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媒研究期刊

2021考研已经过去，很多同学反馈题目比较新颖，很多内容都没有见过，尤其像什么数字劳工、数字素养、内卷等，感觉好多内容都太新了，书本上根本看不到。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院校倾向于考察学生对业热点知识的捕捉能力，以及社会热点事件的感知能力，但是这些东西又是书本上所没有的，那么该怎么办？基于上诉问题，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比较权威的新闻传播学期刊，阅读期刊之后你会发现，大量你没有了解过的知识点、业内热点基本上都会出现在期刊上面，但是知网上的期刊那么多，该看什么，那些是权威。019年3月25日，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最新版（2019-2020版）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刊），即常说的南大核心期刊目录发布。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出版料学当代传播国际新网界科技与出舨现代出版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间界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出版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上述内容就是小编给大加整理出的新闻传播学C刊，因此，大家之后查找论文建议只看C看的就可以了，看最权威的期刊，考最高的分数，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有的咏雪可能要问了，有了这些资源，怎么样看期刊，如何才能够有效利用在答题考试中，这些问题小编下期给大家整理，欢迎大家下方里留言，告诉我你想要再获取那些方面的信息，小编下期带大家解决。欢迎大家加入2022新闻传播学考研群，里面有大量复习资料免费赠送给大家

2020年8月19日，由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空天院”）承办、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电子”）协办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对科技期刊出版业态的影响”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在培育创建中国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背景下，本次研讨会通过搭建科技出版与传播行业的沟通交流平台，邀请学术界、期刊界、出版界、企业界的知名专家和精英代表，通过院士观点、主题报告、专家研讨多种形式，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探讨数字技术在科技期刊生产和运营管理、科技传播和知识服务中的作用与能力，梳理不同环节的核心需求、关键技术和研发难点，为我国科技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建议。本次研讨会设置了高峰论坛和圆桌论坛两个环节，采用现场会、线上会和直播平台多种形式，通过院士观点、主题报告、专家研讨多种形式，就新一代数字出版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国情分析数字先进技术在我国的实践路径，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行业通过技术整合实现产业升级，进行了热烈和充分的讨论。论坛赢得了科技期刊出版相关行业的关注，超过18万人次观看了直播。嘉宾致辞：跨行业联合加速国内期刊高品质发展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院长吴一戎院士，中科院空间中心主任王赤院士、方正电子董事长邵行进行了嘉宾致辞，针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性、国际竞争态势、发展路径等进行阐述。吴一戎院士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平台、发表成果的平台，希望在新一代数字技术支撑下，改变提升期刊现在的出版形式，支撑我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王赤院士在发言中强调，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科技期刊要从传统的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创新出版模式，积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进行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挖掘数据间的关联，才能满足科研人员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对知识服务的需求，成为科技进步的强大支撑。方正电子董事长、总裁邵行分享了人工智能、文本挖掘等新技术对学术出版行业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科技期刊未来的提出了建议。他认为，目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处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阶段。科技期刊要利用多元化学术传播手段重构学术传播生态圈，拥抱互联网，努力成为专业运营的主角。重磅报告发布：技术为“用”，催动学术出版转型究竟哪些技术能成为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和知识服务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它又将以怎样的方式应用于科技期刊产业链和生态圈？4位国际、国内知名专家通过4份学术报告做出了详细解读。《开放获取：期刊出版的发展趋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崔天宏教授指出，开放获取能够有效促进学术传播和科研成果应用，不仅推动了开放科学，也带来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商业模式。我国在开放获取建设，既要实现优质内容的聚合，提升传播能力、服务能力，也要注重开放获取策略、运维、规模，探索合理的定义收费、付费模式。《全媒体、学术出版与学科大脑》：中国教育电视台总编辑胡正荣教授在报告指出科技期刊的发展态势包括生产方式的数字化、知识传播的网络化和知识服务的智能化，认为知识服务是信息服务的高级阶段，利用信息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按照一定规范和用户需求进行提取和分析，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并针对用户需求提供深层次的精准服务。科技期刊可以基于垂直领域的内容资源，面向领域学者提供主动的、精准的内容服务，探索知识服务转型。《数字技术为学术出版注入新活力》：方正电子知识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赵婧在报告中跟踪了全球范围内STM出版的技术发展趋势，建议我国科技期刊应加速推进数字出版的转型升级，借助XML一体化出版服务等数字技术，进一步探索数据出版的实施路径，将可视化技术、虚拟仿真等技术，同学科领域的数据类型相结合，将科学数据、信息、知识进行有机关联和立体组装，呈现出全新的文章样式和出版形式，为科研工作提供深层服务。《智能媒体技术研究与展望》：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赵东岩研究员的报告介绍了最新最热的智能媒体技术，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开始通过纸媒、数据库、集群站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同步发布，但全媒体出版还处于内容聚合阶段，未对学术资源的最大限度挖掘和利用，实现精准的个性化服务。科技期刊可进一步尝试同技术公司紧密合作，在采集、编辑、发布、传播环节解决多模态内容关联的核心问题，通过大数据和智能产品开发，实现自动化信息关联、抽取知识点实现跨媒体和渠道的有效联动。会议期间，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学会与期刊部主任闫珺、中国科协科技导报社副社长史永超、科学出版社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培一、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蕾、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新媒体部主任沈锡宾作为高峰论坛主持和嘉宾，同特邀报告专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互动。圆桌讨论：先进技术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的实践路径来自国内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科研机构、技术研发机构的30余位专家和代表参与了圆桌论坛的环节，对新兴数字技术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行业中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讨，大家普遍认为：我国信息技术应用在世界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出版技术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的应用，不仅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其他出版传媒行业。关键技术应用受到科技期刊体量小、管理分散等因素制约，亟待通过政策引导、顶层设计、技术研发和资本投入共同推进，先进数字技术面向行业的应用，释放科技期刊对于学术传播和知识服务的巨大潜能和市场价值。会议期间，专家们针对上述问题，为先进技术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的应用提出了建议。第一、大力推进科技期刊数字出版和运营平台建设，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大型数字出版和运营平台，承载优质内容资源，提升学术影响力、品牌竞争力和持续运营能力。第二、全面促进出版单位和技术公司的深度合作，建立长期、有效的行业协会或研究机构。在合作探索过程中，出版单位专注于内容的开发，关注服务对象诉求，基于科学研究和学术出版的生态链条，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强调垂直领域领军期刊的引领作用。技术公司坚持平台化的设计思路，持续进行核心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应用实践。第三、积极探索关键技术的应用开发，在国际出版商竞相发力的研究领域，如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技术、分析工具进行持续的技术攻关和应用实践。第四、发展中文科技期刊应上升到国家高度，在促进科学知识传播普及和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惠及民生、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会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科学研究正趋于全球化和跨界融合，我国科技期刊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以及结构化变革，只有开放思维不断的创新和加速推进数字化出版技术的升级与平台建设，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和释放科技期刊在科学传播以及知识服务方面巨大的潜能。现在平台技术滞后、服务能力慢进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期刊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影响科技出版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掣肘。尽管中国科技期刊已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化出版的转型，但要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形成国际显示度和话语权，与国际大型出版机构进行市场竞争，还有明显差距，必须凝心聚力，大力推进加快学术出版和知识服务的数字化技术研发，进一步实现技术优化和产业升级，积极探索“做大”“做强”的发展路径，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来源：中国日报网

央广网厦门12月28日消息（记者刘立忠 刘扬涛）27日，厦门理工学院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19）》，聚焦全球媒体融合转型大趋势下未来媒体的新兴发展，总结中国未来媒体的年度进展、发展状况、行业热点，分析未来媒体发展将呈现的六大发展趋势，为行业管理和传媒研究提供参考。未来媒体是全球媒体融合转型的大趋势下，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迅速发展壮大的新兴领域 。《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19）》（央广网记者 刘扬涛 摄）“媒介即生活”，蓝皮书主编、厦门理工学院教授、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未来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林小勇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未来媒体不断深度融合，未来媒体的边界不断扩大，在网络化、数字化、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场景化和平台化等方面继续保持活跃的创新发展态势，“未来媒体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未来媒体就是我们生活本身。”该报告指出，2018-2019年，未来媒体发展体现出深度、速度和广度三大热点：一是未来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推向纵深，媒体融合亟须从相“加”迈向相“融”。二是未来媒体智能创新发展不断加速，智能技术在媒体创新发展中呈现常态化竞争。三是未来媒体场景创新发展日益丰富，家庭智联网生态场景正逐渐成为未来媒体应用的主战场之一，未来媒体正在积极参与智慧乡村、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建设。主编林小勇教授介绍《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19）》（央广网记者 刘扬涛 摄）该报告认为，在人工智能、5G和媒体融合三大重要力量推动下，未来媒体发展将呈现六大发展趋势：未来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产业融合成重点趋势； 5G+未来媒体发展时代到来，视听产业迎来新一轮爆发；未来媒体有所为有所不为，未来媒体伦理治理体系构建势在必行；未来媒体将逐步分化为平台型媒体和服务垂直型媒体；追求更自然的交互方式是无止境的，直至“人机合一”；六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零概念创新”将成为追求愿景。“皮书研创是智库建设的主要抓手，已经自觉成为智库产品聚合。”发布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指出，提供专业、有价值的信息是衡量皮书研创内容质量的基本要求，专业化、主题化是皮书研创的基本定位，数据、流量和平台则是皮书研创的本质。《未来媒体蓝皮书：中国未来媒体研究报告（2019）》由厦门理工学院、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未来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福建省高校新型特色智库两岸文创研究院联合编撰，聚焦全球媒体融合转型大趋势下未来媒体的新兴发展，内容包括总报告、发展篇、热点篇、环球视野篇、调查篇和案例篇六大部分，总结和分析我国传媒业前沿领域的发展，为行业管理和传媒研究提供参考。

2017年11月28日，由北京市新闻出版研究中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新闻出版广电发展报告(2016~2017)》(又名《北京传媒蓝皮书》)在京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北京地区新闻出版广电业全年总营收2621.87亿元,较上年增长8.61%。其中，新闻出版营业收入1274.84亿元(不含数字出版)，广播电视实际创收1316.75亿元，电影票房收入30.28亿元。目前，北京市共有图书出版单位238家，报纸期刊3473种，音像出版单位154家，电子出版单位141家，出版物印刷企业780家，书刊发行网点9031处，网络出版服务持证单位342家;省级以上广播电台3座、电视台2座(不含中国教育电视台)，区县级电视台10座，有线广播电视站50个;电影院线25条，电影院207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持证机构6066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持证机构123家。全年全市共出版图书21.24万种，26.93亿册;报纸252种，86亿份;期刊3221种，9亿册;播出公共广播节目49套，播出时长45.12万小时;全年全市共播出公共电视节目55套，播出时长37.31万小时;生产电视剧70部2931集，动画片30部749集9844分钟，纪录片1.92万小时，电影315部。报告指出，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业，呈现出六大亮点：一是切实提高新闻舆论“四力”;二是引领内容发展潮流，精品力作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三是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加速落地，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四是产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园区、基地示范作用明显;五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产业融合向纵深发展;六是充分发挥政策引导、节展平台作用，“走出去”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报告还分析，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北京自身的优势及特征，未来北京新闻出版广电业发展将呈现四大趋势：一是首都功能定位、城市副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大的背景形势将对产业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二是优质内容资源越来越彰显出强劲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主旋律作品将更加绽放光彩;三是创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四是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将继续推进行业的创新、发展与融合。(来源：新华网)

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了一波针对广告和艺术创意的广告传媒杂志，帮助大家更深入了解！「越读党」推荐《国际品牌观察》《国际品牌观察》创刊于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主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广告协会主办，面向国内外发行的广告专业月刊。 是一本专业的广告杂志，是一本独家购买世界权威杂志美国《广告时代》周刊中国版权的杂志。它是一本环球市场、专业务实、资讯及时的专业化杂志。「越读党」推荐《现代广告》《现代广告》创刊于1994年，始终坚持高品质、专业性和行业指导性、贴近读者、服务市场的办刊方针，以刊载最新的广告创意作品、实效的营销个案、权威的调查数据、准确的动态信息、强力震撼的重磅专题而享誉企业、媒体和广告业界。十年耕耘，在同类期刊中发行量名列前茅。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期刊方阵”中唯一的广告专业期刊。还是教育部认定的"中国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越读党」推荐《中国广告》《中国广告》杂志在多年的办刊过程中，以精良的品质深得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好评，被认为是一份具有权威性、实用性与知识性的刊物，其作品和杂志先后在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和全国参展并多次获奖。《中国广告》杂志在办刊同时，举办各类高层次的广告讲座、培训班及“中国广告论坛”等，“中国广告论坛”正在成为中国广告界的顶尖级学术活动之一。「越读党」推荐《数字营销》《数字营销》杂志是国内唯一以旬刊出版的广告营销与传播类专业期刊，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广告营销与传播类专业期刊。杂志读者群为关注数字媒体及其传播的企业品牌战略管理者、品牌传播实战者、品牌运营高管、市场及营销核心人士、广告营销传播机构高管、媒体广告经营管理人员及相关专业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等。「越读党」推荐《广告研究》《广告研究》尝试以学术价值为唯一依规、合乎国际学术期刊惯例的匿名审稿制度，确保杂志文章的学术水准。《广告研究》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广告业学术性定位核心期刊空白，是华文广告圈第一本广告学术研究期刊。更多优秀杂志，请关注「越读党」杂志订阅

01Translating national discourse in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Portability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CT in ecation (ICT4E) initiatives将国家话语转化为教与学的成果：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ICT4E）倡议中的便携性和连通性作者：Caroline Stratton, Diane E Bailey, Paul M Leonardializ我们在两个南美国家（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教育计划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利用定性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我们构建了一个比较案例研究，以追踪国家话语如何转化为政策目标、战略实施计划、教与学的实践和结果，以回应全球化的理念和促进计算机教育的倡议。我们记录了所选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此翻译路径中的便携性和连通性方面的重要性。我们的发现指出，在检查项目的成败时，必须考虑在教育研究中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经常被忽略的国家话语，以及将重要性概念化为教育计划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重要性。理解物质在与国家话语互动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在财政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计划中指导成功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尤为重要。We analyz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ecation initiatives in two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Bolivia and Uruguay. Utilizing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we construct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to trace the path of how national discourses—in response to the ide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itiatives promoting computers in ecation—were translated into policy goals,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actices and outcomes. We document the role of the select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s materiality in terms of portability and connectivity along this translation path. Our findings point to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national discourse, often overlooked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ecation studies, when examining initiative success and failure, and of conceptualizing materiality as more than merely the infrastructur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ecation initiatives are built. Understanding the role that materiality plays in interaction with national discourse may be especially important in guiding successfu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ecation initiativ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limited.02Right-wingers on the rise online: Insights from the 2018 Swedish elections右翼分子在网上崛起：对2018年瑞典选举的洞察作者：Anders Olof Larsson在政治选举中，一些行动者会脱颖而出，以影响和告知选民。这样的过程越来越多地发生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上，媒体和政客们都利用Facebook来推动各自的议程。鉴于近来所谓的超党派媒体（通常被描述为“假新闻”的提供者）和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在一系列西方背景下的崛起，这项研究详细说明了这些新的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超越了他们更为主流甚至是老牌的竞争对手，当涉及到观众参与度时在上面提到的平台上。该研究以2018年瑞典全国大选前的一个月为研究对象，发现媒体和政界的右翼人士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成功地吸引了Facebook上的粉丝。由于受众参与是社交媒体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本研究在结束时提供了对媒体和政治领域专业人士反响的讨论。Political elections see several actors rise to the fore in order to influence and inform voters. Increasingly, such processes take place on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where media outlets and politicians alike utilize seek promote their respective agenda. Given the recent rise of so-called hyperpartisan media—often described as purveyors of “fake news”—and populist right-wing parties across a series of western contexts, this study details the degree to which these novel actors succeed in overtaking their more mainstream or indeed established competitors when it comes to audience engagement on the mentioned platform. Focusing on the one-month period leading up to the 2018 Swedish national elec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right-wing actors across th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sector are more successful in engaging their Facebook followers than their competitors. As audience engagement is a key factor for social media success, the study closes by providing a discussion on the repercussions for 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media and the political sector.03Digit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数字参与？有智力障碍和没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一项比较研究作者：Kristin Alfredsson gren, Anette Kjellberg, Helena Hemmingsson互联网的使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然而，残疾青年对这方面的知识却很少。本研究通过比较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与没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在网络使用方面的差异，来调查智力障碍青少年的数字参与情况。采用横断面比较设计，瑞典媒体委员会对13-20岁的智力障碍青少年进行了认知适应性调查。结果显示，114名智力障碍青少年中，除玩游戏外，使用互联网设备和进行互联网活动的比例显著低于参照组（n = 1161）。最大的不同是搜索信息。分析表明，作为参考群体，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正遵循着类似的互联网使用模式，但数字滞后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更易于认知的网络可能会有所帮助。Internet use is an integrated part of everyday life,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However, knowledge of this for you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s scar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igital participation of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y comparing aspects of Internet use am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ross-sectional comparative design was used and a national survey from the Swedish Media Council was cognitively adapted for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ged 13–20yea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 significantly lower proportion of the 114 participating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had access to Internet-enabled devices and performed Internet activities, except for playing games, than the reference group (n=1161).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Analyses indicate that adolesc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are following a similar pattern of Internet use as the reference group, but a digital lag is prevalent, and a more cognitively accessible web could be beneficial.04Does political efficacy equally predict news engagement across countr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media environment and news engagement政治效能是否同样能预测各国的新闻参与度？内部政治效能、媒介环境与新闻参与关系的多层次分析作者：Shuning Lu, Luwei Rose Luqiu本研究首次从三个维度（即总体新闻参与、用户-用户新闻参与和用户内容新闻参与）考察了36个国家的新闻参与机制。基于跨国横断面调查数据（N=72930），我们采用分层线性模型来检验内部政治效能和媒体环境（包括政治和技术）对新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政治效能与新闻参与呈正相关。新闻自由与用户内容新闻参与呈负相关；互联网普及率与新闻参与的三个指标呈负相关。新闻自由负向调节内部政治效能对用户内容新闻参与的影响。这项研究促进了我们对新闻参与的个体和语境机制的理解。这也为新闻机构在实践参与时考虑媒体环境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This study serves as the first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of news engagement with regard to the three proposed dimensions (i.e. overall news engagement, user-user news engagement, and user-content news engagement) across 36 countries. We employe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o test how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nd media environment—both political and technological, shape news engagement based on the multi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N=72,930).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news engagement. Press freedom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user-content news engagement; Internet penetrat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news engagement. Press freedom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on user-content news engagement. The study advances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ndivial and contextual mechanisms of news engagement. It also render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news organizations to consider the role of media environment while practicing engagement.05Media practices in the making of an “other space”: Communicating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belonging in a controversial heterotopia建构“其他空间”的媒体实践：在一个有争议的异托邦中传播包容、排斥和归属作者：Emilia Ljungberg新时代的从业者和其他另类群体试图在远离主流社会的地方制造一种异质性，这需要对媒体实践的使用进行一定的控制。为了理论化数字媒体在形成异托邦中的作用，我研究了瑞典中部一个小镇的另类生活方式社区ngsbacka。我以异质性的概念为出发点来理解ngsbacka如何在主流社会之外发挥作用，然后在分析其媒体行为时，使用了有关脱节和避免语境崩溃的媒体理论。分析表明，社区有一系列矛盾的显性和隐性规则和规范，旨在同时包含和排除数字媒体。研究媒体在异质性建构中的作用，为有关数字媒体使用和不使用的持续讨论增加了新的层次。New age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alternative groups seek to create a heterotopia at a distance from mainstream society, and this necessitates some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media practices. To theorize the role of digital media in the making of a heterotopia, I have studied ngsbacka, a community for alternative lifestyles, in a small mid-Swedish town. Using the concept of heterotopia as a starting point to understand how ngsbacka functions as a space outside of mainstream society, I then use media theories about disconnection and the avoidance of context collapse in the analysis of their media practic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has an ambivalent set of both explicit and implicit rules and norms aiming at both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of digital media. Studying the role of media us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terotopia adds new layers to the ongoing discussion about the use and non-use of digital media.06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The effect of ‘Instagram vs reality’ images on women’s social comparison and body image社交媒体不是真实存在的：“Instagram vs现实”照片对女性社会比较和身体形象的影响作者：Marika Tiggemann, Isabella Anderberg最近在Instagram上流行的一种做法是贴出“Instagram vs现实”的照片，这些照片是同一个女性的并排照片，一张是理想化的，另一张是更自然的。本研究旨在实验研究这些影像对身体意象的影响。参与实验的305名女性年龄在18-30岁之间，她们被随机分配观看三组Instagram图片中的一组：“Instagram vs现实”照片、“理想”的一面或“真实”的一面。正如预期的那样，看“Instagram vs现实”和真实的照片会减少人们对自己身材的不满。此外，与理想照片相比，在“Instagram vs现实”和真实照片中，相貌比较的不利影响要小得多。结论是，“Instagram vs现实”和真实的帖子有可能提高女性对身体的满意度，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它们的长期影响One recent trend on Instagram consists of posting ‘Instagram vs reality’ images containing side-by-side photographs of the same woman, one an idealized depiction and the other a more natural depict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uch images on body image. Participants were 305 women aged 18–30years who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view one of three sets of Instagram images: ‘Instagram vs reality’ images, the ‘ideal’ side alone or the ‘real’ side alone. As predicted, viewing the ‘Instagram vs reality’ and real images resulted in decreased body dissatisfaction relative to the ideal images. Furthermore,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appearance comparison were much less marked for the ‘Instagram vs reality’ and real images than for the ideal images. It was concluded that ‘Instagram vs reality’ and real post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olster women’s body satisfaction, bu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assess their longer-term impact.07Blockchain archival discourse: Trust and the imaginaries of digital preservation区块链档案话语：信任与数字保存的想象作者：Angela Woodall, Sharon Ringel从其在虚拟金融交易中的起源开始，新兴的倡议正在寻求获得区块链的新身份，以解决人们对数字媒体永久准确存储信息能力的担忧。在本文中，我们探索了区块链企业与他们所服务的新专业社区之间的后续调解。在主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这一过程是如何通过话语构建信任来实现的，并在学术、贸易和新闻出版物中运用修辞手段，将金融交易的应用扩展到文化机构。我们描述了如何使用信任来中介引入一个优先考虑去中心化和加密的应用程序，而且是传统机构通过使用区块链来宣称自己是值得信赖的数字记录管理者的地盘。想象中的档案概念（对档案和区块链应该是什么的愿景，意味着基于当前的信息生态、机构控制和专家系统，基于想象的需求和技术能力）提供了一种阐明这一过程的方式。From its origins in virtu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emerging initiatives are seeking to acquire a new identity for blockchain as capable of addressing anxieties over the capacity of digital media to permanently and accurately store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ensuing mediation between blockchain enterprises and new professional communities to which they are catering. Drawing on thematic analysis, we analyze how this process is being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rust, leveraged rhetorically in academic, trade, and news publications to extend an application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o cultural institutions. We describe how trust is used not only to mediate the introction of an application that prioritizes decentralization and cryptography, but is the turf on which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are staking a claim as the trustworthy managers of digital records through their use of blockchain. The concept of the archival imaginary—a vision of what archives and blockchain should be and mean that pivots on imagined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ecology, institutional control, and expert systems—offers a way to illuminate this process.08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ternet-opinion management: How the market is engaged in state control in China互联网意见管理的商业化：中国市场如何参与国家控制作者：Rui Hou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新兴的互联网意见管理产业，研究了市场参与者如何积极参与中国对互联网的国家控制。它展示了这个行业的生态，确定了三个主要的市场参与者，它们的竞争力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并确定了国家与市场合作的三个阶段。本文阐明了大数据的兴起如何增强了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能力。这为中国数据公司和媒体机构如何寻求积极参与互联网意见管理制度建设提供了原始证据。本文还为有关镇压和争议政治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它表明，依靠市场，独裁国家能够将先进技术变成一种压制性工具，这使本国公民更难以使用互联网进行动员。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market actors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state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by studying the emerging instry of Internet-opinion management in that country. It presents an ecology of this instry, identifies three main market actors whose competitivenes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context and identifies three stages of state-market collaboration. This article sheds light on how the rise of big data has strengthened state capacity for Internet control. It provides original evidence for how the profit motive drives Chinese data companies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to seek active involvement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opinion control. This article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repress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t demonstrates that by relying on the market,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able to turn advanced technology into a repressive tool, which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ir citizens to use the Internet to mobilise.09Work–game balance: Work interference, social capital, and tactical play in a mobile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eal-time strategy game工作与游戏之间的平衡：移动大型多人在线实时战略游戏中的工作干扰、社会资本和战术游戏作者：Anya Hommadova Lu, Stephen Carradini随着移动技术的发展，移动游戏经历了快速的增长。移动大型多人在线实时战略游戏Lords Mobile中的持续风险机制促使我们去调查游戏对玩家工作活动的影响。通过对Lords Mobile进行的为期19个月的虚拟人种志研究，我们发现游戏和工作活动相互影响。由于持续的风险机制，研究参与者在工作中玩游戏，导致基于时间和基于应变的工作干扰。玩家还报告称，他们因工作压力而获得了一些社会支持，但是围绕工作主题开发和使用社会资本出乎意料地受到了限制。一些玩家抵制“工作”和“非工作”的二元对立，通过全天战术练习来避免某些方面的干扰。在工作与游戏的关系中，玩家报告的干扰要比使用社会资本或战术游戏更多。我们建议，持续风险机制需要更多的研究，并且参与者应该构建他们的游戏和工作活动，以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可以称为工作与游戏的平衡。Mobile gaming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chnology. A mechanic of constant risk in the mobile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eal-time strategy game Lords Mobile prompted u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game on players’ work activities. Through a 19-month virtual ethnography of Lords Mobile, we found that game and work activities affected each other. Study participants played the game at work e to the constant risk mechanic, resulting in time-based and strain-based work interference. Players also reported receiving some social support for work stress, but development and use of social capital around work topics was unexpectedly limited. Resisting the “work” and “non-work” binary, some players avoided some areas of interference by playing tactically throughout the day. In the context of work–game relationship, players reported interference more often than use of social capital or tactical play. We suggest that the constant risk mechanic needs more research and that players structuring their play and work activities so tha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re positive instead of negative could be called work–game balance.责编：马辰睿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忠范院士的一句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我们形成了一个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论文外流，论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化学领域为例，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比例为30.42%，但中国期刊高被引论文占比数只有0.37%。在这次主题为“强化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的会议上，大家为中国优质论文成果外流而忧心忡忡。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我国科学亟待向“深加工”方向转型，摆脱从源头到出口“两头在外”的外包工处境，这首先要从提高汉语的科学“币值”、振兴中文科技期刊做起。发表重大原创成果首选国外截至2017年底，我国中文科技期刊 4599种，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91%。“中文科技期刊总量可观，但产业规模小，发展滞缓;地域分布广，但同质化严重;学科覆盖面大，但不适应发展需要;学术指标上升，但对优秀成果的吸引力不大。”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这样分析现状。他举例，以“大学/学院名称+学报”命名的综合高校学报有519种，占中文科技期刊总数的11.29%，无论是刊名还是内容，都存在同质化问题。“此外，中文科技期刊优秀稿源紧张状况始终未得到缓解。”彭斌透露，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在全球SCI期刊发文32.24万余篇，在中国SCI期刊发文2.24万余篇。有30万篇论文发在国外SCI期刊上，可见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整体较弱。“目前我国在数量上可称为科技期刊大国，但远不能称为科技期刊强国。”《科学通报》主编高福院士认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进步、服务能力与科技工作者的期待、作用与其应承载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匹配。其实，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我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高福坦承。影响因子等评价“魔咒”难破除“导致中国优质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刘忠范认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任胜利编审举了一个例子：某研究所计算科研成果绩效奖励，赫然将期刊进行分类并依次折算成论文的得分，位于期刊分类金字塔尖的只有两份期刊——《科学》和《自然》。“很多科研机构的‘计分本’明确将一些外国杂志制定的指数作为依据，这很要命!这不是鼓励作者向这些杂志投稿，让政府背书吗？”一位科学家告诉记者。“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欧阳钟灿用他老领导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做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SCI各种因子中，引用的生命周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优质论文频频投向国外名刊;另一方面，低水平论文纷纷投向国内劣质期刊。“由于评职称、毕业论文等各种需求，劣质期刊靠收取版面费也活得很好，死不了。”刘忠范说。内忧外患下国内期刊如何突围任胜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年来，各大国际出版集团纷纷创办新期刊，抢占学术资源。“特别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级联式评审’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录用，编辑就向稿件作者推荐转投其下一级子刊，通过逐级‘筛选’的方式消化了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发表2万多篇文章。”为了促进我国科技期刊成长，2015年五部委出台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科院学部也通过鼓励院士候选人在中文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等措施，提升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朱邦芬院士建议，对中文期刊实行分类分级评估和管理，即以学术和服务功能为导向，鼓励期刊的差异化发展，对不同性质的中文期刊采用不同的评估和管理办法。“关键是倡导开放竞争的办刊机制。”高福认为，要增强期刊出版机构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促进以市场化发展为基础的资源整合。刘忠范透露，此次会议围绕科技期刊去行政化、加强顶层设计、实行分类管理，降低SCI评估权重、增强科学家责任、借鉴国际一流期刊经验、促进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加大对优秀中文期刊经费和政策支持等形成相关意见和建议。

作者：Sam Smargiassi来源：Journalism.co.uk编译：花花酱（实习生）编辑：罗布君Via：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按：Sam Smargiassi是一位俄勒冈州的记者，主要通过文字写作与音频进行创作。在BBC前制片人Jack Soper的带领下，她和其他记者一起开展了一项播客训练课程的工作坊，为想尝试播客的新手们提供帮助与指导。她本人也通过自己的经历，为播客新手们提供了一些建议。传媒研究（xjbcmyj）对她提供的相关Tips进行了编译，看看哪些内容是播客新手需要注意的？播客和在线音频是数字媒体业务的核心。随着观众以创纪录的数量涌入媒体，以及无线电收听连接设备发展的历史最高点，现在是学习和创建音频的最佳时机。12岁的时候，我在第一部手机上录下了一条语音信箱的外发信息。在播放完这条语音信息之后，我关掉了手机并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我并没有准备好去了解自己的声音对于他人来说是怎样的。后来，我的高中声乐老师告诉我们，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可以更接近声音来源处理低振动音。这意味着声波在穿越空间的时候会损失一部分的丰富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因为发现自己的声音在他人听来高亢而感到惊讶。在高中的第一学年，我就已经学着去刻意地降低我说话的声音。△不同频率的声音指向性示意图然而讽刺的是，我现在非常喜爱用音频讲故事。所以这些是一些小建议，如果你正在做这些事情：给你的语言赋予价值对你的语言内容有信心能够让你对自己的声音有信心。在早期的一个项目中，我曾尝试着将我的一篇文章转换成为一段短音频片段。那是一篇长达10页的电影评论，我需要对其进行大篇幅的浓缩。将超过150个单词放进一个一分钟的音频是很难的，但除此之外，为了对你说了什么感到有信心，你的讲稿需要精心准备。在我做那段音频的时候，我变得十分依恋我的文章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书面论据。但它必须是被说出来的文字，冗长的句子加上大量的词汇显然是不行的。我匆忙地读完了稿件，失去了信心，到最后屏住呼吸读完稿子。最后的作品是令人沮丧的，但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关于每一个文字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分量。通常，这样的编辑有助于分解你的句子，听众的多重思路无法跟上冗长的句子。有时候某一些语言的节奏可以起到帮助。重复法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方法。（例如：There is no room for mistakes, no room for emotion, no room for a heating pad in your classroom, no room for your period.）然而最高效的方法是，在录音之前大声朗读你的稿件。停下来，修正那些你说的时候犯错误的地方。如果你说的时候就遇到问题，那可能听众听起来也不会太好。放慢语速说得太快会导致你失去对自己声音的信心。这同样作用于“赋予你的语言价值”这一点。你不能迫使自己去说完能挤进时间的每一个字；这通常意味着你的写作稿件并不高效。对我而言，这几乎从来没有出现在第一次录音上。 我通常会在第一次阅读时非常快速，意识到我几乎没有超过我的时间限制后，开始编辑我的稿件，深呼吸，放慢速度。另外，这给了我更多时间来控制我的声音的音色。记住去做一个深呼吸——如果说的时候感到不舒服，很仓促，那么听众也会感受到的。将你的音频做成对话体有时候太执着于稿件可能会听起来不自然。听众希望能够感受到和你的亲近感，这是这种亲密的媒体形式的一种美感。那种对话式的语调对于“描述”也很有帮助。最近我在做的选题：关于男人Karl和他对于上帝的理解。我把作品展示给一位教授，他很快问我Karl长什么样子。我自然地用真实的情绪告诉他关于Karl外貌上一些离奇的细节。他告诉我，这是我应该录下来的。现在，如果我觉得自己固化了，我就抓起我的录音机，让我的朋友参与创作过程。我尽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向他们解释我的故事，让我的自我小心地让它听起来有趣。 它让人感觉更加情绪化，更自然，当然也更加自信。作为回馈，当你微笑时，听众可以听到你的语调变化。这是我用过很多次的方法！（我有一个很单调的声音。）保持耐心就如何充满信心地采取行动，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中。自尊是一件难以解决，而你会一直持续改善提高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在我完成的每个项目之后，我都会感到更自信一点。我越来越少会想到我的声音好听与否。如果这些方法不起作用，只需用自然音和音乐分散听众的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对于“人们会如何看待你”的恐惧阻止你做你喜欢的事。音频是一个非常有创意和情感的媒体，我永远无法因为我没有在重播时喜欢自己的声音而放弃做音频。作者：Sam Smargiassi 图片/Journalism.co.uk2017 至今担任 Ethos Magazine 高级编辑近期好文荐读：齐怼川普 美国媒体突破“强制拆散移民家庭”幕后新闻学院有没有必要存在？这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1月12日，以“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金融期刊影响力？”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清华金融评论》主办，邀请了近40位来自国内期刊专家和从业者，从疫情下期刊高质量发展、学术出版的数字化历程与未来、数字环境下期刊影响力提升路径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金融期刊影响力。研讨会由《清华金融评论》总经理助理徐兰英主持。图丨研讨会云合影（部分嘉宾）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研究员，《清华金融评论》副主编，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张伟代表主办方发言。他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出版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他提到，《清华金融评论》自2013年创刊以来，逐步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优化等产品线上化和电子刊、单篇文章订阅、微杂志、金融微课堂等数字化产品以及内部管理线上化、数字化和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展望未来，《清华金融评论》将进一步围绕平台智库化、内容观点化、功能立体化、视野国际化、经营数字化的“五化”发展方针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新路径。中国期刊协会秘书长刘晓玲在研讨会上以“‘后疫情时代’期刊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表演讲。她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的“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作为总的指导思想，遵循“五个坚持”重要原则。她指出可以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作为国家战略，媒体融合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二是加快推进内容创新。作为媒体核心竞争力，内容建设与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三是强化用户思维。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观念和创新思维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四是加快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是媒体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中国金融》杂志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社长蒋万进以《中国金融》成立七十周年的系列专题策划为例介绍了媒体融合的先进探索。他认为，金融媒体要实现大发展，可以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内容为王，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前提下，以内容为根基；二是开拓创新，让媒体实现线上和线下的融合；三是强化媒体融合理念，借助融合的力量可以缓解技术对纸质媒体的冲击；四是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媒体的线上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副书记、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董毅敏以“融合发展与知识服务——全媒体时代期刊发展趋势”为主题发表演讲。关于媒体未来的发展，他认为，一是要进一步精准定位刊物的发展方向，发挥自身的优势，打造精品内容和知名品牌，不断的提升公信力和引导力；二是探索全媒体发展，利用新媒体，社交化、智能化、移动化，建立产品矩阵，实现由平面媒体向立体媒体、向沉浸式媒体升级，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经营模式；三是要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利用新媒体所擅长的数字化、开放性、参与性、互动性，来吸引读者、作者和网友参与内容生产。中国期刊协会理事、国际学术出版独立顾问颜帅发表了关于“学术出版的数字化历程与未来”的主题演讲。他回顾和展望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历程。内容数字化、传播渠道创新、开放平台建设、评价方式转变等理念和实践上的操作都会在“后期刊时代”出现，这条演进路径将成为学术出版的未来趋势。他认为，在一个出版平台上，每一个作者有一个身份认证，每一篇作品有一个数字对象标识，这样一个平台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表要件。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高级副总裁胡昌杰以“开放科学背景下的学术出版”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介绍了开放科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开放科学会给科研和出版带来有意义的尝试，比如能够提高科学研究的透明性和可再现性，有助于解决一些全球性的复杂问题，阻止和减少科研诚信问题，促进更加多样和开放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开放科学也面临着固有的学术文化，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潜在的新型伦理问题等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需要政府、资助机构、学术界、出版界等各方一起合作，共同探讨和解决。中国知网财经期刊合作部主任杨润和以“数字环境下期刊影响力提升路径”为主题分享了经验。对于在数字环境下要如何更加精准地推送文章，她以知网的一些探索经验为例建议，一是要优化出版要素，例如关键词等，可以增加文章被检索到的几率；二是升级办公管理机制，如采用线上采编系统，提升编辑部办公效率，缩短审稿周期；三是可以探索新型出版模式，如单篇文章优先发布，实现快速传播，以及采用增强出版的模式，多方位全面展示内容。图丨主题演讲环节第一排：左1：张伟，左2：刘晓玲，右2：蒋万进，右1：董毅敏第二排：左1：颜帅，左2：胡昌杰，右2：杨润和，右1：徐兰英在互动交流环节中，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人文社科编辑室主任钱飒飒，《金融论坛》执行主编、处长易秋霖，长春金融高等专科科研处处长耿传辉，《甘肃金融》编辑部主任宋亚，《金融理论探索》编辑部编审李丹，以及《金融发展研究》编辑部主任王媛都分别介绍了自己所在的期刊以及期刊在数字化技术方面的探索。同时，讨论中还提及期刊数字化的问题是期刊界一个不能逾越的话题，也是期刊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是现在的中国知网，还是抖音、微信公众号，这些都是电子化发展的成果。但最终的数字化成果还需要在实践中去检验，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图丨互动交流环节第一排：左：钱飒飒，中：易秋霖，右：耿传辉第二排：左：宋亚，中：李丹，右：王媛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是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项目资助《清华金融评论》提升办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旨在通过调研市场发展状况，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学习先进的数字化经验，找到适合金融期刊数字化提升影响力的可行路径，为同类期刊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欢 迎 订 阅深刻|思想|前瞻|实践专注于经济金融政策解读与建言的智库型全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