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特点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复杂局面。不但有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话，也存在着在某些核心概念和框架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拟梳理出理论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来大致呈现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进展。权利研究。在古典自由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权利概念在四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分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权利来源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在这四个方向中，或者基于权利概念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或者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形成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对权利从何而来进行了社会学探究，或者经由权利概念来建构分析现代社会冲突的新框架。科尔曼将社会交换理论当中的交换对象转换成了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我们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源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利的交换。在阿玛蒂亚森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查特吉重点探讨了“权利资格”概念，权利资格指的是，有些人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达伦道夫借鉴了此种对权利的新定义，重新书写了社会冲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权利资格当中。而法学家德肖维茨则对权利的来源进行了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我们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不正义，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以及某些基于权利（例如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法律平等保护、正当法律程序与参与民主）至关重要。苦难研究。社会学对苦难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中，布迪厄和威尔金森对苦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历时三年时间，布迪厄等人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苦难主要表现为因特定结构所造成的“位置痛苦”以及“一种伴随着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组而导致的个体的悲惨际遇”。在此，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征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威尔金森对苦难的研究，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地使苦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一书中，他首先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他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对苦难的探讨应该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苦难和现代性的关联；二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社会恶。在涂尔干逝世90周年之际，学界关注到了涂尔干对社会恶的研究。涂尔干认为，恶是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恶的超越才能成就自我和社会。因此，涂尔干对“社会恶”的分析构成了他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社会理论着手分析“恶”的重要传统。涂尔干对“恶”和“苦难”的关注昭示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我们在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保持方面，具有相互的和集体的责任，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我们建构自身的路径。在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方面，何茨、巴塔耶、伯格、道格拉斯以及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为重要者。虽然涂尔干的学生何茨侧重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黑暗”方面，但不得不说，他极为重要地延续和推进了涂尔干对“恶”的关注。亦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涂尔干“恶”的社会学分析对于巴塔耶的重要影响。道格拉斯对“洁净与危险”的分析与涂尔干对“恶”的关注如出一辙。“恶是社会内在部分”的判断，与亚历山大、伯格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亚历山大在“恶的文化社会学”一文中对恶的分析是与建构善联系在一起的，即善只有经由对恶的认识才是可能的，伯格则将不确定和无秩序等确定为恶，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在部分。实在理论。实在理论无疑是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值得注意但可能较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舒茨就认为，“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舒茨对多重实在有过杰出的分析。每种有限意义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风格。因此，要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就需要借助“跃迁”（leap）。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实在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他们对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现象学对实在问题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对于布迪厄而言，实在就是行动者在自己的场域中感觉到“如鱼得水”和行动的“合情合理”。所以，布迪厄才会说道，“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社会学得以成立之处”。居于吉登斯对实在分析中心位置的是他所提炼出来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正是实践意识这一概念，构成了他对行动和实在分析的中心。离开了实践意识，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他和之前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区别；只有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吉登斯所阐释的“实在”的问题核心。时间理论。时间问题曾让无数思想家感到棘手。奥古斯丁说，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一旦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分析了三种主体性时间，即回忆、注意和期望。贝尔特在世纪末完成的关于时间研究的博士论文，对时间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研究重点拓展了米德的时间理论，尤其是关注米德现在和自我分析中的时间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但关于此一主题，后来者并没有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推进。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时空是互动的基础性“环境”。所以，吉登斯认为，以往的行动理论在两方面存在着空白，必须要做出改变，一是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二是必须把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中。布迪厄对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考察，涉及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以及不同经济体系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而布迪厄关于习性和场域的本体论契合的观点，是在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意义上才成立的。布迪厄对社会底层的社会学关注，也是在时间上将这些群体看作“没有未来的群体”。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拥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

社会学这个学科，应该是很冷门的学科。也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学科。社会学学科训练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野训练、批判性思考、包容多元、内身性反省。这些对学生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鉴于很多同学对社会学了解得不多，本文以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之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和广大高中同学分享一下社会学学科的办学实力，在高考报考志愿时，喜欢这个学科的同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28年的建立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相关学科。1949年后，这些系科因为政治及地域等多种原因，被取消，1988年重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学在学科领域汇聚了大批精良师资。学科现在有全职教师46人，其中教授18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3人)，副教授20人，讲师8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43人，是南京大学各个学科中师资人数最多质量最好的学科。教师当中，43位博士中有16位分别毕业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香港等海外著名大学，3位全职外籍教师。学科另有讲座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职科研人员4人。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完成本学科的所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吸引广大高考学子报考本学科的最积极因素。二、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本学科始建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科之一。学科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三个二级学科，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人类学四个专业设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四个人才培养层次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2007年8月，社会学一级学科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系北京大学现有的1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学术水平非常高，大牛老师一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特别特别好，对学生很负责任，尤其是系图书馆简直是宝藏。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面向实际进行广泛研究、培养多层次人才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具理论特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本学科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创建了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同时聘请海外客座教授4人、外派访问学者8人、攻读学位者6人。我系教师海外讲学15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2人次，这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很多优秀的大师级教师，在这个学科任过教，例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这些优秀的师资，为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如今学科现有教师63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30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多人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喜欢社会学学科的同学，在选择学科和学校时，一定要多些了解。因为篇幅有限，老师只能介绍这三所大学，其实，还有一些大学开设相同学科。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作出选择。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就业和升学渠道，避免学完之后，无业可就，想可考研也有难度。权衡之后作出自己的选择。

文｜全文共2350字，阅读时间约4.5分钟作为父母，总是喜欢关注孩子，无论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家长们之间也特别喜欢取经，尤其喜欢看“学霸”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位父母的夙愿，从孩子出生之日开始，他们就努力给孩子最好的资源，从备孕、胎教、早教、学区房、兴趣班等等，生怕孩子输在某一个环节上，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父母与老师的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搞好教育。学霸的家长都有共同特点王先生经常说自己对“学霸”女儿基本不管，但在教育上，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王先生的女儿从来不上补习班，不管幼儿园还是小学，王先生都给孩子选择了公立学校。他教育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完全靠学校老师，而是自己去抓孩子的课程、习惯”等问题，如果做一个大范围的样本研究，你会发现“学霸”的父母亲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比如家长支持孩子学习，并对学习实行适当干预。“学霸”的父母亲基本都会在教育上下很大的功夫，不仅仅是送孩子去学校，他们更多的会介入孩子的学习，牺牲自己的时间去陪读、对孩子严加管教等等。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崔允漷就曾经做过相关实验，他认为：“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学习支持与介入方式更能影响子女学习效果”。他通过大量的样本数据，得出家庭介入孩子学习方式的四种模型，最终发现在学习上越放任孩子，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越差，生活在陪读型家庭的儿童成绩最好。此外，父母自身的行为更具说服力。一些家长总是喜欢给孩子讲自己为他们付出了什么，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话语：“我为了你不离婚的，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了你的上学，我花了那么多钱搬来学区房。”20世纪90年代末 ECLS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经过对儿童的纵向回归研究，发现父母学历高、有长期坚持的习惯，爱藏书等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正向影响，而父母为孩子做的：比如辞职做全职妈妈、搬家去学区房这些都对他们的成绩没有影响。通过这个研究家长们可以进行一个反思，自己做更好更优秀的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激励孩子学习的最佳神器。培养学霸，从两方面抓“协作培养”想要培养出“学霸”子女，家长们可以有很多做法，避开教育就是学校的事情这一误区，真正把教育抓在自己手上，才有可能打造出优秀的孩子。Annette Lareau是一名社会学教授，把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的方式定义为“协作培养”，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方法可以让孩子更好的规划生活、学习，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目标；而把劳工阶层的教育方式定义为“顺其自然的成长”，其中的利害可见一斑。各位家长也不要着急，从现在开始改变，学习中产阶级正确的教养方式也还来得及，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教育方式，从两方面抓。1、 适当“抓”（陪伴）、适当放手有些父母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和阅读习惯，总是喜欢自己去指定书籍给孩子读，让小小的娃娃读名著、科普，殊不知这样已经打击了他们对阅读的兴趣。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放手让孩子沉浸在书籍的海洋里，带他们去读书氛围浓厚的地方，比如图书馆和书店等。让他们自由选择喜欢的书籍，这样一来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读写和理解文字的能力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家长们可以定期就带孩子去这些地方，把读书定为一种休闲方式，自己也要参与一起读书，这才是让书籍走进孩子心里的最佳方法。2018年高考期间，来自山西临汾的范玉华一家，因为“租房20年培养出3个学霸”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家庭很普通，多年租住在60平的出租屋，父亲则在工地上做工，3个孩子都是学霸，小儿子也考上了清华大学。谈及这些，父亲范玉华显得很从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一任老师”。与此同时，定期的放松与亲近自然也非常重要，我们鼓励孩子多多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神奇魅力。父母需要偶尔带孩子出去走走，跟他们讲讲风俗人情、景观故事，既促进亲子感情，又可以开拓他们的眼界、放松心情。2、 从小学抓起，针对性辅导在目前大环境焦虑的情况下，家长们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疯狂的跟风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却忘了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小李在给女儿选择培训班时，就优先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她感兴趣才报，而不是像其他家长一样，盲目广撒网，企图孩子在某一个兴趣课上大有成就。最好的方法是选择一门孩子有兴趣的深入培养，这样孩子轻松愉快，也能让他们把精力充分运用在正确的事情上。而斯坦福教育学博士妈妈陈美龄，又给我们上了很深的一堂课。她非常重视亲子关系，认为自己能把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大学，源于她一直的高质量陪伴。在孩子的学习上，从小学就抓起来。有教育学家认为：一年级重在顺利度过幼小衔接，二年级培养学习兴趣，三年级学会学习，四年级提升学习难度，五年级兼顾成长和学习，六年级适当减压，淡定应对小升初。可见，陪伴在小学阶段，更重要。那家长到底如何陪伴呢？有20年教学经验的高级教师于敏，撰写了一本《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书中有他针对小学六年的学生问题集锦，且给出了详细、针对性解答，能给家长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本书定价35元，现在开学季只要29.9元，少吃几根油条，就能拿下了，让小学六年陪伴不迷茫，是不是很划算？凌晨妈妈来叨叨：孩子是“学霸”还是“学渣”可能就在父母的一念之间，希望各位家长们不要一味的把教育放在学校身上，而是要亲力亲为，引导孩子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同时也要注意自身自律，用自身行动做他们最好的榜样，育人先育己，对孩子多些鼓励和关心，而不是一直强调自己为孩子的付出，这样才能让孩子有强劲的能量去变身“学霸”，你说呢？一位凌晨开始创作的二胎妈妈，我手写我心，点滴都是我带俩孩子的育儿经验。希望我的育儿经验能带给您一点帮助！（本文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相关链接一：孩子社交能力差，好朋友越交越少？4个技巧助孩子变“社交达人”相关链接二：父母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相关链接三：6个孩子全是哈佛、耶鲁博士，家长谈心得：狠抓小学阶段的教育

文｜全文共2350字，阅读时间约4.5分钟作为父母，总是喜欢关注孩子，无论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家长们之间也特别喜欢取经，尤其喜欢看“学霸”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位父母的夙愿，从孩子出生之日开始，他们就努力给孩子最好的资源，从备孕、胎教、早教、学区房、兴趣班等等，生怕孩子输在某一个环节上，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父母与老师的配合，共同努力才能搞好教育。学霸的家长都有共同特点王先生经常说自己对“学霸”女儿基本不管，但在教育上，他做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王先生的女儿从来不上补习班，不管幼儿园还是小学，王先生都给孩子选择了公立学校。他教育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完全靠学校老师，而是自己去抓孩子的课程、习惯”等问题，如果做一个大范围的样本研究，你会发现“学霸”的父母亲都有一定的共同点。比如家长支持孩子学习，并对学习实行适当干预。“学霸”的父母亲基本都会在教育上下很大的功夫，不仅仅是送孩子去学校，他们更多的会介入孩子的学习，牺牲自己的时间去陪读、对孩子严加管教等等。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崔允漷就曾经做过相关实验，他认为：“相较于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的学习支持与介入方式更能影响子女学习效果”。他通过大量的样本数据，得出家庭介入孩子学习方式的四种模型，最终发现在学习上越放任孩子，孩子的学习成绩就越差，生活在陪读型家庭的儿童成绩最好。此外，父母自身的行为更具说服力。一些家长总是喜欢给孩子讲自己为他们付出了什么，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话语：“我为了你不离婚的，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了你的上学，我花了那么多钱搬来学区房。”20世纪90年代末 ECLS （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经过对儿童的纵向回归研究，发现父母学历高、有长期坚持的习惯，爱藏书等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正向影响，而父母为孩子做的：比如辞职做全职妈妈、搬家去学区房这些都对他们的成绩没有影响。通过这个研究家长们可以进行一个反思，自己做更好更优秀的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激励孩子学习的最佳神器。培养学霸，从两方面抓“协作培养”想要培养出“学霸”子女，家长们可以有很多做法，避开教育就是学校的事情这一误区，真正把教育抓在自己手上，才有可能打造出优秀的孩子。Annette Lareau是一名社会学教授，把中产阶层家庭教育的方式定义为“协作培养”，他认为这样的教育方法可以让孩子更好的规划生活、学习，让孩子拥有更好的目标；而把劳工阶层的教育方式定义为“顺其自然的成长”，其中的利害可见一斑。各位家长也不要着急，从现在开始改变，学习中产阶级正确的教养方式也还来得及，我们可以参考以下两种教育方式，从两方面抓。1、 适当“抓”（陪伴）、适当放手有些父母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和阅读习惯，总是喜欢自己去指定书籍给孩子读，让小小的娃娃读名著、科普，殊不知这样已经打击了他们对阅读的兴趣。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放手让孩子沉浸在书籍的海洋里，带他们去读书氛围浓厚的地方，比如图书馆和书店等。让他们自由选择喜欢的书籍，这样一来可以最大程度的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读写和理解文字的能力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家长们可以定期就带孩子去这些地方，把读书定为一种休闲方式，自己也要参与一起读书，这才是让书籍走进孩子心里的最佳方法。2018年高考期间，来自山西临汾的范玉华一家，因为“租房20年培养出3个学霸”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家庭很普通，多年租住在60平的出租屋，父亲则在工地上做工，3个孩子都是学霸，小儿子也考上了清华大学。谈及这些，父亲范玉华显得很从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一任老师”。与此同时，定期的放松与亲近自然也非常重要，我们鼓励孩子多多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神奇魅力。父母需要偶尔带孩子出去走走，跟他们讲讲风俗人情、景观故事，既促进亲子感情，又可以开拓他们的眼界、放松心情。2、 从小学抓起，针对性辅导在目前大环境焦虑的情况下，家长们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疯狂的跟风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却忘了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小李在给女儿选择培训班时，就优先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她感兴趣才报，而不是像其他家长一样，盲目广撒网，企图孩子在某一个兴趣课上大有成就。最好的方法是选择一门孩子有兴趣的深入培养，这样孩子轻松愉快，也能让他们把精力充分运用在正确的事情上。而斯坦福教育学博士妈妈陈美龄，又给我们上了很深的一堂课。她非常重视亲子关系，认为自己能把三个儿子都送进斯坦福大学，源于她一直的高质量陪伴。在孩子的学习上，从小学就抓起来。有教育学家认为：一年级重在顺利度过幼小衔接，二年级培养学习兴趣，三年级学会学习，四年级提升学习难度，五年级兼顾成长和学习，六年级适当减压，淡定应对小升初。可见，陪伴在小学阶段，更重要。那家长到底如何陪伴呢？有20年教学经验的高级教师于敏，撰写了一本《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书中有他针对小学六年的学生问题集锦，且给出了详细、针对性解答，能给家长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本书定价35元，现在开学季只要29.9元，少吃几根油条，就能拿下了，让小学六年陪伴不迷茫，是不是很划算？凌晨妈妈来叨叨：孩子是“学霸”还是“学渣”可能就在父母的一念之间，希望各位家长们不要一味的把教育放在学校身上，而是要亲力亲为，引导孩子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同时也要注意自身自律，用自身行动做他们最好的榜样，育人先育己，对孩子多些鼓励和关心，而不是一直强调自己为孩子的付出，这样才能让孩子有强劲的能量去变身“学霸”，你说呢？一位凌晨开始创作的二胎妈妈，我手写我心，点滴都是我带俩孩子的育儿经验。希望我的育儿经验能带给您一点帮助！（本文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相关链接一：孩子社交能力差，好朋友越交越少？4个技巧助孩子变“社交达人”相关链接二：父母说“一套做一套”，孩子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相关链接三：6个孩子全是哈佛、耶鲁博士，家长谈心得：狠抓小学阶段的教育

编者按：这是一篇长文，以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展示了智能手机的影响：它潜移默化、无影无踪。斯麦兹”受众商品论“的论断仍然存在，乔姆斯基对消费社会所做的深刻批判仍然历历在目，然而智能手机的出现让数据、算法的控制愈发无形、不易察觉。技术在此时，仿佛成为了异化人的原罪之物。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言犹在耳，技术到底是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难题。到底智能手机在社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如何扮演这种角色？本文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原文摘录自Adam Greenfield的作品《激进的技术》，由Longreads特约编辑Dana Snitzky推荐，刊载于Longreads网站，题为A Sociology of the Smartphone。毫无疑问智能手机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并以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将许多长期以来形成的空间和习惯消弭于无形，同时也改变了其他为数不少的东西。“我们每天睡觉之前所看的最后一个物品，以及起床之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东西——手机”智能手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标志性的造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多变之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且不可或缺的“中介”。虽然说它只是一个有着聚碳酸酯壳、屏幕发光的物件，但却没有任何制成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以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我们依赖手机进行会面、通讯、娱乐，以及查询路线。我们依赖手机售卖和购买商品，我们依赖手机记录我们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我们依赖手机作伴，打发掉无聊的时间，而在过去我们的大多数生活都是在安静和沉默中度过的。手机全方位无死角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并以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将许多长期以来形成并存在的空间和习惯消弭于无形，同时也改变了其他为数不少的东西。在当前历史的节点上，如果对手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其所依赖的各种基础设施知之甚少，那恐怕也就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尽管手机现在无处不在，但它依然耐人寻味。我们的确频繁地使用手机，可看仍是雾里看花一般。手机突然间就出现并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中，而它所造成的这一巨大社会变化的规模和力量却很难为我们所意识到。为了真正衡量这些变化，我们需要退后一两步，回到那个还没有依赖智能手机来跟世界交流的历史时间中。对于手机大规模应用于人类社会前的记录，没有比像庆应义塾大学和英特尔公司“人与实践”小组的研究人员在2005年左右进行的一项民族志研究更好的了。该研究分别在伦敦，东京和洛杉矶进行，旨在确定人们日常生活里，钱包中所携物品的一般行为方式，结果发现伦敦人、洛杉矶人和东京人在关于携带什么能够使得他们直面生活中的挑战方面取得了惊人的一致——首先是照片，或者其他能够代表对亲人、朋友以及恋人的纪念的物品，然后是彰显宗教或精神层面的圣像、护身符等器物，接下来是吃的，以及个人卫生用品、薄荷糖和口香糖——即那些用来进行自我展示层面的身体管理类用品，最后是那些能将我们区别于他人的物品，钥匙、身份证、公交卡之类的。而那时手机只是用来打电话或发短信的工具罢了。当然也少不了一成不变的、以多种形式出现的钱。如果英特尔和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真实地展示了2005年前后钱包和提包中携带物的缩影，那么其细致入微的记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甚至是深刻的方式来评估在后来的几年间产生了何其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年来城市居民生活中颇为依赖的那些东西都被一样东西代替了，那就是手机。这个不起眼的玩意儿就这样挤占了其他曾经存在于钱包中的物品的空间，并完全取而代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不起眼的行为——开门、买东西、坐公交，都以数字交易的方式出现，并且越来越呈现非物质化的趋势。我们为了实现不同目的需要大量不同、具体的物品，例如房门钥匙、银行卡以及公交投币，它们都被无形的无线电波代替了。而随着接收这些电波以实现原有目的的基础设施被建立起来以后，它们越来越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整个互动先是从视野中消失，进而也从脑海中消失了。也许这一基础设施是无形的，但我们仍需要某种与之交流的方式。2005年的时候，手机的角色是完美的，它作为一个形状宜人、大小合适的电子工具，不仅可以实现有线无线的通讯，还方便携带。同时最重要的是，那时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装备这一工具，所以它代替原来用以调节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物品的进程也就开始了。最为明显的是，手机逐步代替了传统电话，直接导致了20世纪中期以降，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电话亭的消失不见，毕竟它们曾经在街头随处可见。跟着电话亭一同消失的还有进入电话亭的等待和冲突。而现在还存在的电话亭，已经成为了其他服务所依托的平台：WiFi连接或性工作者的广告。简而言之，手机的普及也淘汰了音箱、随身听和收音机这些所有我们用来收听新闻和获取娱乐消息的工具，也或多或少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而除了装饰和状态显示以外，传统的手表也在走向灭绝，钟表，日历和记事簿也是如此。门票、公交卡、登机牌等其它通行工具也逐渐式微，同时式微的还有用来进入限制区域的钥匙、徽章和其他有形工具。那些曾经用来保留我们珍贵记忆的东西——比如一度流行的摄有爱人、孩子、同学和宠物的可装入钱包的柯达彩色照片——大部分都已经数字化了，有些早在很久之前就变成了我们的手机锁屏图。我们曾经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大部分物品将不久于世，比如说不同种类的名片。但是更为正式的身份认证文件，尤其是驾驶证和护照等少数个人证件，目前还没有被智能手机所替代，但是大家都在观望这种情况还能成功坚持多久。还有哪些东西从世界上消失了呢？地址簿、名片盒以及“通讯录”，以及我们用来在茫茫城市中定位的各种目录、地图和指南。除此之外还有顾客忠诚度和储值卡。最后就是金钱了，还有它所承载的关于人的自由行为和行动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被代替，或者已消亡，要么就在被代替或被消亡的路上。在英特尔和庆应义塾大学的那项研究过了十年后，我们口袋和钱包里的东西可以说是所剩无几，只剩下些零食、薄荷糖和唇膏了。“要问如今这种生活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坏，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时间其实是以不同的速度划过这个世界的，过去的生活方式依旧在许多地方残留着。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通过独立的专用的物品与所处的世界进行确定的沟通，就像有些人更喜欢银行的人工服务而不是机器服务一样。但是随着智能手机在我们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之间横亘一道，全球非物质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已经很难在没有经历过回忆和困惑的情况下再想象诸如电话亭、Filofax手账或Palm Pilot掌上电脑这样的东西了，而究竟能回忆起几何，也全看我们对过去熟稔与否了。不管在现在的我们看来，当初的那些东西多么落后、笨拙，真正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曾经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联系密切的商业、实践以及经历的整个系统。而当我们借助手机用新型而且无形的网络语言重新书写那些系统的时候，日常经历的本质也早就旧貌换新颜了。把日常生活如此之多的方方面面都融入这样一个小小的设备中，毫无疑问会剥夺我们对于城市缤纷多彩的可知性甚至是独特性的广泛体验：踏进随手在街头拦下的出租车；或者凑在电器店窗户前盯着摆的满满当当的电视屏幕观看选举结果或者锦标赛；停在在报摊前要一份午后新闻；或者猫进花店里或警察局问问路；在中央车站、和光百货的银座店或者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大堂约人碰头。现在在手机的攻城略地之下，这些旧日大都会的习惯又在何处得以重现呢？其实你如果非要问如今这种生活究竟是更好还是更坏，是问不出个所以然的。我很怀疑，如果没有感觉到手机的确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是否会放任它将这么多的物品和习惯取而代之。不过，我们放任手机进入我们生活，由此引发的一些情况也是需要我们留意的。首先一点，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所承担的大多数基本任务，与其在十年前的角色设定是全然不同的。除了制造我们所用设备的巨无霸型企业，以及开发出我们使用的大部分应用程序的创业公司之外，我们还“邀请”了技术标准制定机构、国家和超国家级别的监管机构以及黑客进入我们生活的最深处。结果就是，我们能胜任日常工作的能力现在取决于一系列的不明朗因素——那些从前我们绝不用担心的事情，从电磁频谱的属性到即时相互联系的能力，再到我们当前正在使用的软件的稳定性和当前的企业联盟状况。其次一点，构成我们日常意识的传统和惯常安排现在都不再以我们通常与社会构建联系的速度发展，而是以更快的数字创新速度发展。因而当每次最新版本的设备、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发布时，我们都不得不去适应某种程度的变化，更改我们已经习惯的处理方式。最后一点，也许同时是最让人好奇的一点，当各种需要被调动起来的时候——比如拍照片、听音乐或者网上交友——它们都是从在同一设备上启动一个应用程序开始的，而且都使用具有相似背景设定且相对有限的指令系统，故而它们也就不可避免地都被蒙上了一种相似的色彩。1910年眼中的2000年。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被智能手机塑造，身受其各方面的影响——手机设置的那些细节充分的设计；传感器、致动器、处理器和天线全乎精确的展示；管理我们与周围的各种网络的连接的协议；用来引导用户通过应用程序和服务来联系的交互界面传统；生产企业所采取的战略和商业模式。要说这些设定完全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那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是它们确实在以各种微妙但普遍存在的方式限制着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试想你想约会，但却没有用过任何软件；或是在一次自我展示中没有自拍。）因此，为了进一步充实我们对当前人类状况的理解和认知，就需要对手机及其起源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并对其角色进行详细考量。“而它对我们的所有要求，就是学习和比划一些基本手势”尽管其尺寸可能随时尚而变化，但智能手机基本上是铝硅酸盐玻璃、聚碳酸酯和铝合金的结合体，可以让成人舒适地拿捏在手中，如果需要的话，只需用拇指就可以操作。不过这个要求也严格局限了手机的可以设计的形状和大小，因而目前市场上所有的手机外观都是一块长方形平板，大概11到14厘米长，6到7厘米宽。这各小巧的尺寸使得手机可以巧妙适应身体结构和需求，这也意味着它很少会被放错或遗忘，这些特质在其成为个人身份、存在和地位的代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的智能手机只有极少数的实体控制键，一般就是电源键，用于控制声音大小的音量键，或者是一键静音的专门开关，还有主页键，该键主要用来关闭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以及使用户返回到导航结构的最顶层。而许多手机在主页键上加入了可以感知指纹的程序，这一程序可以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发生，有效确保手机安全。几乎所有的互动都是通过手机最具决定性和最为显著的特征来实现的：分辨率越来越高而且几乎占了全部手机面板的防碎玻璃触摸屏。比起其他零件来，正是这个屏幕给手机带来了如此普遍的吸引力，使得现代触摸屏手机的操作根本毫无难度。它只需要我们能够学会和比划一些基本手势就可以了：不外乎就是我们熟悉的点击、滑动、拖动、选择和分享。因而这种互动规则极少，容易掌握。不管后来怎样的改进、制造以及生产商按照自己的偏好加进去其他的什么元素，但几乎所有当代智能手机的界面典型模板都来自2007年夏天推出的苹果iPhone手机。而在光鲜亮丽的触摸屏下面，则是进行信息接收、传输、处理、储存的部件，在其中居于举足轻重地位的是多核中央处理器，然后是几个G的非易失性储存器，还有一个或多个专门用于特定功能的辅助芯片，其中有基带处理器，它通过手机的多个天线来实现通信管理，除此之外还有光和距离传感器，也许还有图形处理器，以及角色日益重要的机器学习协同处理器，比如可以完成语音识别等任务。给定芯片组的选择将决定手机可以运行的操作系统、信息输入和输出的速度有多快、可以存储的图片歌曲和视频有多少，以及与这些能力成正比的销售价格有多高。也多亏了它内置的辅助GPS芯片——当然还有在地球上空二千万米高的轨道上价值四十亿美元的GPS人造卫星——智能手机总是可以轻易获悉自己身处何处。这种定位的感知能力由于磁力计和三轴微机电加速度器的使用得以进一步改善，指南针和陀螺仪也使得手机能够以极高的精度记录载体的位置、方向和倾斜角。传感器也可以感知到手机是处于垂直拿取还是水平放置的状态，同时也支持比触摸屏更随意的行为操作——比如说将手机颠倒来静音、晃动机身使手机关闭应用并返回到主页。麦克风承担语音通信、录音和接收口头命令的作用，还有一个或多个扬声器进行语音输出。 小型电机可以让手机在静音模式下通过震动来提示用户。它也可以提供所谓的“触感”，或简单而精确校准的嗡嗡声，用来模拟按下物理按钮的感觉。现在即使是低端手机也配备了前置和后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配备有LED闪光灯，通常能够以高分辨率捕捉静态和全动态图像，尽管光圈的大小限制了光学分辨率，但现在的相机已经完全可以拍摄出满足任何艺术、科学研究和实践要求的图片了。一般来说，面向用户的相机功能可能不具备上述等同的能力，不过对于满足日常视频通话，尤其是自拍的需要，那还是足够的。无线电设备在智能手机的功能实现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蜂窝移动网络和WiFi进行数据传输和接收，通过附加的蓝牙进行短距离通信，也许还有运用NFC功能以实现支付和超短距的互动——这一项功能是手机处理日常城市生活的能力日益增长的原因，正是它能让你便捷地搭乘公交、点咖啡。最后，所有这些组件都鳞次栉比地排列在高密度且互连的电路板上，并由可充电的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供电，大概能够有效充电1500次。考虑到每天都需要充电，所以手机的使用时间大约有四年。尽管经验表明，我们中很少有人会长期不更换新手机。其实手机能够实现处理城市生活还依赖于另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即购买时不包含配套商业性服务。尽管手机有这样或那样的技术功能，但是如果商业运营商不提供激活服务的话，那么手机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无用的。在移动电话业务中，运营商为这些本质上是安装着聚碳酸酯和电路的平板配置这种商业服务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用户账户建立起来，并采取一些支付方式进行认证且只有当这个凭证被接受后，你才发现手机已经被激活而且能够与其周围的事物进行交易。不过即使被激活后，手机也不是特别有用。当然，他可以用来打电话，也可以充当起比如说像手表、日历天气预报以及地图的角色，还可以作为浏览器使用，或者查看股票行情。但是这些功能必须从网络上以“应用程序”的形式下载到手机上，而这些“应用程序”却是由第三方设计和开发的，其工艺、编码能力和审美水平则天差地别。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这就使得准用户们面临着选择进入哪家企业的势力范围的问题了。如今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要么是使用苹果公司相对封闭的iOS系统，要么是使用相对开放的安卓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彼此之间是互不兼容的。为某种设备和操作系统而设计的应用程序必须从相应的市场（App Store及Google Play）获取，而且不能在另一方操作系统中使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得出手机的真正属性，它将技术、资金、法律和运营安排串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前的设备制造和服务提供的生态链。“在手机原材料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范围波及大半个地球，其引发的生命安全事故、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可估量”其实我们所知的手机，是各方妥协的产物。手机这种信封大小几毫米厚的设备，其实承载了各方好不容易才取得的共识。从各方面看，它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令人念念不忘。考虑到它实现的一切，以及它代替的那些物品和提供的那些服务，手机的确有资格成为我们交口称赞和瞠目结舌的对象。再进一步考虑，手机居然可以把数十亿人联系起来、把人类的所有知识都聚集起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过去看来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手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故事：在我们购买手机的那一刻起，哪怕我们还没开机，我们就已经卷入了劳动力安排、供应链以及资本流动的浩荡洪流之中了。无论你手中的智能手机是在库比蒂诺、首尔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工作室设计的，他们都有可能是在深圳方圆十几公里内的各工厂设施中被组装、装箱然后销售的。自从中国政府1980年8月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就开始出现这些产业的集群。但这些工厂环境恶劣，工作不仅时间极长而且单调重复，伤残率也极为惊人，工人们还常常暴露于有毒化学品中。在这些工厂中，工人的工资之低与自杀率之高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加上工人在抗争中的弱势地位，使得电子行业能够接收来自各种型号手机的组装订单，保证稳定通畅的供应，在多种合力之下，手机的价格变得大为亲民。如果中国的工资水平开始接近西方标准，或者本地劳动力通过有力的集体谈判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权益，那完全可以肯定，制造商会转向其他更适合装配的地方。但是现在深圳依然是全球遥遥领先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再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看看智能手机的生产过程，那仍旧是一幅不会令人心情愉悦的图景。就像其他的电子设备一样，为了保证功能运转，手机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都是来自于被采掘业开采的地球内部。锂电池中的钴在刚果经常是由儿童手工开采出来的，焊接在一起的锡最有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那里的地下水也同时不可挽回地受到污染，70％的珊瑚礁已经被摧毁，而平均每周就有一个矿工在工作时意外身亡。在原材料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破坏，范围波及大半个地球，其引发的生命安全事故、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可估量。所以起码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被污染的水源、死胎和确诊的癌症病例也构成了智能手机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也许我们会良心发现有所收敛，但在现在这些事情发生在手机层面，我们似乎在良心上就完全过得去了。不像其他任何产品，手机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采纳的技术成果之一。所以，不管我们对于购买手机背后的社会问题，例如矿场和工厂的工作环境、生态系统的破坏、扩展供应链的能源成本、以及我们最终间接支持的忽视民众权利诉求的政府引发了多少疑虑，我们强压下了这些念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一“文明的成果”。就我们甚至可以意识到的程度而言，就在我们打开钱包买回新手机的那一刻起，什么礼义廉耻怕是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我们对手机的需求仍然没有达到饱和点。随着手机价格越来越低，手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虽然用现在的线性观点揣测未来是极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揣测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即将步入一个全球所有成年或接近成年的人都拥有手机、并被卷入网络大潮的时代。尽管我们还没有考虑过着这会给我们的心理、社会以及组织制度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能力——以及所有与之紧密联系的假设、习惯、权力关系和盲点——已经构成了日常实践的基础。“这些看上去最简单、最直接的任务都调用了蜂窝基站、海底电缆和微波继电器”在分析智能手机方面遇到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关于它可说的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整本书都可以写手机源源不断的消息推送是怎么把我们本来大块的连续时间切的七零八落的，而这可能导致我们在不同时间段中无法集中注意力，或者说手机的摄影拍照功能是怎么把我们都变成自媒体信息源的，不过这么做确实明显使得警方暴力事件的社会动态得到了改善。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购买时几乎只考虑一项基本的功能，即它给予我们的定位自身的能力。考虑到整个制图的历史，有效地使用地图意味着成功地对一系列印在平面上的抽象符号进行解读，然后把这些符号和现实环境中的三维立体物联系起来。能够这么做并且成功确定自己位置的能力并不是绝大多数人都拥有的。而这种能力的匮乏只是隐私地图本身都已经是颇为稀有的（有时是军事敏感的）东西了。不过我们手机上的地图改变了这一切。因为现在每个人的手机上都一个免费的、可任意放大缩小的、自动更新而且分辨率极高的地图，涵盖了所有分布着人类的地方，每到一处便载入当地的地图。当然这本身也是时代的发展。这些地图同样包括高分辨率的航拍图像，可以随意切换，更易于普通用户的理解和使用。而最为深刻的一点——也是最为值得纪念的一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随意移动并且告诉我们当前确切位置的地图。这些成就喷涌而出，令人目不暇接。它把分散在全球的基础设施融合在一起——美国、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地球上每个可供通航的路径，三大洲数据中心数以千计的地图服务器和有线无线网络——融合在手机机身里微小的传感器上。每当屏幕上出现熟悉的蓝点时，所有的这些都会动起来为我们提供服务。现在，这些地图以我们为中心，为我们的需要提供服务，可以显示我们的实时位置，借助地图，价值2美元的GDS电路完全将我们的连接变为了现实。还有大约1美元的磁力计，它们能够自动确定我们所朝的方向，并根据我们的转动而调整，帮助我们搭起一座连接屏幕上呈现的抽象符号和周围的现实世界的桥梁。地图可以将现实世界的各种细节都整合进手机中，而手机的小巧轻便使得我们可以一手掌控，随身携带。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我们在手机屏幕上看到的地图帮助我们获取了与复杂的网络空间平起平坐的权力，使得移民和游客能够在大城市中获取一席之地。通过向我们提供那些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的图像，手机帮助我们消除了一些恐惧，而正是这种恐惧阻碍着许多人去探索未知的路径或区域。对于专业的城市爱好者来说，这手机和地图是最为慷慨的礼物。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生计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们掌握城市地形的能力。 它们同样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网络状况的见解。最明显的是，在使用手机进行导航时，我们变得越发依赖于使用网络来完成非常普通的目标。当完全依赖于通过实时访问的渠道去认知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比任何纸质地图都更易犯错和更复杂的东西的摆布之下了。想想看，当我们失去与网络、地图的连接时，会发生什么事儿？或者说当我们哪怕在移动几米的时间内失去联系时，发现自己在地图上成为了一片灰色区域上的一个蓝点，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我们普遍忽视甚至说刻意忽视的事实：由智能手机处理的日常生活的效果取决于我们通常无法看到的庞大而复杂的基础设施。除了我们提到的地图、网络和服务器，我们操作手机时的日常体验无时无刻不严重依赖着这个基础设施的所有部分的无缝衔接——一个非常不均匀和不稳定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网络结构中，这些看上去最简单、最直接的任务都调用了蜂窝基站、海底电缆和微波继电器。所以用手机导航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在我们接触那些微妙而难以察觉的无形东西的时候，手机是唯一的有形物品，但是对于我们依赖的这些无形的东西，我们却没法有效掌控。我们通常不会将缺乏控制权视为损失。这些手机和导航都颇为依赖的基础设施既无形无踪，也没法在我们的脑海中勾勒出个大概，所以失去控制在情感层面上对我们都还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当使用地图时会不会还是这样就难说了：当我们无法理解触手可及的东西时，我们感觉沮丧不已，甚至有被羞辱的感觉。在这里，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我们与设备得互动对许多人来说是模糊甚至是无法解释的。花上几分钟给第一次接触到手机的人讲讲它的基本操作，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这一制造商们称其为“直觉”、但其实不是的东西。当我们试图掌控手机但却失败的时候，我们更有可能责备自己，而不是责备实际该为之负责的那些人。毫无疑问，虽然迟早有一天每个人都会从孩提时代起就会接触到手机并与之产生密切的联系，但这一天的到来还需要很长时间。直到那个时候，许多用户还会继续体验日常生活的技术，这些技术眼花缭乱，势不可挡，甚至敌意满满。然而，如果我们偶尔被与数字地图互动的复杂性所吸引，我们也会被相反的趋势、信息展示的平滑性和自然性所误导。我们倾向于假设地图是对环境的客观记录，以及简要描述一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的图表，但其实它们跟这个没有半点儿关系。它们根据我们的喜好提供的信息局限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却没有使我们获悉这一点。比如说，即使最为细致的地图上，标注出可能出现的每个零售商店或其他公共住宿通常也是不可行的。必须决定哪些建筑物可以通过名称来优先识别，而且这些决定越来越多地受到利用我们先前行为的算法的驱动：我们过去的地方，我们访问的网站，我们搜索的话题，我们安装的特定应用程序，甚至是我们与我们说过话的人。结果就是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地图形成了怎样的商业链条。如果认为这种算法的运行是偶然的或者没什么经济效益得，那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谷歌的说法，每五个消费者中就有四个使用地图进行本地搜索，其中一半的人会在24小时内造访一家商店，每五次搜索中就会有一次买卖交易完成。不过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创收过程与日常行为之间是无缝衔接的，而这种情况在未来将更为频繁地出现，另一个是智能手机通过对环境的描述来限定某些行为，为每个用户呈现出不同的地图。这两方面都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但后者却微妙地侵蚀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共同体验。我们甚至不能再假装自己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个相同的、较为稳定的世界图景。以这种方式来质疑我们的地图，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地图的这种服务提供使我们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生活和行动。不过这不是手机把我们与其他人隔绝开来的唯一方式，尽管它扮演的角色本该是把我们跟其他人连接起来。在我们构建的这个世界中，能够使用手机享受网络服务的人比无法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能力更大，能够用手机赋予他们的能力在城市中游刃有余的人比起那些无法使用手机的人，总体来讲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机会，能够更容易地利用他们的机会，以及有更多决定他们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的权力——这种有和无带来的差距不是一点，而是极大。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否以普遍可以入网为前提，这一点都将会特别明显。如果共享空间的设计者（或资助者）确信“每个人”都有手机来指导他们，我们可能就会发现世界上其他帮助我们寻找路径的方法——公共地图，方向标志，现实世界的种种线索——竟然逐渐消失不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手机就会进一步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不是替代品。同时在这样的情况下，阻止人们了解并充分使用自己手机的设计就不仅仅是质量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正义的道德问题了。道德上的束缚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手机真的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那么同时，按照预期目的来使用手机也就变得不可能了，除非是传输数据、建立网络。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手机工作的原理之一。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手机是不间断地获取我们的位置信息的，而事实上，为了在网络中运行也不得不这么做：与一个蜂窝基站或者是WiFi路由器建立起关系，才能使手机获得足够信息来构建起一个知晓我们所处位置的低分辨率地图。不过这也是商业链条的运行原理之一。你的位置信息可用于优化实时流量报告，推送有针对性的广告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地图供应商的商业需求，这就意味着高分辨率跟踪功能将始终默认启用。除非你明确地进入手机的设置菜单并禁用了这种跟踪功能，可能还得禁用其他几种特定应用程序的功能，否则它会不断地追踪你在全球范围内的位置信息——以及当你第一次设置手机时做出的声明所包含的条款和条件，都允许将这些追踪的位置信息被传送给第三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这些功能的设置，甚至不知道如何在一开始就关闭它们。）你所看到的地图是一种地图，还有另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包括着你的一系列游玩信息，原则上来说你的手机制造商、操作系统和地图程序以及为了获得你的数据的第三方都可以获得这些信息。这个地图和其他信息一道描绘出一幅关于你的行为偏好的详细图画。而用来计算移动速度的算法可用于推测你是步行还是搭乘交通工具，甚至你所搭乘的交通工具也可以被推测出来，当然这些信息对于社会和经济都有用处。就像我们选择的交通方式一样，我们经常出现的场地并不是一个绝对中立的存在。有许多地方，比如说匿名戒酒会、恋物癖俱乐部、博彩商店或心理治疗，都有可能引发对我们的行为的推论，而这些信息我们是一定不希望分享在网络上的。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每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获取定位时，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在直接用隐私换取方便。对于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来说，它提供的服务是如此有用，以至于我们很乐意进行这些交易，尽管它们的条款依旧含混不清，令人非常担忧。不管怎样，人们可能会认为确保自己知道他们的手机究竟在做什么是一种道德上的必然要求，但很可惜这个命题并不会如此简单。手机能够以多种方式调动单点数据的事实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复杂化，比如说，地图不是手机显示用户位置的唯一方式。生成地图所需的一系列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加速器、磁力计还有气压计——也能通过名为API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结构通道将数据传递到手机的其他应用程序和服务器上。让地图上出现熟悉的蓝点的相同数据通过API使我们能够对照片和视频进行地理标记，“登录”社交媒体，并接收针对特定地点的天气预报或搜索结果，这一特定地点正好是我们正处于的位置。根据我们所使用的应用程序以及我们所授权的位置数据的访问程度，在我们穿越“地理围栏”的那一刻，特定地点的信息就可以提供给我们。数据将地球表面重新划分了区域分布，而这可能意味着从重要的安全警报到折扣优惠券以及博弈中的新实力等任何东西。当我们带着智能手机走遍全世界的时候，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制造出大量的数据，不过我们却不曾对这一过程留意太多。反过来，这些数据却有可能被包括手机和操作系统供应商、应用程序开发商、蜂窝服务提供商等在内的任何人搜集并利用。这些人只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行事，而所行之事可能只有那么一小部分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但是获知这些人要想实现什么控制，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我们需要把自己理解为神经系统，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地图的真相其实在于手机设备的真相，也在于它们二者共同从属的更为宽泛的网络技术类别：不管我们在进行这个交易时所达成的交易条款是如何规定的，这个交易都为现在、过去和未来设定了标准。未来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文化背景某种程度上都将被这些条款所包涵的内容所定义。我们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了，手机在全世界广泛地流行开来。手机越来越多地支配着我们所聚集的社会空间，甚至不能说是我们身体的延伸，应该说是直接嫁接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网络器官。有手机的地方就有网络的存在，它们如饥似渴地攫取数据，将其转换成不同的形式以备后用，这一切都是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了手机之后我们也是无处不在，似乎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但却不曾真正融入过这些活动。以这种方式联结起来的个人，当然也就不再是、更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理论所标榜的自主主体了。我们的任何自我都在由节点和链接构成的整个网格中被抹杀了——那些我们人格中的方方面面，即被认为是构成我们自己的诸如品味、喜好、能力和欲望等特质都被抹杀了。除了产生一种新的主观性之外，它还能带来什么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争辩道：下院应该以其原来的形式重建。用他那句著名的话说就是“我们塑造了我们的建筑，之后我们塑造的建筑又塑造了我们”。现在我们建立起了网络，它们也开始像建筑一样塑造我们了。把网络主体描述为孤立的个体，这很容易，相当容易。谁让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特质就是“疏松多孔”呢？比起那种能够把自己封闭的严严实实的象牙塔，我们的用来保护自己的墙壁其实是漏洞百出，极易渗透的。工作侵犯了我们的私人时间，我们的隐私也置于聚光灯下，本该私密的东西被毫无顾忌地传播，以及心灵的修养和恢复场所都被越来越宽的外部世界所挤占。所以结果就是现在不管我们在哪儿，恐惧都如影随形。这就是拥有网络器官的代价之一了：一种低层次、持续不断的对世界及其痛苦的感受，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和安全通知随时随地传达给我们。从中解脱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从这种与其他所有事物的连接中解脱出来。不过我们显然很难做到这个，不管从现实原因还是心理原因都是如此：网络现在几乎可以满足马斯洛金字塔的所有需求。而现在的难民最先要的居然不是食物、住所以及其他东西，而是一台智能手机。我们需要把自己理解为神经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手机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比起满足某些现实的需要来说，使我们真正激动的反而是与外部世界持续不断的互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交互设计师们都学会了刺激和利用这个愿望：他们非常清楚，每当有人给你发短信，给你的照片点赞或者回复你的电子邮件，都会让你有所改变，让你的神经递质路径形成新的连接和脑回路，增加多巴胺带来的刺激逐渐消除后、再次触发整个循环的几率。它充分利用了我们对“肯定”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允许的话，它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与他人相联系，我们也还是我们自己。从我们细胞中的DNA，到肝脏里的微生物，再到语言和更为高级的意识形态，我们也许其实什么也不是。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构建的网络可能只是一种并没有多么高级的联系方式，一如既往地在那里等着我们发现这个真相。随着我们逐渐完全意识到与他人的相互联系，接下来怎样的制度和权力关系将被建立起来还有待于观察，尽管近期政治风向的变动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些许线索。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些制度和关系都与那些现存的日常经验、甚至经历了几代人都还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那些经验体系毫不相干。我们分配资源，交换价值，以新方式探寻物质世界，相互分享我们的故事，组织起社区和政治体制……这些可能会采取一种全新的概念和实践方式来进行，这也首次打开了人人都有智能手机的未来之可能。原文链接：https://longreads.com/2017/06/13/a-sociology-of-the-smartphone/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meta-study)是在社会学发展到体系纷呈、流派此长彼消、研究方法混杂、分支学科辈出的当代社会学阶段，在反思社会学自身危机基础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以社会学自身以及社会学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对社会学进行社会学次级研究的方法。[1]其中至少包括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研究、元方法(metamethods)研究和元资料分析(meta-data-analysis)三大领域：元理论研究是对既存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元方法研究是对既存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元资料分析则是对社会学资料分析结果的研究。[2]因此，社会学的元研究不同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它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而注重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形式化研究，通过诉诸语言来分析、检验和判断社会学尤其是存在着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是社会学发展中自我反省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元数学、元哲学的元研究不同，社会学的元研究注重研究理论的产生、途径、过程和理论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理论与研究者、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是一种"泛化"的元研究。[3]其具体内容大体要涉及到下列问题：1.社会学描述(术语、概念、命题等)的合规则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2.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功能、性质、理论结构、逻辑范畴、进步标准等的探讨；3.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4.探索社会学的理论形成道路及不同的研究范式发展变化状况，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次结构；5.分析在一定历史背景中社会文化条件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影响；6.对社会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的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分析这些团体及相互间的联系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等；7.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社会学理论的现状，去揭示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等。一般来说，一门学科中元研究的兴起一是由于学科主题概念突然出现某种根本的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学科中所通行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范式；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因此，该学科的实践者产生出日益增长的怀疑，最终对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能性、方法的有效性和理论的恰当性等学科的基础性问题提出质疑。当前，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社会学的境遇的确令人担忧，对社会学自身及其变革的反思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到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这是一次理论上的认识飞跃。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就是为了系统地探讨社会学自身的一些问题而出现的，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一种称之为"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学科的诞生，它的作用就是提供"对于进行社会学研究、建构社会学体系和在这些研究与体系完成之后对之进行批判的必要方法论预设"。很显然，这种"元社会学"概念的出现是社会学逻辑上所必需的。如果社会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不能任意地建构起来，而应当与确定的明确规则相一致。[4]因此，西方社会学元研究在当代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正是基于这种学科背景下形成的，它是西方社会学学科危机的直接产物。[5]例如，社会事实范式，尤其是其理论成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的扩张时代占据了长达20多年的统治地位，到1960年代受到了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的严重挑战。[6]社会学的这种多重范式结构的出现极大威胁了该学科的统一，使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分裂，从而使社会学总体性危机正在到来的感觉蔓延开来。[7]正是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学学科危机感增强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元研究的兴趣。笔者认为，与1960-1970年代相比，当代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其不仅在研究范式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实际上这并不是社会学危机的真正内涵，因为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它就存在了)，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学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一般理论建构等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建。[8]社会学元研究方法就是要适应这一变化而对社会学自身展开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尤其要对支撑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深层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其认识论基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等都是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结构，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但社会学家一直在做出种种努力，或是暗中削弱这一主导的认识论思路的潜在结构，或是改革它和超越它。

近日，来自学术界以及业界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可以利用许多相同工具来研究新的黑匣子系统》的论文。研究人员们在论文中提议建立一个名为"机器行为“的新学科，允许研究人员使用社会学科研究动物或人类时所使用的经验观察以及实验等研究方法来研究人工智能系统。论文称，该学科应该放弃从纯粹的技术架构，性能及功能角度评估人工智能。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能够改变及影响他们周围的环境，人类以及机器的积极参与者角色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