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期刊

编者按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陆续推出，敬请关注）“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之三：让蝴蝶飞一会儿 新世纪外国文学与研究点厾文 | 陈众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出现了重要变化。之一是市场趋于成熟和稳定，追风和迷信明显消退，这主要归功于“四个自信”和拿来的从容，次之是外国文学本身呈现出空前的多维发散状态，同某些政治经济单边主义适成反差。在文学这个天平上，“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譬如自然界的“蝴蝶效应”，任何事件、任何地点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学书写对象，任何写手也可能成为潜在和显在的作家。此在彼在，你写我、我写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业已成为世界文学的常态。之二是无论国内、国外，出版和接受日趋理性；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这两者自然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之三是外国文学多元格局的形成反过来助推了我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了解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体认与美好愿景。当然，这也充分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下仅就学界广泛关注的“世界文学”问题略呈管见。首先，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客观存在。从历时性角度看，人类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舞和口传文学；从共时性角度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皆有文学。因此。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学》，就像《文艺报》有一个“世界文坛”版面。前者最早由鲁迅和茅盾创刊，是为《译文》；上世纪50年代末改称《世界文学》，而且历来奉行文学平等理念，其天平甚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倾斜。《译文》（《世界文学》前身）创刊号 其次，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既是古来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也是现实主义者无如之何的选择。19世纪初，歌德萌生了“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谓“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预想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而是出于对《玉娇梨》《好逑传》或《沙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举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早已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大众消费文化和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这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种“世界文学”。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再次，迄今为止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建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夏志清还是马悦然，大抵对我国“四大名著”评价不高，《红楼梦》也远未进入“世界文学”的经典谱系。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和凤毛麟角的蠹书虫，西方读者鲜有知道《红楼梦》者。或者换一种说法，单就读者数量而言，《金瓶梅》和《聊斋志异》远超《红楼梦》。至于我国当代文学，则大抵还是西人文化猎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质。平心静气的理解尚须假以时日，一视同仁的欣赏却必得我国全面崛起。19世纪的英、法文学和20世纪的美国文学，其所以风行，甚至被一些人奉为圭臬，除了文学本身带有某些超前基因，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如今，作为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文学，却也不再沉默，其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更是不容小觑。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已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这个全球化时代摆正了位置。我们扪心自问：是否像对待美欧文学那样对待过巴基斯坦文学？因此，国内外达姆罗什们、卡萨诺瓦们的所谓“世界文学”果真是对世界文学一视同仁的接受与赞美吗？当然不是。但我们不应该顾此失彼，甚至戴上有色眼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愿景、一个问题甚或一种审视文学的方法，恰恰是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提出并得以广泛讨论的。各民族文学的共性也是的确存在于兹，从文学的起源到体裁的发生可见一斑。文学内部的诸多题材的、内容的、人物的、意象的、情愫的相似也是实实在在可视可感的。因此，姑且让这个带引号的“世界文学”问题暂时悬置吧！让蝴蝶飞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应如何。好在杂事倥偬、时光倏忽，我辈之后，还有来者；也好在世界一日千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后人很快就会得出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界近年来风气乃变，多数学者不再唯西方同行马首是瞻。学术史研究、伦理学研究、历史社会学蔚然成风。如此等等，并不排斥纷纷嚷嚷的主义、思潮，但基本视野却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资源”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下我仅举三个例子：先说学术史研究。众所周知，学术史是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自然也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且说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自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之后。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再说伦理学研究。我国的伦理学研究同样起始于“维新变法”之后，尽管伦理学资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这在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由于唯洋人、唯文本，在较长一个时期，伦理学这个常规武器彷佛被付之阙如，甚至被当作冬扇夏炉。近十余年来，在学者聂珍钊的带领下，我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早已蔚然成风。然后是历史社会学批评。它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这在学者王守仁和杨金才以及蒋承勇等引领或主编的现实主义再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同时也在吴笛主编的《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学术史研究、伦理学批评还是历史社会学，归根结底都立足于新时代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和辩证方法。它们虽然是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十多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无不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适当地回到常识，同时兼及当代范式，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上述常规武器重现“江湖”至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社会历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三）适当阻断现代主义以来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当然，其他还有诸多可圈可点的新探索、新尝试，遗憾这里只能挂一漏万，无法面面俱到。需要补充的是我国几大外国文学研究刊物几乎无不彰显了主体意识。由此催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认同是：从小看外国动漫和从小读经典的结果一定不同。这好比童年的味蕾，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同时，二十年前的互联网巨头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文化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原动力。从布热津斯基的“奶嘴战略”到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人们大抵看清了文化产品的厉害。林林总总、潮起潮落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也不再紧张到老死不相往来。

近日，《外国语文》编辑部收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编委会通知，《外国语文》再次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9版）语言、文字类的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专家和期刊工作者，采用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对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作出综合评价后评选出的结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国内最重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之一，为学术界广泛认可。《外国语文》创刊于1980年，前身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外国语文》。开设有“学术前沿专栏”“外国文学与文本研究”（全国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外国语言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与教学论坛”“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研究”等专栏。现为中文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重庆市一级期刊、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十四五”期间，《外国语文》将继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围绕新时代新文科建设打造外语名刊。以创办国内一流外国语文研究的学术刊物、打造外语研究的特色栏目、刊登外语研究方向精品文章、扩大专业影响力为目标，努力搭建开放、平等、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虞金星）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10月30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文学 》主编高兴、《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与翻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岚参加论坛并发言。本次论坛主题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重点关注文学期刊在本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本国知识界及文化界的密切联系等。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谈到网络时代坚持文学出版的话题。他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文学出版，《客迈拉》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他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与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的”。在谈到文学杂志的重心时，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引述法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翻译最应受到重视，“如果一本文学杂志存在只剩下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要重视翻译，让作品被翻译。因为翻译意味着我们对一种新的地平线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认知地平线的一种拓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与国外文学期刊主编交流时，认为过去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接受，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基本符号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天应该更进一步，从“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密码的探究，渴求交流的愿望等等”共通的层面去研究和接受。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分享了她对纯文学认识，“什么是纯文学作品呢？我个人的定义是用文字对现实再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她同时分享了她的编辑思路，在刊登小说作品的同时也期待展示作家对当下的刊发，让杂志有一种直播感，“好比准备一桌饭菜，不光要有经过时间闷煮的菜肴，还想准备一些鲜蔬沙拉”。该论坛是《十月》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十月》1978年在京创刊，四十年来发表了《小镇上的将军》《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等一系列名篇，成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要文学国家文学期刊的相互交流，《十月》杂志2018年推出“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文学期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表性文学期刊主编集中交流，以期未来进一步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对话，举办相关的文学研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先后致辞。

由《十月》杂志社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这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进行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西班牙《客迈拉》、法国《现在》、日本《昴》与国内的《人民文学》《收获》《当代》等期刊的主编、副主编们在论坛上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并就“传统文学期刊如何面对网络时代冲击”等问题展开探讨。用优秀作品引导读者近年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传统文学期刊造成了极大冲击。如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客迈拉》的销量如今已经减少到上世纪80年代的1/10。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期刊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才能让我们与网络读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附和称：“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人们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还是大家所需要的。”《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说：“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但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化，使得人们工作之外的休闲时间被分解、分流。在人们有了更多文化娱乐项目可选择的情形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都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则提出，正因如此，文学期刊才更该与时俱进，谋求新的发展思路。“读者现在可以通过手机免费读到很多内容，文学期刊做的却是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那无疑是自寻绝路。因此每次编辑新一期刊物时我都会仔细考量，这部作品算得上优秀的纯文学吗？它有向世人传播的价值吗？我想，用优秀的作品去引导读者，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用鲜明个性吸引读者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重在找出个性：“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其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各位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从而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个性和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特质的，文学需要的就是有鲜明的个性。”《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指出另一个重点，就是要适应年轻作者的需要：“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传统文学明显存在一些区别，那么我们这一代办刊人应该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使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的创作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参与这次论坛的嘉宾当中，最年轻的就要数南京老牌文学杂志《钟山》的副主编何同彬，何同彬是一名80后，对于新媒体对传统期刊生存造成的影响，他的感受更为强烈，也已开始尝试从年轻人的角度去做出改变。“《钟山》也在做各方面的努力，希望尽量跟上时代的步伐。比如在封面设计上，为了适应年轻人对于美学的新需求，我们专门请90后设计师重新设计了一套系统并加以推广。另外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微信平台乃至微店，还有电子投稿系统等等。这些新媒介形态的介入，都是为了适应新的阅读时代，试着去让更年轻的阅读者接受我们这样一个老牌的文学期刊。”仍然有很多人对创办文学杂志满怀激情虽然面临诸多困境，但各位主编们最终还是达成了一个较为一致的观点：无论什么时代，也许载体会发生变化，文学却永远不会缺席。如法国《现在》杂志的创办者、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所说：“仍然有很多人对创办文学杂志满怀激情，我觉得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和漠视做斗争。有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存在于文学表达之上的。一本文学期刊的发行量现在可能只有几百册或一两千册，但只要这个声音仍能持续不断地发声，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于文学的新体验和新感受。《现在》每年出版3期，已出版46期，或许它将终结于第50期，但这不是真正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因为我已开始策划创办新的杂志了。”

很长的时间里，有众多的作者朋友们咨询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作者们先提供他们的个人简介，以明白他们的学历、工作单位和职称，因为不管是南大还是北大核心对作者都是有要求的。一些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下面我就分析说明一下。一、南大核心南大核心是国内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并进行评定的，评定时间是两年一次，评定结果会出版《CSSCI 来源期刊（20XX 年-20XX 年）目录》，会发布版本目录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发布的是2019年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2019 年-2020 年）目录》（见下图）。目前来说是南大核心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相当权威的数据库。南大核心通过对全国所有符合以下要求期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刊期在两月以下出版，非一刊号多版的期刊，分析其他引影响因子，就是指在统计当年，CSSCI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2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该刊自引）与前2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二、北大核心北大核心，4年评选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进行评定。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是依据国内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由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来鉴定，其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来说在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第四年评选后，会发布纸质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2019年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如下图）三、发核心的方法及对作者的要求因核心期刊都是权威学术方面的，因此对要发表的文章自然就会要求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筛选办法中一项就是对作者的学历、职称做出要求，因为一般有高学历及职称的作者，其论文质量不会太差。（一）发CSSCI（南大核心）要求对作者的要求：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论文字数最少的要求4800字，级别高的核心期刊会达到8000字以上。期刊编辑在选择论文时的筛选方每个期刊出版社都 不一样，对于应对技巧大致统计如下：1.熟悉期刊的风格与要求：(1)作者单位和简介：因一般核心期刊都要求作者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所以在投稿时附上详细的作者学历、职称、单位简介，会让编辑有个好的初印象。(2)论文的方向：作者投稿的文章要符合南大核心期刊的方向，因其属于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因此在选稿时会偏向于“文史哲法经”方面的学术论文，经济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观经济。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稿件、外国文学稿件、纯语言类稿件、教育教学类，德育等方面的稿件！(3)版面要求：字数在4800字到8000字左右最好。(4)其他要求：如果作者有基金的论文，请附上；如果有博导也一定请博导一起作为作者。（二）发表中文北大核心对作者的要求：1、讲师起(二本院校)2、重复率10以内(录用率)3、文章按期刊的要求写4、切记作者不要盲目写作5、先确定期刊再开始写四、总结不管南大核心还是北大核心，基本上只收高校作者的作品。上面关于南北核心发表对作者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对于在限制条件以外的作者们，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表核心了，也不是想让作者们知难而退，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帮助您找到克服的路径，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五、解决方案如果职称评审文件里加分项中可以出书（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申请专利、发表SCI，并不要只限于发核心，可以走以上的几种路径，因为这几种对于学历及职称的限制没有核心期刊的限制多，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于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发表，您有什么问题与意见，欢迎留言，谢谢您的阅读。

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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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跨学科研究院、国别与区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外国文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线上线下形式成功举办。来自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的八位专家学者通过腾讯会议分别作主题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建设与外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面向”“文学研究的二维向度”“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文学院全体骨干教师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参会。会议开幕式由《阅江学刊》执行主编渠红岩教授主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管兆勇在致辞中对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并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概况与办学特色，阐述了学校在新时代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战略布局与建设规划。他希望各位专家对学校新文科建设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此论坛为契机开启学校新文科建设的新篇章。文学院院长吴志杰就文学院办学状况及学科发展建设方面的工作计划向与会专家作了详细汇报。会议上半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金莉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杨金才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新文科建设与外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面向》的报告。他就如何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进行外国文学研究发表见解，剖析了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现象及误区，探讨了对于国外学术资源的立场选择以及文学批评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等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彭青龙教授作了题目为《文学研究的二维向度：跨学科与跨文化》的报告。彭青龙教授就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研究的转型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人文社会学科研究不仅要注重内部的交叉融合，更要注重与自然科学融合的实践探索；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艳钰教授作了题目为《现代期刊研究——新世纪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媒介转向》的报告。曾艳钰教授通过梳理美国文学期刊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总结出现代期刊与美国现代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及意义；闽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张龙海教授作了题目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遗产》的报告。张龙海教授阐述了批评大师布鲁姆如何与前辈诗人抗争，成就文学梦想，坚守学术操守，科研教学相长等人生经历，以此激励当代学者向学术大师学习，科研教学两手抓。会议下半程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杜玉生副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罗良功教授作了题目为《跨国非裔社区中的美国非裔文学》的报告。罗良功教授强调了国际关系与全球战略视角下跨国文学社区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认为跨国文学社区不仅有利于世界非裔文学研究的深入，对中国的全球战略服务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欣教授作了题目为《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与价值引领》的报告。王欣教授表示，课程思政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稳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形成大思政育人体系的重要方向；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作了题目为《英美诗歌教学的几个路径》的报告。李正栓教授结合自己多年诗歌教学体验，对新时期线上线下两种教学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教学模式的创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国别与区域文化研究院院长李建波教授作了题目为《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报告，以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为例展现外国文学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交叉探索的可行性。李建波教授作总结发言，并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认为各位学者精彩纷呈的报告代表了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学者们在会上展现出文学人的锐意创新、不断进取的学术风貌，是学院师生学习看齐的标杆。此次论坛积极响应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号召，以外国文学研究为纲领，搭建了语言文学学科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与会专家就外国语言文学等文科领域提出的重要思考与前景展望，将对学校文科教学与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有助于学院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推动学院新文科建设创新式发展。文学院也必将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不断探索语言文学学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之路。（通讯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张婉婷 陈琳）

2021年 与365位名师相约 每天30分钟一讲座 把你的思维带到未曾去过的地方 《古事记》——闲听古事探东瀛 占才成 | 华中师范大学 《古事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典籍，现存最早的日本文学著作之一。记有日本诸神的由来与神话传说故事和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共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事迹，史实与虚构相混杂，是我们探讨很多日本学问的源头。 主讲人 占才成，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日本神话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 【来源：集贤县图书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