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经济研究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数量经济学与技术经济学大有可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同志们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二是巩固学科调整成果，为加快构建“三大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三是着力增强学术力、思想力、影响力，着力产出高质量成果和高水平人才。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对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建所40周年表示祝贺。他充分肯定了该所为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及经济学科规范研究和应用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并希望高度重视技术与经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他强调，完善现代化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要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结合起来，强化应用牵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充分发挥大学和院所在“从0到1”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深化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作，让资本更好地赋能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完善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让智力资本、创新技术、数据资源的活力充分涌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指出，4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挥交叉学科和方法工具优势，在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变革发展方面同国际接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率测算与研究，可计算一般均衡与政策模拟，科技创新政策与评估等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铁等跨世纪重大工程论证与评估，在制造强国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重大专项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等国家重大决策中贡献了智慧卓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决策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在“认识与发展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作用”中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有针对性提出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要求。把“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作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的优势保障之一，就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中国经济正面临减速的现状，而减速会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同时在减速的长期趋势中也会出现周期性。这个长期的趋势主要是供给侧的原因，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周期，就意味着也有需求侧的冲击问题。面对需求侧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回到用需求来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晓郁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学科发展始终围绕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除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外，这两大学科在社会应用和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成果，这些成果对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广泛影响。中国科学院原党组副书记方新提出，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主要发展中国家，都面临长期的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的相对过剩状况。创造需求成为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创新在创新需求方面具有一切有形要素无可替代的地位。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量的变革、效力的变革和动力的变革，科技创新在三方面变革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李扬认为，在当下的宏观分析中，我们不仅要面对很多复杂的模型，还要根据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来重新构造我们的模型。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有很多政策模拟，这些政策模拟具有先进性，覆盖的范围也非常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谈到，我们要从多个维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数字化转型。中国面向消费的数字化转型走得比较快，但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仍然滞后。数字产业化发展得快，而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慢一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应运而生，是经济学研究数量方法中国应用的重要开拓者，开启了数量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两大学科在国家顶层设计上的体制化、组织化研究。同时它以跨学科、强方法的巨大科研优势，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经济模型开发及其应用、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美娟 王春燕获取更多学术资讯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金桂飘香季，适逢盛会开。9月26日上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2020年学术年会在淮南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北等地区的学者和企业家共聚一堂，共同围绕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融合发展主题深入研讨交流。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张焕明、淮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会长陈年红共同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成立揭牌。陈年红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的成立，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研究会将在以后工作中，创新工作思路与模式，坚持以新时代长江三角洲高质量发展为研究的出发点，积极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为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据悉，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数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在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中的应用，为长三角区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淮南师范学院发起下，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沪佳集团等数十家高校、企业纷纷响应，在民政部备案后成立了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长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单位为淮南师范学院。

来源：一财网从事证券研究工作15年，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在行业内的知名度非常高。他多次对经济和市场发表的观点都被事实验证：2017年中期，他预言靠货币超发和地产泡沫带来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2018年10月，提出去杠杆是正确的事，预判A股将迎来历史性投资机会；2020年，全球市场一度进入至暗时刻，他在4月提出，对低收益的债市要保持谨慎等等。姜超是数量经济学博士，在研究中对数量特别重视。在他看来，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并非去研究经济增长背后的终极规律，而是去思考我们如何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对经济进行准确判断准确预测经济走势，观点独立、深入浅出、具有操作性，数据翔实、逻辑性强、对投资的指导意义大，这些在姜超的研究报告中均有体现。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姜超发表了看好中国的三篇报告，分别是《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兼论为何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充满信心》、《迎接中速、高质量增长时代》和《地产时代落幕，股市黄金十年》。在上述报告中，姜超认为，中国模式兼顾了效率和公平。反映在资产配置上，靠买房对抗货币贬值的时代正在过去，而股市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晴雨表，未来10年中国股市有望演绎美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长期慢牛行情。进入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姜超又先后发布了报告《遭遇黑天鹅，应对比预测重要》、《理解黑天鹅，否极泰来》、《海外债务危机，中国这边独好》和《哪里有危机，哪里最安全》。姜超提出，新冠肺炎属于典型的黑天鹅事件，但是可以有效应对。中国采取了最为有效的措施，有望率先走出危机。而海外部分国家应对失当，或将面临债务危机。在全球市场经历了3月份的至暗时刻后，姜超在4月份发布了报告《全球放水、泡沫重来》、《货币超增买什么》、《如何战胜印钞机》、《为何股市变牛、债市变熊》和《货币超发与资产泡沫》。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印钞来应对危机，结果使全球货币严重超发。而通过观察货币超发的历史，会发现通胀将卷土重来，而且资产泡沫也将再度出现。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应该配置股票、房产、商品等资产，对低收益的债市保持谨慎。4月后，这些判断获得验证：全球股市大幅反弹，黄金大涨，还有债市的大幅下跌。进入三季度，姜超发布《迎接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经济复苏、精彩不同》等报告，认为疫情的影响减弱，经济复苏将成为未来资产配置的主线，周期行业盈利将确定性改善，低估值的价值蓝筹股有望引领股市业绩牛。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回升至4.8%，银行、汽车等顺周期行业补涨，中国经济复苏的确正在加快。展望2021年，姜超认为，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经济将持续复苏，但通胀将再度上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逐渐退出。疫情救急导致的阶段性加杠杆面临再次去杠杆化，利率的上行意味着部分泡沫化资产价格面临考验，只有业绩真实改善的资产才能穿越周期。预测未来有密钥姜超于2005年加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最早从事债券研究，后来又兼做了宏观研究。2013年加入海通证券研究所，目前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任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债券研究员。姜超进入证券研究行业不久便名居前列，斩获诸多奖项。他曾以团队成员身份获2006年新财富债券研究第一名。此后，姜超在固定收益研究领域连年上榜，包括1次第四名、2次第三名、3次第二名，并在2014年和2015年蝉联新财富该研究领域的第一名。此外，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姜超曾在2013年、2014年连续夺得新财富该研究领域的冠军，2015年获该领域第二名。姜超说，他最满意的一篇报告是写于2018年10月的《投资中国的历史性机会》。当时中国股市正经历去杠杆等各种冲击，但他认为去杠杆是绝对正确的事情，可以抑制地产泡沫，加上减税鼓励创新，中国资本市场将迎来历史性的投资机会。此后A股市场连续两年大涨，印证了此次判断。不过，预测未来并非一帆风顺，真知也可能会晚一点被验证。在2017年中期，姜超写了报告《繁荣的顶点》，预言靠货币超发和地产泡沫带来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但是2017年的经济增长强劲，股市也表现突出。“那一年我们在很多评选中名落孙山，压力很大。但到了2018年，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姜超说。姜超透露，预判困难的时候就多读书，尤其是多看历史书。比如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还是2005-2007年的美国，靠地产泡沫发展都出了问题。姜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宏观研究框架。他说，在2020年4月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写了一个报告叫《全球放水，泡沫重来》。这是为了告诉大家，每一次遇到危机，要做前瞻性的思考：我们的政策会怎么应对？2020年的货币超发，全球股市以及房市、商品价格上涨，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进行总结。对于宏观经济研究的体会，姜超称，最希望看到独立的观点和声音，也希望市场能够包容不同的声音。

专业介绍：基于数学模型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与研究课程设置：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金融时间序列分析等你专业中你觉得有趣的事情：是全校除数学系外男女比例最接近的专业了，我们那届是22:26；有公费出国交换的机会，在欧洲呆了一学期，期间有大量自由旅行的时间，还是很爽的。有什么想吐槽的：好多……除数学类课程外，都用了英文原版教材，外教或海龟老师授课，厚厚的英文书读起来还是蛮累的，期末往返图书馆的书包好重啊。如果考研的话，本专业是要考数一的，遥想大学时的数学成绩，惨不忍睹。你们院系的氛围：学习氛围浓厚。大学四年怎么规划：课程设置比较紧，课余考CPA是主流，同学到了大三大四基本上都在四大、外资银行及500强财务类部门实习了。本科以后可以如何规划？出国/读研/工作/其他：三分之一同学出国留学，三分之一考研（多数考了本校），其余参加工作（大部分都留在上海了，银行、四大及企业的财务部门）。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审计、财务、银行、证券等。 (不过因为兴趣不在这儿，我没从事财经类的工作，今后基本上也不会再做这行，沦为同专业里的非主流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注重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改善货币政策组合逆周期有效性，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多措并举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21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比上年大幅回升。从季度上看，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而且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突破两位数。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从定性因素上分析，与供给侧和需求侧现实情况相一致。从供给侧来看，我国大力支持培育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孕育发展新动能。尤其是数字经济不断成长壮大，转型升级稳步发展。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落地生效，数字经济助推了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了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新个体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数字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从需求侧来看，虽然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我国快速有效控制了疫情，加之拥有完善的工业生产体系和产业链，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在全球部分产品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国外订单逐步向我国转移，口罩、医疗设备等防疫物资以及居家办公、居家生活的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了国际市场供给不足。去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上拉动GDP0.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上升0.3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改善，从而带动我国出口继续稳步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生产有序恢复，消费需求逐步回暖，尤其是随着居民外出就餐和旅游活动增多，餐饮消费服务业明显复苏。消费复苏得益于国内疫情防控成果明显创造的消费环境改善、经济恢复，尤其是就业增加带来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以及国家推出的促进汽车和服务消费的政策发力。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也明显增强。今年消费将呈现强势复苏态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随着需求回暖、5G网络和大数据中心等大批“新基建”项目加速推进、企业利润上升，加之新开工和到位资金继续向好，先行PMI指数不断创出新高，这都为投资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固定资产投资依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制造业投资将成为新亮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许多积极因素。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一轮对外开放（海南自贸区、加入RCEP、外商投资新模式），以及“一带一路”的扎实推进将稳定和激发外部需求，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者预期稳定，消费新业态高速发展，消费质量不断提升；猪肉价格连续回落，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虽然国际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但汇率上升也抵消部分进口价格的上涨，对国内的输入作用有限，从而使得我国物价水平总体依然保持平稳。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今年四个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3.6万亿元，名义增长7.9%，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8.0%，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3.4万亿元，名义增长12.0%，增速比上年大幅回升，总体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1%，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预计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0.6%，增幅比上年大幅增加，企业利润压力将有所减缓。预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8.7%和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11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8.0万亿元，增长4.0%，财政支出25.6万亿元，增长7.6%。总之，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我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相关政策建议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今年我国仍需采取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但是强度较去年应有所下降。一方面，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已经基本恢复，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大力度的应急性政策已无必要。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工作仍面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为了对冲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我国财政政策需要保持适度的积极性，以充分发挥在扩需求、调结构方面的重要作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支出方向上有增有减，从而发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的政策效果。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中央本级要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二是支持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我国科研创新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提升科研技术水平，需要财税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补足产业链短板。此外，对于传统企业进行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的技术改造升级提供资金支持。继续增加科技创新投入，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加快建设重点领域的国家实验室体系。提高对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力度，引导资本、资源向战略关键领域聚焦，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三是推动“新基建”投资，在扩大短期投资需求的同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新基建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也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要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注意避免重复建设，注重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建设。四是完善中西部等地区、中心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网络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交通系统设施还较为落后，中心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投资建设需求。要完善中西部等地区、中心城市群以及铁路、公路与水运、机场、水利等交通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五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针对性地增加脱贫攻坚、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三农”、托幼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投入。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和再就业服务。继续加大扶贫、社保、教育、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等投入，力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六是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确保粮食安全。构建完善乡村振兴与城乡区域融合发展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和机制，强化耕地保护与农田水利建设，完善农产品补贴与收储机制。完善财税体制，实行结构性减税降费。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税体系，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一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推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适当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事权；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的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二是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的减税方向应该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更加关注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做到稳增长和调结构并重，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切实降低科技创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三是强化绩效管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和监督体系，建立政府投资绩效管理体系，提升财政管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提高可用财政资金规模。改善货币政策组合逆周期有效性为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在总量上的合理充裕和在期限配置上的供需均衡，引导社会流动性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改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相机调控保持银行体系在总量和期限配置上的流动性，及时满足金融机构必要的流动性需求。构建中小银行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可能的违约问题向中小银行传导。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支持力度，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引导信贷支持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要引导信贷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要创新对新型消费方式、战略性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激励的信贷支持。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目前，我国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企业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中期来看，根据我国资本边界产出趋势和利率定价机制，我国贷款利率还有一定的下行空间，但下行空间有限。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利率体系，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和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平稳运行，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推动其逐渐取代贷款基准利率成为商业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的主要参考基准，促进降低贷款利率和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并引导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弹性浮动，在波动中实现升值。部分报价行作为外汇市场主体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从中期来看，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对美国、日本、欧盟和RCEP中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结构和主要货币动态调整货币篮子，促进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促进内外部均衡的平衡。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对宏观政策和微观监管的补充作用。根据国际经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框架，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和抵押价值评估机制，发挥宏观审慎评估在优化信贷结构和促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评估和调整机制，适时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比率；适时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一方面，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增强科技创新驱动，提升高端制造能力。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形成产学研资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数字科技与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基础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构建顺应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充分接轨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研发体系，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推动形成消费端对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大倒逼力量。其次，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精准性实效性。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服务理念更新、供给方式创新和服务流程革新，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从多角度、多层面提升供给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需求相匹配，逐步消除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堵点痛点难点，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监督和控制，切实把消费升级态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再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加快研究制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推进形成更合理、更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强化工资收入分配中技能激励的导向作用，有效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着力拓宽不同群体增收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探索建立对重点群体收入的动态监测体系，密切关注与跟踪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心理预期，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强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推动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显著扩大。另一方面，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要加快完善全面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高品质消费环境。首先，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要积极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品的更新升级，主动顺应和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培育和巩固生鲜电商、直播带货、无人零售等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新需求，进一步挖掘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推动构建满足居民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消费体系，切实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潜力和消费热情释放出来。其次，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安全放心消费氛围。要加快完善全国性消费投诉综合服务平台和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强平台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增强商业信用约束、扩大社会监督，进一步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氛围。再次，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实体。要在升级优化传统消费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新型消费载体的前瞻规划和精准布局，引导和增强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在各类商业商务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推进多元新型商业综合体与各类生活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进一步拓展新型消费的增长空间，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增添新动力。课题负责人：李 平执行负责人：娄 峰课题组其他成员：樊明太、万相昱、张延群、冯 烽、朱承亮、王喜峰、左鹏飞、程 远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基本趋势不变。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202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我国GDP增长率基本与2019年持平，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从定性因素上分析，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宏观经济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20年GDP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第二，经测算，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微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第三，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采取降息、扩表等措施，总体有利于我国外部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我国出口增长；中美双方谈判取得阶段性进展，经贸摩擦导致的负面影响有所减缓。2020年，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20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中央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实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灵活调控政策下，房地产投资总体稳定，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杠杆率提升、房地产投资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等因素，使得房地产需求逐渐趋于平稳。对于制造业投资，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这些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整体而言，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依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有效手段。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为8.5%，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4.1%，比上年增加0.4个百分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3%，比上年减少0.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5.1%，比上年略微减少0.1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20年我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影响。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4.4万亿元，名义增长7.8%，增速比上年小幅回落0.3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2020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前高后低。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影响物价的主要因素上看：其一，2019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预计为75.8%，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其二，2019年M1和M2依然维持正常增速，基本与GDP名义增长率相一致。因此，不存在明显的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其三，根据世界银行判断，2020年国际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波动。因此，未来如果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价格总体平稳，由PPI价格变动向下游CPI传导的动力将不足。其四，针对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目前国家已经实施了多项政策稳定猪肉价格，相关措施效果也逐步显现，猪肉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虽然猪肉价格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但总体趋势是逐渐下行，从而带动食品价格和CPI价格有所回落。其五，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降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等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2020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据预测，2020年，物价总体处于温和上涨阶段。预计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分别为6.2%和5.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多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总之，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继续提高。相关政策建议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2020年经济工作，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相比降低融资成本、扩大信贷规模的货币政策，应更多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负债规模和债务率并不算高，和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经过多年持续治理也基本得到控制，目前的财政状况还存在一定的提升债务率的空间。另一方面，债务问题可以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经济增长，那么一定程度上的财政债务增加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增长，建议在2020年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增加赤字规模，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政府部门债务率，增加一般债、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资金。与积极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协同，改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依赖其结构性工具，如定向再贷款和再贴现以及基于宏观审慎评估基础上的差异性准备金率、差别化存贷比、差别化监管费等。这些结构性工具基本上可归为差别性数量配置和差异性利率成本两类。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需要加快完善货币信贷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工具组合及市场建设，并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协同性就业政策，共建金融服务平台或产业基金等，引导优化金融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通过对不同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化政策，鼓励其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金融和就业支持，激励金融机构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产业基金，定向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加大对三大攻坚战的金融配置。同时，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反映流动性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求结合经济运行下行压力，逆周期地适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借贷便利操作、抵押补充贷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宏观审慎评估参数等数量型工具和逆回购利率、准备金利率、流动性便利利率、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价格型工具，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边际调节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深化治理体系改革，统筹“稳增长”和化解风险的关系1、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统筹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逐渐加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力度，有序提升金融领域对内和对外开放，鼓励内资、外资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活力。发挥对内、对外开放的“鲇鱼效应”，倒逼经济效率和经济活力的提升。以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有序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转让技术、市场开放、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坚持“一行一策、分类监管”的思路，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中小银行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引导中小银行回归基层、服务实体。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控制重点领域信用风险，稳妥化解影子银行风险，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加强预期管理，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2、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基础理论、颠覆性技术的探索研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严格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营造有助于创新发展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3、夯实资本市场基础，稳妥应对外部冲击，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股市、债市、汇市的实时监测，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切实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风险。同时，加强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日常监管和评估，并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金融市场舆情监测，健全重大舆情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加强与市场沟通，快速回应舆论关切，稳定市场情绪，切实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外部冲击风险。加快建立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1、健全促进消费长效机制，巩固消费升级势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首先，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加快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切实保障和促进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其次，抓紧落实2019年已出台的一系列稳消费、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放宽或取消汽车消费限制，加快推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挥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从供需两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支持居民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升级消费，积极培育和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夯实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再次，简化资质条件和审批流程，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设可快速响应的现代化供应链基础设施，持续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推动旅游、文化、健康、体育、教育培训等高品质服务消费发展，抓住5G商用带来的信息消费升级机遇，带动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2、加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创新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由于技术和产业的变革、收入水平的变化、新商业模式的涌现等多因素叠加，我国当前消费领域正在发生着不同以往的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消费形态正在由实物消费加快向服务消费转变。2019年前三季度全部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已经超过实物消费，占居民消费的50.6%。二是消费需求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温饱型向以住行为代表的小康型、享受型转变。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同类消费品中，居民对高端消费品偏好显著上升，如2019年“双11”家居按摩椅销量相比往年大幅度上涨。三是消费观念由非理性逐步向理性转变。消费者心态不断成熟，越来越注重产品品质和性价比，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等非正常消费现象有所减少，我国消费者消费观念逐步走向成熟。四是消费方式由传统的线下交易行为逐步向线上线下融合的场景化消费模式转变。经过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不仅建设成了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而且形成了追求创新和变化的消费文化，居民对新消费方式更容易接受和使用。3、科学把握消费领域的深刻变革，加快消费环境建设首先，增强和拓展中高端收入群体的消费品供给。一方面，加快推动产品质量提升、增强产品供给能力，开展产品高端品质认证和自主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中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加快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深化市场采购贸易试点，通过增加中高端消费品进口来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激发市场竞争。其次，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产业。结合绿色化、智能化、健康化等消费潮流，加速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融合、不同消费领域融合，深入推动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打造多样化消费共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再次，补齐消费领域存在的短板。加快完善城市商业设施，规划和布局新型消费载体建设，强化信息化在各类商业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拓展新型消费产业和各类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空间，促进传统商圈向消费体验、文创时尚、产品定制设计等新型消费中心转变，加大商品质量、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综合监管和治理力度，增强消费市场监管的科技性和动态性，加速提升市场监管综合效能，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课题负责人：李 平 孙世芳执行负责人：娄 峰课题组其他成员：樊明太、万相昱、张延群、刘 溟、吴 浩、郭文鹃、胡 洁、冯 烽、王喜峰、朱承量、胡安俊、左鹏飞、程 远、秦 悦等来源：经济日报

厦大经济学科在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注重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较完善的科研训练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科研功底。一直以来，厦大经济学科研究生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水平科研活动，涌现了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研究方法系统、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高质量人才。2020年，经济学科博士生学术论文发表成果颇丰，截止到10月，经济学科博士生已有多篇论文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最优期刊发表。本期推送为大家介绍厦大经济学科博士生2020年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的合作发表论文。发表情况概览（1）郭晔，黄振*，姚若琪：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经济研究,2020,55(01):181-197.本文研究了商业银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探讨了不同类型战略投资者对银行效率影响的差异,并对战略投资者影响银行效率的渠道进行分析。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更为多元化,本文选取2008—2016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引入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第二,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是商业银行战略引资时的最佳选择,其次是境内非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最后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第三,战略投资者尤其是境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引制"与"引智"渠道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郭晔，厦门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宏观金融、金融制度与金融风险、行为经济等，主持并完成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黄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19届金融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学、债券市场与风险管理，迄今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姚若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级金融学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银行风险。（2）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 经济研究,2020,55(06):105-121.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直以来是财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问题在文献中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刘诗源，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20届博士生。在《经济研究》、《财政研究》、《现代财经》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财税政策、企业微观行为。林志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博士后。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企业研发创新、中国金融市场、财税政策。冷志鹏，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17级博士生，导师为童锦治教授，在《财政研究》、《财政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兴趣：税收理论。（3）宁博，潘越，蒋敏：婚姻、家庭与公司金融研究进展. 经济学动态,2020(01):114-127婚姻状况、家长里短不仅仅是私人事务,也可以通过家庭成员嵌入公司经营治理进而影响公司发展。近年来,随着数据可得性和实证方法的改善,从婚姻和家庭视角探讨公司发展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尤其是在金融学领域成功探索出婚姻和家庭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研究思路和实证方案,构成了家庭经济分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首先梳理婚姻和家庭形成经济影响力的内在机理,即婚姻状态、生育情况等因素会影响家庭资源的配置过程以及个人的行为偏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婚姻和家庭在创业、公司发展和传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进行系统概括,并就其中具有启发性的创新洞见进行全面回顾,旨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的家庭因素与公司金融的交叉研究提供文献上的借鉴。宁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2020届博士毕业生，现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会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潘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人才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迄今在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以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四十来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4）张明志，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经济学动态,2020(05):85-100.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张明志，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福建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现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和《国际贸易问题》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陈榕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020届国际贸易学博士，现为集美大学财经学院国贸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与人口，迄今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期刊介绍《经济研究》创办于1955年，是综合性经济理论类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动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己任，立足中国现实，坚持学术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前沿性，致力于发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重大现实问题的高水平理论研究类文章，忠实地为经济理论学习与研究者、经济政策决定与执行者以及社会各界朋友服务，为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而努力。《经济学动态》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倡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自1960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既坚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及时反映国内经济理论动态，也坚持探讨和跟踪其他国家的经济学流派的最新观点，同时关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它以其独特的风格、动态性、信息性、政策性、实用性、学术性、综合性吸引着广大读者，成为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管理人士。来源：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研究生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2日在京发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到2025年数字经济规模能够达到326724亿元，数字经济整体名义年均增长11.3%，其中“数字产业化”部分年均增长10.3%，“产业数字化”部分年均增长12.3%。（经济日报）

2020年1—11月，全市587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70.76亿元，同比增长6.4%；实现营业收入18277.45亿元，同比增长0.6%，实现年内首次增长。近日，广州市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1—11月广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简况。总体上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呈现“单位成本下降、盈利情况向好”的发展态势。专家分析指出，这一方面源于疫情发生以来，广州市开展“六稳”“六保”工作政策成效显著；另一方面源于大宗商品货物价格下降及用工成本的克制。原料价格变动或为利润提升主因“资产存量”指企业在统计时点上拥有的全部可确指的资产金额。“随着工业产值的增加，资产存量会有增加。”广州市社会科学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欧江波表示。11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3173.16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12.9%，较10月末增加70.32亿元，环比增长2.3%；11月末，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存货2013.76亿元，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2.4%，较10月末增加45亿元，环比增长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成本降低的同时，主要效益指标持续向好。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82.05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74元，比1—10月降低0.12元；单位成本费用92.13元，比去年同期减少0.71元，比1—10月降低0.13元；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6.95%，比去年同期提高0.38个百分点，较1—10月提升0.15个百分点。欧江波认为，单位成本下降与疫情发生后，政策的倾斜扶持有关，包括一些应交款项的减免、社保延迟交收、资金成本（利率）的下降等等。此外，疫情期间不少企业的劳工薪酬不太可能上涨，这也导致了用工成本的降低。“主要的变量应该是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带动的原材料价格下降。”欧江波分析指出，“短期内，科技创新对工效提升的影响有限。原材料价格（成本）最能影响短期的利润变动。”九成以上行业实现盈利2020年1—11月，全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35个行业大类中，除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外，其他34个行业均实现盈利，比1—10月增加2个，行业盈利面达97.1%。与去年同期相比，化学纤维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扭亏为盈；19个行业利润总额实现增长，利润增长的行业面达54.0%；利润增速超过两位数的行业有12个。此外，与1—10月相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和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增速分别回升31.9个、29.7个、28.0个和24.4个百分点。“从2020年的总体数据看，全市经济的恢复情况超过预期。”欧江波谈到，但不同行业、企业的分化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相比之下，工业企业受到的疫情影响，比服务业小。部分工业企业因为疫情的全球化蔓延反而获益——上半年，防疫品生产工业企业销售较多，下半年部分零部件的生产也转移到了国内。此外，规上工业贡献了全市工业产值的大部分，因其体量较大抗风险能力也更强。欧江波介绍：“规下企业数量很多，但其产值远远不及少数的规上企业。”近四成行业营收增长除了利润总额，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另一指标“营业收入”，是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2020年1—11月，全市有生产经营活动的35个行业大类中，有13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较1—10月增加两个，增长面为37.1%；人均营业收入167.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96万元，较1—10月增加3.04万元，继8月以来持续增长。“营业收入指标，统计的是自1月以来的累加数据。2020年1—11月营业收入同比实现年内首次增长，说明2020年长期以来的营收负增长被补偿、填平了。”欧江波指出，2020年一季度该指标数据明显“下拉”。作为广州工业的主导产业，汽车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该产业营业收入增长5.9%，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一季度汽车制造业受疫情影响很大，因为有些汽车零部件是在湖北生产的。到了二季度，汽车产业就在加班加点地追回拉下的产值。”欧江波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增长3.9%，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以上两个行业合计拉动全市营业收入增长1.9个百分点。2020年12月份广州CPI环比下降0.1%多种商品折扣促销带动降价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数据显示：12月份，广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以下均指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下降1.0%）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1%，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品价格上涨0.1%，服务价格下降0.2%。衣着类价格下降1.2%。受冬装打折促销影响，男士服装、女士服装、儿童服装分别下降2.5%、1.7%和0.2%。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下降0.4%。12月是传统旅游淡季，叠加近期多地出现疫情，导致外出旅游需求进一步减少，旅行社普遍降价促销，带动旅行社收费下降3.2%。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4%。受岁末打折促销增多影响，清洗用品价格下降3.3%，大型家用器具价格下降0.6%。食品烟酒价格持平。其中，鲜菜价格总体上涨2.8%，一方面大多数瓜豆类蔬菜处于生产淡季，瓜豆类蔬菜供应大减，价格上涨明显；另一方面本月整体天气晴好，本地蔬菜生长旺盛，供应量持续增加，叶菜价格有所回落。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0.7%。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波动和国家发改委调控成品油价格影响，汽油、柴油价格分别上涨5.3%和5.9%；此外，因12月本为出行淡季，加上近期多地出现疫情，乘飞机外出需求减少，航空公司打折促销增多，带动机票价格下降2.5%。居住类价格持平；医疗保健价格上涨0.2%，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0.2%。由于天气寒冷，正值液化气消费旺季，液化石油气价格上涨2.5%。南方日报记者 李鹏程 通讯员 穗统宣 贺思丹 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 聂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