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类期刊

近日，《外国语文》编辑部收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编委会通知，《外国语文》再次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0年版（第9版）语言、文字类的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专家和期刊工作者，采用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对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作出综合评价后评选出的结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国内最重要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之一，为学术界广泛认可。《外国语文》创刊于1980年，前身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更名为《外国语文》。开设有“学术前沿专栏”“外国文学与文本研究”（全国社科期刊特色栏目）、“外国语言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与教学论坛”“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研究”等专栏。现为中文外国语类核心期刊、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重庆市一级期刊、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十四五”期间，《外国语文》将继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出版方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围绕新时代新文科建设打造外语名刊。以创办国内一流外国语文研究的学术刊物、打造外语研究的特色栏目、刊登外语研究方向精品文章、扩大专业影响力为目标，努力搭建开放、平等、自由的学术交流平台。

作者：周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基地向世界讲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故事，提升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国策。习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个国策。凭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习总书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的价值观。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更有效、更规模化、更成功地实施这一策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和策略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例如，学术界对海外的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策略、路径和模式研究成果颇丰。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文化输出案例。然而，我们文化输出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仍然较为艰辛。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翻译的书籍在国外并没有真正地打开市场，为世界所接受。我们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够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我们的对外传播策略，并探索如何真正有效地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中华文化“走出去”受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我们所传播的文化与输入国所期待接受的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诚然我们现在国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译者，出版设计水平也非常高，对外译介成果非常丰硕。然而，最终得到其它国家本土读者认同的译本却并不多。以我们现当代文学传播为例，真正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译本还是由西方本土译者所选择并翻译的译本。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目前文化传播策略，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上所述，翻译策略研究非常重要，然而如果不考虑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则有可能造成译本不为受众接受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将文化传播过程分为接触与显示、选择和采纳融合三个阶段。大量译本推向世界只是使我们所希望传播的文化呈现在受众面前，而受众如何进行选择这一阶段就成为评判传播的内容是否为受众所采纳的关键环节。目前我们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将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著作译介并传递出去，而对于中国文化在海外是否有效地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领域：海外权威学术期刊的研究几乎很少去关注。针对这一现状，对海外权威学术期刊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他国学者的研究旨趣，确立以受众为重心的传播方式，并力求找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点，进而促进中华优秀文化更有效地为目的语国家所接受，最终真正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顶尖的学术机构所出版的学术期刊，体现了学术前沿性、前瞻性和权威性，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无疑就是其中的代表。哈佛大学历来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作为美国汉学研究中心之一的哈佛大学历年来名家辈出。而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以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机构、院系和刊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汉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刊于1936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作为哈佛大学研究的权威级期刊，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学术界的风向标之一。与此同时，它也体现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旨趣，并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通过对《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千禧年以来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及书评的回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美国汉学的发展脉络，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分析西方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为我们深入分析接受国的“期待视野”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让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真正落地，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进行文化输出，却往往雷声大、雨点小。首先，不同的文化土壤滋生了不同的研究旨趣。这种研究旨趣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重要的论文得以一窥究竟。从历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论文来看，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戏剧等仍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然而，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阈并不囿于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研究视角，而是立体的、多维度、跨越学科边界的多元化研究。同时，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绝不拘泥于某一方面，而是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并运用西方文论中新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科林·霍伊斯的长篇论文《言外之意：北宋的游戏与诗歌》、同期的长篇书评《狐狸与鬼魂：纪昀与十八世纪文人讲述故事》；书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物品》；阿尔弗雷达？默克的《中国宋代的诗歌与绘画》；著名西方汉学家袁苏菲的两篇书评《17世纪中国的戏剧家和文学游戏》、《欲望戏剧：早期中国宋朝戏剧的作家、读者以及再生产》，以及论文《蟒袍礼物：“金瓶梅”中物的流通》等论文都是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对经典文学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元化解读的代表性作品。当代美国汉学巨匠宇文所安的《诗经的再版》、《唐朝的手抄本遗产》，《早期中国经典诗歌的形成》这三篇文章则不仅仅将研究视角拘泥于文学本身，而是将文学与文学生产与传播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阈。同样，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海外学者试图挖掘被经典文学话语排除在外的私人性话语，与主流文学话语一道丰富了我们文学的研究领域，也同样拓展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空间。最典型的代表有对西方知名汉学家、翻译家杜博妮的著作《当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鲁迅与许广平的亲密生活》进行的长篇评论。而《休闲文学与中国现代性》则探究了现代性与中国休闲文学这一较少受主流学术话语关注的领域。这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仅给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启示，更为重要的是，也能指导我们在外宣工作中采用更为丰富、灵活、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的战略，从而打破学术/非学术、经典/大众、菁英/通俗话语的疆界，找到我们文化输出与海外接受的契合之处，将中华文化更有效地引入国际视野。其次，海外学者把以前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传统之外的边缘声音纳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关注性别、族群、地方话语等问题。例如，著名美国汉学家白亚仁的书评论文《剑与绣花针：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女侠》、《美女与小说：十九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其它如《清朝的性别与文本政治：<正始集>研究》、《发声的女士：早期中国文本中的性别与男性群体》、《女鬼：十七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与性别》、《作为作者的她自己：晚清中国的性别、代理与写作》等大量的书评和论文可以看到性别研究在当代《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其它如对于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杭州、安徽等地方文化的论文也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第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的涌现不仅吸引了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也为我们对外传播打开了新的思路。大众文学期刊、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不仅挑战了传统主流文学的出版模式，拥有大量的文学受众，而且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状况也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拓展了新天地。总的说来，过去我们对外宣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也为我们在新时代的外宣模式上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在近年来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同样体现了海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西奥多？D. 哈特斯撰写的《文体问题：文学社团与现代中国的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的书评就向我们展示了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团体以及我们学界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的大众文学期刊的研究兴趣。该著作的作者迈克尔？霍克斯（贺麦晓）是当代英语世界学者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他于201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成为近年介绍、分析和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而我们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多维度、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文化传播，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然，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西方汉学研究中的政治偏见使我们在分析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带有偏见的政治话语。但总的来说，海外汉学不同的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使我们在文化输出时必须考虑到预期读者的“期待视野”。我们在文化输出时最终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然而，我们过去在外宣过程中由于对目的语国家的需求不够重视，造成我们的文化输出常常与目的语国家的需求相割裂，因此我们的对外输出并没有很好地达到预期效果。这样一来不仅没有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会阻碍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优秀文化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时，在文化输出时充分考虑到接受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研究旨趣以及文化差异，是我们当下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至关重要的因素。　作者简介：于2006年获得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于2014年完成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08CWW005），以良好的成绩结项。目前正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非裔文学史》翻译与研究”（项目号：13&ZD127）。在相关研究领域出版专著：《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其中，《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研究》获得校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当代文坛》等发表学术论文数篇。（来源：光明网）

学人小传郑敏，1920年7月18日生于北京，祖籍福建闽侯。诗人，翻译家，西方文艺理论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52年于美国布朗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方组（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6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著有《诗集1942—1947》《寻觅集》《英美诗歌戏剧研究》《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等。1981年，郑敏与王辛笛、曹辛之、穆旦、杜运燮、陈敬容等合出诗集《九叶集》，他们因此被称为“九叶诗派”。百岁生日当天的郑敏 资料图片《九叶集》《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大家】7月18日，“九叶诗人最后一叶”郑敏先生在清华大学荷清苑家中度过了百岁寿辰。郑敏是诗人，也是学人。她青年成名，诗作引燃了后来几代诗人的灵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她的诗论开20世纪80年代风气之先，将西方解构主义哲学引入对汉语文字、新诗创作、文学史观和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理解，在文艺理论领域引发深远回响。她的百岁如同一本厚实的书，记载着她独特的天赋才能、她不懈的创作实践和求知努力，也刻写着与我们民族命运相呼应的沧桑，有坎坷，也有坚毅不屈的进取。郑先生曾写下诗句：不能忘记它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了山峦的长长的肢体舒展地卧下穿过穿不透的铁甲它回到我的意识里在那儿放出只有我看得见的光。（《心象组诗》之一）那束引领她前行不倦的光，让我们翻开诗人的岁月书卷去寻访。一郑敏的求学之路十分特别。她19岁通过西南联大入学考试，被外文系录取。报到注册那天，她念及自己的哲学爱好，想到自修哲学比外国文学难，便果断转入哲学系，改修西方古典哲学。大学三年级，在德文教授冯至的指点和鼓励下，她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1947年，她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收录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题为《诗集1942―1947》。此时，郑敏不过27岁，俨然中国新诗界的一颗新星。郑敏的诗作从一开始便风格鲜明，被称为“用清明的数学家的理智来写诗的诗人”。诗人唐湜如此评述道：“她虽常不自觉地沉潜于一片深情，但她的那萧然物外的观赏态度，那种哲人的感喟却常跃然而出，歌颂着至高的理性。”情与理紧密交织并力求理智的超然和超越，这种美学追求脱胎于青年郑敏的个性，离不开她的哲学底蕴，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派新诗当时共同推崇的一种创作倾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登陆中国。一批年轻诗人受其吸引，用心揣摩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经验，将其应用于汉语新诗的艺术探索。他们的创作试验各取一径，白话诗的结构、修辞、表达手法在他们手上呈现出多种样式的新发展。百花齐放的园地里，青年郑敏的诗作乃是其中一枝生机勃勃、散发幽香的苍兰。繁荣于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有别于此前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取向的白话诗。它从中西诗歌艺术对话中提取灵感，尝试超越单纯的“我手写我口”或“我手写我心”，是中国现代汉语与当时的社会情景、人文思考以及诗歌特性的融汇和创造。用袁可嘉先生的话说，他们的诗是“新的综合”的艺术，它“包含、解释和反映了人生现实性”，同时“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的实质”。然而，具有时代先锋性的艺术实践注定属于小众。在现代派笔下，“诗作为艺术的本质”常常体现为诗句艰深晦涩，诗意迂回、跳跃而多层，诗人们的严肃和深沉给读者设置了智性门槛，不易亲近。这种疏离大众趣味的艺术立场显然不能直接服务于抗日战火和民族救亡。因此，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中，现代派新诗受到抨击，被斥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新中国成立后，它们被阶级分析所主导的文学评价所否定和抛弃。二直到30多年过去，新时期开启诗艺探索的新征程，40年代的现代派新诗才重新被挖掘出来，回到读者的视野。1981年，《九叶集》出版，郑敏已经61岁了。对于九叶诗遭遇的挫折，郑敏在90年代接受访谈时表达了深刻洞见。她认为，抛却中国历史的特殊进程带来的具体文艺观斗争和恩怨纠葛，九叶诗派的历史沉浮归根结底体现了二元思维模式对我国文艺评价体系和文艺心态的束缚。例如：革命/艺术二元评价标准。40年代的“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原本题材互补、诗风相异，并不构成相互排斥和对抗的关系，然而，革命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偏偏在两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没有意义的矛盾”。七月诗歌的语言和主题贴近底层，富于昂扬的战斗精神，因而被新中国文学史教材树立为模范，九叶诗讲艺术，“不革命”，批评界就无法正视它在新诗发展史的位置和价值。再如：区分二元文化身份、贬此褒彼的时代思潮。九叶诗人普遍接受过高等人文教育，通晓外国语言文学，善于表达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沉思，被喻为中国现代的哈姆雷特；七月诗派拥抱“人民本位主义”，强调“集体的英雄主义”和扑向光明的行动性，被称为武装起来勇于搏击的堂吉诃德。就精神价值而言，堂吉诃德的单纯与哈姆雷特的复杂本是对立互补，堂吉诃德质朴的民间生活逻辑和乐观主义情怀与哈姆雷特穷究事理的忧思各有其用。可是，如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简单对立起来，哈姆雷特的危机意识和辗转思考也就被扫荡出局，无人倾听也无足轻重了。“大跃进”时期，郑敏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四清”运动，她再到山西农村插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接着文革，历史清查和开会批斗从天而降，她不得不将所有诗集付之一炬，不再谈诗，直到浩劫结束。也就是说，即使不算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创伤，从30多岁到50多岁，至少20年韶华在风云变幻中流逝。诗歌没有生命，不会为世道无常而痛苦，那么诗人呢，是否恼恨时光虚掷，为远离诗歌而遗憾？郑先生的冷静和超然在诗歌内外始终保持一致。她说，这20年对于她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人生经验。倘若不是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会知道中国有那么贫困的地方，不会了解如此贫穷的人们离文化知识多么遥远、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相比，她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这段农村经历，让她从此忘不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卫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因此，即使是在那个年代，她也总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视世相、积累思辨而不坠于悲观绝望。“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这是郑先生一片赤诚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肤的体验才能让她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她的无悔是真实的。正因为关切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甚于一己境遇，郑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浇灌希望，能够从哲学层面——二元认知论——来理解九叶诗派的历史命运。也正因为痴迷于新的思考和求索，郑敏先生无暇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伤痕文学群体哀哭过往，相反，她犹如青春重返，飞奔向前，热情拥抱新生活，投入新创作。1979年，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开设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课程，同年发表《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式开启。三郑敏先生十分喜欢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因为这句话恰当描述了她的心灵旅程。她一生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自由徜徉，得到了双向滋养。郑敏在西南联大主修西方哲学，而她1948年前往美国常青藤盟校布朗大学继续学业时，又将研究转回西方文学领域，以论文《约翰·多恩的爱情诗》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邀请郑敏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用英文讲授中国现代诗歌。这是郑敏自1955年留学归国后头回访美。30年，旧日的学生已成长为教授，曾经的青年已两鬓染霜，可她对世界的好奇并未衰减半分。讲学之余，她抓紧一切时间收集浏览60年代以后的英美诗歌，勤奋研读正值黄金收获期的当代欧美文学理论。有没有一种学理可以说清楚二元思维模式的起因，解除它带来的禁锢，把我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认识、对于文化兴衰的思考引向更深处？——这是郑敏先生从半生坎坷中萌发的困惑，也是她回到诗坛和大学讲坛后一直尝试求解的学术问题。或许是偶然，也可以说是有心的必然结果，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著适时出现，照亮了她的思考，解开了她长久的迷惑。那一刻仿佛她在诗里所写：一只手点燃一盏灯黑暗缩向角落……（《灯》）四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书写是口语的符号。”西方人自古相信，人类用声音命名世间万物，然后发明书写符号把声音记录下来，因此，声音比书写离真实更近。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信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又给予了补充和巩固。依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上帝一言创世，神言是宇宙的绝对开端。既然神言是神圣真理的载体，那么，书写模仿声音，离真理远一层，自然低一等。到了20世纪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发现，语音和语义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并不是什么共同本质或真理属性使两者一一对应、相互绑定；真相仅仅是任一语音都与别不同，任一语义也与别不同，两者任意搭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其功能由符号内部以及符号之间的差异结构所决定，它并非神创，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60年代，德里达却指出，完整封闭的符号结构并不成立，语言也并不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符号系统，因为语音和语义之间所谓确定的一对一关系只存在于假想之中，语音一旦发出，就会不断自我分解，衍生差异，将意义向后推延。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差异是静态不变的，所以意义如同实体，确定无疑；德里达则提出，差异在时间中生生不息，在空间里不断扩散，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变化不息、永不钉死，语言才成其为语言。德里达认为，语言之源恰恰在于形成差异的力量、产生差异的活动和差异本身，语言的本质恰恰是意义不确定也不稳定，也就是一直被西方人轻视的“书写”。口语和书写的等级关系，在德里达看来，代表着西方哲学范畴的普遍特点——一元为中心，居于主导地位，另一元在逻辑上和价值上处于低级地位，受前者支配和压抑；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元权威中心、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筑在此地基上。而解构主义立场则与形而上学相对：时空、万物永远处于“书写”也就是无形的、不可见却无时无处不在的差异衍生运动中，一切中心蕴含着擦抹中心的力量。解构主义虽然是20世纪的新事物，其观念原型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只不过西方哲学对“存在”的信念和兴趣压倒一切，终使形而上学成为西方哲学主导体系。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的革命性解读，催生了解构主义学说。解构思想随后扩散渗透至西方各人文学科，再启发和衍生出多种改变世界的新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但在80年代，形而上学权威尚存，解构主义破旧布新之力虽然初显，仍然是一种新鲜前卫的思想，即使在欧美，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文学者不能予以正视。论年齿，郑敏先生比德里达还年长10岁。她年轻时所取法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高扬“客观性”“智性”“非个人化”旗帜，何尝不是崇拜超验一元价值的形而上学论调？然而，年过65岁的她以惊人的敏锐领会了解构思想的学术意义和潜在价值，毫无困难地完成了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更新。从80年代后期开始，她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将解构理论引入对当下中国新诗写作、文学批评、文化传统等现实问题的讨论，成为解构主义中国之旅的开拓者。五文学生涯里，郑敏先生体会最深的，恐怕就是拘泥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模式对新诗创作和批评的禁锢与伤害。改革开放前，把革命和艺术看作二元对立价值的文艺批评模式是一个例证，它导致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简化、扭曲解读，最终被打入冷宫，也导致创作领域假大空盛行。改革开放以后，文坛兴起的反崇高潮流也是一个例证。虽然后者源起于反思历史、矫正僵化虚假文风的愿望，但它试图将崇高/卑微、高雅/低俗二元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实际上不过是逆反心态的呈现。此外，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化写作、学院派/民间派纷争迭起，新诗各流派的“创新”宣言无不力求与某个想象的“落后”标靶划清界限，以示先锋，在郑敏先生看来，这里的写作心态仍然失之盲目，对文学创造力有害而无益。为此，她发表了《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时代与诗歌创作》等一系列文章，表明她对文坛现状的关切，进而阐述她的解构主义创作主张：主观/客观、个人/群体、宏大题材/个人独白、灵/肉、雅/俗并不是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相互转化；切断二者的联系和对话，择其一而敌视另一端，必使诗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使诗歌丧失品质。许多历史上遭遇过不公和冤屈的文学知识分子，在平反后很容易投奔文学意识形态的另一极——既然极左是错误的，那么越往右自然越正确；既然抹杀个人感性世界是错误的，那么，私人经验乃至感官感受自然高于一切，代表文学的天命。郑敏先生却始终保持冷静，不为逆向的情绪所动，坚持强调“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她在文章中指出，过去，整齐划一的宏大主题要求和创作形式规范抹杀个性、压制想象，固然对文学创作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是，反过来，倘若以小小的个人天地为唯一创作核心，作品也不可避免会流于平庸和狭窄，因为“两种相反的错误相互轮替并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至理”。改变二元对抗思维，当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亟待解决的任务。郑敏先生铭记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再三撰文呼吁教育界和文化界突破新文化/旧文化、先进/落后等二元刻板认知，把中国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设引向健康道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郑敏先生迅速觉察到伴随着欧美强势地位的“全球一体化”对于地球多元生态的侵蚀和压制。在她周边，她发现：在几代中青年国民和文化精英中间，“传统”二字已意味着保守落后，传统文化在集体潜意识中等同于现代化的对立面。一种隐在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随着现代化的追求在中青年中悄悄地蔓延着。（《全球化与文化传统的复兴》）在郑先生看来，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和西方中心主义，是我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只停留在五四时期”、许多要紧的认识尚没有走出“新文化运动”历史阶段的表现。（《教育与跨学科思维》）我们没能从20世纪初激进的自我批判和自省中走出来，进一步深化自我认识，故而陷入“新殖民主义”，故而轻易被西方设置的“现代文明/落后民族”等二元对立观念所俘虏，成为驯服的信徒：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如老殖民主义那样以占领土地为目标，而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以商业文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民族的生活伦理价值观，使他们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智慧，沦为强权国的文化殖民地……而这一切都是在冠冕堂皇地解放落后民族，赐给他们现代文明的口号下进行的。（《历史时刻：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与教育改革》）郑先生认为，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相信“文化传统与先锋并非二元对抗”，才能确保我们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独立选择。（《对21世纪中华文化建设的期待》）同时，我们必须挖掘自己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智慧，向中国文化传统取经，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阐释，才能抵抗“文化审美与追求受到消费市场的宣传操纵”，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物质丰富与精神境界间的平衡》）六假如今天有人回顾“解构主义在中国”的旅行和本土化发展，郑敏应该是关键的一个点，谁也绕不过去。然而，实际上，她恐怕又是最容易被学术史专家遗忘的人物。她一生不合潮流，不通时务。青年时代，她对“先锋艺术”着迷，与时代的革命主旋律擦肩而过。暮年，赶上全球化浪潮，当文坛和学界以追随西方时尚为荣的时候，她又率先“泼冷水”，借西方之矛——解构主义——反西方中心主义。她不惮其烦，撰文倡导从古典汉语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吸取现代性营养，阐述其对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建构民族文化身份、重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以致被外国文学批评界同行讥为“新保守主义者”。当然，这个外号郑敏先生置之一笑，并不在乎。从70年代末回到工作岗位起，她专心教学、研究和写作，一直与学科权力、学术名利保持礼貌的距离。80年代，她被授予“九叶诗人”桂冠，名气暴涨。紧接着，她的解构研究和文化批评文章引发巨大反响，在文艺理论界声名鹊起。但她始终习惯独来独往，既不参与课题经费的角逐，也不谋求学术组织或学术圈的认可。对此，人们常常说她清高傲世。其实，她仅仅是觉得时间宝贵，不容务虚和浪费。不浪费时间空谈，既是郑敏先生不明言的学术准则，也是她的教学准则。1986年，她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指导博士研究生。从那时至今，她与学生一直保持着最纯粹的学术交流关系。她仿佛理性的化身。指导论文的时候，她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她的连环反问杀伤力强大，常常将准备不足的学生逼入绝境而迫使他不得不加倍用功。上课，课下交流，她几乎不谈自己的私事，也不怎么过问弟子们的私生活。她从不沉溺于个人过往的得失而感怀念旧，好像没有念念不忘的得意功绩，也没有耿耿于怀的哀愁怨恨。她的兴趣和话匣子总是面对当下的公共领域，话题可以是任意一条阅读感受、学术随想、时事新闻、国际事件，也可以是由此延伸开的宏观论题——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民族素质、国家道路。讨论的时候，她总是开朗、愉快的，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充满好奇和期待地探究年轻人的想法、与学生平等地辩论。她永远平和、开放，身上没有老人的暮气专断，没有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我什么都懂，没有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曾经的世界多么完美可惜你们没赶上，没有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老了没关系你们未来怎么办……她总是对每个新日子每个新现象感觉新鲜，渴望求索新知。对于她的学生们，这些正是她最具感召力和魅力之处，也是她影响最大而让人浑然不觉的东西。郑敏先生指导博士生17年。在她的垂范下，师生同窗之间没有基于利益的往来，没有相互关照、一体共荣的私交。除了偶尔相约交流一下学术兴趣，多数时间，大家彼此相忘于江湖。相聚也好，相忘也罢，郑先生均视为自然。郑先生再三明确表示，她不欢迎学生无事登门请安。她总是说：“逢年过节，来往应酬，说些无关痛痒的话，最没意思了；你要来，就带着问题来，我们一起讨论。”正因为如此，数十载师生情渗透入灵魂深处，各人却依然是彼此尊敬的个体，没有形成所谓“师门”。从世俗的眼光看，郑敏先生这些做派似乎过于严肃，有点不近人情。可是，只要靠近她的心灵，你就能感受她的温柔和情趣，被她吸引。她的客厅墙上，挂着淡雅的水彩画和素描。她的家具老旧朴素而整洁，橱柜和台面上总有朋友送来或自己种植的鲜花静静盛放。客人到来，茶几上永远提前备好了香茗、杯碟和各色小点心，学生来上课也是如此，因此，无论访客进门前多么忐忑，坐下的一刻便放松了。不管是电话里还是面对面，她声音柔和、甜美，字字清晰，语句永远自然流畅、从容不迫，有时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笑声带着一贯的自信和果断。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仿佛智慧和意志渗透于每个语词，让人自然而然感受到分量。她热爱古典音乐，留学美国期间曾经跟随老师学习三年声乐。不过，她从来不显摆这段历史，不在这个话题上高谈阔论。音乐起时，她合上眼帘静静聆听。过后，或许和同伴简短地交谈一两句，你可以从她脸上看出悠远的深思和心魂的沉浸。郑敏先生在《贝多芬的寻找》一诗中写道：用什么能拥抱亿万人们？/伸出多瑙河的手臂/点燃北斗的眼睛/用像海蚌一样开合的坚硬的嘴唇/申诉他对人们的爱，对黑暗的恨……郑先生和贝多芬一样，爱智慧，爱真理，爱人。她把爱写在诗歌中，论文中，正如贝多芬把他的爱写在交响曲中，耳聋也阻挡不住。这就是我们在百岁诗人郑敏的人生日历中找到的光。（作者：萧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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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时间里，有众多的作者朋友们咨询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论文发表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作者们先提供他们的个人简介，以明白他们的学历、工作单位和职称，因为不管是南大还是北大核心对作者都是有要求的。一些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下面我就分析说明一下。一、南大核心南大核心是国内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并进行评定的，评定时间是两年一次，评定结果会出版《CSSCI 来源期刊（20XX 年-20XX 年）目录》，会发布版本目录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发布的是2019年发布的《CSSCI 来源期刊（2019 年-2020 年）目录》（见下图）。目前来说是南大核心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是相当权威的数据库。南大核心通过对全国所有符合以下要求期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刊期在两月以下出版，非一刊号多版的期刊，分析其他引影响因子，就是指在统计当年，CSSCI来源期刊文献引用该刊前2年所登载的文章的篇次（不含该刊自引）与前2年该刊载文量之比；总被引频次指某刊被统计当年被CSSCI来源期刊文献所引用该刊创刊以来登载的文章的总篇次（含该刊自引）。结果最靠前的的刊物，就是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二、北大核心北大核心，4年评选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进行评定。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是依据国内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由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一起来鉴定，其权威性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目前来说在南大核心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第四年评选后，会发布纸质版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同时也有电子版本。目前，最新版本是2019年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八版)（如下图）三、发核心的方法及对作者的要求因核心期刊都是权威学术方面的，因此对要发表的文章自然就会要求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筛选办法中一项就是对作者的学历、职称做出要求，因为一般有高学历及职称的作者，其论文质量不会太差。（一）发CSSCI（南大核心）要求对作者的要求：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论文字数最少的要求4800字，级别高的核心期刊会达到8000字以上。期刊编辑在选择论文时的筛选方每个期刊出版社都 不一样，对于应对技巧大致统计如下：1.熟悉期刊的风格与要求：(1)作者单位和简介：因一般核心期刊都要求作者是博士或副教授以上所以在投稿时附上详细的作者学历、职称、单位简介，会让编辑有个好的初印象。(2)论文的方向：作者投稿的文章要符合南大核心期刊的方向，因其属于汇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性期刊数据库，因此在选稿时会偏向于“文史哲法经”方面的学术论文，经济方面的文章要偏重宏观经济。不安排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稿件、外国文学稿件、纯语言类稿件、教育教学类，德育等方面的稿件！(3)版面要求：字数在4800字到8000字左右最好。(4)其他要求：如果作者有基金的论文，请附上；如果有博导也一定请博导一起作为作者。（二）发表中文北大核心对作者的要求：1、讲师起(二本院校)2、重复率10以内(录用率)3、文章按期刊的要求写4、切记作者不要盲目写作5、先确定期刊再开始写四、总结不管南大核心还是北大核心，基本上只收高校作者的作品。上面关于南北核心发表对作者的要求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对于在限制条件以外的作者们，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发表核心了，也不是想让作者们知难而退，而是希望通过分析能够帮助您找到克服的路径，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五、解决方案如果职称评审文件里加分项中可以出书（独著、主编、副主编、参编）、申请专利、发表SCI，并不要只限于发核心，可以走以上的几种路径，因为这几种对于学历及职称的限制没有核心期刊的限制多，更容易达成目标。对于南大核心、北大核心论文发表，您有什么问题与意见，欢迎留言，谢谢您的阅读。

人民网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虞金星）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10月30日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国内文学期刊与世界其他国家、语种的主要文学期刊首次集中交流。俄罗斯《外国文学》杂志主编亚历山大·利维尔甘特、西班牙文学杂志《客迈拉》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法国文学杂志《现在》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日本文学杂志《昴》主编羽喰涼子、德国柏林《每日镜报》文学编辑格雷戈尔·德绍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当代》主编孔令燕、《世界文学 》主编高兴、《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花城》主编朱燕玲、《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花城》特约学术主持何平与翻译家、《十月》杂志“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作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振江、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黄燎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秦岚参加论坛并发言。本次论坛主题为“设计文学：以期刊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生产”，重点关注文学期刊在本国文学史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与本国知识界及文化界的密切联系等。中外文学期刊的主编们在论坛上相互介绍了各自文学期刊及本国文学期刊的历史与现状，并就相关话题展开交流。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谈到网络时代坚持文学出版的话题。他说，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文学出版，《客迈拉》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他认为挑战在于如何使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读物，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与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为技术的进步从来不会阻止对于优质内容的追求，“不管未来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原创优秀的文学作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大家都需要的”。在谈到文学杂志的重心时，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引述法国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翻译最应受到重视，“如果一本文学杂志存在只剩下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要重视翻译，让作品被翻译。因为翻译意味着我们对一种新的地平线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文学认知地平线的一种拓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与国外文学期刊主编交流时，认为过去国外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接受，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角度，从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基本符号的角度进行的，而今天应该更进一步，从“作为人类对于精神密码的探究，渴求交流的愿望等等”共通的层面去研究和接受。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分享了她对纯文学认识，“什么是纯文学作品呢？我个人的定义是用文字对现实再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她同时分享了她的编辑思路，在刊登小说作品的同时也期待展示作家对当下的刊发，让杂志有一种直播感，“好比准备一桌饭菜，不光要有经过时间闷煮的菜肴，还想准备一些鲜蔬沙拉”。该论坛是《十月》杂志创刊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十月》1978年在京创刊，四十年来发表了《小镇上的将军》《高山下的花环》《北方的河》等一系列名篇，成为我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为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途径，了解世界各大语种文学期刊的现状和发展脉络，加强中国文学期刊与其他主要文学国家文学期刊的相互交流，《十月》杂志2018年推出“世界文学期刊概览”栏目，邀请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有代表性的专家撰稿，介绍俄语、法语、日语等语种代表性文学期刊历史和现状。文学期刊论坛在该栏目基础上，邀请中外代表性文学期刊主编集中交流，以期未来进一步合作，互译互介稿件，促成作家互访和对话，举办相关的文学研讨。论坛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宗琥先后致辞。

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高凯　摄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 (记者 高凯)由十月杂志主办的“北京·国际文学期刊高峰论坛”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俄、法、德、日、西等语种的著名文学期刊的主编与编辑、国内知名文学期刊主编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围绕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使命进行了座谈。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今年《十月》在杂志上开创了“世界文学期刊”专栏，邀请各大语种的知名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撰写文章，向中国读者和文学界人士介绍各国文学期刊。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表示，“这次我们邀请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与来自几个国家的同行，就世界范围内的文学期刊话题进行研讨和交流，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法国《现在》杂志主编雷吉尔·加亚尔指出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期刊的诗学，“这个期刊的诗学基于它自身成立，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类型，它的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方式和它思考文学的方式，都和其他的不同。文学期刊的声音，读者不多，但这个声音是持续不断的发生，能够持续不断的刷新它自己的立场，给人带来新的现实，也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更新。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对语言的关切，它能允许作家通过他自己的语言去和世界上各种各样对语言的损毁的、漠视的情景做斗争。”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说：“《客迈拉》一直是作家的期刊，并不是文化作者的期刊。不是新闻杂志，而是有文化底蕴的杂志。我们不追求短平快的主题，而是致力于文学的传播与普及，特别是优质文学。”对于文学期刊未来的方向，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树才认为，“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一个文学刊物的品质、影响力和能量经常是跟这个主编的个性、能力和能量联系在一起的。我特别希望主编能够发挥自己的个性，把刊物做得更加具有它的个性、具有它的能量和它的吸引力，这种特点是符合文学本身的，文学本身是需要个性的，所以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有个性，文学就找到了它很突出的侧面。”《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指出，“年轻一代的创作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文学也好、世界文学也好，已经形成传统的正典的序列之间明显存在一些区别，主流的大部分人的创作，他们作品拿来以后有一些区别。我们这代办刊人如何甄别、如何选择、如何开发这样的作品，面对新的时代变化的时候如何选择他们？一代又一代新的年轻作者能够接续，成为我们创作的力量，这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花城》杂志特约学术主持何平特别强调了编辑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想象中有一种编辑，这种编辑在我们当代文学中一直存在，我其实把编辑看成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把编辑行为当成文学批评行为。批评即判断，所以我是把刊物的编辑行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批评的活动。”近年来，网络的出现极大冲击了文学的印刷和出版，西班牙《客迈拉》杂志主编费尔南多·克莱默特坦言，“我们杂志销量已经减少到八十年代的十分之一，我认为挑战在于如何把优秀的文学区别于目前充斥在社交网络上的低质量的读物，以及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初心。可能做好筛选工作并且展示优质文学，会让我们对这种网络刊物有所区别。”日本《昴》杂志主编羽喰涼子说：“通过手机，读者可以免费的读到很多内容，作为编辑的我们，做着让读者花时间又花金钱去读书的工作，如果我们只是刊登一些不温不火的文章，这无疑是自寻绝路。”对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认为，“有人说是网络文学的冲击，我觉得这种冲击不是直接的，我的理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包括生活价值的多元，原有读者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被分解、分流。面对文化多元，读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被分解减少的情况下，文学期刊读者的减少到发行量的减少是自然而然的。”《钟山》杂志副主编何同彬指出文学期刊在面向年轻作者读者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文学期刊在推年轻人，大量的推这些青年写作者，这里面也产生很多问题，很多年轻写作者在他还没有成为特别成熟的作家之前就过早在重要期刊发表，而且得那么多奖项，非常不利于一个青年作家的成长，但是现在整个期刊行为都在围绕着青年人，在打造自己刊物的未来或者说展现自己刊物的实力，这样一个形态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去简单记录一下历史进程、记录一些事件、记录一些过程就会引起轰动的时代再也不存在了，信息能把你淹没，让你变得枯燥、乏味，让你疲惫不堪。”《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说表示，“《十月》一直在关注历史进程，但关注里面，那些隐秘的思想和情感，其他的媒体形式或者网络小说其他形式，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这种非常隐秘、你甚至很难察觉、作家也不是很理性的呈现，而是文学化、艺术化的呈现，我们从这种东西里发掘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光是现实主义，只要有新鲜的可能性，我们都要包容，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可能性。”(完)

2021年 与365位名师相约 每天30分钟一讲座 把你的思维带到未曾去过的地方 《古事记》——闲听古事探东瀛 占才成 | 华中师范大学 《古事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典籍，现存最早的日本文学著作之一。记有日本诸神的由来与神话传说故事和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共三十三代日本天皇的事迹，史实与虚构相混杂，是我们探讨很多日本学问的源头。 主讲人 占才成，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日本神话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研究”。 【来源：集贤县图书馆】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如今，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回忆起来，还记得自己当年在《译林》杂志上看到《尼罗河上的惨案》时，有多么痴迷，甚至把印有小说的那些页码撕下来带回家保存。那是1979年的《译林》杂志创刊号。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正是当时热门电影原著的译本，讲的是一位同新婚丈夫蜜月旅行的女人在尼罗河上的游艇中被枪杀，价值5万英镑的项链同时失踪，接着又有两人在船上接连死亡，一位侦探随后找出了令人意外的真凶。杂志因此获得60万的销量，也招来上级领导认为选题“堕落”的批评。这份杂志最初是季刊，《吕蓓卡》《音乐之声》《教父》《沉默的羔羊》等多部国外流行小说让读者如获珍宝。它历经了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的拓荒，它不只看重那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品，也因大胆引进流行文学和侦探、悬疑小说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四十年后，李景端在南京的家中，见到准备上任的译林出版社第五任社长。这位85岁的《译林》杂志创始人提醒，“要有融媒体意识，不然将来要被AI淘汰了。”外国通俗小说拓荒1979年，江苏省出版局接到江苏省委要求，要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时任出版局局长高斯把任务交给了编辑李景端。接下任务后，李景端考虑到，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难免涉及政治问题，不好把握。如果在杂志上介绍外国文学，则有不小空间。1949年之后，中国对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方面，其余西方文学作品几乎是空白。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以此走出思想禁锢。此时，全国的外国文学杂志——北京有隶属社科院的《世界文学》，上海有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其他地方则是空白。李景端觉得《世界文学》的内容过于严肃，《外国文艺》则过于新奇。他不是学外国文学出身，反而没有束缚，从读者角度想，觉得吸引人的才有生命力。杂志的定位慢慢浮现，要有助于大众了解国外当今的文学创作情况，选择能够展现外国现实生活的通俗文学，介绍流行的作家和作品。“打开窗口，了解世界”是最后定下的宗旨。一天，李景端和古籍编辑孙猛聊天，对方无意中冒出“译林”这个词，李景端一下想到枝繁叶茂的景象，觉得用作刊名很好。就这样，《译林》编辑部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下设部门。最初，杂志只有李景端和新来的编辑金丽文两人。李景端负责向北京组稿，金丽文负责南京和上海。当时，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正火热上映，编辑部得知上海外语学院有位英语教师正在翻译电影的原著，金丽文便上门约稿，最终小说刊载在创刊号上。“很偶然，当时没有考虑这是侦探小说，也没想到会惹来麻烦。”四十年后，李景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创刊号16开、240页，定价1元2角，交给新华书店零售。20万册几天便脱销，立马又加印了20万册，很快再次卖完。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但因当年纸张供应紧张，最终只再加了20万册。新华书店不能办理长期订阅，很多读者只好汇款到编辑部邮购。头两期，邮局送到编辑部的汇款单装在大邮袋里，一次好几袋，邮局员工为此加了几天夜班。而李景端后来得知，当年黑市上的《译林》每本卖到了2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这引来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志的批评。1980年4月，冯志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对《译林》杂志刊登的《尼罗河上的惨案》《钱商》《医生》《珍妮的肖像》，和浙江出版的《飘》发出责难，认为“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希望出版界不要趋‘时’媚‘世’。”之后，胡乔木将这封信加上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要求“研究处理”。最后，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表态，介绍西方健康的通俗文学没有错，有责任由出版局党组承担。时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艺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责任最终没有再被追究。包括钱钟书在内的编委会李景端此前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杂志的选材和翻译都是隔行的事儿，只能去请教专家。他曾在报纸上看见，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是江苏人，马上写了封信，希望对方给予家乡创办的新刊物一点指导和帮助。没想到，得到了回信肯定，戈宝权寄了自己翻译的罗马尼亚诗人爱明内斯库的六首诗，提供给《译林》创刊号。李景端因此想打造一个高水平的编委会。1978年，李景端参加广州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多位英语界专家现身小组讨论会。他就想借机邀请诸位名家。李景端做了功课，读过北京大学杨周翰编的《欧洲文学史》，之后去北大拜访，他表示赞同杨周翰在广州会议上所说——国内曾经编写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受到苏联“左”的思想影响，对西方许多作家和流派持批判否定太多，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不过，苏联文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存在已久，编文学史恐怕也不宜将其简单删去，可否把有过的不正确观点照写，但要加上新的认识和批判。”杨周翰一听，觉得有共识。第二天就向李景端详细了解了《译林》选材标准、当代与古典作品的比重、对性和暴力描写如何处理、译文质量如何把关等，最后同意担任《译林》的编委。对于英国文学翻译家周煦良，李景端三次上门拜访。第二次见面，周煦良问到杂志如何在多种多样的西方通俗小说中做选择，李景端告知，主要放在社会小说、经济小说和法律小说上。再见面时，周煦良夸赞了杂志刊登的《吕蓓卡》。这是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在19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开篇就死去的神秘女性吕蓓卡为全文制造了悬念，这是一个嫁入山庄的女人，却因为和表哥偷情被丈夫枪杀，她的死亡在丈夫的第二任妻子进入山庄之后被揭开。周煦良在英国时就很喜欢这部作品，通过阅读两期《译林》的文章，他决定加入编委会。当李景端得知文学翻译家戈宝权和钱钟书夫妇是江苏老乡时，他请求戈宝权出面邀请他们。钱钟书本已多年谢绝虚职的聘请，但被戈宝权游说成了。然而，因为长期在文学上的禁锢，翻译界也有部分译者对《译林》选择外国通俗文学无法接受。《世界文学》原主编陈冰夷曾在跟戈宝权一同出差的途中，对坐在火车上看《译林》的戈宝权说，“你看，《译林》又在登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指的便是《吕蓓卡》。俄语翻译家孙绳武也曾对中国译协副秘书长林煌天说，译协要同《译林》“保持距离”。当时，出版社没有翻译资源，作品都是靠译者自己去找。李景端只好从突破知名翻译家转向高校中青年教师。他去了趟上海，把目光放到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寻求建立合作关系。他给出承诺，在校内成立杂志的联络组，先拨付1000元，供打印、邮寄等开支使用，给译者每人赠送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还能提供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专著以及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的机会。曾担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的张柏然、许钧，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日后成为知名翻译家的杨武能、黄源深、张以群等，都是从当时的《译林》走出来的。畅销书与版权在杂志的选材上，李景端一直要求编辑，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做判断。一些名气大的现代作品，怪诞难懂，都被李景端排除掉。惊险、悬疑、推理、爱情和商战是主要的选题方向。“大众喜欢现实胜过唯美，爱悬疑超过虚幻。”李景端这么觉得。在《吕蓓卡》之后，《译林》又刊登了《天使的愤怒》《爱情故事》《音乐之声》《教父》。因为杂志比书便宜得多，通过杂志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更实惠，《译林》因此保持了稳定的订阅量。一次，李景端忽然收到上海寄来的日本小说译稿，一看内容，发现是之前在国内热映的日本电影《人证》的原著译稿。原著作者是日本有名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作品之前在日本角川书店出版。其实，在电影于国内公映前，小说的译稿已经出来了。译者先前投给上海的出版社，但是被退了稿。最终才转投到《译林》。因为书稿太长，不适合杂志发行，李景端决定发行单行本，书名改做《人性的证明》，销量上百万册。但1983年，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兴起。时任《译林》编辑部日语编辑竺祖慈记得，当时杂志刊登的日本短篇小说《我的茉莉子》，因为描述了日本的妓女生活，受到杂志非议。最终，编辑部自我检查之后说明，这篇作品是反映妓女一类下层人的悲惨生活，而没有色情描写。江苏当地主管部门也把《译林》杂志的文章查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短暂的风波再次过去。多位编辑回忆，编辑部的把关一直非常严格。包括石川达三的《破碎的山河》，刊登时也删去了露骨的描写。而选择这部作品，编辑部也有自己的考量，“家庭生活中两面派的伪君子面目，以及种种矛盾的心理，刻画细腻深刻。而这些能让读者对日本社会有认识。”李景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认识体现在了刊登的多部作品里。在小说《白色巨塔》中，讲到了日本医院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后来，有医学学术组织一次买下了几十本。还曾有位农户从杂志的小说中得知，法国人喜欢吃蜗牛，写信到编辑部，要做进一步了解，想学会养殖蜗牛的方法。而常州有位办企业的人，看见《译林》一篇小说中讲到，西方的房子中有“蜂鸣器”这种东西，客人来访时，可以先按动它发出声响。对方也写信到编辑部询问细节，因为想到可以制作此类东西，做出口生意。1988年，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成立译林出版社，《译林》正式从江苏人民出版社独立出去，变成译林出版社的一部分。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在此之前，《译林》刊载的那些译作都是没有版权的，而现在，李景端意识到必须要大胆买进版权。“今后出版实力之争，就是拥有版权之争。”买版权的钱是个问题，李景端向江苏省出版总社申请设立“外国版权基金”。当时，出版界还没有这种习惯。1992年，著名悬疑小说《沉默的羔羊》系列版税率3％，系列中每本预付金不到1000美元。因为市场刚打开，“版权比较好谈，而且多数都在几百美元，不贵。”《译林》杂志原编辑施梓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杂志进入稳定期。曾有人提出要收购并改版为时尚杂志，也有人在纸质杂志市场和互联网的冲击下，想到要做综合文学类刊物，《译林》的多数领导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外国通俗文学方向，因为毕竟它是全国唯一以此为特色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