国际视野,并且能够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问题。他始终坚守本土,融合中西方的艺术资源,来应对20世纪绘画民族化这一美术史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这种大视野和大格局,胡一川的艺术创作及其教育理念,在现代美术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应该铭记的是,胡一川奔赴“前线”的奉献精神,学习上谦卑包容的姿态,将艺术实践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连结的自觉。这一切,都将不断鼓舞着后辈学人继续立足民族,走向世界,奔赴更广阔的未来。还值得一提的是,胡一川先生竭尽所能保存了自己极为丰富的作品与文献资料,而他也是最注重以文字记录其艺术探索、教育思考以及生活经历的艺术家之一。这些资料已经构成我们研究艺术个案与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国家命运关系的宝贵财富。广州美术学院一直致力于研究和传播胡一川先生的艺术与教育思想。学院成立胡一川研究所,以其故居为基地,对他的大量作品、手稿、日记等珍贵文献和遗物进行保存和整理工作。在各专业机构、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学院得以组织多次胡一川的展览、出版和研讨活动。而此次展览则是目前为止胡一川先生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次赴京展出。以此为契机,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位同仁的合作,希冀在胡一川先生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李劲堃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油画品质与本体质感——论靳尚谊与钟涵的探索曹意强钟涵与靳尚谊是我国油画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新中国第一批历史画,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和靳尚谊的《十二月会议》,已然成为我国现代油画经典。2018年底,在国家大剧院曾举办了两老双人展,所展出的作品选自他们平常的创作,涵盖其半个多世纪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各自的面貌。靳尚谊《老艺术家钟涵》 2017年 布面油彩 100×80cm 中国美术馆藏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钟涵和靳尚谊一起共事近60载,后者曾任该院院长,前者原为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们携手为中国美术教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油画创作人才。油画成为我国美术教育的学科乃是20世纪的事。靳尚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中央美术学院从版画系转向油画专业任教,而钟涵则从清华大学建筑专业步入中央美院学习油画。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油画艺术生涯。从两者早期的作品中可见,其起步皆始于学习苏联油画,由此出发,逐渐形成不同的个人风格。就整体面貌而言,靳尚谊趋于变化中的古典优美,而钟涵立根于相对恒定的象征壮美。相较之下,靳画偏重于清晰的线性形体塑造,而钟画则倾向于明暗块面的涂绘式造型。这两种相异的油画模式正好映射出欧洲油画史的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古典线性与巴洛克图绘性。前者以波提切利、拉斐尔、安格尔等为代表,后者以提香、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等为代表。因此,将钟、靳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展于一厅,对观众赏鉴油画具有特别的意义。绘画是人类表达思想与情感的重要方式,无论哪种文明的绘画,其共同点都是视觉再现性的: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写真或图真,按西方的传统观念即模仿。两者的意旨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精神性人文描绘,只是表现媒介与方式的相异而导致形式的不同。油画源于欧洲,有其基本的艺术语言。与中国画的暗示性再现方式相比,油画更加注重形体、体积、空间与色彩,可以说,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从提香至法国印象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油画已成为一种以色彩塑造形式、体积与空间的艺术。这是油画的世界性本体语言,是无论哪个时代或国家的油画家必须掌握的基本手段。钟涵与靳尚谊开始学习油画时,限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通过苏联这一窗口或部分欧洲印刷品了解油画的,这对他们感悟油画的本体质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即走出国门去研究西方油画,开始系统地考察欧洲杰作的原作。在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年都去世界各国美术馆观看油画杰作,从视觉的角度,深切地把握了油画的发展史,这为其创作注入了新的养分,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绘画观念,也提升了他们的创作水平。靳尚谊的人物造型更加着力于形体与边线的处理,使之既厚实又灵动,且富于现代感,呈现出典雅的特征;而钟涵的油画则强化了明暗与笔触的融合,追求粗犷豪放的画面效果,使暗示性本身构成绘画的主题要素。艺术的生命在于个人的创造,而新的创造必须源于往昔伟大杰作所形成的品质基准。传统出新是艺术家面临的永恒悖论。钟涵、靳尚谊深入研究欧洲油画即以创新为旨归:充分掌握油画本质语言,依据个人的禀性,创作出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中国油画。钟涵和靳尚谊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不仅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题材选择,而且主导着他们的技艺发展。艺术家的一生是不断探寻、发明适合自身的技艺及题材的生命历程。虽然钟、靳两位都画人物与风景,但他们各自锁定了自身喜爱的题材与主题,并以相应的绘画语言充分表现个人的偏爱,而题材和表现语言的选择也显露出两人各自的美学情趣。靳尚谊 《小晶》 2014年 布面油彩 60×52cm靳尚谊《画廊经纪人》2016年 布面油彩 90×60cm靳尚谊 《追梦人》2019年 布面油彩 100×95cm靳尚谊《曹意强肖像》 2019年 布面油彩 95×95cm靳尚谊 《娇娇肖像》 2020年 布面油彩 90×65cm靳尚谊的作品大抵以人物肖像为主,他借助历史的、当代的名人和普通人物尝试油画的各种语言,从古典方式至印象主义直到平面化的线性处理,无不囊括,旨在以丰富多变的形式塑造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他画中的新疆人物,形像结实、构图稳固,于庄重中透露优雅,他画的历史人物,笔触苍茫,仿佛笼罩着时间的印痕。而他所画的身边人物肖像,采用多变的形式,或以线条构形,在平面的形体刻划中寓生动的笔触塑造,或以近似点彩的笔触建构形体,凸显油画笔触的触感和色彩的细腻转化。他总是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以及自身的创作意图而采纳相应的油画语言,然而在这变化之中始终保持清新典雅的特质。钟涵笔下的恒常主题是人与自然的艰苦关系,他用凝重的笔触和浓重的色彩,表现人与黄土高原、人与黄河等自然艰苦环境拼博的精神,表现人类坚强不屈的悲壮气概。这两种视觉再现表达对人和世界的不同旨趣,产生了不同的美学形态。在靳尚谊的画中,形式清晰,线与色皆在界定人物和事物边线与内在体积,所塑造的形体可感可触,整体画面结构清楚朗畅。钟涵作品的画旨与此形成鲜明反差,一切形体融化在神秘莫测的形相氛围之中,借助风、云、烟、火等不可触摸的形状增强笔触在画面的运动感,创造浑然一体的视觉撼动,其浓黑厚重的画面中,常常以些许跳跃的亮色导引观者之眼,于其构图的整体上下文中去读解具体的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暗示性绘画观念,他在画人物时往往选择背面,以宽大的笔触加以塑造,象征人性的铁铸般的脊梁之柱。绘画旨在形象地表现思想,思想性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然而,思想或观念必须落实在画布上,不能依赖文字解释,只能以艺术自身的方式加以表现。因此,思想观念或题材虽然重要,但必须以绘画本质语言赋予其价值或审美品质,油画的好坏即取决于此。钟涵与靳尚谊所走的油画道路不同,但他们对油画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秉持着相同的判断标准,这是激励他们不断自我更新的能源。他们虽已年届耄耋,却依然葆有旺盛的创作活力,其艺术生命力正是来自其长期不懈锤炼的绘画技巧与他们对世界万物的无限好奇心之间所保持的幸福平衡。没有这种平衡,无人能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技艺是画家必须谙熟的,必须越钻越深,达到专业化的至境;而好奇心则不然,相对于日趋专业化的技巧,它必须越来越宽广。技巧是满足无限开阔的心灵好奇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他们依然求索不息,不断寻求和发明其创作所需的更佳油画语言,以臻至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是两人的作品展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开幕展览现场合影2021年1月5日上午十点,第四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隆重开幕。展览邀请了田华、邵大箴、傅庚辰三位在业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知名艺术家参展。本次展览分为“艺术风采”与“生活撷影”两个板块,集中展现了与三位艺术家相关的照片、视频、绘画、书法、音乐作品、实物书籍等。共展出321幅历史图片、211件代表性实物以及4部专题宣传片,全面而立体地介绍了三位艺术家在各自专业领域所做出的极为卓越的历史贡献。展览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影协、中国美协、中国音协、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文联机关服务中心承办。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嘉宾有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胡孝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冯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张雁彬,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等,以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机关各部室、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作为中国美术领域本次唯一受邀的艺术家参展。邵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主编。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兼《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等。现为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邵大箴先生1960年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擅长美术理论,出版有《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史》(与夫人奚静之合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等。主编《外国美术名家传》(与夫人奚静之合著)《现代艺术辞典》等经典著作。199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卡苏拉艺术中心举办个展,并出版《邵大箴画集》。1997年在法国巴黎芒(Mann)画廊展出5幅作品。2000年以来,多次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2018年,与中央美院8位老教授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以及希望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同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8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邵大箴先生被称为“中国美术史论界的常青树”,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的研究,尤其对西方现代美术的发展及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研究尤为深入,且成就卓著。邵先生注重在有关中西方美术的学术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培植中国现代美术,力促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邵先生不仅在美术理论领域建树颇丰,同时潜心耕耘杏坛,为中国美术界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余,邵先生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在书法、绘画领域也颇具造诣。本次展览即呈现了部分邵先生精彩的书法与绘画作品。桃李芬芳六十年,艺界耕耘一甲子。在展览现场,回忆起自己数十年来的学习工作和研究教育历程,邵先生谈到:“我从196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以来,主要在教学、研究、编辑、社会活动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担任过《世界美术》《美术研究》的杂志主编,在改革开放时期给《人民日报》写过50多篇文章,后来还在《红旗》《光明日报》《文艺研究》等发表过不少文章,对中国现代、当代艺术做出了一些评价,写了一些书,但仍然觉得在很多方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谈起自己的学术与艺术成就,邵大箴先生保持了一贯的谦逊与低调。本次展览集中了大量的图文资料,旨在展现三位艺术家牢记初心使命、追求德艺双馨、聚力精品创作的不凡追求和艺术抱负。正如承办方所表示的:“展览既是向老艺术家的致敬,也是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汇聚追梦力量,将激励和动员他们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弘扬老艺术家崇高的精神品格,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奋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邵大箴先生艺术年表1934年 生于江苏镇江丹徒高桥大有圩。1948年秋-1949年春 在安徽芜湖中学学习。1949年春-1949年冬 在丹徒高桥三洲小学任小学教师。1950-1951年 在丹徒谏壁农校学习。 1951-1953年 在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学习。1953-1954年 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54年9月-1955年7月 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9月-1960年7月 在俄国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艺术学系学习。1960年9月至今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61年 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教材《欧洲美术史》编写工作(王琦主编),负责“古代希腊罗马史”和“中世纪美术史”的撰写(该书于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自1957至1964年在《美术》《新观察》《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述外国美术的文章若干篇。1978年 执笔撰写揭露四人帮批黑画阴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79年 参与《世界美术》创刊,担任《世界美术》负责人至1987年。 1979年 与李树声合作撰写评述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全国美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参加文化部教育代表团出访法国和意大利。1984年 借调《美术》杂志兼任编辑部负责人。1985年5月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参与大会筹备和组织工作,被选为常务理事,被任命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1985-1989年 兼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1985年3-4月 受文化部委托赴法国访问,洽谈法国19世纪下半期绘画作品来华展览事宜。1986年被评为教授。1987年 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1988年3月 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1988年 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3月 参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举办的“亚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国际研讨会” ,并作“50年代的中国美术”的发言,论文收入Modernityin Asian Art(Edited by John Clark, Wild Peony 1993),并受邀在堪培拉大学和悉尼大学做题为“当代中国美术趋势”的学术报告。1993年 开始任博士生导师。 1992-1994年 四次访问俄罗斯、乌克兰,在列宾美术学院作“中国当代美术”学术报告。1993年11月 访问美国洛杉机、纽约、芝加哥。1996年4月 访问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动力美术馆举办个人水墨画作品展,出版《邵大箴画集》。同时受邀在悉尼大学作题为“俄国美术对现代中国美术的影响”的学术报告。 1995年起任《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主编。1999年12月 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美术馆作有关当代中国美术的学术报告。2001年1月 随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赴法国巴黎,在皮尔加坦美术馆作“中国画: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报告。2001年4月应邀赴台湾参加“沙耆艺术硏讨会”,并发表论文。2001年10月随“李可染画展”访问香港, 应香港美术馆之邀作“李可染与当代中 国山水画”学术报告。2002年5月 赴美国纽约参加“20世纪中国画国际硏讨会”,并发表论文。 2002年6月 率中国美术批评家访问团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五国并参观美术馆。2003年10月 参与“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展”,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并访问西班牙。2003年 受聘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担任双年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总主持。2004年8月 参加中国美术批评家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两岸现代美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20世纪80年代大陆水墨画”。2004年10月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团赴亚美尼亚访问。2005年10月 应名古屋艺术大学邀请访问日本与讲学,在该院美术学部作“中国当代油画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 2007年4月 参加北京世纪坛美术馆赴墨西哥访问并洽谈来华展览事。 2007年8月 率文化部美术代表团赴俄国访问。2007年8月 参加美术代表团,赴泰国做艺术交流。2008年3月 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第32届世界艺术史大会,被选为该会理事。2010年11月 率中国美协理论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本美术理论界举办“中日美术批评家学术研讨会”并作会议主旨发言。2011年11月 应邀赴伦敦参加有关中国山水画艺术特色的国际研讨会。 2012年10月 赴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并做艺术交流。 2014年3月 赴巴黎参加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油画展”开幕式及与其相关的交流活动。 2016年7月 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中华意蕴——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开幕式暨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16日 作为世界艺术史大会中方筹委会主任,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开幕式并致词。 2018年7月 参加在罗马举办的“中华意蕴——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开幕式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展览2004年12月 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 出版《邵大箴水墨画集》(长城出版社)。2006年10月 在南京江苏美术馆和在镇江博物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 2008年9月 在上海“水墨聚焦美术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并出版《邵大箴水墨画集》。2008年10月 在江苏南通城市美术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2010年5月 在北京妙得轩画廊举办个人山水画展。2012年1月3日 在北京绥风美术馆举办“画坛清音——邵大箴、水天中绘画作品展”。2012年7月25日 北京绥风美术馆举办“折中返素——邵大箴、水天中、尚扬、杜大恺、田黎明五人作品展”。 2014年5月 在杭州齐越画廊参加“小品寄情——邵大箴姜宝林水墨画展”。2016年7月6日 在北京高更画廊举办“已入化境——邵大箴山水画展”。 2016年12月20件山水小品参加第四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著作《现代派美术浅议》(河北美术出版社,1982年) 《传统美术与现代派》(四川美术出版社,1983年) 《欧洲绘画简史》(与奚静之合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 《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 《西方现代雕塑十讲》(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欧洲绘画史》(与奚静之合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美术,穿越中西》(北京社科名家文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著《论古代美术》( [德]温克尔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论文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艺研究》《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世界美术》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当代美术和西方美术的评论文章。奖项1999年 获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状”。2002年 因主编并参加撰写的《图式与精神》一书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年 获中国文联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基金理事会“造型艺术成就奖”。2009年以《外国美术史》教材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1年 获第六届“艺术中国,2011终身成就奖”。

废一于堂

文艺评论:涵养文艺生态 回应时代关切

文艺的繁荣发展需要创作与理论的相互砥砺,任何一方的不足都是缺憾,但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文艺评论也遇到不少现实问题。为更好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彰显文艺评论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时代功能,记者近日就文艺评论的现状、问题与对策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以期为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的良性互动把脉开方。走出圈子,突出建设性文艺评论工作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说:“要进一步加强文艺评论和文艺研究之间的联系,文艺评论是否及时、透彻、准确,不仅影响到基础理论和艺术史体系的认识水平,也影响到学科体系的建设水平。文艺评论工作者要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回应时代关切,发挥好文艺评论对文化强国建设的积极作用。”“文艺评论的建设性是其自身规定性之一,好的评论能够也必须发挥推动、促进、引导、启发的作用,即有益于创作进步,有利于大众鉴赏,对社会文化氛围营造产生良好影响。要以先进的哲学观、历史观、文艺观来指引和增益文艺评论,创造性吸收既往时代的伟大思想作为文艺评论的支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文论、中国历代文论、西方文论资源,使先进思想的通透性和洞察力点亮文艺评论,壮大文艺评论的精气神。”《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说,要切实增强文艺评论的使命感,尊重文艺规律,提出改进建议,指出弱项,匡正时弊。要积极建设和涵养文艺生态,维护文艺生态平衡,涵养文艺水土和植被,以更多建设性评论促进文艺繁荣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下文艺评论工作的开展,不能脱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潘凯雄认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让文艺评论的生态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文艺评论家理应走出孤芳自赏、坐而论道的小圈子,进一步加强同社会的关联。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向云驹也认为:“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着小圈子化、琐碎化、技术化、文体‘八股’化等现象,需要解决。在疫情背景下,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重建‘美人之美’的人类情怀和‘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恢复全球经济和强化新的全球化的重要条件。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也要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担当起自身的美学使命和责任。”激浊扬清,建构话语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文艺批评队伍。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李树峰认为:“顶层设计需要对学科设置、职称评定、学术评价等做出分析和部署。例如,可将文艺批评设定为学位教育的一个专业方向,使之与基础理论和艺术史齐头并进;或在职称评定中,将高质量的文艺批评纳入成果体系。”除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外,文艺评论工作者也应努力提升自身的素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认为:“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充分体会创作者的良苦用心,要学会像观众那样紧密联系日常生活经验去鉴赏文艺作品。要秉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精神,学习同行的长处,同时又必须坚持不盲从、保持个性的批评品格。”“好的文艺评论应该有温度、有高度、有锐度,这就要求文艺评论工作者应以善意、建设性的态度去面对批评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纵向与横向、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广阔视野出发,站在人类发展、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文化与艺术发展的高远境界,全方位、多层面地解读评论对象,能够秉笔直书,以犀利的视角、锋利的表达切中要害。”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优秀的文艺评论能够在艺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看来,文艺评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读、阐释和品评艺术对象。在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基础上,文艺评论关系到如何看待艺术和如何选择艺术的题材、风格、手法等问题。中国视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张德祥也表示:“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至今仍是衡量文艺评论的重要标准,不可偏废。这就要求在进行文艺评论时,要看到个体与历史趋势的关系,在对美丑善恶进行评判时,也不可全然以个人利益、个人喜好为依据,评论者重在秉持公心,以理服人。”多元对话,促进文艺繁荣“当前多数文艺创作者的初衷是好的,不断为促进文艺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所以,在创作中即便出现一些差错、疏漏、问题,或者作品的某些表达与一部分人的期待、认知不同,也应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以建设性的态度进行评论,帮助创作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人人都有认识的误区、盲点,只有建设性的文艺评论,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不同观点、思想、认识、判断得以相互讨论、碰撞、融合,从而寻找认知和表达的最大公约数。“互联网带来了文艺评论的新增量,网络上的即时点评形成了巨大的合力。它们与传统的专业评论有很大不同。专业文艺评论要想与这些庞大的增量进行对话,需要找到适合的切点、路径与方法,使二者之间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促进文艺评论更加健康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美术》杂志社社长尚辉认为,相对于当下艺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和学院化,艺术评论似乎有逐渐被挤出学术中心之嫌,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艺术评论的发展。艺术理论研究应该与当下的艺术创作结合起来,而评论的力量正在于对当下艺术创作进行思想的干预和指引,而不完全是事后的评判。不少高校专家表示,许多高校教师不愿写随感式的评论文章,因为这不是正式学术论文,不算学术成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认为,文艺评论的文体应该是多元的,随感、书评、点评、对话等文章,只要具有学理性,就应该成为立体化学术建构的组成部分。现在有关部门提出在高校要“破五唯”,其中之一就是破“唯论文”,这将对高校教师参与文艺评论写作起到积极作用。2021年3月17日《中国文化报》第2版刊发特别报道《文艺评论:涵养文艺生态 回应时代关切》↓ ↓ ↓ ↓ ↓ ↓ ↓ ↓ ↓责编:陈晓悦

几死

亮眼!中传喜获19项飞天电视剧和星光电视文艺优秀论文奖

12月20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举办的“优秀电视剧论文”(第六届飞天电视剧论文评选)、“优秀电视文艺论文”(第六届星光电视文艺论文评选)评选结果揭晓,共有70篇优秀论文获奖,其中我校19篇学术论文荣获各类奖项,占总获奖数近三分之一,是所有参评单位中获奖数量最多的单位,展示了我校在电视艺术领域的研究实力,彰显了我校“双一流”学科的地位。▲ 本届中传获奖论文名单在本届论文评选申报期间,我校科学研究处大力宣传、广泛组织、积极报送。在申报动员上,一方面通过办公平台发布通知和微信平台全面推送,对评选细则作了详细介绍;一方面对电视文艺研究相关的学院、研究机构和人员进行了点对点的动员,实现了点面结合的科研服务,有效提升了教师们参评的踊跃性;在材料审核上,加强对申报参评表内容和附件材料的形式审核,保证了我校申报参评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本届是历年来我校参评获奖论文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中包括:飞天电视剧优秀论文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星光电视文艺优秀论文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项。获奖论文涉及理论研究、作品分析、创作批评等多个内容领域,聚焦我国当前电视内容创作发展,对新时期的文艺创新予以深入思考。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在承办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的同时,自2009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飞天电视剧论文评选”和“星光电视文艺论文评选”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该奖旨在充分发挥艺术评论对电视艺术创作的促进作用,鼓励电视艺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本届共评选出飞天电视剧优秀论文一等奖4名,二等奖9名,三等奖18名;星光电视文艺优秀论文一等奖4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3名。来源: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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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11.1|经典与现代交织,品味中国艺术文化之美

2019年第165期 总第1075期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时 间:10月30日(星期三) 上午9:00地 点:柑橘研究所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主 讲 人:李毅教授报告人简介:李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西德联邦生物研究中心和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病原与植物相互作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及病毒专业委员会主任。其实验室致力于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包括:病毒与植物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病毒侵染对宿主发育的影响和致病机制;植物宿主对病毒的防御机制与病毒的反防御机制;病毒与传播介体昆虫宿主的相互作用以及介体传播病毒机制;病毒对昆虫介体免疫系统的干扰和介体的抗病毒免疫机制等。在Nature Plants,Nature Microbiology,PNAS,eLife,Current Opinion in Virology等高水平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并担任中国植物病理学报,Frontier in Plant Science,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MPMI)等多个杂志的编委。氮化、氟化石墨烯和二硫化钼用于晶体管、忆阻器和化学传感器时 间:10月30日(星期三) 下午3:00地 点:21教学楼105会议室主 讲 人:赖朝松教授报告人简介:赖朝松教授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在台湾交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加入新竹纳米器件研究所,从事SOI器件研究。1997年加入长庚大学,并分别于2001年和2006年成为副教授和全职教授。赖朝松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MOSFET器件特性与可靠性、Flash存储器、高k介质和金属栅结构、生物传感器等。2001年至200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FinFET器件访问研究。2007年至2013年,担任长庚大学电子工程系主席和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生物传感器组组长,从事生物晶体管应用相关研究。自2012年起,担任长庚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赖朝松教授拥有12项美国专利和60项台湾专利,发表超过150篇SCI论文,200篇会议论文,20个国际邀请报告,2本著作章节。赖朝松教授是多个SCI期刊的重要嘉宾编辑(Leading Guest Editer),包括:Microelectronics Reliability(2010年),Nano-Scaled Research Letters (2011年),and Solid-State Electronics (2012年),and Nano-Scaled Research Letters (2014年)。1997年获得Lam研究奖(Lam Research Award),2001年获得电子器件与材料协会的杰出奖(Distinguished Aword)。寻找他乡的田野——来自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的经验与反思时 间:11月1日(星期五)下午2:30-4:30地 点:9教学楼442主 讲 人:段颖教授内容介绍: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虽有山川相隔,但却江河相连,山水之间呈现出的,是一个关系千万重的世界,包括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多元共生体系,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流动下的跨国社会领域,三者交错叠加、聚合,共同影响着生活在区域中的具体的人。本次讲座将从讲者在该区域多年的田野经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生存策略、族群关系等地方世界的小叙事谈起,进而延伸至跨越疆界的“地方流动性”乃至中心与边缘关系的讨论与反思,由此探讨区域社会体系中的动态机制与复杂关联,以及所涉理论的发展与流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匠精神:以《中华大典.工业典》为主要史料时 间:10月29日(星期二)下午3:00地 点:田家炳八楼涵慧厅主 讲 人:魏明孔教授主讲人简介:魏明孔,男,甘肃皋兰人。先后师从金宝祥先生、宁可先生,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二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评论》主编。曾任《中国经济史研究》社长、主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传统经济再研究:以制度转型为视角”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重点学科经济史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社科系统高级职称评委、青海省首届昆仑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柳诒徵史学讲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中 古历史、传统经济史、区域经济。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经济月刊》《学术月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等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隋唐手工业研究》《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等专著,主编《中华大典工业典》《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中国经济史学的话语体系构建》《经济史研究之跨世纪历程》等专著10余部,整理出版古籍《铜政便览》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点课题1项)、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1项、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1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霍英东青年教师奖、有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省部级多项奖励,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谈谈实践智慧时 间:10月31日(星期四)晚上7:00-9:00地 点:中心图书馆9楼学术沙龙报告厅主 讲 人:朱葆伟教授主讲人简介:朱葆伟,男,天津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哲学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他的研究领域有:科学认识论、价值论、实践观,技术哲学,过程哲学。他的学术成果有:出版《技术的》、《东西方哲学年鉴》等专著数十部,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现代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孙悟空为什么能大闹天空?时 间:10月29日(星期二)晚上7:00地 点:8教学楼308教室主 讲 人:李泓桥、刘心源 、杜昊然、张杏媛内容介绍:孙悟空大闹天宫,是《西游记》最为经典的剧情之一。这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儿,竟能凭着一杆金箍棒,一举打到凌霄宝殿,搅得天宫一片混乱。以孙悟空数百年的道行,真的能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吗?天庭即人间,我们将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分析大闹天宫现象背后,众神仙社会学意义上的“小心思”:科层制下二郎神的心机,差序关系权威下元始天尊的隐身,以及明君政治中玉皇大帝的退避,共同成就了悟空的盖世英雄形象。走近影视——发现故事之美时 间:10月31日(星期四)晚上7:00地 点:8教学楼308主 讲 人:刘帆教授主讲人简介:刘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电影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现任重庆市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影协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重庆市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审。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等7项,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在《文艺研究》《电影艺术》《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其中6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转载)。剧本《归程》获2018年夏衍电影文学奖优秀剧本奖(即一等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白云苍狗》入围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获最佳摄影、最佳男演员两项提名奖。内容介绍:人类对故事的渴望无穷无尽,发现、体味故事之美,吸引人们走近影视作品。一是故事的情节之美,“虚写”的艺术,影影绰绰,虚与委蛇;戏剧张力的审美价值,“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突转”与“发现”,“发现”导致情节“突转”,情节“突转”往往又伴随着“发现”。二是故事的人物之美,人物弧光,人物形象、性格的变化,以及人物的成长。三是故事的对白之美,对白追求丰富的表意和余绪,话中有话,话中有义,话中有人物。编辑:芦岑芹 刘怡彤 詹 好图片来源:网 络内容来源:学校官网青春缙云网络文化工作室投稿邮箱:media@swu.e.cn

画地而趋

2019年散文——时代的情感轨迹与美学景观

怎样描画出自己的认知轨迹,表达出自己独到的思想感情方式,是散文写作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在2019年的散文阅读中,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印记,作家们运用质地丰富的精神世界,自信、自觉地面对历史文化现场的嬗变和张力,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历史之间建立起更新的联系。支撑这些情感和认知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以及随着这些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我们精神世界的全部。2019年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开放的发展态势,我们从中读到如指纹一般质地的记忆与时代,如河流一样宽广的现实与心灵,如前路一样发展的创造与反思,连同所有这些写作本身,也正在创造着属于散文自身的美学。01时代的指纹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散文创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或从自我出发,将自己的脚步与祖国前进的步伐相联系,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与我们民族的精神史相镜照,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担当。樊锦诗的《厮守 一眼千年》、于魁智的《与祖国同行 与京剧同辉》、周令钊的《为新中国而设计》等写自己亲历的生活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他们将自己的事业奉献给人民,他们的生命与祖国同在,在他们平淡、从容的文字中,我们能读到荡气回肠而又温情似水的珍贵年华,并从中感知到自己的血脉流淌。贺捷生的《幺姨的灿烂年华》用真切感人的笔调,回望真实而曲折的历史,既饱含崇高、坚定的信念,又宽厚温暖,就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们走过的红色岁月,因他们的赴汤蹈火而光芒灿烂。梁衡的《将军几死却永生》用简洁的笔触描画出张自忠将军的一生,折射出大历史的变幻莫测。金仁顺的《高丽和我》、次仁罗布的《就这样被牵绊》等为悠久的民族传统和广阔的历史画卷提供了真诚、直观的美学镜像。一般作为写作背景出现的生活环境,在散文写作中,也常常被赋予成为实体性的存在。叶兆言的《南京传》以南京建城为起点,随着封建王朝的兴衰递进,描绘了南京城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城市的兴废与时代的嬗变之间,在丰厚的文化景观和幽微的历史经验中,南京作为传主的精神魂魄凸显出来,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南京,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变动中的恒常与坚守。彭程的《家住百万庄》用干净、内敛的语言敏锐地观察到百万庄小区在悠长时光中的变与不变,交织在时光中的记忆能唤起人最大的共鸣。韩小蕙的《协和大院》写协和医院的人与事,着力勾画和彰显“协和人”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亲人间的经历和遭际最能孕育感悟,常常成为散文写作的丰富源泉,其中有关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命运与苦难的诘问,作为厚重的背景,有力地烘托和映照着这一主题。陈福民的《与你遥遥相望》中的母亲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由失败拼凑而成,固执地相信贫困与真诚和美德之间有神秘的关系,这个并不是超人的母亲形象却分明让我们读到了作者的赤子之心。孙郁的《劳我一生》、无为的《我和父亲未解的心结》等都执著于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是困惑。只有凭借时间的力量,慢慢积攒起对人的复杂性的更多的体认,才有可能慢慢将宽容、理解编织进爱的纽带。同样母题的作品中,陆庆屹的《四个春天》让我们看到久违的最简单朴实、最日常生活、但是也最动人的温情。他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9年初上映,记录了四个春节期间他和父母在贵州独山县的生活日常。同名书《四个春天》可看作是电影的补白或是注脚,里面那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多才多艺、幽默达观的《我爸》《我妈》,他们家庭中的诗意,感动之余让人觉得余味无穷。02心灵的河流作为一种美学追求,散文通过看世界、观自我,成为写作者的精神和心灵来路的见证,它帮助我们驱散焦虑、澄明信念,所以散文里常常是一面倾诉、一面反思。实际上,在这些追求的背后都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为了了解自己。贾樟柯在《穿越乡村的时间》里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和电影、文学与时代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考。这是一位电影导演的朴素告白:文学是我们与世界相处的共情方式和思维方法,也是我们确认真实的自我、保存自我记忆的途径。同样抓住自我与故乡、乡村的关系展开记忆追溯与思考的,还有孙慧芬的《在故乡识别安详》、南帆的“村庄笔记”系列专栏、刘亮程的《月亮在叫》、刘琼的《格桑花姿姿势势》、黑孩的《故乡在路上》、林纾英的《大椿树》等。刘汀的《东北偏北》则另辟蹊径,写的是他个人“与东北的发生学和交往史”,这样个人化的东北形象写作,与其说是在写作为地域文化的东北,不如说是写出了作者个人对东北的复杂感情。龙仁青的《他乡故知是麻雀》通过留鸟指代城市化进程中的“进城”和“留乡”。不仅立意新颖写法考究,最终落脚到麻雀是人人的“他乡故知”,令人心生暖意。袁凌的《寂静的孩子》关注于留守、随迁、失学、单亲等当下儿童所面临的种种不幸,读完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作者通过冷静的笔触和辽阔的视角,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未来的沉重。小说家关于文学创作的反思以及在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诸问题的思考,既是珍贵的第一手文学史料,也常常是耐读的好文章。2019年,王安忆的《成长初始革命年》、刘醒龙的《文学回忆录》、张翎的《废墟曾经辉煌》、张怡微的《旧日的静定》等,都是很好的范例。它们中有的围绕着祖辈故乡的往事来回探访,打开一个个时代的褶皱;有的通过细腻的见闻和翔实的回忆,串起百样人生;有的剖开自己经历中感触最深的部分,冷静地反刍自己的人生之路……这些回望与思考本身就是心灵和生命的闪光,我们从中读到情谊、读到趣味,也读到寂寞和一些难以言喻的人生滋味。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在《鱼翅与花椒》中认为,饮食在中国社会和历史中有着超然的中心地位,因此也成为了她观察中国历史、哲学、思想和生活的一扇绝佳窗口。而反过来说,我们熟悉的各式中国菜肴通过她的观察,又成为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份特殊的记录。葛亮的《好吃记》开篇就说“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作者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写作经验、阅读经验入手,论及乡情、人情、人性、乡村与城市的角逐等关键性问题,从食物辐射到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一场内容充实的自我辨析。崔曼莉的《小白传》活色生香地讲述小区里流浪猫的命运。作者喟叹,无论个性如何,命运如何安排,无论是猫还是人,大家都在努力地生活。文章中如笔记小说式的细节更令人难忘,从中也可一见作者的笔力。《苏东坡,你走过多远的路》是我在微信公众号里读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作者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网站上所收录的信息,看到了苏轼的人生行迹,发现苏轼几乎踏遍了宋朝的所有疆域。当我们面对苏轼一生中所走过的地图重读他的诗文,也许同样能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和新鲜的见解。03创造的前路海纳百川、无所不包本应该是散文的雄心,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在散文中写出广阔的生活本身,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面向。比如《文艺研究》杂志2019年专辟“随笔体”栏目,希望“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评论本身也可以是散文,但这样的思考和语言方式都给散文写作在变化的方向上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现代思想意识的层面上来说接续起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此外,《问彼嵩洛》这部定位为“中原访古笔记”的多人合集作品,作者均是文史、考古、美术等专业的青年学者,旨在挖掘从嵩山到洛阳这条路线上的古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展开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和趣味的讨论。这样的尝试也许结果还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在写作方向上不失为有益的探索。此外,以北京皮村文学小组为代表的基层劳动者作家,他们的散文创作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新鲜记录。文学写作从来都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可以参与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中来。他们在劳动之余写作,用自己的感情和经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文学创作让这些漂泊在城乡之间的劳动者拥有了一个文学的港湾,与此同时,进城打工这种流动迁徙的生活本身,也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局限于家乡一村一地的封闭环境,而是能够在一个大的坐标系上看清自己的生活境遇,发出植根于自己生活的呼喊。基层劳动者作家的散文创作一方面是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再现,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写作者向传统文学、经典文学乃至别一种生活方式、生存状态靠拢的努力。此外,劳动者作家的散文作品不光具有文学价值,我们都有责任以文学的名义把时代和个体的经验记录呈现出来。每一个个人的书写加起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的情感轨迹。2019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说,五四之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100年间的散文创作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都在不断变化中前行,但是对时代的关注、对历史的省思、对文化的审视、对世相的洞察,是散文写作者共享的文体意识。无论笔法含蓄或者绮丽、缜密或是劲健,无论形式上繁复跌宕还是儒雅从容,或表现、或批评、或解释,都是从不同的面向与人生对话。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散文的现实主义审美风貌的全部内容。如果散文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么它一定拥有丰富的生物物种,其中有进化有更新,也有四季更替。我希望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健康地良性循环发展,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更多奇观。作者:王清辉

意见

屈健:丹青为媒 桃李成行

展览现场 岳亚茹 摄作为西北大学117年校庆的重要活动之一,艺术学院“丹青桃李·屈健师生艺术习作汇报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韩昌黎先生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次展览作为教学成果的一次展示,集中了屈健教授及其学生所创作的中国画作品,力追“一手伸向传统”之文脉;再续“一手伸向生活”之篇章。笔情墨韵里,传不尽爱国爱校情;山水花鸟间,诉不完乐教美育心。屈健师生备展现场 陈慧娇 摄展览现场 岳亚茹 摄展览现场 岳亚茹 摄2019年10月11日,记者一行走近“丹青桃李·屈健师生艺术习作汇报展”,在展厅我们有幸欣赏了屈健教授及其学生杨国栋、杨锋、云茜、冀蓦、刘志明、雷雅琴、蔡昌明、华忠凯、贾峰、康战强、任祚旺、王子健、屈菁、马肖肖、刘彬、杨奕、李娇娇、刘若男、岳亚茹、孙思雨、徐乾智、任呢喃、张志杰、张泽鹏、盛雅茹、赵明煜、黄潇雨、高千千、张祥诸校内校外学子30人的水墨丹青。 展览现场 岳亚茹 摄文化艺术报对话屈健文化艺术报:每一届画展都是围绕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展开的,对于今年的主题“丹青桃李”,您是怎么考虑的? 屈健:此次展览和以往不同的是,它不是个人画展,而是由30位师生共同完成的师生之间的绘画展览。古人有句话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将展览主题称为丹青桃李,主要是想突出师生之间互动的关系,有一种师生情在里面。 屈健 《初雪》 66cm×66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您觉得当代国画艺术创作者应该怎样去传承这样的艺术构建以及该向着什么方向去发展它?又该如何去创新? 屈健:这个展览既具有探索性,又是对教学成果的汇报。它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继承、学习,另一方面需要创造性地转换,创新性地发展。从目前80多幅展览作品来看,都是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具有探索性、创新性。且同时还有学习传统的印记。 屈健 《秋江露冷》 66cm×66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您在平时教学方面会如何引导学生去创作?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屈健:关于创作,首先从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入手,然后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语言和题材进行创新。创新是当下热词,提的人很多,但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空中楼阁。创新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对绘画形式的掌握。造型艺术都有一个基本的绘画形式语言,造型、线条、笔墨都是需要掌握的。二是对传统经典的了解,如果要想真正地站稳,走的路子正的话都离不开对传统踏实的学习。李可染曾说过:“用最大的勇气打进传统,用最大的勇气杀出传统。”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离开了传统、离开了对经典作品的了解、认识、学习的话,就把你的创新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是非常不可靠且没有基础的。第三方面就是创新离不开艺术家对生活仔细的观察,对生活的感悟。长安画派常讲:“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就是讲创新离不开生活的启悟,这份启悟中渗透着艺术家个人的学养、文化积淀、感情色彩,有了这三点才形成艺术家的个人面貌。而形成这一面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在教学中经常教育我的学子们能进到传统中去,能脱出传统,能脱离自己的老师,不要跟着老师作品走,对待自己的作品必须要有自己的感悟、感情、感知,最后形成自己的面貌和风格。 屈健 《月上西楼》 38cm×45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您觉得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对国画的探索最重要的是什么?该以什么心态去学习? 屈健:在大学阶段的学习中,对国画来讲重要的是以虚心的态度去学习传统,这点很多学生在年龄小时不能体会,包括我年轻时也是一样,就觉得那有什么好学的,我为什么不画自己的画呢?但在几十年后发现,那些传统的东西你一个也不能少。因此,对大学期间来讲,并不是让你形成一个所谓的个人面貌,而是你对经典、传统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梳理,培养出真正的传统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创新的意识。 屈健 《陕南春色》 36cm×46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能否谈一下举办本次展览对我校艺术学院有什么影响? 屈健:这次展览学生的规模比较大,主体大多是我的硕士学生,这些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好学,非常热爱艺术,一次展出这么多研究生的作品,对艺术学院也是尝试。通过展览有助于发现教学中的得与失,发现是否将我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学活动贯彻下去,有一定检示和示范作用。对于我来讲,希望每一位学生都是自己,而不是老师的复制品,我很欣慰。 屈健 《海滨牧场》 40cm×46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现在艺术市场非常活跃,您是如何引导您的学生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如何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平衡这个度? 屈健:艺术创作是一个精神性很强的活动,也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活动。一个艺术家能不能创造出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即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作品,取决于他的价值观。为谁而艺术是一个出发点问题,根本问题。面对市场,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既不能生活在自己的象牙之塔中,也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一个好的艺术品应该是精神效益、社会效益和市场兼顾的。 屈健 《梦里桃花源》 46cm×46cm 纸本设色文化艺术报:国画除了讲究绘画技艺外,还与一个人的经历、视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张好的作品都有着丰富的内涵,作为学子如何能在平时练习过程中使自己的画面更厚重,更充实呢? 屈健:向传统学习,向生活学习。向传统学习就是要从经典技法及经典艺术创作中汲取营养;向生活学习就是让你的艺术保持鲜活的当下的状态,不脱离人民。创作好的作品少不了这两个状态。 屈健 《西北望长安》 46cm×46cm 纸本水墨文化艺术报:艺术都是相通的,那么请问您认为(国画)与其他领域有哪些相通之处呢? 屈健:国画是一个具有独特审美趣味、独特形式的艺术门类,和姊妹艺术门类关系非常大。我们知道,美术包含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各种各样的形态,从美术角度来讲,都要有造型基础,形式感及形象。国画讲求诗书画印的配合,重视与书法的关系,与文学的关系。在表现时代上,它又与历史、现实产生广泛联系。当下国画的创作甚至和计算机、信息技术联系密切,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对传统艺术的理解,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艺术形式。 文化艺术报:屈院长,在本次展览中有您最喜欢的作品吗? 屈健:都不满意。创作永远在路上,我觉得明天的作品可能会比今天的作品更有意义。文化艺术报记者 陈慧娇 见习记者 米浩 高樾汐屈健作品欣赏:屈健创作中屈健《山河巍巍》 46cm×46cm 纸本水墨屈健《江山胜景图》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秋云入画图》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太华入云高》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春到桃花溪》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太华入云高》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空谷春鸣》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高原春早》46cm×46cm 纸本设色屈健简介:屈健,先后毕业于西安美院、南京艺术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协副主席。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青年英才”、省“百青”艺术家、省“六个一批”人才。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当代美术创作论坛等十余次全国大展及高层论坛。获国家、部省级奖励16次,及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陕西美术奖”(理论评论最高奖)、第四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奖励。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美术观察》等各类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国家艺术、教育部、中国文联、省市社科等基金项目十余项。

天谴

访谈|文学教育:朝着实践性、人文性和纯粹性的方向

●张清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自19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数十家杂志报刊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400余篇,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内心的迷津》《境外谈文——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天堂的哀歌》《文学的减法》《存在之镜与智慧之灯》《猜测上帝的诗学》等学术著作多部。涉猎诗歌与散文随笔写作,出版散文随笔集《隐秘的狂欢》《海德堡笔记》《怀念一匹羞涩的狼》等,诗集《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形式主义的花园》。●褚云侠,文学博士,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青年教师,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及台湾大学访问学者,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学术、文学期刊发表论文及评论2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部,主持、参与课题多项。褚近些年,文学写作是各个高校着力建设的专业,但对此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名称,比如转译西方creative writing这一概念的“创意写作”“创造性写作”,也有沿用传统叫法的“文学创作”,首先想请您辨析一下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与联系?这些叫法之间的细微差别是否意味着专业定位与培养模式之间的不同呢?张清华:与其从概念上辨析这些概念不如从实践上去辨析,因为概念的原意和我们在实践中使用的意义不一定是完全对等的。复旦大学是最早将“创意写作”带入中国的高校之一,并引入了MFA创意写作学科。上海大学发展的也是创意写作,是立足于文化产业建设和创意写作理论建设的全新学科。他们瞄准的是来自西方的“创意写作”概念,也就是creative writing,同时可能也有些本土化的创设。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宽阔、广义的概念,不仅是关于文学创作的,还包括了各种各样应用性的写作,包括与艺术相结合的影视创作,与新媒体结合的文案创意等,它将传媒时代各种新潮的观念要求都融合了起来。中国人民大学使用了“创造性写作”一词,虽然可能也出自creative writing,但是“创造”二字与“创意”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在实践中强调的是纯文学写作。而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自开始就使用了“文学创作”的传统说法,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创造性写作”,坚持的同样是纯文学的路子,从培养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强调的是培养人文主义意义上的纯文学的创作人才。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学生在创意写作方面的自我发展。所以,从目前国内高校文学教育的现状来看,主要在使用三个概念,但实则是两个模式——范畴更广泛的创意写作和传统的纯文学写作。很多人把“创意写作”误解为纯文学写作,这其实是不对的。褚听了您的辨析,对实践上的差异我们有所了解了。那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写作教育在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呢?您能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探索自己的创意写作/文学创作教育的历史过程?张清华:从大学中文系本科的写作教育来讲,写作课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是一直存在的,比如西南联大就开设过由沈从文等作家型学者担纲的“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这样的课程。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高校中文系都设有写作教研室,负责学生的写作课程。但这些课程基本上是知识化的教学模式,也就是讲授给学生一些关于写作的理论,当然也包括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技法。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就开设类似“散文写作”与“诗歌创作”这样的课程,其实也谈不上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老师重点还是讲知识和理论,有一些赏读性的文本分析。也会要求学生写一点作品,只是老师较少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意见。另外老师也讲各种各样的应用文、议论文、公文等,基本都是知识化的传授。这应该是80年代之前中文系写作教育的共性。原因主要是教师身份的限制——老师不是强调实践技能的作家角色,而只是传授知识的教师角色。截止到80年代末,有一些高校开始撤销写作教研室,写作教研室的教师也大多并入了其他专业。但这个时期也有逆势的兴起,比如1985年至1989年,中国第一个大学作家班在武汉大学开办,“中国写作学会”也是挂靠在武汉大学,该学会的会刊《写作》杂志由中国写作学会和武汉大学共同主办。据於可训老师回忆,当时创办这个作家班其实是受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启发的,但是因为当时招收的是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插班生,从管理规范到教学方式上都很难践行爱荷华模式。1986年以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办了作家本科班。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中国第一个作家研究生班。80年代中后期以后也有高校陆续招收过写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大多是挂靠在现当代文学或文艺学下面招生。但总体上讲,传统的写作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都呈现了逐渐萎缩的趋势。为什么会萎缩呢?主要是因为学科定位的尴尬。这种教育体系沿袭的主要是知识化的,以传授“写作学知识”为主的老模式,而“知识化”和“写作实践”本身其实是分离的。教写作课的老师往往自己“不会写作”,而读写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不会写作”,这是非常普遍和常见的现象,所以这个学科的定位有其尴尬之处。这也正是最近若干年文学教育重新定位、文学写作逆势复兴的一个背景,或者说是一个原因。近些年我们探索的是写作教育的新模式,它区别于传统的作家班和写作专业,改变了之前“知识化的培养模式”,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比如2004年左右,上海大学就开始引进、翻译国外的创意写作教材,着手创建创意写作学科;2006年复旦大学设立文学写作专业,2009年开始招收创意写作MFA专业硕士;之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也创办文学写作或创意写作的硕士专业,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参照和借鉴了欧美经验而探索的新模式,由原来单调的知识教育变成了理论与创作实践并重的教育体系。可以说这是相对原来纯粹知识化的培养模式做出的一个根本性改变。褚的确如您所言,写作教育和相关课程的开设一直都是中文系的传统,只是在历史脉络中我们经历了一个由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那更具体一些,目前这些新模式下的培养体系和课程设置,到底具有哪些新的特点与优势呢?张清华:首先我认为是培养目标的转换。现在我们所体现的新的培养目标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培养专业的写作人才,或者说具有一定专业写作能力的人才,在这里强调了文学写作的专业性;再一个是使得更多的学生具备写作的素养。前者针对的是攻读写作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后者则针对更大范围内的中文系本科生和其他专业中有文学写作爱好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第二是培养模式的转变。正如前面所说,新的培养模式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而不是单纯知识化的,这就要求培养主体——也就是教师,不只是知识化的教育者,不只是懂得理论的老师,还要有作家导师的介入。因此需要由作家与相关专业的以学术角色授课的教师联合施教,也就是作家导师和学术导师“双导师制”。近些年高校普遍引进著名作家参与文学教育,可以说使教育主体的构成多元化了,也使教学资源从单一变为复合。第三,是具体课程设置的变化。课程具有两套体系:一是以当代文学课程为主体,匹配创作诗学等写作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培育。另外,由作家导师亲自指导和启发学生进行具体的创作训练。要求学生既要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又要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创作。以北师大为例,学生毕业时是要以适量的文学创作和一篇探讨创作诗学为选题方向的学术论文作为取得学位的基本条件的。褚北师大在新模式下展开的写作教育,虽然旨在培养专业写作人才和写作的素养与能力,但并没有偏废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近些年有的高校采取MFA专业学位培养,也有高校依托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进行培养,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不同的人才培养理念?张清华:的确是这样的,MFA教育是把写作放在了艺术学科之下,培养的是专业硕士,在培养创造性写作人才的同时,也特别注重跨学科艺术养成的训练。在北师大的实践中,写作是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面开设的专业方向,培养目标是学术硕士。学生不仅要学习写作类的课程,也要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学一起修习文学研究类、批评课程。我认为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之间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本身就是连理枝、比翼鸟,是连体的。只有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实有充分的认知和了解,写作才能具有当代性。同时,它对青年写作者能力、素质的养成也是一种学术支持。“退而求其次”,我们期待经过这样的教育,这些学生即便在未来不能成为作家,至少也可以成为具有文学研究、批评能力的人才。褚刚才您谈到引进作家参与文学教育,这的确是近些年我们在建设创意写作专业时的普遍做法,各高校都非常注重建立作家驻校制度,引进、吸纳国内顶级、富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和诗人助力创作方向人才的培养,那除了前面所说的驻校作家参与教学可以使教育主体多元化,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意义吗?张清华:驻校作家制度改善了大学中文教育的师资结构,使得培养主体从单纯的学术和知识角色向着更综合、良性的结构发展。作家作为一个教育主体,影响是多方面的。前面所提到的作家进入课堂施教只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薪火传承的学术链条和综合的影响也都很重要。一个大学有作家和没作家,它的环境气氛是不一样的,学生的自我期许和成长目标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北师大引进的作家本身就有北师大的学脉传承,像莫言、余华、苏童都是北师大的校友作家,引进的驻校作家也有北师大学缘的,像迟子建、严歌苓等。而且他们的影响是综合的,是潜滋暗长的,润物无声的。有这些作家在校园行走,学生可以随时与他们交流,向他们请教和学习,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不仅学生受教育的环境也有了结构性的调整,大学整个场域的人文氛围都发生了变化。通过调入作家和建立驻校作家制度,这些综合效应极大地改善了文学教育的理念、写作课程的体系和培养目标。褚除了中国自己的传统之外,创意写作专业的创立与发展,其实还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毕竟这一学科源自19世纪末美国高校的文学教育改革,在20世纪以后的欧美,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培养体系。您认为欧美的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张清华:我想先谈谈中国本土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教育,虽然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我们也有“诗教”的传统,有知行合一的传统。旧式教育所培育的人才,不只是传承知识,同时也都能够写作,写一手好文章,提笔就可以写诗文,新文化运动时期,从旧时代走出来的那些教育大家,大都也是作家,鲁迅甚至胡适就是例子,刚才提到的沈从文也是。但是后来我们的教师逐渐失去了写作的传统,而单纯变成了知识和学术的传承者。有的前辈先生还理直气壮地宣称“大学不培养作家”,言下之意,是大学只负责传授知识,也不欢迎学生试图成为写作者的冲动。这就有点过分了,作家确实是无法“培养”的,但老师却没有权力不提供受教育的条件。至于外国的影响,据我观察,各高校主要借鉴的是美国的模式。美国人的教育观念总是有出离常态的特点,首先从观念上,他们便认为文学创作是“可以教”的。在很多人看来文学创作是“天赋”,是难以订制化和规制化培育的一种特殊能力。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专业人才,杰出作家、重要作家都不是培养出来的,但这正像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甚至杰出的记者也都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大学有责任提供受教育的条件,给他们完成个人成长的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认同的。正如我们不好讲是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培养了莫言”,因为在培养之前,人家已经有了一定创作成绩和显示了卓越的写作才华,但另一方面,学校又提供了增强他的综合素养、发展创作能力的环境、条件、平台。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后来的更大成功与这些没有关系。另外我们还借鉴美国一些相对成熟完善的文学写作教育体系,就爱荷华而言,他们有作家短期驻校、开设以作家讲座和讨论为主的“今日世界文学”课程,也有写作工作坊,翻译工作坊等,实行小班制,老师不仅讲授理论,而且和学生一起进行写作与翻译的实践。这都为我们进行教学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们不仅在传统课堂上进行“工作坊”式训练,还会邀请著名作家前来主持写作工作坊,帮助学生进行写作技巧的训练与打磨。另外,随着国际合作的全面展开,很多高校都在组织、派出学生参加写作夏令营,接受国际写作工作坊的专业训练。我们虽然借鉴这种理念和模式,但自我定位却有限定性,要知道教育本身的可行性,在限定性和可能性的条件下施教,你不能培养作家,但可以培养写作能力和兴趣。他能不能成为作家那是他自己的事。一个合理的社会也不能要求“数量太多的作家”。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美国式文学教育,也有作家代代传承。江山代有人才出,不是教出来的,而是一个文化构造中的天然的过程。所以借鉴美国模式,也不要无限夸大这种教育的作用。褚在摸索中国创意写作或文学创作专业新模式的过程中,您是这一领域的探索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您认为我们目前在这一专业的建设上成果如何,已形成的和要追求的特色是什么?是否还存在一些不足?张清华:这些年来,我们基本形成了明确的目标、清晰的理念,也有了比较合理和可行的课程结构和培养方式。而且尤其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受到各界欢迎的。北师大几年来的每届学生在学期间,都有不少作品在诸如《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诗刊》《十月》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这些学生毕业时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往往也是很不错的,很多到了作协的刊物、机关、创作单位工作,有些还被地方作协或影视创作的机构聘为签约作者,也还有一些到国外继续深造的。特色方面,我认为我们坚持了实践性、人文性和纯粹性的原则,实践性就是要坚持实际操作,真正有“写”的训练;人文性就是坚持在学生的学习理念中贯彻人文主义的精神,有理想和有担当的精神;纯粹性就是纯文学的专业的精神,瞄准有难度系数的、有精英传统的写作来培养,至少可以“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也是好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作为办学者,我深知其中的曲折和艰辛,实践中也往往捉襟见肘,仍还在不断摸索。现在的主要问题在教学实践上,比如如何更多开展具有针对性、切实有效的写作训练课程,如何能够让导师和学生有更多的互动环节,包括作品的批改、讨论、修订、提高等。虽然借鉴了爱荷华模式,努力推动作家和学生广泛互动,毕业条件也由创作成果和以“创作诗学”为选题方向的学位论文共同构成。但实践中还是有很多并不尽如人意。这些都需要我们找到更恰当和有效的方法,使实践充分展开,学生的成长也会更快。褚最后想和您聊聊“大学能否培养作家”这个老生常谈又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作家最重要的是才华,他的产生无关专业。对这样的争论您有怎样的看法?或者说,在大学中开展写作训练与文学教育,它的目标是培养作家吗?它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张清华:“大学不培养作家”,其实是过去高校中文系里一个“自我免责”式的说法,如今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传统的诗教是包含写作的,因为中国古代所有的读书人都会写,所以学子既是一个读书人,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拿起笔来都能写诗。这怎么解释?五四那一代学者其实也都是很好的作家,鲁迅、胡适、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等,都既是作家也是学者,而往后却越来越萎缩了,难道不也是问题吗?现在,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几个能拿起笔来写作的?这不得不说是新式中文教育的一个缺陷。新式教育有着“过度知识化”和学术化的倾向,而对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被严重削弱。为什么新式教育只有知识教育和学术教育,不能有实践能力的养成?我们可以要求学生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也不能偏废学生写作素养的养成,否则就是对责任的推卸。所以声称大学不培养作家其实是没道理的。但是也不必公然声称我们“一定培养作家”。大学的确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但必须使学生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具备写作的能力,并为学生提供接受文学教育的条件。可以说文学教育的目的以及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要通过课程的训练,流程式地培养写作者,而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教育环境。使学生不只学习文学知识,同时也锤炼文学技能,成为“可以写作”的人。我认为这是大学文学教育的使命,如果规避这一使命便是不负责任。本文2020年9月28日首发于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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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or 传统文学?媒介变革中的差异化共同体

采访| 空空整理| 耳西十七编辑| Judybro网络文学走过20年,汇聚作者近八百万。上周五,上海书展的“静安 理想书房”举办了第21期陕西北路网文讲坛。讲坛邀请的四位嘉宾分别是70后、80后、90后、00后的网文作者:闲听落花、MS芙子、十里剑神、仙之传奇,他们或已是有影响的白金作家,也有刚刚起步的中学生写手。讲坛还特邀国内最权威的网络文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的高寒凝博士和林品博士担任讲坛主持。一鱼数据特派专访团参加此次讲坛,并现场向嘉宾以及主持人提问,十分荣幸得到了几位的用心答复,在此将内容与大家分享。嘉 宾闲听落花阅文集团起点女频白金作家。2010年开始写作,文字优美飞扬、精致细腻,内容清新有趣而不落俗套,深受众多读者喜爱。已有800多万字创作,目前两部作品正在做影视改编,6部作品实体书出版,长期蝉联起点女频各大榜单。主要作品:《九全十美》《花开春暖》《锦桐》《盛华》《秾李夭桃》《榴绽朱门》《玉堂金闺》《名门贵妻:暴君小心点》《神医嫁到》《君归矣》MS芙子阅文集团旗下云起书院白金作家,擅长玄幻类创作,顶级玄幻女强大神,代表作《神医弃女》,订阅人次数亿,高居销售榜前列数年。从事网文写作五年多来已写下1800多万字,创作风格细腻大气,笔下人物形象生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受到万千读者喜爱。主要作品:《重生名媛我最大》《无限军路》《重生空间种田》《天才魔妃》《神医弃女》《神医狂妃:天才召唤师》《最强弃仙》《天命凰谋》十里剑神原名刘畅,90后,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阅文大神作者。代表作:《重生之都市修仙》,目前已连载350万字,一经发书,长期占据各大排行榜单,引领都市修仙类小说风潮,单本电子销售1500万rmb以上。获2017年中国原创文学风云榜前十、第三届橙瓜网络文学奖网文百强大神称号;漫画版权由腾讯动漫改编,正在火热连载中,人气高达3.4亿;繁体版权交由台湾欣然出版社出版,已出版至第45册,长期雄踞蛙蛙榜前三,并获得台湾2017年度十大畅销网络小说称号。仙之传奇原名徐君楷,六年级的学生,00后的玄幻小说粉丝与新手。2017年尝试写作,沉浸于玄幻世界,成了《神帝剑仙王》的主人公,繁重的学习之余,闲暇时的想象变成了点滴文字,不知不觉将近八万字,偶尔在“起点中文网”上发布,由此走进了网络文学。主 持高寒凝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网络文学、网络亚文化与粉丝文化。自“北大网文研究论坛”成立以来,长期担任论坛“女生频道”主编,致力于“女性向”网络文学与网络亚文化的研究工作,在各大期刊、媒体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林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曾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等荣誉;曾在《文艺研究》、《文化研究》、《探索与争鸣》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三十余篇,著有《我的哈利·波特:哈7大猜想》,参与编撰《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一鱼:刚刚听了几位的讲话,发现一个特点,确实是三年一代沟(笑)。四位写小说的出发点都不同。剑神老师是想通过写作把自己心中想象的某个场景表现出来,在和读者的互动中去展现这个场景;芙子老师的出发点是自己某一种价值观的输出;闲听落花老师更多的是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对于生活的感悟,这种感受的一种输出。这些都可以叫做网络文学吗? 闲听老师所说的那种作家的执拗性、她对于读者的反馈的不理睬好像更强一点,更像是传统小说的写法,为什么也可以称作是网络小说呢?还想问下高博士,从理论的角度、学术上来说,你们认为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区别、联系和未来发展路径是什么?嘉宾闲听落花:一些小说发布在网络上就成为网络小说,如果把它印成一本书它就是非常传统的传统文学,甚至可能比传统文学更还要更厚重一点、更严肃一点、更有思考性一点、更殿堂一点。至于内容上,这个代际差异是很明显的,这个我也已经意识到了,可能说教的意味很浓,这个我以后会改一点。我们看张恨水的小说,现在他的《金粉世家》被列为经典了吧,那在当初是经典吗,不是的。当时他如果在网络上发布的话,他就是网络大神。当初这本书如果刻在龟甲上,你会认为它是商代小说吗?我其实对网络小说的划分并不是很赞同,我们都是一种快消文化,我们写的都是肥皂剧,但是我们面对的是读者,我们就是对读者负责任的,说白了,我们是对订阅负责任的。所有的传统文学,所有的殿堂文学,它不考虑订阅。最后要对想走这条路的年轻作者说,网文写作也是写作,写作、音乐和美术,都是要靠祖师爷赏饭吃的。不要在很早的时候就倾尽全力去走这条路,走上就自然走上了,否则的话会很可惜。MS芙子:其实网络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年龄划分,从作者到读者的跨度都特别大。而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区别,我觉得只是出现的时间的问题。就像剑神说的(网络文学)18年,在这18年里因为网络这个东西的出现,导致了文学载体的变化,所以才称之为网络文学。那要说跟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大区别,你说闲听大大的书更像传统,我刚刚跟她简单交流,她说她不承认她是传统。我们最初集结的理由就是通过平台,我们更自由地,没有像传统文学那样严格地去审核,或者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像你之前讲的三年一代沟,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网络文学就是这样,它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在当代的文娱活动满足不了国人的需求的时候,就出现了代替传统的比如网络游戏或者视频之外的另外一种文学的模式,没必要把它和传统那么明显地区分开,因为它就是一种消遣的方式。很多东西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殿堂级的文学可能更多地表达的是一种情怀,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因素。网络文学就更加像一个大家便捷的、快餐的消费。就像时尚有高端大牌也有平价快时尚,时代需要有一些就是橱窗的,有一些就是便捷的消费。其实更重要的是想清楚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别在哪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我觉得是一个螺旋发展的关系。可能此起彼伏,有一个阶段是传统更占上风,因为载体的稳固;有一个阶段是网络更占上风,因为现在网络更加方便接触了。将来的走向会怎么样,那就等待时间的沉淀吧。十里剑神:这是一个载体的变化。一开始的时候传统作者是出版小说,到后来是报纸,像金庸当时在《民报》上连载他的《神雕侠侣》,是隔一段时间出一期报纸就写一段剧情,和现在的网络文学是非常相似的,他不是一口气出版的,而是连载。像这样在杂志上连载的小说,比如像《今古传奇》这样的杂志,和网络文学其实差距是不大的,只不过网络更快捷、更便捷。打个比方,美国有专门制作商业化电影的好莱坞,也有专门冲击奥斯卡的文艺片。网络文学就像是电影中的商业片,而传统文学就像是电影中的文艺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只不过一部分是为了商业去写作,一部分是为了传统、严肃、文以载道去写作。如果单纯通过一个平台去把它割裂开来,把金庸称之为报纸文学,把像江南这样在《今古传奇》上发表小说的称之为杂志文学,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文学就是文学,只是载体的不同。是一种商业化写作和个人内心写作的区别。主持人高寒凝:我们这个团队对网络文学的基本定义是,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差别是媒介变革。媒介变革千年一变,从造纸术的发明到网络的出现进入信息社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不觉得它很奇怪,但实际上它已经彻底地重构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价值观,还有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这些在通过网络时代的作者写出来的时候其实已经与传统文学有截然不同的差别了。我们去看纸质文学时代的言情小说,和现在人写的言情小说,它从价值观、想象力环境(构成这个小说的质感、素材)等等完全不一样。这个问题对于网络文学研究来说其实是个本体论的问题,本体论的问题不是一篇博士论文就能讲完的,它可能需要十本博士论文慢慢加起来才能讲清楚,所以这也是我无法在这里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叙述讲清楚的问题。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出现了类似学术成果的话,如果你有兴趣也许可以看看。>>>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一鱼数据”公众号(yiyu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