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理论

众所周知，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先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已经将“社会学”这一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门类。前者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社会基本构成及社会结构，后者则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及社会变迁。社会静力学这一传统被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但相对而言，社会动力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纵观早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轻而易举便能发现：诸多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希望借此来凸显社会学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同时确保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稳固与制度化。自迪尔凯姆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深受结构功能主义风靡的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团体纷纷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从而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尤为突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极大了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是，也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认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与进程专家”，而非“时空专家”。不过，自上世纪中叶伊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与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猛烈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打破了人们对社会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想，而这也使得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派非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1959 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米尔斯极具眼界的洞见和倡导被60、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人权运动、福利计划、反战以及相应的妇女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之后，随着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stry）（1956）和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strial Revolution）（1959）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历史社会学开始复苏。此后，学术界一小部分学者便提出：促进历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使用，加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此时，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等早期历史社会学家，都坚持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过相比于比主流社会学，这类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极为稀少，研究的成果也是凤毛麟角。直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汤普森（E.T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蒂利（C.Tilly）的《旺代》（The Vendee）（1964）以及摩尔（B.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al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这四部著作的接连发表，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及这四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历史取向从而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震动。历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其进入起飞发展阶段。等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界则涌现出了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抨击，“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70年代中期开始，在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共同参与下，“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步流行起来，这也彰显了历史社会学时代的来临。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是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常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变迁的“被突显的因素”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Chirot,1986）。”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十分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他曾说“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可以说，社会生活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

#三大体系#近年来，我国社会学扎根本土社会现实，在社会学理论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尤其体现在本土化理论的拓展方面。近日召开的2020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理论社会学”论坛，旨在共同探讨当前国内外社会学理论新观点、新视角及未来发展。与会学者围绕“对经典与现当代社会学理论的阐释与反思”“对社会理论新发展、新思想的研究”“社会理论发展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加强宏观理论研究长期以来，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以重视经验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特色，学界对如何发展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多次展开讨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成伯清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近年来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曾经以西方话语为中心走向了更多具有自主性的专门研究，如网络理论、时空社会学、不确定与风险研究。归根结底，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思考要回应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急切、紧迫的问题。学科自信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林聚任表示，学科自信依赖于话语体系构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已经引发学界共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为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创建了良好基础。学科自信的实现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路径，注重发掘利用我国自身的话语资源，构建话语体系；二是经验路径，有竞争力的话语理论需得到社会实践的有力支持，我们应在我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质和中国立场的有生命力的话语体系。构建我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文军分析到，当前的社会学过于强调专业性和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导致社会学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社会学研究表现出碎片化、微观化，缺乏追述宏观社会现象和概括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社会学研究应从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历史变迁进行整体把握。在北京大学教授谢立中看来，长期以来，社会学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于经验研究，如果缺乏宏大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各项研究或将陷入各自为政、盲目进行的局面。然而，西方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从经验研究到中层理论再到一般理论”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发展道路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事实上，社会学可以先形成一般理论，从中演绎出中层理论，再指导经验研究，通过经验研究检验中层理论及它们所出自的一般理论，进而逐步完善一般理论。立足新实践研究传统经验网络社会与信息化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社会学也面临一系列新的理论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少杰注意到，长期以来社会学的经验论立场是对欧洲哲学经验论的承继，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传统上被广泛运用的地方经验论和结构经验论表现出局限性。“以信息为生产对象、主要资源和支配权力的信息化时代，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互联网活动而形成的超越地方空间新经验，具有缺场性、脱域性、传递性、流动性、间接性、无边界等新特点。”刘少杰认为，这需要变革社会学研究观念，立足新经验、面对新经验，在与新经验的紧密联系中研究传统经验，重视主观性，在主体间的关系中观察和分析客观。有学者将信息化时代称为“后真相时代”。对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认为，由于人们接收的信息日益丰富，信息复杂性超过了人们能处理的程度，在当今社会，真实开始以一种不同以往的形式被建构出来。在网络时代，学校教育与大众传媒是建构“当代真实”的两种社会系统，我们的所知决定了我们的体验。例如，大众传媒使用各种大数据和演算法推送数据给我们，让我们无法了解世界的全貌，从而进入一个后真相时代。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赵万里提到，教育和媒体并不能完全隔绝人们的体验，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来不及体验或只能选择性地体验。建构社会治理研究的宏观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社会治理研究成为近年来我国社会学的主要学术增长点之一。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共同利益诉求、共同商议机制、共同行动规则的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共享的必要前提，共享是共建的必然要求，二者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共治的全过程实践。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王力平表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既要深入剖析治理的社会逻辑，也要揭示新时代社会机制与社会力量的多面向和策略性倾向。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充分展现了科学性和前瞻性、本土性和全球性的高度统一，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同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学界应深刻领会把握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深层结构和发展方向，不断探索总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经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走出中国话语的自信道路。当前社会治理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偏向技术性操作，缺乏基于宏大理论背景下的思考。成伯清提到，如果仅关注技术层面，社会治理研究易走向“矮化”，从而忽略对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社会理论思考。未来我们应将社会治理创新放在社会学总体性的宏观视角下进行分析，运用丰富的理论资源，思考结构性议题。如何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甚至创造确定性，成为社会学面临的重要课题。文军认为，随着各种流动性元素的增加，各种边界变得模糊化，不确定性现象增加，社会学研究面临挑战。通过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研究，社会学研究的边界不断拓展。社会学对风险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人们认识到风险与社会紧密相关，风险问题深深根植于社会生活；同时，将“风险”与“不确定性”概念进行区分，并从风险治理引向了不确定性治理。社会学强调从社会、文化等角度共同探究风险问题，形成一种多元的分析方法，运用系统理论的方法加强对风险的不确定治理。“不确定性”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包括人类知识与技术的不确定性及其影响、社会身份与认知的不确定性、人生际遇的不确定性、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应对“不确定性”，制度创设是重点，通过对行动主体预期的引导和保护，向行动主体提供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建制，还应积极探索弹性治理的方式。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理论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卢建如精彩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组织召开深化中央巡视整改专题会议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以诗为墨的地理画卷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meta-study)是在社会学发展到体系纷呈、流派此长彼消、研究方法混杂、分支学科辈出的当代社会学阶段，在反思社会学自身危机基础上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以社会学自身以及社会学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一种对社会学进行社会学次级研究的方法。[1]其中至少包括社会学元理论(metatheory)研究、元方法(metamethods)研究和元资料分析(meta-data-analysis)三大领域：元理论研究是对既存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元方法研究是对既存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元资料分析则是对社会学资料分析结果的研究。[2]因此，社会学的元研究不同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它不对社会学问题作实质性的探讨，而注重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形式化研究，通过诉诸语言来分析、检验和判断社会学尤其是存在着的各种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是社会学发展中自我反省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元数学、元哲学的元研究不同，社会学的元研究注重研究理论的产生、途径、过程和理论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研究理论与研究者、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是一种"泛化"的元研究。[3]其具体内容大体要涉及到下列问题：1.社会学描述(术语、概念、命题等)的合规则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2.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功能、性质、理论结构、逻辑范畴、进步标准等的探讨；3.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4.探索社会学的理论形成道路及不同的研究范式发展变化状况，揭示隐匿于社会学理论内部的深层次结构；5.分析在一定历史背景中社会文化条件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影响；6.对社会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的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分析这些团体及相互间的联系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等；7.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社会学理论的现状，去揭示社会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等。一般来说，一门学科中元研究的兴起一是由于学科主题概念突然出现某种根本的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学科中所通行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范式；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因此，该学科的实践者产生出日益增长的怀疑，最终对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能性、方法的有效性和理论的恰当性等学科的基础性问题提出质疑。当前，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社会学的境遇的确令人担忧，对社会学自身及其变革的反思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到对社会学自身的反思，这是一次理论上的认识飞跃。西方社会学的元研究就是为了系统地探讨社会学自身的一些问题而出现的，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一种称之为"元社会学(metasociology)"的学科的诞生，它的作用就是提供"对于进行社会学研究、建构社会学体系和在这些研究与体系完成之后对之进行批判的必要方法论预设"。很显然，这种"元社会学"概念的出现是社会学逻辑上所必需的。如果社会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就不能任意地建构起来，而应当与确定的明确规则相一致。[4]因此，西方社会学元研究在当代的迅速发展和繁荣正是基于这种学科背景下形成的，它是西方社会学学科危机的直接产物。[5]例如，社会事实范式，尤其是其理论成份----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社会学的扩张时代占据了长达20多年的统治地位，到1960年代受到了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的严重挑战。[6]社会学的这种多重范式结构的出现极大威胁了该学科的统一，使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分裂，从而使社会学总体性危机正在到来的感觉蔓延开来。[7]正是这种即将到来的社会学学科危机感增强了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元研究的兴趣。笔者认为，与1960-1970年代相比，当代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其不仅在研究范式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实际上这并不是社会学危机的真正内涵，因为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它就存在了)，更主要的是整个社会学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变化，社会学在思维方式、研究范式和一般理论建构等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建。[8]社会学元研究方法就是要适应这一变化而对社会学自身展开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尤其要对支撑各种社会学流派的深层结构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其认识论基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等都是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结构，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但社会学家一直在做出种种努力，或是暗中削弱这一主导的认识论思路的潜在结构，或是改革它和超越它。

在1960年时，麦克卢汉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当时世界一片哗然，有怀疑、有探索、也有人嘲笑他哗众取宠。但是，“地球村”这个概念，也逐渐被人认知。随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地球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全球化的浪潮，也以迅猛的姿态向世界推进，其影响之大，遍及不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什么是全球化？继地球村之后，全球化成为了一个热词。英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说：“全球化挂在每个人嘴边，一个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打开通向现在和未来奥秘的钥匙。”对此，全球化可以从狭、广两个方面理解。狭义的全球化狭义全球化指基于资本和高新技术等经济因素向外扩张，使大市场规模统一和跨国公司形成的过程。也就意味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经济贸易自由化以及信息技术在各国领域广泛运用。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化的浪潮从东欧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限制，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通。跨国企业寻求廉价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从一国向另一国流动。世界经济也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可以整合、改造、重塑各国间的生产、流通、消费等方式。这一过程，被称为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市场化、通讯高科化和文化同质化带来相互依赖性和整体意识的增强。这也就表明，全球化不仅仅指经济上的依存关系，而会关涉到生活领域的时空转换。这种关系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远距离地方发生的事件，无论是否涉及经济方面，都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迅速，更直接地影响各自生产。这也就是广义上的全球化。全球化对社会学冲击1）社会中心任务和基本矛盾发生根本变化伴随着技术对全球化的推进，社会发生的根本变化是产业结构的重组和优化。这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中心任务由征服自然，获取财富转化为为人服务和处理人际关系。这也会打破长期以来，主宰社会研究“主体、客体”二元思维结构，转变为“主体—客体—客体”的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社会根本性变革。2）研究对象和基础发生变化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和基础，是探讨“社会”问题或“社会间”的比较问题。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会改变这种现状，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内部的“个体化”使得个体从传统的社会依存条件的束缚中不断地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社会外部的生存疆界由于全球化而不断颠覆。3）传统研究范围和领域将不断拓展阿尔布劳从全球化角度考察社会学发展史时曾指出，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普遍主义、民族社会学、国际主义、本土化、全球化。这也正如著名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罗伯森所说：“从总体上来说，我感到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构成了社会学工作的某种延伸和重新聚焦，这项工作使社会学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理论能够超越其在该学科古典时期里走向成熟时所必要的条件的局限。”全球化的发展将使社会学家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视野从传统单一的“民族”、“社会”、“社会间”发展到国际乃至全球社会，构建一种全球一致的、适应的社会学概念，框架和研究规则是必要的。这将意味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社会学家们以一种‘全球性话语’去构建全球社会学这门学科成了一种可能”。全球化的主要理论一种引起全球关注的现象，必然会有研究者参与。目前对全球化各种研究很多，社会学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资本主义的产生以一种全然不同的秩序，第一次展示了在跨度上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全球影响，是一种经济秩序，能够渗透到世界边远地区，而当初产生这种经济的国家，完全不可能将其政治触角延伸得那么远。在某些情况下，对边远地区可能有助于强化经济扩张，但不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主要基础。吉登斯的现代的后果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关注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划分核心、半边远和边远地区。对此，吉登斯提出了全球的四个维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但每个维度都不能完全由另一个来加以解释。这四个维度分别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维度是指整个世界的经济组织都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支配，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民族国家体系这个维度是指全球化表现在民族国家上的相互“推—拉”的倾向：国家间的一致行动在某些方面会削弱这些国家的主权，但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的权力联合又在国家体系中增强了它们的影响力。国际劳动分工的扩张，是指劳动分工中的全球性相互依赖大大扩展，工业主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生产的范围，而且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人类与物质环境互动的一般方式。罗伯森的全球场理论美国学者罗伯森着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也是指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罗伯森从四个方面构造出了他思考全球化问题的理论，这四个方面分别是：自我、民族国家或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或社会构成的世界体系，从总体而言的人类或说是全人类。罗伯森用这四个方面要说明的是：全球化指的是不同生活形式的结合，尽管走向世界统一性的趋势不可抗拒，但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明的、社会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个人的自我意识都有所增强。罗伯森的全球场理论在指出全球化总体趋势的同时，也强调了各种文化的相对性。为此，他甚至杜撰了一个新词：全球地方化，也就是说，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参考文献：陈安宁、朱喆，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01让·卡泽纳弗， 社会学十大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06程继隆，社会学大辞典，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06

百家原创作者：茶茶聊天下欢迎大家来到百家号，今日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在历史上，现代人与古代哲人相对地达成了一种共识人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有些现代人还与古代哲人达成另一种相对保守的共识那就是仍然只把人类研究归于艺术和哲学领域，他们固守传统观念，拒绝将人类研究纳入科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到1880年代渐渐发生了变化，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有意将人类的体制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了解一下吧！人们发现，人类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必然的规律，这种规律与天体运行和血液循环的规律一样都被包容在一种无形的力量中，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这种内在规律。社会学就是在有规律的认识当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物理学和天文学之外建立了另外一种科学领域。经过了几代人的思考，古代哲人对决定人类命运和促成人类体制形成的规律做出了相对较为系统的阐述，于是那些对哲学没有任何认识的君王们便强令其子民严守这种规律生活。很多开明的人士对此受益良多，有些政治家更是如此，比如约瑟夫二世、汤普森、斯持恩西、本杰明、朗福德等人而像凯萨林一世和弗里德里克这种充满野性而残暴的统治者也使用这种具有文明象征的手段，让暴力的争战暂时停下来。孔德是提出社会学理论的早期人物，近百年来，那些知识分子一直在社会学、司法、历史、政治经济和管理等诸多领域中努力寻求这种规律，用于对人类的研究。“社会科学”这样的新词汇不仅被人们欣然而迅速地接受，而且在新领域中激起了人们的求知欲，希望自然科学的成就很快能够在这个新领域中得到实现。19世纪的哲学家们这个领域中没有特别突出的成就，而18世纪的哲学家们在公共事务和政府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是他们后一代的专家学者们无法相比的。有一点人们或许不会感到奇怪美国人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头趣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满怀乐趣地去研究和发现，所以他们做出的成就也是令人惊的。美国人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完全以科学的态度来认真研究这种看不见的规律。美国人具备一种欧洲人所没有的优越性，他们聪明机智，同时也有良好的道德情操。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相信未来应该由他们创造美国《独立宣言》的基础来自于上帝的恩惠和自然环境的给予，而人性和政府以及两者所追求的和谐关系成为宪法制定的标准。马歇尔和斯托思一直认为宇宙的本质就是宪法理念的根源。联邦主义者代表汉弥尔顿相信崇高主义能够给美国带来巨大利益而乔治·洛根站在重农主义的立场上阐述自己的经济理论，虽然两人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试图在科学规律之下建立一种经济体系美国人获得经验也许是因为上帝偏爱他们，而命运之所以能够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包含着先验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原教旨主义者们能够接受斯宾塞的进化论，就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接受詹姆斯国王选定的英译本《圣经》一样，社会科学就是在这种被接受的过程中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主流的。这种新的社会学想要阐述一种不同于牛顿机械社会学的规律和秩序，而并非要破坏牛顿的学说。18世纪的人们非常认可那些自然规律的理论，但人们并不认为进化论与人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牛顿的进化论学说没有消除人的因素，斯宾塞在这方面使进化论变得更加客观。关于进化论，学者们有一种假想，认为它是没有人操作的一台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自己的良好状态。莱斯特·沃德认为进化论的推动力来自文明精神，但历史证明实际并不是这样。进化论受自然力量左右，它本身并不能自我起动和调节。在社会科学和进化论面前，人们有不同的立场，斯宾塞的弟子们和崇拜者认为，既然进化过程让人无从干涉，那么人类就应该默然保持这种进化过程的存在。但是一些君王和开明的人却抱着这样的想法：哲人们发现的自然规律可能会与社会体制相结合，这将是人类的希望所在菲斯克的弟子们大多将进化论与人的关系理解为人最终是进化过程的客体和目的。而用谨慎态度来理解斯宾塞进化论学说的人是威廉·萨姆纳。他认为那种把人看作进化过程的客体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相反，人应该是进化过程的主体之所以说人是主体，原因在于人是主动接受进化过程的任务的这位从英国国教教区长的职务改行做社会学家的人在努力着，他想在社会领域中验证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学说他一向赞同曼彻斯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张，而曼彻斯特与此相关的神学原则却不被他认可，萨姆纳赋子社会中的自由竞争规则与自然界中的万有引力同等的地位，并将它与经济规律和社会原则一起作为。你们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必删！

计算社会学并非新生事物，世纪之初西方学界就有过热烈的讨论。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算力和算法的提高以及互联网资源的爆炸式增长，其对主流社会学发展的想象力助推和疆域拓展，开始加速呈现出实质性的作用。和传统的依赖调查数据和回归模型的定量分析范式不同，计算社会学聚焦宏观经济社会现象和复杂网络现象与复杂社会过程，其主要方法手段包括网络分析、仿真建模、机器学习以及高级计量模型，主要数据来源则是大数据和其他多来源非调查问卷数据以及各种数据的组合。我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利用计算方法开展的研究日益增多。较之西方社会学界，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显落后。相反，在部分领域还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分析模式和数据挖掘渠道。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中国社会学家具有当代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和格局，以及引领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潜力。中国计算社会学发展，呈现出理论关怀、本土化自觉和实证导向高度统一的特征。人们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刻板印象在于，使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的学者，似乎容易对理论关心不够，或忽视本土范式，或仅重视数据挖掘，或仅醉心于模型因果推断。但实际上，从定量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走出的一刹那开始，从事计算社会学的学者们，就保有对传统定量研究方法的高度反思。这也使得新学科发展伊始，就能够始终立足于理论、立足中国，实现计算社会学的理论—数据二元驱动。这种具有强烈理论关怀和本土化自觉的计算社会研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既对国外计算社会学最新理论和成果进行及时引介和学习，更对计算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进行了高度自觉的思考。一批社会学者从西方计算社会学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发展历程、互联网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和范式带来的变化，以及计算社会学的应用、价值和本土化实现路径展开了广泛的理论讨论。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中国计算社会学在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以及其与社会理论、本土化的关系日益清晰，并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总体上，学者们一致认识到，当代中国的“计算社会学”，在发展时空和情境中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从一开始就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的亦步亦趋，更不是用西方理论、概念来生硬解释、模仿套用中国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计算社会学者的学科自信，既来自于对数据和方法的娴熟掌握，更来自于对传统社会学定性定量之争、理论实证之争、国际化本土化之争的深刻反思。第二，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既充分挖掘本土各类大时空跨度的数据，更具备了主动剖析世界、研究异国的视野格局。除了利用计算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互动、社会治理、文化传播、文化史、城市史、学科发展史等之外，国内社会学者主动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对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索。其中，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团队利用大数据对美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心态、自杀行为、全球政治话语等的研究，都以中国学者的方法和视野，剖析了当代全球复杂社会过程与现象。尽管目前这批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够多，但已经开始改变以往西方研究中国多、中国研究西方少的现象，让中国社会学走出习惯聚焦本土而忽略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下社会研究的旧有模式，探索出了一条用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来解释世界的学术新路。第三，中国计算社会学研究既高度倚重大数据和复杂数据的信息量，更具有贯穿始终的强烈和彻底的理论关怀。在近年来现有的对中国、美国等社会的历史和当代研究之中，学者充分发挥大数据对于大时间跨度、大空间跨度和海量、准确的信息优势，对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诸多经典理论、经典假说和当代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实证检验。从研究构思看，检验、批判和拓展传统大理论，构成了计算社会学者的理论思考出发点。例如，基于百年书籍大数据，学者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进行了有力验证；对自杀模仿现象也即“维特效应”是否仍然能够通过书籍在20世纪社会继续发挥作用进行批判。类似地，基于互联网搜索大数据，学者对20世纪“文化反哺”现象发展为当代互联网“代内文化反授”现象进行了系统理论阐述和理论驱动的定量研究。除了理论关怀、本土化自觉和实证导向高度统一的特征，当代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宏观定量社会学。长期以来，社会学定量研究均基于个体调查数据样本，而对宏观层次往往绝少问津。其原因有二：第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宏观分析往往关注较长的历史跨度、较大的地理跨度。而社会学基于“人”和“人群”的宏观指标，既难有客观测度，更难以像经济学基于“经济现象”的宏观指标那样，有专业的国家机构来统计梳理。反观宏观经济学者，则常常能够利用多国、全国各省市的经济统计数据进行时间序列或面板数据分析。第二，生态谬误的矫枉过正。塞尔文（Hanan C. Selvin）于1958年提出生态谬误的概念之后，社会学家总是担忧汇总数据可能带来和个体层次数据不同的结论。加之入户问卷调查技术的成熟，使得社会学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投入到聚焦个体的微观数据中去。这个社会学的调查革命，使得社会学领域的定量学者在微观数据搜集和分析方面突飞猛进，但付出的代价则是逐渐失去对宏观层次社会现象的关注，导致定量社会分析的视野进一步窄化而不自知。但大数据和计算社会方法的出现，为宏观层次的社会学定量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源。从各种大数据以及计算社会方法（如网络分析、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等）中生成的各类宏观地域指标，能够为拓展社会学分析视野、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和检验各类宏观假说和大理论带来空前的机遇。在这方面，中国的计算社会学研究者对公共健康、舆情与经济、历史知名度与投资等领域进行的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量化分析，多使用了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数据模型等以往定量社会学分析较少使用的模型工具，以从大数据中构建出的社会指标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为宏观定量社会分析模式的确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西方社会学界，缺乏对这一独特领域的关注。除了本土化的独特意义，中国学者所进行的这类研究，实际上是在传统定量社会学分析的回归模型模式和计算社会学的复杂分析模式之间，构筑起一个“桥接过渡”的重要领域。也因此，宏观定量社会学的特征可以用“两部曲”来概括：首先，从海量数据中利用计算社会方法，提取或构建出可以用传统计量回归模型直接加以使用的宏观社会指标。其次，利用传统计量回归模型，特别是面板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实现宏观层次的关联分析和因果推断，从而进一步实现理论观照与定量分析特别是计算社会分析方法的高度融合。这个“大一统”式的融合，意味着计算社会方法和大数据，同样可以为具有传统定量社会分析训练的广大学者所使用和驾驭，同样具有从海量信息和复杂过程中发现、识别因果规律的巨大潜力。中国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势头可喜，但仍待在教学体系打造、学术团队培养、学术阵地打造和跨学科深度合作等方面取得更为实质性的突破。尽管计算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计算社会学的突破还远远不够成熟，但计算社会学研究体现出的理论和实证、中国和全球、方法和视野的大一统、大融合优势，已经逐渐凸显。无论是社会学理论工作者、实证研究者，都应该以开放、包容的眼光来研读和期待这一新领域。（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云松精彩推荐：为什么说“游山西就是读历史”中华传统智慧铸就绿色民法典创新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模式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法律社会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它将法律置于社会整体的视野中来观察和描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法律研究方法。英国法律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所著的《法律社会学导论》从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入手，旨在呈现法律社会学的一般性导论，可以给予我们法学研究有益启发。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法律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应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和观察法律，无疑是法律社会学的首要研究方法。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该书从五种理论进路进行分析。该书认为，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律渗透在社会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因此，将法律放置在社会之下观察，法律即具有多维度的社会实在。社会学可以给法律提供“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作为社会生活框架的法律。其一，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研究表明，法律起源于伦常。伦常逐渐演变为法律，立法也必须与伦常保持一致。“社会生活自身具有活力，法律、哲学、宗教、道德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这种活力的各种表现而已。它们深深扎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几乎无力改变这种进程。”其二，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和语言都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因此，讨论法律制度时，离不开文化一词。事实上，“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之特征的问题都必须结合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其三，社会的发展表明，法律问题已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法律思维也不仅是法律人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中许多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方式的一部分。笔者以为，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法律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法律植根于社会，法律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第二，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法律。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时期都包含了法律和诉讼的广泛使用。”至于法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该书以立法策略为例，指出：法律塑造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进而对社会变迁的速度或者性质产生直接影响；法律通常给专门为变迁施加影响而设的机构奠定制度框架等。再如，该书以立法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或态度为例，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埃文的理论，指出有效立法必须具有权威和威信、必须确认服从法律的实际模式等七个条件。笔者认为，法律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虽然表明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工具，但是“法律植根于社会”的命题依然成立。第三，作为整合机制的法律。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一部法律的功能完全不依赖于制定者的意图，而取决于它在维护现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贡献。“社会制度或法律制度具有的显著功能，只能根据它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系统的要素所处的地位来确定，也许完全不同于与其存续直接相关的人们所公认的内容。”这就是功能分析方法。为了展示法律的功能分析，该书以庞德、涂尔干、卢埃林和帕森斯四位学者为例，说明法律是一种整合机制，即一种应对危及社会基本凝聚力的紧张或冲突的处理方式。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为法律在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关系全景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清晰的详细说明。第四，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观念解决的是一个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或态度的维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主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的压迫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压迫性工具，在维持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秩序和稳定、应对支配性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后者是指工人和资本家在法律上实现平等，一方面工人有权获得工资，另一方面资本家有权获得利润。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提供了三种解释进路：经济派生论、结构主义、阶级工具主义。此外，该书重点论述了作为西方法律和社会标志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采用一种绝对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契约、雇佣合同、婚姻等均是个人主义的体现。第五，法律具有正当性。可以说，法律的正当性是法律可接受性的前提和基础。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来自于一个由抽象且全面的规则体系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即所谓的法治。随着法律的发展，现代法律也出现了转型，包括三种类别：自由裁量式调整、机械式调整、个别化调整。面对法治后的法律正当性，书中认为，需要自由裁量式调整的助力，通过该调整，不仅为行政管理提供有效方式，还能够避免法律政策实施。该书深刻揭示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精细理论和系统体系，这无疑为法律社会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持久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检察日报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王水明）

#三大体系#中国社会学经过4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投身于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中，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健康发展作出了学术贡献。不过，在全球社会学正在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变之中，中国社会学研究亟须进一步增强主体意识，以实现社会学的学科承诺与学科目标。　主体分析重回主导地位当前，全球社会学正在经历从结构分析向主体分析的转型，但此种转型并不是新的转型。社会学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结构分析与主体分析的“钟摆”状况。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结构分析占据主导，对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功能、社会转型、社会机制等内容的探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主体被认为是被动的，也是被忽视乃至忽略的。在另一个时间范围内，主体分析占据主流，承认主体价值、研究主体行为、探究主体动机、深描主体体验等内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视角中，结构不再被当作先定的或者先验的，而是处于从属地位，被认为是主体作用的结果，在研究之中是可以被忽视或者控制的变量。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视角又会变为边缘，而处于边缘位置的分析视角又重回主导地位。此种“钟摆”状况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结构分析占据主导，40年代至60年代是主体分析占据主导；而60年代到80年代结构分析又占据主导，80年代以来主体分析又重回主导地位。主体分析重回社会学的主导地位，并不只是学术思想变化使然，而是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尤其与主体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价值有着密切关系。其实，任何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都能够感受到此种主体的重要价值并需要作出回应。比如，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选择、判断乃至体验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效果与质量，教育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作为家庭成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行为选择等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和谐状况与稳定，家庭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劳动者在劳动之中与管理者之间的交互，尤其是劳动者的维权意识的增强与形式多样的维权行动，直接影响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劳动社会学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可以说，主体不再是“结构主义”之下的被动状况，而是真正地发挥自主性的“主体”，是需要运用主体分析而非结构分析才能够认识清楚、理解通透、解释合理的“主体”。　主体性体现在行动中增强社会学研究的主体意识，核心在于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被研究者不是一个被动的人，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情感、价值判断、自主能力、社会经验与社会记忆的社会成员。图海纳曾把主体与情境结合起来以界定主体，认为“主体是为了改变一个情境所作出的努力，这个情境是在行为自由的条件下所经历的”。按照图海纳的定义，主体是在特定情境下能动的、自由的，并且是对情境有着独特经历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忽视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而把所有被研究者作为一个同质总体来看待，忽视被研究者之间在情境的理解、认知、判断与应对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研究的片面性、主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不准确性。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被研究者的行动之中，此种行动可以是沉默、话语表达、身体动作、交互行动等。在不同的情境之中，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表现出不一致性，甚至还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对于社会而言，被研究者的行动可能是建设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积极控制自身，自主地开展日常生活；也可能是防御性的，表现为被研究者反抗、拒绝或者抛弃各种角色、法则等。当然，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并不否认研究者的主体性，被研究者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而此种行动的意义尚未获得被研究者的全面认识。但同时，被研究者又是部分地认识到他们的某些行动意义，能对自身的行动作出一定的解释，从而能参与到研究者对于行动意义的探寻之中。社会学自觉应重视反思在全球社会学研究呈现“核心—边缘”的层次分布情况下，对于处于边缘位置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来讲，除了要在实践中强调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之外，研究者还应该注重社会学自觉，这是针对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解、分析和判断的学科主体自觉。在此方面，国内学者有着诸多的思考。费孝通讲“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倡中国学者应该注重“文化自觉”，强调社会学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龙去脉、特色与发展趋向，并在此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秩序。郑杭生讲“理论自觉”，强调社会学应结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对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做到理论方面的“自知之明”，而在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传统资源、西方学说和中国经验方面做出理论回应。洪大用讲“实践自觉”，认为社会学研究应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等做到实践自觉。刘少杰讲“社会学的新境界”，认为应该拓延社会学的边界，把社会学的研究延展至长达几千年建构的历史之中，比如深入理解先秦的儒学墨学、汉代的公羊学、宋明理学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社会学自觉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反思能力并且注重反思，这种反思涉及问题框架、指导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结果等多个方面。反思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建筑于中国实践基础之上，而不是对西方学说的人云亦云，更不是套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与解释中国。当然，社会学自觉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必然要抛弃既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方面的理论架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内容。事实上，在社会学自觉之中，后面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社会学对话的对象。研究者在对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描述、概念提炼、命题总结乃至理论归纳的过程之中，应重视与这些已有的社会学知识基础进行对话，探讨适合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为全球社会学大厦作出独特贡献。（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7日第1934期 作者：王冠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等方面。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发展、政治生活以及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毒品、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