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期刊

14亿中国人：你们好吗？我原本是中国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乌家镇大新村委瀑水滩村的一个放牛娃。放牛生活是平凡的和安逸的。生而放牛，放牛谋生，死于放牛，死后化肥，肥育小草，小草养牛，世代放牛。但有一天，我突发奇想：人生如此，其意义何在？我放了很多年牛，看着牛儿吃了很多草，但我从中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平凡人生如蝼蚁苟且。好男儿，生当干大事！干大事的人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和所有人一样死去。那么，何不在死之前全力干一件大事呢？于是，我带着这个“干大事”的想法，开始发奋读书。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阿拉伯史学的起源》的后记中这样写：三十而立，足述往事。先辈任公，煞浪豪气，自述三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道远自视，时运家势，才智人力，今不如昔。雀飞之志，当效鸿鹄，梁氏子弟，试作小诗，《弃犁从笔》：“风云停多时，晴空见一日。回首放牛事，三十笔作犁。”任公粤人，道远桂民。桂南一县，古郡合浦。小镇乌家，有一曲江，旧时水澈，缓瀑微落，石沙倚岸，白滩天成。江畔有村，称瀑水滩。村人姓梁，躬耕沙土，寡识文墨。村中一户，高祖小官，惨遭流弹。曾祖富农，犁不生锈。祖父好饮，酒不离口。父不好学，砍柴种地。母好口舌，常事争吵。丙寅腊月，夜暮深降，戏唱家门。忽有声啼，男婴落地，睡鹰惊起。七岁小学，离家四里。众师疼惜，母教严厉。幼时记忆，读书写字，做饭洗衣，牧牛锄地。中考失利，在烂班里，读了初一。最厌之事，他人轻视。是故发力，全校第一。初二升级，不用送礼，也成尖子。好班风气，比拼成绩，知书识礼，奖状墙砌。逢青春期，误了学习。升学考试，再次失利。父母心痛，儿不务农，凑了钱款，择校廉中。高一不懂，物理化学，错误片红。文理分科，选择文种。事出心动，勤奋勿勿。过度奋发，患了病痛。辍学家中，烦恼重重。托了关系，摆出成绩，转校一中。考过第一，未曾垫底。蒙恩众师，牢记心里。同学关系，还算可以。二零零五，感情问题，家有压力，高考败绩。参加补习，终圆心事。录取通知，西北民大，开了宴席，喜告亲戚。兰州四祀，有忧有喜。初年不济，成绩低迷，愧对众师。得一女子，携手自习。二岁发力，喜得佳绩。三秋干事，协会创立。四春二喜：有一公司，聘我任职；西北大学，硕士通知。终弃翻译，深造学习。西安之地，文化浓密。倒数第一，不曾泄力。文哲政史，日夜不离。师从邵氏，甚为欢喜。众师疼惜，指点句字，暖至心里。誓读博士，悉心复习。奈何天意，复又失利。昏天暗地，捶胸泪沥。学心暂死，求职都市。夜里苦思，再考一次！二零一四，村人恶欺，断母手臂，父妹悲泣。寒气满世，不弃求知。苍天怜惜，终读博士。恩师黄氏，授我以史，关怀备至。愚笨弟子，治史学史，读在朝夕，思于梦里，不敢停笔，三百日志，文留足迹。彭门弟子，感恩治史。二王二李，韩林蒋马，赵申闫白，刘张欧等，皆为我师。冯陈梁刘，杨于乔芦，同级同习。兄姐百十，弟妹几十。幸遇刘氏，不离不弃，誓守一世。人生如戏，舞台随时，演员独一。人戏终凄，堆堆骨泥，段段回忆。骨泥相似，回忆不一。近千文字，不成体例，回忆而已！谨以上述九百九十九字祈愿中国的阿拉伯史学史研究事业长长久久！我深知，无论我是否继续在家乡放牛，我终将死去。但在泪别这个我深爱着和痛恨着的世界之前，我想给后来的中华儿女们留下一句话：踏着我的尸体，让可爱的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中东地区去吧！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中东”的地理范围应当囊括从中亚向西到大西洋沿岸的42个国家和地区，即：中亚6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亚19国，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黎巴嫩和塞浦路斯；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埃及和东北非7国，南苏丹、北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索马里和科摩罗；马格里布5国1地区，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以及西撒哈拉；被阿拉伯人统称为“安达卢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片广阔的区域在历史上交往甚密，特别是在史学交往方面难以割裂。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自2014年12月至今，我日夜面对如此浩博的学问，我自知以我一个人的生命无法把它完全解剖出来给可爱的14亿中国人们看。但是，我不干，你不干，他不干，那么，谁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呢？我们中国有14亿人，总得有人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吧？很明显，放牛梁所要干的大事就是一边用生命（而不仅仅是用心）去研究中东史学史，一边用灵魂呼唤更多的中国人一起来研究中东史学史！【附言：谨以上述2014字（“2014”的寓意是：爱你一世），祝愿21世纪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早日走到世界前列！】

内容提要：在国际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逝世之际，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今后走向，就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是如何以全球的眼光，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地文明历史意识的不同表现，克服将书写的历史作为史学史研究唯一对象的偏见。第二是提倡史学史研究的时代感和批判意识，从时代变化的角度探究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变化，并对以往的历史书写保持批评的态度，以求促进历史学的进步。关键词：伊格尔斯/史学史/中外史学比较/兰克史学/浦朗穆 作者简介：王晴佳，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译 者：屠含章 屠含章，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在修订《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新版的中文译文，这是伊格尔斯(1926-2017)老师于2017年11月26日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伊师与我，还有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合著了这本书。此书自问世以来，被翻译为中文、德文、希腊文与俄文。英文修订版在2017年出版，其中文新版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伊格尔斯的全球视野是一以贯之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不顾高龄，多次前往古巴，主要与哈瓦那大学的同事合作，希望促进古巴与全世界历史学家的交流。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这个角色伊格尔斯一直扮演得很好：如自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自20世纪80年代直到他生命的尾声，在西方与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①我与伊师最后一次谈话，主要是在电话上他讲我听，因为他的听力已经退化到无法听清我在说什么。而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于自己的古巴之行以及自己也许能够为当地学术社群的历史研究带来的潜在改变感到非常兴奋。多亏他所发挥的作用，2017年春，古巴举办了一次工作坊，邀请到了来自欧美的多位历史学家。遗憾的是，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伊师也因身体衰弱而未能出席。尽管有着这些遗憾，古巴的主持者与参与者非常感激伊格尔斯为工作坊所做的组织工作。伊格尔斯在古巴的一些朋友也提议将《全球史学史》译为西班牙语。我恳切地希望，尽管古巴与西方之间存在着重重阻隔，这一建议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一、取舍平衡：改造历史学的领域我之所以提及《全球史学史》多种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强调伊格尔斯将历史研究全球化及沟通世界各地史家的努力。这项事业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对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它在今天仍是一项挑战。2011年，著名德国学术出版商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Vandenhoeck-Ruprecht)向伊格尔斯表达了将《全球史学史》译为德文的兴趣。伊格尔斯对这家出版商非常了解，因为这家出版商也出版过他的其他著作，比如《20世纪的历史学：一个国际间比较的批判性回顾》(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Ein kritischer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和《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后者是伊格尔斯与其妻威尔玛合著的自传。即便如此，就像以往出版著作一样，伊格尔斯对此事非常认真。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于2008年出版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的新的出版物，我们需要将这些内容囊括进来。比如，丹尼尔·伍尔夫(Daniel R.Woolf)于200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的一部综合性概述。伍尔夫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项更具雄心壮志的项目，那就是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伊格尔斯与穆赫吉都参与了该书一些章节的写作，我则应邀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编辑提供了审阅意见。当然，2008年以后还有其他相关的论著出版。因此，我们都同意趁《全球史学史》被译成德文之机，做一些非常有必要的修订工作。但问题是如何修订。梵登霍克—鲁普雷希特希望出版一本简明扼要的修订本，而不是增订本，这一点我们也认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格尔斯与穆赫吉很努力地工作。举例而言，为了升级扩充原本的章节，如有关后殖民主义、性别史、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伊格尔斯删掉了关于现代西方历史学发展的一些内容，以便留出可用于扩充的空间。在出版德文修订本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英文版的修订工作中。为了囊括、增入更多的内容，我们再一次对原有内容做了删减。伊格尔斯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也就是他的专长所在——现代德国/欧洲历史学的领域，并经过与许多同事、学者的商讨，不仅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历史学的部分，而且还写了全新的章节，如俄罗斯与南非的史学。伊格尔斯的做法非常令人钦佩：在离开教授岗位二十多年之后，他不但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而且还表现出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全球化的极大兴趣。我们三人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也许是英文学界第一本希图对史学研究采取全球路径的书，但它不是唯一的著作，在内容上力图取舍平衡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面对的困难。比如，丹尼尔·伍尔夫在1998年编辑《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时已经表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的书囊括了“尽管知名度略低，但在其自身领域内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的一批历史学家”。他接着又指出，更确切地说，“以牺牲原本分配给李维、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或者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的篇幅为代价，增入不太知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为的是纠正在大多数关于历史著作的比较教科书与词典中的西方偏见，但同时也不忽视这类研究中的常客——比如从修昔底德到汤因比的著作”。②也就是说，伍尔夫在编辑该书时也需要做出困难的抉择，尽管他的态度略显勉强。不过，伍尔夫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与我们的《全球史学史》都是用英语写作的，这样的解释对其读者来说，的确有些必要。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在他上面的解释中以“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例。诚然，单是增加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名字与著作并不能给以全球视野研究史学史带来帮助；他的《历史书写的全球百科全书》在囊括历史学家的方面做得更加全面。但据我所知，对于欧美的历史学家来说，将中国历史学的例子描绘、呈现为“他者”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这么做似乎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历史著作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很悠久的传统，但这两种传统有明显的差别，从而促使很多西方学者给出不同的评价。早期的一些评价可以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大体倾向于涉及中国文明的本质。伏尔泰与其他启蒙思想家拥护历史进步观，并都认为全世界的文化与民族会遵循一种线性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试图以共同的标准去评价每一个已知的文明。对伏尔泰来说，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文化成就的水平。他称赞中国广阔的幅员与城市，并相信这是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高等的文明的证据，因为这使欧洲的王国与城市相形见绌。伏尔泰也提到了在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几项重大发明：丝绸、造纸、印刷与火药。至于中国的历史著作，他写道：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的，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表，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这次日蚀观测业经前几个世纪派往这个陌生国度的一些西方传教士数学家验证……早在上述日蚀的日期之前230年，他们就已经不间断地以真实的资料把编年史一直记载到帝尧。③伏尔泰对中国史学传统的评论也许透露出他的轻信，因为他似乎过于依赖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而这些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士大夫的尊敬以及与他们的友谊，会将后者的话当作理所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不仅西方的历史学家，包括现代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质疑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记述的可靠性。④不过伏尔泰称赞中国的内容有一点仍然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从古代直到19世纪(或者说到这一传统在现代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中国史家所留下的令人赞叹的海量史书。现代西方学者对这些历史文献的评价迥然不同，但似乎没有人对传统中国历史学家的多产有所异议。1961年，当毕斯利(W.G.Beasley)与蒲立本(E.G.Pulleyblank)这两位欧美当时杰出的亚洲学家合编《中日史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这是总结亚洲历史著作传统最早的尝试之一)时，他们表示：“中国生产出了一种历史文献，其优点与局限都很特别，但是在记述的产量、长度、连续性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⑤当然，我们不确定中国传统是否独一无二，因为在西方史学传统当中，从古希腊、罗马到前现代时期，历史学家所书写的历史文献的数量也许同样巨大。同样，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都发展出了历史写作悠久而丰富的传统，这使两者成为史学史研究中值得比较的对象。然而，近期的研究逐渐表明，在史学史研究中将目光集中在历史书写上反映出了一种内在的文化偏见。因为就我们所见，历史意识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不一定是写作，就算是写作，也不一定要以散文的形式展现，尽管在现今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散文已经成了一种主导的形式。伊格尔斯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从21世纪的视角反思20世纪的史学》中指出：“我们愈益认识到，所有文明都拥有历史意识，其中很多文明还有历史书写的传统。”⑥我们在合写的《全球史学史》中展示了世界上四种主要的历史传统：西方、中东、印度与东亚。这么做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它们有源远流长、始自远古的传统；第二，它们包含了宗教的组成部分，且在不同程度上引导了历史的观念与书写；第三，在不同程度上，这四个区域都存在历史作品生产的机构体系。⑦如上文所提，在此书的修订中，我们——尤其是伊格尔斯——极大地扩展了拉丁美洲与非洲的部分，希望强化我们共同的信念：“所有文明都拥有一种历史意识”。就非洲史学而言，尽管历史书写的职业化直到“二战”后才出现，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近来主张，历史著作并不是我们衡量一个文明是否拥有历史意识的唯一标准。大约当非洲史研究与从兰克史学衍生的西方模式趋同之时，伊彦·范西纳(Jan Vansina)写作了一本有重要影响的《作为历史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他在这本书中提出，尽管大多数非洲人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没有留下很多历史文本，但是非洲文明并非缺乏历史意识，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讲述历史的口头传统。范西纳认为，史诗、民谣、民间故事、目击者的叙述等与文字资料同样珍贵，因为尽管这些形式在很多方面不同，但它们都携带着来自过去的信息。他将口述传统定义为一个“以口头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的过程，因此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与文字资料同等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尽管范西纳指出了口述资料的局限性，但他主张它们应该是更加珍贵的，因为“这样的资料是不可取代的”，而且“来自内部”。⑧无需多言，即使是非洲历史学的研究，口述资料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唯一资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外来访客留下了关于非洲大陆的文献资料。这些访客包括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还有伊斯兰与阿拉伯的作家。从近代早期开始，欧洲的传教士、旅行者和商人也留下了与非洲相关的记述。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正如博古米·约瑟维奇(Bogumil Jewsiewicki)与大卫·纽布瑞(David Newbury)为他们发人深省的著作《非洲的历史学：为哪个非洲书写历史》(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⑨所取的标题，如何呈现真正的来自非洲本土的关于其历史的观点，其方式肯定是多元的、多样的。范西纳对口头传统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分析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人们由此能够踏入非洲人所保存的丰富的历史记忆宝库。在此以后，研究非洲的许多学者，包括非洲本土与非洲以外的学者，提倡并努力将非洲本土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非洲化。举例来说，莱斯大学的一位已故教授、肯尼亚学者E.S.阿提艾诺—奥迪安博(E.S.Atieno-Odhiambo)认为，非洲史研究能够通过吸纳非洲本土的传统而变得更加丰富，表现为跨民族的主题与地方史、方言史。阿提艾诺—奥迪安博希图寻找一种非洲的历史哲学，他提出了如下尖锐的问题：历史学只属于西方文明是一种处于霸权地位的认识，而这一认识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我们是否已经迎来质疑这一认识的时刻？或者说，在非洲史的研究中非洲人能否明确表达一种非洲人自己的独立于西方传统之外的认知？非洲人的认知需要让西方人理解吗？史学的研究与实践需要与高校学术机构中的历史学专业研究者捆绑在一起吗？是否仍旧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这些在西方模式内工作的人当中能够有人做动脉搭桥术，搭建能够通向非洲历史宝库的上游高架桥？⑩这些问题摆在了非洲历史学家面前，也摆在了以全球化视野考察史学的我们面前。其实，像他一样，我们不太确定能否在史学领域中避开西方的认知。但是对于史学史研究，或者说“历史知识学”(相对historiography而言，historiology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指的是历史的知识)而言，我坚信，将文字资料去中心化，使其不再成为每个文明表现历史意识的唯一场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二、历史书写一定要用散文形式吗？确实，如今环顾历史学的局面，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历史研究中，文字资料已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近几十年记忆研究的兴起及其吸引力是一个显例，证明了基于口述与其他非书写资料的历史研究的可信性。正如约尼—马蒂·库卡能(Jouni-Matti Kuukkanen)所说，即使历史学“基本上采取文字的形式”，后叙述主义历史学仍然有其用武之地。(11)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历史学的领域内，散文这种构建历史叙述的主导形式是否应该仍然被视为是最合适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的形式。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全面赞同海登·怀特说历史写作的本质是诗歌，而散文只是一种文字结构的看法，(12)而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在许多文明中，韵文与其他押韵的文字形式，还有对句形式的文字表达都是记载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有效工具。回顾历史，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司马迁以及继他之后的古代中国史家选择用散文的形式来书写他们的故事，这也许完全是一个巧合。当然，更凑巧的也许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由于西方列强的扩张，用散文书写的叙事的历史，不加修饰的语言，逐渐被采纳为历史写作的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能够理所当然地将散文视为历史写作公认的唯一形式。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司马迁所谓“无韵之离骚”的文体，影响无疑是最大、最深远的。但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文献当中，都有歌曲、诗歌以及其他富有诗意的语言。西方中国古代文学专家柯马丁(Matin Kern)在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主张，尽管中国人一直渴望并追求真实的再现，但中国人的早期写作纳入了多种形式的诗意的语言。(13)在司马迁之后的五六个世纪，中国的受教育阶层在写文章的时候仍旧偏爱修辞性更强的文学形式，比如对句、韵文、辞赋等。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评价了从先秦到汉代的中国史著，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第一篇回顾史学演变的文献。刘氏用对句的形式写作，不仅上下句字数相同，而且每行表达的含义相对或相反。不过，这种表达形式似乎也并没有阻碍刘勰自由地讨论、评价以往的历史著作。比如他评价孔子修《春秋》说：“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14)可见，刘勰的文字虽有些雕琢，但大体上做到了辞不害意。这样的实践在之后继续延续。从7世纪早期开始，甚至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显其端绪，中国的历史写作进入了官方体制的成熟阶段。在唐代，中国不仅实现统一，还进入了官方史学的兴盛时期。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三分之一大体都在唐代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出现了。此后，官方修史的实践也从中国扩展到中华文明圈的其他地区。中华文明圈内所产生的历史文献大多都是用平实的散文书写的，但散文仍然不是唯一的形式。刘知幾在他的《史通》当中，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格来表达他对官方史学的评论，比如叠音、重言、拟声和排比，虽然他的文风总体上没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华丽。这再一次证明，散文不一定是历史写作的必然选择。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观察西方和中国之外的史学传统，可以看到其他文明中有很多历史文本采取了韵文或者其他文学形式。中东和南亚的历史书写传统便是很好的例子。在过去，学者倾向于不相信(甚至忽视)近代之前的穆斯林史学著作，认为这些著作因其“变形的句法与浮夸的措辞”，“只是夸张的言辞”。(15)这样的言论无疑带有西方的偏见，认为平实的散文是客观叙述的保证，从而并没有公平地看待这种历史记录，认可其为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历史意识同时存在于形式与内容之中。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传统的评价则更为负面。由于缺乏散文形式的历史文本，印度文明被贴上了没有历史的标签。近年的一篇文章仍旧声称：“从历史编撰学的标准衡量，印度人没有历史著述”，“他们没有记载功业(res gestae)的历史，也就是说，史学没有发展到具有真正的政治地位的地步”。(16)这样的观点再一次反映出许多学者仍试图以现代史学标准评判文本是否具备历史性。伊格尔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敏锐地观察到，当西方学者在比较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史学实践时，他们通常将非西方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的历史著作相对立，因此忽视了传统的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在观念和实践上的许多相似之处。(17)维奈·赖尔(Vinay Lal)在一篇介绍印度史学发展的文章中，从比较的角度观察了所有古代东西方文明，他写道：“在自称表露了作者‘历史感’的所有文本之中，没有一篇显示出对历史因果的理解，也没有展现出对历史方法与证据运用规则的熟练运用。”(18)他也许说得太过了，但他的观点让人注意到历史学正是在现代经历了一场转型。毋庸置疑，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史学实践正是这场转型的结果。这场转型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那里持续发生变化，并逐渐传布到整个现代世界。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书写的欧洲经验没有那么特殊。(19)印度知名学者罗米拉·塔帕(Ramila Thapar)指出，尽管散文从来都不是传统印度文明的主流写作风格，但历史意识在古代印度的其他形式的写作当中是存在的。的确，塔帕发现了一种形式多样的文体，她称之为“艺提哈撒—普拉那”(itihasa-purana；梵文中意为“古史”)传统，描绘了从吠陀时代直到14世纪的历史。在这一传统之中既有叙述，也有很多其他的形式，诸如史诗、仪式文本、英雄赞、系谱、编年、铭文与传记。“艺提哈撒—普拉那”抑或“古史”传统不仅类型多样，而且还不断演化。根据塔帕的说法，这一演化证明了历史思想的发展——从展现历史意识，到形成历史传统，再到历史书写。(20)总之，在古代印度尽管散文不是写作的主要形式，但在其与伊斯兰的历史写作传统融合之前，显然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21)三、中国如何成为“他者”？无论是从时长还是数量来说，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都与西方相当，这使得中国史学成为一个可以作为史学比较研究的对象。除了对一般性的历史文本之间做可比性的笼统评价，学术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门研究，比如比较希罗多德与司马迁这两位从中西两种传统之中产生的伟大历史学家。(22)但是在“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之后，鲜有西方学者会像18世纪的伏尔泰那样为中国历史学家的成就而赞叹不已。有趣的是，这一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如在大多数作品中讨论的，是伏尔泰等人所宣传推广的启蒙的历史观念。换言之，在启蒙运动提倡人类历史的线性进步观以后，历史文化不再兼容并包，而是变得像罗米拉·塔帕所说，统一成“一种特定类别的历史学”。因此，“如果从启蒙运动的观点来理解历史学，那么一个文明中是否存在历史的文化就需要重新界定了”。(23)虽然在这样的脉络中，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有历史文化，但与此同时，从19世纪以来只有少数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的一样重要并具有重大意义。以提倡全球史闻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根·奥斯特哈摩尔(Jürgen Osterhammel)观察到，“18世纪的欧洲将亚洲与自己比较，而在19世纪则不再接受这样的比较。”(24)毕斯利和蒲立本在编辑《中日史家》时提供了他们的解释：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其文化紧密相连。它当然没有行将就木，但是由于中国文明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被西方的影响所吞没和改变，西方史家便没有什么意愿承认中国传统史学的成就，也无意考量其作为一个不同的传统在当今的相关性，以求与西方的史学加以比较。(25)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史家》出现的同一个十年内，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浦朗穆(J.H.Plumb)出版了一本小书《过去之死》(The Death of the Past)。此书在一个更为理论化的高度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讨论西方史学的成就，这在当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子。而浦朗穆比较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传统。正如此书题名所示，他的主要观点是，尽管所有历史学家都研究过去、书写过去，但他们对过去持有不同的态度。在前现代，尤其是反映在历史写作中的中国传统，过去被当作权威——历史学家之所以研究历史就在于他们希望将过去作为现在的指导。但是根据浦朗穆的说法，现代历史学的取径与前现代时期不同的关键，就在于看待过去的不同方式：现代西方史家不再将过去看作是权威、约束与主宰人类生活未来发展的力量，而只将过去看作考察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过去与历史是需要区别开来的。浦朗穆声称：“当历史开始从过去脱离出来之时，历史学才吸引到了最富才智的人才。”(26)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尽管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学家写作了大量的历史文本，质量上比同时代的西方史家质量要高，但他们的作品仍不如后者重要。显然，像中国高明的圣贤一样，唐代的中国史家无疑比爱因哈德(Einhard，775-840)和奥托·弗莱兴(Otto of Freising，ca.1114-ca.1158)及所有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要高明许多。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写作从未突破达到真正历史的最后一道藩篱——他们没有实事求是的企图，没有看到一个社会的智者所构想的社会常常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中国史家追求知识的渊博，不过他们没能像西方在最近两百年中那样，发展出一种批判的史学。他们对客观地处理和理解历史，从未尝试过，更谈不上成功。(27)浦朗穆的观点建立在他对中国与西方史学实践的主观、肤浅的理解之上，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比如，将过去看作是一个遥远的实体能否引起“最富才智的人”对历史学的兴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人对过去的兴趣通常出于敬意，而对过去的敬意是历史意识产生并发展的起源。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文化背景，很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写作历史，都源于他们想保存过去这一欲望。至于浦朗穆说中国从未发展出批判的历史学，这当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在浦朗穆写他的《过去之死》之前，蒲立本已经为《中日史家》贡献了一章，讨论了唐代的刘知幾与宋代的司马光所运用并发展的批判方法。(28)浦朗穆也许读过蒲立本的文章，因为当他表示中国没有发展出批判的史学时，他举了汉代司马迁的例子。他也谴责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处理资料时的轻信，并将他们的实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语义学家相比较。但即便是司马迁也没那么不堪一击，因为司马迁在开始他的写作之前，已游历多处历史遗迹以搜集一手信息，为的是确保资料的可信性。在这方面，司马迁是可以与古希腊被过度夸耀的“科学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相比的，因为后者表达了他对于真实可靠信息的兴趣，并为了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实地考察了战场。几个世纪之后，当刘知幾与司马光著书立说之时，中国的历史著作已经体系化。实际上，正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研究唐代官方史学的著作当中所描述的，当时的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历史文献在运用之前从搜集、分类到考订的复杂流程。历史的编纂也遵循着一道严密的程序：历史学家首先写出多种版本的草稿，再确定最终的叙述。(29)倘若中国史家缺乏确保记录与写作的真实性的欲望，他们就不会发展出如此细致的程序。一个更宏大也更有趣的问题是：即使史家已经考订资料并确认其可信性，这就能够保证记述的真实性吗？答案也许依然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当浦朗穆给中国人的史学实践贴上天真、稚嫩的标签之时，实际上恰好揭示出他自己在历史认识论上的天真。我们当然不必像海登·怀特那样主张历史写作不过是“纯粹的语言结构”，认为史学研究应当专注于发现历史叙述形成中的诗学的行为。(30)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非常清楚的：尽管可信的史料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真相，但其本身不能保证历史写作的真实性。这就像照片中的图像也许是真的(除了那些刻意伪造、展现的之外)，但那仍旧只是部分的真实，因为那是从拍摄者选择的角度呈现出来的。再者，围绕着某个主题所收集的材料永远都是不够的，且不可能没有包含偏见。如何组织这些不完整的、态度有偏颇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令人信服的叙述，对于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都仍是一个挑战。总之，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在1969年出版之后，出现了对批判史学(通常与兰克学派相联系)更加深入的分析。这些讨论使得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浦朗穆所褒扬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想的成就。然而，承认在历史书写中揭示历史事实的难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这一目标。在此再次回顾伊师的例子对我们颇有助益，因为他不仅深入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还提出兰克/现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的应对之道。伊格尔斯在写作《德意志的历史观念》(此书初版于1968年，后修订于1983年)时，已经发展出了他自己对兰克史学的总体评价。20世纪末伊格尔斯在他对20世纪历史学兴衰的反思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再一次清晰地提供了他对兰克、对客观史学的主张的分析：“兰克所辩护的那种‘不偏不倚’(unpartheyisch)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远未表明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因而一切价值便毫无意义)，事实上反倒是显示出了各种社会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性质。”(31)但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并认为求真的目标值得所有治史者高举。在主要由伊格尔斯执笔的《全球史学史》的导言中，他这样写道：与19世纪专业史家的信念不同，我们深知理性探索的局限，因为我们对许多事件都无法获得完全明确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历史书写常常呈现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而且这些不同和对立还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来克服。可是，虽然史家不可能明确无疑地重构过去，但他们常常有可能揭示比如为了服务于政治意识而做出的错误的历史陈述。(32)这里的关键在于，尽管我们承认获得历史真相的困难，但却不应该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另一方面，破除史料批判能够确保历史事实的传达这一迷思仍旧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展现出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过去与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欣赏不同的历史著作，不论它们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展开叙述的，以及多种形式的历史意识，不论是蕴含在内的还是外在阐发的。这么理解不是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历史书写没有显著的进步。正如上文所承认的，历史书写在欧洲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转型是革命性的成就。但是欧洲的情况不是唯一的、单一的。尤其是比较视野下的考察表明，当新的时代来临时，通常会出现对重新找回过往传统的记忆的兴趣。著名史学史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有一篇不太出名的关于历史书写起源的研究，同样比较中西，但他对中国的评价比浦朗穆要高一些。他观察到，秦王朝的崩溃为之后汉王朝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开始感觉到过去曾有过伟大的文化，但已经为人所遗忘，因此需要努力加以恢复。这一复旧的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与西欧的文艺复兴最接近的事情：不仅有从历史著作中学习过去的欲望，还有恢复古典文化的努力。(33)然而，这样的历史意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并非仅此一次。当欧洲文艺复兴中发展出的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引发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们希望复活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时，大约在同一时间的中国与东亚，明亡清兴引发了各种形式的重建主义，这以考据学、古学与实学的理念与取径为代表，成为一股横扫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强劲思潮。结果，史学与音韵、文字、训诂等学问结盟，地位得以上升，几乎与经学平起平坐。(34)四、全球史——全球的视野欧洲历史学的转型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而从18世纪直到现在，发生在东亚前现代的思想运动只是产生了地区性的影响。因此，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写作、研究历史的方式，不论地域或文化传统有何不同，几乎都遵循着欧洲的模式。这一模式最先在文艺复兴时期成形，并在18世纪、19世纪继续发展。当不同的文明向同一种模式靠拢时，其结果是，在21世纪初人们对全球史的兴趣增长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家大多没有动力为了比较而去研究其他区域的历史文化。正如上文所说，当毕斯利与蒲立本于1961年编写《中日史家》时，人们已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凑巧的是，一年以后，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与P.M.霍尔特(P.M.Holt)合编《中东史家》(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East)。不过，没有人调查印度及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因其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这一情况的恶果到今天依旧存在，即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不对等的文化交流。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和有关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都是经由英语译成非西方语言的，法语和德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也是如此。但是，译成英语的中文、日文、韩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语著作却相对较少。(35)这使得比较史学的研究难以进行，这一点毕斯利与蒲立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承认，关于中国史学的情况，他们说：必须承认，即使西方的历史学家非常渴望能够理解远东的历史学，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首先，极少的史学作品被翻译出来。再者，因为史学是传统儒家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中国社会很大的影响，所以研究者必须深深浸润到文化与社会当中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的史学。(36)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依旧差不多如此。(37)这或许可以解释，浦朗穆的《过去之死》，尽管此前提及其观点偏颇，也有知识性错误，但其初版于1969年，到了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新版。新版没有任何改动，除了当代西方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与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它的热心推崇。弗格森与沙玛都承认“他(浦朗穆)说了什么不如他说的方式重要”，还有他对中国史学的处理只能显示出“外行的过分自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书推荐给了今天的读者。(38)回到浦朗穆的主要观点，因为弗格森与沙玛两人似乎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吸引。浦朗穆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欧洲的历史学家将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过去的功用被削弱了，转而成为一种研究的学科。实际上浦朗穆走得更远。他主张，在战后，过去(他主要指基督教徒的过去)不止被削弱了，甚至已经死去，至少病得很重，因为“在西方社会我们不再通过思索过去从而预言未来”。(39)浦朗穆并没有为过去之死哀叹，而是将这样的情况看作是历史研究的新启程，以求形成对过去的新的认识。毋庸置疑，对历史学家来说，更新研究领域的知识并建立对过去的新的理解非常必要。这不只在浦朗穆写书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但有趣的是，浦朗穆没有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再一次将中国作为反例，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家仍旧处在同样的已往的束缚之中。他的这一观察忽视了中国所经历的剧变与现代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浦朗穆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他依旧断言“王朝叙述自然保留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解释消亡了。他们拥有的既非可用的过去，亦非历史分析与解释的核心”。(40)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尽管全世界的历史学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巨大转变，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舒适区之外的文明不太有更新认知、理解的兴趣。浦朗穆的书在初版约40年之后还能再版并备受赞誉，颇能说明这一现象。在其他情况下，尽管研究者渴望用比较的视野，但西方之外的历史研究写作不仅由西方学术机构完成，甚至它们覆盖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学者是如何在他们的写作中展现这些文明的。(41)这种类型的实践背后也许反映了这样的认识：真正的历史研究与写作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只有受西方训练的学者能够将一个文明作为选题，做出站得住脚的研究，并将他们的发现写出来。在我看来，全球化视野下的史学研究，关键在于比较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如何发展出他们对历史的观点与史学实践，而不只是比较各种不同的文明与历史在西方是如何被研究、书写的。总之，借用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一部书的题名——对于全球史与历史学，我们需要采取全球的视角。(42)当然，变化还是有的，只是步子比我们乐见的慢了不少。2015年出版的九卷本《剑桥世界史》就是一个例子。此书的编写者梅里·维斯讷尔—汉克斯(Merry Wiesner-Hanks，主编)、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来自世界的不同区域。有的编写者原本使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之后才被译为英语收入该书。这一做法体现出编者想要呈现世界历史多样观念的努力。除了写作著名的《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之外，早在2008年，萨赫森迈尔还与哈佛大学的斯温·贝克尔(Sven Beckert，广受赞誉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发起了一项持续多年的题为“全球视角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Globally)的项目，该项目的论文集于2018年出版。(43)参与该论文集的撰写者包括我自己，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角落。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各种地方、多种场合交换意见，并发现这样的交流对于突破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是富有成效的。这个项目的主旨是提供对最近全球史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兴起情形的批判性的审视，比较其特征与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我只想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两个项目是如何以全球视野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范围的。《剑桥世界史》第六卷涵盖了从1400-1800年这一时间范围，如果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中心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但正如编者所论证的，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并没有构成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亚洲、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张的帝国仍旧在这一时期切切实实地存在着。(44)与此相似的是，《全球视角的全球史》一书为将欧洲/西方的历史经验“地方化”提供了证据，因为尽管在欧美，全球史在近期的成长已被看作是与民族史学的现代传统相对立的，但在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的不同国家与地区，对于全球史的开展则显现出不同的诉求。在这些区域，全球史已经成为一个有用的领域，使得各国或各地区自身与世界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建立更好的文化与经济联系。(45)让我们回到伊格尔斯作为结尾。伊格尔斯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光，不仅勤奋地修订《全球史学史》，并且还以同样的热情与我一同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即《剑桥世界史》与《全球视角的全球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出版于2015年，囊括了来自不同民族、国家背景的撰写人。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与上文我讨论过的相似的益处：各种各样的作者与他们写作的内容让我们受益匪浅，使得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与史学的多种影响(注意其复数的形式)，(46)因为这些影响不仅不同，有时还有分歧、矛盾，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人们主要在葛兰西与卢卡奇的思想脉络中，通过现代文化批评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形式在后来对拉美、印度等地的历史实践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相比之下，在苏联与中国，这种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我们的书更为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情况，其发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今世界没有产生平行的发展。尽管史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全世界很多历史学家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在俄罗斯、东欧等马克思主义曾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史学家却认为这些方法已经显得尘俗老套，甚至有点无关紧要。所有这些，在此书的标题中已经有所反映，(47)表明历史书写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十分多样丰富，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多样性也体现了世界范围内史学界的情况。我们铭记伊格尔斯先生，因为在历史学的领域，他以世界主义的胸怀，致力于启发我们以一种全球的取径研究历史。这不但是为了解昨天，也是为了理解今天。注释：①参见Georg and Wilma Iggers,Two Lives in Uncertain Times: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20th Century as Scholars and Citizens,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6,chap.8; Chen Qineng and Jiang Peng,"Georg G.Iggers and the Chang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The Many Faces of Clio:Cross-Cultural Approaches to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Georg G.Iggers,New York:Berghaho Books,2007,pp.233-246。②Daniel R.Woolf,A Global Encyclopa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Garland,1998,Vol.1,p.xiv.③Voltaire,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 and 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from the Reign of Charlemaign to the Ages of Lewix XIV,trans.by Nugent,Edinburgh:William Creech,1782,pp.9-18.这里引自第9页。这里采用梁守锵的译文，参见[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9-240页。④可参见Atthur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34,4(1929),pp.715-724; Laurence A.Schneider,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⑤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Introction,p.1.⑥Georg G.Iggers,"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istorein,16,1-2(2017),p.149.⑦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2017,pp.16-18.⑧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pp.29,197.⑨Bogumil Jewsiewicki and David Newbury(eds.),African Historiographies:What History for Which Africa?,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6; Lidwien Kapteijns,African Historiography Written by Africans,1955-1973,the Nigerian Case,Leiden:Afrika-studiecentrum,1977; Luise White,Stephan E.Miescher and David William Cohen(eds.),African Words,African Voices:Critical Practices in Oral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Toyin Falola(ed.),African Historiography:Essays in Honor of Jacob Ade Ajayi,Essex:Longman,1993.⑩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Democracy and the Emergent Present in Africa:Interrogating the Assumptions",in Afrika Zamani,2,1997,p.31; Eisha Stephen Atieno-Odhiambo,"From African Historiographies to an African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Toyin Falola and Christian Jennings(eds.),Africanizing Knowledge:African Studies across the Disciplines,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p.39.另外也可参见Funso Afolayan,Historiography and Methods of African History,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view/document/060-9780199846733/060-9780199846733-0011.xml。(11)Jouin-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Houndmills:Palgrave-Macmillan,2015，引文见该书第5页。(12)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p.2-4.(13)Martin Kern,"Poetry and Relig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 and Rüsen(eds.),Historical Truth,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Ideology: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from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eiden:Brill,2005,pp.53-78.(14)引自Liu Hsieh,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3。(15)Bernard Lewis,From Babel to Dragomans:Interpreting the Middle Eas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18-419.(16)Michael Gottlob(ed.),Historical Thinking in South Asia:A Handbook of Sourc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17)Georg G.Iggers,"What Is Uniquely Western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West in Contrast to That of China?",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2,pp.101-110.(18)Vinay Lal,The History of History:Politics and Scholarship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50.(19)关于在前现代欧洲历史是如何书写、转变的讨论，参见Anthony Grafton,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20)Romila Thapar,The Past before Us: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Early North Indi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49-84,684-685.(21)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p.32-36.(22)Thomas R.Martin,Herodotus and Sima Qian:The First Great Historians of Greece and China.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Boston:Bedford/St.Martins,2010; Siep Stuurman,"Common Human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on the Sedentary-Nomadic Frontier:Herodotus,Sima Qian,and Ibn Khaln",in 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33-58.(23)Ramila Thapar,"Some Reflections on Early Indian Historical Thinking",i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p.178.(24)引自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5。(25)William G.Beasle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26)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4,p.143.(27)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13-14.(28)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in William G.Beasly and Edwin G.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pp.135-166.(29)Denis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30)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pp.2-4.(31)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iddletown,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5,p.24.也参见其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pp.63-89。这里采用何兆武的译文，见[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32)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r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13.(33)Herbert Butterfield,The Origins of History,London:Eyre Methuen,1981,p.156.(34)Peter N.Miller and Louis(eds.),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 Q.Edward Wang,"Beyond East and West:Antiquarianism,Evidential Learning and Global Trends in Historical Stud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9,No.4(Dec.2008),pp.489-519; Peter Burke,"Two Traditions of Historiography",in Chun-chieh Huang and Rüsen(eds.),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iscussion,Taipei:V & R University Press and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5,pp.171-182.(35)Georg G.Iggers,Q.Edward Wang and Supriya Mukherjee,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p.312.这里采用杨豫的译文，见[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等：《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9页。(36)Beasley and Pulleyblank(eds.),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ntroction",p.2.(37)2005年，伍安祖与笔者合作撰写了Mirroring the Past: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此书是一次增加对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认识的小的尝试。它在学术界受到了一致好评，但因读者群体过小，现已不再发行。(38)John 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pp.xix,xxx.(39)Ibid.,p.102.(40)Ibid.,p.110.(41)可参见Michael Bentley(ed.),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7一书中有关非西方史学的章节。(42)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43)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London/Oxford/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8.(44)Jerry Bentley,Sanjay Subrahmanyam and Merry Wiesner-Hanks(eds.),Cambridge Worl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Vol.6.(45)Sven Beckert and Dominic Sachsenmaier(eds.),Global History,Globally.Research and Practice around the World.(46)“多种影响”，原文为“impacts”，故作者说“注意其复数的形式”。——译者注(47)《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全球的视角》一书的原书名用的是复数：Marxist Historiographies:A Global Perspective。来源: 社科院网站

岳麓书院 资料图红网时刻9月15日讯（通讯员 夏金龙）“天人合一”思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生活依然具有深远影响。那么，它对传统史学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传统史学是如何运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进行研究的？这种影响和运用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和渊源？9月18日（周一）下午三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汪高鑫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为我们精彩开讲“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讲述司马迁天人合一思维的理论渊源、主要表现、历史演变以及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特点等问题。【讲座信息】主题：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主讲人：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持人：钱永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时间： 9月18日（周一）15:00至17:30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汪高鑫先生，1961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与中国儒学史的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中国经史关系史》《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董仲舒与汉代历史思想研究》《速读二十四史》《评说王阳明与<传习录>》等20余部，在《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主持国务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金和教育部人文规划基金等10余项。科研成果曾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项、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1项。【岳麓书院讲坛简介】岳麓书院讲坛秉承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精神，打造立足湖南、影响全国、辐射海外的高端高雅文化品牌，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倾力打造的公益性质国学讲学活动。讲坛举办是为了拉近国学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学者智慧，彰显出中华民族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报名通道】扫码二维码报名

一个幽灵，巴尔干的幽灵，在西方文化里徘徊。《想象巴尔干》是美籍保加利亚裔学者玛莉亚托多洛娃（Maria Todorova）的代表作。在书中，她凭借自己成长于保加利亚而工作在美国的特殊经历，利用内外部的双重优势和资源，并受到身份和责任的驱使，考察、探讨了“巴尔干”这一名称的由来和特殊内涵，分析了巴尔干如何从最初的一个地理名称转变为在历史、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以及当今一般知识分子话语中最具贬义的称谓的过程。在书中，托多洛娃受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的启发，首次提出了“巴尔干主义”的概念。在东方主义的视野下，西方塑造了对巴尔干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巴尔干”从一个地理名称被构建为近代历史上最著名和最广泛的贬义名称之一，其一直承受着“野蛮”“落后”“无序”等污名，并逐渐与“暴力”“动乱”“纷争”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欧洲火药桶”的代名词。历经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在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过后，“巴尔干主义”又轻易地成了东方主义情感宣泄的替代品，使西方免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压迫、欧洲中心主义的指责。巴尔干成了欧洲内部的一个“他者”，成了欧洲的“消极特征仓库”、第二自我和内在的黑暗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关于巴尔干的这些形象和想象又被强化。同时，巴尔干国家一些学者也建构起内部的“东方主义”。如同19世纪末在逐渐取得民族独立之后选择迅速摆脱奥斯曼遗产而拥抱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托多洛娃认为这一时期就是在摆脱巴尔干性），在东欧剧变和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中，巴尔干国家也努力摆脱“巴尔干”或“东欧”国家的身份，取而代之的是“中欧”“中东欧”“东南欧”“西巴尔干”这些似乎更加中性的名称。今天，巴尔干从欧洲的“火药桶”正在变成欧洲的“后花园”，但在它们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路径和竞争中，“巴尔干主义”依然在内外部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着影响。历史和现实一脉相承，变化与不变之间，西方关于巴尔干的想象如同关于中国的想象一样，值得我们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知往鉴今，以启未来。自1997年英文版出版以来，本书已经成为对“巴尔干”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之作。尤其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接连爆发战争后，人们对当时东南欧局势的担忧也使本书的影响力扩展到专家学者之外。在短短的几年内，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欧洲国家的语言（德语、法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罗马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波兰语等），并在2009年出版了第二版的增订英文版。书中的内容引发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并确立了本书经典著作的地位，其也被认为是过去几十年来东南欧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简介玛莉亚·托多洛娃，国际知名巴尔干研究专家。1949年生于保加利亚索非亚，1977年获索非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历史学教授，著有《巴尔干家庭结构和欧洲模式》（Balka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European Pattern, 1993）、《想象巴尔干》（Imagining the Balkans,1997）、《巴尔干身份：民族与记忆》（Balkan Identities: Nation and Memory, 2004）、《纪念共产主义：东南欧生活经历的私人和公共回忆》（Remembering Communism: Private and Public Recollections of Lived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Europe, 2014）、《衡量巴尔干：东欧纠葛文集》（Scaling the Balkans: Essays on Eastern European Entanglements,2018）等。译者简介李建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明区划研究中心副教授。目　录第一章　巴尔干：名字第二章　作为“自指”的巴尔干第三章　发现巴尔干第四章　1900年以前的感知模式第五章　从发现到发明，从发明到分类第六章　分类和政治之间: 巴尔干和中欧的迷思第七章　巴尔干：现实——文本之外有什么？结论再版后记译名对照表媒体评论出类拔萃。——英国《伦敦书评》杂志著作显现了作者的热情、博学、幽默、擅辩、雄心和勇敢。——美国《斯拉夫评论》著作富有精辟的见解，并始终显示出作者的博学。——加拿大《选择》杂志托多洛娃的著作是一种充满热情、挑战性和必要的尝试，旨在重塑巴尔干的负面形象。——美国《跨学科历史期刊》迄今为止，该地区史学史上最好的作品。——美国《通用语》杂志想象巴尔干[美]玛莉亚·托多洛娃 著李建军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10月ISBN 978-7-5012-6267-0

全球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取径，其在学科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它的兴起虽源于近现代史研究，但它对古代史研究的影响也日益增长，从下文所荐的三本中外学者的著作可窥见一斑。一、【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全球史是什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现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系教授，研究兴趣涉及全球史、殖民史、帝国史和思想史等多个领域。本书源于作者在2013年出版的德文著作《全球史导论》，其汉译由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陈浩博士主笔，201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后应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邀，将上述著作中的两章用英文进行改写，同时大幅增加其他内容，遂成本书的英文原版，在2016年初付梓。本书共分十章，除导论外，其余各章探讨了全球史的学术脉络、与其他研究取径的关联以及自身的独到之处、全球史中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和“全球”概念的建构和全球史的政治内涵。第二章“全球性思考简史”和第三章“百家争鸣”源自作者更早出版的《全球史导论》。在笔者读来，《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最富洞见的当属最后三章。作者敏锐地捕捉到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新格局对全球史研究的影响和冲击。在第八章“位置性与中心论取径”中，作者剖析了“欧洲中心论”的两种主要表征模式——认为欧洲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欧洲原动力说和概念使用上的欧洲中心论。后者指历史学家即使在研究与欧洲无关的历史时，使用的诸多术语、概念和范式也带有以欧洲为中心的取向。为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藩篱，全球史研究者势必要确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或地域空间作为考察历史的视角，诸多新型中心论也应运而生。这类新型中心论往往使用关乎文明的话语来表述其新视角，代表学说有“非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前者力图展示非洲文明在道义与文化上都领先于欧洲，后者受中国大国崛起的国情推动，试图通过追溯历史以说明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同时，“欧洲中心论”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9·11事件”之后，由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冲突的刺激，卷土重来，成为诸多中心论中的一种。在第九章“世界的建构与全球史的概念”中，作者强调“世界”和“全球”这两个基本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的天然范畴，而是研究者构建的结果。有的构建认为世界是扁平的，且把全球化等同于聚合；有的则把全球碎化成若干文明；还有的主张以“帝国”或“共同体”等概念来替代全球。作者指出，通过描述世界的概念来建构世界是历史学家建构世界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方式，这些概念包括贸易、移民、帝国、民族国家、宗教等等。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作为对该理论困境的回应，1997年世界银行通过决议资助本土知识体系研究，从此与本土范畴相关的研究蓬勃发展。“国学”在21世纪中国的强势回归就是力证。然而，回归原生传统的做法有把文化多样性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嫌疑。不仅如此，这类披着本土认识论外衣的替代性视角也与全球史的普世性取向和对话特征背道而驰。作者主张，历史研究者应该致力于发展诸如“早期现代性”这样的概念工具，使之既保有全球史的普世性，又能够展现不同历史间的差异和多样性。在最后一章“为谁而做？全球史的政治意涵”中，作者确认了全球史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进行批判性评估。作者还提醒全球史研究者，不要过度推崇“互动”与“转移”，切忌盲目迷恋“流动性”，不应忽视现代社会的权力体系和等级秩序。值得一提的是，本著作的翻译质量实属上乘。译者文笔流畅，术语表达准确到位，体现了译者的全球史研究专长和扎实的中英文功底。二、吴晓群（著）：Mourning Rituals in Archaic & Classical Greece and Pre-Qin China, Palgrave Pivot, 2018。本书作者吴晓群教授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长期从事古希腊思想文化史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本书是出自中国学者笔下的、用英文写就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作品。全书共分为六章，除去导言和结论外，主体部分的四章论及古希腊和先秦中国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两种文化中各自的哀悼仪式，以及哀悼者的行为举止和服饰装扮。古希腊的材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先秦中国的论述则主要取材于《礼记》。在上文所介绍的《全球史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康拉德在第三章中对比较研究的取径进行了评述，并指出比较史近年来也发生了全球转向。他认为，用比较方法来书写世界历史时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即挥之不去的“目的论”幽灵和“虚构的自主性”前提。二者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独特性或例外性叙事”。吴晓群在其著作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三大原则：首先，比较研究不应带有价值判断，研究者在从事与本人所处文化相关的研究时，不能从捍卫本文化的立场出发。其次，比较研究的目的并非简单地辨识两种文明间的异同，而应当致力于探求两个古老民族间不同行为方式的源头以及它们为何在人类历史中踏上了不同道路。最后，比较研究应当建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但个案分析必须结合它所处社会的广阔社会文化背景。上述第一条原则就对比较研究中的“目的论”打了一剂预防针。作为结论，本书作者认为在古希腊和先秦中国，哀悼表达的虽然是个人情感，但哀悼仪式绝不是个人私事，而应当由合适的人群根据恰当的程序举行。在这两个古代社会中，哀悼仪式关注的都是“此岸”而非“彼岸”的世界。在古希腊，成为哀悼的对象是死者的特权，举行哀悼仪式则是家庭成员的责任，目的在于惠及死者，以免触犯神灵。在先秦中国，哀悼仪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展示孝道，从而稳固并加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三、【美】埃里克·H·克莱因（著），贾磊（译）：《文明的崩塌：公元前1177年的地中海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该书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古代史上的转折点》丛书中的一本分册，英文原版在2015年面世。作者克莱因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并任该大学考古研究所主任。他还是美国近东考古学界的顶级期刊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简称BASOR）的两位主编之一。对研究古代近东（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和古代伊朗等主要文明区域）的学者而言，公元前12世纪堪称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古代近东地区经历了繁荣的青铜时代文明，各文明区域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源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成为各国统治者之间通信的外交语言。部分通信后来出土于埃及法老埃赫那吞所建的新都阿玛尔那，史称“阿玛尔那”书信。两河、埃及、米坦尼（位于两河流域上游以东以北的山区）和赫梯组成当时的大国俱乐部，地中海东岸的诸多小城邦也加入到当时的国际关系网络中。各国王室间作为外交礼物互赠的奢侈品还展现出所谓的国际主义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但上述欣欣向荣、开放交往的气象在公元前12世纪初戛然而止。随着海上民族入侵地中海地区，赫梯帝国瓦解，迈锡尼文明消亡，埃及的势力撤出地中海东岸回缩到本土，两河流域的城市文明呈萎缩态势。爱琴海和古代近东从此陷入长达两三个世纪的黑暗时代。造成这一文明崩塌局面的因素都有哪些呢？为解答这一经典问题，作者首先把目光投向之前的公元前15世纪。本书第一章回顾了两位埃及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以及周边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的文明发展态势。此时的埃及开始成为青铜时代晚期的强权。发展到公元前14世纪，作者认为此时“各国间的政治、商贸及外交关系与当今世界全球化经贸主体的关系并无实质性差异，既有经济禁运、外交使团，又有最高级别外交层面上的‘胡萝卜加大棒’”。这一时期的地中海东岸成为大国间冲突的温床，主要处于埃及（历经法老阿孟霍特普三世、埃赫那吞和图坦卡蒙的统治）与赫梯（两任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和穆尔西里二世）的拉锯战中。最知名的插曲当属图坦卡蒙的寡妻写给赫梯国王苏庇路里乌玛一世的信，请求后者派一个儿子前来埃及和她成婚，同时许诺他将成为埃及的法老。但赫梯王子在路上就死于埃及人之手。赫梯国王大怒，派军队在叙利亚与埃及军队交战，最终自己也死于赫梯士兵感染后带回国内的瘟疫。水下考古为则为窥视公元前13世纪的古代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经济一体化”局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材料。有一艘沉没于土耳其西南海岸乌鲁不伦的船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打捞。这艘沉船长约12米，用雪松借助榫卯结构制成，很可能从地中海东部的迦南地区启航驶往爱琴海地区。打捞出的物品种类之丰富，足以召开一次博览会：有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生料，来自迦南的约140个储物罐，来自塞浦路斯的黄铜，来自努比亚的乌木，来自埃及的圣甲虫雕像和近东其他地区的圆筒印章，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剑和匕首，以及大麦、树脂、香料乃至葡萄酒等产品。数量最多的当属近1吨的生锡（可能来自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和10吨的粗铜，它们是制作青铜的宝贵原料。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评析了可能导致青铜时代文明崩溃的诸多原因，包括地震、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和饥荒、内乱、入侵者和国际贸易的崩溃，以及权力分散与私营商人的崛起。他最终认为，单一变量无法解释一个文明时代的崩溃，“复杂性理论”才是研究者的希望所在。青铜时代晚期的爱琴海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城邦、王国和帝国不仅构成一个政治经济体系，而且由于相互间的产品交换还形成一个贸易网络。在这般复杂和多层的系统中，单个组成部分由于上述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通过网络的影响最终导致整个系统的崩塌。崩塌也绝非线性推进，而是一个非线性的进程。不过，本书的书名（英文为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貌似违背了作者用“复杂性理论”解释文明非线性崩塌的主张。公元前1177年不过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第8年，所谓的海上民族在该年入侵埃及。以一个特定事件的发生年代作为整个爱琴海和古代近东地区文明崩溃的年代，很可能是作者在命名本书时的修辞策略。本书的翻译亦有可商榷之处，尤其是常见人名未能遵循学术惯例，如埃及法老埃赫那吞被译为阿肯那顿。（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近东文明）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你最想干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如果明天有人问我：“你最怕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没能把中东史学史研究给做好。”如果在我死的那天有人问我：“你最遗憾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对中东史学史的研究太晚、太少。”根据历史变迁、地域特征和文化特性，结合史学源流关系和史学特性，考察主要书写文字，可将中东史学史划分为九个史学分支：第一，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史。第二，古埃及史学史。第三，希伯来史学史。第四，阿拉伯史学史。第五，波斯史学史。第六，土耳其史学史。第七，中亚史学史。第八，中东基督教史学史。第九，中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面对这片沃野，我时常抹着热泪自问：我这一生，能够为14亿中国人挖掘多少中东史学遗产呢？我自从在2014年12月向恩师黄民兴先生求教博士论文选题至今，一直与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缠绵。2015年上半年，我几乎从零开始站在全人类史学的角度狠狠地学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知识。下半年，研究成果是有的（论字数有9万字左右），已发表的成果还没有（至2019年2月26日，我在中国知网上仍然只有2篇研究阿拉伯史学的论文。其一是匆匆拼凑的博士学位论文。另一篇是仍然有很多瑕疵的“处女作”）。我喜欢一有想法就马上写下来。因而，自2014年8月23日至2019年2月26日，我间断地发表了701篇QQ空间日志（其中的约百篇尚未完稿或转载阿拉伯文，大部分日志的字数在800到4000之间）。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日志称为“学术随笔”。彭树智先生说，“学术随笔是学者读书、思考、动手随写的学术积累文体，其特点是随想、随记，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尽管这种文体断断续续，未成连缀，是待理的脉络，且不时有矛盾、交叉、重复的不成熟之处，却表明了作者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说”，第2页】。因而，这约六百篇QQ空间日志就是我研究中东史学史50个月的“思路轨迹和心态变动”的反映。此外，我还写了数十篇关于中东史学史的学术论文草稿（其中大部分尚未完稿）。我搞了多次“理论创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我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也是反复多次重写，因为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实际上，我总是写不好）。我从这样反反复复的磨砺中，总结出了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五种基本素养和九层学术基本功（当然，在中东史学史研究方面，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一、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十一个条件1. 爱研究。我现在不知道我的余生除了用来研究中东史学史、寻觅更多伙伴和试图培养史志继承者之外，我还能干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能干些什么呢？2. 好读书。我一看到好书（而不是市井读物），就莫名地兴奋。3. 甘清贫。一台3000元的笔记本电脑，我用了五六年，平均每天自动重启三次以上。但我在读博士期间没有足够的钱买新的。因为我一有钱就首先想多买几本好书。我把父亲给逼急了。他只好问朋友借了3500元，“骂”了我一通。于是，我才有了新的论文制造机器。4. 耐寂寞。他人笑我孤守太寂寞，我说书中智者何其多！5. 探究劲。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夜里两三点睡下是常有的事。我一旦在睡梦迷糊中产生了想法，犹豫了一会儿，就半夜起床，一杯咖啡相伴到天亮。当然，熬夜很不好！但是，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在瞬息即逝的感悟消逝之前，用笔记、手记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6. 不逐流。量化地评判学术成果，导致许多人直接把外国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直接使用。我的研究方式却是不挖掘到中东史学原典（甚至是手抄稿的高清图片），总觉得不甘心。而且，我把已经完稿的作品放置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只要不满意，我就干脆重写。7. 懂阿文。就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而言，中国学者若想研究好它，必先学习阿拉伯文。当然，也要懂英文等其他欧美文字。这是为了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欧美的研究经验与方法。8. 有诗意。没有任何诗意的人是很难研究得好阿拉伯史学史的。因为我们很难找得出没有诗歌或韵文的传统阿拉伯史学著作。诗歌和韵文寄托了阿拉伯史学家的思想和情感，传承了阿拉伯文化的精神。9. 有雄心。有一次在众人面前，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不想当大师的学者，做学问干啥？”是的，我是一个满怀豪情的“狂人”。我渴望像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撰《中国史学史》（此著一出，曾被某些学者认为，再无重复著述的必要）那样！同时，我自知，我的功力仍然微乎其微！但该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该失去的，我也已经失去了；该追求的，我绝对不会放弃；该放弃的，我立刻就放弃！10. 勤自批。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能够看淡如云烟一般的“赞扬”。研究者要想把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就应当积极培养自我批评的精神，而且要经常性地进行猛烈的自我批评，甚至不惜“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深刻领悟这样的道理：好砖造好楼，烂泥糊墙头。不比泰山高，愿把秦墓造。11. 顶压力。身处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心浮梦的世界，心中唯有史学的纯粹学者注定是要被世人视为“怪物”的！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唯有顶住实际上无法忽视的各方面压力，才能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学术环境中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事业而持续奋斗着！二、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五种基本素养首先，纯粹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要有“四心”和“二情”。所谓“四心”，即学心，趣心，爱人之心和史心。“学心”是研究者深入地挖掘中东史学宝库的必要内在前提之一。“趣心”是中东史学史研究者乐此不疲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原本枯燥乏味的研究的保障。“爱人之心”是推动中东史学史研究者无视愚昧者的冷漠而持之以恒地埋首于研究的强大动力。因我爱世人，故我要对世人负责，以致全心全意搞好中东史学史研究。“史心”指的是用心去感受中东史学史、体悟中东史学史，甚至在心中刻上耗尽毕生心力以治中东史学史的坚定信念！“二情”指的是感情和热情。中东史学史研究者需要自我激发对中东史学史的感情和热情。爱上了她，就乐于为她付出一切，并坚信“我爱她爱得够深，她就必定会给我回眸一笑，甚至是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笑，只是因为我爱她爱得还不够深，为她付出得还太少”。研究者如果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感情倾注到日日夜夜的研究活动中，那么，他的文字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感召力。有感召力的文字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中东史学史才是好的中东史学史。其次，能够全面系统地进行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人员，还需要具备“多语”、“二史”、“一博”的学术修养。以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大分支之一阿拉伯史学史为例，所谓“多语”，即：要掌握阿拉伯语和英语（最好能够再习得波斯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等与这项研究密切相关的外语），以便能读阿拉伯文原著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与方法；要不忘在汉语上下功夫，以便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想法。阿拉伯史学史研究者需要熟知阿拉伯、中东乃至世界的历史，还要不断地提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知识修养。此谓“二史”。所谓“一博”，诚如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所言，“在史学史的研究上，所谓博，不只要博读史书，而且要对姐妹学科有一定的修养，尤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要如此”【白寿彝主编，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当然，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精通的中东地区语言以及研究中东的先进国家的语言越多就越好，掌握的历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知识越丰富就越好，博览的群书越是多得吓人就越妙！三、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九层学术基本功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若想真真切切地做好中东史学史研究，使之不至于沦为流俗之物，除了在以上十一个条件和五种基本素养方面下功夫之外，还应当努力修炼以下九层学术基本功：第一，文献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文献功若不足，则其论述必漏洞百出。第二，外语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外语功若不好，则其译作必颠三倒四。第三，驭文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驭文功若不强，则其文字必枯燥乏味。第四，借力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借力功若不够，则其思想必肤浅狭小。第五，板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板凳功若不硬，则其学问必浮躁虚夸。第六，归纳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归纳功若不劲，则其论点必平庸寡淡。第七，推测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推测功若不实，则其建议必虚妄无根。第八，理论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理论功若不深，则其论著必形若浮尸。第九，淡泊功。中东史学史研究者的淡泊功若不稳，则其精力必分散难聚。这九层学术基本功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层层相连和层层递进的关系，需要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者层层同修，方能成史。余论那么，中国的中东史学史研究之路应该怎么走？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不妨一边回顾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历程，一边在迷茫中大胆地挪出一小步试一试！失败，必定会像狂风暴雨一样持续不断地袭来。但，成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我们坚信，中国人既然能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那么，也能够勇猛地闯进中东史学史的辽阔沃野里，插上一面中国的旗帜！

依照目前史学界的通行概念，所谓中国近代史，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历史，共109年。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109年的中国近代史，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国走向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2020年，与“四史”学习同步共进，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史、史学理论、制度史、经济史研究成果丰硕；抗日战争资料整理方面的多部论著引人瞩目；中共党史研究选题多样，论述细腻；社会史、经济史研究亮点突出。　学术史研究成果突出通过学术史回顾与梳理助推“三大体系”建设，成为2020年度学术史研究的特点。张越认为，回顾“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始末，对当前中国民族史等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深化“五朵金花”问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具有推动作用。（《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张艳国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收获，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当代世界文化交流、互鉴中的良好形象与历史传承。（《植入与生长：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赵梅春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一直处在变动发展中。（《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研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李育民认为，条约关系研究既要疏理和清除该领域的各种殖民话语，揭露西方列强的强权政治和霸道逻辑，又要阐发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近代中外条约研究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关系密切。薛玉琴、刘正伟认为，近代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话语从封建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化过程。（《国教运动与近代话语转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史学作为一个新领域开始兴起，初步构建起其学科样态。何一民认为，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不足，还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新时代推进中国城市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思考》，《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深入研究疆域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前景值得期待。李大龙提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将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现实需求。（《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艾冲提出，边疆是国家政治疆域的边缘部分，中国边疆史学应成为立足历史、观照现实、有用于世和面向未来的重要学科。（《简议中国边疆史学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7日第4版）　史学理论探讨出现新视角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近代。与史学史研究相结合，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色。2020年，《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推出胡逢祥《扩展文献视野 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深广度》、王东《放宽视野 拓宽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二题》等笔谈文章，探讨中共党史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与书写。2019年，曾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孙太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提法不妥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1日第5版）。2020年，宋月红再次提出，这一概念难以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概念之辨正》，《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4月28日第6版）陈峰认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克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崇拜西学的新教条主义滋生。（《反省与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乔治忠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起到廓清思想、重申旧说的作用，划清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限尤为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若干理念问题》，《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在《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笔谈文章中，张海鹏、耿云志、郑师渠、朱英提出，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阐释学视角考察历史阐释问题，是本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探索与争鸣》杂志专门设立“构建中国阐释学”专栏，用一年时间从文史哲三个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历史阐释问题，有学者提出，历史研究的全过程，都是对历史的阐释过程。阐释的内在属性与规律，在历史研究全过程中都发挥作用。历史阐释受制于阐释对象的约束最强烈，其对话性及主体间性的特点最突出，公共性要求也最高。李帆提出，在历史教科书史研究中，教科书的社会效用问题一直是研究难点，相关资料的搜罗整理难度颇大。从教科书文本出发，引入阐释学的视角与方法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良好路径。（《阐释学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张昭军认为，文化史学书写的是人民大众的历史，以表彰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真善美为主题，试图探求历史背后的“精神”“理性”或“意义”，注重发挥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的作用。（《文化史学是什么？——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反思。胡成认为，史学应该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史林》2020年第1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跨学科的发展，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成为新兴领域，但本土社会史理论和“总体史”的缺失及研究的琐碎化值得反思。行龙、李全平认为，社会史学者有必要秉持“长时段”“总体史”和“整体史”的史观，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思考探索近代社会史研究再出发的诸种可能性。（《反思与前瞻：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杜丽红认为，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拓展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对一些问题展开研究，可能会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经验，改变以前研究所形成的经验。（《重构经验：历史学与社会学互动》，《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5日第5版）王先明认为，在将近40年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在不断拓展领域和跨学科延展中保持持久昌盛的基本态势，从整体上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的面貌。（《当代中国新史学发展趋向问题刍论——立足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成为热点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以此为契机，学界深入开展抗日战争史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邹铖提出，随着百团大战结束，中共高层普遍意识到此时与日军进行过多、过大规模运动战尚不现实。1941年底，坚持游击战的方针成为共识。（《全面抗战时期八路军作战原则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张德明提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大限度地处置了日本战犯与汉奸，维护了自身利益。（《中国共产党与对日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1945—1949)》，《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夏清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经确立便开始生长，对巩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法地位起到重要作用。（《“词汇竞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范表述的生成》，《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齐小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战斗缴获、军工生产、民间收集和购买以及向国民政府请领，是八路军获取弹药的四种主要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5期）李玓认为，中共在皖南事前已对国民党反共行动作出预判并积极部署，皖南事变后作出强硬反击，制止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给中共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危险局面带来了转机。（《化“危”为“机”：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反共高潮的策略与成效》，《安徽史学》2020年第5期）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沛认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海外文献资料丰富，问题意识清晰，对提升研究水平、开拓视野具有启发意义。（《从全球史角度审视中国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1日第1版）高士华认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解放至关重要，而且对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抗日战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1日第7版）中日关系研究内容更加细致、深入。张生认为，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启发了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原典”的创建、叙事和流变：从〈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开始的知识考古》，《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王萌认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既是华北沦陷区经济不断恶化的主要推手，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征缴民间物资的实际操作者。（《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袁成毅认为，中共对国际两大阵线的划分不仅表明了自身的国际道义立场，其政策的运用也为中共争取国际反法西斯阵线援助提供了依据。（《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阵线的划分及政策的调适与运用》，《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董为民认为，日据南京初期，日军以“安民”为幌子搜捕和屠杀“不良分子”，是其在攻城阶段屠杀战俘、在扫荡作战中捕杀“败兵”和青壮年平民的延续。（《伪装的“安民”：日据南京初期的难民登记》，《福建论坛》2020年第3期）臧运祜认为，近代日本确立的以天皇为首、以政府与军部为主体、以政略与战略为核心的侵华战争决策体制与政策，证明日本的侵华和对外战争并非仅仅是军部与军国主义的责任，也是包括天皇与政府在内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的共同责任。（《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张皓认为，日本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直是日本一些学者否认的问题。铁的史实证明，日本恰恰是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夺取平津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日军如何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苏智良认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略、殖民主义等复合因素的产物。我们仍需要不断寻找文献资料，与各国合作，深入研究“慰安妇”问题的轮廓、细节与本质。（《“慰安妇”问题基础概念再探究》，《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7期）西北大后方研究受到重视。张静、胡金野、齐磊提出，民国时期的安西县因抗战和西北国际交通运输的需求，承担了公路交通与空中运输以及其他相关设施的建设，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尚季芳认为，西北大后方是抗战理论的重要策源地，西北国际通道是支持抗战胜利的重要生命线，西北领土的完整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基础。（《论西北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历史教学》2020年第5期）王惠宇认为，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西北国际交通线得以建立，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西北国际交通线》，《长白学刊》2020年第5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愈发丰富。通过对比档案材料，金冲及提出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参加会议的有15人，除一大代表外，还有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代表究竟是多少人》，《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卢毅认为，所谓日军从未轰炸和进攻过延安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并高度警惕。（《抗战时期日军从未轰炸过延安吗？》，《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应星、荣思恒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1921—1945年影响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因素，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核心区、次核心区和边缘区做了辨识，并在地理示意图的绘制上尝试应用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理学视角（1921—1945）》，《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翁有为认为，中共中央将土地革命方针和政策通过新创制的省委实施时，已预示着中共革命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历史进程中，将中国的政治引入了有序运作的新轨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省委的创设与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从中共党史领域开始向与史学史、理论史、共运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向拓展。有学者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历史证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蒋建农认为，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闫磊、何云庵提出，皖南事变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共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方法，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建构中，与社会改造、革命动员等话语相结合，形成以“革命”为显著特征的思想体系。王中平提出，毛泽东对于五四时期由“个人解放”进至“社会改造”有着独特的认知，对构建“革命话语”有着突出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与毛泽东“革命话语”构建》，《湘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贺文乐认为，“组织起来”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动员农民参加生产、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策略，对农村社会变迁乃至新中国农村治理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实施的货币金融政策，有力巩固了统治基础。戴建兵、毛海斌认为，晋冀鲁豫边区农业贷款的运行，依靠一系列制度规定和专项贷款办法，支持边区农业生产发展，取得了扎实成效。（《晋冀鲁豫边区农贷运行特色及制度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孙健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向党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从物质上支撑了中共敌后抗战的胜利。（《“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柳直认为，“关东币”的发行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史学月刊》2020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研究趋向精细化学者们对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史、国家治理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精细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官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关晓红分析了鸦片战争后选官标准由观念至规制的变动：以“西”为正、以“洋”为新、以专门知识为重的价值取向；认为对“专门”之实用更为青睐，持续影响其后一百多年的中国社会。（《晚清选官任用之标准及新趋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康文林采用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揭示了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杜佩红认为，民国初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县知事考试及县知事资格清理措施带有较强的复旧色彩，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任官秩序的作用。（《民初县官选任制度的重建》，《安徽史学》2020年第2期）边疆治理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举措。段金生认为，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全球史视野与国家史观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两个维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杨红伟、张蓉认为，晚清循化厅的法律实践表明，将整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联结起来的纽带当时依然非常脆弱。提高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与政府行政效能，迄今仍是当代多族群国家边疆治理的重中之重。（《晚清循化厅民间“细故”的审理与调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4期）章成认为，光绪末年的新疆议设总督事件，融合了清季新疆体制建构的诸次讨论，在宣统年间的西北社会中显现出其延续性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清季新疆设督与治疆思路考析》，《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制度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江汉论坛》2020年第8期刊发的肖高华《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刘增合《中央权威与地方特性：国民政府时期央地监督制度疏论》、张卫东《“扩权”与“限权”：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权配置之不同方案》等文，反映了近代中国监察制度的转型。李玉提出，北洋时期的民主共和制度运行不良。相较于北洋政府，国民党同样没有改变武力绑架政治的实质，甚至出现“矫枉而益枉”的易代悖论。（《从北洋到国民党“易代”的政治因果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太平天国研究突破政治与军事史的格局，深入到基层治理层面。刘晨认为，太平天国在应对社会危机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尝试和努力，但成效不大，调控社会秩序的预期没有实现。（《太平天国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略实践及得失——兼谈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作者还分析了太平天国占领区出现的民众反抗事件，认为太平天国后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顾建娣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为考察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满汉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许存健勾勒了太平天国时期督抚对于中央指令的态度，以期加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京米筹措研究》，《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周育民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党依旧在各地蔓延发展，潜移默化地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日益坐大，并试图掌握乡村政治的控制权。（《太平天国时期的会党与南方乡村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陈岭认为，政治秩序变动带来的乡镇权力结构打乱、变化及重组，是19世纪中叶江南乡镇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对晚清基层社会权力格局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地强人与乡镇秩序：咸同之际江南战时秩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5期）史料整理、数据库建设卓有成效近代史领域史料繁多、冗杂，很多缺少系统性整理。2020年，史学界继续加强史料搜集工作，出版了诸多系列著作，陆续开通多个数据库平台。抗日战争研究档案资料频出。步平、王建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八卷），用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再出发提供了坚实的资料根基。金以林、罗敏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军事资料集》（全100册），以抗战军事为核心，涉及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等相关内容，对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文献价值。汤重南主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军事密档·最高决策》全面揭示了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揭露了日本发动、进行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提供了可靠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20卷），分20个专题全方位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出版的《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50册），是1913—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在中国各地的调查资料，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的珍贵史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包括战犯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类法律文书文件档案材料、审判记录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布。潘洵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抗战大迁徙实录”丛书分为6卷，围绕抗战内迁主题，全面考察了抗战迁徙史。数据库平台陆续开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搜集上千万张原始档案，有7万多册图书、两千多种刊物、一千多份报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开发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第四辑上线，新增100种报纸，其中包括《东南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以及《盐阜大众》《人民报》《新生报》等红色报纸30余种。2020年，经济史、中外关系史、思想史、概念史、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胪列。我们期待近代史学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近代史、党史的重要论述，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在史论结合上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雪彬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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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5日22:38，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万众学者期盼的、姗姗来迟的公告。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建设的需要，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生成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CSSCI（2019-2020年）来源期刊及扩展版学科分布情况见下表全国各界，特别是学界，经过深入学习研究，历时492天，终于完成如下各学科《CSSCI（2019-2020年）录用经》，本文仅为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年）录用经。现在公益分享如下：本文由问津学术权威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全部学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录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录用，《党的文献》录用，《党建》录用，《党史研究与教学》录用，《国外理论动态》录用，《红旗文稿》录用，《教学与研究》录用，《科学社会主义》录用，《理论视野》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录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录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录用，《求是》录用，《社会主义研究》录用，《思想教育研究》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录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录用，《中共党史研究》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录用。管理学学科《电子政务》录用，《公共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工程学报》录用，《管理科学》录用，《管理科学学报》录用，《管理评论》录用，《管理世界》录用，《管理学报》录用，《管理学刊》录用，《宏观质量研究》录用，《会计研究》录用，《会计与经济研究》录用，《经济管理》录用，《经济体制改革》录用，《科技进步与对策》录用，《科学管理研究》录用，《科学决策》录用，《科学学研究》录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录用，《科学与社会》录用，《科研管理》录用，《南开管理评论》录用，《软科学》录用，《社会保障评论》录用，《社会保障研究》录用，《审计研究》录用，《审计与经济研究》录用，《外国经济与管理》录用，《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录用，《系统管理学报》录用，《研究与发展管理》录用，《预测》录用，《中国管理科学》录用，《中国行政管理》录用，《中国科技论坛》录用，《中国软科学》录用。哲学学科《道德与文明》录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录用，《孔子研究》录用，《伦理学研究》录用，《世界哲学》录用，《现代哲学》录用，《哲学动态》录用，《哲学分析》录用，《哲学研究》录用，《中国哲学史》录用，《周易研究》录用，《自然辩证法通讯》录用，《自然辩证法研究》录用。宗教学学科《世界宗教文化》录用，《世界宗教研究》录用，《宗教学研究》录用。语言学学科《当代修辞学》录用，《当代语言学》录用，《方言》录用，《古汉语研究》录用，《汉语学报》录用，《汉语学习》录用，《民族语文》录用，《上海翻译》录用，《世界汉语教学》录用，《外国语》录用，《外语电化教学》录用，《外语教学》录用，《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录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录用，《外语界》录用，《外语与外语教学》录用，《现代外语》录用，《语文研究》录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录用，《语言科学》录用，《语言文字应用》录用，《中国翻译》录用，《中国外语》录用，《中国语文》录用。外国文学学科《当代外国文学》录用，《俄罗斯文艺》录用，《国外文学》录用，《外国文学》录用，《外国文学评论》录用，《外国文学研究》录用，《当代文坛》录用，《当代作家评论》录用，《鲁迅研究月刊》录用，《民族文学研究》录用，《明清小说研究》录用，《南方文坛》录用，《文学评论》录用，《文学遗产》录用，《文艺理论研究》录用，《文艺理论与批评》录用，《文艺争鸣》录用，《现代中文学刊》录用，《小说评论》录用，《新文学史料》录用，《扬子江评论》录用，《中国比较文学》录用，《中国文学研究》录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录用。艺术学学科《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录用，《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录用，《当代电影》录用，《电影艺术》录用，《建筑学报》录用，《美术》录用，《美术研究》录用，《民族艺术》录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录用，《世界电影》录用，《文艺研究》录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录用，《戏曲艺术》录用，《新美术》录用，《艺术百家》录用，《艺术设计研究》录用，《音乐研究》录用，《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录用，《中国电视》录用，《中国书法》录用，《中国音乐学》录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录用，《装饰》录用。历史学学科《安徽史学》录用，《当代中国史研究》录用，《东南文化》录用，《古代文明》录用，《国际汉学》录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录用，《近代史研究》录用，《抗日战争研究》录用，《历史档案》录用，《历史教学》录用，《历史研究》录用，《民国档案》录用，《清史研究》录用，《史林》录用，《史学集刊》录用，《史学理论研究》录用，《史学史研究》录用，《史学月刊》录用，《世界历史》录用，《文史》录用，《文献》录用，《西域研究》录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录用，《中国农史》录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录用，《中国史研究》录用，《中华文史论丛》录用，《自然科学史研究》录用。考古学学科《敦煌学辑刊》录用，《敦煌研究》录用，《故宫博物院院刊》录用，《江汉考古》录用，《考古》录用，《考古学报》录用，《考古与文物》录用，《文物》录用。经济学学科《保险研究》录用，《财经科学》录用，《财经理论与实践》录用，《财经论丛》录用，《财经问题研究》录用，《财经研究》录用，《财贸经济》录用，《财贸研究》录用，《财政研究》录用，《产业经济研究》录用，《当代财经》录用，《当代经济科学》录用，《当代经济研究》录用，《改革》录用，《广东财经大学学报》录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国际金融研究》录用，《国际经济评论》录用，《国际经贸探索》录用，《国际贸易》录用，《国际贸易问题》录用，《国际商务》录用，《宏观经济研究》录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金融经济学研究》录用，《金融论坛》录用，《金融评论》录用，《金融研究》录用，《经济经纬》录用，《经济科学》录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录用，《经济评论》录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录用，《经济问题》录用；《经济问题探索》录用，《经济学(季刊)》录用，《经济学动态》录用，《经济学家》录用，《经济研究》录用，《经济与管理研究》录用，《经济纵横》录用，《劳动经济研究》录用，《南方经济》录用，《南开经济研究》录用，《农村经济》录用，《农业技术经济》录用，《农业经济问题》录用，《山西财经大学学报》录用，《商业经济与管理》录用，《商业研究》录用，《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录用，《上海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录用，《世界经济文汇》录用，《世界经济研究》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录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录用，《税务研究》录用，《现代财经》录用，《现代经济探讨》录用，《现代日本经济》录用，《亚太经济》录用，《证券市场导报》录用，《政治经济学评论》录用，《中国工业经济》录用，《中国经济问题》录用，《中国农村观察》录用，《中国农村经济》录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录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录用。政治学学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当代亚太》录用，《德国研究》录用，《东北亚论坛》录用，《东南亚研究》录用，《俄罗斯研究》录用，《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录用，《公共行政评论》录用，《国际安全研究》录用，《国际观察》录用，《国际论坛》录用，《国际问题研究》录用，《国际展望》录用，《国际政治科学》录用，《国际政治研究》录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录用，《行政论坛》录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录用，《理论探索》录用，《理论探讨》录用，《美国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录用，《南亚研究季刊》录用，《南洋问题研究》录用，《欧洲研究》录用，《求实》录用，《日本学刊》录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录用，《世界经济与政治》录用，《台湾研究集刊》录用，《太平洋学报》录用，《探索》录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录用，《西亚非洲》录用，《现代国际关系》录用，《政治学研究》录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录用。法学学科《比较法研究》录用，《当代法学》录用，《东方法学》录用，《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录用，《法商研究》录用，《法学》录用，《法学家》录用，《法学论坛》录用，《法学评论》录用，《法学研究》录用，《法学杂志》录用，《法制与社会发展》录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录用，《行政法学研究》录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录用，《环球法律评论》录用，《清华法学》录用，《现代法学》录用，《政法论丛》录用，《政法论坛》录用，《政治与法律》录用，《中国法学》录用，《中国刑事法杂志》录用，《中外法学》录用。社会学学科《妇女研究论丛》录用，《青年研究》录用，《人口学刊》录用，《人口研究》录用，《人口与发展》录用，《人口与经济》录用，《社会》录用，《社会学评论》录用，《社会学研究》录用，《中国青年研究》录用，《中国人口科学》录用。民族学与文化学学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广西民族研究》录用，《民俗研究》录用，《民族学刊》录用，《民族研究》录用，《青海民族研究》录用，《世界民族》录用，《文化遗产》录用，《西北民族研究》录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国藏学》录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录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录用。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编辑学报》录用，《编辑之友》录用，《出版发行研究》录用，《出版科学》录用，《当代传播》录用，《国际新闻界》录用，《科技与出版》录用，《现代出版》录用，《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录用，《新闻大学》录用，《新闻记者》录用，《新闻界》录用，《新闻与传播研究》录用，《中国出版》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录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大学图书馆学报》录用，《档案学通讯》录用，《档案学研究》录用，《国家图书馆学刊》录用，《情报科学》录用，《情报理论与实践》录用，《情报学报》录用，《情报杂志》录用，《情报资料工作》录用，《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录用，《图书馆建设》录用，《图书馆论坛》录用，《图书馆学研究》录用，《图书馆杂志》录用，《图书情报工作》录用，《图书情报知识》录用，《图书与情报》录用，《现代情报》录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录用，《中国图书馆学报》录用。教育学学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录用，《比较教育研究》录用，《大学教育科学》录用，《电化教育研究》录用，《复旦教育论坛》录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录用，《高等教育研究》录用，《高教探索》录用，《高校教育管理》录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录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录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录用，《江苏高教》录用，《教师教育研究》录用，《教育发展研究》录用，《教育科学》录用，《教育学报》录用，《教育研究》录用，《教育研究与实验》录用，《教育与经济》录用，《开放教育研究》录用；《课程.教材.教法》录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录用，《全球教育展望》录用，《外国教育研究》录用，《现代大学教育》录用，《现代教育技术》录用，《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录用，《学前教育研究》录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录用，《远程教育杂志》录用，《中国电化教育》录用，《中国高等教育》录用，《中国高教研究》录用，《中国教育学刊》录用，《中国特殊教育》录用，《中国远程教育》录用。体育学学科《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录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录用，《首都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体育科学》录用，《体育学刊》录用，《体育与科学》录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录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录用，《中国体育科技》录用。统计学学科《数理统计与管理》录用，《统计研究》录用，《统计与决策》录用，《统计与信息论坛》录用。心理学学科《心理发展与教育》录用，《心理科学》录用，《心理科学进展》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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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跨国史研究方法在美国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美国历史的书写，也对国际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跨国史也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欢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但是，这一热潮也遭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国内跨国史研究的实质性成果并不丰富，很多成果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学术贡献有限。跨国史在研究视野、方法、问题意识方面有何特色？中国学者应该如何从事跨国史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视野下东西方的政治变迁与文化转型”青年学术国际沙龙特创设“跨国史与国际史”系列讲座，邀请青年学者分享跨国史研究成果，并邀请多名人文社科老师作跨领域分享。沙龙现场2021年4月3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杨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受邀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315教研室举办了题为“近代留美学人与中国学术的演变”学术沙龙。本次讲座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副教授召集，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李钧鹏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牟伦海和赵涵老师作为沙龙与谈人，与谈人分别留学自美国、日本和英国。杨钊老师主讲的题目为“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邢承吉主讲的题目为“跨越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学生学者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两个题目均为跨国史与国际史领域内的优秀典范。民国时期留美西洋史学者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杨钊老师指出在国内学术界，留学史多由中国史背景学者书写，多关注民国留学政策和留学生回国的贡献，但忽视了留学生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意义。留学史的核心应是近代学人在学术层面的递进，通过研究民国西洋史专业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师生关系、学术谱系等方面，可以重新理解这一批学者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作用。近代中国人有四次留学浪潮。一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热潮；二是民国建立后中国人留学欧美的浪潮；三是新中国前十七年中国人留学苏联、东欧国家的热潮；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留学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热潮。本次讲座关注的是第二次留学浪潮。民国留美学生数量相对不大，大多数是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多从事于学术教育领域，成为民国各大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建立了中国现代的学科体系，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但赴美学习历史的学生多被导师要求翻译中文文献、为美国汉学界服务，只有极少数人从事西洋史方面的研究。他们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西方学术理念已经渗入到他们的治史方法和研究内容之中，这些学生回国之后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成立，以苏联模式来建制，但最早的一批世界史学科带头人大多是上述的留美学生，最早的世界通史教材作者周一良、吴于廑、齐思和等也均留学哈佛大学。通过考察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发现，从选题内容看，蒋廷黻、雷海宗、何炳棣这些学者选择了纯粹的西洋史课题，皮名举聚焦中外关系史，吴于廑与齐思和则从中西比较视野视角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议题。这些议题有共通的特点。首先，一些选题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留学生们渴望以史为鉴，复兴国家。其次，这些留学生大多在国内完成本科教育，国内史学界重大史学争论也是他们的课题来源。最后，这批留美西洋史学者的选题主要侧重欧洲国家的历史，没有选择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历史，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洋史的认识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蒋廷黻把这些论文放在美国西洋史学术脉络下考察其学术价值，可发现这些学者大都能充分利用美国大学丰富的西洋史资料，为其博士论文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如皮名举的论文史料运用之广、语言之多、种类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在研究视角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如蒋廷黻研究新兴党派，雷海宗考察重农政治思想，皮名举采用跨国史的研究视野。很多学者的论文都成功出版，美国重要的学术期刊上也有这些研究成果的书讯和书评。这批学者回国后从事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继承了美国的西洋史学术传统，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打下基石。蒋廷黻、雷海宗、齐思和、皮名举、吴于廑等学者回国后，从课程设置、师资选聘、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国内大学的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革，编纂世界史教材和书目，重视外国史课程的开设，强调西洋史的学术训练，注重外国史学科的学科发展与整体布局，为各方向培养了后备人才。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基础较为薄弱，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尤为重要。这批民国的留美西洋史学者在当时极为困难的学术条件下筚路蓝缕，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到了探路与奠基的作用，值得后辈学者永远铭记。跨越太平洋：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学生学者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邢承吉分享了其博士论文《跨越太平洋》的第二章，该章探讨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中国留美学生学者之间的历史渊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成立于1924年，由中方主导、美方参与，管理着美国退还中国的第二批庚子赔款，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和近代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本次讲座从中美跨国史的视角展开，以中基会为纽带追溯中美思想交流的网络，介绍任鸿隽、胡适、蒋梦麟和张伯苓在美国的经历，分析这些经历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关于推进国内科学和教育工作的设想。任鸿隽留学时期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在康奈尔大学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主张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实现文化复兴。任鸿隽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科学的传统，但科学被历史所遗忘。科学可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拓展国人的国际视野，培养追求真理的美德。中国科学社当时面临资金困难，任鸿隽希望能从第二批庚子赔款中获取资源，主张利用赔款资助纯粹的科学研究事业。中基会建立后，中国科学社成为中基会的主要受资方，而任鸿隽也主持中基会工作长达十年，为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胡适和蒋梦麟留学哥大，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两人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又都在中基会担任重要职位，把北大和中基会的资源紧密关联起来，推动制定了《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这是一个长达五年（1931-1936）的合作计划，中基会与北大联合出资，五年间一共拨款195万元。胡适想在蒋梦麟执事期间，把北大办成中国文科的思想龙头，通过小规模的精英教育来实现救国的目的。但很多左翼学者批评胡适的精英主义道路。他们也和其他哥大校友一起邀请杜威访华、在北大讲学两年。蒋梦麟在保罗·孟禄的邀请下，张伯苓于1917-1918年赴哥大教师学院访问，访学期间深受克伯屈“设计教学法”的影响，参观走访美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调查美国进步主义时期最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段经历塑造了张伯苓对创立南开大学和改革南开办学的设想。保罗·孟禄和哥大师院长期关注中国教育问题，对庚款退款的利用提出意见，主张普及乡村教育，重视应用科学教育。1924年中基会成立后，孟禄每年都参加中基会例会，前后访华14次，在中基会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受他之邀访美的张伯苓自1924年起也在中基会担任要职，哥大师院的访学经历也影响了其对南开系列学校及中国教育的改革设想。在抗战之前，中基会度过了其发展的“黄金十年”，为中国科学教育资助了诸多自然科学项目，同时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学术机构的建立。1949年中基会迁至台湾地区，但其大多数骨干成员留在了大陆，为中国的科教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教育与研究的传统。跨学科沙龙讨论李钧鹏教授认为两位学者的演讲非常精彩，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一，近代的留美学人大多天资不凡，成就斐然，给人们的印象他们在美国留学，且融入美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以我们自身的留学经历来看，这一过程可能并没有那么顺利。这些民国的留美在学习生活中应有文化的隔膜和语言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会遇到很多文化、习俗或种族上的冲突，也会有很多的纠结和挣扎，如果能找到相关的材料，将这部分内容展现出来，可能会丰富我们对留美学人和那个时代的理解。其二，西方学术的本土化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界就有人提出要将西方学术本土化，提倡者正是那些海归学人，他们并不排斥西方的学术，只不过他们呼吁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最近一些年，中国的社会学界也在提社会学的本土化，但是意涵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强调中西学术的对立，对西方的社会学持拒斥的态度。总之，西方学术进入中国的过程非常复杂，在不同的时期和历史语境中，所引发的争议也不同。那么，在西洋史进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史学界的回应其实也有待研究。牟伦海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近代留日学生。甲午战后晚清的留日学生数量大，但培养质量不高，参加的多是速成班，无法通过清政府的考核。颇具戏剧性的是，很多晚清留日学生没有选择技术类学科，反而选择学习政治和文艺，如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鲁迅、郭沫若等，这批人与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初衷相悖，反而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民国初期，留学日本又有两个高潮，一是一战前后，二是中日全面开战前。这两批留学生与晚清留学生不同，他们进入日本顶尖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接受的教育质量和水准上有明显提升。学者合影牟伦海教授结合个人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分享了对当下留学的感想。他认为中国国费留学导向与近代无大差别，国费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理工科学生。其次，在国外做人文社科研究的留学生往往选择中国问题以及中外关系问题作研究，单纯研究外国史的中国留学生凤毛麟角。这既是一个无奈的现实选择，也是一种功利的选择，长久以往中国学者没有学到国外最精深的内容，对中国发展不利。牟教授还介绍了近代日本教育理念的转变。在近代化早期，日本大学要求教职工拥有欧美留学的经验；但早在二战之前，日本顶尖大学的教职工已经大部分由日本本土大学培养。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赵涵老师提出可以通过深入个人情感来重新叙述史学史。这些民国留学生多怀着远大的志向与抱负走出国门，个人的情感可能会被救亡图存的历史呼声所掩盖。赵老师认为他们的内心是非常丰富和精彩的，美国的排华浪潮在此时并没有减弱，这批留学生被歧视时是否会有心理落差，是否会感到愤恨与不满，他们的个人遭遇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历史书写之中，又是如何反映在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过程之中？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问题。赵老师补充道，现在留学生的目标和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今的留学生不再像过去的留学生一样肩负着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在人文科学领域，很多留学生都抱着对学术的热情与兴趣在学习。在一些理工科领域，中国的科研水平已经走到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学生也有自信留在国内深造。（经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邢承吉审阅并授权，稿件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华修改。）(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