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版面费

“用五十年前的作品叫做借鉴，用五十年内的叫做抄袭”，这是我们在进行文化创新时常常会说的一句话，至于他的正确与否自是不用我们操心，但是这也点出了一个现象，在中国，抄袭现象太过严重，不但抄文学作品、艺术设计，还抄内容形式，甚至直接照搬原作，虽然打着借鉴学习的旗号，可是一旦将这些内容搬进公众视野就不是简单的模仿了。最近热议的比如有电视剧《三生三世》原著被爆抄袭，白凯南《欢乐喜剧人》比赛作品抄袭石锤，淘宝带货博主薇娅照搬某国际大牌款式自诩原创，《跑男8》开录依旧是满满的“韩味”。创新乏力是每个行业都会面临的瓶颈，但这不应该成为盗用他人原创内容的借口。和《三生三世》类似的许多网络大热IP改编电视剧的出现，显示了剧本创作乏力的现象，好演员遍地都是，好剧本一本难求，有时遇到好剧本却只能眼看着流量明星插队，演员的创新乏力往往是不得已。也不排除市场饱和，作品繁盛的原因，几乎所有角度和类别都充斥着无数优秀作品，在当今时代想要做后起之秀也确实不容易。当年贾玲和白凯南组成双人搭档表演喜剧，以少有的“男女相声”出现在春晚舞台，自此两人为观众熟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贾玲成为“国民喜剧女神”，而白凯南依旧甩不掉“贾玲搭档”的标签，即便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没有个人作品，还是要去喜剧比赛节目中和新人争名次。比赛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要求在短时间内创作新作品同时完成舞台效果，也有人说白凯南“穷途末路”，无奈借用了笑果文化的作品，但还是止步十强，冒着极大的舆论压力还是失败了。和“带货一哥”李佳琪齐名的“带货一姐”薇娅，因为直接照搬国际品牌服装款式上了热搜，其实能够真正算得上原创服装的品牌少之又少，就连很多国际大牌也面临着创新乏力的压力，眼看着发布会来临，只能将之前的作品以“复古”之名搬上T台。但言语的遮蔽并不能掩饰真想，一旦犯了原则性问题，即便是积攒了几十年的口碑也会烟消云散。创新乏力的典型就是近些年的中国内地娱乐综艺，绝大多数都照搬海外节目形式，虽然购买了节目版权，可以照搬复制，但到底不是“国产”，不论怎样本土化它们依旧是舶来品，观众也难免将它们与原版比较，甚至对应明星个人，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收视目的，但却无关口碑和质量。不过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内地综艺，否定一切，总还是有《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这样的老牌节目坚持特色和内容创新，成为标杆。总体来说，症结还是在于人们的版权意识不够强烈，但不断涌现的侵权事件也让社会各方都对此重视了起来，观众们也越来越在意原创内容的真实度，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文创视域】近日，科技部发布了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名单，全国共有164家企业入选独角兽榜单，其中文化娱乐行业“独角兽”企业共有13家。成为“独角兽”企业，意味着公司在发展的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然而从崭露头角到“文化航母”，文化企业仍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这些“成长的烦恼”有哪些？如何精准补齐发展短板，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1.资金瓶颈：如何让“轻资产”不再随风飘荡【故事】时至今日，资金仍是困扰上海圣峰文化传媒集团创始人、董事总经理何俊的最大问题。何俊几年前就意识到公司要发展、业务要拓展，需要更多的人才、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可一段时间里，正规贷款盼不来，高利贷却来了。按照约定，圣峰文化一般需要3个月后，才能拿到客户的支付款。但演出合约一签下来就要向艺人支付合同款项的50%，正式演出前七天要付清余下的50%。由此，圣峰文化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从而导致自有资金紧张、业务发展受约束。然而这样的“轻资产”状况，企业又难免遭受“大金融”的冷待。“我们的业务虽然比较前卫，但融资需求还是希望走传统途径。”何俊告诉记者，融资的第一步比想象中更难迈出：怎么让银行“找上门”？又怎样让银行认可自己的实力？问题接踵而至。类似“做大做强”的故事，还有很多。在企业发展中，没有金融的坚实后盾，就难有新灵感、新动力的喷涌。可文创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微”“轻资产”，现实中常常遭遇传统金融机构的忽视。如何让“轻资产”不再随风飘荡？“文化+金融”要进一步产生共振和叠加效应，还需补齐哪些短板？凤凰书城里看书的读者。光明图片/视觉中国公开资料显示，在我国A股市场上，文化行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明显低于金融板块、制造业板块，甚至还低于农业板块。相比之下，美国仅传媒行业的上市公司市值，就超过了总市值的3%。就现状而言，我国文化产业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还十分有限，未来“文化+金融”领域会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在动漫游戏、网络文化、艺术品交易、出版、创意设计、文化装备等产业板块中，中小企业同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中小企业业务部总经理梁丽霓认为，它们不一定都会变为“独角兽”，但有可能成为细分领域的“大国工匠”“隐形冠军”。梁丽霓建议，作为“文化+金融”的有生力量，银行应当沉下心来支持“专、精、特、新”中小文创企业的发展，做实文创产业的“高原”基础。有了好的服务方式，还需有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更需要有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文化企业的机制保障。目前，在风险评估等方面，文创投资还面临不少“盲点”，这导致很多投资机构不愿出手、不敢出手。为激发投资文创的动力，上海设计了一条可行之路：重点打造总规模50亿元的文化产业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和总规模100亿元的众源母基金，发挥产业基金撬动放大的效应，充分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构建文创投融资体系。为深化“文化+金融”的跨界合作，业内人士建议，要大力发展文创产业的资产证券化，将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品牌价值、明星效应等作为基础资产，进行信用增级和证券化融资。这种新型融资方式，扭转了传统重抵押融资的理念，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打破“无形资产”“轻资产”评估难的现状，增强文化资产的流动性。2.创新意识瓶颈：产业扩展和整合能力怎样提升【案例】近日，江苏有线“基于TVOS的江苏有线智能机顶盒软件构架深度设计”项目荣获2017年度全国广播影视科技创新二等奖，是“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类”获奖项目中的首个TVOS项目，在全国所有TVOS获奖项目中排名第一。而这只是江苏有线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江苏有线在2015年成功上市，全面实现全省网络整合，在网用户超过2000万户，连续多次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然而，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环境千变万化，用户需求不断更新的大背景下，江苏有线正在用持续创新面对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基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为文化创意能力、产业扩展能力和产业整合能力等几个方面，而这些都离不开创新意识的驱动。”江苏有线董事长顾汉德表示，江苏有线正努力在体制创新、业态创新、技术创新、融合创新等方面做文章。文化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时空不可改变，思想却可穿越。江苏有线成图为浙江横店影视基地。光明图片/视觉中国功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解放，求新、求变、求突破、求创新的意识始终伴随着企业发展。业界专家指出，我国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营利模式单一、多元化经营占比少，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发营利模式、提升盈利能力，用融合发展思路助推企业做大做强。在江苏凤凰传媒集团，关于创新的探索和探讨也在进行。走进江苏凤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中心的一家24小时书店，温馨安静的环境引来诸多阅读者埋头书海。细细观来，这个定位为“新型文化阅读空间”的书店处处洋溢着创新的味道。书店负责人告诉记者，书店将打造为公共文化空间，为顾客提供演出信息、小型见面会、义演、活动售票等文化服务；同时，还以“创艺”“创作”“创客”为主线，不定期举办艺文、创意类沙龙。“书店提供的不仅仅是购书，还有休闲、聚会、娱乐等体验，将聚集有相同爱好的人群。”该负责人说。然而，在凤凰传媒集团的整体版图中，以实体书店为代表的传统出版、发行渠道等主业的运营却面临新媒体时代的冲击和压力。“在这样的中心区，如果我们不做书店，改做餐饮，可能收益率能高出好几成。但是作为文化企业，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品位和坚守。”江苏凤凰传媒集团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孙真福对记者说，而创新就意味着企业要通过多元经营来反哺主业、支撑主业发展。在创新发展中，凤凰传媒对手机游戏、网络游戏、影视制作和网络视频的跨界并购，加大投资合作力度，多维度延伸产业链，对整个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都有着不小的提振作用。3.人才瓶颈：高端创意人才缘何“凤毛麟角”【数据】有数据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文化创意类人才存在很大的缺口。据统计，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数为774.06万人，文化产业劳动力占比只有1.01%。与美国文化产业劳动力人数占8.26%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缺口很大。以北京为例，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千分之一，不仅人才的储备不够，而且结构也不尽合理。相比之下，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占该城市全部工作人口总数的12%；在伦敦占14%；而在东京，这一比例更高达15%。文化产业是创意产业，这样的创意和创新不同于创造，它需要在既定的基础上添加新鲜的元素。不同于科技领域是在一套成熟和完整的公式下进行创新，文化创新更像是给一幅白描的图画涂上绚丽的色彩。然而，尽管空间很大，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这对于文化创意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升对各层次各类别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受大众、市场欢迎的独特的呈现方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峰指出，文化产业中主要缺乏复合型人才和新兴行业专业人才，既有宽广人文视野、又有精深产业理念的复合型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重点需要的人才。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许多新兴行业，如会展业、网络游戏业、动画制作业、版权业等，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以版权业为例，我国数百家出版社、电子音像出版社、近万家杂志社、数百万网站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目前的版权代理机构仅为几十家，无法支撑文化产业链的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原因就是专业人员缺乏。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指出，未来要扩大培养人才规模，提高人才质量，保障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品质。“要继续调整教育模式，在通过改革招生模式扩大培养文化产业人才规模的基础上，重视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质量，尤其是要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写作能力、创意策划能力等。要促进各地文化产业研究机构、品牌文化企业与国内重点高校开展实战培训与合作项目，联合培养高端人才。”蔡尚伟表示。文化产业人才的匮乏和发展的前景正在呼唤人才，可喜的是不少文化企业已经谋求在全球范围实施人才战略、诸多院校开始纷纷成立动漫等文化创意专门的学院、部分企业例如浙江华策影视集团也开展了专门人才培养计划。可见，未来人才匮乏的局面有望得到解决。4.地域保护瓶颈：划界式管理方式能否被打破【现象】相比于2016年文化产业领域发生了数百起并购重组事件的“火热”风潮，近两年间，我国的文化产业跨界并购案例出现减少。这虽然反映出文化产业并购重组进入渐趋理性的良性周期，也激发了业界对未来文化产业“跨界并购”趋势和壁垒的思考。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条块分割与进入壁垒的限制，降低了跨地区并购的效率。“例如，我们想要并购省会一家出版集团，然而行政壁垒的划分就把这个可能性打消了。想让哪个省会让出自己的出版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业内人士坦言。推进文化产业跨行业、跨地域、跨所有制的“跨界”发展，提升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变“小舢板”为“文化航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愿景。然而，在实践中，这种跨界执行起来，似乎并不容易，跨界之难亟待突破。跨界之难，到底“难”在哪里？业内专家指出，这种“难”就难在观念不够解放。无论是有关部门还是经营性文化企业，还或多或少受到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影响，受到行政管理体制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是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区域性资源分割和以行政职能为界的部门性资源分割，一些地区、部门各自为政，导致完全以资产为纽带的跨区域、跨行业的重组很难实现，这是跨界重组的最大障碍。在跨区域并购过程中，新兴的诸如动漫类、游戏类和软件开发类文化企业在跨区域并购中面临的阻力较小。但是，相比于这些行业，历史相对较长的报业、出版、广电等行业其产品市场壁垒已然形成，区域之间的界线天然地形成了出版、报业企业跨区域并购的壁垒。这种条状分割的状态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使跨地区并购面临较大的阻力。“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潘爱玲建议，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步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促进文化企业的跨区并购。“作为过渡性措施，可以考虑以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为契机，逐步打破文化产业跨区域并购的约束，鼓励文化企业在上述城市群区域内通过并购重组进行资源整合，实现文化要素顺畅流动。”潘爱玲指出。（光明日报记者 李慧）

来源：时刻头条一、2021年河北艺考生文化课现状分析1.学情分析：基础差、底子薄、两极分化严重从学情来看，走上艺术道路的考生有四类第一类是「从小学习艺术，对艺术非常具有天赋」的考生，该类考生专业都较好，而文化课往往较弱，他们大多数集中在艺术类高中或者艺术类中专学校，比如河北省艺术职业技术学院或者石家庄市艺术学校等。第二类是在普通高中就读，「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该类考生为了寻找升学捷径而中途选择艺考，甚至是高二升入高三后才决定选择艺考。他们可以说是河北省艺术类考生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他们的文化课相对前类考生较好一些，但是专业课相对较弱。第三类是「文化课和专业课都不错」的考生，该类考生自小就兼顾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他们对艺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是追求艺术名校的考生。该类考生是河北省艺术类高分考生的主要来源。第四类考生是「文化课不错，能够达到500分以上」，但是想通过艺考「走名校」的考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多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基础差、底子薄。河北省艺术类考生整体两极分化现象还是比较突出的。2.备考现状分析：备考时间呈现断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从学习时间上来看，艺考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是「断层」的，甚至用“支离破碎”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们的文化课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统考后的12月下旬到高考前的5月，大约有150天的复习时间，春季后大约有100天的文化课复习时间，如果全部校考结束后则只有不到三个月的学习时间，普通的文化生则有一年的时间来完整的进行三轮复习，而恰恰艺考生和普通考生是一张卷，所以学习压力可想而知。3.学习现状分析：无兴趣、无方法、无耐心、缺管理都说90后的孩子任性、不好管，00后的孩子没法管!更不要说艺考生了？这里没有任何贬低艺考生之意，只是因为专业学习和文化课学习完全是不同的思维，他们由于大量的时间用来专业集训，因此相对普通文化生而言，自由、散漫、缺乏纪律性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艺考生最大的特点还是对文化课「没有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他们对文化课毫无兴趣，这对于我们文化课老师确实是种考验。无兴趣的根本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是「无方法、无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也「缺乏系统、严格的管理」。这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和寻找对症的、有效的、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艺考生「耐心的缺乏」，他们普遍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当然这也是00后孩子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种精神的培养是需要老师科学的鼓励和引导的。综上所述，学生只有听得懂，才会感兴趣，感兴趣了才想学习，想学习了还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再加上科学、高效、精准、严格的管理才能出成绩。由此，才能形成成绩稳步提升的良性循环。二、透过艺考生现状回看2021年艺考文化课新政1、鼓励高校在初选时「加强考生艺术文化素养」。2、艺术专业招生办法：高校艺术类专业选拔应「重视考察考生艺术文化素养」， 着眼学生长远发展， 根据考生艺术专业课成绩和高考文化课成绩，综合评价、择优选拔录取。对于2020年已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录取的专业，鼓励相关高校2021年继续采取2020年招生办法。3、鼓励高校艺术学理论类、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不组织专业考试， 按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安排在普通类专业相应批次录取并执行相应录取规则。4、艺术类专业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艺术类本科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在未合并普通本科第二、三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0％。在合并原普通本科第二、三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合并后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5％。在保留一个普通本科批次的省份，原则上不得低于合并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75％（河北省预计上涨20分左右）；舞蹈学类、表演专业可适当降低要求。适度提高艺术学理论类、戏剧与影视学类（不含表演）等有关本科专业高考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不得低于普通类专业所在批次控制分数线，设计学类专业参照执行。不难看出，新政的宗旨就是要「提高艺考生文化课要求」。三、2021年新高考改革对考生要求“一核四层四翼”决定了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高考命题的主要内容以及高考综合评价的基本标准。“四层”决定了高考改革的基本方向，规定了高考的主要内容，是高考命题的内容指南。“四层”中的“关键能力”是指在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过程中，培养支撑学生终身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能力，主要包括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语言表达、文字写作与创新能力等。而“学科素养”是指学生在社会生活实践或科学研究的复杂情境中，能在正确的思维观念指导下综合运用学科知识能力处理并解决复杂任务的综合品质，它是知识、能力和情绪态度的综合，包括以下核心素养。（1）“科学思维”指采用严谨求真的、实证性的逻辑思维方式应对各种问题。能够根据对问题情境的分析，运用实证数据分析事物的内部结构和问题的内在联系，以抽象的概念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运用抽象与联想、归纳与概括、推演与计算、模型与建模等思维方法来组织、调动相关的知识与能力，解决生活实践情境或学习探索情境的各种问题。（2）“创新思维”指运用开放性、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应对问题情境，组织相关的知识与能力，注重独立性、批判性、发散性的思考。综合运用直觉的、顿悟的、灵感的、形象的、逻辑的方法，提出新视角、新观点、新方法、新设想，创新性地解决生活实践情境或学习探索情境的各种问题。（3）“信息获取”是指适应社会信息化趋势，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获取信息，根据应对问题情境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调动各种相关知识与能力，完成信息获取活动。（4）“理解掌握”指根据应对问题情境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调动各种相关知识与能力，系统化、多层面、多角度地对新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融会贯通地把握新信息的实质，把握新旧信息的联系，形成对新信息的准确判断、分析与评价。（5）“研究探索”指根据应对新的问题情境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调动各种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实施调研、探究或实验活动。分析结果，提出新观点或发现新问题，寻求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6）“语言表达”指根据应对问题情境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调动各种相关的知识与能力，准确传达信息并进行交流沟通。能够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选用口语、书面语等不同语体并灵活转换。熟练运用图像、图表、图画表达思维、观点，借助口头语言、书写或绘图工具等表达抽象的概念。灵活运用各种文本形式准确表达个人的情感、思维和观点。能够根据情境需要，运用外语进行交流。从新高考改革的理念对学生的要求可以看出，今年的高考题灵活性还是非常大的，对考生的应试能力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复习备考中我们的视野一定要宽，知识面和阅读面一定要广，科学合理的安排好每一步复习计划至关重要。四、2021年艺考生文化课备考指导1.备考策略：我们都说考场如战场，要想打好艺考这场硬仗，必须采取科学、行之有效的战略。从整体上看，艺考分为专业课学习、统考、校考、文化课学习、高考志愿填报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和策略。下面重点来谈谈文化课学习之策略：首先，要先规划好是选择专业的全日制文化课冲刺班学习（例如石家庄致远天天象上文化学校）还是选择回原高中学习。选择回原高中学习的同学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旦觉得跟不上课，就要课下及时问老师、同学或者找个一对一的课外辅导，千万不要轻言放弃。选择全日制文化课冲刺班的同学需要注意的是冲刺班能提供给你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外因，最终能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还得靠内因也就是自己的努力。其次，就是良好的心态。要有敢打的决心，要有必胜的信心，但是也要做好面对挫折的准备。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小编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见过许多这样的同学，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坚持下来，到高考完获悉原来不如自己学习好的同学考了个知名院校时，只能是望洋兴叹。请铭记：“过程走好了，结果自然很完美”。2.时间问题：这个问题是所有艺考生绕不过的坎，前面已提及艺考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确实是“支离破碎”。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支离破碎”的时间利用好，相对你的竞争对手来说，你就是胜利者。那么如何利用呢？接下来从三个阶段来谈：第一个阶段联考前，此阶段河北省的各个专业课集训学校一般都会开设文化课课程。但大多艺考生把它当作放松课、休息课，这就大错特错。但凡成绩好的同学都会利用好这个时间，认真学习了就比那些不上心，甚至上课睡觉的艺考生更胜一筹。我经常跟学生讲，“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认真学习，否则还不如去练专业课。浪费高三宝贵时光这种暴殄天物的的行为是我最生气的，希望同学们和艺术生家长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高效利用好此段时间。第二个阶段是春节期间和校考期间，此阶段是艺考生最忙的阶段，大多数考生奔波在艺考的路上，没有时间来关注文化课。但是我在这里提醒那些学有余力的同学还是可以关注文化课的，毕竟“温故而知新”，何时都为上策。第三个阶段是校考后全力以赴的文化课冲刺阶段。此阶段的问题前面的学习策略已经谈及，这里不再赘述。3.由教法洞悉学法：面对艺术生这个独特的群体，作为一线教师，我时常思考，如何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提高文化课成绩？首先要改变我们老师传统的教育教学方法，普通文化生的套路并不适合咱们的艺术生。对艺术生的教学，方法比管理更重要!普通生是管出来的，「艺术生才是老师教出来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必须在教育教学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让艺术生的成绩有所提高!所以这几年我带领我的教研团队一直坚持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小有所成，尤其是在艺术生非常头疼的英语、数学和地理学科上面可以说收获颇丰。以政治学科为例，我们经常说文科就是背的，话虽然好说，但是具体实践起来却很难，从教十几年以来，我听的最多的声音就是“老师，怎么我背了，到考试的时候还是用不上啊？”事实确实如此，高中生这个年纪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背诵对他们来讲确实不是主要问题，艺术生也是一样，他们的记忆力很好，「背诵不是问题，如何应用才是关键所在」。新高考改革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理论与材料的结合能力和学科素养。这个问题我就不讲我们老师怎么教学了，下面透过教法重点谈一下学生该怎么学。首先要记住知识点，然后才能学运用，记忆时不要什么都背，一定要形成知识体系，通俗点来说就是先背提纲，即咱们政治课本的目录和课本上的黑框。画思维导图是非常高效的记忆方法，这个背完基本解决70％的问题了。构建了知识体系后，更关键的是怎么运用，运用知识的能力也是高考的核心考查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要多做题，做经典的模拟题和高考题，一定要养成自己动笔的习惯，政治的问答题你为什么不会做，其实就是动笔少，没有进行理论和材料相结合的思维训练，材料里哪个关键词对应课本上的哪个理论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训练出来，而不是看出来。其实，文综这三科最好学的，而这其中最容易得高分的就是政治学科了，而且我们艺术类考生还必须把它学好，因为文综对于普通生是锦上添花，而对于艺术生实乃雪中送炭。最后要强调一句，学生永远不会主动爱上一个学科，一定是因为学生爱上某个老师而爱上这个学科，那么老师靠什么让学生喜欢并信任，那就是教法与学法!本文作者：王富刚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艺术类文化课领域青年学者，河北省艺术类志愿填报专家，石家庄市致远天天象上文化学校校长，参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类考生文化课素养提升项目》、在《理论观察》、《教学与管理》、《高考》、《语言文字报》、《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

8月25日，36氪在上海举办了WISE2020超级进化者大会，邀请创业领袖、头部投资人、明星创业者以及资深行业专家，分享跨越不同增长周期的秘密，就5G、人工智能、新零售、在线教育、智慧出行等行业进行深度探讨，帮助创业者跳出行业轨道来了解整个商业市场，把握更多的创新机会。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主席代旭表示，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一直在探索文化复兴、旅行升级和商业创新的新方向，探索如何通过文化创意赋能传统企业、从历史蕴含的IP文化中挖掘价值。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主席代旭文旅产业存在没有清晰营运模式和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的问题，代旭建议，在推进项目前，要解决文态、业态、形态、生态四合一，把策划、规划、设计、运营一次性思考清楚。在倡导过程中，用文化科技新服务来赋能文化新需求，关注产业空间和城市发展战略的打通，借助专家团队和联盟来解决行政规划的问题；到具体项目上，通过智力化服务解决立项的决心和投资的信心，把项目建议书、概念性规划、可行性研究等服务进行整合，进行市场对价；第三，通过政府平台和专业化机构的合作，解决投资问题；最后对于建设管理和运营管理的问题，联盟提出了“EPC+IoT”模式，获得了各地政府的好评。代旭还介绍了“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从生活与情景出发，情景就是有故事、有内容的体现，这里面就有文化，有文化的东西复购率、黏性就会上来，通过塑造一种感官体验和思维认同来改变客户的消费观”。对于如何把景区中的人流转换为现金流的问题，代旭表示，联盟提出把文化主题化、主题情景化，再把情景化放到空间和业态的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文化的强体验化引流和刚需的文化线，形成一套变现模式，“用业态杂糅空间，用内容牵引消费者，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这些年在全国重点地区、在城市型的文商旅融合中重点做了这类项目，包括姑苏八点半、夜游锦江等等”。附嘉宾演讲全文：各位来宾上午好，感谢大会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些模式，我的演讲主题叫做《文商旅融合的体验经济新趋势》，跟之前的嘉宾不同，他们更多从科技创新、从互联网、从数字经济、从信息化角度来驱动、赋能企业增长和进化，我们更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从文化创意怎么赋能传统企业、怎么帮助他们找到新方向，以及我们自己在实践中的一些进化。现在说国内国外双循环、高品质发展的内循环，各级政府或者国有平台公司、消费者都在干这几件事：文化复兴、旅行升级和商业创新。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供给侧的力量，叫做高质量发展，一个从需求侧来讲，美好生活需要真正找到场景，这两个东西的联动就会产生新业务、新消费和新的模式，这是最重要的。同时政府是很重要的力量，在供给侧改革这方面，政府控制的央企和平台公司要持续的发力，完成拉动。现在服务业当中文商旅融合占多大比重？刚才主持人讲占12%，相信很快会突破15%，因为要靠最终消费来带动我们的投资消费。现在市场上并不缺钱，缺的是怎么把钱投入到好的项目进行运营发展，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是政府推动、依靠民间力量来具体工作的，我们在成立的时候招募了一些会员，包括有产业咨询类、战略规划类、文化创意类、设计服务类、以及投资运营服务类等，我们也是一个生态，当然这个生态是研究文化旅游相关的闭环生态，这个生态组建成功以后就是怎么落地，刚才第一位发言人也讲搭建产业联盟，靠一家企业是做不了的，需要靠一个联合体。我们2014年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是研究文旅，在文旅产业里面其实沉淀了巨量的投资，但是这些投资有两种力量驱动，一种是靠政府行政平台驱动，但这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更愿意做大的规划带来的问题；第二个是可能变成房地产投资了，地产发展路径很明确，但是文化旅游没有做明白，这个是比较普遍的；第三个，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实体空间建了一堆，但是没有业态、没有内容，这是全国在政府驱动的平台里面的问题。社会资本主导，现在大家认为文旅是最大消费的入口，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布局。布局的目的是什么？抢占空间资源，要么用都市化的主题公园的模式，要么就是“门票+车票”，用门票反哺，不够的就搭一块地，用土地来补。社会资本第二个是招商引资，大部分都是文旅消费，矿产、能源、房地产这几个行业的资本进入文旅行业后，基本上圈完资源以后就很难推进或者推进不利，大家也知道业界有很多这样的知名企业在这个领域狂飙突进，现在也是沙哑了，所以说这个行业很复杂。第三个，规划模式和融资能力不匹配，规划很好，但是投资跟不上去。我们分析过全国的情况总结基本上六个问题是最重要的，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不是这个行业没有需求、没有统治能力，而是没有清晰的营运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这个问题很难破题。为什么这么难呢？关键是我们原来在重大文旅项目上的运作模式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以前是支线思维先做一个很粗放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政府决策链的推动下开始上马，上马以后开始设计、实施，完工的时候考虑怎么运营，我们把它叫做交钥匙工程，凡是按照这个模式做的绝大部分的运营现金流根本覆盖不了运营成本，这样形成了一些低效能资产。我们倡导的做法是一定要把前端做好，也就是说有概念做的时候，要把到底怎么算账，怎么兜底打通，谋划清楚以后再快速落地。我们联盟提出，在文旅项目里面怎么样引入基因的组成模式，怎么样解决文态、业态、形态、生态四合一，怎么样把策划、规划、设计、运营一次性做明白，我们叫做四个一体化。在倡导过程中，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大概几十个地方政府，在服务地方政府产业平台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套标准，也就是用我们的文化科技新服务来赋能文化新需求，这里面我们关注产业空间和城市发展战略怎么打通，以前服务供给侧解决不了行政问题，我们在业界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我们需要5个领域的15个垂直领域的专家，也就是说依靠专家团队来破解这个问题。但是大家看一下对专家需求，可能在中国类似于BAT这样的大企业，也无法同时拥有这么多专家，必须变成一个协作生态或者联盟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到了一个具体项目上，更是这个问题，我们叫做能不能善于谋划重大项目、科学谋划，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工作模式，怎么样通过一个智力化服务解决立项的决心和投资的信心，解决了两心，这样我们就把原来计划经济的项目建议书、概念性规划、可行性研究这样的服务整合成一个高效并行的高质量服务，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市场进行对价，这个方式取得了很好的客户的认同。第三个是投资，以前投资要么是包办，要么是完全交给社会资本。我们现在引入的模式就是用政府平台和专业化的机构进行合作，这样解决了投资问题。最后是建设管理和运营管理，这是政府最头疼的问题，以前是谁出钱谁做项目管理，谁建设谁做运营管理，我们提出了EPC+IoT这种模式，已经得到了各地政府大量的好评。通过这五年的运作，现在联盟创新的成果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包括云计算、大数据、在线教育、健康服务等等，我们联盟从实践的创新能力上得到了各位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几个核心部委的行业标准单位，享受了很多独特的待遇。最近我们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在《新基建》这个书上我们专门编制了智慧文旅板块核心的案例，由我们联盟来提供向全国做示范。我们也第一个提出来能不能做去地产化的文旅投资运营，我们提出这样一套全新的模式来衡量土地收益；第二，也不要靠房子来反哺文旅，能不能沉淀有效资产创造好的运营现金流来把这个账算了。同时，将来真正退出可以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退出，大家也知道现在资产证券化也开始了，这个大门打开了，所以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在推进整个文旅融合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就是体验经济，现在新经济的词儿特别多，流量经济各种经济一大堆，其实有一个比较底层的概念是体验经济，这个体验经济是2012年有一本书提出来的，体验经济是从生活与情景出发，情景就是有故事内容的体现，这里面就有文化，有文化的东西复购率、黏性就会上来，塑造一种感官体验和思维认同来改变客户的消费观，本来不花时间的人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本来不花钱的人把钱花了。我认为在零场体验里面，中国是全球最大最有希望的市场，因为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社交，中国人下班比上班要忙，中国人总是要交往，这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决定的，所以零场体验有非常大的需求。不是说体验经济不好，不是说文化没有需求，而是我们现在做文化的大部分人没有找到真正年轻消费者的消费趋向和动力，没有找到它的动力。我举一个案例，我原来在华侨城，最早1989年做旅游园，现在大家知道绿水金沙、功夫传奇、时空之旅，已经超过25年了还在卖票，它的渗透周期非常强大。到了2.0阶段大家知道印象系列、山水系列，我参加了七部这样的作品制作，90年叫做1.0的进化开始，2000年开始2.0，到了2013年我作为制作人向市场推出了《又见平遥》开启了中国一个新的模式，把展览和演艺放在一起创造一个新的体验，这个项目经营了第七年，现在现金流的转化能力越来越高，一个不到一万方的地方，现在运营现金流可以接近九千万，又叫好又叫座。到了4.0，我们2018年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把一个演艺项目转化成流处理的体验，这是国内第一个产品，用演员最少，只用了二十几个演员，运营成本最低、内容迭代速度最快，而且我们的运营周转率也可以最大化。这个产品总投资5个亿人民币，我们自己投了1.5个亿，这个产品开创了在一个很低的游客流量基础上怎么培育一个产品。大家知道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是因为先有流量才敢投资，还是因为有了产品才做的，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这个产品的商业模式就是做一个可以长期的战略，这个项目跟着我三十年了，这个项目运营现金流不挣钱的时候，政府是一分钱不收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孵化自己的衍生品。所以我们在新业态的过程当中提供了这样的方式，怎么样从人流到现金流，大家知道景区和城市有很多地方有流量，但是大部分有流量没有现金流，我们提出来怎么样把文化主题化、主题情景化，情景化再放到空间和业态的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文化的强体验化引流，刚需的文化线，形成这样一套变现模式。用这样的一套理念我们在全国开始进行实验，提出了用业态杂糅空间，用内容牵引我们的消费者，我们提出来这样的工作模式。用这样的工作模式我们这些年在全国重点地区、在城市型的文商旅融合里面重点做了这样的项目，一个是历史街区文化的复兴，我们2020年提出来的就是姑苏八点半，大家知道姑苏区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区域，为了振兴它的服务业，我们做了姑苏八点半三年行动计划，用80亿的总投资去撬动16平方公里，用一组项目群一个个的推出，三个月推出一个新亮点，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另外，我们做了成都锦江的“夜游锦江”。我们还做了城中村改造、老工厂利用、新城建设、新区开发我们都在做这样的模式。景区型的，我们在蓬莱做了只有9个演员的演艺。在展演融合2.0里面，我们在张家界明年五一推出一个全新的26亿的小镇项目。在黄山我们今年十月一号推出中国第一个网红景区叫做花山谜窟，在文旅产业小镇里面我们有在合作的嵩山少林国际功夫小镇。这些项目都是投资巨大，同时对于C端的消费引流都有很强的把控。这个是我们的夜游锦江，大家可以看到把一个河道改造成一个绿道，然后再通过植入场景，有游客，有游船，把没有运营价值的变成有运营价值的，我们现在正在做二期，明年的8月份世界大运会做成一个4公里长的夜游。这个是我们的姑苏八点半，作为城市现代业重振是一个样板，怎么样通过IT、品牌、公共空间的火花，带动整个片区，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活。大家可以看到园田是非常老旧的，靠游客，本地人都不去了，但是位置非常好，我们通过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来激活整个片区。这个是4月26号，我们用了40天做了第一季出来，第二季用了15天时间做出来，都是从创意一直到实施、运营。这里原来是一个停车场，我们把它腾出来做了一个新的场景，把原来不来的人重新吸引来。把一个城市很低效能的广场利用起来，变成苏州最时尚的地方。接下来期待明年，今年我们推出开业4个项目，明年5月我们推出大唐古城。第二个，明年也会推出最专业化的景区叫做花山谜窟。这是我们的联盟文旅重大项目全国的布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广泛的结交一些文化创意的企业，我们可以发需求，大家一起来协作。最后用三句话结束我的演讲。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秉承，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如何从历史文化蕴含的IP文化中挖掘价值，中国一直有IP，就看你会不会挖。第二个是文化科技驱动的文旅体验经济，我们强调体验经济是重要的。第三个是探索政府市场联动的创新合作模式。最后，再次我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联盟的创新文化探索能够和36氪擦出火花做出一个样板。谢谢大家！

【环球网综合报道】我国“十三五规划”要求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国际教育成为重要载体。“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学部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正式出版，填补了国内学界对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空白。《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一书全篇近37万字，由国内相关领域知名青年学者陈蕴哲等著成。全书从国际教育综述和各国国际教育比较，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各阶段特点、发展经验及未来走向，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路径等多方面探究了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实践以及带给中国的启示。澳大利亚因其高质量的教育水平、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政府的政策支持、潜在的就业机会及多样性的文化等受到各国留学生的欢迎。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专家沈正平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具备中西方兼容的特点，适合中国国际教育本土化高质量发展借鉴。目前中国学界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停留在留学情况以及有关教育产业化、教育刺激政策等方面的介绍，缺乏从纵向角度系统研究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这一专著从纵向与横向结合的视角，是关于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专门性研究，时间跨度60年，通过相关国内外文献、政策法规、调研数据、史实及与澳洲教育部官员的访谈研究，总结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水平，向中国学界展现整个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沈正平教授进行了评述，认为是“一部研究国际教育的创新力作”。“首先，该著作首次从纵向角度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在中国学界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次，引入定量分析方法开展历史学研究，根据留学生人数、入学层次以及占全球份额等数据，科学呈现澳大利亚教育国际教育的历史变化及未来趋势。第三，详细分析了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国际教育转变的动因及其影响，求影响国际教育发展变化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国际教育不仅能为国家的发展带来巨额的经济收入，更能增进国家之间的理解，促进文化沟通，提升国家软实力。教育部国别研究重点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喻常森教授认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这一著作针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分析，通过历史事件、政策文本及主要澳洲教育官员的采访资料，全面论述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各历史时期转变的动因及其后续影响，从宏观层面展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各历史时期发展在全球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对于学界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化教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优酷和爱奇艺的两档综艺节目《这！就是铁甲》和《机器人争霸》，让机器人格斗以及背后的机甲文化走入大众视野，背后的公司也随即获得资本的关注。5月2日，《这！就是铁甲》联合出品方创客星球宣布完成近亿元PreB轮融资，领投方为启明创投。创客星球成立于2014年，核心业务为机器人格斗竞技相关的赛事、综艺和IP衍生业务，其创始人为前央视经济频道《对话》、第一财经《头脑风暴》《波士堂》节目制作人茹晨。机器人格斗的节目形式，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无需过多的专业知识储备，是由各团队设计出的机器人在指定场地内进行对抗，将对手“KO”，团队遥控机器人互相撞击、压制，甚至冒烟，其比赛激烈程度可能不亚于观看人类的拳击比赛，除了台前的竞技，其看点还在于背后机甲的设计。创客星球创始人茹晨 创客星球官方微博 资料图创客星球创始人、《这！就是铁甲》联合出品人茹晨称，铁甲文化发源于创客文化，有别于纯架空的科幻，具有“偏男性审美的英雄主义”以及“整个工业革命浪潮底下的英雄主义的精神”。从日本的高达机器人动画，美国漫威漫画经典人物钢铁侠，到电影《环太平洋》，被视作工业、科技和暴力美学结合的机甲一直拥有一群忠实拥趸，在海外，格斗机器人有专业的赛事以及制造团队，1999年时，央视曾经转播过机器人格斗赛事《RobotWars》，不过此后，国内少有科技娱乐品类的内容呈现在电视荧幕上。“这两年硬科幻的电影越来越多，就是从纯想象的到这两年，太空、空间站、火星等这些，大家实际上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不是纯瞎想。所以这个趋势是一样的，我们在推进铁甲文化，包括背后的强调创新的创客文化，整体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需要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底层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对于人才创新力的要求还是不够的。”曾经做了10年财经节目的茹晨称，普通人更需要的是创新文化的推广和激励。因此，茹晨创办的创客星球开始进行科技和娱乐品类内容的研发，从2016年开始切入机器人格斗领域。进入2018年，机器人格斗节目成为优酷和爱奇艺两大视频网站自制内容竞争的新战场。优酷和创客星球共同出品的《这！就是铁甲》4月13日播出的首期节目，在优酷上播放量达到1.3亿次，这一成绩超过了优酷的另一档超级网综《这！就是街舞》首期1.1亿次的播放量，在豆瓣上，《这！就是铁甲》的评分为8.3分，这一成绩可能超乎了很多人对这一小众文化在大众圈层接受度的想象。“这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题材，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基于家庭娱乐场景，跟所有的体育比赛相同的，甚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强的面向大众的娱乐题材。”5月6日，创客星球创始人茹晨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以《这！就是铁甲》为代表的科技加娱乐的内容品类，非常吸引青少年观众。“我们更缺非常多优秀的内容公司，真正地把科技创新，把创新的文化和价值去推给更多的青年人，我觉得这个事儿会更重要、更迫切。所以当时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最终选择机器人格斗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去找科技跟大众娱乐能够连接得非常紧密的点，只有做到真正的大众化才有可能触及到更多的人群，而不是仅仅面向小众的人群。”不论是爱奇艺和优酷的机甲类节目，均在“硬技术”对抗展示的同时，引入了明星的元素，但各机器人背后的工程师和操作团队，也成为了节目中的主角。“我是觉得能够帮他们打造全新的偶像，尤其是男生，不再是看那些唱歌跳舞，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体育运动员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样，接下来制造格斗机器人的这一批工程师成为他们的偶像，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健康的全新的事，我们需要这样一批的大众偶像，用他们身上的创造精神、学习能力去鼓励（小朋友和青年人）。”茹晨说，“美国这项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伴随着一代工程师和一代创新人才的成长，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 除了综艺节目制作，围绕机器人格斗，创客星球还创办了110公斤机器人格斗赛事KOB（kingofbots）。2017年KOB举办中国首届110公斤重量级机器人格斗世界杯，总奖金池100万人民币，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48支战队参赛。茹晨称，KOB已经成为与美国博茨大战（BattleBots）、英国机器人大擂台（RobotWar）并列的全球三大重量级机器人格斗赛事之一，后两者已经诞生近20年。茹晨说，创客星球希望能够建立科技娱乐的IP矩阵，目前正在研究的项目是无人机竞速，“其实它的逻辑跟机器人格斗非常接近，都是技术端、选手，最后一个非常酷的包装，去传递一种全新的技术娱乐形态和青年文化。”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话茹晨的采访实录澎湃新闻：融资后，创客星球将推进哪些项目？茹晨：今年我们核心优先还是内容和赛事两大块。（融资）主要用于后续节目的制作和开发，今年的重点是要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推KOB的线下赛事，所以很大一部分的资金会使用在赛事的组织和运营上，核心的机器人格斗实验室的技术标准和形态也在不断地推动当中。澎湃新闻：《这！就是铁甲》要做第二季第三季？茹晨：没错，目前主要围绕着格斗机器人的衍生的综艺节目开发来进行。澎湃新闻：过去你制作的节目偏财经方向，什么时候对铁甲文化了产生兴趣？茹晨：我做财经做了很多年，从央视到第一财经做了10年的财经节目，出来创业是因为自己对不管是内容的工业流程还是对于想向大众传递的价值观有一些更多自己的思考。接触了很多创新公司，到后面自己的感觉是觉得非常多的模式创新，可以感觉到真正对年轻人的导向未必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有点单一导向的，把所有商业上的成功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作为价值去输送，我觉得对于创投圈创业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对更多的普通人我觉得其实他们更需要一些创新文化的推广和激励。我们为什么说美国的创新那么厉害，其实他们下面是创新文化的土壤、创客文化。最近中国社会对科技创新非常地鼓励，其实你看教育，回过头来看，其实是缺这块的。所以为什么做10年财经自己出来创业，坚持开始做科技内容，我觉得这块是我们更缺的。我们不缺财经媒体了，但我们更缺非常多优秀的内容公司，真正地把科技创新，把创新的文化和价值去推给更多的青年人，我觉得这个事儿会更重要、更迫切。所以当时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最终选择机器人格斗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去找科技跟大众娱乐能够连接得非常紧密的点，只有做到真正的大众化才有可能触及到更多的人群，而不是仅仅面向小众的人群。澎湃新闻：今年机器人格斗的节目密集推出，背后的策划准备周期有多长？准备过程中的难点是什么？茹晨：我们是2016年的年中开始筹备，到2017年我们正式KOB的第一次世界大赛在10月份，所以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时间。在我们之前蛮多的内容公司包括渠道想引入过这个题材，因为大家都看过嘛，如果在科技这个品类里面去找一个模式的话，机器人格斗是一个非常好的形态。但是其实非常难，包括《最强大脑》团队也做了长达一年的研发，最后放弃了，这个跟大多数团队还是纯综艺相关，始终停留在一个平面的节目方案PPT上。方案PPT不难写，但是真的要把这个格斗机器人能够做出来比起来，这件事壁垒还是相当高的。创客星球得益于我们在之前的三年，一直在做垂直的科技的领域内容开放。虽然说可能没有直接做相关的机器人格斗，但是积累了很多行业的资源，包括创作团队、高校实验室和一些科研的技术公司，同时对科技跟娱乐内容的融合的理解，包括科技类用户的洞察都会比其他的综艺团队要更加专注，积累得更多一些。所以其实还是比较顺利地把这个事攒起来。里面的难度，核心就是格斗的机器人能不能做得起来，所以我反复在说，我们的一套工业流程，我们最终能做成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摸准了做这个事儿的一套工业流程体系。我们一开始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节目的方案策划，那已经是最后一步的事，我们第一步是建立了实验室，把我们所能触及到的可能最能够把格斗机器人做好，之前做了很多年的圈子里的大拿，一些业内的工程师，组织在一起。我们先把官方实验室成立，把一套技术标准，整个的供应链体系，国内做这个到底跟国外比差距有多大，全部验证好，我们觉得这事完全可行，完全能做，做出来没有太大差距。然后第二环才是到赛事的层级，其实是以专业的赛事组织运营的思路去做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创建了KOB机器人格斗赛事，通过专业的赛事团队去全球发邀请募集到最好的玩家，最后是把全球的最优秀的选手全部邀请过来。我们进行到第三个环节就是整个节目的策划，所以其实难，更多是难在前面。《这！就是铁甲》这个节目又会略有不同，因为这是一个超级网综，它跟一般的综艺还不一样，这样的超级网综一定是不能做成小众的专业的，一定是走大众化的路线，所以它的难点呈现在怎么更好地把专业性的竞技跟大众娱乐去融合，所以后期制作的一些方式去增加了很多的要素，明星，人物线，需要很强的节目编剧的支撑。《这！就是铁甲》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更好地跟娱乐来做融合。总体来说这个项目属于非常非常难做的，我有个理论就是，一定是头部内容公司只能做难的事，你做简单的事别人也能做，壁垒就树不起来。澎湃新闻：KOB和国外的机器人格斗赛事的差距在哪里？茹晨：美国的这项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叫做David，他有运营着目前全球最大的线下赛事，圈内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他第一次作为选手组织了一支战队来参加KOB，参加完之后他的评论是，这是他在全球参加过那么多次比赛里见过的打造得最好的战斗场地。因为场地设施对这项运动来说非常关键，110公斤的机器人比赛过程很暴力，所以整个的技术安全保障包括设施的品质会很大程度影响比赛的可看性和顺畅度，选手都对设施非常地重视。一开始他们对品格是怀疑的，就是中国人做的战斗仓行不行，很多选手说我们现在的协议要加一条，如果在现场觉得这个场地不够安全是要退赛的。还有很多选手说，我们来比赛，你们中国选手的实力（行不行），到最后被中国队爆冷打得落花流水，这都是挺好玩的事。这说明一开始大家的态度是对中国举办这场比赛是质疑，到现场到最后回去，大家对于KOB中国比赛非常非常地兴奋，觉得欧美这项比赛其实已经停滞了很多年了，就是每年都有，但是创新度已经非常不足了，但是中国来做汇集全球的优秀的选手，去提供非常好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同时有一个良好的运营，大家都觉得这事非常非常地兴奋。所以最终对我们的评价，KOB厂牌目前在全球的口碑非常好，大家已经认为是跟欧美的比赛在同一个量级上。目前全球只有三大110公斤，最重量级的机器人赛事，美国的BattleBots，英国的Robot War，接下来就是我们的KOB，除此以外其他的都只能办轻量级，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他们做的全都是13.6公斤或者30公斤的轻量级比赛。全球目前能够做重量级110公斤的只有我们KOB和英国美国这三家。澎湃新闻：从赛事走向综艺节目，团队如何判断中国团队对机器人格斗类节目的接受度？从播出结果看，机器人格斗的节目受众群体是怎样的？茹晨：我们虽然自己对这个题材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渠道合作伙伴、品牌客户合作伙伴去说服他们，这不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题材，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基于家庭娱乐场景，跟所有的体育比赛相同的，同时甚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强的面向大众的娱乐题材，其实这确实是一个难点。我们在调研过程中看到，国内的男性受众对这个题材的认知度很高，因为它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央视转播过，所以国内的男用户，大致占到了六七成。我们跟优酷，跟杨伟东探讨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非常的好，他认为超级网综做爆款必须要满足三个要素，就是新视听，新故事，新知识。比如说再是好声音唱歌唱二十遍，年轻受众真的不买账了。所以超级网综需要解决三个点，一个是新视听，这个东西不管是嘻哈街舞，至少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个新东西，可能在圈子里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对于外部来说反而是个新东西，不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新故事，就是节目里这些人，不要每次都是这批明星在做游戏，它的故事、人物、场景，必须是你不熟悉的新的东西。第三个就是新知识，你必须有知识输出，这个题材给到受众的全新的文化，尤其现在这个铁甲是技术导向的知识输出。所以这是我们坚定信心的第二个点，我们跟很多的行业的渠道的老大，顶尖的有视野高度的人，经过探讨以后觉得这个题材是真的能够把大众市场撬开的，而不是很冷的小众的事。从结果上来看，到《这！就是铁甲》，探索超级网综把明星引入，明星引入不是简单粗暴地引入，我们做了非常多细致的设定，跟人物的个性跟选手在现场会发生的情况的场景，有可能产生的戏剧化冲突，力求去搭建出一条在比赛之外的人物的关系线。各位明星在现场，大家都已经在这个比赛里了，一开始只是我来参与一个节目，到最后真的就进去了，所以我认为整个的节目的模式策划还是相当成功的，所以从量上来看，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有希望跻身今年网综播放量前三。所以这也是进一步去验证了整个大众市场对这个题材的反馈。澎湃新闻：《铁甲雄心》《这！就是铁甲》节目走红之后，对铁甲文化在国内产生了什么影响？茹晨：两款节目背后的KOB机器人格斗赛事，一直在推动的就是铁甲文化。铁甲文化我们定义其实是发源于创客文化，是有别于高达机甲这些纯架空的科幻，它是说大家觉得偏男性审美的英雄主义，在整个工业革命浪潮底下的英雄主义的精神，第二个其实最核心的是现实主义，所有的想象当中的东西可以通过大家的技术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从电影上可以看到，这两年硬科幻的电影越来越多，就是从纯想象的到这两年，太空、空间站、火星等这些，大家实际上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不是纯瞎想。所以这个趋势是一样的，我们在推进铁甲文化，包括背后的强调创新的创客文化，整体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度需要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底层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对于人才创新力的要求还是不够的。我们后面是很多的争论，就是说这项运动的技术到底强不强。我认为它是一项竞技运动，更多的是跟大众传递一种观念、价值和文化，能够去引发民众现在对创造力关注的热潮，我觉得这个事是有价值的。其实这个品类很吸附小朋友，就是年龄很小的小朋友，从小学六七岁，小朋友都对这个东西非常狂热，我是觉得能够帮他们打造全新的偶像，尤其是男生，不再是看那些唱歌跳舞。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体育运动员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样，接下来制造格斗机器人的这一批工程师成为他们的偶像，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健康的全新的事，我们需要这样一批的大众偶像，用他们身上的创造精神、学习能力去鼓励。我们跟合作伙伴说，这项运动是能够把青少年的兴趣导向到的，不是说以后真要他们做格斗机器人，而是很多小朋友为格斗机器人感到兴趣，以后对机械、创新、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都会引导方向。美国这项运动已经十几年了，伴随着一代工程师和一代创新人才的成长，我觉得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澎湃新闻：创客星球是如何挖掘国内的格斗机器人团队的？茹晨：国内一直有爱好者群体，一直在做中国格斗机器人联盟，这是个纯民间自发组织的。（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央视开始转播，大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去参加比赛。这个群体一直在互相闭门造车，通过互联网跟国外的选手取得联系。他们几乎没有比赛的机会，但是通过跟国外的选手沟通交流，在几年前他们内部已经能够把机器造得很不错了。我们当时把这个联盟的创办人引入到我们的实验室，作为实验室的负责人，所以一批联盟里倾注心血非常多年的选手都在我们这边。由于创客星球在创投圈还是有一定品牌号召力，所以很多的创客团队包括科研公司，还有高校学生实验室的群体，都主动过来报名了我们的比赛，成为我们选手池的一份子。最终他们要提交技术设计方案，我们进行筛选，筛选完成后，我们会给他们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在技术上会支持他们。（国内）最早的一批还是发源于爱好者。澎湃新闻：创客星球的团队和别的内容公司有哪些不同？茹晨：我们有两个和其他公司不同的团队，第一个就是实验室，第二个是赛事团队。实验室由工程师、设计师构成，他们首先要制定技术标准，我们得定官方的机器人制造手册，必须所有的选手按照我们的手册去弄，哪些技术是允许的，哪些技术是被禁止的，这些是官方提出的技术标准。第二个是给所有的选手进行技术审核，到底有没有能力来参加这项比赛。第三个是帮助所有的选手去建造机器人，我们给他们提供技术资金之后，我们的实验室会去跟进，审核他们每一个阶段的技术方法，包括他们的一套供应链系统，需要采购什么样的电机，减速箱，哪一些零配件跟他们的技术方案契合度最高。赛事组核心有一批以前的留学生，他们跟全球的选手沟通没有障碍，能够把全球最好的选手吸引，这支团队目前比内容团队还要庞大。他们经常会去海外跟选手沟通，甚至有一些零配件国内有限，他们去国外买。他们也制定了大赛的规则手册和裁判手册。这两个团队在我们这能够很好地把我们的专业性和娱乐性融合在一起。澎湃新闻：创客星球在科技加上娱乐的内容领域还有哪些开发计划？茹晨：我们更多地在梳理一条科技娱乐IP的开发工业流程体系，从最上端的IP的研发和市场验证和商业验证的部门，到下面技术实现的部门，包括实验室，赛事部门，和工程设施部门，到第三个阶段我们的内容产品化阶段，包括综艺节目赛事转播和产品，到第四个阶段我们的IP和社群运营，到第五个商业化，涉及到内容产品的商业化，IP授权等等。我们现在在完善和梳理我们的工业链条，我们会以格斗机器人作为纵线。大家看到的形态还远远不是这项运动的形态，它是欧美已经发展了十几年的形态，我们会不断地去创新它。同时，我们也会有一条横向的线，会有科技娱乐的IP矩阵，类似于像无人机的竞速，其实它的逻辑跟机器人格斗非常地接近，都是技术端、选手，最后一个非常酷的包装，去传递一种全新的技术娱乐形态和青年文化。接下来如果横向看，就是新技术带动的新娱乐，我们都会往里切，只要我们认为是合适的，真正能够做到很好的大众化的，有商业化前景的，我们都会去切。当然我们的主轴会锁定在机器人格斗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图片：冯晨清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王宏伟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杨斌在第七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十强决赛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主题为“大学创新文化的五个特征及对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的分享。杨教授指出，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有重要价值和贡献。与企业创新相比，大学创新有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强人文性这五个特征。对于创新创业教育，杨校长也提出了期望，创新创业教育的初心是培育对学生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和品格品性。相比瞬间的“赛果”，学生们在“赛程”中所接受的指导和挑战更重要。我们要不忘初心，关注育人。杨斌教授在第七届“校长杯”决赛上讲话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各位评委，各位同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清华大学“校长杯”的第七届的决赛，我特别代表学校来表示祝贺和支持！也来感谢各位企业的支持和校友的帮忙。祝我们的大赛一年比一年更有进步。刚才比赛开始之前，我们开了清华x-lab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会议，讨论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下一步的发展。我自己感觉，形势是好的。以前的几届校长杯，场地特别大，媒体特别多，灯光特别炫，热热闹闹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朴素简单直奔主题就最好。一段时间里，双创变成社会上媒体的焦点，各界的殷切期望很急迫，其实反而对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构成某种扰动。我们的初心是通过大学当中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人，不仅仅是出来一些创业家或者说创新人才，而是更多的学生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在自己心里播下创新创业的种子，不论今后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有一种挑战现状、动手改变的意愿、勇气和能力。我们希望通过清华x-lab和创新创业教育，能够培育对同学们一生有长久影响的价值观、品格品性，这比短期内提高学生身上的某些能力以及过程中获得的具体成果，长期看更重要得多。大学里面学生比赛的特点是，任何时候“赛果”都是瞬间的，是一种当时状态的反映，不是什么光环，远称不上是什么成就。我们更看重的，我们也希望参与其中的同学们更看重的，是在“赛程”中所接受到的包括在座的评委在内所给予的指导、挑战、拉伸，打磨每个计划，深化创新感觉；这些带有手把手色彩的培育过程要比什么“赛果”重要得多。所以我今天还是特别要代表学校来表示支持，不仅是支持比赛，更是支持你们一以贯之的投入。学校里以“校长”命名的活动恐怕只有这一个“校长杯”，足见清华大学对以创新创业教育来育人这件事儿的看重，这不是某个阶段的政策，而是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利用给决赛致辞这个机会，我想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供各位老师、同学、也包括企业家、投资家批评，以促进我们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深化。我们都知道，现代大学重要的使命之一是文化传承创新，其内涵是很丰富的，今天我想着重谈自己思考的一个角度，就是大学的科研创新文化，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清华讲科研做贡献的时候，经常说三条，顶天（面向全球科技前沿突破）、立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树人（以科研来培养人才），我有时候也想，三者之外，是否还可以加上一个“新风”，就是大学的创新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其实有一种“新风”的贡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的科研创新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和企业界都为创新而不竭地努力，这二者当然不是竞争关系，但也不是简单的互补或者上下游关系，其创新模式也不太一致。这里的“不一致”我认为是有价值的，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创新的张力结构，支撑起更具长期竞争力、更有韧性、也更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大学的创新文化，有五个与企业界不太一样的特征，我个人认为是持续地丰富着整个社会创新的文化和价值的。第一条，就是大学创新的低功利性。倒不是说大学的学者们有这个自觉性，也不是说企业界的创新者们太功利。必须要看到，企业界很多时候是要背负着比较短期就要见分晓的业绩压力，投资者的期待和业内相互之间的竞争也使得在时间维度上企业界的创新不能做得很从容。企业界的好处是需求也许更明确，但也要警惕这些需求可能是比较浅的、短的，有时候需要挖掘能表达出来的需求背后没说出来的“真需求”。学术界创新的低功利性，就是放飞、包容学者们的好奇心、理想化，所带来的有趣的探索，以及探索失败；并不是为了派上一个即刻的用场，但是却能代复一代地引领人类的发展，深化人类知识的基础，突破着认识的边界。低功利的自由探索，对于企业界是相当地奢侈的，尽管有些企业时不时地也想模仿大学的做法，给创新者们相当的自由度，但内在里还是跟大学的宽松环境不同。低功利性，意味着给创新的耐心更长，更能做也愿做长远的部署，这给整体的社会文化带来一种积极的输出。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就像她的育人成果一样，很多时候不该在比较短的时期中加以衡量和评价。这就是低功利性。第二条，是大学创新的弱层级性。这是大学组织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两天参加校友聚会的活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是“序齿不序爵”，反映到学校的创新实践中，也是如此。谁有新主意都会被听取，弟子不必不如师，平等探索，鼓励争鸣。大学的教授阶梯就是相对简单的三层，很多专业服务行业也都是如此，而且梯级高并不代表学术上的权威，资深的老师们要不断地听年轻的博士生、年轻老师讲新发现，这是一种终身学习，让大学当中的每个人都对学术的飞速进步有更强的敏感性。新技术往往有“逆龄化”的特征，也就是年纪轻的人反而更敏感更容易上手，更可能是尝鲜者；而弱层级性，对于整个创新文化都是有积极价值的，当然对于企业到了生产运营中却可能未必。弱层级也许会有利于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融合，不必都回到命令链条的顶部，不太在意自己是哪个部门的，这一点也是跟企业创新不同的。第三条，是大学创新的高公益性。这是大学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不只是公立大学如此，所有大学的创新，比起企业界来，都趋向于高公益性这个基本价值立场。在选择研究题目时，大学也往往鼓励教师们选择那些对于公共命运、人类福祉有长期影响的题目。终身教授制度，其实也有这个好处，就是可以献身大我。国家对大学，以及大学当中，对知识产权的安排也有其特殊性，既希望保证对其中的具体创新者有足够的激励，同时又适度地促进知识产权更快地流动、扩散，以造福社会，惠及民生。第四条，是大学创新的科学理性。大学的创新在知其然之外，尤其重视知其所以然，强调可以重复实验，循证说理，科学精神是放在第一位的。整个社会的创新环境的营造中，科学普及工作是一件大事，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更多时候需要的是公众在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上的普及。现代社会大众容易被一时之热点和思潮所影响甚至左右，而大学对社会的纷扰喧嚣能保持一定的超然距离，给社会文化贡献着一定的稳定性。大学当中的学科秩序也是如此，不是社会上互联网热，就全都一窝蜂搞互联网，而是保持着她的范式逻辑、科学理性，冷静地、持续地做着独特的学术贡献。企业界的创新成效总会带有不少营销的成分，这也难免，毕竟有产业竞争或是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学术界应该主要是靠创新成果自身说话，经得起时间的反复考验。第五条，是大学创新的强人文性。大学中的科研创新的选题，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学者，都更有充满暖意的人文立场，更有促进社会平等和谐的价值主张，都更愿意关心不被竞争和效率所怜惜的弱者——特别是当这里的弱，很多时候并不是本身不努力，而是由于社会的变化、技术的交替所带来时，大学创新就更希望帮助他们，并且以创新的力量和方式来做，让社会的未来变得更好。强人文性，也意味着大学中的创新会天然地成为“有责任的创新”、“人本的科技创新”。长期来看，这种有人文大爱的创新不仅对社会文化有滋养，本身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这五条我所体会的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也各有特点。这些大学创新的文化特征，当然对企业创新也可以有一些借鉴和启发，但是企业界所处的情形不同，面临的挑战与大学不同，所以也不可能统统变成大学这样的创新文化。大学的创新文化比起企业来也可能缺少整合性、针对性、有组织性，显得效率低、周期长、太散漫。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美。应该说，大学能有相对从容宽松的创新环境，也是靠国家社会的关爱支持，包括企业界的慷慨赞助，才做得成，值得感恩，倍加珍惜。从这个角度来延伸说来，我们这些大学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也会有意识地突出低功利性、弱层级性、高公益性、科学理性和强人文性。我看了一下这次进入十强的团队的题目，除了刚才重恩院长所说的今年硬科技备受青睐之外，我也看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心，包括生态保护、老龄化，这些也都是跟人文有关的。这些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也许短期内感觉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选题，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新的需求趋势。评委老师们也可以给予多一些关心和鼓励。今天与获选十强的同学和费力帮忙的评委，以及各位同事、企业赞助者，来分享大学创新文化的一些特征以及其对社会文化的贡献，还是希望我们的比赛和平台，不忘初心，践行使命，持之以恒，关注育人。大学当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学习者都在进步，其实没有输家这个概念，只要你参与其中付出努力，你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赢家——显然，赢家不只是最后评委宣布的冠军。最后，预祝今天活动成功，也预祝各位从辛苦中得到更多收获。谢谢大家！

【特区故事】 讲述人：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吴俊忠 我是深圳大学一名老教师，已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3年。谈到与深圳改革创新相关的经历，三件鲜活的小事就涌现在眼前。一件求职小事。1986年，即将硕士毕业的我到深圳找工作。在深圳人才交流中心，有人盛邀：“小伙子，我是深圳某银行的，去我们那儿工作吧。”我问他：“我是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没有学过金融，到你们那儿能干什么呢？”他回答：“学什么专业不重要，只要能力强、文笔好、有责任心，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才。”他的话让我感到，这就是深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选用人才，不强调专业对口，不苛求工作经验，只要你有发展潜力，就敢录用你。一份教学感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深圳迫切需要各类专业人才，深圳大学办起了各类大专班。大专班“宽进严出”，入学不用考试，毕业严格考核。由于大专班开设的课程多是以往高校专业体系中没有的新课，对教师来讲，是个很大的考验。1987年，我到深大中文系报到后，第二年就按系里要求，承担了8门课的教学任务，边学边教、日夜兼程。这种经历丰富了我对大学教学的认知。在急需人才的深圳，教育与特区发展同步，任何旧观念、老思路，在此都行不通。一个理论观点。1997年，我在《深圳商报》发表《超越参照》，明确提出：“深圳文化创新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参照的创造性行为，需要的是超越参照的创造性思维。”今天，这个观点已然成为深圳文化创新的客观现实。1988年，时任深大中文系主任的胡经之教授提出把深大中文系更名为国际文化系，理由是，为了培养中西融通的创新型人才，必须让学生接触中西文化。更名报告报到学校，很快批了下来，全国高校中唯一的国际文化系就这样诞生了。这表明，在深圳创新没有清规戒律，敢于想到才能真正做到。（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王斯敏、严圣禾、李晓、陈之殷、党文婷）【来源：光明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