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方法

摘要］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为发展地方经济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大有可为。宜从多方面、多角度入手，并运用多学科知识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本文还提出了确保该项研究工作顺利而稳妥开展所应采取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武当山；古代游记；研究目的；原则和方法  　　 　　一 　　 　　在我国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作为文学重要样式的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一道，构成了文学的四大门类。如果把《尚书》作为我国古代出现的第一部集记叙和议论于一身的散文集的话，则散文的出现应该说是比较早的［1］。游记文学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最早产生于魏晋，盛行于唐代［2］。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旅游是人的一种物质享受，同时也是高雅的精神享受。很难设想，还远未解决自身温饱的人能够出去游山玩水，论古赏今。虽然不排除交通工具的进步、景观的发现和建设等因素对旅游行为有某种促进作用，但是旅游则一定是在人们有了相当的经济盈余之后才会出现的一种需求行为。因而游记文学与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相比，出现得比较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游记文学是一种溶真实与艺术于一身的文学样式，是作者在旅游当中或之后，将旅途中的各种见闻、感受和体悟记录下来、描摹出来，以便日后回味咀嚼，也便于与他人同享欢乐、同游故地而写下的文字。说游记文学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一般说来是作者在旅游过程当中亲历的、耳闻目睹的具体而形象的且有所感受和体悟的事物，它很少有虚构的成分，因而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和认识价值。说游记文学是艺术的，是因为它具有美学意义，是作者旅游审美的结晶，是一种记叙、描写、议论、抒情兼具的艺术创造，具有极高的欣赏和美学价值，具有净化人们心灵和陶冶情操的作用。这从人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郦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游记文学名篇之后，受到巨大的精神震撼可得以证明。 　　作为游记文学之一的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是历代文人骚客游览武当山水而留下的墨迹，是我国古代散文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当山是一座闻名遐迩、具有绮丽自然风光和厚重人文底蕴的道教名山，它历尽沧桑，本身就是一本开启人们智慧之门的、自然与人文结合紧密的教科书。人们知晓武当山，认识武当山，接近武当山，品评武当山，除了涉猎一些书面的或影像的历史资料之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阅读古代或现当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而认识古代历史上的武当山，则非要阅读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不可。 　　我们可以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当中去了解、认识和发掘武当山的方方面面，诸如命名的由来，社会政治经济概况，道教及其建筑的源流，生态环境的变迁和保护，旅游景观的开发与建设，以及物候与植被、民风与民俗、丰饶的物产、交通的发展等等方面。此外，从繁荣艺术的角度讲，我们还可以从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去学习写作、音乐、美术、武术、建筑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在经济高度市场化且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我们能够也应该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当中挖掘出许多为我所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宝贵财富，借鉴历史经验，结合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去做好做大武当山水的文章，把武当山规划好、建设好，增进世人对武当山的了解，让武当山的旅游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十分珍惜和坚决保护好武当山这一块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千方百计地促进其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延惠我们的子孙后代。所有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发掘和研究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原因和意义之所在。 　　 　　二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人墨客吟咏题赋的旅游文字，特别是游记文学，对旅游景观名气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元人刘仁本在《东湖唱和集·序》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山水林泉之胜，必有待夫骚人墨客之品题赋咏而后显闻。若匡庐见于太白之诗，天台见于兴公之赋，而武夷九曲，见于朱紫阳之棹歌也。盖其胜处，多在深僻遐旷寂寞之滨，非得好事者杖履之追游，觚翰之赏识，则夫仙踪佛迹，巨灵幽秘，亦何由而得传闻于世耶？”［3］这段话说得鞭辟入里，深刻阐明了旅游文学，特别是游记文学对彰显旅游景观的不容小觑的作用。明代“竟陵派”代表文人钟惺在为《蜀中名胜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得更为明确:“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曰事，曰诗，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3］这段话的意思是，自然山水，必须有所期待才能成为名胜。期待什么呢？期待“事”、“诗”、“文”。有了这三件，就像一个人有了眼睛一样。这里面的“文”，当然指的就是游记文学。可见游记文学同历史掌故（“事”）、诗词歌赋（“诗”）一道，在宣扬旅游景观当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九华山歌》中这样吟咏道：“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寞，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4］敬亭山，地处安徽省宣城市区西北，本来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崩坍的岩岸，枯寂而无生气，就因为时任宣城太守的南朝大诗人谢脁的一首《游敬亭山》诗，而使得它竟与“五岳”齐名，并且又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仙游到此，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千古名句［5］。又如因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崔颢和李白的题诗、王勃的《滕王阁序》并诗等名篇，遂使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等江南三大名楼一举天下闻名。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在成就武当山声名方面，也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仙室山、谢罗山、嵾山、嵾岭、嵾上山、太岳山等。它地处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北通秦岭，南接巴山，绵亘起伏，纵横八百余里。这里高险幽深，气势磅礴，山峦超逸，飞云荡雾，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武当山风光秀美，景色迷人，兼有五岳之雄、险、奇、幽、秀，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之一。武当山古建筑群年代久远，保护完好，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 　　“天下名山僧占多。”据《太和山志》记载，自周代开始，武当山就有了宗教活动。东汉末年道教诞生以后，这里就被称为“仙山”、“道山”［6］2。2500多年以来，武当山一直是历代高隐修真之士理想的栖息之地。隋唐五代时期，一些著名的道士开始在此修炼。北宋时期就已出现了玄天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炼的神话，自此以后，武当山就变成了真武大帝的“寓所”了［7］。武当山古建筑自唐代开始出现。由于唐王朝的统治者自诩为老子的后裔，兴道抑佛，因而道教日盛。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均州太守姚简在这里主持修建了五龙祠，揭开了营建武当山道场的序幕。在此之后，又陆续修建了“太乙”、“延昌”、“神威武公新庙”等庙宇。宋代帝王推崇武当真武之神，下诏将五龙祠升为五龙观，武当山建筑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自称“受命天地合德”的元朝帝王“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又下诏将五龙观改为五龙宫，且建造了元武大殿［6］3。到了明代，武当山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其名气之大竟“出五岳之上”，使得“髫年蓄五岳志”的大旅行家徐霞客“慕尤切”，在因母亲年迈不宜久游的情况下，宁肯舍弃峨眉山之行，“先事太和”，由华山下来直奔武当山，完成了他胸积已久的夙愿，写下了著名的《游太和山日记》［8］39。明代武当山名气大震，缘于大规模营建武当山道场。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虽然对佛道二教均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政策，但对道教祈神降福、驱邪除妖的斋醮活动还是很欣赏的，所以对武当山的著名道士张三丰也格外重视。明成祖朱棣自命为真武神转世［9］，且对张三丰尤为看重，曾派人寻访他，希望与他见面。所以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大修武当山道观。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明成祖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督军夫三十余万人，在此大兴土木。先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三十九桥、十二亭的庞大道教建筑群［10］。从此，武当山名声日益显赫，成为道教全真道的重要宗教场所，并且吸引了外地大批信徒纷纷前来进香。与此同时，也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文人骚客和旅游观光者，大量的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也就应运而生。武当山由于其自然景色和道教建筑引来文人墨客，文人墨客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又反过来推波助澜，更加彰显了武当山的名气和声望。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 　　 　　古代游记文学肇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11］。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也基本上与此同步，亦即发端于魏晋，成熟于宋元，大盛于明代，清代渐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数量较多，有些刊行于《古今图书集成》、《湖广通志》、《襄阳府志》、《太和山志》等专书中，也有一些散见于历代文人的个人文集当中。就我们手头所能搜集到的作品而言，大多为明代文人所作，其他朝代的作品较少。在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程明安、饶春球、罗耀松等三位先生用力甚勤，整理出版了《武当山游记校译》一书，为我们省去了许多耙梳翻检的精力和时间［12］。尽管目前我们还未能做到搜罗殆尽，也还是能根据手头现有的资料，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以利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肇始于魏晋。南朝刘宋郭仲产所著的《南雍州记》对武当山有如下描述：“武当山山高陇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数百，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兽所逐。”［13］23296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沔水注》中也有类似的摹写：“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嵾上山，又曰仙室山。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13］23296上述两则记录，虽不一定是作者所亲历，且文字简约，但对武当山的描摹也富有文采。即使算不上是真正的游记文学作品，也可视为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滥觞。 　　宋元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中所引的《武当山记》，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武当山游记，只是作者及成文的具体年代已不可考。该文是这样描述武当山秀美景色的：“武当山周迥四五百里，中有一峰，名曰嵾岭，高二十余里，望之秀绝，出于云表。晴朗之日，然后见峰，一月之间，不过四五。轻霄盖于上，白云带其前，旦必西行，夕而东返，谓之曰朝山，盖以众山朝揖之主也。”［13］23296这段文字，系远眺武当山主峰所见的神奇而壮美的景色。虽文字也不算太长，然而用词精炼，文质优美，某些文句对仗也极工整，对武当山景色的动感描绘也恰到好处。元代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堪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第一篇扛鼎之作。该文明确记载了他登临武当山的时间，详细记录了游山的行走路线，且对武当山的山水和动植物描摹得绘声绘色，极具神韵。同时，文中对武当山大顶的风景和建筑，也记叙得极为详备，是我们了解元代武当山建筑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具有审美情趣，并且具有认识价值。 　　明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鼎盛期。特别是明成祖大兴土木之后，武当山名声之大甚至超过了五岳，各路文人纷纷登临武当山游览，创作的游记文学作品数量骤增，且内容更为丰富，写作技法和行文风格也各有千秋，呈现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盛大气象。这个时期的主要游记作品有：陆铨的《武当游记》、顾璘的《游太和山记》、徐学谟的《游大岳记》、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汪道昆的《太和山记》和《太和山后记》、王世贞的《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等四篇、王在晋的《游太和山记》、袁中道的《玄岳记》、雷思霈的《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杨鹤的《嵾话》、尹伸的《嵾游记》等。 　　清代是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衰落期。这个时期的作品较少，主要有：王永祀的《太和山记》、蔡毓荣的《登太和山记》、钟岳灵的《太和山记》、马如麟的《八宫纪胜》等。清代统治者以乾隆皇帝为代表，对道教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加之道教自身无可挽回的衰颓之势，武当山的名气在人们的心中也大打折扣。因此，游人大减，游记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之明代也大为减少和降低了。 　　综上所述，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源远流长，佳作纷呈。这份厚重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搜集整理，并加以研究利用，以泽被我们的子孙后代，服务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 　　 　　游记文学虽然也同其他文学门类一样，是作者基于生活真实的再创造，溶进了自己的主观意念和价值取向，但其客观真实性却远非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文学门类可比。当然，游记文学既然是文学作品，也就必然溶各种写作技法于一身，作者也会应用各种有助于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修辞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可读性和流传千古的可欣赏性。因此，我们既可以从古代游记文学作品中获取对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有用的信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借鉴古人写作游记文学作品匠心独运的功夫，从中发现其潜蕴的巨大的美学价值，从而陶冶人们的情操，鞭策我们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游记文学或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来，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地。 　　古代前往武当山观光游览的游客，有些是在鄂西北从政的官员，他们除了抱有休闲赏玩的心绪外，还不免夹杂着关注民生、造福一方百姓的政治胸怀和眼光。有些则是慕名前来的外地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文人墨客，有的甚至是如徐霞客那样的大旅行家，他们眼中的武当山的形象虽然因人而异，然而其绮丽的美景、恢弘的气魄和超群的建筑均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而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珠玑盈栋、流芳千古的游记佳作。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及其写作的游记文学作品，至少我们对历史上的武当山的认识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全面和深刻。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从内容上来说，涉及了政治与经济、生态与物候、宗教与建筑、历史与地理、文物与考据、神话与传说、民风与民俗、动物与植物等诸多方面，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自然与人文历史环境的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宝库。我们应该也完全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的比勘和验证，得以窥见几千年来武当山及武当山周边地区沧桑变迁的轨迹和概貌，从而启示我们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 　　晚明“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在万历年间任郧阳抚治。他在政务之余，游览了武当山，乘兴一口气写下了四篇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他在《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一文中写道：“少时，出南门二里许，乃行田间，两山翼之，平绿被垄。”［12］13寥寥几语，描绘出了古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农村初春时节稻田葱绿、丰收在望的祥和景象。更值得称道的当属徐宏祖在《游太和山日记》中对古均州农村景象的描写：“自此连踰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庐相望，沿流稻畦，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8］51读过之后，我们的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幅如桃源胜境般的春和景明图。从上述两人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较为安定、经济比较发展的现实。 　元代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在叙及作者自真庆宫登大顶途中所见时写道：“坏木纵横，径渐湮芜”，“万木交错，叶或大如箕，或小如蒙茸；或直上数百尺，或林樕扶疏，皆昔所未见，质诸野人，亦莫能尽名也。”［12］2这段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派武当山原始森林的景象。而在王世贞、徐宏祖、尹伸、陈文烛等人的笔下，古木参天，几人合抱，树龄千百年，人行其间白昼如夜的记述比比皆是。另外，顾璘的《游太和山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徐宏祖的《游太和山日记》等游记中都有老虎出没和鸣叫的记录，至于猿猴、群鸟、蛇蛭等的记录就更多了。所有这些文字记载说明，元明时期武当山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很好的。当然，这一点同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立法予以保证也是分不开的。汪道昆的《太和山记》曾这样记载：“（朝廷）稽古定制，不藉有司，递遣中贵人、藩大夫掌其禁令，故草木茂，鸟兽驯，其斯为地道之章，游观者之至乐也。”［12］11由于国家有“国禁”一类的法令，以至于徐霞客在武当山上琼台观向道士讨要榔梅果时，道士先是“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有前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8］53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管理武当山法令的严苛。徐学谟在嘉靖年间曾巡抚郧阳，三上武当。当他在西神道五龙宫附近看到环山森林茂密，极目远眺也望不到边际时，“乃知二百年樵苏所不及，故生植畅遂如此。”［12］54原来自明初洪武皇帝对武当山实行封山育林政策起，二百多年无人敢于进武当山砍伐山林。政令严明而生态环境得以保护，这对于我们今人说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有益的启示。 　　武当山自古就是一座道教名山，地位仅次于四川的青城山和江西的龙虎山。自汉代道教兴起以后，武当山就有道士修道养真，魏晋以后渐隆。以致到了明代，武当山的全真道派正式形成。明人游记中有不少关于道士自魏晋以来在武当山修炼、做道场、学辟谷术等记载，并且把道士们在山岩上建造住所的情况描绘得惟妙惟肖。如陆铨在《武当游记》中就极为生动而传神地描述了道士依山构居、登悬梯进入岩洞的情形：“予停舆仰视之，但见壁岩千仞。中有一洞，洞中架木牵竹，隐隐有户牖，若蜂房燕巢然。以铁绳双垂于地，贯以横木，相间以度。予乃命道士试登之，即挽绳履下，伸缩以上，绳虚飘动，傍观胆落。比道士至洞口，面下而呼曰：‘道士已至洞口矣。’声微形短，恍惚若仙。”［12］64另外，每有朝廷命官前来武当山朝拜游览，道士们都要吹奏仙乐，小跑迎接。这在明人多篇游记当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道士敬畏朝廷，且礼数有加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同西方不同，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是皇权大于神权，朝廷和地方官均对宗教实行严格的管理，当然宗教组织也就必然要对朝廷和地方官府俯首帖耳，不敢凌驾于王权之上了。 　　上面仅举数例，窥一斑而见全豹，从几个方面足以说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内容的确十分宏富，信息量极大，值得我们条分缕析，加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这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容当随后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在相关的文章中分述之。 　　从写作角度看，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可资借鉴的地方尤多。从写作风格上说，有的长于叙述与描写，虽有游山的感受，但笔力简约；有的则长于议论，通篇感悟的文字较多，写景则几笔带过。比如朱思本的《登武当大顶记》、袁中道的《游太和记》、谭元春的《游玄岳记》、杨鹤的《嵾话》等即属前者，而陈文烛的《游太和山记》则通篇大段文字都是议论性的，即或偶有记叙的文字，也大多是有关人文方面的事迹。王世贞在专门描写南岩北下青羊涧中的景象时就采用了摹状、摹声等技法：“沿涧而下至青羊桥，石亦奇诡百状，水益壮，嘈嘈若笙镛之乍奏而自律也。下流方崖，陡上无际，水乃从其趾穿度矣。”［12］27谭元春在观览了武当山天柱峰的盛大气象后，曾心存遗憾地慨叹道：“水犹不满人意。”意思是说，武当山的山美我看到了，而水美却未能领略。与他同行的僧人建议他下蜡烛峰，到下琼台观后入山涧去看水。到了那里，作者被眼前水石相搏的画面惊呆了：“始入涧，山束为峡，水穿其腹。石伏者为底，竖者为堟；大者为激，最大者为分湍；石少者为衍，多者为甃；石不胜水者，狭为沟，宽为塘；水石并胜，则狭声急，宽声远；长石为桥，方石为水中台，圆石为座；值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亦赖之为桥。水趋左，人傍右岭行；水忽趋右，人从石穿左。水分为二道，则人踏水声，相石之可过者托履焉。心在水声者，常失足；视在水声者，常失听；心视俱在水声者，常失山。恐其失也，常坐石两崖望。……而两崖山断复合、开复收、削复平者，树层层翠，水光中妙，高夹立画鸡，惊飞自山半，亦思返。”［12］96这段文字，作者把水中大小形制各异的石头分隔涧水，与水相互作用，以及人在两山崖间涧水两侧携趣而行、情怡自得的情景生动逼真地再现给了读者，引起了读者的共鸣，收到了身临其境、与作者同赏共乐的艺术效果。 　　为了出神入化地描摹武当山水，许多游记的作者都十分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夸张、比拟、排比、对偶、对比、映衬、摹绘等修辞方式。单就比拟而言，袁中道赞美武当山是“美丈夫”［12］53，而杨鹤则赞美武当山是“倾城一顾，百媚横生”的“绝代佳人”［12］132，真可谓是拍案称绝的神来之笔。此外，侧面描写，多角度换位，动静结合，营造意境，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紧密结合等表现手法，也在不少游记作品中应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则屡屡被许多作者所使用，并且达到了物我一体、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例如谭元春在《游玄岳记》中这样写道：“过系马峰，忽一岩奇甚，连延数处，怪石与树与草与涧若一心一手，彼隙则此充之。……岩未穷，即为仁威观。有落叶数十片，背正红，点桥前小池，若朱鱼乘空。过观十余里，桃李与映山红盛开如春；接叶浓阴，行人渴而憩如夏；虫切切作促织吟，红叶委地如秋；老槐古木，铁干虬蜷，叶不能即发如冬。深山密径，真莫定其四时。”［12］90~91这段文字极其优美，表现手法也瑰奇多变。首先作者视树、草、涧为一体，相互补充，相互倚靠。接下来，作者又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仁威观的秋叶和池水。那些“背正红”的落叶，落入桥前水池，飘忽水上，红绿交汇，动静结合，比喻极为奇特新颖且又恰如其分，把寻常的秋叶人格化了，“仙”化了。过了仁威观，迎面而来的是步移景换，忽而山花盛开、烂漫无比如春天，忽而密叶蔽天、渴饮小憩如夏天，忽而切切虫吟、红叶委地如秋天，忽而古木虬蜷、叶不再长出如冬天来临，四时景物，集于一处。作者想像奇特，把美轮美奂的武当山自然景物与人的心灵感受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出了物我一体、难分彼此的意境。其实，“中国人欣赏景物，认为最高境界就是人与自然的融合。”［2］85因此我们可以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对武当山自然景物的描绘本身就具有令人神往的审美情趣和价值。 　　 　　五 　　 　　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通力合作，付出艰辛的努力和艰苦的劳动，并辅之以科学的规划和方法才能完成。为此，我们特对该项研究工作提出如下的一些原则、方法和建议，以供有志于此项研究工作的同仁参考。 　　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初步设想了以下几条： 　　1.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我们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从古人的作品中窥求对今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借鉴意义的信息，顺手拈来，为我所用。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理，不注重从古代文献，特别是不注重从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寻找宝藏，就不会把武当山旅游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事情办好。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应该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中存在着许多精华和闪光点，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兼之游记写作者的个人认识和学力水准各异，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一些不健康甚至是有害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慧眼识珠，披沙拣金，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2.源流并重，突出重点。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从产生到发展，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各个朝代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又不尽平衡。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发展脉络，即何时产生的，历代游记文学作品又呈现着怎样的特点和联系，力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即历时的层面，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发展主线。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避免平均使用气力，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有所收获，有所建树。比如明代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优势，我们就应该紧紧抓住这一共时的层面，多下些工夫，争取多出些成果。再如有的人长于记叙，有的人长于议论，我们就应该在前者身上多做些文章，因为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关系密切。 　　3.稳进戒躁，努力开掘。研究工作本身是艰苦而枯燥的，需要有耐性，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特别是武当山游记文学涉及的发展时限较长，作家作品数量又多，加上作品的内容又十分庞杂，需要我们切忌轻浮急躁，既不能因为有了一点点表面上的粗放的研究成果而沾沾自喜，也不能因为存在一定困难而缩手缩脚。我们应该有那么一股钻劲儿，努力深入进去，去发现和发掘更为精彩的东西。比如古代武当山的生态环境较好，为何那样好？历朝历代有哪些法令来做保证？又有哪些得力的措施值得今人借鉴？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深入地探讨。 　　4.比勘参证，求真务确。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反映了许多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且受个人因素所限，有些信息需要我们要慎重对待。就是说，不能以某个人的一家之言定是非，下结论，而要旁征博引，比勘其他我们所能搜集到的古代文献资料，参核印证，以求得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怕麻烦、图省事、走捷径和耍小聪明的做法都是不可取且又十分有害的。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要对人民负责。 　　5.分工协作，互通情报。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内容博大精深，数量又多，且涉及的学科领域又十分广泛，单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每个研究者的学识又存在差异。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出科学的分工；另一方面，研究者之间又要互通情报，不要保守。宜适时地、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搜集到的于别人有用、与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似无多大关系的文献资料提供出来，做到资源共享，互助互利。我们的每一位研究工作者似应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体的智慧是广大的。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多方搜集资料，力争求全责备。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未见哪一位古人辑录成册，仅见的今人整理成果也不甚完备。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作品均散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湖广通志》、《襄阳府志》、《太和山志》、《武当山志》等专书以及许多文人的个人文集当中。前者尚为好办，到大图书馆、档案馆或地方志工作机构或可查到，而后者即历代文人个人文集却需要多方查找、搜集才能遂愿。而尽可能将资料搜集齐全，乃是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和结论下得科学可靠的必备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要能吃得辛苦，在资料搜集上下大工夫。2.进行实地查证，亲身领略感悟。为了求得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寻觅古人的游踪，体悟古人的胸臆，对研究工作说来是必要的一环。因此，在研究工作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亲自深入武当山，进行实地考察。武当山现存大量明代以来的文物古迹，自然风貌古往今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接近武当，接近自然，就更能增强亲近感，获取第一手资料和印象，充分体察和领悟古人的思想和神韵。 　　3.专题专文结合，争取多有突破。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可以从专题研究入手，即从众多作品当中归结出古代武当山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法律、宗教、哲学、语言学、写作、美学等若干专题，分门别类，深入探讨；也可以从某一位作者或某一篇文章入手，进行横向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力求理清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发生、发展的线索，描画出其成长壮大的历程，总结出文学创作的宝贵经验。总之，要研究的领域很广，东西很多，需要我们开动脑筋，拓宽视野，做好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研究这篇大文章。 　　4.博采众家之长，融会多门知识。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武当山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文献考据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写作学、美学、人类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来丰富和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以便使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求得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前瞻性。此外，我们也不能囿于一己之见，还要广泛搜寻和借鉴今人有关古代武当山游记文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站在别人的肩上，要知己知彼，博采众长，方能得出稳妥而确实的研究结论，取得丰硕而可观的研究成果。 　　

摘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胡适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胡适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吴晗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吴晗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空间转向”不仅波及建筑、地理、城市规划等传统空间的“本行”领域，而且迅速向哲学和文学领域蔓延。空间、地方、绘图等问题占据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前沿。现有的研究已涉及文学空间的许多方面，但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学界作出系统讨论与理论建构，如文学空间有何特点、如何界定、其构成要素有哪些等。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有关学者。对传统进行改造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角度出发，深刻论述了“空间转向”问题。在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龙迪勇看来，米歇尔·福柯、加斯东·巴什拉、列斐伏尔、丹尼尔·贝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戴维·哈维等学者，推进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改造。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刘进表示，在“空间转向”趋势中，空间突出地成为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交汇的异质性场所，当代西方空间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发掘这种异质性空间下的力量较量，空间也就成了当代语境下理论实现批判功能的新平台。文学空间是一种由作者、文本、读者共同参与的，以文字为媒介的想象性、艺术化建构。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方英表示，文学空间是各种关系的集合与互动，既是一个充满粒子的“场”，又是由粒子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域”。文学空间是建构性的，是语言建构、文化建构与心理建构的结果，也是对关系的建构。认识文学空间的关系性与建构性，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学空间与其他艺术空间的异同。为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方法随着文学的“空间转向”，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会有意识地从“空间”视角观察问题，从而发现被传统研究忽视的领域，并开辟出新的研究方向。龙迪勇介绍称，“叙事”中的“空间维度”得到关注之后，不仅避免了以往的叙事学研究仅从时间层面考察叙事现象的单一化弊端，而且促成了“空间叙事学”这门新学科的诞生。近些年备受关注的“文学地理学”“文学地图学”等新学科，也是在文学空间转向趋势下产生的。“空间转向”改变了传统理论中文学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刘进表示，文学空间不再是对某种固定空间之中时间演绎（时间或情感）的模仿、再现或表现，文学本身成为社会现实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转向”为理解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观念提供了独特视角。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扬对记者表示，文学的空间转向给文学批评带来新变化和新态势。方英认为，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研究者增强了“空间性”思维方式和看待文学的“空间性自觉”，进而能对经典文本作出新解读。由此，可衍生出文学研究新领域。例如，空间视角下关于某个文学话题、某部作品、某位作家、某个流派或思潮的研究；以空间为切入点对某个文类（旅行叙事、乌托邦小说、城市文学）的研究；关于空间与其他文学元素（时间、人物、叙述者、视角或聚焦、主题、意识形态等）关系的研究。从空间维度观照文学理论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图像以“仿象”或“拟象”形式，虚拟出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这也是文学空间转向应该关注的问题。龙迪勇表示，空间叙事学必须对虚拟的“超真实”世界作出全面、深入的剖析，提出恰切的理论观点，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以分析并解决日益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时，应探讨传统文艺理论中被视为“空间艺术”的图像叙事问题。在“空间转向”背景下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可以从空间视角或空间维度观照文学理论中的老问题。开展“空间批评”已成为可能。陆扬表示，“空间批评”以广义上的空间作为对象展开跨学科批评。文学批评与空间理论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文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联姻。一旦将认知地理学和空间政治学的视角引入文学批评，文学和批评叙事有望描绘出由表及里的“人文认知地图”。在文学空间批评中，“空间性”是关键概念，它既是研究视角，也是问题域的核心。方英认为，应当提倡一种聚焦空间性的研究，从“空间性”入手推动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系统探究空间元素与文学研究中某些核心问题的关系；以“绘制空间性”为视角，审视和梳理最近国内呈井喷式涌现的与空间、地方、地理等问题相关的文学研究；可以通过区分文学世界中的不同空间类型、从空间性角度研究权力关系、绘制空间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图、探究空间与存在的关系这四个方面，探讨空间批评的理论问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明海英【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资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自1980年代兴起“方法热”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如叙事学、结构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为研究者打开了进入文学世界的另一扇窗，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并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利与弊总是相生而存，过于热闹的方法热，也容易导致现代文学研究的眼花缭乱和求新急切的空疏学风：不重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而是忙于用各种时髦理论阐释现代文学的诸多命题，也产生了一些主观臆断之论。 　　在西方理论方兴未艾之时，已有学者意识到史料的重要性，呼吁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而始终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增砖添瓦的解志熙，也认为现代文学虽不算久远，但已成为一段有起止时间，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历史对象，理应给予更加客观、全面的审视，不仅要重视史料，还要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针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解志熙還提出现代文学研究应加强“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而不是一味追求批评性的激情、当代性的兴趣和主体性的发挥”当然，他更希望研究者能做到两者互补，让现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观性的批评激情和客观性的学术规范之间达至某种合理的均衡。 　　作为一位颇具学术个性的学者，解志熙始终保持着对史料的重视和对传统学术方法的钟情。当很多同行开始尝试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跳出现代文学领域进入更广阔的学术天地时，他却紧步为现代史料学奠基的前辈樊骏、马良春、孙玉石、刘增杰等学人的后尘，在现代文学这块领地内辛勤耕耘，先是把传统文献学的“校注”吸收转化为批评性的“校读”，用于现代文学文献的考辨、校注和批评；后又提出并践行了“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的研究模式，把作家、作品及其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综合起来，进行叙述和透析。由于这两种方法或路径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且与中国传统治学理念密切相关，因此，具有了典型的史学品格。 　　虽然解志熙早期的专著《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和《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无不受惠于西方文论，但他重视史料和传统治学方法则一以贯之。在这两本专著中，解志熙以史家的眼光追根溯源，考察存在主义和唯美-颓废思想的兴起、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变形，深入分析了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周详的考证和文本细读，证实了这些思潮不仅在中国确实存在，且何以会存在的命题。论者在考察其渊源流变时，尽量用当时的原始报刊说话，让史料自动“现形”，不仅反映出他扎实的西方理论学养，还彰显出“博通古今，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方法在其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刻烙印。 　　在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主导学者批评与研究思维的是“作家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受此影响，作家和作品研究往往成为一种静态的观照和封闭的分析，忽略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关联，只剩下孤零零的纯文本解读。针对这种研究模式的不足，解志熙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路径——“文学行为叙论”。“叙论”顾名思义，是对研究对象的叙述兼评论，论者不再囿于单纯的文本解析，而是钩沉与作家作品相关的大量史料作一综合评析。而“叙论”作为一种论说方式，同样彰显出古典化的史学品格。如论者为1940年代出现的“知性散文”命名，融合时代特征及作家的个人经验分析这一文体的渊源由来和美学特质，及其代表作家的文风特点，并结合现代散文的发展流变，揭示出1940年代的知性散文对于矫正1930年代杂文的峻急、情调散文的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轻薄不无裨益。通脱、风趣的知性散文，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艺术天地，又深化了散文的思想境界，此一叙论可谓在史料钩沉、梳理的基础上，填补了现代散文发展链条的某些空白，别开生面。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来的发展特点，分析其研究状况，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有利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创新中积累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在经典中寻找方向，在传统中汲取力量，在创新中积累经验，在回归中实现超越。从宏观发展趋势看，这种研究呈现回归经典的历史趋势、中华文学的观念建构、文献整理的时代特色和理论研究的强势回归等特征。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总结道，古代文学研究不断努力创新研究方法，实现了学术空间转向。从单纯的注重时间转为时空并重，既注重学术研究中的时代特点，也注重地域特点。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廖群谈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古代文学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倾向，除了传统的文献考据学、二重证据法以外，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叙事学等也都被广泛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机遇与挑战并存“70年来，古代文学研究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总体而言已经取得了相当辉煌的研究成果。”廖群举例说，相关学科，比如文艺学、考古学等，也在理论建树和新材料发现等方面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此外，国家以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般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方式，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也给予了古代文学研究极大支持，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在解决古代文学疑难问题方面有所突破，正是当今古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英国和日本传入的，主要是欧洲19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现在使用的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四分法，也是西方的分类方法。诗、文、小说、戏曲都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汉语概念，这些概念与西方概念未必完全等同。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概念体系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可能以中国传统中的意义来理解西方的概念。另一个问题是易用西方的概念重新编织中国文学的材料和传统。这两个问题几乎同时存在，应该特别予以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代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比较好的机遇。曾大兴谈到，第一次机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重视古代文学的普及，一些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除了研究，还做了大量普及工作，像《诗经选》《乐府诗选》《宋诗选注》等都是以钱锺书为代表的老一批学者发起编纂的。第二次机遇是改革开放让研究视角变得多样化，这为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三次机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非常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近年来，新的文献学理论已经呼之欲出。徐建委表示，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追求的是正误、早晚、真伪等基本的知识性判断，而并没有在校勘之外缀合知识的碎片，发现那些埋藏在文本深处的问题。而这才应是当下文本研究所追寻的“猎物”。文本研究的新思维促成了文献学研究由知识型向理论型的转化。这就需要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方法论，重建研究的概念体系。只有在方法论更新之后，才能够重新定义符合中国本土文献情况的“文学”“作家”“作品”等基本概念，并重新界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标，甚至重新书写新概念体系下的文学史。另外，还可以推进中国古典研究与全球人文学科前沿研究相互融合，拓展全新的研究视野与方法，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置于全球古代文明研究的大舞台中，赋予古典研究以全新的当代价值。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口头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表示，任何一个民族，在学会书写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口语时代，那个时候的文学唯凭口耳相传。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基于口头文学的再创造。即使在文字产生以后，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仍是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活力源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次文体变革，都离不开民间文学的滋养，每一种新文体，最初都是兴起于民间。了解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不仅有利于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还能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曾大兴建议，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首先要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实学传统，同时不断创新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同时，要进一步了解国情，了解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和现实服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论文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思想情感　语言【论文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的文学。本文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并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展望。 　　中国现当代文学通过现代社会和人的意识情感的加入，来改变中国古典文学造成的封闭和隔绝， 使文学在内容和表达上与当代中国人的实际有更多的联系和契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过程中， 在一种无孔不入的话语的渗透之下， 一些像“全球化” 之类的词语， 成了神圣的词语， 只要说出来就具有天然合法性， 而不论其所指何物。与此同时， 一些诸如“革命”、“救亡” 之类的词语， 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说出来就成了天然的“非法”， 甚至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在当下的语境中， “纯文学”、“新时期文学”、“先锋文学” 等成了人见人爱的时髦话语， 而“十七年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底层写作” 等则成了人见人怕的危险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究竟如何发展变化， 又处在何种现状呢？　　　　一、 现当代文学研究目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时期。在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 文学队伍主要是由两代作家构成， 一代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 他们大部分是在1957 年的“反右” 运动中遭到不公的批判和打击， 并在社会底层度过了一段苦难日子， 他们的创作里充满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干预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另一代是在“文革” 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其中大多数人曾在“上山下乡” 中感受了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因此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从农村经验中汲取创作素材， 由最初的知青题材到稍后的寻根文学， 呈现出新的民间化创作趋向。两代作家们胸中涌动着知识分子新生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与自信， 他们在揭露社会弊病的同时，把希望寄托于批判的社会效果， 在这种希望之中正滋生着已经消失了近三十年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这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创新精神和活跃气氛。　　而今天的当代中国作家， 一部分忙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 期望以此来奠定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另一部分则忙于追逐市场。由于读者的欣赏情趣和阅读趋向主导了市场， 市场又左右着作家的文学创作， 导致现在的文学市场化、快餐化、娱乐化、庸俗化、视觉化倾向。在现当代文学中， 以两种文学思想表现最为突出。　　（1） 精神溃败。在这种精神溃败之中， 有的作者干脆放弃信仰， 放弃寻找精神出路的企图。如余华就在《活者》中传达了“活着就是一切， 活着就是胜利”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正如余杰所说， 只有肉体的“活着” 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2） 性文学进入文坛。90 年代末期， 性文学卷土重来进入了中国文坛， 在这些描写性的文学中声势最响的是贾平凹的《废都》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它们都描写了男人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　　二、 现当代文学存在“现状批评” 现象　　现状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具诱惑力的部分， 变化无穷的文学现象和不断推出的新人和作品， 既联系着社会生活、文化思潮的搏动， 又提供了不重复的新鲜刺激，批评的创造性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最为活跃。因此， 许多人把当代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 画上等号。这一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它可能迟滞了对“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 的研究， 以至于这三十年的文学已从一些人的研究视野中消失。这些部分文学研究， 往往构成现当代文学研究最脆弱的环节。很显然， 这三十年的文学创作总体水准的普遍性缺陷， 是难以吸引更多注意力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这一曲折的文学进程， 又蕴含着某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问题和矛盾， 这涉及现代文学传统、作家精神结构、现代文学艺术形态等。　　　　三、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的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面临文学边界的扩大和文化研究的开拓， 文学本体认知有较大的深入和改变。学术空间的拥挤和学者的浮泛， 以及整体社会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内在系统呈现了一种“读图”、“复制” 和学术时尚、普及的异化现象。现当代文学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模式化的套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方面是热闹非凡， 成果数量迅速攀升， 另一方面学术深度影响和实用价值范围甚小。张爱玲、徐志摩、沈从文， 以及现代女作家等， 一直成为出版社出书的热门和研究者首选的课题。但是， 对这些作家的研究真正有创新性和学术突破的并不多有。近年来一大批试图走学术和大众阅读相结合路子的“文化快餐”， 却在“高校” 被视为学术成果。还有文学的传播与期刊、翻译、出版、教育等较多的亚文学研究选题， 呈现出文学史研究新的转变。　　四、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展望　　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 笔者对其有以下几点期望。第一， 在中国文学的叙述话语中， 期望出现更多能够穿透生命、穿透心灵的语言。第二， 期望中国作家抛弃世俗功利意识、超越平庸， 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 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 找到苦难的根源， 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第三， 期望在中国文坛看到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给人们带来新奇的刺穿灵魂的力量的大作品， 期望中国文学真正走向我们渴盼已久的辉煌。

日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在京成立，标志着网络文学学科建设迈出一大步。“适逢其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赞，“以前大部分网络文学研究是个人化的，不成系统，不成建制。而研究室的成立，意味着网络文学研究进入了国家学术机构的视野，相信今后会有很多新气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编制该所“十四五”发展规划时，专门提到要担当起推动网络文学学科发展、加强监督管理、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促成跨学科跨项目联动等任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网络文学研究室的成立，符合当下文学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网络文学学科建设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更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感慨，研究室将推出一批优秀成果，努力成为国家层面在网络文学发展和管理方面的重要学术参考，助推网络文学繁荣健康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听到网络文学研究室成立，安徽大学教授周志雄为之一振。十几年前，他刚研究网络文学时，有人讥笑他“不务正业”。后来，随着网络文学不断壮大，人们也改变了看法。“现在很多人跟我说，你选择了一个好方向。”周志雄说。20多年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和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有评论认为网络文学的崛起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第二次起航”“跨世纪的大转折”“中国文学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55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2253万，占网民整体的53.2%；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35亿，较2018年年底增长2527万，占手机网民的51.4%。“实践证明，网络文学在传统的当代文学体制之外锻造了另一种类型的主流文学，不但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还超越了研究界惯常所理解的‘文学’范畴，深入到当代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成为一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学现象。”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丁国旗说。伴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网络文学评论研究也得到切实重视，评论队伍继续壮大，研究阵地持续扩充。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纷纷成立网络文学研究中心，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部等也将重点课题给予网络文学研究项目。“在我看来，网络文学研究是需要单独成立学科的。即使不单列，也应该是当代文学学科中的主体内容。”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邵燕君告诉记者，北京大学成立了网络文学研究中心这个虚体机构，虽然可以授课招生，但不是一个单独的教研室，在学科建制等方面较难有大的突破。网络作家齐橙也深有感触：“网络文学很早就进入了学术场，很多高校也成立了网络文学研究机构，但是网络文学研究整体偏弱，甚至在不少人眼里，网络文学研究仍然是另类，这显然跟网络文学的发展实际不匹配。它需要有一个权威的研究机构去带动和引领。”发展网络文学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到“网络作家”，“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并要求“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发布，专门提出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网络演出、网络动漫等新兴文艺类型繁荣有序发展”。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指出，在自媒体发达、网络舆情复杂的新形势下，网络文学不仅是一个“网络”抑或“文学”问题，更关系我们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建设，关系国家文化战略、网络话语权和新媒体阵地管理，关系大众文化消费、国民阅读和青少年成长，甚至关系文化软实力打造和国家形象传播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与当今时代的文学风尚、文化引领和价值导向密切相关。白烨也认为，网络文学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吮吸各种营养促使自身健康成长，也理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网络作家何常在深耕网络小说多年，深知网络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他告诉记者：“网络文学已颇具规模，但作品良莠不齐，还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精品化和主流化是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在这样的关键阶段，更权威的理论研究、更高层次的创作指导就至关重要。”基于网络文学发展的蓬勃态势，基于网络文学在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网络文学研究室应运而生，肩负起推进学科建设的重任。刘跃进表示，网络文学研究室不仅仅限于对网络文学发展趋势的关注与分析，更重要的是集中研究力量，寻找新的研究话语，以符合网络文学本身的特质，发现网络文学的内在驱动力与发展潜力，同时对网络文学的管理、规范与推动，发出自己的批评声音，提出自己的理论方法，让文学研究可以更贴切、更深入地因应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凸显网络文学“中国现象”和数字时代“中国经验”近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研讨会”线上召开，会内会外人士纷纷为研究室的发展建言献策。——网络文学发展，亟待建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以传统文学评价标准对待网络文学的研究路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征兆。如果将西方文艺理论全盘照抄，按照西方文艺理论的模式制定一套衡量网络文学价值的理论模式，就会丧失理论的鲜活性、现实性与在地性。”欧阳友权提出，建构科学的评价标准，才能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规范。周志雄认为，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应系统地考评网络文学，应有相应的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审美维度、文化维度、技术维度、接受维度、市场维度，既要注重评价的有效性和通约性，又要能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网络文学的发展。“相对于传统出版，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和传播模式产生了重大变革，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管理模式，如果采用传统出版一样的管理方法，难免‘削足适履’。”作为网络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晋江文学城总裁刘旭东认为，研究室可以通过专题研究，让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模式被理解与认同，甚至颠覆一些我们习惯认为“正确”的老观念。——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批评不能缺位。“中国网络媒介文化生产场和网络文学生产场已经形成，它们具有不同于印刷文化场和印刷文学场的生产方式、运作法则、资本类型、要素间的位置关系等。一些专业批评家仍缺乏这样的认知，习惯使用印刷文学观念、评价标准、批评方法。”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单小曦说。单小曦建议，网络文学批评家应转变观念，走进中国网络文学现场，进入网络媒介场和网络文学范式。同时，要熟悉网络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规范和网络文化语言以及了解网络文学类型，确定网络文学理念。深化网络文学研究，还应凸显网络文学“中国现象”和数字时代的“中国经验”。王帅杰看到研究室成立消息时，眼前一亮。作为具有10年阅读经历的资深读者，他平时密切关注网络文学发展的新动向。“批评和创作相互砥砺，才能不断产生好的作品，现在太缺好的批评文章了，希望网络文学研究室能把这个短板补上。”——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方法需要创新融合。“当前网络文学批评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就网络看网络。”在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发有看来，网络文学研究应当具备一种融合互动的学术视野。从社会学、文化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中汲取营养，拓展学术视野。邵燕君提到，在过往的网络文学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受当代文学学科传统的制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显得比较传统，对整个数字人文的转向也较为迟钝。在未来的网络文学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引入数字人文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与把握，不能只盯住网络，而忽略了文学。”白烨期待，网络文学作为文学的一种，应该在适应市场性中保持艺术性，在图求趣味性中生发思想性，为社会发展增光添色。来源 光明网编辑 胡桅可

傅璇琮先生（左）与刘学锴先生（右）合影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李商隐诗歌研究》 图片由刘学锴先生提供扫一扫，更精彩【文学访谈】开栏的话文学当有益于人生。古代文学，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学问，所谓“开卷有益”。如何将形而上的学问落实到广袤的人生中来，正是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孔子说：“告诸往而知来者。”文学研究更重传承。历来重要的注疏版本无不是对过去一段长时期内注疏成果的总结、继承与创新，现代学术规范下的文学研究亦是。此即文化“返本”与“开新”之理。为此，我们特辟《文学访谈》栏目，邀请学界的知名学者接受采访，一则为指明过去和现有学术之足与不足，二则为在现实基础上分析与展望未来学术可作为之领域、方法及视野，三则为引导与解决青年学者在学术人生进路中之困惑和迷茫。本期我们访谈的对象是安徽师范大学刘学锴教授。刘先生曾在北大中文系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至安徽师大工作。著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唐诗选注评鉴》等。记者：今天的采访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唐诗研究之路”，主要谈您的治学情况。第二部分是“学术人生随想”，主要谈您对当下学生读书的建议和对研究现状的认识，以及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人生中的作用和意义。唐诗研究之路记者：首先，能否谈谈您是怎样走上唐诗研究之路的？刘学锴：当时林庚先生让我写学年论文，题目都给我选好了，就写陈子昂，我也根据老师安排，看了陈子昂等人的作品。后来，林先生讲盛唐气象，让我读《全唐诗》，统计各个时期题材的分布情况。我就趁这个时候，把《全唐诗》看了一遍。记者：那您为什么主攻李商隐研究呢？刘学锴：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大约是1975年，出版社的副主任带人来学校，希望我们编李商隐诗选，因为其他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诗人都有诗选了。这就是我研究李商隐的缘起。跟我合作的余恕诚先生，他的重点是搞整个唐诗研究，但我耽误时间太久，年龄又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就很无奈地压缩战线，把它压缩到这么一个很狭小的阵地上。但是真正看了那些注文和材料后，从观点到材料到作家的生平，到作家的作品的系年，这里面问题还是很多，尽管唐代诗人里除了李杜韩柳以外，研究最多的就是李商隐。所以我当时就想先做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因为说法太多而且互相矛盾，有的非常离奇，走火入魔的也有。正好我1979到1981两年没有课，在这之前一些基本的材料都搜全了，就把初稿写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字，然后请余先生一篇一篇看，看时用铅笔在上面做一些记号，我们两个再分头来干。1983年递交的稿子，到1988年年底才出来，等我拿到书已经是1989年了。记者：那李商隐是您最喜爱的诗人吗？刘学锴：从喜爱来讲，我受林庚先生影响比较深。他喜欢盛唐诗，连李杜二人也是喜欢李白甚于杜甫。我当然也喜欢盛唐诗，以前甚至也想搞王昌龄集的校注，但已经把李商隐的诗集整理出来了，那时年龄又大了一些，无可奈何，只好缩小战线、不及其余，继续从事李商隐的研究了。李商隐的诗歌集解出来以后，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像江乡赠刘蕡诗这样的疑案，从岑仲勉先生提出疑问以后，一直没有解决，又极大地牵涉诗文编年和阐释的相关内容，所以我研究的兴趣也就比较大了。而且以往有人特别是明代人喜欢贬低李商隐，认为他的作品非常隐僻，隐僻到好像不能读懂，我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不能要求好的作品都是那种一读就能懂的。像无题诗，并不是很难懂，前后次序调一下关系也不大，但是从文字上来讲，用典并不是很多。当时正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过去李商隐的地位被压得很低，但事实上，他的诗不仅艺术特色鲜明，而且传统题材每个方面都有传世之作、一流之作。对这样的作家作品重新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之后，我又把已经收集好的材料请余恕诚先生看，整理成资料汇编，后来又独立完成了李商隐文的编年校注，收获也很大。原来我以为只要注疏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为此我已经发了不少文章了，因为借助诗和资料汇编还有文的校注，写起来相对比较容易。最后李商隐的传论只写了两年，后来正好流行写接受史，我就把这方面的内容也写完了。记者：您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没有一些总结呢？刘学锴：我肯定是那种最保守、最没有新意的。林先生确实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从本科起就经常去向他请教，每次他就点起一根烟侃侃而谈，谈他对作品的感受，这方面我受林先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像《唐诗选注评鉴》，在高校是不能拿去评职称的，也不算任何科研成果，但只要初学的人读了之后觉得有些收获，那么我就感到很满意了。我之所以没有采取评点式的方式，是因为那样的要求比较高。古代真正精彩的评点，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你要消化的话，就是一大篇文章。“神韵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采取的是比较老实的方法——有一点感受，我就随文书写，看到一个地方写得还不错，我就加点文采多讲几句。学术人生随想记者：您是知名教授，带过很多学生。当年北大名师会聚，您就是跟着这些老师学习的。从求学的自身经历和教授学生的角度来说，您认为一个学生应该怎样读书呢？刘学锴：这个问题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就很难回答了，因为我耽误了近20年。《文学评论》上刊发了一篇张伯伟教授写的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他把上世纪90年代作为分界点，把这70年分成了两个时期，这一点我也很同意。我们虽然前后两个时期都在做研究，但整个路数基本上属于前一个时期。我们这一代人大体上都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专家，其实连专家也很难说，因为你搞的那些东西有一些到现在还不懂。所以90年代有博士学位以后成长起来的这批人，我们跟他们是没法相比的。他们读的书多，时间也多，各个方面条件也好，视野也宽，接触到的西方理论也比我们好。当然，现在也有对人比较约束的东西。我总觉得，对搞人文科学的人，不能像对自然科学的人那样管理。现在北大相对比较自由，他们还能搞代表作制度，其他很多学校都不允许，你不申请到像样的课题，你几年没有成果，那你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不好。人文科学需要积累。记者：确实，教育部门和各高校科研单位也在逐步改善现状。但是实际上作为现在的学生，通常会比较迷茫，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一个好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在这方面，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意见？刘学锴：这个题目太大了。现在跟过去时代不一样了，过去是讲书香门第，现在试问有几个书香门第？没有。因为过去的人学习的面本身就很窄，你就叫他读《十三经注疏》，他也不是没有条件，但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一直到考进大学，没有太多时间念书，所以书香门第的问题根本就不现实。即使进了大学从头读起，读通《十三经注疏》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保证活100岁而且80岁以后还能开花结果，这个没有人敢冒险。但是最精要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也缺乏，《十三经注疏》除外，《老子》《庄子》等书得了解的，这些篇幅也不大。这样源头性质的文献假如说你一点都不知道，那你搞任何一段的文学研究都很困难。我从1978年以后招研究生也有这个问题，阅读面仅盯着专业，比如我搞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就把这一段的背景翻一翻。我的学生邓小军算是读书读得最多的一个，作为他的老师，我读的书绝对没有他多。除了本方向的书，他还读了很多先秦的书，但是这样的学生绝迹了。另外，过去像我们这些人，不管其他方面条件怎么样，至少我对文学有兴趣，那时候搞文学也好搞理科也好，待遇都差不多，不存在收入悬殊的问题。但现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一样了，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比如我教的某届学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大学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把中文系当作第一志愿。不管自己是不是喜欢中文系，但他绝对不念中文系，他们现在从事的都是金融、经济方面的工作，这就是社会风气的变化。人文科学本来就要有很深的积累，像钱锺书那样的学者，现在基本没有了。记者：现在社会上偶尔也会泛起“一代不如一代”的声音，这种声音也从社会渗入学界，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刘学锴：不能那样要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同情况。能够卓然领衔于一个时代的学者，只能作为一种奢望。万一哪天有一个人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很有兴趣，而家庭环境又允许他这样全身心地去投入，也许会蹦出来这样的人物。多数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基础和爱好选定一个稍稍集中一点的领域，长期地去专攻，那样效果会好一点。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什么文章都能写，我一方面很佩服，一方面很奇怪，因为这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这几年的杂志我都自己自费订阅，但那种让人看了能够眼前一亮的文章很少。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涉及的面广了，不仅仅局限于古典文学本身，也不像过去只注重那一点点历史。文化社会学也好，文化的古典研究也好，面铺得很广，好像摊大饼，饼摊得很快，最后回不来了，中心那一点文学本身的东西却没有下功夫。古典文学研究就某个个别的人而言，可以有一些自己的侧重点，但整体来说，要以经典作家作品，一二流的作家作品为主。现在有些碎片化，有的对象毫无意义，也被翻出来研究。跟搞历史不一样，我到某个野外搞了一片秦砖汉瓦，可能搞出一些新成果来，但是文学作品假如本身是垃圾的话，那它就是垃圾，不可能变废为宝。现在研究生那么多，连本科生也要写毕业论文，又要求创新，只好写人家不屑于写，本身又毫无价值的东西。但这样搞下去，一个很显然的结果就是大作家大作品的研究这些年一直没多少进展。记者：您说的是。如果基础研究比较差，只在研究对象上作拓展，或是变换视角，这样的做法对整个研究来说不仅不是进步，反而是种退化。刘学锴：材料还是那些材料，解释还是那些解释，换一个角度就展示出一篇有创新性的文章了，这不是骗人嘛。我总觉得还是要从作品本身做起，无论是用老的评点的方式也好，用论述的办法也好，反正得把作品搞透，但是现在能够在这方面下功夫的人太少了。记者：现在社会上老是在谈论一个功利的问题，有些人对中文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觉得文学是无用的学问。能否请您谈谈，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您一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或者意义。刘学锴：2018年我回安徽师大参加校庆，经常有人问我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从北京跑到安徽去，一去就是四十年而且也不想回来，一个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目标。我可能还是想当大学老师，而且还是中文系的老师。我在搞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尽管有时候搞得非常累，因为搜集资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是心情是很愉快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喜欢，一边做学问一边欣赏，就像看戏一样，百看不厌。所以搞古典文学研究，特别像唐诗，至少我精神上很愉悦，从这方面讲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遗憾。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还是会搞文学。在学校工作时我有个习惯，每一年我会把所有知名文学杂志都翻一遍，挑好的文章来读。我觉得有了文学之后，人的生活要丰富很多，特别是读好的作品。我不主张文学过多地宣扬那些恶的丑的东西。我觉得人性无善恶，也可以说既有善又有恶，那么，现在花那么多力量来展示恶，是自己跟自己作对，把自己降为动物。那些东西能让人产生对社会的兴趣吗？不太可能。所以，我主张文学作品尽可能表现真善美的东西，那样的话人生过得才会有些亮色。（本报记者 刘剑 本报通讯员 冯轶群 张嘉宝）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壮大，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波涛汹涌的改革开放大潮和文化磨合思潮。政治的改革开放和文化的反思求索，激活并赋予社会文化多方面的潜力和动能，推动人文学科在不同文化资源滋养下快速发展。而政治、社会开放的引领，有力地推动了各个不同学科自律、开放的现代研究方向的生成。开放介入促学科发展自律在于，改革再启的人文新思潮，受西方现代文化驱引，各学科内部的自律意识越来越严。不同学科以多种途径、方式为自己学科立法，形成了不同条块的学术区域，学科划分越来越严，学科之间沟壑纵横。自律的学科体系营造了各学科独特的话语空间，建构起具有现代功能的学科向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亦是如此，40多年来，学科逐步生长壮大。而社会发展的动力无疑在于改革开放，与此相应，现当代文学发展动力也离不开学科开放。在自律内倾性的学科发展尺度上，现当代文学不断从其他学科吸纳有益资源，化成学科发展新动力。可以说，开放带来的学科交叉互动是本学科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维，借助其他学科视角反观乃至重构本学科，就具有学科边界拓展的新可能。现当代文学与美术学科的交叉互动，就是这种学科开放介入的一个例证。文学与美术本身有着审美乃至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新文学诞生的起点与美术息息相关，美术革命与文学革命基本同步，只是在学科自律发展道路上，现代美术与文学才渐行渐远。尽管这种分离有着学科自觉的价值，但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化语境中，电子传媒的发展、读图文化的盛行，都使以视觉为审美感官对象的美术学科不断扩展边界。那么，现当代文学难道不应该反过来审视原本属于自己羽翼之下的美术学科？难道不可以再度向美术学科开放？李徽昭著、2019年12月出版的《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一书，便是立足现当代文学学科自律视角，对美术学科进行多元开放的一次有益实践。　他者视角强化学科自律该书的论述对象看似是与文学没有关联的美术观念，是视觉感官层面的书画艺术，但作者恰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审美交汇点上，透视20世纪文学与美术交叉互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全书从宏观与微观、群体与个体等多维度寻觅现当代作家、文学与美术的多重关联，以审美现代性思维透视20世纪中国作家有关美术的论述，由此观照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的不同审美资源。比较突出的是，全书能结合现当代经典作家和文本，从中西古今不同层面对绘画留白等美术观念进行透视阐释，提出现当代小说留白艺术观，不仅丰富了现当代小说艺术，印证现当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也深化、强化了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自律性建设。学科自律意识使该书能够立足文学来扫描美术，由美术而回馈文学，形成一种他者化的审美视角，他者视角使该研究显示出相对自觉的学科自律意识。由该书可见，现当代作家在文学外还有着多重的文化贡献，他们关注、介入并论述了书画、木刻碑刻等中国传统美术类型。传统美术给予现当代作家不同的审美资源，现当代作家通过不同的美术思考与言说，不断更新审美意识，将之内化、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以此驱动新文学的审美创造。由此，现当代作家从文化精神、审美意识等角度阐发的美术观点、观念，与新文学观念及其实践形成了互为渗透与影响的多元关联，与文艺思潮构成审美意识共通而又有所差异的张力关系。作者认识到，现当代作家通过对美术（以中国书画等传统美术为核心）的介入、思考，推动了新文学的变革发展，既显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当代作家的内在影响，也可见现当代文学因传统美术审美意识介入而呈现的文化主体性，彰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文学美术联动拓宽学科边界值得关注的是，全书对作家书画艺术观念进行了他者化的审美扫描，这种扫描建立在多种研究方法开放式介入的技术创新上。作者以比较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特殊性，以系统观方法审视其普遍性，比较和系统观交叉介入，以此解读文学、美术的审美与文化特质，辨析作家美术观与文学观、语言思维与图像思维、审美意识与形式语言的联系与区别，探究文学、美术的交叉互动及影响关系。该书还运用图像学、美术史、思想史等有效的跨学科视野，解读与中国现当代作家及文学文本具体相关的美术作品，探究美术视觉图像主题、形式等与现当代作家及文学文本的内在关系，由此呈现出美术观念与文学变革及时代的多元关联。应该说，全书拓宽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边界。通过宏观视角对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的解读，审视了学科互动背后的思想文化观念与艺术本质，超越了以往那种纯粹文学本位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模式。在观照不同美术观念与文本基础上，挖掘美术观念与文学思潮、文本及作家关联性，建构起一种学科互动维度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方式。这种开放研究的他者化视野，映照出美术与作家及文学文本的多元关系，既深化美术关联的现当代文学审美认知，也呈现了文学、美术联动对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多元意义。该书践行的正是自律与开放交叉互动的学科意识。开放思维为学科建构提供了不同的探触点，在多维框架中建构起学科新意识，新意识生成便是学科自律的深化，也是学科的归宿。因此，没有学科开放视野，我们就难以发现传统书画、西方美术等在现当代作家艺术生活及其文本中的不同体现。不正视作家的美术面向，不审视这样一种对审美现代性有着叛逆性的审美反刍现象，也就难以发现现当代文学的另一面向，也势必影响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步健行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继凯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