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博士容易吗

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周乐/文】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女性政治运动，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历史，其目的旨在于推进男女平等。这场耗时巨大的平等运动最早诉诸于政治平等，抗议女性没有投票权；后来发展到诉诸于社会平等，抗议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公平待遇；现在已经衍生出几十种我也分不清的平等，因为他们要求的越来越多……我是女性，也是一名社会学博士。在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身边的人问：女孩读那么多书干嘛？在网络上，我们也总能听到各种“妖魔化”女博士的言论，比如，“人类有三种，男性、女性以及女博士”。当然，针对女性的话还有其它各种方面的，比如“你都xx岁了，怎么还不生孩子”“一个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幸福”之类的云云。说这种话的人，我们称他们为男权主义者。为了抵抗这些男权主义者，“女权”诞生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言论因为被说得多，就会让人觉得不仅正常而且正确。但作为个体而言，我非常害怕和这样的人交流，因为他们总是非常霸道地持有“因为你是A，所以你得B”这样的偏见。▲社会对“女博士”存有一定偏见在我眼里，带有这样逻辑的人，总是无视他人的主体性和情境性，简单地说，就是“他们习惯于将每个人的可能性扼杀在固定的框架里”。无论男权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毛病。如今，很多有了孩子的女性选择离开职场，做全职太太，但是她们却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女权主义者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女人要经济独立，要有自己的事业才符合现代女性要求”。说实话，面对这些人，我心里唯一的对话就是：你们怎么都那么闲呀！你们没有自己的生活吗？如果说“男权”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那“女权”就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因为，不管“男权”或“女权”，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基于女性生理特征赋予女性社会角色或要求。其实在本质上，他们的话语模式是一样的，即：作为女性，应该如何如何。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记得小时候就有亲戚问我爸爸：你怎么把乐乐当男孩养？而我爸爸的回答让我记忆犹胜：“我只是把她当人养”。所以从小，我做任何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女孩我就要如何”这样的问题；而是想着“作为一个爱思考、独立的人”，我要如何活出我自己。我的参照物是性格、品格、意志，而不是什么行为言语上的规范。▲做全职太太被女权分子说成是堕落不管“男权”或“女权”，它们自诞生起就跟女性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们的出发点也不是作为女性的人，而是社会秩序和政治诉求的产物。一天到晚诉诸于男权女权的人，在乎的只有他们关于自己的政治意见表达，而不是每一个女性所处的生活情境和日常行为的实际发生。所谓的男权社会，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把对于男性的要求升级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考量体系。表面上，是“男性话语”占据主导，男性更有话语权，但实际上，这种话语权也使得男性落入了相当被动甚至被压迫的局面。比如在过去，大多数男性在职场上把持着重要岗位，社会习惯性地会把“职场上的成功”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而这条标准又会反过来使很多男性透不过气。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男权社会实际上使男性陷入了被安排、被指定的命运。事实上，男人在男权社会中要比女性更容易丧失自我：一个显赫官员是独立人吗？显然不是，他连自己的主张和想法都不能有。一个成功商人是独立人吗？商业本质是交换，他的一切都是在满足他人基础上，更不要谈自己。一个知名人士是独立人吗？当然也不是，他要迎合大众口味，得琢磨热点和吸睛的方式来设计自己的公开话语，无从谈自己。当然，若女性若也加入这个作为整体的生产性社会，亦要面对同样的命运：一个以外在成就作为个体价值评判的社会。▲穿“波卡”的阿富汗妇女只有那些惰性思维的人们，才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种假定，即：男权是压迫女性的，女权是解放女性的。女权自身有两大问题：一是参照男性标准；二是部分女性加诸其它女性身上的要求。很多女权一直在倡导和男性平等，虽然要求平等的表现方式近几十年发生了变化，但我认为这种以他人标准来比照自己，就是主动失去自我的过程，并且以女权名义来要求和男性平等的做法，是在强化女性的弱者形象。其实女性完全可以正面、正向地表达自己的社会诉求，而不是以男性作为参照物。女性之间各有差异，一些有公共话语诉求的女性，常常绑架全体女性来实现其自身的权力意志，而剥夺其他女性的生活选择。我不认为现代女性选择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就是堕落的表现；相反，家庭本身的经营于个体、于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19世纪美国妇女的独立标志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替男权申诉，也不是来批判女权。在我眼里，男权、女权都是生命力很弱的词汇，它们都无视个体生命的自我塑造。我想说的是，作为女性，不要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就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女性式的生活或生命轨道；生理性别是生而不同，但社会性别是政治产物，我们没必要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左右自己的生活；不管男性、女性，最重要是还是先活着像个人，无关乎性别。性别之外，还有阶层、地域、职业等等之分，如果我们以这种外在的身份来指导自己生活，我们必将是被撕裂的；如果我们想活出自己的完整性，就得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总之，男权不是压迫女性，女权也不是服务女性。每个女性就是一个独立的自己。

海归回国后一般都会选择风光体面的事情做，但是往往有一些不走寻常路的人，他们不在乎挣钱多少，只选择自己喜欢的，在浙江杭州，社会学博士蔡燕航从澳洲回国后，抛弃学术研究，竟开始了手工皂的制作之旅。蔡燕航现在是素朴心手工皂坊的主理人，和之前的社会学研究毫不沾边，他回国以后，身体出了点问题，所以他并不想做学术，只想做一点跟健康有关的事情，当时刚刚毕业的蔡燕航其实是想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现在却恰恰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不务正业”。现在跟家里人一起经营工作室，他做的手工皂在跟空气接触后，它自身还会形成皂化反应，慢慢的就比较成熟了，然后碱性就降低了，大概需要两个月时间，蔡燕航的妻子原本在投资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年，由于老公的缘故，毅然决然的辞去工作，和丈夫一起做起了手工皂，经济收入对妻子而言其实是下降了很多，但是在蔡燕航看来这个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因为常常会在制作的过程中获得一些新的东西，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周围的人都会觉得做手工皂浪费了蔡燕航的才学，但是蔡燕航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之前的一些经历都在影响着他，再次回到澳洲去学习，去台湾拜师，这些都是需要学习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去评判一个行业的好与坏，因为每个行业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在蔡燕航看来现在的他并不算是成功，现在只能算是刚刚站稳一点点脚跟，但是蔡燕航很满足现在的状态，慢慢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自己也做得比较开心，这样就可以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小编删除

都说高考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考上一所好大学，选择一个自己喜欢并且将来好就业的专业，毕业后能够有一个稳定并且待遇不错的工作，这也是很多人的梦想。作为公认的最公平的一次考试，高考也是检验十几年寒窗苦读成果的时候，只要你足够努力，总会有一个满意结果的。高考前，有些人的目标是考上大学，有些人的目标是考上本科，还有些人是考上重点大学。当我们在为了自己不同的目标奋斗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选择的，就像大学选专业，很多人可能会有过这样的纠结是选择好大学的冷门专业，还是选择二本大学的热门专业？成绩不好上不了名校，有些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专业能不能选，将来就业会有影响吗？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清华博士7个月找工作都被拒，原因竟是本科学历不是985。通过这件事也能够多少了解一些名校和普通二本院校毕业待遇上差别了吧。很多公司在招聘的时候会非常重视第一学历，在非常公平的高考面前，成绩好就可以考上双一流、985大学、211大学，成绩普通的基本上就是双非大学，成绩差的就是私立大学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无外乎就是在看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虽然不全面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些就足够了。所以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有些专业性很强、要求比较高的专业，这些专业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一般对学历和毕业学校是有要求的，很多普通二本毕业的学生，是很难找到对口工作的。这3个专业成绩不好的尽量不要选，上不了名校，毕业后找工作都难1、高考大热门-医学类专业医学生大家都知道学习是非常辛苦的，专业要求也非常高，由于医学的知识非常繁杂，医学生的知识储备相当重要。这也是很多知名的医学院都是本硕连读的原因了，普通本科生也要五年才能毕业，再加上很多医院对医生的招聘要求都是博士生，最低也是硕士生。很多二本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很难入职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如果考不上研究生基本就等于放弃成为一名医生了，改行是最好的选择。2、文理都比较适合的-法学类专业法学本来就是一门很杂的学科，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等都需要去了解。不但如此法学还需要有一个广泛的兴趣爱好。不但如此，其实法学的难点在于建立完整的法学知识体系，但是很多人本科加硕士七年都不一等能够完成。司法职业资格考试的难度也很大。很多同学选择法学专业基本上都是希望毕业以后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的，但是这些职业对于院校背景和学历水平要求是相当高的。3、传统热门专业-建筑专业学建筑专业的其实找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想找一个好的工作却不那么容易，再加上这个行业对于资历和名气的要求也比较高，再加上建筑专业的名校也很多每年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你不足够优秀，毕业学校再不是很好，好的用人单位很难录取你的。如果你的高考成绩不是很好，自己的自制力又不强，大学尽量不要选这三个专业，否则毕业后很难找到相应的工作。你对这三个专业有什么看法，欢迎到评论区留言讨论

疫情不仅考验着每一个人，也使人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考和沉淀，对我们的灵魂进行了猛烈的震动和冲击，让我们浮躁的心来一次洗涤和反思，今天就当今大家热议的问题进行分享。近日来一个热门话题在网络上不断出现，这就是滞留在英国的小留学生的回国问题，一部分小留学生要求中国政府出面，承租包机接其子女回国。爱子之心人人有之，单从这一点而言无可非议，但是政府作出决策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可能，这不是我们打的或包车，有钱就行，这是关乎两国航空，甚至外交事宜，不是有钱任性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在网络上有些网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包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而情急之下，小留学生的家长就口无遮拦的说这是仇富，这种说法就十分不当，真的是仇富吗？即便是仇富，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仇富，富有什么可仇的，与其说是仇富，倒不如说是人家仇的是无端的优越感，无端的傲慢和偏见，放下身段和大家在一起，再不要妄言什么仇富之谈了。疫情以来，大量华人华侨以及国外留学生纷纷回国，这是人之常情，有了灾难回家避难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国家如今强大安全，国内的亲人也欢迎同胞回来，因为家是我们最后的避风港。可是，确实有极少部分人，觉得自己是华人华侨，或者是留学生就高人一等，处处表现出来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觉国内的人比不上你们，于是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起来，无端指责国内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大家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给他们的勇气，是那里来的优越感，这些人不但无礼而且讨厌，不仅可恨而且可怜，这些人难道还不让人仇视吗！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上，还是当今的现实中，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的留学生背井离乡出国学习深造，回来报效祖国，他们都得到了国家民族的认可和敬仰。但是，小留学生的家长，你们扪心自问，你们从小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不用别人给你们答案了吧！人在少年时期是完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阶段，是民族文化的筑基阶段，这个时期，将孩子送去外国学习，你们是想培养你们是孩子成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还能传承你们的家风吗？大疫当前，全国人民都在为战胜疫情不懈奋斗，世界的交通运输都在为抗疫而忙碌，这个时候，一切都要为抗疫而让步，解决包机接回你们的孩子，一定会做到的，但不是今天！通过这次疫情对世界的考验，能否也对你们敲响反思的警钟，现在中国的强大举世瞩目，中国社会的优越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西方的冷漠与自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你们希望你们的孩子也成为冷漠自私的人吗？想想吧！虽然你们想让你们的孩子改换门庭，但祖国不会放弃他们，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他们一定会安然无恙的回家。（刘恩嘉，社会学博士、经济学硕士，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特邀研究员，黑龙江省工商联总商会名誉会长。）

郑松泰为香港政治组织“热血公民”主席，绰号“泰博”。这个“热血公民”组织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港独组织”，于2012年2月29日由黄洋达创立，秉承“港独教父”陈云提出的“勇武”理念，主张城邦自治、香港建国，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郑松泰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并成为主席，令他身边的人无不惊讶。因为郑松泰本是一个文弱书生，其本科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2005 -2010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系硕士及博士。这样一个书生为何会加入如此激进的组织并走上“港独”之路，至今被港媒称为香港政坛的谜团。央视图(下同)但是，我们梳理郑松泰的经历不难发现，年轻的郑松泰从起步到发迹，得益于他的规划长远、心思缜密。他的学历及阅历，都是其在未来攫取个人政治资本的重要砝码。不得不感叹，郑松泰以与其年龄不相符的城府，将自己的丑恶面目藏得极深。下面，我们来解开郑松泰由“社会学博士”走向“港独”的谜团。出身平庸，利用“博士”光环提升身价郑松泰出身普通家庭，父母为小商贩，家庭条件一般。后来经过努力，考入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系，到北京求学前曾担任民主党湾仔区议员李继雄的助理接近一年。毕业后，郑松泰2005年到北京修读社会学硕士及博士。毕业后来在接受采访时郑松泰坦言：在北京生活的五年，见证了中国大陆的变化，亦令他决定毕业后回香港发展，更让他体会到在中国大陆生活得越长时间，就越不想香港变成中国的普通城市。郑松泰的这一番话颇为值得玩味。乍一听，其在谈大陆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当时的这句话已是“一语双关”，他分明想要在香港掀起浪花，让香港变得“不平庸”！他选择的这朵浪花，就是“港独”的浪花。精心算计把握时机火速加入“港独”组织返回香港的郑松泰又回到其就读的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郑松泰便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热血公民”组织。上面已经提到，这个组织是2012年由黄洋达创立，成立时正值香港本土思潮急速冒起，提倡以更激进手段示威。曾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多名成员因参与占中、旺角骚乱而被捕。郑松泰似乎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新兴组织的成立，让其能够有机会大施拳脚。当李继雄得知郑松泰加入一个主张街头抗争的政治组织时，深感意外。后据李继雄分析，郑松泰虽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但他博士毕业回到香港，已对社会政治深感兴趣，但却不会加入老牌政党，因为那里面不会有其位置，而加入新兴的“热血公民”组织就可以有充足的发挥空间和影响力。李继雄说得很委婉，其实不如直接说：加入“热血公民”组织可以让郑松泰有机会出头，牟取个人政治资本。这才是本质！费尽心机搏出位高调宣扬“港独”思想起初，郑松泰社运上的表现不算出众，但凭着高学历，在“热血公民”赢得了一定位置。郑松泰口才和号召力不及黄洋达，因此最初得到的关注并不多。但他的学历在“热血公民”里面几乎是最高的，很受尊敬，他凭借擅长写作的优势，一直在网络媒体“热血时报”发表文章并主持网络节目，不断宣扬“港独”思想和主张，荼毒青年人，很快便发展成为组织核心成员。2016年，郑松泰代表“热血公民”出选新界西选区的立法会选举，初时因知名度低而不被看好，但最后却高票当选，一炮而红，并接任“热血公民”主席。就这样，郑松泰通过几年经营，终于“逆袭成功”，成为立法会议员。辱骂民众“智障”曾自称“爱国者”，被讽为“变色龙”前面提到，郑松泰曾在2005年来到北京修读，2010年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录制《铿锵集》时，曾表示“我是中国人，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之后，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段是自己的“黑历史”。后郑松泰曾在脸书上表示，重看《铿锵集》他发现：“变的不是我，原来是香港人变得太慢，又或者根本不想变。”一个曾经有着爱国情怀的青年，变成了要分裂国家的“网红”。可见，为了博得关注、牟取政治资本，郑松泰就是这么一个左右摇摆、两面三刀的“变色龙”，令人作呕。此外，2017年6月10日，香港网络名人仇思达公布一段立法会议员郑松泰的录音，内容指其辱骂大众“白痴”。郑松泰其后证实工作汇报和内部沟通被人流出，深表遗憾。11日晚，郑松泰在脸书上发文承认该段录音属实，但自认为该内部限时直播的讲话并无不妥。他表示自己有如此举动，是因为他认为有些民众属于智障，而在录音流出后郑松泰于其脸书账号发文补充，宣称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所有未给“热血公民”组织候选人投票的人全都有“智力问题”。教唆年轻人参与暴力参加暴乱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郑松泰在加入“热血公民”组织时，仍然一直在香港理工大学任教。现在参与暴力示威的学生，多来源于郑松泰这样“港独”教师的洗脑。从某种程度上讲，校园“港独”是社会“港独”的温床。校园“港独”之所以滋长泛滥，是香港校园长期姑息放任郑松泰这样的“港独”教师给学生洗脑。郑松泰利用他的教师身份，为“热血公民”组织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备力量。同时，郑松泰还无耻地欺骗香港的青少年，公然教唆年轻人参加暴乱，诋毁、攻击他们的父母，他声称：反对上街的家长是“猪”、是“港猪”，鼓吹年轻人要“与港猪划清界限”，并唆使年轻的子女们同他们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其还宣称“香港的父母从孩子一出生就不停地向孩子索取”，“每一个父母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给予孩子什么”，“大难临头各自飞”，“有事没事都不断剥削年轻人”等等。最后，他得出的所谓“结论”是：“爱不爱年轻人，在上街这件事会表达的一清二楚。”郑松泰在暴乱中的充分表演，使其离间亲情、泯灭人性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倒转”国旗博眼球弄巧成拙丢饭碗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会点算人数期间，郑松泰将民建联议员桌面上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倒转，随即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行为不检而被赶离场，成为这届会议上第一个被赶离场的议员。2016年9月19日，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勋发新闻稿称，针对郑松泰的行为，现已致函警务处要求调查及依法作出检控。2017年4月10日，郑松泰接到通知，中区警署公众活动调查组就其2016年“倒转”国旗及区旗的行为，正式落案起诉“侮辱国旗罪”及“侮辱区旗罪”。2017年9月29日，香港东区法院对此作出裁决，认定郑松泰两项罪名成立，罚款5000元港币。虽然毋须入狱，立法会议席也不受影响，但他任教的香港理工大学随后指出，郑松泰的操守和定罪与大学承诺的优质教育、及接受国际化的目标方向不一致，做出裁决将其剔除教师队伍，合同期满后，亦将不再续约。嚣张跋扈信口雌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近两年，郑松泰自以为是的本性暴露，频繁大放厥词，嚣张跋扈四面树敌郑。郑松泰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狂言：考虑在10年之内爬高10级，而议席就是达到爬高10级的手段。今年年初，当大湾区规划纲要即将出台之际，市民翘首以盼，郑松泰却口出狂言恶毒抹黑，在一个论坛上先是诬称“大湾区发展是‘贼船’”，进而恐吓说“大湾区毒害整代人”云云。郑松泰本身在内地生活过，更曾在北京读博，本就深知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更应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依靠。其仅仅为了自私的政治利益，恶意攻击抹黑大湾区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贼喊捉贼”，他以及反对派才是港人最要担心的“贼船”！当然，为了刷存在感，飞速发展的高铁也成为郑松泰攻击诋毁的对象。其引用“市民报料”假照片，造谣指高铁西九龙站天幕玻璃被超强台风吹爆裂，但连简单的现场求证都懒得做，谣言迅即不攻自破。郑松泰后又发声明假装道歉，实则仍“死鸭子嘴硬”，称照片“估计是因为倒影造成的错觉”。郑松泰自当上立法会议员以来，除了大放厥词、信口雌黄以外，政绩乏善足陈，这次事件郑松泰连抹黑都懒得去做求证，让人直接打脸，真是人品和水平双低下。彻底放飞自我成为“港独急先锋”郑松泰成为“热血公民”组织核心成员后，为不断提升地位，彻底放飞了自我。其在“占中”期间多次组织激进暴力行动，曾因冲击警察防线而被拘捕，后获准保释。自2015年1月以来，其频繁组织“反水货客”行动，期间采取辱骂、人身攻击等方式进行暴力抗争。郑曾组织“热血公民”成员前往警察总部抨击警察“滥用职权”、“以言入罪”，甚至抹黑警察为“懦夫”，反对设立“辱警罪”。今年爆发“反修例”暴乱以来，郑松泰更是网上网下左右开弓，极力表现。在网上，郑松泰在脸书上发布《致全港警察的公开信》，在信中称冲突再这样下去，绝对会有人在冲突期间死亡，并恐吓下一个死亡的可能就是香港前线警察。郑松泰还在信中引用2014年“占中”运动中被重判的七警为例，妄图恐吓、分化前线警员。近日，香港媒体还曝光出一段港独分子内讧的视频，视频中的港独极端分子亲口承认香港议员郑松泰有为暴徒出资。同时，郑松泰积极参加暴力示威活动。7月1日，身为立法会议员的他竟然带领暴徒冲进立法会，协助、教唆暴徒洗劫立法会，遭到香港市民和其他议员的强烈谴责。在7月27日发生的“光复元朗”非法游行中，郑松泰与黎智英、何俊仁、朱凯迪、罗冠聪等港独头目及骨干均赴现场参加指挥，煽动大批示威者不断冲击警方防线，投掷砖头、灭火器、雨伞等硬物攻击警察。警方宣布冲突共造成23人受伤。7月30日晚，郑松泰与朱凯迪等议员协助大批极端分子在葵涌警署外聚集叫嚣，其间堵塞警署大闸、占据附近马路、粗口辱警、涂污警署外墙，又围攻警察，致五名警员受伤。到了凌晨，郑松泰又煽动极端分子包围天水围警署，警署因此被迫关上闸门，现场还有人施放烟花，十分混乱。最终，事件造成6人受伤。现今的郑松泰，已与之前的文弱书生判若两人。而将其变得面目全非的，正是他内心中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在牟取政治资本使自己飞黄腾达的路上，他算尽套路、穷尽手段，终变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而，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其为自己铺设的“康庄大道”，其实是“穷途末路”。30日消息：郑松泰被香港警方拘捕。原标题：郑松泰：当“社会学博士”走上“港独”之路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大约十年前，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陆远正在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学”。今年，他的博士论文以《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题出版面世，书评君借此专访他，聊了社会学的发展、中断和延续。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来自贾樟柯电影《公共场所》(2001)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延伸阅读“人”以外的事物，不要喧宾夺主 | 潘光旦诞辰120周年—

◎唐山“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青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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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终于轮到了“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在您家书店，社会学的书卖得怎么样？比如《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当记者把问题在线发给几位书店经营者时，两天无人回复。从去年到今年，社会学书籍悄悄升温。除《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还有《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它们涉及的话题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在当当网上，《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评价数多达4265条，《我的二本学生》评论数是1554条，《过劳时代》是2917条。在出版圈，一般会将当当网评论数乘以三，推测其销量。不仅在出版业，在网上，与社会学相关的文章似乎也得到了更多关注，比如引发“刷屏”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日常在看数仅2000左右的公号上，发表不到半天，在看数便刷到2.1万。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中，社会场景空前丰富，这为社会学提供了机遇。如果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经济学书曾掀起波澜，那么，随着经济增速日趋常态化，社会学书会不会成为新的热点呢？终于，记者等到一位书店经营者的回复：“我们好像没有这本书……我查查，回头进两本。”记者：“是不是没人关注这类题材？”得到的答复是：“貌似是。”经济学已主导40年该轮到社会学了“我个人有一个推测，未来10—20年，社会学也许会成为热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家严飞说，他的新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刚刚面世，是一本写给每个人的社会学通识书。在严飞看来，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又称“经济学沙文主义”，即用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释其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惟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为例，虽然它们更多只是现象的白描，却让读者们感同身受，因为这些结构性困境也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他们个人的困境。只是普通人熟视无睹，觉得与己无关，而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意识到，它们与己有关。再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在资本的力量下，外卖骑手们为挣更多的钱，只好牺牲安全，甚至是生命。其实，同样被“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是外卖骑手，还有许多普通人。近10年来，公众对社会学的关注正日渐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严飞认为，经济学作为主导，已持续了40年，社会学将取代它的地位，此后政治学又会替代社会学，成为新主导。判定“社会学热”尚早可能只是“非虚构热”“社会学热”真的会来吗？资深出版人杨晓燕表示应慎重。作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过劳时代》《格差社会》等书的策划者，她说：“每本好书都是独立的，很难笼统地说是‘社会学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受关注，主要是它题材好，抓住了时代脉搏。现在许多议论太大而化之，比如说现在没人读纸质书了、纸质书不好卖、网络阅读冲击了实体书阅读市场等，都是泛泛而论。我的感受是，任何时候，有好选题，就会有畅销书。”杨晓燕认为，“社会学热”需突破两个瓶颈：首先，相比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只是一个小分支，不大可能出“爆品”。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例，媒体轮番点赞，可从销量看，远远算不上真正的畅销书。其次，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在岩波新书精选系列中，《过劳时代》《格差社会》这两本社会学方面的书销量最佳。杨晓燕表示，这体现出读者的某种进步。她说：“今天的年轻读者已不再关注《明朝那些事》等戏谑性历史书，他们更喜欢看严肃的历史书，但要写得好看，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进入，延伸出严肃话题，这倒是目前确实存在的趋势。”“做出版就像矿工，不太关注大的风向，只是埋头挖掘好的题材、好的作者。”做社会学书，杨晓燕认为是一个意外——恰好遇到一批社会学家；恰好他们过去写的多是学术作品，希望“出圈”；恰好读者对这些题材感兴趣。“就算真有‘社会学热’，也不会像当年‘经济学热’‘历史热’那么火，能否大规模出版，要慎重。”杨晓燕表示，“如果我们做的这几本书销量都能超过5万册，别人因此跟风出版这类书的话，那时再说‘社会学热’也不晚。现在说，我觉得有点太早了。”社会学想热，就去抓年轻读者“泛社会学的书贴近社会、贴近问题，易引起读者共鸣，确实是目前出版界的一个热点。但只是非虚构的书热，真正的学术书并不热，而且这个热度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编辑室主任刘隆进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推出黄宗智先生的“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即《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中国的新型正义体系》。黄宗智先生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有较强的读者基础，此次首印为5000册，在学术书中已属难得。一般情况下，市场类书首印量为1万册起，很快会重印。刘隆进表示，在学术出版中，目前最受读者关注的是历史学，最不受读者关注的是文艺理论。社会学属中等偏上，因为80后、90后，乃至00后，他们步入社会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通过阅读寻找答案，带动了相关书籍的热销。以《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为例，它能热销，因为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即书中前言所说，一方面，三和青年群体最大程度地减低资本的拥有，打破了让资本逻辑建构出来的一切必需品；另一方面，他们主动逃离了进入社会关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契合了年轻人的焦虑，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也存在类似困惑。“不过，这种热点是有限的，即使形成热点，也难出现爆款书。在整个社会学出版中，这类书相对少，绝大部分还是学院派。不过，‘非虚构热’也好，‘社会学热’也好，都推动了社会学走向大众，这对学科发展有好处。”刘隆进说。刘隆进认为，想做一本畅销的社会学书，必须围绕年轻人的需求。他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热度一直有，可惜只是话题热几年前，资深出版人、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明清曾想推出一系列社会学图书。一方面，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那里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镇，资源有保障；另一方面，几位社会学教授给他推荐了一些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材好，且有扎实的田野调查，故事性强。刘明清说：“不少优秀的社会学书就是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比如《蚁族》。”遗憾的是，该出版计划未能实现，否则“社会学热”可能更早出现。除工作变动的原因外，读者对社会学了解太少、市场前景不佳，也是放弃的一个原因。读者不关注社会学，因社会学科发展一波三折。1953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整个取消。费孝通先生被分流到中央民族大学，雷洁琼先生被分流到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被分流到云南大学。直到1980年，社会学复建，费孝通先生在南开大学开办短训班，请布劳、林南、伯格等著名学者讲课，总共只有43名学生，多是学哲学出身，后来他们成为教学主力。“我上大学时，社会学还和民族学、人类学等放在一起。”刘明清认为，学科发展遇挫，使社会学的公众影响力受限，提起社会学，很少有人能说出它是干什么的，把社会学议题误会成热点话题。比如“三农问题”“女权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职场PUA”等，其实都是社会学家最早提出来的。刘明清说：“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社会学热’，只是大家没意识到，潘绥铭、陆学艺、李银河、郑也夫、于建嵘等社会学家的书，只要出版，都是畅销书。”为什么社会学议题易成热点话题呢？因为它有两大特征：其一，问题导向，与现实的关系紧密。刘明清说：“社会学没有太复杂的理论，费孝通先生是功能学派，但不论是《江村经济》，还是‘苏南模式’，都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通过田野调查‘跑出来的’。社会学重点在发现问题、描述问题，如何解决它，则交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其二，社会学是综合学科，吸纳各家所长。刘明清说：“比如《江村经济》中，里面有很多故事，好的社会学书甚至能当小说读。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等，甚至和文学，都有交叉。公众比较容易接受。”只是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呢？严飞认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学具有理论视角，面对具体现象，不只是白描，还要探索其中的决定性动因，找出其中的时代弊病，即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二，有严格的科学方法，一般来说，需写清怎样进入田野调查、详细描述采用的方法、对比同一话题的前人著作等。社会学天然带有两大特征：一是批判的利刃，要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所以说，“任何时代都具有这一时代特有的时代病症，而为时代切病问诊的，正是不断思考、不断提出新的社会理论以穿透日常图景，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学家”。社会学既需要价值中立，又要有价值关怀，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那句名言：“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在接受书面采访中，《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的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社会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宽阔的学科，所谓的视野在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社会学让读者获得的是针对一个现象的透彻、清晰、准确、中立的解读，而不是带有情绪和预设的价值判断。”严飞以一篇题为《远程教育改变了这些孩子命运》的报道为例，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受益甚多，成绩明显提升。可没多久，又出现了另一篇报道，所有受访学生都表示成绩没有提升，远程教育并非向上发展的通道。两篇报道，一个都是正面，一个都是反面，说明调查方法有问题，如能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就不会出现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不懂社会学，只好看成功学在社会学学生中，流传着“只有学习社会学，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修补和弥合我们社会的裂痕、道德的滑坡、家庭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信任的丢失，从而迎接一个更加有序美好的社会图景”等慷慨激昂的话语。但在现实中，我国每年有大量一线调查的社会学著作出版，很少能走进大众的阅读视野，一般情况下，仅印刷1000—1500册，在学术圈流通。严飞说：“《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突然火起来，实在是太幸运了，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市场反响也很好，可他对浙江村的研究，比如《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却很少有读者知道。”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社会学工具提供更多帮助；另一方面，公众又对社会学高度无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落差，只好由成功学、职场攻略、办公室兵法、美食之类书籍填补。对于社会学的尴尬现状，田丰的理解是：“（当下社会学）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主要的瓶颈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选题的限制，一些选题难以真正传播开来；第二个是学科教育的僵化，只会教学生写论文，不知道引导学生研究真问题；第三个是研究导向的论文化，过度强调发表看似严谨却缺乏现实价值的八股文，而不是生灵活现的研究成果。”严飞则表示：“看《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序言时，我特别能理解作者的感受。”在序言中，作者们表示，类似研究缺乏经费支持，即使完成了，也没有掌声，只能凭个人的学术热情和关怀去做。为什么这类研究很难获得经费呢？严飞猜测可能选题不够“高大上”。如果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三治融合”等选题，申请研究经费可能更容易。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家时代需要社会学，但田野调查、社会学统计等专业名词，又让普通人望而生畏。对此，田丰表示：“田野调查讲白了就是多跑多看多想，需要花时间去做知识的储备和调研的准备。普通的读者当然可以去做，但能不能发现田野调查里有趣的故事和新颖的现象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田野调查最大的规范应该是不带有任何价值预设和道德绑架，还原真实的社会，并且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保证被研究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严飞也认为，只要学会方法、掌握思考方式，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者，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阅读或网络课程去学习。“从市场趋势看，越混杂的学科，在出版中越容易取得成功，比如前几年的‘博物学热’，‘博物学’就是非常混杂的，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历史、美术等。再比如‘文化学热’，许多作者不好归类，比如于丹、余秋雨，就算是文化学者，他们的书也很热销。”刘明清认为，社会学的优势在于它也很混杂，特别是与文学相关联，不那么抽象，容易吸引读者。刘明清表示，从市场看，现象级的畅销书多是文学书，特别是儿童文学。与小说家比，儿童文学作家才是“真正的富豪”，只是他们很少被媒体关注。盘点这些年来的百万级销量的长小说，绝大多数是文学书。刘明清更看好“哲学热”，一是哲学类书当年曾经热过，已沉寂多年；二是哲学的是终极问题，能开解当下年轻人内心的迷茫。他说：“社会学关注的话题非常有针对性，出版难度小，我觉得‘社会学热’会出现，但可能只是小热潮。”来源：北京青年报

今天开了一场人文博士求职的社交会，想吐的槽太多了。已经在网络上吐了俩，粘贴如下：什么鬼嘛，我们好不容易组织了一场人文博士求职的社交会，结果人文博士纷纷跑去教育啊（哎当然是真心挖心挖肝做教育的那种教育）非盈利啊的公司摊位去了，留下赚大钱的实业、风投机构的摊位前完全冷场，害得我们组织者还要去尬聊。。#穷不要怪别人好吗#真事，今年年初我们特意谈了两个实习机会，专供人文博士。可以在学校安排的一大堆实习机会里随便挑，薪水5000，每周五还提供学校的强化商学培训。结果临近截止日期，合作方传来消息没！人！申！请！害得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找人去申请免得削合作伙伴面子。给人文博士找工作我们容易吗！我跟你们说，这场会上槽点真的是吐不胜吐。比如说来的公司跟我们说，一个职位都没招到，因为没有一个人带简历！明明宣传上说有公司在招人的。不少公司反映，很多人文博士上来就说，已经博四博五了，自己觉得教职无着，已经焦虑一两年了，又不知道干什么。我去，焦虑一两年了还不出门去找找机会啊！在家焦虑一百年都不会有人给你工作的啊！焦虑一两年了至少出门以前打印一份简历好不好？再说了，求职社交会上敢不敢不要一上来就说自己焦虑一两年了。我们开得又不是病友恳谈会！除了主要是满足学生要求，找的是教育、写作/文书、非盈利的公司以外，我们这次找了一家风投奖金（给钱给实习给工作培养风投技能），一家风投培训（培养出超过100家成功的初创企业），一家管理咨询（本地做大，正准备招人扩展全美），一家矿业、建筑项目管理公司。并且后三家都是CEO到场。第一家的CEO临时有事，派了副手来。这四家公司基本完！全！冷！场！于是作为组织者我不得不依次跑去尬聊。结果就聊了二十分钟，三家的老板主动约我事后面谈。（奖金那个我去年就申请过了，结果给拒掉了，于是大家真的只好尬聊。）所以其他人到底在干什么！其实实业界很欢迎我们。不少公司直接说，技术人才目标要求明确，相对还是很好招的。但是拥有视野、想法、拥有全局眼光、敏锐的嗅觉等等能力的人才并不好招。他们对于拥有很好的田野和文化翻译能力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生也很感兴趣。所以他们愿意来试试看招人文学生。自恋一点说，我们已经很努力宣传了。我们的宣传点是其实读博士，做研究几乎就是自己创业。要自己研究市场（学习、分析文献），发现蓝海或者至少是市场热点（寻找到小圈子里可以学术开发的方向），积极宣传自己（会议、社交），最后以极大的自我努力和自我规划完成自己的工作（教授放羊）。这一条路上学会的种种技能完全可以在实业界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