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尤其是有西方学术视野和海外留学经历的社会学家，为了建设兼具学科规范与民族气质的本土社会学，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恢复重建后，学者们更是不懈追求与践行这一主张。那么，如何形成能够引领时代精神且植根于中国本土发展经验的原创性社会学理论知识，而又不致陷入过于“固定化”和“套路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窠臼？费孝通先生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提出，“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以特定历史时期“基本概念”为着力点，探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概念史方法，或许有助于拓展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边界，进而生成兼具学科规范又能深入社会肌理的原发性社会学理论知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自觉”的社会学进路。何为概念史：通过概念历史理解社会底蕴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是一种具有德国学术传统而又独辟蹊径的跨学科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近年来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推崇和持续关注。最早见诸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讲座》“导论”对描述历史方法的阐述，成熟于20世纪中叶科塞雷克、里特尔和罗特哈克尔等别开生面的学术实践，最终形成了德国概念史、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观念史）和法国史学界话语分析三大传统。20世纪80年代，在东亚地区催生了日本概念编成史研究与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研究。进入21世纪，方维规、李宏图及孙江等学者逐步引入概念史研究，并形成了精彩的概念史方法讨论与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更是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展开了一系列大数据计量研究。对于什么是概念史，科塞雷克在《〈现代政治社会概念辞典〉纲要》一文中指出，概念史是“通过概念理解的历史来分析现代世界的呈现”。概念区别于一般日常用语，它是“不同历史实在之不同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中”，需要被阐释。方维规指出概念史主要围绕“概念—词语—事物”讨论问题，“‘词语’的含义中心在语言符号层面，‘概念’则在于精神因素，强调‘理解’，即对事物有无概念的问题”。概念史正是通过面向反映特定时代焦点问题的词语，考析其隐秘的概念化过程及其意义的转变，进而挖掘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层逻辑。所以，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在观察、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不可替代与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有时也称作“中心概念”。这些概念往往经历由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愈来愈多的含义在这一过程中被社会变迁赋予其中，生成了巨大的能量，如“进步”“发展”。科塞雷克指出，“民主化”“时代化”“可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是衡量“历史基本概念”的重要范畴或者参考指标。而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假设是语言与社会事实的相互渗透，并沉淀于概念。科塞雷克认为“语言中聚合着历史经验，或凭借语言表达希冀”。一方面，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中，这些概念能够通过词语的考析得到描述；另一方面，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因而，“考证概念及其语言史迹，是认识历史的最起码的条件”。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共时比较的历时分析，具体方法体现在时代经典概念考析与社会政治状况探究两方面。首先，由于词语的含义及其所指的事实在共时上的差异和在历时上变化速度的不一致，概念史研究必须考析词语不同层面的含义以及某一概念在用法上的不同称谓，需要将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与相关概念重置于社会历史情境中加以梳理。其次，由于基本概念往往牵涉语义的竞争以及背后的社会政治实践，概念史研究必须注意到概念的使用者群体，即基本概念何以成立。研究者需要考析何人以何种意图将其引入社会政治领域，辨别其被大众接受且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证其含义所维系、排斥和隐藏的社会实在，并评估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历史基本概念》的编写出版宣告了概念史研究范式的确立与成熟。该辞典由科塞雷克主编，百位跨专业学者撰稿，以概念史的方法选取了18世纪以来具有时代显著性的基本概念，对每个（组）词条的产生和含义的演变进行考析，形成了报告体例的释义，对诸如“议会”“政党”等概念含义变化的考察呈现出社会历史经验的基本过程、嬗变逻辑及其文化意味。如何使用：遵循的基本原则及主要步骤在现代学术规范中，概念史作为方法应当如何被合理使用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看，概念史的应用首先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客观性原则。社会历史独立于自然科学而有其自身的客观性，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观念共识的集合。概念史研究需要遵循社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地反映时代特征，解释社会历史客观的逻辑及其特定的深层社会结构关联。第二，解释性原则。概念史对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理解需要通过“解释”的方式达成，需要通过对概念（丛）的把握形成丈量社会历史状况的尺度，进而对客观的社会历史做出合理解释。第三，反思性原则。概念的形成是对社会经验反思提纯的过程，概念史由概念返回历史情境，对特定时期社会状况尤其是对利益群体之间互动过程的考察直指社会与政治的矛盾，是对“反思”过程的“再反思”。那么，运用该方法有哪些主要步骤呢？首先，研究者需要选定特定的历史时期及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状况的词语和概念。这一工作过程往往需要对跨学科、多领域的二手文献，甚至牵涉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观念、词语与概念进行分析判断，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数据库技术对自然语言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海量的数据库资源进行匹配检索、信息提取与统计分析，然后进行辨别筛选。其次，研究者需要考察特定概念的起源及含义的嬗变过程，特别要注意概念的语境、概念含义所指涉的社会实在，以及概念得以广泛传播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一工作需要研究者扩大研究视野，将概念与一系列同义词、反义词等相关概念组成概念丛，梳理概念的所属关系。需要提醒的是，由于概念史研究的复杂性，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有较高要求。再次，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考察概念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使用情境，将研究聚焦在概念使用主体间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并进一步讨论概念如何作为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发挥作用。以方维规所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为例，该书详细地梳理了中国近代历程中“夷”“洋”“西”“外”“文明”“民族”等重要概念的翻译、形成与含义变化，既钩稽了中、日、西三方之互动，又贯通了概念含义古今之流变，可被视作中文概念史研究之样板。概念史方法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概念史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内在的亲和性，这一点在韦伯、曼海姆以及施米特等经典社会学家的实践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当前，在“文化自觉”的指引下，打造兼备学科规范性与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从概念史研究方法中汲取促成社会学理论知识创造性转化和原发性生成的思想性能力和方法论营养。首先，沉淀着社会历史经验的概念是揭示中国社会如何运作的密钥，概念史研究有助于认知和反思基于中国经验的本土性概念，形成一种具有穿透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结构性理解和历史贯通性表达。其次，社会学研究者既要避免特殊主义以偏概全的臆想，又要避免自然科学范式在社会领域的生搬硬套，概念史方法对根植于社会历史的概念的深度梳理，有助于辅助社会学研究挖掘特定时期的社会真实情境，阐释历史性和文化性相统一的包含多样性底蕴的社会性逻辑。再次，基本概念反映着时代特质，针对语言、词语和概念共时与历时的分析，关联着历史表征之下的结构性因素，对基本概念的考析是揭示社会运作机理及结构性力量的重要研究切口，而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因概念史方法对潜藏的结构因素的格外关注而得到有效彰显。最后，概念史方法与数字人文的结合，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算法精准处理资料，有助于实现中国特有的一些本土性文化知识的挖掘和地方性社会知识的沉淀，为社会学原发性理论知识积累和原创性理论成果生成提供更多的思想可能。（本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团队项目“建国前后（1937—1957）中国社会学转型研究”（19QT002）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朱兴涛 李一凡【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资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众所周知，早在社会学创立之初，社会学先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就已经将“社会学”这一学科，分为“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个门类。前者主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社会基本构成及社会结构，后者则主要从动态角度研究社会发展及社会变迁。社会静力学这一传统被之后的很多社会学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使得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的主流研究传统，但相对而言，社会动力学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形成了研究上的长期“搁浅”状态。纵观早期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轻而易举便能发现：诸多社会学家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寻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希望借此来凸显社会学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同时确保社会学学科地位的稳固与制度化。自迪尔凯姆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深受结构功能主义风靡的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团体纷纷从宏大的历史架构中转移，甚至与历史学分道扬镳，从而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其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社会结构的静态研究上，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学界尤为突出。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极大了丰富了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但是，也正如蒂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的。他认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结构与进程专家”，而非“时空专家”。不过，自上世纪中叶伊始，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与社会变迁的加剧，各类社会矛盾逐步凸显，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猛烈地冲击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打破了人们对社会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想，而这也使得社会学研究开始不断出现对这种主流派非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1959 年，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并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历史的关照框架，需要充分地利用历史材料”。米尔斯极具眼界的洞见和倡导被60、70年代早期的激进主义所补充并付诸实施。人权运动、福利计划、反战以及相应的妇女运动，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之后，随着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和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stry）（1956）和斯梅尔瑟的《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the Instrial Revolution）（1959）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历史社会学开始复苏。此后，学术界一小部分学者便提出：促进历史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使用，加强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合作。此时，如贝拉（R.Bellah）、李普塞特（S.M.Lipset）等早期历史社会学家，都坚持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不过相比于比主流社会学，这类的研究的社会学家极为稀少，研究的成果也是凤毛麟角。直至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艾森斯塔特（S.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1963）、汤普森（E.T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蒂利（C.Tilly）的《旺代》（The Vendee）（1964）以及摩尔（B.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al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这四部著作的接连发表，以其关注的“大问题”、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及这四部著作中所透露出的强烈的历史取向从而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震动。历史社会学得到了学界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得其进入起飞发展阶段。等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冷战秩序逐渐瓦解的时代背景下，历史社会学界则涌现出了一股“集体性的自信潮流”。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受到来自于社会学阵营内部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抨击，“普遍规律与个别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与行动”之类的争论也日益激烈。70年代中期开始，在查尔斯·蒂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社会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与共同参与下，“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兴的研究范式在美国社会学界逐步流行起来，这也彰显了历史社会学时代的来临。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社会变迁”是其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其常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但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不同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社会变迁的“被突显的因素”不同，则形成了不同的抽象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有多少种研究社会的方式，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Chirot,1986）。”而日常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费尔南·布罗代尔则十分重视对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他曾说“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可以说，社会生活变迁是社会变迁的最为直观的表现。

社会生活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内容，是动物从事其他生活活动的基础;同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的是物质生活资料(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活动，这种消费活动同样是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动物自身得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呈现互相融合和互相渗透，如饮食、衣着服饰、建筑等都属于以人类为代表的一些动物的物质生活领域，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生活，则体现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社会生活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纽带，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诸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现象。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有:①自然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气候、土壤、水、生物及各种自然资源等，自然环境是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②种群数量。③劳动，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满足自身的需要，是群居动物区别于独居动物的根本标志和社会生活的基础。④沟通方式，以声语言(人类说话、其他动物的叫声、翅膀震动声等)、光语言(人类的文字、图片、符号以及变色龙、乌贼身体颜色的变化等)、行为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或化学语言(有些动物释放一些具有信息功能的化学物质进行交流)为媒介，彼此交流感情，建立联系和相互了解，是社会交往和共同活动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⑤组织，通过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群体性，是群居动物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⑥道德，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属性。社会生活的这些基本要素和构成成分，依据一定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过程。

二、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1．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概述（1）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农村社会学①社会学研究要收集切实的经验材料来反映、说明和解释社会现象，因此社会学家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②农村社会学没有只属于自己的方法，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是开放的。（2）社会学研究方法体系从方法体系看，社会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社会研究方法论、一般研究方法和具体技术三个层次。①研究者做一项调查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系列对人和社会的假设为基础的，社会研究方法论涉及的，正是这些在背后支撑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和基本逻辑。社会学研究的两大方法论基础：a．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具有普遍性规律，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和程序同样适用于对社会和人的研究。b．非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而否认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研究的适用性，认为对人或社会现象的研究应有独特的方法。②一般研究方法是指贯穿于社会研究全过程的程序、步骤和操作方式。③社会学研究的具体技术是指社会研究各阶段中采用的各种数据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的具体手段。（3）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社会学调查研究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①研究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研究设计。②研究实施阶段，即研究者按研究设计的要求收集资料。③研究总结阶段。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各项数据、撰写研究报告。2．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1）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又称田野调查，是农村社会学家最常用的方法，研究者通过亲自深入农村进行观察来收集资料。实地调查要求研究者直接进入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需要持续较长的时间，从而可能获得比较全面和客观、真实的情况，并对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较深刻的理解。（2）作为调查单位的社区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社区相对于大社会而言是具体的、容易观察的。这意味着作为调查单位的社区不能太大，而应在具体可感知的范围内。村庄社区是一定地域的农村居民的生活共同体。（3）亲密接触的实地调查费孝通认为，理论概念都是来自社会现实，只有经过社会现实检验、修正和补充过的理论概念才可能适用于对社会现实的解释，理论与现实不能分割开来，而其中介就是依靠学者的“亲密接触”。亲密接触使研究者得以更准确地了解社区的生活，避免直接地简单化地用外部标准来衡量当地社区人们的活动。（4）类型比较法又称模式比较方法。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产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类型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的基本相同的各个个体。遵循这个道理，如果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就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5）社区追踪调查社区追踪调查，是指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社区的调查研究。对同一对象的追踪研究可以是同一研究者，也可以是其他研究者，亦可以是二者交替进行。追踪调查以初始调查为起点，应当有新情况、新问题，因此也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概括和新的见解。3．问卷调查（1）问卷调查概述问卷调查，是指研究者利用根据调查目的事先设计的问题表格收集数据的方法。一项完整的问卷调查一般包括以下四个环节。①问卷设计。问卷的制定是问卷调查的研究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概念化、操作化和问卷编制三个环节。②抽样。问卷调查可以是全面调查，也可以是抽样调查，全面调查就是对研究对象总体中的每个个体进行调查；抽样调查则是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个体进行调查以代表总体。抽样调查省时省力、花费较小，抽样调查用部分代表总体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误差。抽样分为两大类：a．概率抽样是指总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有一个按设计已知的非零概率被选到样本中，且样本误差具有可度量性。概率抽样有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系统抽样等基本方法。b．非概率抽样包括随机抽样、立意抽样、配额抽样、滚雪球抽样等。非概率抽样简单易行，但样本无法保证对总体的代表性，调查结果不能作总体推论。③调查实施。实施问卷调查的方式一般有当面访谈法、邮寄自填法、电话访问法和网络调查法等。④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是通过各种数量关系来探索社会现象之间联系的手段。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两大部分。a．描述统计主要反映样本本身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b．推论统计根据样本特征来推论总体，主要包括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2）问卷调查和农村研究①问卷调查是当代社会学家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过，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家却很少使用问卷调查方法。原因是：a．因为实地调查本身的优点具有吸引力；b．由于当时的问卷调查技术（例如问卷设计、抽样技术、统计手段等）还很不成熟。②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农民之间的同构型降低，许多问题需要从总体上和数量上来把握，因此当代农村社会学在继续保持和发扬实地调查传统的基础上，也迫切需要发展问卷调查方法。（3）问卷调查的优点和缺点①优点a．问卷调查不局限于对单个村落社区的个案研究，能够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地区开展调查；b．当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的时候，问卷调查的结果对总体情况具有更强的推论性；c．问卷调查可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有利于从中找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d．问卷调查所花费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比实地调查短。②缺点a．对前期的研究设计有更高和更严格的要求。b．研究者应对研究主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明确自己的研究目的和调查任务，设计好主题鲜明、简明易行的调查问卷。c．问卷收集到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同时不恰当的提问和不准确的答案设置也会产生错误的调查结果，使研究者原本希望得到的信息被扭曲。

近日，来自学术界以及业界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可以利用许多相同工具来研究新的黑匣子系统》的论文。研究人员们在论文中提议建立一个名为"机器行为“的新学科，允许研究人员使用社会学科研究动物或人类时所使用的经验观察以及实验等研究方法来研究人工智能系统。论文称，该学科应该放弃从纯粹的技术架构，性能及功能角度评估人工智能。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能够改变及影响他们周围的环境，人类以及机器的积极参与者角色来进行研究。

■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图为上海南京路步行街。 图片来源：CFP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如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作为发展社会学诞生的标志，那么，今天这一应时代之需而勃兴的带有极强经世特色的学科也已走过七十余载。回望发展社会学的发展轨迹，其发展有盛极一时的学术扩张，也有黯然失色的学科衰退。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后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研究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便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研究模式宏大、缺少经验性、以欧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经验为前提预设，导致发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封闭性等。因此，如何赋予发展社会学学科研究以新的理论蕴含和分析视野，更新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形态，形成新的突破点，便成为发展社会学学科发展和转换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发展社会学如何走出危机，获得一种新的形态存在，展开了富有新意的探索，表现出诸多新的研究取向。首先，在学科定位上，不能仅仅将发展社会学定位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而应根据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格局的最新变动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顺应时代的复杂性变化，发展社会学不应仅仅将研究视域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应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研究范围，关注全球化和地方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以增强其学科发展应有的知识厚度。发展社会学研究应努力： 第一，西欧为什么率先崛起？对欧洲自1500 年以来的社会变迁过程加以深入研究和描述。同时注意从此进程中引申出今天西方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意味着什么？第二，非西方国家为何未能率先走向现代化，成为早发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探讨已发展和未发展问题。“探讨什么力量是已发展国家所特有而为低度发展国家所欠缺的，是否就是靠着这些势力才使得前者迅速地迈向工业化”。第三，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转型。狭义的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后发生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规模现象。广义的转型则是指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空前转型和变迁。其次，关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升级”问题。所谓“发展升级”，主要是指步入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国家在经历了初步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后，向发达状态迈进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种较高的发展状态。从表面上看，发展升级似乎是一个必然到来的客观进程，但事实上问题则比较复杂，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初度升级”还是发达国家的“再度升级”，都是一个包括结构转型与阶段转换在内的复杂的演进转换过程，其发展演化将面临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制约。其中，各发展阶段间相互衔接转换、发展质量的本质性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得以实现的关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升级并不是一个直线运行的过程。如何在政府主导下，通过“结构转化”“政策调整”“关系调适”等推进路径，加强社会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发展升级的关键。再次，对发展对立面的“逆发展现象”所展开的研究。自发展社会学学科诞生之始，人们便将目光集中在“发展”视域，而对于那些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因全球市场变动和资源枯竭等因素而导致的衰退却缺少研究和关注。因此，发展社会学必须将其研究范围加以拓展，研究和关注走在发展进程中的国家或地域衰退现象的发生及演变，探索其演变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对策。作为一种“逆发展现象”，地域衰退现象往往以产业衰败、资源枯竭、环境危机为发端，其后逐渐向社会领域迁移蔓延，甚至导致社会走向解组，形成所谓衰退地域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地域衰退的发生及性质判定的问题上，较为惯常的分析范式是“唯经济论”，这实际上是对地域衰退现象作出了最为狭义的解释。此外，对走向衰退地域的深度的文化批判反思是必要的，但这种批判非常容易陷入“文化基因论”的危险。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这种批判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地域“唱衰机制”，非但不能减缓衰退，反而会加深衰退。因此，面对复杂的地域衰退现象，我们应对其成因及性质展开深入分析和判定，摒弃偏激的批判论，将再生理念纳入地域振兴和治理的过程之中，构建地域政策体系，寻求理性的治理之道。最后，发展社会学研究不仅应该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事后解释性研究，更应该加强社会发展未来性的预测研究。此种新的研究取向在以未来社区为题材的一些研究项目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未来社区的理论研究尚未获得充分展开，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未来社区内涵，并进一步探讨社区未来性与技术性、社会性、传统性、生态性、生活性等方面的复杂互动，超前预测和解决城乡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此，发展社会学应发挥其前瞻性优势，努力通过未来性的彰显，以化解由现代性而带来的诸多挑战，建立起新的依托于城乡社区的社会基础秩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未来、现代和传统两组互动关系，进而使城乡社区生活获得长远而持续的改善和提高。除了城市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乡村社会。因为处于转折关头的乡村世界也正面临着一种将现实问题解决与未来持续发展“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浙江率先兴起了农村版未来社区建设。该项目是一个集乡村更新及社区发展为一体的综合项目，以“人口净流入量+三产融合增加值”为核心指标，以乡村社会更新为主线，兼涉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格局。在实践推进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生态视域、产业技术视域以及社会文化视域等方面对其内涵展开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注意处理好传统、现代与未来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统一性和多元性的关系。乡村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与人类未来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未来性工程，而且，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乡村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之，面对变迁剧烈、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通过诸多学人的努力，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问题研究通过其自我更新，业已开启新的研究历程，并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形成集新理念、新体系、新方法于一身的全新的“发展社会学”。（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毅鹏精彩推荐：文明探源的科学性思考译可观 译可听 译可感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法律社会学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的重大事件，它将法律置于社会整体的视野中来观察和描述，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法律研究方法。英国法律社会学家罗杰·科特威尔所著的《法律社会学导论》从介绍西方国家法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入手，旨在呈现法律社会学的一般性导论，可以给予我们法学研究有益启发。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说，“法律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但应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和观察法律，无疑是法律社会学的首要研究方法。关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该书从五种理论进路进行分析。该书认为，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律渗透在社会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因此，将法律放置在社会之下观察，法律即具有多维度的社会实在。社会学可以给法律提供“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作为社会生活框架的法律。其一，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的研究表明，法律起源于伦常。伦常逐渐演变为法律，立法也必须与伦常保持一致。“社会生活自身具有活力，法律、哲学、宗教、道德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只不过是这种活力的各种表现而已。它们深深扎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几乎无力改变这种进程。”其二，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和语言都是“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表达。因此，讨论法律制度时，离不开文化一词。事实上，“一切有关法律制度和法律概念之特征的问题都必须结合其生存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其三，社会的发展表明，法律问题已不再是社会组织的核心问题，法律思维也不仅是法律人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会中许多组织、机构和社会关系用以解决问题的日常方式的一部分。笔者以为，以上论述充分表明，法律具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法律植根于社会，法律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第二，作为社会变迁工具的法律。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有意识地运用法律来促进或者阻碍社会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时期都包含了法律和诉讼的广泛使用。”至于法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该书以立法策略为例，指出：法律塑造社会制度，这些社会制度进而对社会变迁的速度或者性质产生直接影响；法律通常给专门为变迁施加影响而设的机构奠定制度框架等。再如，该书以立法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或态度为例，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埃文的理论，指出有效立法必须具有权威和威信、必须确认服从法律的实际模式等七个条件。笔者认为，法律对社会变迁产生影响，虽然表明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工具，但是“法律植根于社会”的命题依然成立。第三，作为整合机制的法律。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一部法律的功能完全不依赖于制定者的意图，而取决于它在维护现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的贡献。“社会制度或法律制度具有的显著功能，只能根据它作为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系统的要素所处的地位来确定，也许完全不同于与其存续直接相关的人们所公认的内容。”这就是功能分析方法。为了展示法律的功能分析，该书以庞德、涂尔干、卢埃林和帕森斯四位学者为例，说明法律是一种整合机制，即一种应对危及社会基本凝聚力的紧张或冲突的处理方式。如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分析，为法律在社会系统各功能要素关系全景中的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清晰的详细说明。第四，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观念解决的是一个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理念或态度的维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主要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律的压迫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压迫性工具，在维持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秩序和稳定、应对支配性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后者是指工人和资本家在法律上实现平等，一方面工人有权获得工资，另一方面资本家有权获得利润。就意识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提供了三种解释进路：经济派生论、结构主义、阶级工具主义。此外，该书重点论述了作为西方法律和社会标志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个人主义采用一种绝对化的视角来观察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契约、雇佣合同、婚姻等均是个人主义的体现。第五，法律具有正当性。可以说，法律的正当性是法律可接受性的前提和基础。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正当性基础来自于一个由抽象且全面的规则体系所构成的法律秩序，即所谓的法治。随着法律的发展，现代法律也出现了转型，包括三种类别：自由裁量式调整、机械式调整、个别化调整。面对法治后的法律正当性，书中认为，需要自由裁量式调整的助力，通过该调整，不仅为行政管理提供有效方式，还能够避免法律政策实施。该书深刻揭示了法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精细理论和系统体系，这无疑为法律社会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持久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检察日报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检察院王水明）

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复杂局面。不但有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直接对话，也存在着在某些核心概念和框架上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拟梳理出理论研究的几个核心概念，来大致呈现社会学理论研究新的进展。权利研究。在古典自由主义、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交换理论的基础上，权利概念在四个方向上得到了推进，分别是理性选择理论、社会福利理论、权利来源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在这四个方向中，或者基于权利概念来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或者分析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形成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对权利从何而来进行了社会学探究，或者经由权利概念来建构分析现代社会冲突的新框架。科尔曼将社会交换理论当中的交换对象转换成了行动的权利。科尔曼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应当研究的不是有形的事物，而是行动的权利。我们所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资源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利的交换。在阿玛蒂亚森的福利观的基础上，查特吉重点探讨了“权利资格”概念，权利资格指的是，有些人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法权，但他们却仍然具有一种权利资格：他们应该得到的不是补偿，而是帮助重建一个家园或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来源。达伦道夫借鉴了此种对权利的新定义，重新书写了社会冲突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冲突的根源在权利资格当中。而法学家德肖维茨则对权利的来源进行了社会学研究，他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经验，特别是不正义的经验。我们从历史的错误中学到，为了避免重蹈过去的不正义，以权利为基础的体系以及某些基于权利（例如表达自由、宗教自由、法律平等保护、正当法律程序与参与民主）至关重要。苦难研究。社会学对苦难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主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局面才有所改观，其中，布迪厄和威尔金森对苦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93年，历时三年时间，布迪厄等人出版了《世界的苦难》一书。苦难主要表现为因特定结构所造成的“位置痛苦”以及“一种伴随着社会性和集体性的解组而导致的个体的悲惨际遇”。在此，布迪厄将“社会痛苦”这一充满病理学隐喻的概念转换为社会学概念，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把社会上难以明言的病患转化成清晰可辨的征候，从而可以用政治的手段加以治理。”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成为一种解放的工具，并因此是一种慈悲的工具。威尔金森对苦难的研究，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真正地使苦难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苦难：一种社会学的引介》一书中，他首先将苦难定义为“经验中发生的殒亡丧失、孤独无助，以及个体性异化”，苦难由“如下情感组成：沮丧、焦虑、内疚、耻辱、厌倦以及悲痛。”他提出如下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现代社会的苦难？他认为，对苦难的探讨应该在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苦难和现代性的关联；二是理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如何理解苦难。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威尔金森希望能够从苦难的角度理解现代性，并试图在从神义论（theodicy）到社会正义论（sociodicy）的转变上做出社会学的努力。社会恶。在涂尔干逝世90周年之际，学界关注到了涂尔干对社会恶的研究。涂尔干认为，恶是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我们只有通过对恶的超越才能成就自我和社会。因此，涂尔干对“社会恶”的分析构成了他理解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社会理论着手分析“恶”的重要传统。涂尔干对“恶”和“苦难”的关注昭示的是，在现代性的情境下，我们在集体意识和社会价值的保持方面，具有相互的和集体的责任，这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也是我们建构自身的路径。在对这一传统的继承方面，何茨、巴塔耶、伯格、道格拉斯以及亚历山大无疑是最为重要者。虽然涂尔干的学生何茨侧重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黑暗”方面，但不得不说，他极为重要地延续和推进了涂尔干对“恶”的关注。亦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涂尔干“恶”的社会学分析对于巴塔耶的重要影响。道格拉斯对“洁净与危险”的分析与涂尔干对“恶”的关注如出一辙。“恶是社会内在部分”的判断，与亚历山大、伯格的分析也是一致的，亚历山大在“恶的文化社会学”一文中对恶的分析是与建构善联系在一起的，即善只有经由对恶的认识才是可能的，伯格则将不确定和无秩序等确定为恶，这也是社会生活的内在部分。实在理论。实在理论无疑是社会学理论中一个值得注意但可能较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舒茨就认为，“说一个事物是真实的，意味着这个事物处在与我们自己的某种关系之中。”舒茨对多重实在有过杰出的分析。每种有限意义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认知风格。因此，要从一个意义域过渡到另一个意义域，就需要借助“跃迁”（leap）。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实在是由社会建构的，而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他们对实在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现象学对实在问题的研究。加芬克尔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对于布迪厄而言，实在就是行动者在自己的场域中感觉到“如鱼得水”和行动的“合情合理”。所以，布迪厄才会说道，“社会行动者不一定是遵循理性的，但总是‘合情合理’的，这正是社会学得以成立之处”。居于吉登斯对实在分析中心位置的是他所提炼出来的“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正是实践意识这一概念，构成了他对行动和实在分析的中心。离开了实践意识，我们就无法很好地理解他和之前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区别；只有在实践意识的基础上，才能说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而正是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吉登斯所阐释的“实在”的问题核心。时间理论。时间问题曾让无数思想家感到棘手。奥古斯丁说，关于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一旦有人问我，我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分析了三种主体性时间，即回忆、注意和期望。贝尔特在世纪末完成的关于时间研究的博士论文，对时间理论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该研究重点拓展了米德的时间理论，尤其是关注米德现在和自我分析中的时间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但关于此一主题，后来者并没有做出更多有价值的推进。吉登斯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判断的基础在于，时空是互动的基础性“环境”。所以，吉登斯认为，以往的行动理论在两方面存在着空白，必须要做出改变，一是必须把时间纳入对人类能动性的理解中，二是必须把权力纳入社会实践的内在构成中。布迪厄对时间的关注由来已久，这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而他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人类学考察，涉及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时间观以及不同经济体系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而布迪厄关于习性和场域的本体论契合的观点，是在行动者对未来预期的意义上才成立的。布迪厄对社会底层的社会学关注，也是在时间上将这些群体看作“没有未来的群体”。而这种分析，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拥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上海大学社会学·考研经验分享基本情况：初试：社会学理论125分，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129分。本科学的是编辑出版学，一个属于新闻传播学大类又略显边缘小众的专业。大三下才正式备考，考研前看过几本社会学著作，数量不多；本科阶段除了修过一门出版经济外，没有任何数学基础。在决心考社会学之前，我几乎没有关于这个学科的基础。所以如果你本科就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基础更扎实，起点更高；如果你是跨考，像我这样基础薄弱的都有希望，也不用太丧气。初试备考——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学史、论文我是2019年2月份开始收集资料备考的，一直备考到9月份中旬时，上大的研究生招生网站更新了《2020年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初试科目及参考书目》，我才获得了新的参考书目。教材的变动还挺大的，基本上除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和两份杂志期刊不变外，其他的教材都做了更换。而且社会统计学部分本来只考翁定军老师编撰的一本薄薄的教材，并且划定范围考前六章，更新参考书目后，直接改成了北大版卢淑华的《社会统计学》，而且没有划定范围，意味着整本书的内容都列在考试范围内，所以对我冲击蛮大的。或许这个经历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毕竟还不能确定今年会不会更换参考书目。2020初试、复试参考书目（可查阅官网）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部分上海大学的参考书目主要是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古典时期部分）、杨善华版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现当代部分）。《社会学主要思潮》，这是一本法国教材译著，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好把握，融合了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理解，而且结构相对没有那么清晰，如果当成教材阅读会显得略微散乱。所以备考的过程，即便是复习古典时期的思想家，我也没有直接把这本教材作为备考书目，仅仅是辅助理解的阅读。备考时我是以南开大学侯钧生版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四版）为参考书目的，对照了杨善华、谢立中版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理解和记忆。也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杨善华版的《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1999年版），对比自己买了新版的杨善华、谢立中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二者差别是99年版的教材中只涉及了当代的社会学家的理论，是从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开始的介绍的。未更新2020年的参考书目前，上海大学往年的推荐书目是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这本我只大概地读了一下，没有认真地通读，后期换了教材就没有在花时间研究了。这本教材是以理论流派来梳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的，参考下图的目录可见一斑。个人觉得在没有对社会学理论的整体发展过程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体系前，直接上手这本教材还是很困难的，但是后期三轮复习时，这本教材不失为一本很好的梳理和参考书目。可以分享的教训：因为时间不太充足，我几乎放弃了好好研究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帕累托三巨头，而且我自认为他们在社会学学科中的位置没有很重要，但书中他们仨占有很非常大的篇幅，结果……考试时各出了名词解释，还有一道15分的简答题，非常心痛。所以建议大家对参考书目中涉及的内容、社会学家都上点心，初试题目完全没有超纲，都在推荐书目的范围内，书中涉及的内容基本都是考试的重点考察对象。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最早开始备考时就开始准备社会研究方法这门课，2-4月时读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这本外国教材对我一个完全没有系统学过研究方法的新手而言非常友好，结构清晰，语言通俗易懂，而且中国大学MOOC上就有这本书的译者邱泽奇老师开设的网课，如果理解有困难可以配合着学习（虽然老师讲课和教材不完全一致）。个人感受是艾尔·巴比的教材便于入门和理解，但是不适合后期的记忆和背诵，很多概念性的名词它倾向于解释明白，加上是译著，表达上会不够简洁。所以我后期是直接以风笑天老师的《社会研究方法》（第五版）为基础进行背诵和记忆的。风笑天老师第五版教材中直接用了基础知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结构来编排，结构更清晰。这门专业课最重要的是弄明白概念名词，理解所有的概念、操作及原理，最重要的是理解，前期多花时间也没关系，如果不理解是很难记忆的。研究方法教材中对定量研究分析那一章可以和社会统计学一起学。作为一个文科生，大学根本没有学过高等数学，刚开始接触社会统计学时，压力真的非常大，更换了教材之后更是崩溃，所以这门专业课有不少心得可以和大家分享。首先社会统计学部分在初试中占比50分左右，如果没有记错，是5道计算题。考的知识点包括计算平均数、众数、方差；计算置信区间、判断假设是否成立、是否存在显著性水平等。知识点没有超纲，都在教材例题和课后习题的范围内。从9月中旬更换教材后，10月才开始正式准备。当时查到自己学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开了一门“社会统计学”的课程，试着跨校区去蹭课旁听了，但授课内容和考研复习有出入以及挺浪费时间的，后来就放弃了。主要是看教材自学和听网课，当时在中国大学MOOC上听完了南京大学赵进老师讲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也在B站上看了不少考研数学的视频。遇到不理解的知识点在网页上直接搜索百科知识、请教理工科专业的朋友、问相关专业的学长要了他们的课程PPT……好像为了学这门课“无所不用其极”，要学的时候发现方法好像还是比问题多。我大概花了2个月（10、11月两个月）认真学教材，努力弄懂计算原理，勉强做到了90%的理解。10月：第一遍 看教材、理解原理，然后把每一章后面的习题做了，百度文库上有一份课后习题的答案——对答案、不会做的就直接看答案。第二遍 重新做一次课后习题，根据习题回顾每一章的知识点。11月：第三遍 把每一章的知识点整理成思维导图（因为有很多字母公式-我选择了手写笔记），抄写了每一章的重要概念、需要记忆的核心公式和变式。我大概用了8张A3纸，双面 一共是16面的笔记，完成这一轮整理后，11月基本就结束了，12月开始复习统计学部分的知识就基本只看这份笔记了。再每天复习1-2章的课后习题。前期学习统计学对我来说非常艰难在于学习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的意志力做斗争，因为自己不自信自己可以学好这门课，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鼓励自己去学习这件事上，而不是真正去学习。后来看了B站的不少学习up主的视频，学了一些学习方法才艰难调整过来，放下“学不会”的心理负担就安稳许多了。社会学史认真读《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的规定章节，可以用思维导图的方法来整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包括学派和代表人物等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和这一背景相关，而且从历年的试题可以看出上大很关注乡土、城乡的议题，中国社会学史和这部分密切相关，值得重视。论文考研过程中也要抽空看《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两本杂志，尤其是《社会》本来就是上海大学主办的，往年也试过从期刊论文中出题。阅读过程中可以不必每篇精读，但要大概了解论文的核心观点、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感兴趣的就仔细阅读。复试经验——专业类问题、个人类问题、英文面试今年的复试因为疫情的缘故延期了两个月，也取消了笔试，参考性可能会降低。初试完以后在微博上询问了两个保研成功的网友，一个是19级的，一个是20级的。他们的经验都是自我介绍+英文原著片段翻译，所以整个复试准备阶段我都把英文原著翻译作为英文面试部分的重点，读了瑞泽尔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中英双语版）来熟悉专业名词和练习翻译。还参考了学长的建议，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所有导师的论文（知网最高引用）看了一遍，基本了解了所有老师们的研究方向。然而今年网络复试的缘故，英文面试部分也不是原著翻译，而是和老师对话。面试过程大概30分钟，首先是抽取两道题，然后在抽到的题目中二选一回答。我抽到的题目一道经典著作，一道是时事分析（因为有规定承诺保密试题，恕不能分享）。所以准备复试的时候最好密切关注新闻时事。综合面试是4个老师轮流对我提问一个问题，主要围绕的都是我本科四年的经历（提交的复试经历中要求个人简历）。基本是一些个人类的问题，这部分基本上因人而异，老师是根据每个人的简历和本科经历来提问的，具体问题的参考性不大，但最好也提及一下自己有过的科研经历，或者写过的课程论文、毕业论文以及读过的著作，表现一定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吧。英文面试依然是老师根据个人简历随机提问，英文部分我大概花了3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结束后非常担心英文部分没有发挥好。面试最重要的是诚恳、真诚以及礼貌。生活与心态问题时间管理7-9月尤其是暑假期间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要基本完成专业课的第一轮学习，个人的进度是9月底完成了理论课的第一轮学习和做了13万字的笔记整理、完成了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部分的学习。时间上，每天保证理论4小时以上，研究方法3小时。10-11月进入理论专业课的第二轮学习和理解，开始按照社会学家和理论流派进行理解，并且配合知识点，试着做历年试题。社会统计学的参考书目调整后这两个月我重新学了定量研究部分的知识，在11月底完成了社会统计学部分的2轮复习。时间分配上每天保证理论3小时，社会统计学3小时，10月开始备考政治。12月专业课全面进入三轮复习 理论部分基本维持一天复习一个社会学家的知识点（2小时左右）、研究方法知识点背诵（2-3小时）、社会统计学公式记忆+习题练手（2小时内），其余时间主攻公共课。考研过程中非常容易焦虑，如果遇到了其他任务就难以专心复习，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处理好其他紧急任务再投入复习，比如8月下旬花了一周非常认真地写了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和文献综述，解决之后再安心复习。有时候学习任务一多，一焦虑也会什么都想干，最后堆在面前什么都没做，在朋友的推荐下就用了一个时间管理APP“番茄TO DO”（真的不是打广告），每次设定待办之后，限定自己在那个规定时间内只专注完成那一项学习任务，这逼迫我做好任务规划，焦虑就慢慢被缓解了。而且每天结束学习后可以查看当天学习时间和各科的时间占比，量化自己的学习时间，能有一种时间的掌控感。当然坏处是：要带手机去图书馆，有时候忍不住会看微信、微博。8月某一天的番茄钟心态问题考研到9月时参考书目的更换，当时对我的影响挺大的，虽然今年大规模重新调整参考书目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还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会调整。经验就是及时调整，考研的压力好像会让人对任何事都容易焦虑，生活上遇到的各种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遇事了就尽可能地冷静，然后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可以找研友，互通信息有无，相互支撑不至于孤军奋战。当然陪伴是相互的，影响也是相互的。如果找研友，也一定要尽可能是相互了解、值得信任的好友。学社会学对我来说是即有趣又在凝视自己的过程，如果学到了新的理论或者看到了有趣的论文，试图用理论视野去分析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常常看论文，某些“奇奇怪怪”的知识似乎也在不断增加。但社会学又给了我一种对生活的疏离感，或者是一种超越感（对现实中的实践感兴趣，但又不希望被完全卷入），所以学习的过程也不断在凝视自己，比如被困在“铁的牢笼”中在学习“铁的牢笼”这个知识，背着“文化资本”的知识点去参加考试不就是为了获取新的文化资本吗……这样的凝视有时也会让自己觉得可笑。考研的后期会越来越疲惫，考研初试的那一周我也曾非常认真地想过要放弃参加考试。压力大到胸闷无法呼吸，就走出图书馆，在学校广场坐了一晚上没复习。那晚唯一想明白的事情就是，参加考试可以，但是我不想、也不需要自己通过一场又一场的考试去证明自己，那样就真的成考试机器了，考试之外我们一定有其他东西能够让我们立身。考研的经验分享，往往都是来自上岸者的，我们很少知悉那些没有成功上岸的人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有时我觉得自己只是好运而已，所以我并不打算在此说任何或鼓励或打击大家考研的话，练习和自己对话、问清楚自己的想法更重要，如果做了决定，就稍微坚决一些地行动，为行为负责。祝各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