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

南哲新闻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陈佳与其导师潘天群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Studia Logica上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分歧主题的论文：“Logic for Describing Strong Belief 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7-9724-1“Logics for Moderate Belief-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8-9790-z其中第二篇论文为国际会议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and Decision Theory (LOFT 12)的接受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描述了关于双主体间的温和信念分歧与强信念分歧的几种逻辑，构建了相应的公理系统并证明了其可靠性和完全性，讨论了信念分歧逻辑在哲学和博弈论上的应用。分歧是一个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博弈论等多个学科的热点话题，该论文的发表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作用。Studia Logica由波兰科学院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与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是著名的符号逻辑国际性期刊，为A&HCI（web of science艺术人文索引）来源期刊。编辑/段玉蕊

#毕业论文#每年的毕业季都是学生需要完成毕业论文的季节，论文题目的选择是毕业论文的主要难点之一，在这里小编围绕教育社会学专业整理了一部分优秀的教育社会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进行参考学习！1. 论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及现代价值2. 高等院校量化分析类课程主客一体化教学评价研究3. 关于《现代礼仪》课堂教学的思考4. 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成效差异的实证研究5.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6.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7. 跨境“双非儿童”的特殊教育与康复8. 关于综合性大学开设礼仪课程的探索9. “互联网+教学”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10. 大数据背景下财经类应用型本科高校统计学教学探讨11. 社会工作实践教学:行动研究导向的框架构建12. 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几点建议13. 论中职礼仪课程教育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14. 大数据时代非统计学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15. 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诉求的课程实训模式--以公关课程为例16.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17. 日本青年的道德教育研究18.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19. 双语教学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应用性分析20. 高职统计学微课程教学理念研究21. 浅谈《商务礼仪》教学方法改革--以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为例22. 基于MOOC技术的《统计学》翻转课堂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比较研究23. 对高校经济统计基础知识的研究24. 改革统计学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25. 公共关系与危机管理课程教学中资讯视频的应用26. 彝族婚姻习俗的教育人类学分析27. 职业能力导向的《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究28. 微课形式的礼仪教学改革29. “探究式-团队联合-行动学习”教学模式实践研究--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30. 高职《统计学基础》教材案例化的几点思考31. 高职院校开设礼仪课程的意义探析32. 影视文本对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积极作用探究33. 实践性教学在女性学课程体系中的运用34. 基于对应分析法的《统计学》教学满意度实证研究35. 参与式教学“六步法”在高校“服务礼仪”课堂教学中的应用36. 基层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辅导改革初探37. “小组工作”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报告38. 基于PBL的高职社会工作专业教学模式改革初探39. 基于交互式教学的礼仪课程设计40. 基于微信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学校社会工作课程为例41.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42. 对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43. 流动儿童教育与社会排斥--基于森的能力取向社会排斥理论的分析44. 基于TOPCARES-CDIO的项目教学法在《商务礼仪与谈判》课程中的应用45. 独立院校经济类专业应用统计学教学探索46. 统计学课程的“分块”实验教学体系设计研究47. 社会工作方法课程教学中角色扮演法的应用探析48. 关于提高开放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探讨49. 课程实践考核模式的探索与研究50. 社会学课程形成性评价的问题及应对初探51. 《社交礼仪》课程教学案例的运用与开发52. 《商务礼仪实训》教学做合一的研究与实践53. 主体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课程中的运用--评《社会心理学》54. 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导向下的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探索55. 基于培养独立学院学生实践能力的《公共关系学》实训教学项目设计56. 校企合作模式在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评价体系中的作用57. 应用型本科院校统计学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析58. 浅谈统计学教学中数学思维品质的培养59.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方法研究60. SPSS软件在研究生统计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61. 养老远程教育培训平台推广的困境与路径探索--以“GOOGLE模式”为例62. 应用型本科财经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探究63. 摭采探析国外性别平等教育发展概况64. 浅谈信息技术在统计课程教学中的优化作用65. 人类学影像的视角. 语言与呈现--兼论影视人类学教学中的几个核心议题66. 关于高校《统计学》课程教改的调查报告67.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沟通与礼仪课堂教学改革初探68. 基于“统计方法及运用”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模式探析69. 基于职业能力提升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研究与探索70. 外事管理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探讨71. 问题解决导向的统计学教学探索与实践72. 基于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的物流管理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设想73. 多种教学方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74. 改进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教学方法及其意义75. 信息化环境下应用统计学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研究76. 大数据对统计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的影响分析77. 论信息技术与统计学教学的整合78. MOOCs时代传统《统计学》教学改革研究79.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互动教学法在商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80. 多媒体技术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思考81. 广东民俗文化融入沟通与礼仪课程教改研究82. 统计学课程理论课教学方法探析83. R语言在统计学教学中的探讨84. SPSS软件在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杂谈85.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统计学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86. 高职财经类专业统计教材建设的原则与思路87. 论高职“仪态礼仪”课程教学的动态结构88. 多种教学方法在社会保障相关课程中运用研究89. 高职学生软技能培养实践研究--以《社交礼仪》教学为例90. 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91. 基于Excel平台的统计分析实验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以相关分析为例92. 基于学生需求和学习规律的社会心理学教学改革93. 建构主义教学观下行动反思模式在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94. 基于六西格玛的课程设计质量评价的应用研究95. 基于Eviews的案例教学法在统计学教学中的应用96. 女性学课程参与式教学的实践与启示97. 案例教学法在《非参数统计》教学中的应用98. 两岸职业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99. 大数据时代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体系构建100. 高职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101. 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102. 统计学在非统计专业中教学方法的研究103.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中“社会学与生活”课程的教学实践及反思104. 基于大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培养视角的组织行为学课程教学研究105. 《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06. 社会工作人才继续教育模式研究107. 社会保障实务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108. 探究高职商务礼仪教学模式改革109. 实践视域下青少年校外活动的教育特质110. 参与式教学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中的运用111. 独立学院经管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法研究112. 浅谈当下统计学课程教学的改革113. 浅谈五年制高职生礼仪课程训练教学114.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教学改革思考115. 独立学院经管类专业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116. 社会工作专业实效性与时效性教学与挑战--以社会心理学课程为视角117. 高职院校统计课程教学的相关思考118. 探索与实践:信息化背景下的《社会学》课程改革119. 转型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统计学》教学改革创新探析120.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学研究生教学改革浅析121. 职业能力分析在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应用122. 统计学专业实践拓展课程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123. 《现代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124. 社会心理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125. 浅谈高校涉外礼仪课程的实践与教学126. 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统计实验教学改革研究127. 商务礼仪教学中微博的辅助效果分析128.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影响129. 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在女性学专业课程中的运用与探索130. 高职高专统计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131. 项目教学在统计学基础课程中运用研究132. 合作学习方式在公共关系课程中的应用研究133. 高校本科社会工作教学实践的问题与对策探析134. 翻转课堂在技校礼仪课程中的应用初探135. 基于学科竞赛的统计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136. “兴趣导向-任务驱动-能力提升”模式的统计教学改革与实践137. 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情境设计的改进建议138. 基于学生认知差异的统计学课程教学改革139. “公共关系学”教学模式改革探析140. 基于课堂实训模拟视角谈中职商务礼仪教学有效性141. 高职院校如何加强统计实践教学--基于项目化教学改革的思考142. 地方高校的公共关系学课程社会化实践探索143.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公共关系学》教学中的应用144. 统计学类专业《统计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讨145. 多元统计分析课程案例教学探析146. 专题教学法在公共选修课《社会学概论》中的运用研究147. 大学生面试礼仪公选课教学中的思考148. 浅谈学习需求视角下的礼仪课程教学改革149. 公共关系学课程对中职学生品格塑造的影响研究150. PBL教学模式下的公共礼仪课程分层分类教学改革实践151. 社会工作高校本科课程设置初步研究152. 论我国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职业化取向

本科毕业论文知多少当大四的学长学姐们每天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多数离这一任务尚远的同学可能并不了解毕业论文从开题到写作是一个怎样的流程。让我们先来走进毕业论文，了解它的过程。大四第一学期确定指导的老师，老师事先给出方向性的论题，然后分别约见这自己的学生，谈一下毕业论文的具体选题。学生先回去搜集资料，整理自己知识储备，做出论文大纲。题目确定以后，学生进行具体的撰写。在撰写过程中，学生和老师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沟通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基本是每年的四月一号拿出论文的初稿。初稿写完之后再梳理一下。学校规定答辩时间是六月初。论文的定稿在四月中旬或者下旬，学生提前一周把定稿送到老师手里，让他们有时间去阅读。答辩那天，每一个同学需要准备一个十五分钟左右的发言介绍自己的论文，然后答辩老师根据之前阅读你的论文时发现的问题以及有待讨论的地方提出问题，你对老师提的问题有一个解答。答辩会邀请几个研究生作为答辩助理来记录，记录的资料由教务处整理保存，供以后的查阅。对于答辩未能通过的，需要重新修改，有再次答辩的机会。对于论文的要求，人类学系的金志伟老师给了我们详细地解说：“我们评价一篇文章第一要选题，选题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第二是整个的论证逻辑是否严密，是否能够自圆其说；第三使用材料是否准确；第四格式是否符合规范；第五行文是否流畅。其中最重要的是选题，论证要有主线，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这条主线的，不能太散。”这是学校和老师眼中一篇毕业论文理应做到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在学生看来，却并非如此。金老师向我们提到的一个现实情况是，有些学生准备以及写作论文的时间可能只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星期。“我们面临着现实条件的制约，找工作啊，考研啊。毕业季这一个学期里面，同学能够真正地沉下心来思考论文的时间并不多。”那么，对于这个在理想状态下与现实情况下差距如此之大的毕业论文，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它呢？本科毕业论文面面观【作为一种考核方式】：众所周知，毕业论文作为检测学生是否具有毕业资格的方式，已经为国内大部分高校运用。在全部的学分之中，论文占到八个学分。那么，作为考核方式的毕业论文，是否能够达到它既定的目的呢？老师对此持乐观态度，“论文反映的是科研能力，毕业论文是一个同学在大学四年的‘代表作’，如果学术研究能力强，那么论文一定是写的很精彩的。”采访中，金志伟老师表示，在学术圈中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靠得也是论文。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黄晓倩老师也说，老师在提出选题的时候就会要求论文的深度、广度和专业性。“是对你四年以来学习成果的检查，对你的专业知识储备的检阅，毕业论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你的选题，以及你和老师的沟通，你完成的质量。”当问到我们所关心的毕业论文抄袭现象时，老师们则表示至少本人没有遇见过。物理系的王志老师表示，在他所指导的理论物理领域，抄袭是比较困难的。而针对抄袭行为设立的论文查重机制，在本科阶段没有普遍实行。我们从黄晓倩老师那里了解到，本科毕业论文主要由老师来判断是否抄袭。会抽取一部分而不是对每一个学生的论文进行检查。“我猜是不是成本太高，查重是要收费的。”在这种论文考核机制尚且不完善的情况下，高校之中学生毕业率太高也一直是国内教育界人士关心的问题。对于老师来说，论文的答辩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黄晓倩老师提到，社人院去年就有四个学生在初次答辩之中不合格。但是答辩完了之后还需要反复修改，然后提交一个最终稿，最终稿通过的概率还是很高的。“如果毕业论文被老师枪毙掉了，那这个同学可能就毁了，就拿不到学位证，你的四年就白读了。”金志伟老师说，“我们的同学毕竟是教了四年的人，所以一般而言老师都会让学生过。”虽然沦为答辩会涉及到师生之间的情感，但还是有一个底线。“你不能写的太差，因为论文会存档，以后会有人会不断地来抽查，然后寄给行业内的专家评审，如果那边评审把你的论文毙掉的话，会把你的学士学位追回来，同时给你通过的老师也会受到处分。所以只要不太过分，完全是胡说八道，一看就是完全没有花心思的，这个就没办法了。”【代写论文市场】：在很多毕业生在为论文苦恼的同时，代写论文这一市场也应运而起。在网上输入“代写论文”，便会找到很多专门从事代写论文的公司。很多明面上就是说代写本科论文的都是本专业内的硕士，并且确保十年原创写作。至于大概有多少人来找他们代写论文，该负责人特意截图自己的交易界面，一天之内，至少有十几个顾客进行咨询，生意十分“火爆”。之前还收到一份“论文定制需求模板”，里面详细列出了对方的要求，包括写作方向，自己的想法与构思，字数，论文级别以及希望完成的时间，不可谓不“专业”。根据该负责人的介绍，本科论文的费用在100-150元，硕士论文的话就需要好几千。当问到怎样看待这一市场的出现时，金老师说到：“懒人太多，他们又不想付出又想获得。”和代写论文公司负责人介绍的90%以上的通过率不同，金老师提到，代写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他为你真正独立地写一篇，这个没法查，而且价位还是蛮高的。“另外一种就是公司型的，这种就是在网上复制粘贴的，那种就是很糟糕很差的，而且很容易在网上查重。”而王志老师则表示自己没有接触过，因为“我指导的论文没办法代写”。黄晓倩老师在面对这一现象时表示自己的态度是鄙视和排斥。“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只能靠学院和学校去规范，我们也有一个指导的过程，但不可能完全去消除。”目前代写论文还不属于国家法律管制范围。根据《著作权法》，它属于典型的委托作品，基于他人委托而创作。国内的相关法律只针对已经发表了的文章，代写毕业论文仍然是“违规不违法”。黄晓倩老师告诉我们，原因是发表的论文是有认证的，是被社会认可的学术成果，对整个社会、教育以及专业有影响。“毕业论文则是学校内部的个人行为，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对学术界对学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否也是在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本科毕业论文本来就不报特别大的希望呢？【个人与体制】：现在大学本科生的论文水平，普遍说来还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我们采访到的同学们表示，毕业论文的水平基本要看个人。“这是有点仪式性的工作，表明你的大学生活结束，但是这种仪式好不好看精不精彩，取决于自己的态度。”管理学院的黄同学说道。王志老师也提出相同的观点，“一些学生时间安排有问题，另一些学生没那个心情，这个谁也帮不了。毕业论文还是可以写好的，做不好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不够，所以写毕业论文还是主要看个人。”的确，毕业论文的水准很大程度上与一个人的投入程度成正比，黄晓倩老师也提到在论文日渐“鸡肋”的情况下每年也不乏优秀的毕业论文出现，“每一年优秀的论文其实是有，但你不可能对所有同学抱希望。整个教育也是这样，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成才。”金老师则认为，在现实条件下，国内的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要差一些，原因就是缺乏阅读、缺乏思考。“我们上课还是和中学一样，好学生基本不逃课，差一点的课都不去上。不阅读、不思考，哪里来的问题？你应付差事完成任务肯定是不够的。”王志老师也说到，毕业论文水平因人而异。“优秀的学生可以用自己的话把别人的故事讲得很精彩，水平较低的学生就讲得东碰西凑，缺乏逻辑。在独创方面，好的学生，导师只要给定题目就行；水平不够的学生，就需要导师在细节方面多做指导和干预。”但在篮子里的苹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坏掉的苹果上，却忽视了篮子本身。从制度角度切入，王志老师则说道：“毕业论文不是中国特有的。就我的经历和看法，中国的高校对毕业论文的要求是偏低的，我想中国的国情还没到需要对毕业论文考核做到‘严进严出’的程度。”在这里，老师提出了一个被我们忽略的事实，美国的高校大部分是私立的，一般来说学费很高，学生要为自己的毕业负责，因为一旦毕不了业就面临着又一年高额的学费。而中国的高校建设一直是政府在出资，学生毕不了业就意味着国家又要增加新的投入。这也是论文渐渐“鸡肋”的原因之一。个人与体制不应该被割裂开来，当一件事物变得不那么让人满意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到制度之下的人们是否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也要看到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到底有无意义】：面对毕业论文如此高的通过率以及随之而来的“鸡肋”的直接印象，本科毕业论文对于大学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在我们采访的学生之中，李同学表示是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一个深入了解，是对四年学习的检测；邓同学认为是对大学四年的总结，也是关于毕业的一个象征。王志老师则表示，毕业论文是总结和检验四年所学，让学生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它作为个人的“名片”，对以后与专业相关的经历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是展现个人水平的窗口。”金志伟老师则说道：“毕业论文有点像质检员。大学培养的是合格的产品。毕业论文相当于质检把关的过程，把不合格的产品卡住。”本科毕业论文在大学生心目中越来越无足轻重，人们甚至用“水”来形容它。但作为目前最权威的考核方式，它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一位大四法律系师姐在大学期间曾有到中国政法大学交换经历，对部门法中的公司法、企业法较感兴趣，毕业论文为电子商务法律方面的选题。她认为毕业论文既是对大学生活的总结，也是一种对未来工作领域的了解与探究。另一位大四历史系师兄，已报送北大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为经史类学术理论选题。他走的是学术路线，平时为学也较严谨，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很认真。金老师告诉我们，你选择一个专业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你愿意去阅读去思考并提出问题，论文写作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是一个冲动，而不是完成任务。“一个本科生完全有能力去写一篇很优秀的论文。毕业论文不是毕业时候的事情，而是对你四年的一个总结，是你思考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你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在现实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每个人仍然能从自身出发，对于毕业论文严格要求，因为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人们眼中的“鸡肋”。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

#毕业论文#最新的人口社会学论文题目新鲜出炉，这里包含了140个优秀人口社会学论文题目，供同学们参考！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2. 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分析4. 我国人口数据获取的困境与出路5. 西盟县佤族贫困人口现状调查及致贫原因分析--以力所乡王雅村为例6.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人口幸福感提升策略探究8. 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9.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1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11. 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形式. 成因及公共政策再建构12.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13. 人口品质与婚姻选择--基于清末民初的思想考察14. 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15. 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武汉市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为例16.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与经济性收入来源比较分析--基于六普数据17. 兰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18. 城市新移民中的“老啃族”现象探析19. 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20. 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21. 单靠人口数量就能博得的吉尼斯纪录,不要也罢22. 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新动向与对策建议--以江苏省为例23.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身体. 时间与空间的视角24.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25.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影响的研究26. 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与秩序化重构27. 生物医学研究中因检测范围所限致数据缺失时简单28. 人口构成变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29. 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30.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31. 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以上海为例32. 基于循证实践的我国老年人口安全保障制度探索33. 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34. 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倍增效应与观念变革35.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市女性务工人员活动空间探究--以J市为例36.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37. 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38.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测算与分析39. 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40. 中国单身人口已近两亿41. 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42. 山东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研究43. 中外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情况对比44. 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45. 社会质量. 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46.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47. 剪子湾:一个北方村庄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48. 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49. 陕西榆林937个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分析5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51.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52.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化的价值. 困境与对策53.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54. 基于户籍制度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研究55. 人口统计学视角下的民办高校非教学人员职业倦怠水平差异研究56. 全球单身人数攀升美国单身人口首超已婚者57. 中国同性爱者. 同性性行为者和相关女性群体人口数值估测58. 国内流动人口休闲研究文献综述59. 试析女性流动人口职业健康问题及其对策60. 高职护理专业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学生人际容纳状况的差异性研究61.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62. 浅议机构养老中社会工作的介入63. 社会资本. 社会融合与健康获得--以城市流动人口为例64. 韩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策略探析65. 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探析66. 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67.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生活适应性研究--基于合肥市大杨镇的田野考察68.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低收入人口居住空间及其社会效应--以兰州市为例69. 清代乡村聚落分布与人口规模的环境要素分析70. 转型中国城乡住房不平等--基于2010人口普查汇总和CGSS2010数据71. 人口统计信息化建设探讨72. 人口老龄化困境中的“安倍经济学”--兼评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73. 农民工人口统计学变量与职业生涯成功的关系74.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75.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探析76.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77. 人口结构变化中的德国家庭政策得失分析78. 人口. 户数和家庭规模变动对资源消耗的影响分析79.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80.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81. 人口和耕地要素作用下中国传统聚落规模的层级分布特点82. 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迁入意愿研究83. 社会融合视角下新疆跨省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研究84. 需要为本:流动人口犯罪青少年社工介入模式--兼以“宝安项目”的分析为例85.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嵩山少林寺游客重游意愿研究86.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行为选择与人口红利研究综述87. 现阶段我国流动人口居住的主要特点及其思考88. 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过程. 困境及消解89. 城市适应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以黑龙江省为例90. 基于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人口分布分析91. 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划分与区域演变分析--以中美日韩四国为例9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居住分异测度及变化分析93. 流动人口二代社会融入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问卷调查分析94. 社会融合视角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路径探析--以余姚为例95. 流动人口子女的辍学问题研究96.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一个分析框架97. 亲近还是疏离?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98.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99. 青年流动人口通婚圈研究100. 女性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与共性--以福建省为例101. 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基于东中西部的实证分析102. 苏州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基于苏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103. 我国城市老年人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104. 广东流动人口婚姻状况的变化特征105. 探究增权视角下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问题106.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107. 城市流动人口中“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干预108. 上海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109. 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110. 中国人口老龄化下的代际关系解读111. OECD国家老年人口就业政策112. 北京地区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113. 理性选择视角下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意愿研究114. 唯物史观视域下农村人口流动家庭化研究115. 城市银行网点及其与人口-经济活动关系的空间分析116. 专业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领域与路径探索117. 农牧区单身汉的人口社会学分析--以海北州为例118.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村落变迁--以贵州9个少数民族村落为典型119. 定量测算方法在确定财政供养人口规模中的应用120. 农村围更年期女性人口生殖健康服务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121. 北京市流动人口性生活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122. 城市化进程中青少年流动人口犯罪特点与对策123. 基于人口指标的中国老年人力资本测算与实证:2000-201124. 历史人口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家庭”论批判125. 人力资本. 融城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126. 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127. 云缅跨境婚姻的现状研究--基于云南省芒市(四个边境镇)人口状况分析128. 小组工作介入老年流动人口城市融合问题研究129. 北京流动人口社会分层及机制研究130. 人口学指标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131. 社工服务让流动人口与城市和谐共融132. 美国人口健康调查系统的残疾研究应用133. 跨国人口流动浪潮下的边境农村空心化134. 老年人口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算135. 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136. 医疗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支持服务的可行性研究137. 河北省80后人口省内流动特征研究138. 人口流动. 代际生态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139. 日韩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的经验及启示140. 丧偶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影响研究

一、为什么南大核心CSSCI发表论文难度这么大？近年来，发南大核心成为众多科研人员头疼的一大难事。为何南大核心发表难度如此大呢，下面小编给您分析下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南大核心CSSCI虽然说是两年更一次目录，但实际上简直一年一变，今后更新周期能够会更快更频频。任何一家杂志社，都不情愿被踢出中心的部队，都在想方设法的提高期刊的水平。在这个总体目标定位下，对论文、对作者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所以发表的难度也只会越来越大。第二是因为现在评职称对论文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中级职称，虽然职称要求的是发表省级论文，但为了比别人更有优势，很多都选择发表省级以上论文，你发国家级，我就发核心，你发核心，我就发南大核心，一年就那么几个职称名额，竞争太激烈，小学教师发核心论文的情况屡见不鲜。发的人太多，版面有限，2016年发表的论文排到2017年见刊的不要太恐怖，这就是这几年南大核心CSSCI发表论文的正常现象。只要职称评定准则一天不变，需要就不会不见。第三个原因就是，南大核心CSSCI分来源核心期刊和扩展板，来源版难度相当高，普通人就别想了，可以发扩展版，在文章质量高的前提下需要多花点钱才能搞定了。二、SCI论文是被SCI（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所刊登的论文，目前我国科技界对SCI论文概念模式，小部分研究者误认为SCI是一本期刊，由南京大学引用并成为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学术评价和奖惩的一类刊物。SCI论文本身来说，我国科研工作者大多面临英语能力匮乏的缺陷，尤其对于年龄大和专业性强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内容不是问题，英语往往成为了制约的瓶颈。SCI论文对我国大部分科技工作者来说依然是神秘的，难于发表的，正基于此，大部分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引入作为评价标准，这也是有失公正，虽然缺少人为干预的评价标准，但科研工作者在工作的同时，不得不将精力浪费在于SCI论文的写作与发表。那么如何写作一篇好的SCI论文呢？一篇好的SCI论文就像一件好的嫁衣，可以很好地把自己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写论文好比做嫁衣，怎么做的好看，是尔等科研旺苦思冥想的事情有很多经验和技巧可以学习，但最重要的是用心，用心就是狠角色一个好的思路在做一件衣裳之前，你的头脑中一定要有做好之后的样子同样，在论文写前也要构思好整篇论文的结构，如何总结分析数据，要重点表达什么，可以在纸上把完整的结构画出来逻辑很重要，如果你担心自己没有好的写的思路，可以模仿那些优秀的论文，学习它们的写作方法，发现其中的写作规律精炼简洁的摘要论文只是载体，你的主要目的是告诉别人你在研究什么，所以一定要用最简单的话表达最明白的意思，不要追求词语的华丽而论文的摘要是整篇论文的精简版，所以一定要字斟句酌，简明扼要撰写摘要一般遵循四个原则：1)介绍课题研究背景；2)指明存在问题，引出本文研究内容；3)描述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4)提炼实验结论和意义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摘要是论文的敲门砖很多论文之所以被拒，多半是死在了摘要上所以，对于年轻的论文写作者来说，一定要下大功夫把摘要写好，反复修改请教你的老师或前辈，让他们给你提出修改建议图和表的应用图和表就像是衣服上的图案装饰，绣的好不好直接影响整件衣服审美感在论文写作中，图和表是最好的结果呈现方式，它可以避免冗长的文字表达制作图表首先要了解目标期刊的图表限制，以确定你的图表可以充分表达结果其次，图表中的数据要容易解读每个图表要显示多少数据，图的坐标表的行列以及示意图的各部分都要标记清楚对于大样本，给出绝对数和变化/差异的百分比第三，图表的标注也应该独立成文，并且无需阅读全文就能完全理解最后，与“结果“部分的注意事项一样，图表和正文之间不应有重复叙述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先制作清楚高质量的图表，随后就可以轻易地撰写“结果”部分所以，为了你的论文呈现更简洁美观，一定要熟练掌握几个图表制作的工具这样会让你事半功倍语言表达的重要性你的语言不需要太过华丽，但一定要表达清楚，逻辑严谨学术期刊会因为逻辑混乱而拒绝一篇文章审稿人不希望看到一篇满是错误拼写和漏洞的文章，这会让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的专业素养所以，为了更好的语言表达一定要多加训练你可以给自己定个目标，每天阅读英文新闻或文章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不断培养对语言表达的敏感性另外，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也可以做写作训练，好的文章都是在平时的练习中积累出来的在科研人员投稿时SCI论文经常会遇到，期刊编辑没有送给审稿人评阅就直接拒稿的情况而在回复信中，最常用的一句就是“the paper doesn’t fit our journal”那么，“fit”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刚刚踏入学术界的人，如何确保自己选择一个对自己论文感兴趣的期刊呢？首先想想该期刊是如何起家的，它们是如何成立的新的期刊通常是由一群拥有相同学术网络，并且其研究领域目前还没有被任何其他期刊充分覆盖的学者/研究人员建立的他们研究方向可能是在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围绕着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的发展，或在一个已确立的领域的特定位置一些期刊正是以这种方式从学术团体和会议中的特殊利益团体中产生而一些杂志社现在也设立了免费的期刊：这些期刊不一定涵盖新的内容，它们的主要目标是使现有的学术成果更广泛地得到利用将期刊理解为特定学术群体的人工制品，并将其理解为一种对话但这里我关心的是，一些论文将适合期刊学术群体及其知识构建目标，而另一些则不适合第二点，期刊学术群体或多或少地会对他们的学术边界规范共同的假设和“真理”进行监督有些期刊比其他期刊更容易接受新观点和新来者但期刊编辑的工作之一，就是找出那些明显不希望参与谈话的闯入者编辑会决定作者是否会对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编辑的拒签实质上是一种维护期刊知识目标和声明的门禁活动那么，刚进入出版业的人是如何了解期刊的潜规则惯例兴趣和特质的呢？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通常没有人告诉你这里有五件事需要考虑，五件事可以帮助解锁期刊发表的代码我特意使用了“代码”这个词，因为我想表明选择期刊是一个解码练习，一个寻找线索的过程问问自己，你已经加入了哪些期刊学术群体虽然你可能还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但很可能你已经发现某些期刊很有用这些期刊涵盖了与你的研究相关的主题，它们使用了你感兴趣的方法，它们提供了你使用过的理论或经验资源在接受这些期刊所提供的信息时，你已经参与了一场对话只是你还没有说话，但你也不只是单纯的听众您正在积极地将您的工作与期刊上的知识群体的工作联系起来就算你没有认真思考，但你可能已经从该群体中了解到一些关键的论点，文献，写作方法和关键人物这些期刊可能是最容易适合你的工作的sci论文润色，首选Editideas辑思编译，sci论文一站式服务.看看编辑和编辑委员会编辑和编辑委员会是期刊社区的关键人物如果你选择了一份期刊，但后来发现你没有听说过任何编辑或董事会成员，那么这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您至少可以熟悉其中一些人及其工作，从而对这个期刊学术群体的工作方式有一些了解你需要选择一份你能判断大概会发生什么的期刊得到专家的建议让一个更有经验，在你的领域里你信任的人，告诉你你的论文与期刊的匹配程度相同领域的期刊，其研究重点/方向往往不经相同例如，如果有几个期刊的标题都是社会学，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以同样的方式涵盖相同的主题在社会学话题的类型和方法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你需要了解这些学术期刊政策——如果你问的话，在这个领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可以告诉你你甚至可能会幸运地找到一份期刊论文来分析你所在领域的期刊如果你找不到人帮忙，你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些被列出的期刊，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调查期刊学术群体看看出版商的网站，看看编辑们的采访，听听他们谈论杂志的目的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些作者谈论他们论文的视频问问自己读过哪些期刊的论文你是哪些学科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他们总部在哪里，它们来自什么学术背景，他们写的是什么，他们使用什么理论方法，他们使用什么研究方法，他们不做什么以及你的工作怎么样？解码期刊对话看看过去两到四年的期刊主题标题和摘要他们谈论什么话题，它们是否有特定的角度，试着找出任何可能重要的模式把期刊看作是数据，并带着分析头脑来完成这项任务比如，你能辨别出任何特定的词汇或特定的认识论吗，哪种类型的研究最常见，哪些文献被引用最多？了解以上五点将帮助你理解何为”fit”南大核心及SCI论文发表难度虽然大，但是相信在您的努力下还是可以发表的！

黄典林，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17YJC860004）和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研究”（编号：CUC17A55）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按照美国媒介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对新闻传媒的研究大体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第一，宏观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关注是的媒介和新闻生产系统与国家权力和资本机制的关系；第二，中观的新闻职业和传媒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这一视角的研究从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媒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身份意识的建构、媒介的组织化信息生产活动与现实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等维度出发分析媒介机构的运作逻辑；第三，文化视角，突出强调广泛的文化价值、传统和表征系统对媒介运作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影响。关于媒介社会学的不同范式在思想史或学术史意义上的差异，也随着一系列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译介，近年来成为中文学界持续关注的议题。但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不同理论方法传统的讨论，总体上呈现出集中关注美国传统而对美国之外的研究关注不够的倾向。同时，由于美国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大多局限于舒德森所说的第二种范式，即新闻生产的机构视角，故而对美国传统的过分关注也导致中文学界的讨论局限在新闻生产和媒介组织的范围之内，而对其他视角的关注不足。其结果是，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围广阔的媒介社会学被窄化为以机构和职业活动为核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媒介组织运作的现实所引发的问题性和期待与外来的美国媒介社会学知识资源的结合，共同导致了本土媒介社会学学术焦点对某些传统的放大和对其他路径的遮蔽。但随着新闻生产所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理论预设和方法路径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引入替代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来平衡这种以美国和媒体组织或从业者为中心的论述倾向。本文的意图在于以文化研究的灵魂人物、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此透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路径的理论和方法特征以及与其他范式的差异，从而试图平衡中文学界对媒介社会学研究不同范式关注的失衡倾向。二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社会学研究作为一位具有高度学术整合力的理论家，霍尔的研究范围除了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还涉及到移民、种族、流行文化、新闻传媒、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但在霍尔发表的卷帙浩繁的学术作品中，新闻媒体和传播问题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整个1970年代是霍尔等人深度介入到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时期，以霍尔领衔的英国文化研究为媒介社会学贡献了大量经典论著，所涉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归纳而言，包括如下几个主题：（1）媒体娱乐，例如，1970年发表的论文《休闲、娱乐和大众传播》（“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Mass Communication”）；（2）新闻生产，例如，1973年的论文《新闻照片的规定性》（“The determinations of News Photographs”）、CCCS论文手稿《事件的“结构性传播”》（“The ‘Structured Communication’ of events”）；（3）广播电视媒介研究，例如，1972年发表的《广播电视业的外部影响》（“External influences on Broadcasting”）、1973年的著名论文手稿《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1974年的论文《电视暴力：犯罪、戏剧和内容分析》（“Television Violence: crime, drama and the analysis of content”）、1975年的论文《作为传媒的电视及其与文化的关系》（“Television as a medium and its relation to culture”）、1976年的论文《电视时事节目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以及（4）最能体现媒介社会学文化研究范式特征的议题——媒体或广义表征系统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1973年的论文《越轨、政治和媒体》（“Deviancy, politics and the media”）、1977年发表在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人编著的文集《大众传播与社会》中的论文《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Culture, the media and the ‘Ideology-Effect’”）、1978年与其他学者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其中有专章讨论新闻的社会生产与文化霸权危机的关系）、1982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传媒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1986年的论文《媒介权力与阶级权力》（“Media power and class power”）等。霍尔对这些主题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相互交错，齐头并进的。从微观的文本符码结构分析，到中观的新闻组织运作机制和价值体系研究，再到宏观的社会政治历史分析，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框架路径。霍尔关于媒介和传播问题的论述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他从左翼批判立场出发对西方社会文化政治问题的整体思考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媒介研究的基本问题切入，梳理霍尔对传播和媒介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研究范式是如何解释传媒运作机制以及以此为主体的社会表征系统如何与其他社会维度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从霍尔本人在媒介社会学方面的代表性论著出发，有助于我们把握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基本逻辑，从而为当前本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不同于美国传统和媒体组织范式的替代性的理论资源。下文将结合霍尔本人发表的与媒介和传播议题有关的主要文献，从理论方法的基本框架和学术旨趣的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对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进行评述。三意义结构与媒介运作的表征维度恰如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会特别强调表征和意义体系对新闻和媒介实践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也不例外。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表征体系的内在结构和运作逻辑相对于外在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和主体实践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而突出了意义生产的复杂性、循环性和开放性这一基本文化事实。在媒介运作所涉及到的诸多环节要素中，意义生产的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成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关注的核心焦点。与美国媒介社会学所采取的进入媒体生产的机构语境中进行田野观察不同，文化研究从表征系统的符码维度入手，认为为了理解新闻媒体如何建构现实，必须对媒体生产和消费环节所依赖的意义结构的内在机制和手段，即符码体系的运作规则进行符号学分析。对不同表征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不同媒体机构的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图景和传播对象属性的不同预设。用霍尔自己的话来说，这里的关键议题是：“在处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变化主题的过程中，报纸调用了什么样的现有可用的意义来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从而使之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报纸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核心价值才能不仅保证报纸的从业者，同时也使读者能够具备一个虽不是一成不变但大致逻辑自洽的解释框架？这些核心意义是否会发生变化？如果是，这些变化是什么事件导致的？”（Hall，1975：12）显然，这些议题一方面涉及文本内部的符码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所反映的价值偏好；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霍尔在这里已经初步提出了文化研究视角下的传播观念所要求的对组织制度分析、符号学和沟通人类学方法的整合问题。因为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媒介生产不仅涉及到生产的制度环境、组织机制、专业意识形态、职业实践常规及其所处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编码的语言学规律，还涉及到这些环节所处的“意义结构”，即媒介从业者和媒介使用者在意义维度上的互惠关系和相互确认。霍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案例研究来丰富和完善了他所强调的这种以意义结构为核心的媒介社会学框架。在《新闻照片的规定性》一文中，他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方法，对摄影这一新闻生产中最常见的视觉符码形式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阐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实现机制。霍尔进一步对新闻文本这一专业化的符码体系的价值基础进行了更加细化的辨析，提出了两类对新闻生产来说至关重要的价值类型：一是专业化的职业标准规范，即通常意义上新闻价值。霍尔将这一维度称为形式化的新闻价值（formal news value），即这一价值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在新闻生产的操作手法和文本的呈现形式上设定一系列职业规范，从而确保新闻文本和新闻从业者自身的程序合法性。形式价值符合新闻生产的经济学逻辑，因为它确保了新闻的可交换性。与此相对的是第二种价值体系，即意识形态性的新闻价值（ideological news values）。这一价值体系源于社会整体的道德政治话语秩序，无论新闻生产的具体形式化操作机制在不同媒体组织之间如何存在差异，这些形式背后所体现的内涵式意义的光谱都被框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整体所允许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新闻生产的形式价值是实现其意识形态价值的前提或手段，而一旦进入到意识态领域，新闻生产就从纯粹的组织运作或文本层次进入到社会主体生产的领域。换言之，新闻在内涵维度的意识形态意义生产离不开新闻从业者对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的阐释主体对新闻文本进行“角度化”阐释的具体方式的假定。恰恰是这一点将以新闻价值为逻辑基础的新闻职业的内部话语体系与社会整体的意识形态话语联系了起来，并确保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功能定位，即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权力秩序自然化为新闻价值所规定的一系列形式要素，从而再生产现存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把新闻生产实践所处的这两种不同的意义结构层次及其逻辑关系归纳如下（如表1）：这样，从新闻摄影的符号学分析出发，霍尔从一个貌似简单的文本分析符号学方法框架再度引申出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社会学中极其关键的议题之一：媒介运作所处的意义结构及其来源。显然，要解答这一问题，媒介社会学的学术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组织或新闻文本本身。因为表征系统的运作或意义生产的社会过程涉及到媒介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而对这种内、外部结构之间勾连的分析应当成为媒介社会学的重要议题。霍尔反复论证了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所着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确保媒介运作或广义的传播活动能够正常进行以及促使媒介生产和消费两端能够产生有效互动的前提或结构性条件，不仅仅是媒介组织的政治经济结构、组织模式、媒介技术、职业意识形态和从业者的个体属性等要素，还包括以符码系统为中介的意义和价值维度。意义维度是横贯表征系统运作所有环节的核心要素。意义结构不仅为媒介生产提供了观念基础，同时也通过文本符码系统的策略性建构使之与媒介使用者语境化的社会阐释产生勾连。而为媒介生产和语境化阐释提供意义结构来源的则是表征系统所处的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语境。这就必然要求把分析的触角延伸到历史政治分析的视野，从而构成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摆脱以机构和文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媒介中心主义思路，进入到文化政治批判的社会分析领域，从而形成一种去媒介化的媒介社会学路径。四媒介社会学的批判视野作为一篇为文化研究的方法框架和学术议程确立基调的纲领性文献，最初于1973年以CCCS手稿形式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不仅阐明了文化研究所主张的建构主义传播观，确立了媒介研究的文化研究进路的方法框架，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文化研究视野下媒介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指向性，使之呈现出与其他媒介社会学范式不同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从方法论上来看，在这篇文献中，由于引入了符号学和语言人类学的概念工具，霍尔得以从符码系统和意义生成结构的角度出发，将传播由一个行为和效果问题转变为一个意义和权力关系问题。延续前述研究中所提出的意义结构的观念，霍尔指出，媒介生产的讯息产品的意义属性使得媒介组织的运作不仅依赖物质和技术条件，相比其他领域更加依赖对符码规则的把握。霍尔对媒介符码运作规则的语言学分析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文本内部，也不在于生产这些文本的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是在文本之外：一方面，在学术上，从1970年代早期刚刚兴起的文化研究范式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主导的主流媒介社会学范式提出批评，并为人类学视野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提供理论合法性；另一方面，从媒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角度来说，霍尔在这篇经典论文中的所要强调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政治批判立场，即对主导社会权力结构的质疑和对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警惕。霍尔在这里指出的路线图是借助沟通民族志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来开辟文化意义生产和阐释的研究路径，并坚持把媒介和文化分析与对现实政治“情势”（conjuncture）的分析结合起来的文化批判视野。霍尔与同事合作出版于1978年的《监控危机：行凶抢劫、国家与法律-秩序》一书是体现这种分析路径和批判视野的最好范例。简而言之，该书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19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作出极端的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Hall，et al.，2013：x）显然，这里的考察对象不是传统犯罪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现象本身，而是以犯罪现象为表征的政治道德秩序及其在话语层面的呈现，即关于犯罪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存在条件。一方面，关键的分析对象是对越轨行为的标签和意义赋予机制，而不是越轨行为本身；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进入广阔的社会政治历史情境之中，分析围绕越轨现象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如何在现实层面引发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进而导致复杂的政策后果；在媒体、控制机构、公众围绕国家这一核心制度展开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与复杂的国家文化霸权转型的内在机制是如何相呼应的。这一向国家视角的转移，使得《监控危机》一书将“分析推向了社会的核心地带，即公众意见的起伏变化和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核心”（Hall，et al.，2013：xii）。在这里，国家既作为实施强制性宰制关系的暴力机器，也作为“制造共识”或“生产赞同”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存在，两者在围绕“行凶抢劫”这一越轨标签所形成的话语螺旋和道德恐慌中是相辅相成的。为了理解媒体的角色，霍尔等人在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新闻的社会生产机制及其与控制机构和国家的关系。这里涉及到新闻生产的三个关键要素，即“促使新闻生产以类型化模式进行的媒体机构组织方式”（尤其是现代媒体组织模式中的时间和常规化压力）、“决定新闻选择及各类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序列的新闻价值结构”（公正、客观等专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及将新闻事件“置于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关联性之中”的识别和语境化过程（Hall，et al.，2013：57）。这三个方面要素的结合，导致媒体的报道在信息来源的获取上往往与现存社会权力秩序的话语权分配格局高度一致。尽管媒体与权势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冲突，但由于这种媒体自身的组织方式和专业规范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代表国家权力和控制机构的权势者言说者在媒体报道中的话语权往往远远高于其他言说者，从而成为“首要定义者”。他们与作为“次级定义者”的媒体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依存关系。这种结构性屈从关系的结果就是媒体总是倾向于复制主导意识形态并将其转化为社会共识。媒体营造的道德恐慌成为国家文化霸权合法性危机重构过程中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话语配置手段。由此，霍尔等人把分析的焦点从媒体和社会观念的分析引向了战后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分析，即必须理解战后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特定的经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才能充分理解围绕“行凶抢劫”建构起来的舆论漩涡和道德恐慌的政治功能，也就才能理解作为话语运作配置的媒体机构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五走向文化研究视角的媒介社会学通过以上对霍尔在媒介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的概要评述，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范式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汲取了语言学转向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欧陆思想资源，确立了传播观念的建构主义范式，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研究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在这里，文化研究范式与美国以媒介组织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学术旨趣有重合之处。例如，塔奇曼（1978/2008）在《做新闻》（Making News，1978）中和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一样，都反对媒介社会学的实证主义范式对传播的行为主义界定，转而把传播视为对现实的社会建构。第二，理论资源的差异进一步导致文化研究范式与其他范式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媒介社会学对个体行为或媒体组织功能或效果的量化界定，以及美国建构主义媒介社会学对媒介组织如何制造出关于现实的“知识”的具体机制的民族志研究不同，文化研究范式是从共享的意义结构这个嫁接了媒介生产和消费以及表征系统所处的广阔政治历史语境的核心要素入手，试图勾连编码和解码活动这两个符码运作的关键环节及其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确立了一种以批判话语分析为核心路径的研究框架，形成了包括组织逻辑、文本结构、语境化阐释以及作为语境存在的意识形态系统和历史情势之间的表征循环模式。第三，相比于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媒介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除了阐明媒介作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机制的角色之外，还具有强烈的去媒介中心主义色彩和政治批判意识。在文化研究范式中，媒介研究的出发点不只是为了阐明媒介机构或文本符码系统运作的逻辑，而是对社会，尤其社会中的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其目的既不在于解释一般性规律，也不在于对通常意义上的作为定义现实的“共识”、“知识”或“意义”的阐释，而是在于对学术写作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现实问题性做出反应。相比而言，尽管主流媒介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也对媒体与主导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了不同于新闻专业主义逻辑的另类解释，但这些研究总体上维持了学术表达的“专业性”，追求的是对新闻媒体这个特定社会领域的“运作机理”的人类学阐释，而非作者自身所要表达的现实政治判断或价值立场。我们可以从表2中看到对两种不同传统的媒介社会学主要差异的归纳。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主张用文化研究范式来取代聚焦于媒介机构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范式。纵观霍尔等人的研究，文化研究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的确是放在文本和使用者这两个维度，对媒介组织运作机制的论述大多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或逻辑推论，并未以自己进行的经验研究为一手证据。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来说，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生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狭义生产概念，生产和消费都成为广义生产的构成要素，故而侧重于对解码一端的意义阐释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研究范式与关注媒体机构的组织社会学范式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补的关系。考虑到当下中国媒体和新闻实践面临的日趋复杂的技术、政治、市场和文化环经过文化研究视角的转化，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社会学，尤其是新闻生产研究可以在传统的机构、制度和生产维度之外，纳入意义和意识形态维度，从而把研究的焦点从行业/职业视角转向历史和政治视角，从媒介视角转向社会和国家。由此，媒介社会学研究将不再是对机构逻辑、行业态势、职业规范或专业价值危机的简单白描，而将成为从经验和规范两个维度理解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一个新工具，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霍尔所说的在思想领域的“一种对现实的干预”（Hall，et al.，2013：4），从而凸显传媒和传播研究的现实价值。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6期。本期执编 / 小束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此外，编辑部还存有少量过刊，您若需要，可微信私信我们或发邮件至 gjxwj@ruc.e.cn 与我们联系哦！

近日，一篇题为《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网上流传，引发争议。该论文写于2007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彼时，高建伟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还被评为“优秀”。该论文题目的选择源于高建伟偶然在网上看见的两篇关于屁的故事。两个故事中，主人公都因为一个屁而使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由此引发了高建伟的思考。他认为，“屁”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有着种种对应。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作彧认为，论文能否写好，关键在于态度是否端正。在他看来，就算选题高大上，但态度不行，“一样白搭”；相反，如果学术态度端正，题目“再怎么光怪陆离”，也一样可以讲成经典”。有网友“讥讽”：寒窗苦读那么多年，还真是研究了个“屁”。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有人说：“正文部分只有二十七页，没有第三级目录。就算是在职的，好歹是文科，又是理论研究，华中师大的硕士这么好混吗？”“目录用大写的汉字目录，没有用国际标准的三级目录，指导老师为什么没有给指导一下？”“这样的标题都能成为优秀，是要拉低硕士生的水平吗？”……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但相信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方面都值得挖掘的。一些看上去另类或小众的选题往往更值得思考，也会有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比如对屎的研究，使其具有了医学意义。也许通过对屁的研究，我们说不定也能得知肠道健康与否。屁告知肠首p写这段的时候刚好电视上播了一句台词：“你好歹放个屁啊！”这就是屁存在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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