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杂志社

2017年5月16日，湖南省纪委发布的一则通报震动学术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因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政治上无知、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官方如此概括对乌东峰的审查结论，并将其“双开”。通报同时提到，乌东峰违规经商办企业，直接参与投资多家企业；毫无道德底线，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育有多名子女，长期利用党的学术期刊阵地和职务便利，伙同他人私自大肆收取作者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2018年4月23日，湖南省检察院通报，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求索》杂志社原主编、编辑、正处级干部乌东峰以涉嫌受贿罪提起公诉。乌东峰案是否已审理判决，目前尚无公开消息。但时隔一年后，中国裁判文书网至2018年8月底陆续公布了涉《求索》杂志案受贿、行贿的8份判决，经法院认定乌东峰收取的论文“版面费”共近千万元，其中，乌的情妇覃建军被认定伙同乌东峰收取至少814.95万元。判决显示，庞大的市场需求、资源垄断引发的权力寻租，催生一个关于“论文生意”的操作模式与完整利益链条，在《求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被收取的“版面费”最高达到5万余元。由来已久的“版面费”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关于乌东峰的人物报道中，称乌是“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著名学者”，并对乌的评价不惜笔黑，堆砌各种赞美之词：“浑身浸透了艺术细胞的学者，活跃的思维、儒雅的气质、翩翩的风度、谦和的谈吐”，“视野广阔，思想深邃，见解独特，敢于创新……”当时，乌东峰担任学术期刊《求索》杂志主编已十年。公开履历显示，乌东峰于2002年-2013年任《求索》杂志主编，2014年-2016年任编辑。除主编身份外，乌东峰的头衔还包括湖南省优秀专家，湖南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浙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和两个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求索》杂志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学术期刊，2003年被评为南大核心（CSSCI）期刊，简称C刊。相关专家介绍，目前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在现行论文评价体系中，在C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成为评职称等硬性指标。与国内多数纯学术期刊的境况相近，《求索》杂志曾经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关于收“版面费”，14年前在湖南省社科院内部便有争议。瞭望东方周刊曾在2004年报道：当年年初，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因反对乌东峰评优，遭乌东峰言语威胁，被传为“博士（乌东峰）扬言杀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何光岳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对《求索》“卖版面”不满。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时任湖南省社科院院长的朱有志介绍称，社科院每年给院刊《求索》的经费为8万元，当时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提出公开招聘总编，乌东峰便是在2002年进入湖南省社科院，成为《求索》的总编（主编）。当时湖南省社科院对乌东峰确定了学术和经济两个指标。学术指标包括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和观点摘要若干篇；经济指标则是社科院除了拨付8万元人头费外，盈亏全部由乌东峰承担，3年后每年上交社科院1万元。而乌东峰让《求索》摆脱困境的办法之一就是卖版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乌东峰称，他接手《求索》后，采取了“3个1/3”的办法实现效益：1/3版面免费刊登，还支付高出国内同类刊物3倍的稿费，以此吸引优秀稿件，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1/3是“国内交流”，这也是国内惯例，某学术单位赞助点钱，给他们一些版面；还有1/3是收费的，一个版收近1000元。乌东峰也在被查后交代，2008年底，湖南省社科院分管《求索》副院长提出来要他们思想放开一点，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可以收取版面费。湖南多名高校教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求索》杂志收取版面费，多年来一直“名声在外”，舆论反应强烈，早在2010年学者杨玉圣曾公开批评求索收版面费“臭名昭著”。一名副教授透露说，湖南有个别高校甚至规定本校教师在《求索》发论文，（考核、评职称）不算数。澎湃新闻从上述公开的判决书中发现，虽然乌东峰等人收取“版面费”的历史长达十数年，但认定属于受贿的时间从2013年开始。法院的依据是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及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前者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向供稿个人和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后者也规定：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法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求索》杂志自2013年1月1日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情妇的“生意”：“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自2014年起，乌东峰便不再是《求索》杂志主编，但仍留任编辑。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这是一次非正常的职务调整，乌东峰系被免职。免职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上级部门纠“四风”巡视活动中被群众举报；二是《求索》杂志未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的年度考核。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规划办公室对《求索》2013年度考核情况的通报显示：认定《求索》存在收取版面费问题，决定对《求索》停拨资助经费，追回已拨剩余经费，限期整改。在乌东峰被免职之后，2014年2月，湖南社科院曾在官网刊登《关于求索杂志录用稿件严禁收取版面费的公告》，公开承诺“本刊对录用的稿件，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任何中介以求索杂志名义约稿并收取版面费，本刊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然而，随着乌东峰等人落马及相关案情披露显示，所谓严禁收“版面费”的公告，不过是掩耳盗铃，“潜规则”仍大行其道。据湖南桃江县人民法院对覃建军的判决，覃建军是一名中介，2007年左右与乌东峰发展成情人关系。从2008年起，乌东峰先后将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求索》发文中介介绍给覃建军，安排覃建军收取论文和“版面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在幕后操纵论文发表，按此运作模式二人大肆收取“版面费”牟利。具体的操作模式是：由覃建军从《求索》发文中介手中大量收取论文交给乌东峰，乌东峰利用自己在审稿、定稿方面的职务之便，使论文顺利通过三审。论文通过三审后在发表之前，待发文中介从作者手中收取“版面费”以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给覃建军后，乌东峰再将论文顺利发表在《求索》上。若发文中介没有将“版面费”交给覃建军，乌东峰则不予发表。法院认定，从2013年起，《求索》杂志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明令禁止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但乌东峰与覃建军仍然按照之前的运作模式，从周家文、朱志勇、肖某等发文中介手中收取“版面费”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2013年至2016年，从肖某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453.7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86篇；2013年至2016年，从周家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346.5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144篇；2013年，从朱志勇手中收取“版面费”至少14.7万元，帮其在《求索》上发表论文至少6篇。覃建军伙同乌东峰收取“版面费”共计至少814.95万元。2018年6月27日，桃江县人民法院一审以覃建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600万元。判决书显示，该600万元已从乌东峰案中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扣除。据覃建军交代，做论文生意以来，她收取中介的费用应该超过了一千万元，收取的这些版面费“一分钱也没有交给杂志社”，成为了她和乌东峰的共同财产。这笔钱她自己和乌东峰的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情人生活开支用掉了一部分，她炒股用掉了一部分，乌东峰家里的投资、房产按揭用掉了一部分。而让中介肖某惊讶的是，自从他于2013年在覃建军家见到乌东峰之后，直到被抓进看守所，他都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澎湃新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2012年6月20日注册成立的湖南国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乌东峰、乌东峰的妻子王某及乌东峰的情妇覃建军同为该公司股东。不过，这家企业已于2016年2月注销。“版面费”8年涨十倍，至少两名副教授沦为发文中介判决显示，除了认定覃建军伙同乌东峰受贿之外，也有中介直接联络乌东峰，向乌东峰指定的账户打“版面费”。据公布的5份行贿案判决认定，向乌东峰行贿的金额达到988万余元，在《求索》发表论文至少403篇。以此推算，每发一篇论文，乌东峰收取的“版面费”为2.45万元。“实际上，资源的垄断和话语权，可以说对于版面费的价格予求予取，他们可以自我定价，更可以选择不同的作者收取不同的费用。” 一名要求匿名的高校教师向澎湃新闻介绍，据他了解，在《求索》发论文，每个人找的渠道可能不一样，也不是对每一个人都要收那么多钱，“一是凭经验，哪些人有钱，就收得多；二是看文章质量，质量越差，收费越高。有的交了钱，也得等上一年甚至好几年才能发表，因为实在收太多了，只能排队。”据判决显示，作为一名最接近发稿权力核心的中介，覃建军确定论文“版面费”的多少，有三个重要指标：作者身份、论文质量、是否加急。从2008年到2016年，每篇论文的“版面费”也从约3000元/篇逐年上涨至约30000元/篇。8年间，价格涨了十倍。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要付出的发表论文的最终价格。澎湃新闻梳理发现，在这个发表论文的利益链条上，发文中介亦形成上、下线的层级。以肖某行贿案为例，该案中，肖某有下线多人，其上线便是乌东峰及覃建军，在覃建军确定的“版面费”金额上，每一层级的发文中介都会加收几百到几千元的中介费用。判决显示，联系肖某发论文的另有12名高校教师，多为评教授或者副教授职称，发一篇论文交给肖某“版面费”最便宜的是2.5万元，最多的达到5万余元。其中，西华大学教师封某证言，为评教授职称，封某于2015年在《求索》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了中介5万多元版面费。实际上，这些中介的生意不止《求索》杂志。判决显示，众中介通过乌东峰的社会关系将论文大量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华侨大学学报》、《山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术期刊上。其中，肖某供称，2012年至今，其下线中介共计向他转账1241.43万元，这远远超过他被认定的行贿覃建军及乌东峰的金额（453.75万元）。据乌东峰交代，他在卸任《求索》杂志主编后，于2014年7月担任《华侨大学学报》主编，帮《华侨大学学报》进入C刊，因当时经费缺口很大，在向华侨大学领导汇报后，他安排覃建军向作者收取了一定的“赞助费”，来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已经公布的5名行贿者中，有两名副教授：长沙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朱志勇、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副教授周家文。2013年以来，朱志勇转给覃建军“版面费”共计至少14.7万元，而周家文被认定的行贿金额达到惊人的346.5万元。2018年1月至6月，5名行贿者分别被桃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至缓刑不等，并处相应罚金。纪检组发挥“探头”作用，查处《求索》窝案在乌东峰被查之后，2017年6月、7月，《求索》杂志原副主编章克团、文学编辑室主任张群喜也先后被查。被查之时，两人均已退休。法院判决认定，现年62岁的章克团在担任《求索》杂志社哲学栏目编辑期间（2009年到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发文中介及发文作者在《求索》上发表文章，收受钱财共计75.24万元。现年63岁的张群喜则被法院认定于2009年至2015年7月，在担任《求索》杂志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利用其帮助作者在《求索》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职权，以收取版面费的名义，向5名中介和12名投稿作者收取人民币共计117.12万元。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杂志社是是下了版面费任务的，其中，章克团将其中的15.6万元让中介直接转账给了杂志社财务人员，以冲抵其应上交的版面费任务。张群喜案中，法院认定，2009年至2012年期间，《求索》杂志社为弥补经费的不足，经集体研究，以承包版面的方式给编辑下达创收任务，张群喜按照《求索》杂志社下达的收费任务要求，将其以收取版面费名义所收受的贿赂，为完成版面费任务上交给《求索》杂志社的19万元，这19万元应从其个人受贿总金额中予以扣除。2018年4月4日，湖南安化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章克团、张群喜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文称，对《求索》杂志社原主编乌东峰的查处得益于湖南省纪委派驻纪检组有力发挥监督“探头”作用。“要不是派驻纪检组‘拉长耳朵听、伸长脖子看’，乌东峰的‘狐狸尾巴’，可能会隐藏得更久一些。”上述报道称，乌东峰任职期间，肆无忌惮叫卖“版面费”。曾有人向乌东峰所在单位纪检机构举报，但被乌串供作伪证蒙混过关。省纪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组派驻到位后，立即对综合监督单位进行全面“体检”。接到有关举报后，执纪人员与乌斗智斗勇，最终查明其收取的“版面费”高达上千万元。澎湃新闻查阅湖南省社科院官网发现，自2014年以来，《求索》杂志已至少4次刊登公告，表明“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不委托任何中介约稿”的立场。在窝案爆发之后，《求索》杂志从2018年起由月刊变更为双月刊。在最近的C刊名录中，《求索》仍然在列。“为什么很多老师评上了职称就不愿意发文章了？成本太高。作为一个教师，读了很多书、写了篇好文章，最痛心疾首的就是，还要挤出自己的工资来发文章。”前述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一位高校老师说，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些改变，不为挣工资发论文，能干干净净做学问。

// 原刊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0年6期 //作者简介赵依，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硕士，助理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研究和小说创作。曾获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提名奖；《北京文学》优秀新人新作奖；第七届“长征文艺奖”文学评论奖；《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我们始终乐见以文学创作推进文化展示和时代表达——近年来科幻文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展现的诸多未来已部分转化为中国的当下，而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在共生共融的广阔意义上亦不断提供着对人类自身的探索、提示和瞻望。《中国作家》2020年第6期文学版，推出科幻作家作品专辑：十三位作家以各自独特的文本设定打破现实世界中人类惯常的知识结构和生活模式，创造身体、思维和精神的多元生命力，虚拟后人类、人与非人、人与后人的情态和困境，跨越时空和物质的物理界限，模拟复杂背景下的宇宙、地球、区域乃至实验室里的飞地，而浑然的现实主义因子依然得以显现——朝向未来的书写，亦即关于现实的深刻映照——我们如何把握当下、迎接挑战、创造未来？世界观、设定性与知识写作这一专辑中的作品，韩松《山寨》、墨熊《春晓行动》、彭绪洛《平行空间》、郑军《弗林效应》、王诺诺《三灶码头》、超侠《偷心特工》、孙未《信徒》、星河《章鱼》、赵炎秋《智人崛起》、陈楸帆《剧本人生》、宝树《你幸福吗》、阿缺《你听我沉默如述说》、徐彦利《完美恋人》，从题名即达成某种科幻的视野，显现从新锐到中坚的科幻作家群，经由可通约的集体关切再次彰显其文学力量。可能并不存在与西方科幻文学的切实交接，科幻文学在中国却也同样存在一个由“古典主义”趋向现实向度的深刻变化。除却将物理学等科学主体作为科幻小说的表达内容，大量作品逐渐转向运用“纯文学”的创作手法，关注人类历史命运和心灵史、探讨人性的复杂和永恒，并在新技术不断产生之际放眼时空关系，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和人之为人这一生物种群的未来。同时，通过环境与人的总体关系的探索，作家们敏锐于从外部切入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勇于将此刻种种视为未来的遗骸，葆有的忧患意识在作品中向人类文明提出生存挑战，激活着人类于边缘中应对困境的重大议题。其中，对宇宙、未来、星外文明、人工智能等的关注，关于科学和自然等伟大力量的应用和敬畏，经由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甚至神学所探讨的人的话题等，强调着科幻小说世界观的设定和其中广涉的多学科知识，对于构建作品标志性的“科幻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与意义。韩松《山寨》以企业家在无名荒山开设的写作中心为舞台，应邀赴会研讨的作家和批评家先是被企业家绑架劫持，却不料世界突然陷入战争，虚无尽头衍生出难以分辨的情境体验。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和对话不离文学，行为和动作均由有文化底蕴的知识所牵引，时而惊心动魄直抵现实，时而荒诞虚幻有如游戏。文学，或者说被悬置为幸存者的文学群体的生态，成为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价值客体，文学及其生态的本质属性有待再度发掘。在小说的设定中，老作家、女作家、乡土小说家、都市小说家、后现代小说家、鲁迅研究专家、文学系教授、明清佚事小说家、散文家、环境小说家、新锐批评家和诗人，以及未被邀请在列的推理小说家和科幻小说家，分有不同的文学观、世界观、价值观，并以之作为生存的实力不断进行思辨。战争降临，这些专业的文人因为企业家的劫持幸免其中，写作中心成为庇护所，而原本被认定为文学门外汉的企业家攀升至新秩序的顶端。此时，企业家因何劫持文人，文人如何反抗、如何揭发、如何侦破企业家的罪案已不再重要，文人变“好汉”，山寨即中心，企业家在新世界的“绿林”里获取了对价值客体的绝对领导地位，是硕果仅存的文学圈的“大哥”。韩松笔下提供的不单是个体面临毁灭性战争时的行动与选择，更旨在以作品悬置的世界设定指向群体性的异化经验和奇瑰体验，展示当下对未来的某种蚀刻，以及由此通往的无数可能。而拟在静灭之前探索前路的轨迹，以便向读者抛出巨大的存在主义式难题，墨熊的《春晓行动》亦有此意：历经数次世界大战，“大霜”初现，地球被超级冰河期笼罩，三万年后，人类几近灭绝，留存的人类使用科技材料、智能计算机及能源系统制造的构造体们，出发寻找人类文明遗产“备忘录”，启动“春晓行动”，以人工手段加速环境好转。行动中伴随新的发现，一方面，人类有着猛烈的求生意志，却在短暂的安定期中依然斗争激烈、矛盾重重，加速着自毁进程；另一方面，由艾尔实验室制造的人类血肉与超级材料“赫萝黑泥”的混合体躯壳，加上利用意识投影进入其中的人类“亡灵”，生成了适应极端气候的新物种。实验室培养的秘钥人“雪童”，作为“春晓行动”的关键，确信新物种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结束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春晓行动”。更好的未来未必是人类的未来，小说在自然选择学说物竞天择的基础上，以非人的构造体产生人的“自反性”，人类无法实现这场虚无的拯救，最终新世界有了新世界的神性，新的文明即将在新的种群中萌发。近年，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构建灾难叙事、诠释个人的生态观，或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非人生命的一体两面为视点，或以生态的特殊状态为背景，通过灾难叙事呈现出日常秩序和特殊秩序的多样态联结。与之相适应的学科背景早已形成，即生态学突破生物学范畴，融合其他学科诞生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文学等研究领域，从而通过生态思想的广泛影响，在作品中对生态、自然、环境等问题表达担忧，在颇具覆盖性和渗透力的灾难状态中探讨个人与集体如何出场等成为热潮，人类自身对灾难和危机的诠释空间持续拓展。例如，以生物科学技术的超越式发展为背景，将现代基因技术所引发的问题与焦虑作为文本的理论支撑。部分科幻小说选择将某特定的生物作为构思依托，试图以基因技术对其进行解码，从而引出问题、揭开谜面。星河的《章鱼》中，数字化神经网络实验课题组从生物神经网络寻找灵感，从一只加州双斑蛸的观察研究探讨生物意识与数字意识的关联，海滩大量聚集的章鱼，既是乍看之下的生态灾难，更是星外文明和集群意识的信号，如果说智慧发展的终极是消灭个体意志，那么人类通过脑科学和神经科学所致力于的未来意识和数字化永生无疑将因为引发生命本质的危机而陷入灾难。郑军《弗林效应》通过高科技犯罪调查处侦破与致毁知识环环相扣的罪案，除开小说中关于人体芯片、试管婴儿和基因技术的描述，由科学实验提取的新型生化物质类环氧丙嘧啶能够大幅提升儿童智力，最终在一场跨国缉凶行动中酿成区域性动荡和家庭伦理悲剧。又例如，以人类使用核技术、量子技术等为构思基础，开启异世界、制造新物种、扩展人体功能，最终导致秩序混乱和灾难性事故。超侠《偷心特工》、孙未《信徒》、赵炎秋《智人崛起》中涉及的量子技术中，《偷心特工》借助放置量子脑、与人的本体同步的纳米机器人篡改记忆，在强制性解除同步链接时却导致本体消失，甚至进入异度空间；《信徒》中海市蜃楼般的视觉假象被戳破，源自量子物理中人的意识作用于外部世界的力量，人们不仅生活在巨大的假象中，历史的真实也被一并解构；《智人崛起》里高维会会议以量子视频的方式召开，无法追踪、无法监测，量子邮件以点对点的通信，随时改变形态以防信息截获，以此保障的却是一场与自然人对立的骇人哗变。再例如，因垂直应用领域不断深挖，人工智能成为最贴近当下生活且具有强大潜能的科技，不同于曾经科幻电影中热衷的人类与机器人大战，这些旧日的“先锋”成为“现实”一种，触手可及的科学的悖谬，渲染上新的科幻色彩。这类科幻小说类似于应用文体，作品中的想象世界及其设定，与现实社会中科技应用的真实情况紧密相连，指向科技革命和与之同根同源的人类社会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以科幻的反科学性直面飞速发展的科技与某些灾难性时刻的切实渊源，承担起向科学进行严厉质询的责任。从种群到社群，赵炎秋《智人崛起》将自然人与高智机器人的对立建立在公民权利的争夺上，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可能面临的罪与罚。徐彦利的《完美恋人》和宝树的《你幸福吗》中，提供着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制造的人工智能角色，或扮演恋人，或设计为服务枢纽，结果均以利弊的失衡造成人类自身的精神伤害。如今，人工智能恍若应用领域的信仰图腾，正超速复刻于各类新技术实践。不单是制造功能性超越人类、形态上与人类无二致的机器人，人机结合程度的加深，催生机器与人的通约。当人的身体部位被一个个机器植入、替换，其最终形态将使人成为完全的机械，人的身体的意义被取消，成为新一类的智能机器人。当人获得不朽的身体，实现梦幻般的永生时，此时的人，是我们所认知的人，还是物质文明的皇冠？在新技术的极速推广和对这种新技术的陌生与警惕中，产生了文学的引力和创作的空隙，人与机器，连同人在技术辅助下实现的超强能力，催生出新一代的赛博格式文学形象。墨熊《春晓行动》中适者生存的混合体，其本质即是以超级材料为肉体，再以技术手段实现人的意识的保存和转移，成为这一新型肉体的灵魂。陈楸帆《剧本人生》中，女演员通过植入芯片来控制情绪，实现了完美的演技，通过情绪传导表情，和商人丈夫共同模拟出超高的情商。人一旦对芯片或者某一技术产生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依赖，便立刻陷入既强大又脆弱的自身矛盾，作者觉察到新技术所能轻易形成的巨大产业链，以及与商机共生的安全障碍、技术危机和伦理挑战，而关于人与人的发明之间的复杂纠葛，作者选择以人的决断去主导，是明是暗，仍然对人之为人抱有期待。对于自己作品中创造的世界，作者也以知识性写作的方式构建其内部的坐标系，以猜想、阐释和假说的穿插，抵达小说的真实。超侠在《偷心特工》的结尾，通过量子学说揣测人物的失踪，以时空维度的观点描述爱的物理界限，并且设置出已经消失的作者来进行自我验证。星河的《章鱼》，同样在文末抛出假说，聚集的章鱼正以集群意识向地外星球发射有关人类文明的信息，未知的未来，有待读者与小说中的研究者共同见证。彭绪洛的《平行空间》中，“我”被卷入错位且重叠的时空，经由多方查证，推测出这一力量来自外星。“我”故地重游，得到的答案却出乎意料，生活在这一时空中的两个“我”，其中一个是外星人实验的复制体，去外星还是回到人类社会，成为作者提出的问题，而主人公以诗附之——在人间、在天地。孙未《信徒》里的方芳，之所以能接近真相、见到不同的景物，一是由于所谓量子物理中波函数的坍塌，另一原因则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能够阻断多余信息、坚决相信自己真实的知觉。真相的揭发需要依靠前者的科学基础，即作者设置的以量子物理学说集聚人的意识的力量，而自我的觉醒则有赖于人心、人性的回应——这一行动最终在义利之辨中失去同行的信徒，方芳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倘若将科幻小说视作时间的艺术，读者总是习惯在时光流逝中查验其中浮现的景象是否通约为未来的某种韵脚。在这一意义上，韩松《山寨》的设定颇具人文高度，读者不仅要怀疑企业家的意图和所谓的战争是否存在，也不断对语言、文字和意义世界产生着不信任，连同蝙蝠和猴子的出场，在尽头处通向原始和神性，如果未来的前方既是退化也是进步，人类在某种轮回和再发现中，是否还有拥抱时间的意义？专辑中，王诺诺、阿缺两位新锐同样以想象力向时间夺权。王诺诺的《三灶码头》以向后的回望反观当下和未来，穿越到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主人公告诉乔老四，人类在几个世纪后尽管有了气象武器、混沌系统和穿梭时空的能力，也依然在打仗。两个存在于不同时空的人，在科幻的乡土世界里相遇，却共有着类似的乡愁，无论是从放风筝到乘飞船，还是从烧柴火到储能源，传统、现代和超现实元素的绞合下，困扰人类的还是悖论式的怀旧情感，文化乡愁的相互博弈中，作者向儒勒·凡尔纳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的奇异旅行致敬。阿缺的《你听我沉默如述说》以外星人科技限制人类，每人每天只在跟一个人说话时的声音能被听到，而这一天里，人也只能听到将其视为唯一说话对象的那个人的声音，除此以外的任何听觉空间都不复存在。被认定为最低效交流方式的声音的消失，带来了新世界的感官革命，以沉默之美所构建的宏大乌托邦，音乐之声和音乐文化被放逐，视觉文化爆发为新的表达系统。在文化断裂所带来的痛苦中，民谣歌手李川却坚持歌唱，执着于梦想，也曾拉下电闸，在彩灯熄灭的纯粹中，痴迷于回归；在文化乡愁、家园意识的历史脉络中，吴璜爱情的形态与乌托邦发生冲突，迟到的声音最终向昨日的遗民发出呼喊，沉默的打破成就着青年生活的重新启蒙。作者赵依狂奔、重返与超验现实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辩证之思反复检视着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深层支撑的、历经检视的科学观和现代主义逻辑，为世界现代文明提供着警醒。中国科幻的意义同样不止于拓宽视野、探索此刻与未来，更多的作者通过对科学实验和研究者的关注，在作品中采取反省的姿态，就科学信仰、现代科技作严格讨论。技术的狂奔，使人类拥有创造未来的强大工具；不绝于耳的“未来已来”之声，在今天即已面临的挑战面前，宛若忘却了必须的谦卑；一再被提及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理应秉持的冷静，在人类“反求诸己”的自我提示中，开始重返与自然、宇宙共生共融的深远意义。因而，在本期《中国作家》推出的科幻专辑中，我们欣喜于作家所自觉承担的文学的反思功能。如果说文学的身份之一是人学，就人类实践进行反思的意义则远超其本身。将“科幻”二字做生硬拆解，科学学科、科学观、科学实验当然是科幻小说题中应有之义，而关键的“幻”字，则与真实、虚构以及超验、超幻等形成同盟——倘若缺少这种同盟，“幻”便无法落地生根，更无法通向真正的觉醒。赵炎秋《智人崛起》即表达了人类对于科技的矛盾心理，将人类对机器人的依恋与恐惧引向社会学层面的局限性。小说与其说是关于人与机器人并存时代的预言，它又更多地趋向审美和叙事的语境，与新写实主义以来的日常生活诗学的发展有着内部的相似性：从人物写起，将个体的日常经验和生存体验作为叙事基础，从而缔结科幻文学的某种一脉相承——以重返过去来书写未来、以未来为隐喻表达狂奔的过去，种种超验现实既陌生又切近，以之唤醒阅读的共情。小说的反思两端，一是人类对历史矛盾和自身存在发出的质疑，二是凡此种种人类仍需获救，又将如何获救的问题。作者将人类的暂时胜利作为小说的结局，虽是理所应当的偏爱，行文中却时刻提醒着对人类中心主义、政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警惕，这与小说在虚构世界中呈现的多角度、多声部相一致，即关于历史真实与历史表达的矛盾与撕裂。与此类科幻写作的浪潮合流，郑军《弗林效应》以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为本体，叙写未来故事。小说中构建的这个未来，同样是一种超验现实，是现实之上、可供体察的未来。尽管科学实验、致毁知识和超人主义等内容对大多数读者都具有新鲜感，但经由警匪故事、悬疑要素凸显的义与利、情与法以及青少年儿童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则与当前的世界整体息息相关。尽管科幻小说提供着一场指向未来的思想实验，以使读者通过作者的引导进行深入的思考，杨真所在的无法可依的高科技犯罪调查处，韩津所扮演的商人、媒体人和发声者，肖西光所依靠的高校课题制度，机器人专家江志伟、行为专家肖亚雯、宋梓馨母亲所属的不同研究机构，沙阳、宋梓馨等被动成为实验体而失去正常人生的儿童，以及跨国的少年武装等，读者发现较之于狂奔进未来的想象，实际正不断以此重返当下，经由小说中的“过去”，达成对此时此刻的观照，人类在技术、科学、理性、现代之后，人的存在和生活的价值何在？正如宝树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关键问题——《你幸福吗》，当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困境难以在实然世界中实现超越，科技提供的方案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给予浸入式的体验，从而使受众在应然世界中获得短暂幸福。小说中的“他”，在感知体验下品尝到难得的幸福时刻，这些与真实毫无差异的瞬间，却使他在结束体验后的漫漫长日里如坐针毡，生活仿佛更加缺少意义。瞬间的意义如何达成超越效果，支撑起人的整段人生，虚拟现实技术做出的方案调整是让体验者浸入但丁《神曲》里的地狱，从而回归日常，认可平凡生活的美好。作者以科幻的方法直陈现代社会中人的迷失，有必要重拾知足常乐的质朴观念，人的幸福与人的本质相连，而作为人的本质之一的自然身体，是否是束缚人获得幸福的物质性成因？与自然人相对的，在小说中扮演短暂女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放置于更广阔的真实社群，将展开何种性别表演？徐彦利的《完美恋人》便着力建构了这样的两性关系，苦苦寻觅、倾心相恋的完美男友，随之被识破为机器人，女主人公在2035年的婚恋压力下，重新定义起人机关系。遗憾的是，这种重新定义，看似是独立的现代女性做着果敢的选择，拥有跨越性的包容与智慧，愿意在生活中去爱、去兼容一个机器人，实际却造成了权力地位与规制的颠覆，她向周遭妥协，向在身体设置上不能生育、在情感设定上也不唯一的机器人妥协，甘愿为自己的虚荣心埋单，甘愿成为特定的被研究对象……作家们纷纷将机器人定义为新的种群，探讨机器人在谋求权力地位的过程中，人机关系呈现的种种情状，其中涉及的人与科技的关系、性别的议题、身体和感官的界定等，坐落为某种反抗的路径，守卫着属于人类的值得一过的人生。陈楸帆《剧本人生》中人体植入的情绪控制芯片，模糊着人的情感真实和人性真实，加之成功学的强大逻辑，人已然异化为他者；孙未的《信徒》将行走的意义赋予身体心性，一方面，使之成为23世纪的高速生活中，青年创业的增长点；另一方面，通过对真实知觉的确认去驱散从众心理，从而反抗科技打造的假象，使人摆脱地图和GPS等科技的圈套。阿缺的《你听我沉默如述说》，修改着世界的具体参数，被剥夺的日常听觉和缺少克制的视觉效应，连同由感官而封锁、扭曲的身体空间，使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联结更加困难。超侠的《偷心特工》，以章节性地插入自我对话的方式呈现人物的精神成长，醒悟了的男人终于为爱去使用纳米机器人技术，因此偶然量子化了的身体，成为意识的基站，再度建立人与人相遇的时空维度。作品展现的科幻与现实的边界，带来科幻小说自身的边界问题。首先，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已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的实践，而其边界在今天仍然可以持续扩展，不断进行写作的探索和创新。已有“纯文学”作家将现实主义方法与科幻创作相结合，捧出颇具科幻意味和未来感的现实主义作品。其次，尽管科幻作品将故事放置于未知世界，作家直接使用的语言、环境、历史等元素，对学科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及作品中呈现的洞见、想象与思考，其本身即根植于现实，甚至是现实一种，这也成为科幻文学致力为读者提供的某种实感和审美要素。因此，对于专辑中的不少作品，我们很难对其在科幻文学、科技现实主义、未来现实主义甚至悬疑推理小说的归属上做具体的划分，但我们有理由对这一相互拓展的边界怀抱信心，无论何种创作，都不应停滞于某种定型的状态，有必要去感知彼此，从而在绵延的创作历程中，汇聚成另一种独特的风景。作者赵依流动的美学：文学生态与新主流叙事曾经几度中断的中国科幻小说，其近几十年的再度发展，难以避免地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同时实证着一种全球化了的科幻小说的确实存在；勃兴于以科技的第二特性所建构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科幻小说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读者在想象自己置身其中时，不断变化着的立场。一系列的关键问题被提出，何为科学，科学与人、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如何结合，中国文化的未来是否存在与科技发展相关的得失；种种思索中，中国的崛起成为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独特主题，而有关快速发展的担忧亦为科幻小说提供着素材和视角，有关民族复兴和文化乡愁的复杂想象使中国科幻作家重新发明起中国科幻的传统和话语；多元滥觞下，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仍然承担着叙事的核心，其暗含的隐喻、象征和原型，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共同语言，连接着人类相同的未来。关于科幻文学生态及其宏观结构，本期《中国作家》科幻专辑亦有呈现：一方面，“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类未来等问题，已然叩响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深刻思考，这本身亦是全人类代代相承、生生不息的共同探索；另一方面，在融媒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乃至后疫情时代等重要时刻悄然莅临的当下，文学创作中的科幻作品，与其说被类型化、通俗化、幻想型、寓言体赋形，倒不如说理应由此诸多标志性特质通向问题的提出、思考的路径和人文价值及哲学意蕴的可能，从而以“先声”回应时代的机遇，以“”唤醒文学的守望。韩松《山寨》坚持其反讽和难解的故事架构，审美风格的怪异性，兼并着叙事上的群像混剪。读者势必会注意到那些蝙蝠，“它们体内装满病毒，具有强大的免疫力”，“只有它们似乎不受战后新世界规则的约束”，“像歼击机一样飞来飞去，使得作家和批评家们愈发自惭形秽”；也将由此陷入对文学和知识的类似思考，“知识更具有实用性，也更接近战后真正的文学——大家便合力捕捉了几只蝙蝠……从蝙蝠的身上，看到了逃避这场灾难的可能性”，于是，“众人便在两个山头之间，拉扯起一道铁丝，大家学习蝙蝠，十个八个一串，双脚倒挂在铁丝上，夜里便开始飞翔，从这边飞到那边，凌空跨越悬崖”，女作家很喜欢，对新世界的文学赞助人、即她的企业家丈夫说，“你养的这群动物真有趣”。层层深入、再三反转的戏剧性，所讨论的不仅是文学生态和实用主义文学观，悬置、隔离和陌生化，与原始、神性乃至“病毒”有所关联；科幻感的传递并不过分依赖技术知识，作品重要的人文性，恰好在于寻找新世界的语言和诗意，正如从机器人和猴子身上产生的疑惑：它们究竟指向溃败还是超越？某种程度上，文本内部与外部世界存在真实的同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进入紧急状态，各类学科、各种文化，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当下、思考未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成为某种新秩序的当下，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及融媒时代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洪流，朝向在危机中提前诞生的未来，作家作品将如何反映，同时承担何种权责？我们可以从韩松的新作《山寨》里听见一种回响，也能够在郑军的《弗林效应》中找到具体的关切：“传染病疫情严重，用于隔离病人的自动护理系统出现了很大需求。它可以代替一线的医生护士，去护理病人，减少交叉感染。”星河《章鱼》里的研讨，鉴别着“民科”和经典理论等信息观点，提示个人在信息时代中如何自处、如何思辨的问题；关于海滩聚集章鱼的现象，小说以新闻“呼吁大家不要随便捡回家煮煮吃掉，特别提醒大家注意2003年和2020年席卷全球的流行病灾难”，同构着我们此时此刻面对的世界真实。科幻小说的可能性不止于此。以文化研究考察，将主流叙事缝合进大众文化，形成新的叙事旋律，从而使类型化的话语融合集体、家国等重要元素，为小说向其他作品形态的转化提供机遇。典型的成功案例以刘慈欣《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为代表，尽管学界对“元年”一说持有保留，我们仍须承认以科幻小说满足大众期待、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可能。正如，我们从墨熊《春晓行动》中的混合体、从郑军《弗林效应》中的新型生化物质联想到电影《超体》《毒液》，从王诺诺《三灶码头》、彭绪洛《平行空间》里的时空要素联想到《星际穿越》，从赵炎秋《智人崛起》、徐彦利《完美恋人》联想到电影《她》，从宝树《你幸福吗》联想到《黑镜子》和《此房是我造》——而此类联想何时能自然地指向国产电影，则是另一个话题和另一种期待。事实上，打破商业电影与主旋律电影界限的国产新类型电影正在崛起，不约而同地以多重主体的重构和新时代的英雄，展现近年来文艺领域的诸多美学新变。具体到科幻文学创作，其在某种意义上与新类型电影类似，文本世界观的设定成为作品重要的艺术生命力，而文化背景的多样化正适时催生着类型叙事的多元。以灾难叙事观照后人类和安全哲学，多重的主体和过剩的自我意识伴随正在虚化的国别界限呈现不同态势；以寓言统合日常的叙事，形成小说的复调，故事人物以各自的经验、伦理、情感和集体意识寻求着共情，从而应对读者情感结构的变化；科技兴国的现代化叙事中，是以科技达成完全的解放，还是相反遭受科技的役使，其中又是否存在文明荣光的某种宿命……面向新时代的中国，类型文学与“纯文学”共同书写、一齐见证、长期共荣，不仅是创作边界的相互拓展，更是内部文化自信的显现。《中国作家》作为当代中国体量最大的国家一级大型文学期刊，伴随中国文学的风雨历程，逐步确立了厚重扎实、兼收并蓄的刊物风格；通过多维度地拓展阵地，每期以文学版、纪实版、影视版三刊并进，从而由自身内部的打造和具体作品的刊发，展示中国文学生态的变化发展。本期科幻作家作品专辑，借助科幻新作的集体出场，映现文学对家国的关注，作品呈现的深刻思考和艰难困境，将人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标；同时，中国科幻文学的在场，宣示着中国叙事对世界共同话题的积极介入，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延展中国故事与世界的共性，在探索中逐步形成的新主流叙事，也将在创作的新路上完成文化表达的又一次跨越。责编 | 许婉霓 视觉设计 | 李羿霖2020年第6期《中国作家·文学版》目录点击购买2020年第06期文学版目录（总第655期）科幻小说专号在科幻之潮中，想象文学的未来（评论）/徐晨亮未来、想象与现实的另一半（评论）/ 赵依山寨（短篇小说）/韩松你听我沉默如述说（中篇小说）/阿缺章鱼（短篇小说）/星河信徒（中篇小说）/孙未春晓行动（短篇小说）/墨熊剧本人生（短篇小说）/陈楸帆智人崛起（中篇小说）/赵炎秋平行空间（短篇小说）/彭绪洛弗林效应（中篇小说）/郑军你幸福吗（短篇小说）/宝树三灶码头（短篇小说）/王诺诺偷心特工（短篇小说）/超侠完美恋人（短篇小说）/徐彦利封面设计：平易封二：何家英国画作品封三：作家出版社好书推荐

社会学是以“实证”为研究取向的学科，它对生活的关注使它专注于人们的经验，包括这当中的人、制度与文化。这使得人们希望寻找到回答现实问题的社会学解释。如今，社会学也受到比以往更广的关注。社会学在中国学科化的过程，反映的恰好是中国普遍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一书。本文编排省去了原文注释、引用，详见原书。标题由摘编者所取。原文作者｜李培林摘编｜罗东《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李培林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科化过程，反映的是中国普遍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而这种普遍的制度变迁，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洪流。社会学的学术制度，就像学校的制度、邮政的制度、铁路的制度一样，是一种现代化的“制度符号”，有了这些符号才能解读和延续现代化的“思想本文”。这些制度的酝酿、引入和建立，也许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甚至不经意的；随着时间的磨蚀和它们融入“日常生活”，人们或许已经完全忘记了它们最初所具有的意义；但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的确蕴含着观念的断裂、方法的创新和社会的转型。作者简介：李培林，1955年5月生，山东济南人，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从书斋知识到现实世界的“生活”：现代社会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结构转变过程，制度变迁是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制度变迁虽不像思想观念变革那么充满着论战的激情和攻守转换的戏剧性，但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变迁来说，它毕竟是显著的，具有思想符号和行为规范的普遍意义，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暴风骤雨般的变革，往往会成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变迁，是最大量发生的、最不为人所在意的和最经常、最持久也是最根本、最深层的社会变迁。很多学者习惯于把思想观念视为比日常生活更深层的东西，而现代社会学方法的导入，将这一观念本身颠倒过来。历史上的学者，似乎从来注重的都是从书本里寻知识，讲究师承关系，讲求思想渊源。学问的深浅，要看概念的锤炼功夫，要看能否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新的微言大义，从而建立自己的知识话语和观念符号。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闲，大概应归于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值得学者们关注的东西。现代社会学方法的产生，是把自然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比较、分析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上来，它开辟了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观察中寻找学问的道路。做学问，要学会询问，这也许就是学问的本义。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世界上还很少有人把今天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概括为一种做学问的路子。法国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勒普莱（F·Le Play,1806-1882）通过对工人家庭进行实地调查和个案调查获得的资料，在1864年写了《欧洲工人》一书，从而使他成为开创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最早的先驱之一。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17），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年鉴》创刊人。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而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他在1895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使社会学在做学问的路子方面完全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拓展和维护殖民地的需要，人类学受到刺激而快速发展起来，对土著社会的关注使许多人类学家赴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进行实地调查，社会学的参与观察调查方法也因而进一步地发展了。革命的理论家为了理论的适用性，也很早就开始使用社会调查的方法。1845年恩格斯在24岁时，就根据实地调查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而马克思在1880年62岁时还设计过一个长达100个问题的《工人调查表》。2社会学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做学问的方法为之一变。中国的学者们这时才幡然醒悟，原来学问（尤其是解释具体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的。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在中国的运用，使中国学术的实践取向进一步强化。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大概是北京社会实进会（1913年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组织）于1914-1915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此外，1923年，陈达指导清华学校学生调查了附近的成府村91户人家、安徽休宁县湖边村56户人家和学校雇役141人；1924-1925年，甘博、孟天培、李景汉在北京调查了1000位人力车夫、200处出赁车厂和100个车夫家庭；1926年，孟天培和甘博以北京几家粮店的账簿、行会章程为依据，以若干家庭社会预算为参照，调查了北京1900-1924年25年的物价、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情况；1926-1927年，陶孟和采用家庭记账法，对北京48个手工业工人家庭和12个小学教员家庭的生活费进行了调查，写成《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于1930年出版。李景汉（1895-1986），中国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在中国教学的外国教授，也指导学生进行了深入调查：1918-1919年，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葛学溥指导学生对广东潮州650口人的凤凰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用英文写成《华南乡村生活》，于1925年出版；1922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委托马伦（C·B Malone）和载乐尔（J·B Taylor）指导9个大学的61个学生，对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的240个村1097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并以英文写成《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1923年，在白克令教授指导下，沪江大学社会调查班的学生调查了上海附近360口人的沈家行村，调查结果写成《沈家行实况》（张镜予主编），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大概是第一个用中文写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国早期社会学调查报告的经典之作，当属李景汉1933年发表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笔者在此处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只是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方法，并非中国从来就有的，也并非从中国传统治学文化的土壤里自然长出来的，它像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和邮政、铁路、学校等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一样，也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和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观念断裂的标志。吴景超（1901-1968），社会学家，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计划系任教。3日常生活：每日每时的结构变迁制度的变迁，只在某些历史时段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20世纪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包括制度革命和体制改革）曾多次成为历史的主题，但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仍然是更为经常、更为长久的状态。制度本身的含义，就意味着它是相对稳定的行为规范，人们不可能永远在制度变迁中生活，就像无法驾车行驶在交通规则日新月异的道路上。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降低人们行动的成本，制度具有这种节约行为成本的功能，因此制度变迁本身是要付出成本的，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这种制度变迁才是合乎理性的。但是，相对于制度变迁来说，日常生活的基层结构的变迁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它由无数的，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又实际上变动不居的日常社会现象构成。这种持续的不间断的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不过有时缓慢得让人感到死气沉沉，有时又加速得让人感到变幻如云、不知所措。社会学所研究、所关注、所要通过社会调查获得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关于这种日常生活基层结构的变化规则的知识，这种知识除了来自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分析综合之外，别无他途。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并不只限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一方法也同样有效。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研究15-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时，就特别注重从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入手；他不厌其烦地从各种琐碎的关于衣食住行的资料中去发掘那些人们所不经意的东西，认为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由费弗尔（L·Febvre,1878-1956）和布洛赫（M·Bloch,1886-1944）创立的，其研究方法受到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的影响，强调研究要“科学”和“客观”，注重依据经过缜密考证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发掘个别、特殊社会现象之间的历史因果关系。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的第二代代表人。他曾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布罗代尔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开历史研究的新风。这样撰写历史当然不如研究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历史方法简洁，甚至让人觉得把轰轰烈烈的历史写得那么平常乏味、那么枯燥繁琐，但这样撰写的历史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更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中国是史学大国，但对中国的历史，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正史，如朝代史（“二十四史”）和编年史（《资治通鉴》等），而不是各种历史档案本身。对中国的“二十四史”，史学家历来关注的也是本纪、帝纪、列传、世家以及王朝更迭等重大事件，近现代治史的学者，才把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古发掘和历史遗留的实物，注重引证和依据第一手资料，也更注意研究史书中反映日常生活的食货志、刑法志、地理志、礼仪志、乐志、艺文志、职官志、舆服志、选举志等。所以，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历程，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来观察。人们比较习惯的层面和感到方便的观察角度，往往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和不同派别的社会思潮，而人们最容易忽略的重要层面就是“日常生活”。19世纪末，中国“人多好之”的进口衣物食物用物，如洋布、洋缎、洋呢、羽纱、漳绒、毡毯、手巾、花边、纽扣、针线、伞、颜料、牙刷、牙粉、胰皂、火油、咖啡、吕宋烟、纸卷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洋干果、洋水果、药水、丸粉、马口铁、钟表、寒暑表、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留声筒等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因进京会考的书生可乘公车，所以史称“公车上书”）中，提出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的“养民之法”，这里所列的物品，是他在谈到劝工、惠商时列举的关系“民生国计”的外来工业品和引起严重贸易逆差的外来生活商品。现在早已成为寻常之物，在生活中和人们的记忆中甚至难以留下它们改变生活方式的变迁痕迹；但它们的导入和融入中国日常生活的过程，就像制炮造舰等技术、学校邮政铁路等制度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导入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一样，反映的是中国缓慢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而且是从日常生活的最基础层面揭示这一过程。4“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从梁启超、梁漱溟到费孝通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所推动的学术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以及外辱内忧之下学者所形成的富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形成了中国社会学的介入生活、干预生活的传统，推动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基层。同时，也形成了学术上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在研究中国时强调文化“特殊性”。关于“特殊性”问题，起初似乎是由于学西方不见实效，焦虑之下反观中国现实，于是发现了中国不具有走西方道路的文化基础这个“理由”。但开始也还只是涉及东方之于西方、中国之于外国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上的特殊性，后来关于这种“特殊性”的探讨被扩展到很多学术领域，包括学科的理论、规则和方法。梁启超是较早（1906年）提出东西方社会具有根本差异的学者。他提出这种差异，不过是为了证明，欧美的经济社会“陷于不能不革命的穷境”，而中国的经济社会，只能“使循轨道以发达进化，而危险之革命手段，非所适用也”。他解释说：“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现象者，原因盖有数端。一曰无贵族制度。欧洲各国，皆有贵族，其贵族大率有封地……二曰行平均相续法。欧洲各国旧俗，大率行长子相续……三曰赋税极轻。欧洲诸国，前此受教会重重压制，供亿烦苛，脧削无艺，侯伯、僧侣不负纳税之义务，而一切负担，全委诸齐氓……凡此皆说明我国现在经济社会之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前之经济组织，有绝异之点。而我本来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其理由皆坐是也”。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组织特殊论，而且是中国社会组织优越论。《新青年》杂志封面。陈独秀在即将就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1915年，在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认为，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所说的东洋民族，显然是指中国，而且他的阐述中赞扬西洋的民族性、贬斥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取向是明显的。他认为中国的宗法制度损害个人独立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从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所以“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庭本位主义”。梁漱溟大概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中谈东西文化差异问题最多的人，1920-1921年他就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除早期那篇使他以中学之学历而能持北京大学教鞭的《究元决疑论》梁漱溟在北京上完中学后，再未接受正规教育，完全靠自学。1916年他24岁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谈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蔡元培看到后即邀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课程，而此时在北大哲学系执教的基本上都是留学回来的，此事一时传为佳话，成为蔡元培不拘一格选人才的例证。和关于印度哲学的著作外，这个问题几乎贯穿于他所有著作。而1928-1933年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显然刺激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梁漱溟认为，首先，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已蜕出的宗法社会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西洋近代社会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英美其显例；而以西洋最近趋向为社会本位的社会——苏联其显例”，“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其次，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而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再次，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西洋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西洋社会“中古则贵族地主与农奴两阶级对立，近代则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最后，中国社会只有周期性的治乱而无革命，西洋社会则既有工业革命又有社会革命。梁漱溟（1893-1988），思想家、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梁漱溟强调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大致是为了说明中国民族性的劣根性，而改造这种劣根性要从“乡村自治”开始，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关于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这几个差别，梁漱溟在他1937年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中都已提出，而据他所说，这种见地和主张萌芽于1922年，大半决定于1926年冬，而成熟于1928年。此处引自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该书内容曾在1941年在广西大学讲演，1942年开始写作，但到1949年才出版。1947年，费孝通在经历了他的实地社区调查阶段之后，开始用比较的手法从理论上分析乡土中国的特征。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形成的“差序格局”，而现代西洋是“团体格局”，“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他还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西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中国乡土社会是血缘社会，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西洋现代社会是地缘社会，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费孝通（1910-2005），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著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费孝通在论述中国乡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差异时，有时似乎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更多的时候又似乎是直接受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特别是滕尼斯关于社区与社会的结构差别的理论），把这种差异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阶段性差异。5过于强调文化或结构“特殊性”在学术上的陷阱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成功，新儒家学说又重新提起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但这次的命题似乎有所改变，中国人似乎不再有文化上的自贬和自嘲。1983年，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耀基宣读了《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一文，质疑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一书中关于儒家伦理是传统中国社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最主要原因的判断，要翻这个“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金教授认为，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之谜，对韦伯的假设提出“经验现象的挑战”，而这种现象正可以按照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方法，以儒家伦理给予“文化的解释”。1985年，在第二次“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上，陈其南的《家族伦理与经济理性——试论韦伯与中国社会研究》一文，深化了这一探讨，分析了儒家的家族伦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凸显了儒家“光宗耀祖”的成就目标和精神动力。1987年，余英时发表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试图通过对中国长时段历史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韦伯式问题。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中，也存在如新教伦理的勤、俭那样的工具理性，这是中国明朝中叶后商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从此，这个话题似乎成为新儒家的主题，也几乎成为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第三次“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的主题。（参见这次研讨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黄绍伦，1991）。该文集中请重点参阅张德胜的《儒家伦理与成就动机：事实与迷思》和G·G Hamilton的《父权制、世袭主义与孝道——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研究》两文）这种具有继承性的对中国社会结构或文化“特殊性”的强调，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学术上也有陷阱，它有可能使人们把最终将汇入普遍性的特殊性，当作一种持久的特殊性。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尽管也是价值观走向多元化的过程，但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这一规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如果把关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命题扩展到中国的研究和学术的“特殊性”上，那就更进入误区了。科学是超越国家、民族、地域和文化的。作为科学的社会学也只能有一个，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思潮，可以有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可以有对不同社会和不同文化的研究，但属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逻辑和规则是相同的。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节选自《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一书。本文编排省去了原文注释、引用，详见原书。标题由摘编者所取。原文作者：李培林；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封面题图来自纪录片《城市梦》（2019）。欢迎你转发至朋友圈。（点击观看书评周刊vlog，带你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阅读推荐榜书选过程！）

2020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标兵评选工作圆满结束，陈卫东、黄兴涛、贾俊雪、卢仲毅、聂辉华、秦宣、俞国良、汪三贵、张文喜、朱利平凭借突出的科研能力与丰硕的科研成果获得该称号。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副校长刘元春、顾涛在“2020年度科研与智库总结暨表彰大会”上为10位获奖者颁奖。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副校长刘元春、顾涛为获奖者颁奖（按姓氏音序排列）陈卫东，男，1960年7月生，山东蓬莱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2年度CCTV中国"法治人物”评选获奖者。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同时受聘担任最高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法特约监督员、公安部特邀监督员等。其学术成果颇丰，已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近500篇，独著或主编著作、教材近50部；全程参与1996年、2012年及2018年刑诉法修法工作；长期投身于中国司法改革研究工作，受邀参加诸多重要的改革论证会，并在多地开展富有成效的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司法规律的改革主张，为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黄兴涛，男，湖北荆州人，1965年3月出生，199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党委书记兼院长。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2002年获评霍英东青年教师奖，2009年评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5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和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曾著《文化怪杰辜鸿铭》《“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等著作，主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等书，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是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5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贾俊雪，男，籍贯河北省廊坊市，1972年11月出生。1994年和2003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和理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财政理论与政策、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60余篇论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等10多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原因研究》获2008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入选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08年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和2013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卢仲毅，男，1967年7月生，浙江黄岩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度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现任物理系系主任，光电功能材料与微纳器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其学术成果颇丰，至今共发表了SCI文章120余篇，其中NATURE 2篇，NATURE COMMUNICATIONS 4篇，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8篇，APPLIED PHYSICS LETTERS 3篇，PHYSICAL REVIREW B 50余篇等；相应的，他引次数5000余次，其中有7篇文章他引次数超过100次，16篇文章他引次数超过50次，并有多个国际会议邀请报告。承担国家科技部973课题1项，国家基金委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重大计划培育项目1项，教育部创新团队2项。聂辉华，男，1978年10月出生于江西，现为人大经济学院教授。先后在人大商学院、中国社科院以及人大经济学院完成本、硕、博学业，并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教授。聂辉华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组织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他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以及REStat、JDE等国内外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和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项目。他向中央提交的反腐败、PPP、僵尸企业和官员激励的多篇内参，获得了十几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对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他还多次接受国内外重要媒体的采访。秦宣，男，湖北荆门人，1963年11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题组首席专家、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分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指导组组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教学，先后承担过国家级、省部级重点或一般项目数十余项，出版《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等学术著作、教材多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多项成果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汪三贵，男，1962年10月生，湖南临澧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1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工作，任贫困与发展研究室主任；2006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聘为教授。汪三贵教授长期从事农村贫困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开出版学术专著15部，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World Development、Agricultural Economics等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论文160余篇。荣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人文社会学科）一等奖，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为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俞国良，男，浙江萧山人，1963年9月生。教授（1999），博士生导师（2000）。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95年取得北师大博士学位并留校，1999年调教育部中央教科所，2004年调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工作。在《Journal of Adolescence》等发表SCI、SSCI论文40余篇，《心理学报》《教育研究》等50多篇。著有《社会心理学的立场》《心理健康教育报告》《探微集五卷》《心育研究五卷》等。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心理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原会长等。2006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焦点访谈》《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专题采访。张文喜，男，浙江东阳人，1961年生；1987、1996、2002年分别获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哲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执行编委；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人的问题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杂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270篇，在三大文摘转载100余篇；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所有权与正义：走近马克思政治哲学》等专著12部。朱利平，男，湖南衡阳人，1978年5月出生，2006年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统计与大数据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利平长期从事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在复杂数据分析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针对复杂高维数据，解决了充分降维方法中长期存在的两个根本问题；针对高维非线性相依数据，提出了度量非线性相依关系基本准则。在统计学领域国际四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8篇，多篇论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研究工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支持。朱利平历任9个统计学领域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编委，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此前，学校于1月5日召开了2020年度科研与智库总结暨表彰大会。会议特别表彰了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的获奖教师，举行了2020年度科研标兵、科研优秀奖、优秀科研成果奖、科研工作先进集体、优秀科研秘书以及2020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表彰暨颁奖仪式。学校党委书记靳诺、校长刘伟、副校长刘元春、顾涛出席会议。刘元春主持会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40年前，《社会科学研究》正式创刊，以研究问题、锻铸新知、繁荣学术、昌明文化为己任，为推动学术繁荣、理论创新、文化积淀和传承做贡献。新时代学术期刊如何更高质量发展？12月14日，新时代人文社科期刊创新发展研讨会暨《社会科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在成都举行。封面新闻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此次座谈会的召开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也将致力于促进期刊特色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社会科学研究》总编辑李后强在致辞中提到，新时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创新发展，需要锚定期刊发展定位，发挥期刊比较优势，“一方面要更加专业化，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推动学科融合，打破学科决然分界。”此外还应促进期刊媒体融合，扩大刊物社会影响；加快期刊国际化发展，传播中国学术声音，具体而言学术期刊应“开门办刊”，发表具有国际意义的原创性文章，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同时搭建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进学术研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同样关注到了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他提到，新的历史时期，全球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的迅速崛起，为学术研究以及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议题。但这也意味着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只有只有砥砺前行，上下求索，才能不辱使命，办出一流的、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期刊。”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以《学术刊物对社会学学科建议对意义》为题作主题发言，在他看来学术杂志不仅是学者成果的发表空间，同时也孵化了科学家共同体的形成，影响了社会大众的科学精神，“包括对民众的科学精神的塑造，对公众的社会观察力的锐化，对形成公共性社会议题的培育，对整个社会健康成长的影响。”据了解，创刊于1979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理论刊物。刊物除刊登文史哲经等稿件，也刊登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及新兴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曾在2013、2015年获得全国“百强社科期刊”荣誉。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传播的重镇，拥有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的学术类期刊86种，形成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学科结构最完整、综合实力最强的原创型学术期刊群。为维护学术出版秩序，抵制学术不端行为，打击假冒期刊诈骗活动，我们郑重声明如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属于公益性学术出版物，不向作者、发文单位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也从未委托任何商业机构进行征稿、组稿活动。凡是打着中国社科院期刊编辑部或合作单位旗号收取费用的，即是假冒期刊，请注意保留证据并发送给我们。我们汇总后，将统一交有关部门处理。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建立了规范完善的审稿流程和发稿制度，严格实行同行评议和匿名审稿。文章质量是我院期刊录用稿件的唯一标准。我们抵制任何形式的人情稿、关系稿、有偿稿，也欢迎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我们进行监督。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学术期刊坚决反对学术不端，如果发现稿件存在抄袭、剽窃、造假、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问题，将立即作出退稿或撤稿处理，并至少在5年内拒绝接受作者投稿。四、为打击假冒我院学术期刊进行的诈骗活动，现将全院83种学术类期刊（不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欧根尼》）的投稿网址、电子信箱公布如下（见附件），请广大作者投稿前仔细核对，避免上当受骗。联系人：刘普 耿显家联系电话：010-85196258 010-85885160电子信箱：qkc-kyj@cass.org.cn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19年7月24日期刊 投稿地址人文社科综合1. 中国社会科学http://www.cssn.cn, sscp.cssn.cn2. 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http://www.cssn.cn, sscp.cssn.cn3.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http://www.cssn.cn, sscp.cssn.cn4. 国外社会科学http://www.ssaj.org.cn，ssaj@cass.org.cn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http://www.skyyjsyxb.org6. 台湾研究twyj-tys@cass.org.cn历史学7. 历史研究lsyjtg2019@126.com8. 世界历史sjlsbjb@163.com9. 世界史研究（英文）whscass@163.com10. 史学理论研究http://sxllyj.cass.cn11. 中国史研究动态http://zgsyjdt.zgsyjzzs.org12. 中国史研究http://zgsyj.zgsyjzzs.org13. 近代史研究http://www.jdsyj.org14. 抗日战争研究krzz-jd@cass.org.cn15. 当代中国史研究http://www.ddzgs.org16.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http://www.zgbjsdyj.com考古学17. 考古http://www.kgzzs.com18. 考古学报方志学与年鉴学19. 中国地方志http://www.zgdfz.cn20. 中国年鉴研究yearbook3021＠163．com哲学21. 哲学研究wephilosophers@126.com22. 哲学动态zhexuedongtai@126.com23. 世界哲学wpcass@163.com24. 中国哲学史zhgzhxshyj@163.com25. 科学与无神论w8078@sina.com马克思主义26. 马克思主义研究http://www.mkszyyj.org27.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sszx@cass.org.cn宗教学28. 世界宗教研究sjzjyj@cass.org.cn29. 世界宗教文化religion@cass.org.cn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30. 世界经济与政治sjzbjb@cass.org.cn31. 欧洲研究cjes@cass.org.cn32. 美国研究http://mgyj.ajcass.orgmgyj@cass.org.cn33.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http://www.oyyj-oys.org34. 欧亚经济http://www.oyjj-oys.org35. 当代美国评论car@cass.org.cn36. 国际经济评论ier@cass.org.cn37. 拉丁美洲研究http://www.ldmzyj.org38. 当代亚太bjb-yts@cass.org.cn39. 西亚非洲http://www.xyfzqk.org40. 南亚研究nyyj@cass.org.cn41. 日本学刊http://www.rbxk.org42. 当代韩国http://ddhg.ajcass.org文学43. 文学评论http://www.wxpl.org44. 世界文学sjwxtg@126.com45. 文学遗产http://wxyc.literature.org.cn46.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wgwxdt@aliyun.com47. 外国文学评论目前只接受纸质投稿，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1154房间《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 10073248. 民族文学研究http://www.mzwxyj.org49. 中国文学批评http://www.cssn.cn, sscp.cssn.cn语言学50. 中国语文http://www.zgyw.org.cn51. 方言http://www.fyza.org52. 当代语言学http://www.ddyyx.com53. 民族语文mzywbjb@cass.org.cn经济与管理54. 经济研究http://www.erj.cn55. 经济管理http://www.jjgl.cass.cn56. 经济学动态http://www.jjxdt.org57. 世界经济http://www.jweonline.cn58. 中国工业经济http://www.ciejournal.org59. 中国经济史研究http://www.zgjjsyj.org60. 中国农村经济http://zgncjj.crecrs.org61. 中国农村观察http://zgncgc.crecrs.org62.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http://www.jqte.net63. 财贸经济http://www.cmjj.org64. 财经智库financialminds@163.com65. 金融评论jrpl@cass.org.cn66. 中国人口科学http://www.zgrkkx.com67. 劳动经济研究http://www.ldjjyj.org68. 城市与环境研究http://www.csyhjyj.com69. 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https://mc.manuscriptcentral.com/cwe70. 中国财政与经济研究（英文）cfer@cass.org.cn71. 中国经济学人（英文）editor@chinaeconomist.com72. 中国城市与环境研究（英文）cjues@cass.org.cn社会学73. 社会学研究http://www.shxyj.org74. 青年研究qsn@cass.org.cn75. 社会发展研究http://www.shfzyj.comnisdbjb@cass.org.cn法学76. 法学研究http://www.faxueyanjiu.com77. 环球法律评论http://www.globallawreview.orgglawreview@cass.org.cn78. 国际法研究http://www.guojifayanjiu.orgcril_cass@126.com政治学79. 政治学研究zzxyj@cass.org.cn民族学80. 民族研究http://www.mzyj.net.cn81. 世界民族sjmzbjb@cass.org.cn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82. 文献与数据学报http://www.wxysjxb.com新闻传播学83. 新闻与传播研究http://www.xwycbyj.org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4个人、一只猫、还有一台由 13 块硬盘组成的服务器，挤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宿舍里。这台服务器的主人，是一名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女孩，高等经济学院在读研究生、程序员亚历珊德拉厄巴科扬（Alexandra Elbakyan）。而这台藏在宿舍里的简陋服务器，是一个名叫 Sci-Hub 的网站主机，上面有6千4百万篇供全世界所有人免费下载的学术论文。2015年6月平常的一天，厄巴科扬打开邮箱，一封邮件跳了出来。“你被起诉了！”起诉她的，是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旗下有2500家权威期刊的爱思唯尔（Elsevier）。很显然，厄巴科扬的网站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然而厄巴科扬只是耸耸肩。她人在莫斯科，法院在美国，不能拿她怎么样。她只是一个小研究生、互联网上千万个不知名的“黑客”（如果她算的话）之一。即使她的 Sci-Hub 和这场官司，已经处于整个学术圈的争论中心，也极少有人知道她姓甚名谁。挡在学术成果之前的“付费墙”如果你还不知道 Sci-Hub 的话，你可以问问你身边做研究的小伙伴，他们或多或少有着在 Sci-Hub 上搜一篇在犄角旮旯发表过的论文的经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盗版学术论文网站。为什么会有“盗版学术论文”呢？这跟盗版音乐和盗版图书又有什么区别呢？随便在爱思唯尔旗下的在线期刊打开一篇学术论文，你可以看到，读到一篇论文的花费，在十几到几十美元不等；订阅这些期刊的费用更是高到不可思议——平均需要4000多美元。想要越过挡在研究者和期刊之间的这堵“付费墙”，对于高校和研究机构之外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哪怕对于高校的图书馆和数据库而言，每年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十分巨大，且逐年上涨：一所大学要投入50至200万美元不等，连哈佛大学也曾抱怨。发展中国家的高校或者一些小型研究机构常常无法负担高额的数据库费用；而想要深入学术研究的研究者，却往往面对这堵付费墙发愁。一个研究常常需要参考几十、上百篇文献，而来自著名期刊的论文，往往是最重要的。即使是高校，也会因为资金问题选择性地购买数据库。图片来源：Pixabay那么这些高昂的订阅费，是否惠及到了写论文的著作人呢？至少在经济上并没有。著作人是拿不到稿费的，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付版面费。这些高额的订阅费用，通常用于支撑整个学术出版业界的运作——编辑、同行评审、校稿，有的杂志社还雇有专门的市场营销、公关、新闻发布人员，以及社交媒体运营等。在科学研究发展的早期，学术期刊是公益性质的存在，通常也非常简陋、缺乏完善的管理。但是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行业的爆炸性发展，期刊走向了商业化运营，大出版集团把控住了期刊话语权。关键是，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几乎是学术成果被承认、学术机构间正式交流成果的唯一方式；而商人们也清楚，这个需求是无止境的。学术成果，是否应该标价？厄巴科扬第一次遭遇付费墙，是 2009 年的事。彼时的她还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做自己的本科研究论文。付费墙让她沮丧的同时，她也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业余时候的厄巴科扬喜欢研读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东西。她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比作“全人类的智慧网络”。如果神经网络之间互相连接能够让信息传递更高效、能够诞生更为先进的智能，那么人类的智慧成果也不应该被付费墙所阻挡。她认为，历史上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得益于最伟大思想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以及“站在巨人肩上”往下看；而科学想要生存，必须要科学家向全世界“喊出”他们的研究结果才行。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曾经提出，科学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利益无涉的，贯彻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sm），以及共产主义的。理科出身的厄巴科扬在2016年方才接触了默顿的理论，于她而言是一种顿悟，更是一种不谋而合。“西方的资本主义出版集团”，无疑是横贯在科学和真理之前的一座大山。学术成果是否该标价，这一点在学术界也颇有争议，相当一部分的学者赞同免费。理论上，各国大学由政府使用纳税人的拨款资助学术工作者的研究，至少本国纳税人有权知晓并查阅学术研究成果，而不是由大的出版公司收买。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商业化的运作，支撑了学术出版业的繁荣，以及科学传播事业的进行。近年来，由研究者们主导的运动，例如开放出版运动（Open Access），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开放出版的期刊 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以及鼓励研究者们以个人身份上传的 Arxiv（电子预印本文库）。各类学术社交媒体，例如 researchgate 和 Academia 等，也由研究者个人提供非正式版本的论文下载。目前，有大约 28% 的学术论文通过开放出版的方式供分享。开放出版的期刊通常由非盈利机构提供资金资助，有的也会向研究者收取更多的版面费来维生。2013 年，美国政府执行了一项规定，由联邦基金资助的学术成果，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出现在开放出版领域（比如上传到 Arxiv 等）。因为论文获利最大的是出版商。图片来源：Pixabay秉持开放出版的学术界，和坐享巨大利益的出版集团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出版集团对研究者的“分享”有诸多限制（名曰“负责任的分享”，还专门有一个机构来推行他们认为合适的分享准则），例如不可分享最终修订的正式版本，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才能分享，等等。而在背后，则是强大的游说集团，阻止政府制定有利于开放出版的政策，还迫使 Researchgate 撤下了7百万篇“不符合分享规定的论文”。厄巴科扬是开放出版运动的支持者。她在本科毕业之后，曾经试图在“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建立一个俄国版的、类似于 PLOS 的出版项目，但是并没有成功。心灰意冷的她去念了一个科学和宗教史相关的硕士学位，但并没有放弃编程。她觉得，战胜这堵“付费墙”、达成“绝对无阻碍的分享”的唯一办法，就是“盗版”了。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盗版”，显然是违法的。然而因特网诞生以来的匿名、公平和免费原则，又一直和用版权盈利这件事本身相抵触。而所谓“黑客”，则绕开规则，用“违法”的激进手段达成这一目标。真正的黑客们大多诞生于资本主义的技术繁荣之下，却从骨子里反资本主义， Sci-Hub 和厄巴科扬“科学共产主义”的无私追求，可以说是黑客的一种诠释。于是，Sci-Hub 充满争议又多舛的命途，从莫斯科的一间宿舍里开始了。业余程序员和出版商的“猫捉老鼠”厄巴科扬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编程了，做一个准黑客程序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最初，她编写了一个脚本，用 MIT 的学生账号自动登录各大期刊网站，然后下载论文。一开始她也没有全部公开这个脚本，而是在俄罗斯的一个学术交流论坛上分享自己下到的论文。后来，她把这个搬运的人力活儿，变成了人人可以“一键使用”的 Sci-Hub。Sci-Hub 正式诞生于 2011年，是她的一个业余项目。人们可以在 Sci-Hub 搜索论文，然后通过程序脚本、使用某个大学的登录账号，跳转到论文的下载界面。这是通过大学的服务器完成的，如果一个服务器不行，用户可以换另一个大学的。但所有的论文只能被“借阅”，一定时间之后就无法打开了。后来，另外一个知名“学术盗版”网站 LibGen（一个存储未授权学术书籍的网站）找到了厄巴科扬，让她可以把下载下来的论文放到 LibGen 的服务器上，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多次使用搜索结果。然而 LibGen 遭受了一次变故，服务器数据丢失，厄巴科扬转而求助众筹，为 Sci-Hub 购得了一个服务器。那时候，Sci-Hub 上已经有了 2100 万篇论文。她在网站上挂上了自己的 Paypal，讨得一些资金，然后转而支付一些酬劳给提供大学账号密码的学生们——具体数目有多少，不得而知。高校学生提供的帮助是Sci-Hub能够壮大的原因之一。图片来源：Pixabay这样大量的数据，精明的出版商不可能不察觉。2013 年，爱思唯尔发现了这件直接危及他们利益的情况。爱思唯尔发函给 Paypal，厄巴科扬的账号被关停。但这仅仅是漫长斗争的开端。遭遇了这次小小打击之后的厄巴科扬并没有特别沮丧。她一边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学习，一边开始重写代码，并把整个数据库做了好几个备份。新的脚本能自动检查各大高校网络代理的运行情况，并在大学账号中切换，而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到论文，不必一个个大学切换。接着，她把捐助渠道改成了比特币——比特币在之后几年的疯涨，倒是为她带来了一些意外之财。爱思唯尔随后发现了来自一些大学账号的非正常访问记录。他们联系大学，把这些账号或者代理账号封掉，或者直接从自己的网站上阻止某些 IP 登录。但是厄巴科扬手上的大学账号特别多，根本封不完。当然，她自己也非常小心地控制着访问数，在必要的时候“关掉中国和美国等大宗访问量来源地”，或者只开放给“前苏联各国”。为了彻底绕开学校这一关，厄巴科扬修改了脚本，不是从学校账号直接获取论文，而是获取文章的密钥，然后再用密钥，从数据库直接下载论文。这个策略沿用到了现在——只要你有论文的 DOI（发表的期刊论文所独有的一个数字编码，在论文网站上都有显示），输入 Sci-Hub 的搜索框，论文就可以在浏览器中以pdf格式显示或下载下来。这让各大出版商从技术上几乎无计可施。但这场战争毕竟实力悬殊。出版商擅长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强大的法务集团和游说集团，面对侵权者可以在法庭要求互联网供应商掐断盗版网站线路，让搜索引擎不显示搜索结果（尽管谷歌对此并不理会），或者让 DNS 无法解析域名。而面对“合法”的对手，爱思唯尔的游说集团出入政府国会，阻碍学术分享的法案落地——他们曾于2005年让美国卫生研究所公开出版的政策难产，更于之后试图“拦截”3次此类议案。尽管他们因此遭到1万7千名研究者的联名抵制，让他们态度有所软化，但这根本对他们造不成实质性威胁。他们不仅是能“杀死”盗版网站，Researchgate 这样的合法分享网站，也得对他们言听计从。果然，毫无悬念地，2015 年，爱思唯尔在美国起诉了 Sci-Hub 和厄巴科扬并胜诉，赔偿额为1500万美元；美国化学协会（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跟进，同样也胜诉，赔偿额为480万美元。Sci-Hub 先后失去了 .ac， .cc，.io 等域名。一个孤独的战士有的人把厄巴科扬比作女版的阿伦斯瓦茨（Aaron Swartz），后者是 Creative Common 的发起者、著名网站 Reddit 的创始人。斯瓦茨因为使用自己 MIT 的账号自动、大量地下载学术数据库 Jstor 上的论文用作公开分享而被起诉，随后不堪压力而自杀。现在唯一能保护厄巴科扬的，就是她身处俄罗斯这个事实。她偶尔会担心自己出境、进入欧洲或者美国的时候会不会被逮捕。但只要她不离开俄罗斯，美国法院的判决，从现实上无法在她这样一个身处别国的别国公民身上强制执行，民事案件也更不存在引渡一说。俄罗斯薄弱的版权保护也为她提供了方便。“我不会赔付的，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她声称网站每个月只能收到区区数千的捐赠，外加在2017年价值大约26万美元的比特币。Sci-Hub 还存在着，拥有自己的 IP 地址和推特账号，告诉用户怎么访问网站。她在卫报的一个采访中说，“学术应该属于所有科学家，而不是出版商”，并引用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第27条，“……（拥有）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福利（的权益）”。虽然她的目标，是完全没有边界的、世界范围的信息共享，但是现状却是，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公民、俄罗斯居民，厄巴科扬的自我认同更偏向所谓的“东方”，而对西方的社会和民主抱有疑虑。她坦诚，自己“学术共产主义”的思想来自前苏联，她想为更多第三世界、没有顶级研究条件的人提供方便——比如，来自伊朗的学者，几乎无法访问美国的任何期刊网站。她争辩说，发达国家也有并不富有的学者，而资本主义加剧了这一切的恶化。甚至是在俄罗斯国内，她也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学者”们有过冲突，甚至一气之下拔了 Sci-Hub 的服务器好几天。不过，Sci-Hub 有1/4的下载来自世界上 34 个最发达的国家，这也成为了 Sci-Hub 被指摘的一个点。《科学》杂志（Science）网站上发布的一篇统计显示，许多下载来自美国东部的精英大学。而下载的理由很简单：方便。只需要一个DOI，不用搞账号、登录等繁琐程序，也不用考虑学校究竟有没有购买某一个数据库。厄巴科扬是一个孤独的人。在西方，从事开放期刊的人对 Sci-Hub 一直持谨慎态度。哈佛大学开放期刊项目负责人彼得苏博（Peter Suber）不推荐用户“使用非法方式”获取资源，他也担心，盗版会对整个开放期刊事业带来不好的名声。“其实，现在你只要发邮件给研究者要文献，他们都会给的。”她的名字很少被英文世界提起，虽然Sci-Hub 本身处于争议旋涡之中。厄巴科扬，正孤独地走在这条“共享”道路上。图片来源：Pixabay抛开这些争议，Sci-Hub 依然以自己的方式运转着。2017年7月的一项研究表明，Sci-Hub 覆盖了全世界有标识码的在线论文的68.9%。根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的统计，每一次主要的法律判决和公开争议过后，Sci-Hub 的访问量都会得到提升。2017 年，光是中国访客就贡献了2400万次下载；有24次下载甚至来自南极洲。然而更加坚挺的，依然是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的母公司励讯集团（RELX Group）的市值估价为350亿美元；旗下的科学出版部门的利润率为令人咋舌的 39%（作为参考，苹果公司去年12月份的利润率为22%）。罗伯特马克斯韦尔，西方学术出版商业化的第一个巨头，在1988年的时候曾这样预测：未来会有几个最强大的出版公司控制整个学术出版业，然后在电子出版的年代不用承担印刷成本，赚“纯利润”。看起来，他似乎是一语成谶了。（编辑：Ent，锦衣Reload。题图来源：Pixabay）作者注：厄巴科扬在英文世界的资料非常稀缺，本文关于厄巴科扬的内容，大部分源于《The Verge》在2018年2月份对厄巴科扬的一次俄语采访，以及一篇长篇报道[1]。随后厄巴科扬在她自己的博客里用很长的篇幅[2-4]对这篇报道做了解释和部分反驳。本文对两方的说法均进行了采纳。

4月19日，斯坦福大学教务长佩西斯·德雷尔(Persis Drell)宣布将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进行大规模资金削减，取消每年170万美元的补贴，而这将威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生存。消息传出后，校内外的大量学者和学生对这一决定进行了谴责和抵制。压力之下，4月30日，教务长宣布将暂缓这一计划，承诺2020财年将继续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提供一次性资助。但她希望，出版社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财政模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未来依然充满未知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不是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出版社。今年4月，肯塔基州通过一项削减高等教育经费的预算，两所主要州立大学将削减多达2400万美元的经费，许多项目可能不得不终止，包括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因为它将失去所有来自州政府的补贴。这些事件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对于大学出版社经营状况的讨论，学界一致对于取消大学出版社的财政补贴表示愤怒。他们为什么会对削减一家大学出版社的补贴感到愤怒？美国的大学出版社面临什么困境？采写｜新京报实习记者 聂丽平美国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依赖补贴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依赖来自大学的补贴。据报道，大学出版社协会的执行理事彼得·伯克利(Peter Berkery)称，约80%的大学出版社从其所附属的机构获得补贴，平均约占预算总额的15%。如果没有这笔额外的资金，出版社将不得不大幅削减业务，有些甚至可能不得不关闭。相较许多学术出版社而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图书销售额已经很高。它每年出版约130本书，在中东研究、犹太研究、商业、文学和哲学领域享有声誉，每年的图书销售额约500万美元，但它并不能完全自负盈亏，仍然需要来自大学的财政支持。从2016年起，斯坦福大学每年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提供170万美元的补贴，但教务长佩西斯·德雷尔(Persis Drell)认为，斯坦福大学的捐赠基金低于去年预期，因此需缩减预算（实际上捐赠基金超过260亿美元，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排名第四），因此拒绝出版社延长补贴的申请。她认为，这笔钱用在研究生奖学金上可能更为合适。德雷尔的这一决定泄露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数千名学者去信表示谴责，不少人表示愤怒，《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评论称为斯坦福大学感到羞耻，它“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该评论认为，预算紧缩与“无力支付”不同，在这样一所资金充裕的大学，紧缩是“一个低劣的借口”。《国家》杂志也发文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教育机构之一请求缩减预算，这显然是虚伪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所获得的补贴只占大学63亿美元年度预算的一小部分，甚至只相当于斯坦福大学的足球教练大卫·肖(David Shaw)在2015年获得的150万美元加薪。斯坦福大学教师等人发起的请愿书质疑称，斯坦福大学体育部每年的净成本有6700万美元，似乎并不能自负盈亏，那么，为什么当学校的其他机构也不能盈利时，却要选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来应用所谓的“商业模式”呢？1929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图片来自维基百科反对者认为，教务长的这一决定并不公正。在一封抗议信中，他们质疑，为什么德雷尔不与出版社以及其他教员讨论这一削减开支的决定，这显然违反了共同治理的规范。此外，斯坦福大学不愿意授权出版社筹措独立于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引发了反对者的不满。据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荣誉理事格兰特·巴恩斯（Grant Barnes）透露，他曾建议大力筹措资金，但遭到了拒绝，斯坦福大学的最高管理层认为出版社应该自负盈亏。事实上，一些大型出版社拥有大量的独立捐赠基金，这些捐赠基金与它们所在大学的捐赠基金是分开的，如哈佛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和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此外，并非所有大学出版社都面临相似的境遇。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拥有一家成功的图书发行公司，能够为其他更学术的项目提供资金。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吸引普通读者的书。此外，一些大学出版社靠出版学术期刊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学术期刊反过来又为他们的图书出版提供了资金。但对于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而言，它们更多地只是出版学术书籍，也很少能发行销量巨大的学术期刊。学术出版社该不该以利润为导向？但反对者最为愤怒与担忧的问题在于大学出版社的盈利问题。《国家》杂志指出，学术出版物有时会盈利，但与行业出版物不同，它们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的，它们不能也不应该以利润为驱动进行竞争。《国家》杂志的这番评论点出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争议的核心，即大学出版社有什么意义，是否应该以追求利润为导向。从美国学界和媒体的讨论来看，他们认为大学出版社不应以商业为导向。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评论《大学出版社不应该盈利》就认为，大学出版社需要补贴的根本原因是它们的目的与意义就不在于盈利。该评论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意义在于出版能够拓展人类知识的出版物，但这类对科学、艺术或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书可能只能吸引到少数专家、学者类读者。这类能够促进许多领域进步的作品应该被归类为公共产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图片来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网站美国大约有4200所高等教育机构，它们依靠大约140家学术出版社来确保最严格的同行评审和最专业化领域研究的发表，不少评论认为，这是大学教育使命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David Palumbo-Liu认为，大学出版社及其出版的书籍，是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应受财政或政治因素的限制。如果遵循市场逻辑，出版社将只出版有利可图的书籍，研究者将只写有利可图的论文，这是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直接打击。斯坦福大学终止对其出版社的资金支持，也让不少人看到人文学科受重视程度的下降。《国家》杂志的评论就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促进批判性思维的人文学科在全国各地都遭受了压力，因为大学已经将资金转向更实用、更专业的领域。该评论认为，此次事件体现了近几十年来困扰高等教育机构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逻辑的胜利，这种逻辑将人文学科和科学研究置于企业价值观之下。而这一逻辑并不局限于美国。在过去20年里，学术研究的量化和货币化在各大洲蔓延开来。政治也在影响学术出版。譬如去年匈牙利政府对性别研究的威胁，巴西极右翼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对哲学和社会学资金的削减，贾尔·博尔索纳罗声称这些学科是所谓左翼联邦大学的根据地。该评论认为，尽管斯坦福大学的决定并没有体现如此明显的意识形态，但它似乎也认同博尔索纳罗的观点，即教育必须“立即产生投资回报”。它对大学出版社补贴的取消，似乎代表着技术官僚和资本对文化和知识的胜利。编译来源：1.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tanford-university-press-persis-drell-austerity-humanities/2.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9/05/why-cuts-stanford-university-press-are-wrong/589219/3.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Shame-on-Stanford/246210?cid=rclink4.https://www.thefacultylounge.org/2018/04/the-future-of-university-presses.html5.https://nonprofitquarterly.org/2019/05/01/the-sustainability-expectation-for-nonprofits-this-time-at-stanfords-press/6.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9/04/29/stanford-moves-stop-providing-funds-its-university-press?7.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at-Really-Happened-at/246276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新京报实习记者 聂丽平；编辑：徐悦东；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邹松霖 | 北京报道北京时间10月14日17时4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1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阿比吉特·班纳吉，1961年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埃丝特·迪弗洛，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1964年生，哈佛大学发展社会学教授。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看点很多。如，与经济学奖得主平均年龄67岁相比较，今年的三位经济学奖得主非常年轻，班纳吉与克雷默是“60后”，而迪弗洛是“70后”，年“仅”47岁。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史上第二位女性获奖者诞生——埃丝特·迪弗洛教授。再如，诺奖史上又一对“夫妻档”获奖者诞生：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丝特·迪弗洛，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同事，还是一对学者伉俪。三位学者因何贡献而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答案是，表彰他们“为减轻全球贫困所做的实验性方法”。据诺贝尔奖官网题为《他们的研究正在帮助我们战胜贫困》文章介绍：今年获奖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战胜全球贫困的能力。当前人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7亿多人仍然靠极低的收入生活。每年，仍有大约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疾病，世界上一半的儿童仍然没有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就离开了学校。“减贫”这一题目太大，该从何处着手？三位获奖者提出创造性方法，将减贫这个大而艰巨的问题分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研究什么是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最有效的干预措施。通过解决好微观上的小问题，从小范围试点（社会实验），往往可以得到最佳解答。我们早早“押中”今年2/3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诺贝尔诸奖项中，分量最重的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章重达185克，而其他奖项的奖章都只有175克重。早在去年，《中国经济周刊》便“押中”了今年2/3的经济学奖得主。2018年12月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47期），向读者推荐了由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著《贫穷的本质》一书。（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回看此文）作者在书中提出，要“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穷人的生活”。他们认为，自打贫穷出现，很多人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但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作者提出，要想取得进展，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于是，两位作者用时15年，深入五大洲，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众多案例解析，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案例一：在穷人看来，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因此人们对穷人的大力援助势必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穷人迫切地需要食物。因而食品补贴在中东地区司空见惯。然而穷人需要的真的是这些吗？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在他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问他，如果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欧查为什么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这些“嗜好”并非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案例二：为什么印度几乎所有的怀孕妇女都不吃加碘盐穷人的营养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缺失。对于未出生的婴儿，其在子宫内能吸收充足的营养，尤其重要。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剂药花费51美分）,然而，在印度，几乎所有怀孕的妇女都不吃加碘盐。为什么？部分原因是，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但更重要是，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对于穷人，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如果他们多花点儿钱去买一些健康食品，如橘子和全麦面包，那样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样当然会更好，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样做。而且，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两位学者用大量的调研案例告诉我们，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粮食那么简单，仅仅靠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作者认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那些小花费、小障碍、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却成了尤为突出的问题。中国交出了全世界最牛的“减贫”成绩单看到围绕着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讨论，读者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 没错。中国对“减贫”问题，可谓是最不陌生、最有发言权的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经济学理论贡献，中国则用实际行动交出了全世界最牛的“减贫”成绩单。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创造了世界奇迹。新中国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7.7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6.6亿人。到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比1985年末减少5.6亿多人。2013-2018年，我国农村累计减贫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六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83.2%，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从东中西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已基本率先脱贫，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影响远非止于国内，中国减贫也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世界减贫做出卓越贡献。一是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二是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经验；三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为世界减贫贡献中国力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时发贺信盛赞中国减贫方略，称“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世界银行也曾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编辑 | 陈栋栋编审 |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