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英特尔硕士待遇

新智元报道 新智元编辑部【新智元导读】去年，AI应届博士生能拿到高达50万元的年薪，今年薪水则涨到80万元，但是仍然招不到人。AI博士年薪起步80万了？据第一财经报道，今年，AI领域应届毕业生薪水行情仍在噌噌上涨。去年，应届博士生能拿到高达50万元的年薪，今年薪水则涨到80万元。但是仍然招不到人。新智元从BAT公司中了解到的情况是，今年秋招占比最大的是硕士，人数能达到全部Headcount的93%，但博士生仅占比3%，高端人才难求的情况非常明显。一年涨30万，应届AI博士根本招不到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深圳一家激光雷达企业的一位HR称，去年，公司给硕士应届生的年薪是30万元左右，博士生是50万元。今年，硕士生的待遇基本没怎么变，但博士生的年薪提高了，“好的能拿到80万元，比去年高了30万元。”但是，对于应届AI毕业生，企业会早早通过导师或实验室找到他们；而对那些有经验的研发人才，猎头会主动上门联系，所以想在网上挂一个招聘岗位等着AI博士自己上门，成功的概率太小了。巧合的是，第一财经去年11月也报道过一篇AI博士薪酬相关的新闻，当时应届博士生年薪也才50万。新智元去年12月发表过一篇AI人才年薪的文章，披露了某猎头发布的一份薪酬表，当时表上的BAT以及谷歌、微软等企业的博士生年薪普遍在60万上下，也与上述激光雷达公司HR的去年博士年薪50万左右的表述差别不大。投资房地产什么的弱爆了，能投资个AI博士，才是赚！另外，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也评论：AI人才缺口太大 …… 前几天遇到北美某AI研究院负责人，说今年给几大名校本科生进过AI实验室的开了20万美元年薪 …… 饮鸩止渴地严重打击了学生进一步深造的积极性 ……BAT今年AI校招岗位情况披露：人才依旧短缺企业方面，企业给到的薪酬与公司体量呈正相关。根据100offer发布的信息显示，BAT三家靠着巨大的体量和资金支持在市面上横扫各类人才，处在薪酬最高的第一梯队；TMD三家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给出的薪酬处在与BAT竞争的水平。而在AI细分领域兴起的各类独角兽如Face++、商汤、依图和云从，芯片领域的地平线、寒武纪和比特大陆，语音领域的科大讯飞等等，也同样受到了资本和人才的青睐，薪酬处在第三梯队。不过，今年互联网企业对人才的招聘需求确实呈现放缓的趋势，猎聘大数据“2018年1-10月互联网新增职位指数”能体现出来：虽然人才招聘仍在继续，但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是，无论是“大厂”或是“独角兽”，放出来的岗位数量在减少，门槛却在变高。另外，对于BAT今年秋招放出的AI岗位，新智元也拿到了第一手数据。百度校园招聘方面提供的信息显示，百度AI岗位招聘有几个特点：从AI岗位收到的求职简历数量来看，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以及计算机视觉算法研发工程师等几个岗位是较为火热的。百度校园招聘也对求职候选人进行了画像分析：候选人学校排名前五位：武汉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候选人学校所在地排名前三位：北京、上海、武汉候选人学历分布：本科 3.18% 硕士 93.78% 博士 3.05%从简历中可以发现百度AI岗位的趋势是：AI算法岗位处于供需失衡状态，“供远大于需”；AI工程岗位需求量较大，但却是“供远小于求”；AI工程岗与AI算法岗的HC比 2:1；AI工程岗与AI算法岗的投递比 1.5:1。对此，百度相关人士给出了一点建议：现在市场上因为算法岗火爆，所以同学们都忘算法职位上转，但其实现在互联网大厂更缺优秀的工程类人才。像软件研发工程师、移动软件研发工程师、开发测试工程师这些职位，在百度拥有很长的历史，技术团队的能力强，这些职位都拥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接下来是阿里。据新智元了解，阿里巴巴AI人才并无“收紧”迹象，反倒“短缺”！目前阿里巴巴收到的求职岗位，最多的是NLP算法工程师、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算法工程师。阿里目前AI岗位所呈现的具体趋势是高端AI人才短缺，年轻的AI领域工程师总数增长较快。在AI工程师画像分析方面，硕士及硕士以上工程师占比46%，博士及博士后占比4%，本科以上占比达到96%。可以看出，阿里巴巴在AI岗位人才招收方面也并无放缓的迹象，反之，阿里巴巴的AI人才依旧是“短缺”状态。腾讯方面目前还未披露AI岗位校招信息，不过，由于今年10月腾讯宣布调整内部构架，新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和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其中，CSIG 整合包括腾讯云、智慧零售、安全产品、腾讯地图、优图等核心产品线，帮助各行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PCG 则集聚了QQ、QQ空间以及多个流量平台和内容平台，如官方通稿所说，“腾讯在音视频等多媒体底层技术以及人脸识别、机器写作等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也将为内容产品形态的创新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从描述中不难看出，机器学习、机器人和语音、视频等AI 领域仍将是人才招聘和培养的重点，相信这部分业务的岗位需求会放出来。各地成立AI研究院，AI人才稀缺情况将持续实际上，“AI人才热”这一话题，从去年众多高校纷纷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学院便能看出端倪。就在上周，北京大学宣布要将规划的1025亩新昌平校区以人工智能为主，培养新工科人才，还有全国 33 所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高校，这些都是从源头上补足中国 AI 人才的举措。而鉴于人工智能的学科性质，“产学研一体化培养”逐渐成为当前的主流——说白了，这就是为了挖人，公司在这些“AI苗子”刚刚播下种的时候，就伸出了触手。例如，在人工智能专业强，以及计算机和信息科学历来为优势专业的高校，比如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周围，我们可以看到众多“联合培养”以及AI 研究所的例子。南京：1、南京大学人工智能学院；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3、南京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4、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5、京东(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京东聘请南京大学周志华教授出任京东集团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6、南京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南京市与清华大学共建；7、科沃斯机器人（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8、字节跳动在南京成立研发中心，并将开设人工智能研究院，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两年内南京研发中心会逐步搭建约300人的技术研发团队；9、英特尔-南京大学人工智能联合研究中心成立；西安：1、科大讯飞西安人工智能研究院（预计成立）；2、西安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基地暨西安交通大学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深圳：1、腾讯在深圳成立“机器人实验室”；2、深圳大学腾讯云人工智能学院，广东省内首个人工智能学院；3、商汤科技在深圳落地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学校，深圳华侨城中学成为商汤教育在深圳市的首家合作学校；4、云天励飞—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上海：1、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2、亚马逊AWS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3、微软上海研究院暨微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4、科大讯飞（上海）人工智能及脑科学研究院；5、腾讯人工智能创新平台；6、华为人工智能云平台；7、阿里巴巴（上海）研发中心；8、百度（上海）创新中心；根据国外招聘平台Paysa的一项研究，所有行业的美国公司都投入了13.5亿美元来招聘AI人才。该研究强调，亚马逊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招聘上的年均投资额为2.278亿美元，下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是谷歌，在此方面的年投资额约为1.3亿美元。结果发现，前20名科技公司在招聘AI人员方面每年总共花费6.5亿美元。除了天价工资外之外，在美国，AI人才还可以获得公司提供的所有其他的设施和特权。例如，依据他们重新安置的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等美国科技巨头正在为AI人才建立全新的办公室和研究实验室。毫无疑问，人才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有多少的人才，才能有多好的AI。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为机器赋予了视觉、语音、听觉和移动性方面的功能，他们的目标是将AI彻底普及。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AI人才。新智元 AI 技术 + 产业社群招募中，欢迎对 AI 技术 + 产业落地感兴趣的同学，加小助手_2 入群；通过审核后我们将邀请进群，加入社群后务必修改群备注（姓名 - 公司 - 职位；专业群审核较严，敬请谅解）。

[来自IT168]　　【IT168 评论】数字经济时代还未走进下半场，爆发的数据量已经开始让大部分企业都感到兴奋又头疼。兴奋的是大量的数据就意味着大量待发掘的商业价值，头疼的则是在这种数据爆发模式下，如何存储、管理、使用这些数据，也对IT基础设施带来了日益增大的挑战。　　傲腾是英特尔以数据为中心的战略及全线产品布局中的重要一环，更是二十多年来存储领域的一大技术突破。其产品自去年正式推出以来就在市场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全新的存储设备，傲腾拥有低延时、高稳定性、高耐用性的优势，在面向未来的数据存储策略中，势必将扮演一个新的角色。　　前几天，笔者有幸前往英特尔上海紫竹研发中心，参加了傲腾技术分享会暨傲腾产品评测活动，真正近距离接触了英特尔傲腾技术。当天，英特尔中国区非易失性存储事业部总经理刘钢以及数位技术专家出席活动并做出了分享与讲解。英特尔中国区非易失性存储事业部总经理刘钢　　新一代存储，新一条道路　　英特尔数据中心级傲腾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傲腾持久内存，另一类是傲腾固态硬盘(SSD)。不了解傲腾技术的朋友肯定会心存疑惑，为什么它既能做内存，又能做SSD?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它的延时能够达到与内存十分接近的地步;另一方面，其容量比内存要大，相当于SSD，并且具有非易失性——这也是傲腾内存称作持久内存的原因。　　据英特尔技术专家介绍，DDR内存的延时一般在10纳秒级，而NAND SSD一般在100微秒级。作为一种全新的介质，傲腾的延时处于两者之间。其中傲腾持久内存的延时在100纳秒以内，只有DDR内存的十倍左右;而傲腾SSD的延时在10微秒以内，约为普通NAND SSD的十分之一。安装有傲腾SSD的服务器正在现场进行性能测试　　对于傲腾持久内存，它的性能虽然与DDR内存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它在容量以及持久性上面有绝对的优势，而且成本要比DDR内存低。今天，许多企业的服务器无法扩展内存时，就会选择利用傲腾进行扩展。通常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使用傲腾持久内存，另一种则是使用傲腾固态盘DC P4800X，通过IMDT(英特尔内存驱动套件)软件，模拟出一部分新的内存。　　至于傲腾SSD，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它的各方面性能表现都要远高于NAND SSD。刘钢先生在分享中向我们展示了英特尔傲腾SSD DC P4800X与英特尔SSD DC P4600在不同随机写入工作负载压力下的平均读取延迟测试曲线，在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P4600的延迟也开始随之升高，且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而P4800X的延迟则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最初，P4800X的性能只有P4600的约8倍，而随着压力的增大，这种差距被拉大到63倍。可见，傲腾SSD的性能和稳定性都是远胜于NAND SSD的。傲腾SSD的性能、稳定性、耐久性、效率都远高于NAND SSD　　其次，傲腾SSD也具有更高的耐久性。测试表明，P4600的驱动器每日写入数(DWPD)为3，而P4800X的DWPD最高可达60，是前者的二十倍。在作为缓存设备时，所需的傲腾SSD容量也远低于NAND SSD，实现了更高的效率。虽然目前，傲腾SSD的成本比NAND SSD要高，但从效率及总体拥有成本上来看，使用傲腾SSD可能更是一种节约。　　创新组合，制定未来存储策略　　基于傲腾产品的优势特性，英特尔提出了一种创新的存储组合，即傲腾SSD+QLC 3D NAND SSD，以帮助企业在数据洪流中应对温、热数据存储的性能与容量挑战。傲腾SSD的性能优势无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最新的英特尔QLC技术目前比上一代处理器(64层 3D NAND)可在每存储单元上存储更多比特数据。英特尔QLC 3D NAND介质的产品目前拥有业内最高面密度，继续保持这市场领先地位。英特尔QLC 3D NAND SSD拥有业界最高面密度　　作为大容量存储，当需要存储1PB数据，只需32个QLC SSD驱动器(每个容量为32TB)就可以代替256个HDD驱动器(每个容量为4TB)。这在空间、冷却、能耗等方面会大大节省，降低运营成本。无论从性能还是成本方面来看，使用QLC SSD作为大容量存储来保存温数据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通过使用傲腾SSD作为缓存层，使用QLC 3D NAND SSD作为存储层，与全部使用TLC NAND SSD相比，不但可以提升性能，带来更高的IOPS与更低的延迟，更能实现高密度的大容量存储，节约数据中心运营成本。这种创新性的存储组合，对于拥有大数据应用负载的企业来说，是一种绝佳的选择，既能满足数据密集型应用负载的存储性能、可靠性需求，又能为温数据存储提供更好的平台。　　最后要说的是，作为一家以数据为中心的企业，英特尔一直在技术与产品上保持着全球领先水平。虽然大家的目光一直聚焦在英特尔CPU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英特尔在存储方面同样拥有全球领先的实力。如刘钢先生所强调的：“英特尔本来是一个存储公司，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做存储。”英特尔“十年磨一剑”的傲腾技术，虽然仍在发展阶段，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巨大的潜力。

来源：Wind资讯1月17日下午，任正非总裁在深圳总部接受了部分国内媒体的采访。这是继1月15日接受华尔街日报等6家海外媒体采访后，任正非近期第二次接受媒体公开采访。其围绕近期受外界关注的加拿大事件、5G、研发花费等话题，与国内媒体深度沟通。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见媒体是公共关系部逼的。他们说要给18万员工和广大客户传递信心，其实我们没有遭遇多大困难。今天碰到的问题对华为会有影响，但不会出现重大问题。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华为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没有变化，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他提到孟晚舟事件表示：“孟晚舟和我本来是去阿根廷开同一个会议，而且她还是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她是在加拿大转机，不幸就被扣留了。我晚她两天才出发的，是从另外的地方转机的。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作为孟晚舟的父亲，首先感谢中国政府维护孟晚舟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为她提供了领事保护。我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孟晚舟所表达的支持、关心和关注。我与女儿现在就是打打电话，电话上也仅仅是讲讲笑话，晚舟也很坚强。”谈到业务问题，他谈到，华为今年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估计增长不会超过20％。2018年华为的利润是90多亿美元，但在科研投入方面花费了150-200亿美元。未来五年大量投入研发费用，做全世界最好的网络。五年以后，年销售收入可能比今年多一倍多。华为研发投入望超英特尔在附上任总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纪要前，我们重点来了解下华为如此高的研发投入在全球知名企业中的位置。按照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发布第14期全球创新1000强报告。报告发现，2018年全球创新1000强的研发支出总额上升了11.4％，达到7820亿美元。中国企业研发支出增长34.4％，达到600.8亿美元，增幅领跑全球。但在该报告的研发支出榜上，并未出现华为的名字。原因是，华为尚未公布此项数据。2018年，全球研发支出最高的公司分别为亚马逊、Alphabet、大众汽车、三星、英特尔、微软、苹果、罗氏等。如果按照任正非披露的数据，华为的研发投入肯定超过了苹果、微软、英特尔。由于任正非说的是一个数字区间，按照150亿美元下限衡量，将低于三星的153亿美元，若以200亿美元衡量，研发支出则仅次于亚马逊的226亿美元，位于全球第2—5名这个区间。注：上述排名是普华永道思略特2018年发布的报告，该报告并未统计华为。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稳步上升自有统计数据的1996年以来，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逐步上升，至2015年已经达到GDP2.07％，虽与美国、日本仍有差距，但后者持平，中国快步追赶。按照普华永道思略特此前发布的2018年研究报告（未包含华为），全球各地区的研发支出都出现了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和欧洲，分别增长34.4％和14％，增幅最明显。北美和日本的研发支出增幅维持了个位数，分别为7.8％和9.3％。总体研发强度，即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创历史新高，达到4.5％。完整的媒体采访纪要1、记者：华为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请问华为内部是否系统地评估过，这么多年的研发创新投入是不是可以抵抗这些困难？任正非：应该说，我们今天可能要碰到的问题，在十多年前就有预计，我们已经准备了十几年，我们不是完全仓促、没有准备的来应对这个局面。这些困难对我们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不会出现重大问题。记者：那么在现在的环境下，您怎么理解自主创新对中国公司的意义？任正非：我从来不支持“自主创新”这个词，我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财富，我们一定要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这样才能缩短我们进入世界领先的进程。什么都要自己做，除了农民，其他人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自主创新若是精神层面我是支持的。也就是说，别人已经创新，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得到别人的许可，付钱就行。如果我们重做一遍，做完一遍，也要得到许可，还是要付钱，这是法律。当然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的，我指的是我们这种公司的工程创新。2、记者：我想接着问一下，华为对这次反全球化浪潮所做的最坏的预案是什么？任正非：外面的变化对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我举一个例子：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将来我们5G基站和微波是融为一体的，基站不需要光纤就可以用微波超宽带回传。有人说过去这只适用于广大农村，但5G是超宽带，微波也是超宽带，这也适合广大西方国家。因为广大西方国家遍地都是分散的别墅，是要看8K电视、高速的信息消费，那就需要买我们的设备。当然，它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也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们没有像外界想像中的那么担忧。3、记者：长期以来，西方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企业最常见的指责就是盗窃知识产权，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话题？任正非：我不能代表中国企业，只能代表华为。华为在美国经历了几场大官司，都获得良好的结果。华为现在87805项专利中，其中有11152项核心专利是在美国授权的，我们的技术专利对美国的信息社会是有价值的。我们已经和很多西方公司达成了专利交叉许可。华为不能代表别的企业，但是我们自己是绝对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4、记者：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像高通那样通过知识产权授权模式进行发展的企业？深圳有一些企业，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由于遭遇知识产权官司和国外公司的围堵，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向产业链的下游下沉。想问您，中国知识产权体系应该要怎么调整？任正非：如果我们把知识产权当成物权，可能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会更加好一点。就是知识产权法若是物权法的一部分，侵犯知识产权就是侵犯物权，这样的环境有利于原创发明。没有原创发明，哪有未来的“高通”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而不是西方拿来卡我们的借口。因此，我们国家首先要不支持假货、不支持山寨，而是要支持原创、保护原创。有可能今天经济发展速度会慢一些，但质量就会更好一些，就会出现越来越有竞争力的公司。5、记者：您好，我在深圳做新闻工作很多年了，在我印象当中，华为在过去30年当中，像这么密集，您亲自出面，连续几天与媒体会面，以前是很少见的。包括外媒都在说，今年任正非会见记者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安排，是为了应对当前华为所面临的罕见的特别困难，不知道您对这个评价是否认同？这个安排，主要是想传递什么信息？另外一个问题，西方一些国家政府对华为网络安全的指责，您认为这是出于历史的偏见，还是华为确实有需要加强的地方？华为如何消除西方国家的担忧？任正非：第一，见媒体是公共关系部逼的。他们说，这段时间我们要给18万员工和广大客户都要传递信心，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信任我们，也同时给社会释怀，其实我们没有遭遇多大困难。你可能没参加过我们的内部会议，开会都是群情激昂的，没有感觉到有多大困难。但是外界不知情，我们需要传递一些信心，需要我说说话来起一些作用。所以，见媒体就是给社会传递一种信心。当然我们今年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估计增长不会超过20％。第二，关于网络安全问题，要把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区分开来，现在混淆在一起了。华为30年来在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了网络服务，有良好的安全记录。但是我们还需要不断进步。我们现在要重构软件架构体系，朝着“网络架构极简、网络交易模式极简、网络极安全、隐私保护遵从GDPR”这四个目标的要求。我们在未来五年大量投入研发费用，做全世界最好的网络。五年以后，年销售收入可能比今年多一倍多。6、记者：我记得2014年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华为有什么神秘的？揭开面纱就是皱纹”，印象特别深刻，现在五年过去了，您觉得华为的面纱真正揭开了吗？现在国际上质疑的声音好像更多了。任正非：那就是皱纹更多了。因为半径越大，问题越多。如果我们缩到小小的一点，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有土豆这么大，外界都看清了，那谁也不会质疑。半径越大，越看不清，未来10-20年之后的探索我们更加看不清，所以大家的质疑会多一些，但是质疑并不等于有多大问题。另外，质疑也是有价值的，科学家天生就喜欢怀疑，要不他们怎么会发现新东西呢？他不相信，就会有新发现，所以质疑本身也是前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副产品。未来信息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未来二三十年，人类社会一定会有一场巨大革命，在生产方式上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工业生产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大家参观了我们的生产线，那还不能叫人工智能，只是一部分人工智能，但是生产线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人。五年以后，这条生产线上可能只需要五、六人，甚至两、三人，主要是做维修。当然，我们的生产线上很多人都是博士，不是普通操作工人，特别是光芯片生产中，会动手的博士还特别少。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华为只能把自己管好，不能去管别人，所以我们就大量投入资金往前冲。刚才央视记者问我“你们赚的钱很少，为什么科研投入会有那么多”，比如今年我们利润是90多亿，但是科研投入150-200亿美金。其实这150亿哪里是我们投的，都是成本，实际上还是客户投的。客户给我们的钱，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产生投入。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变短了。过去是等到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终于发现这些方程有用。从电磁理论，又经过五、六十年，发现电磁理论可以用于无线电；又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过程缩短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叫毫秒级，也是极短级。如果我们还是等着产业分工，不进入基础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变成人才大国，我们与别人的竞争才更加有信心，因此，小学教师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今天教师待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但还要让教师成为最光荣的职业，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竞技中获得成功。今天大家看到华为有很多成功，其实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外国科学家，因为华为工资高于西方公司，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华为工作。我们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形成这种组合在前进。因此，我们国家要和西方竞技，唯有踏踏实实用五、六十年或者百年时间振兴教育。振兴教育不在房子，在于老师。黄埔军校就是两条绑腿，抗大就是一条小板凳。你们看关于抗大的电影，搬个小板凳，坐在黄土飞扬的土地上，听到毛泽东没有麦克风的讲话，就建设了新中国。黄埔和抗大怎么不是世界上两所伟大的名校呢？所以，物质不是最主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记者：您提出基础教育这个议题，是希望能够给社会一个警示吗？任正非：我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口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记者：您打算为这个事情做点什么？任正非：我们把华为公司做好，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华为有什么？一无所有！华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除了人的脑袋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就是把一批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的脑袋集合起来，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就证明教育是伟大的。7、记者：在4G时代，我们感觉华为也是从众多的竞争对手中领跑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原本以为在5G时代，迎接华为的是世界广阔的天地。但是目前为止，外界设置的障碍是比较多的，刚才您也讲华为对遇到的状况是评估过的。我想问一下，接下来华为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去突破目前的困局？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早上也去参观了华为的两个实验室，还是觉得华为在基础研究这方面也是投入了很多心力的，那国家大的环境也是提倡企业或者是高校做基础研究，我想听任正非关于基础研究这块的想法。任正非：有个老师辞职说世界很大，她想去看看。我想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好多地方我们可做5G的，我们暂时还做不了那么多。少数地方的拒绝不能代表我们在大多数地方被拒绝。而且5G实际上被夸大了它的作用，也被更多人夸大了华为公司的成就。因为我们跑得太快了，我们的年青人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一直讲啊讲，就把事情夸大了。实际上现在人类社会对5G还没有这么迫切的需要。人们现在的需要就是宽带，而5G的主要内容不是宽带。5G有非常非常多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发生还需要更多需求的到来，还需要漫长的时期。不要把5G想象成海浪一样，浪潮来了，财富来了，赶快捞，捞不到就错过了。5G的发展一定是缓慢的。日本和韩国还是4G，日本、韩国把4G运用到非常好，就足够满足使用。我们的4G没有用好，打开我的手机只有20~30兆，实际上我们提供的4G是可以到300~400兆，足够看8K电视。但是我们的网络，白天打开就只有二三十兆，只能看4K，没法看8K电视。为什么？网络结构不好。网络结构不好是啥？还是没有数学家在研究运营商的网络结构。所以网络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5G用上来和4G差不多。就好比我嘴巴很大，但是喉咙很小，我吃一大块肉还是一口吞不进去。因此，不是5G的基站是万能的，大家别那么着急。5G接下来估计还要进入毫米波，毫米波就是只要你多加一倍的钱，带宽可以加一百倍，就是一秒钟你可以下载几十部高清视频，这个我们已经在实验室里面都能完全做出来。5G现在暂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用处，太快了。这次中央台用来在深圳（5G）直播春节联欢晚会，也只是个演示性作用，这种演示还不足以变成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在技术研究上，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干啥？就是我们向谷歌学习，谷歌的母公司赚了钱就去研究很难实现的东西，还研究长生不老药，它也是为人类社会贡献，把财富转移到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去，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讲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就是向谷歌学来的。就是把钱投出去，探索人类未来。我们支持给大学教授做基础研究，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既可以照亮我们，也照亮别人。但是我们理解比别人快，所以做出的东西比别人快，仅此而已。我们自己在编的15000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是把金钱变成知识，我们还有60000多应用型人才是开发产品，把知识变成金钱。我们对外面科学家的探索，就是给予适当的支持。记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础研究就不适合由公司去做。任正非：但是如果公司不做，我们就不能领导或领先这个时代，那我们就不能赚超额的钱，我们就不可能有超额的投资，那我们就变成一个代工厂了。我们为什么能胸有成竹一路领先？在电子上我们已经做出最先进的芯片ARM CPU、AI芯片，在光子的交换上，我们也是世界最领先的。在量子方面，我们在跟随，至少在研究别人的量子计算机出来后，我们怎么用。我们在电子、光子、量子这三者之中，有两者是走在人类社会前面的，在量子计算是跟在后面的。所以开展基础研究，才可能有超额利润，才有钱做战略投入，才能领导社会前进。外面的科学家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把他们当作灯塔，我们不侵犯他们的任何利益。美国有一个拜杜法案，赋予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可以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从而产生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强大动力。我们也按照拜杜法案，我们没有什么私心，但我们不是和学校合作，主要是和教授合作，必须有这个领军人物我才跟你合作。8、记者：如果您来评价华为目前的基础研究，华为处于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您个人的目标是什么？我记得两年前您参加国家科技大会时，您说华为进入了无人区，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一个水平？任正非：总体来说，我们对自己的基础研究评价应该还不够满意，为什么呢？这30年，其实我们真正的突破是数学，手机、系统设备是以数学为中心，但是在物理学、化学、神经学、脑学……其他学科上，我们才刚刚起步，还是落后的，未来的电子科学是融合这些科学的，还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奔我们。所以，我们在科学构建未来信息社会的结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够的。关于无人区，当时最主要是讲“时延”问题，比如现在无人驾驶等都是时延问题。前段时间，我太太和我小女儿在欧洲乘坐德国无人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狂奔了两个多小时，欧洲已经在进入L3阶段的无人驾驶。大家也看到我们和奥迪在无人驾驶领域的合作，也是L3阶段。无人驾驶最高是L5阶段，达到L5阶段5G开始起作用，但是还有时延问题。所以，现在真正无人区的探索就是降低时延，任何电路都一定有电容、电阻，一定会产生时延，人类社会要求无时延的时代是不存在的。时代发展进入饱和曲线阶段，我们刚好在这个曲线的平顶上，新公司很容易追上我们。这就是我们认为未来的风险。你们看，现在做一个电子产品多简单，买几个芯片一搭就出来了。我们的优势慢慢也不再是优势，这个领域里，我们担忧也跑不动了。这次总理去比利时参观了IMEC的一个设计平台，总理看到这个平台能把人类电子带宽提高到3纳米和1纳米。如果到了极限，还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石墨烯这时也还不能替代硅，怎么办？我们就把芯片叠起来，但最大的问题是要把这两个芯片中间的热量散出来，这也是尖端技术。所以说，热学将是电子工业中最尖端的科学，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也是领先的，就是太抽象了。所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我们都在找路，但如果慢慢找来找去找不到，追兵也很快到了。9、记者：之前与一位企业家做交流，他说过一句话“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担心被别人追赶上，担心用户抛弃自己的公司。”我想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担心？任正非：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形容词，我们也天天说。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根本跑不动了。我们还是胸有成竹的，但是说话总是要夸大一点，好像自己真的是很担忧，大家不要听那些形容词。记者：那“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一定。记者：但不一定是“下一个”？记者：其他公司都在说要做百年老店，要做传承。任正非：做百年老店是非常困难的，最主要的是要去除惰怠。曾经有首长说要总结一下华为公司的机制，我说首长您别总结，前20年是积极进步的，这10年是退步的，为什么？就是人们有钱就开始惰怠了，派他去艰苦地方不愿意去，艰苦工作也不愿意干了。如何能够祛除惰怠，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所以我们强调自我批判，就是通过自我批判来逐渐祛除自我惰怠，但我认为并不容易，革自己的命比革别人的命要难得多得多。10、记者：去年华为人力资源研讨会，大家给您提了一堆意见，总结成十宗罪。您觉得大家提的这些意见是否有道理，您按照这些意见去改进了吗？任正非：十宗罪，我们把它都贴心声社区的网上了，让18万员工去批判，大家就讨论应该怎么改。这样会形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会使我们的一些内部的机制逐步地转变。我看心声社区一般只看批评，说好话的我就过滤过去。因为我要看到底基层发生了什么情况，管理层做得对不对。发现后，再找个人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11、记者：您谈了很多基础研究的内容，您年轻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当一个科学家？您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走错路了？第二个问题，您刚才也讲到华为现在钱很多，不知道往哪花。华为的产品做得非常好，前段时间有个传言，说“华为要跟袁隆平合作搞海水稻”，很快华为就声明这是个假新闻，但是在这个传言背后，可能反映了很多人希望华为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产品，请问华为有没有跨界的想法？任正非：第一，华为公司几百人的时候，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冲锋还是对着同一个“城墙口”，并没有转变，而且我们每年对一个“城墙口”的炮击量已经超过150-200亿美金，这还仅仅是研发费用，其他部门也在冲锋，加起来大大超过这个量了。我们只有集中在一个点上突破，才能在人类社会中立足。当我们要拖上很多“拖斗车”、“马车”、“黄包车”……的时候，我们这个“高铁”也跑不动了。钱多得花不出去，那只是一个说法，我们都是加大对未来的投资，要把钱花出去、花好也是不容易。每个部门要花钱，预算审查也是极其严格的。比如我们拨了36.8亿美金战略费用，他们怎么花没有压力吗？还有，我们有一个华为大学，培训的大多数是读了博士、硕士，包括还有很多海外名校毕业，实践几年很成功的员工，回来受再教育，然后再出去，再教育、再出去。这费用高得不可想象。华为大学现在还没有修好，下次欢迎你们再来参观。12、记者：任正非，您讲过“接下来的智能世界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华为在多个领域已经成为了领导者，从芯片到服务器、云端，在全球也没有一家可以对标的企业了。华为在业务上有没有边界，边界在哪里？因为不少合作伙伴担心华为抢了他们的生意。任正非：其实我们做的就是“管道”，给信息流提供一种机会。我们做的服务器存储不就是“管道”中的一个“水池”吗？终端不就是“水龙头”吗？所有这些技术都是一脉相通的。为什么华为终端的技术进步那么快？是因为我们在管道技术上的战略储备很多，我们用不完，就把这些部门划给终端，科学家都为它们服务，所以很快就跃上来了。因此，跨界这个问题，我们是永远都是不会做的。前天西方记者也问我“你们会不会造汽车？”我说，我们永远不会造汽车。我们是做车联网的模块，汽车中的电子部分——边缘计算是我们做的，我们可能会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但是它不是车，我们要和车配合起来，车用我们的模块进入自动驾驶。决不会造车的。因此，我们不会跨界，我们是有边界的，以电子流为中心的领域，非这个领域的都要砍掉。13、记者：最近我看到很多报告或演讲，包括美国智库，提到未来在全球科技领域可能会有中美两个阵营。您对于未来科技行业的走势是怎么看的？因为华为从来不站队，但是现在这种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华为还有可能独善其身吗？任正非：如果将来会出现中美博弈，中国首先还得重视教育。我们在海外派遣员工有4万多名，为什么大多数员工都不愿意回来？孩子上学问题，回来以后怎么插班，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样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的员工流动不起来，孩子回不来。即使在非洲，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但是回到深圳就进不去学校。因此教育是我们国家最紧迫的问题，要充分满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每个家长最操心就是孩子。因此，盲目的人口红利化是错误的，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走向人工智能。东风汽车的竺总问我，我说“中国无人驾驶可以从拖拉机做起”，我们不与西方同一个轨道竞争，就把拖拉机做到24小时耕地，不怕蚊子，不怕下大雨，不怕爬高山，农业生产效率不就提高了吗？14、记者：您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我现在看到很多公司已经把人工智能当成一个主要的目标，言必称人工智能。您担心这个趋势会导致人工智能形成一个泡沫么？任正非：人工智能有可能是泡沫。但别害怕这个泡沫破灭，那些失败的专家工程师，我们招聘，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产结构，改变我们在全世界的服务结构，我们需要这些人。为什么我要失败的人呢？失败的人就是理想太大，平台太小。但是我的平台很大，能够容纳你跳舞。为什么人工智能会出现泡沫化？就是同一个东西，这个世界实际上只需要一家公司，比如说办公系统，谁还能取代微软？真正的机器人出来后，90％的机器人公司就困难了。因此，我很难解释人工智能是不是有泡沫。我们公司在工程上，比如新疆高山上的基站，是京东快递小哥骑着摩托上了山，把设备按照我们的说明装好以后，我们人在西安调测，调测通过就验收了，报告、发票就出来了，钱就付给你了。如果我们不是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提升生产效率，我们公司就不可能实现低成本，不可能获得高利润，也不可能加大对未来的战略投入。15、记者： 您认为华为当前主要是什么困难？任正非：我们觉得除了困难，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16、记者：请您讲一讲国际业务，接下来华为在国际业务拓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任正非：没有变化，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记者：打算继续在哪些领域重点做？任正非：不改变现在的方向，不进入不熟悉的领域。17、记者：虽然西方媒体也问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了解孟女士这个话题，希望您作为父亲来回答。您第一次听说女儿被加拿大扣留的时候是在什么场合？您现在与她沟通渠道顺畅吗，现在情况如何？1月29日是美国正式引渡的最后期限，有没有困难？任正非：孟晚舟和我本来是去阿根廷开同一个会议，而且她还是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她是在加拿大转机，不幸就被扣留了。我晚她两天才出发的，是从另外的地方转机的。我们会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这件事情。作为孟晚舟的父亲，首先感谢中国政府维护孟晚舟作为中国公民的权益，为她提供了领事保护。我也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孟晚舟所表达的支持、关心和关注。我与女儿现在就是打打电话，电话上也仅仅是讲讲笑话，晚舟也很坚强。18、记者：您是反对封闭式的自主创新的，对不对？然后，您又提到最先发明量子计算机的一定是IBM或者微软。任正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记者：华为可能不是第一个。任正非：肯定不是。记者：那我想问一下，一方面每年我们投入这么多钱在研究与创新，另一方面我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关于技术创新的共享和自主研究，这两者的平衡点是什么？任正非：在精神上我是支持自主创新的。所有科学家的创新都是自主的，它是一种精神。我认为在尖端的未知上更多的强调自主创新是可以的，比如嫦娥4号，人家不给你，那你得自主。但是我们不能在低层面上强调自主创新，一个螺丝钉你也要自主？日本、德国的中小企业很了不起，日本一个企业几十年就做一个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不松动，全世界到处高速设备、高铁、飞机全部都用这家螺丝钉。我去过莱卡，莱卡就是一个乡村工厂，一个老太太，35年就做涂外层油漆的工作，说机器不能代替，做不到她那么精细，所以她还在做。我觉得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是可以的，但不要说人家已经做好了，我非要重复做一下才证明自己是光荣伟大的。我认为只有开放才可能快速的实现目标。19、记者：刚才提到未来五年，华为将投入1000亿美元用于重构网络，那么能不能具体谈一下，这个重构包含哪些体系的调整？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您的这种重构肯定不是对市场国际环境或者国际舆论做出的改变，一定是包含对于未来机会的战略判断，您认为世界的通信市场包含着哪些重大的机会点？任正非：我们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网络做到极简，把网络交易模式做到极简，把网络做到极安全，隐私保护遵从欧洲GDPR标准。达到这四个点，我们就依然会有增长。记者：那未来的机会点呢？任正非：网络架构的重构，还有未来人类社会对于图像的需求，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空间。大家参观展厅的时候看了8K的电视画面，看了会喜欢吧？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经济已经具备这种条件了，那么为啥不可以做到位呢？20、记者：华为业务前景这么光明，为什么说华为下一步可能会倒下呢？任正非：早晚的事情，这是个哲学命题，不是一个现实命题。21、记者：华为是世界上几乎唯一做B2B业务成功，做消费者B2C业务也非常成功的企业，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任正非：我们把做网络的技术能力也应用到了手机业务。比如，手机的图像系统很好，就是来自我们网络的图像系统对数学的研究。下一步，我们网络连接业务会更成功，会是全世界最好、最智能化的连接，这些领域其实都是相关的。22、记者：消费者业务的成功是偶然的吗？任正非：大家知道，世界会变成一个智能社会，智能社会怎么感知呢？必须要靠终端，终端的感知要靠传感器、显示器。所以，未来终端的路很宽广，包括物联网……，手机只是终端的一个领域。23、记者：前两天您接受外媒采访，提到“隐私保护方面要学习苹果”，之前华为业务也说过“学习爱立信”。以华为目前的业务结构和体量，现在还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吗？或者说您觉得华为现在应该怎么做，在大方向上有哪些需要去布局的？任正非：第一，亚马逊的开发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一个卖书的书店突然成为全世界电信营运商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全世界电信设备商的最大竞争对手。第二，谷歌也很厉害，大家也看到“谷歌军团”的作战方式。第三，微软也很厉害。怎么没有学习榜样呢？到处都是老师，到处都可以学习。24、记者：现在苹果也陷入了一个创新的困境，业绩、股市也在下滑的，您怎么看？任正非：苹果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因为苹果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结构性改变。25、记者：您希望中国的网友怎么来看待华为，您希望华为在海外能树立一个怎样的形象？任正非：我觉得呢，就是网友要更多的宽容心。大家也看到，有些科学家因为发布了一些不同的科学见解，然后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科学家就像哥白尼一样，日心说在当时就是胡说八道，人还敢跟神做斗争，你比神还伟大了吗？那我们就要宽容一下今天的“哥白尼”，这样我们国家将来才有新东西。科学家会提出很多新东西，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千奇百怪的想法，我们要宽容他。26、记者：任正非，您是军队出身的背景，我们了解到您也是一名党员，这样的身份，对于您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的掌门人来说，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负担？任正非：这两者没有必然的相关性，大家不要把商业模式和意识形态混淆起来。比如，西方的宗教是相信上帝的、相信神的，但火车是他们设计的，是靠煤炭推动的。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商业社会，不能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就要去做雷锋无私奉献，就不要去搞商业模式，那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呢？我们要用经济规律来对付经济规律。27、记者：你们把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作为今年的最高纲领，这是基于什么原因？任正非：这是永久的要求，不是今年的。为什么呢？过去我们是普通的传输和交换时代，任何病毒都进不去，所以最早80年代使用的通信系统没有网络安全问题。后来由于IP的出现，IP绕来绕去，可能会多几个缺口。未来时代是云时代，到处都是缺口，谁把网络安全做好了，客户就会买谁的。我们把网络安全提升了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是因为我们面临未来要支撑云时代。不是今年，是永远的。（Wind综合e公司、新浪财经等）

说道半导体领域，我们国家一开始其实不是很注重，所以现在我们的半导体事业落后相对严重一点，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目前我们已经在快速的追赶，朝着那些半导体强国追赶，至少10年内是能有机会赶上的。毕竟这种数据精密仪器制造业，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积累。在美国禁令开始，华为和中兴成为首要目标，而中兴最先受到打压和限制，但是中兴输就输在没有提前准备对策，在技术上被人扼制住，没办法的中心只能缴纳70亿元的罚款撤回美国市场，中兴回到国内后下定决定要要发自己的芯片和系统，便开始埋头苦干，召集多方人才和精英，中兴终于有了自己的芯片，并且中兴还发布了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命名为“新支点，并且目前已被国内的多方企业采用。华为是一家注重科技研发的公司，他们一直都主张拥有自己的技术才是王道，所以一直都在悄悄搞着研发，在谷歌断供开始，华为就启动了“备胎计划”推出了鸿蒙系统，并且台积电海思等芯片制造商也纷纷支持华为，麒麟芯片的制造也没有问题了，华为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作为一家企业对抗国家，没落下风甚至还反而向美国收取专利费，还占优势。并且华为的5G技术也很强，中兴虽然也有5G技术，但是跟华为比起来还是差了点，华为的5G技术目前拥有1万多项专利，还有自己的5G基带芯片“巴龙5000”，这些都是实力的象征，甚至通讯巨头三星每年都要向华为缴纳8000万美元的专利费。目前我国的半导体事业已经开始有了起色，华虹公司（无锡）已经投资25亿美元研发了第1台属于我们自己的光刻机，虽然现在只能制造等级55nm工艺的产品，但是已经有了起色就会越来越好，路要一步步走，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25亿美云才制造那么落后的55nm，之前用的不是纯进口就是半进口，总之都不是真正意义属于我们自己的，可是现在有了这台光刻机就不同了，随着以后的发展这些工艺慢慢升级，产品都可以骄傲的说是纯国产产品。近期上海兆芯公司也研发出了一款主频3.0hz的CPU，说道主频多少大家应该有点眉目了吧，这就是电脑使用的CPU，目前这款CPU主频达到3.0hz，有多强不敢说，至少因特尔i5 7代以前系列的处理器还是可以比一下的，因特尔作为垄断PC界CPU的厂商，可以说实力一直很强劲，甚至我们国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的处理器都是因特尔的，因特尔公司的=在半导体领域一直都是霸主位置，基本除了AMD其他都没人会和他们叫板。虽然目前看来上海兆芯这款产品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还是那句话，路要一步步走，至少我们迈出了国产芯片的第1步，将来还会有更好的。对此大家怎么看

华为的全球领先，有多少海外员工的功劳？用2个故事来告诉你。20多年前，任正非招聘了一位年轻的俄罗斯数学家，可他十几年却天天在公司玩电脑，不知道在干嘛，也不谈恋爱，在外人眼里很奇怪。管研究的人去看他，打一个招呼就完了。任正非给他发院士牌时，他‘嗯、嗯、嗯’就完了。有天他突然来找任正非说把2g到3g这个算法突破了。任正非马上安排拿到上海进行实验，果然厉害。它使得华为用一个基站能同时处理 2G 和 3G 信号，成本降低了 30%，一下子就超过了爱立信。2008 年凭这个技术，华为拿下了沃达丰的订单，然后迅速横扫欧洲，从通讯设备市场排名第四上升到了第一。事实上，华为的很多个世界第一，都是由外国员工贡献的。意大利人隆巴迪（Renato Lombardi）是著名的微波研究专家。10年前，华为因为他把微波研究中心设在米兰。这位隆巴迪把与他共事过的、在业界具有10年甚至20年以上成功经验的专家都拉到了华为，组建了50多人的微波专家团队。这支团队帮助华为占据了全球最大的微波市场份额，引领着微波行业的最前沿技术，现已成为华为微波的全球能力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国外的顶尖人才，就没有华为的世界级领先。招揽世界人才为我所用，正是华为全球化战略的根基。一、华为在全球的人才布局01人才是华为打开世界的钥匙早在90年代，华为就定下目标，要在世界电信业：“三分天下，华为有其一”1993年的某一天，任正非走在北京中关村的大街上，有同行者问他：“你怎么评价方正？”任正非答：“有技术，无管理。” “怎么评价联想？”任正非答：“有管理，无技术。”对方进而问道：“华为呢？”任正非脱口答道：“既无技术，又无管理。”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民营企业，怎么才能与国外高手同台竞争呢？任正非在1999年“答新员工问”时说：华为要活下去就要学习，开放合作，不能关起门来赶超世界。“如果我们把门关起来，靠自己生存，一旦开放，我们将一触即溃”华为找到了打开世界的那把钥匙——招揽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在华为的外国高管名单上，不乏国际大公司高管和外国政府要员：华为的前采购部总裁是一位德国人，在这位德国人的带领下，在IT泡沫破灭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华为降低了20多个亿的成本。把华为整个采购体系从小农水平直接拉升到到国际水平。华为的首席设计师马修先生（Mathieu Lehanneur），是一位法国人，之前曾是卡地亚、三宅一生等品牌的设计师。华为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安全官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曾经是英国政府的首席信息安全官。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Andy Purdy），在2004-2006年间曾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家网络安全”部门的负责人。Samir Jain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网络安全官Samir Jain去年被揽入华为麾下。这甚至引起了特朗普的抱怨很多大企业退休高管，在华为这里都依然发光发热：一位退休的前丰田董事，被华为请来，组建了一支日本顾问团队，专门指导华为的精益管理。当欧美那些老牌巨头在忙着并购重组，扩充市值之时，不上市的华为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惜代价抢人才。2009年，在百年的加拿大电信巨头——北电网络破产之时，华为不惜重金，挖来了当时北电的全球网络技术实验室主管童文博士，其于北电破产后加入了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成为华为无线通信首席科学家。居中捧奖牌者为童文博士而他现在的身份是：华为5G首席科学家。作为吃瓜群众，我们只想说：华为赚大了！孙中山说：“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一个人，改变一场战局；一个人，引领一个时代。——这就是人才的威力。深谙此道的华为，为挖一个顶尖人才，开出3倍以上的薪水已是司空见惯。02 在有凤的地方筑巢，而不是筑巢引凤仅仅靠高官厚禄来招揽人才，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武器，毕竟有钱的企业很多。华为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因人而变”、“因地制宜”。任正非说：在有凤的地方筑巢，而不是筑巢引凤与一些企业把人才招回国内使用的方式不同，华为是在全球找人才，找到人才后围绕他建一个团队。华为轮值CEO郭平有一次会见了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恩达·肯尼问，华为为何选择在距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280公里之外的科克（Cork）建立研究所？郭平回答：因为那里有一位网络架构的大牛人，他只愿意待在家乡，华为就在其家乡为其建立了一支研究团队。郭平口中的这位大牛就是克里纳先生（Martin Creaner）——全球著名的商业架构师。如今，这个“一个人的研究所”也有了20多人的专家团队。在任正非看来，“离开了人才生长的环境，凤凰就变成了鸡，而不再是凤凰。”事实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优势人才，华为的策略，就是因地制宜，在全球建立智库。在俄罗斯做数学算法研究，在法国做美学研究，在日本研究材料应用，在德国研究工程制造，在美国研究软件架构，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华为的运营商软件和业务分发平台领域科研中心意大利米兰是华为的光电领域和微波传输领域的研发中心德国慕尼黑是华为的运营商软件、光网络和未来网络领域的研发中心纽伦堡是华为的能源领域的研发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是华为的无线技术研发中心……截止2019年，华为已拥有16个全球研发中心，31个联合创新中心，外籍专家占比达90％。也难怪华为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全球第一。03 人尽其才，攻心为上光是把人才揽过来，并不能使之尽心。唯有真正的尊重人才，公平公正，才能使天下英才“心悦诚服”。华为在对待不同国籍的员工态度上，并不偏袒中国员工，甚至要求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当地员工。华为高级副总裁吕克，曾经担任印度研究所所长，在他任所长期间，明确规定办公室的任何区域都只能用英语交流，下班后中方员工也要尽量用英语对话。这一规定，迅速拉近了外籍员工与中方员工的心理距离。这种对外国人才一视同仁的态度，换来了外国员工的尊重，更换来了他们努力的工作。华为的印度研究所负责人发现，印度籍技术人员每月开发代码2000多条，几乎条条有效，其工作效率甚至远超中国籍的员工。据统计，华为的员工来自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外籍员工达到4万人左右，海外员工本地化率约75%。在美、澳、欧等国家（地区）的华为当地公司中担任董事长或总裁的也大多是外国人。正是华为对海外人才，充分的尊重和授权，才换来了人才“不把自己当外人”。也正是全球人才“为我所用”，才有了如今华为领先全球的实力。二、“老对手”三星是如何做的如果要数一数华为在全球的老对手，三星一定名列前茅。同为芯片领域翘楚的三星在对待人才上，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三星已故掌门人李健熙，技术出身，同时也是三星半导体的总设计师。早在1974年他就提出了进军芯片领域的规划，并先后50多次前往美国引进人才技术。李健熙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三个比尔盖茨就能把韩国提升一个档次，自己的任务就是找到三名这样的天才。而他的诀窍就是“高价挖人”：用三倍工资挖空了日本东芝工程师，快速提升技术，同时大打感情牌，呼吁海外韩国工程师回国参战。一批韩国的留美工程师，热血沸腾，相继回国。其中就有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海龟博士陈大济（Chae Dae Je），他之前曾在IBM工作了7年。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就帮助三星把占据半导体行业榜首25年的英特尔拉下马。现在的陈大济已经是韩国信息产业部部长。连续攻城略地的三星，先后打垮了日本的半导体业、台湾的面板和存储芯片产业，不想在遇上台积电这个珠穆朗玛峰时，却始终占不到上风。机会来了。台积电研发核心骨干梁孟松，曾是首任CTO的得意门生，也是最有望继任研发总监的候选人，然而由于内部排挤，离开了效力17年的台积电。我们的马老师说的好：员工离职千万条，但最重要就2条：钱没给够，心受委屈了。求贤若渴的三星，在梁孟松2年的竞业协议一到期，就立即聘请他当上了三星的芯片部门技术长。据传年薪高达1.35亿台币（折合3200万人民币），是台积电薪资的三倍，甚至超过了三星联席CEO的待遇。梁孟松每次往返于韩台之间时，也都是三星集团的私人飞机接送。被重用的梁孟松，对三星忠心效力！三星的技术一年一个台阶：45nm、32nm、28nm，到了2011年已经可以和台积电平起平坐。紧接着，更令台积电没想到的是：三星率先突破了14nm FinFET 工艺，台积电憋了10年的大招，居然被三星抢了先。这一招不仅使三星成功的拿到了高通的订单，甚至与台积电合作多年的苹果，也转投了三星的怀抱。台湾媒体遗憾地称“台积电的技术优势，已在一夕之间被抹平了”台积电掌门人张忠谋怒不可遏，将梁孟松告上法庭。命令律师团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其违反竞业协议的证据。后续的结果对我们而言已无关紧要。但三星在对人才的认知高度，和用人的气魄上，已足以令我们敬佩与学习。三、国家的崛起首在人才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胡瑗《松滋县学记》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行业的兴旺，一个企业的领先，靠的都是人才。然而在改革开放早期，我们却犯了很多糊涂。其中之一，就是以为砸钱可以砸出领先。01 砸钱砸不出国力的强盛90年代初，中国就提出了进军集成电路行业的口号，先后启动了“531战略”、“908工程”“909工程”，由国家牵头，几十亿、上百亿的砸钱。然而，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以首钢为例，1991年，与NEC成立合资公司做芯片。技术全部来自于NEC，工人们“对着日本图纸生产”。 虽然没有核心技术能力，但恰逢行业景气，1995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9个多亿。那会儿的首钢财大气粗不差钱，甚至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2000年，首钢找到了一家美国公司AOS，合资成立“华夏半导体"，投资13亿美金做8英寸芯片，技术来源于AOS。但很快，2001年IT泡沫导致全球芯片行业低迷。首钢在AOS和NEC撤出后，马上就失去了技术来源，而自己的人根本无力做任何研发。随后，首钢黯然退出芯片行业。1996年，由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挂帅启动了上海华虹NEC项目，总投资额100亿人民币，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但，全国人民砸锅卖铁搞科研，换来的却是外国淘汰的技术设备。基本上中国拿到手的要比西方国家落后三代左右。用脚指头想想也知道，西方国家又怎么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卖给你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投产即落后。举个例子，当国内还卡在0.8微米芯片无法量产时，海外主流制程已经达到了0.18微米。落后的技术带来落后的产品，落后的产品更加没有市场。2001年，华虹NEC全年亏损13.84亿！媒体们憋不住，率先开炮： “光靠砸钱做不起芯片”没有顶尖的人才，连过时的技术都吃不透，何谈自主研发？深受落后产能困扰的中国，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人才！怎么办？——引进海外人才。02 海龟的回流如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一个行业的兴起，往往始于一批顶尖人才涌入了这个行业。比如中国风投产业的繁荣，就是一批有着国外留学经历或金融背景的海龟所带来的。这个名单里的大佬有：沈南鹏：耶鲁大学硕士，曾就职于美国花旗银行，现任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闫焱：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博士，软银亚洲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熊晓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IDG资本全球董事长张磊：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小平：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真格基金创始人……正是这些，喝过洋墨水的人，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带回了中国，才有了整个风投产业，乃至中国整个创业风潮的兴起。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隔海相望的兄弟企业——台积电。56岁的张忠谋从美国的德州仪器辞职后，回台创立了台积电。跟随他的还有一批美国归来的顶尖高手。比如台积电首任技术执行官胡正明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其得意门生梁孟松曾就职于AMD；研发队长蒋尚义曾在美国德州仪器、惠普工作；后接任张忠谋出任CEO的蔡力行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技术核心人物余振华则是美国乔治亚工学院博士。这家和华为同一年成立的公司，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全球芯片代工的霸主，占有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荣誉的背后，是一代代背井离乡学子们的青春汗水，也是落叶不忘归根的赤子之心。没有放眼看世界的这批人才，哪来的对列强的追赶与超越。闭门造车造不出世界级的顶尖人才。必须把人才撒出去，师夷长技以自强。但仅仅是本国海龟的回流是远远不够的，大国之争，争的是全球英才为我所用。在这方面美国堪称全世界的典范。三、中美的海外人才策略01 美国的“猎头计划”坦率说要想了解清楚美国的海外人才战略，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不妨从下面这个故事，来侧面感受一下这个对手的“可怕”。罗斯福总统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布什提交了名为《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有着巨大而无穷的潜力，重视科技人才，是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手段才能达到的。这个特殊手段就是要组建一支特殊部队，到战败国那里把科技精英弄到手，使他们流向并定居美国。为此，美国竟动用了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六集团军组建了一个部队，代号“阿尔索斯”计划。不久，“阿尔索斯突击队”负责人，带着美国政府开列的一长串高级人才名单，秘密的来到了德国。于是在北欧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场景：苏联人用火车、轮船将德国的物资、设备源源不断的拖向苏联；而美国人却不断地在废墟中、难民营、战俘营搜寻名单中的人，最终将1200名德国人才送往美国。这些人在美国得到了宽待，既往不咎，还给以高薪和优厚的生活条件。正是这些人，对战后的美国高科技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一个小小的案例可以佐证：美国的宇航之父克劳金就是其中之一，二战时，他曾做过德国的党卫军军官。而“阿尔索斯突击队”也成了美国最早由国家组建的猎头公司。接下来，我们再从法律层面，看一下美国的人才政策：新《移民法》规定：国家每年留出29万个移民的名额专门用于从国外引进高科技人才。凡是著名学者、高级人才和具有某种专业技术的人才，不考虑其所在的国籍、资历和年龄，一律优先允许入境。据美国学者统计，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中40%到了美国。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业的欧洲人中有50%长期居留在美国。在美国59%的高技术公司里，外籍科学家和工程师占90%，在计算机产业里，博士中50%以上是外国人。在美国的硅谷，绝大部分技术人员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的20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6万名中国人。（6万呢！喊话一下国内的小米、BAT，还在等什么？）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我们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美国正是通过不断地吸引全球的人才，来实现整个国家的新陈代谢和能量交换。这就是美国强大的根源所在。02、中国已在觉醒令人欣慰的是，近10年里，中国在吸引海外人才上，也渐渐觉醒。比如，在海外顶尖人才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群体——外籍院士群体。日本的国宝级教授藤岛昭被授予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他先后培养了38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中许多人都已是中国科研院校的骨干,其中还有3位是中科院院士。弟子之一的刘忠范院士说:“是藤岛昭先生将我领进了科学的大门。”他1993年离开日本回北京大学时,藤岛昭等人送了64箱仪器设备和材料。 “这些仪器设备和材料一到位,我在北大化学院的实验室立刻成为国内一流。”来自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霍夫曼教授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早在2012年他就成了清华大学海外学者，每年有60-70天在中国度过，为中国培养了很多博士生和博士后。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的野依良治曾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之后，被西安交通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聘为名誉教授。2011年，入选中科院外籍院士。但，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个泱泱大国仅仅是引进塔尖上的几个人才，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像美国一样，建立一套完备的人才引进机制，从政策到资源层面，大力投入。五、结语孙中山说：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举国之力在抢夺人才之时，我们不能指望少数英雄们，仅凭每月的几千块钱，骑着自行车为国家无私奉献。人才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背后，是对人才的认知高度和投入力度。任正非在面对央视的采访时说：“全世界有两次大的人才迁移。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300万犹太人从俄罗斯迁移到以色列，让以色列达到一个高点。第二次是现在，美国正在排外，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就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可能回流中国。同时，我们也可以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做贡献”。大国的人才之战已经开打，历史的机遇已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加油！作者介绍：@庖丁姐，曾就职于百度、新浪等大厂的10年互联网老鸟。解商业人物、品商业案例，学人生智慧。所有文章均为庖丁姐手工打造，欢迎关注！

7月7日，中芯国际迎来科创板申购。自5月初中芯国际冲刺A股的消息传出后，中芯国际港股股价持续拉升，5月以来涨超170%，其港股市值也由此突破2000亿港元。根据彭博汇总数据来看，中芯国际此次募资高达532.03亿元，在A股IPO历史上能排名前五，仅次于建设银行2007年的580亿融资。资本也一片欢呼雀跃，一位参与此次发行的买方人士向记者透露，“压根不愁卖”。芯片概念股上涨的速度，带给投资方、企业及创始人不断的惊喜，但在关注中芯国际攀升的股价及市值数字之余，另一组数据则显得不那么“友好”。2018年，中芯国际的员工流失率在22%，其中上海、北京工厂的员工流失率分别高达52.2%和25.7%，从年龄层次看，流失率最高的是30岁以下员工，占比79.3%。而看台积电，台积电的离职率继2015年创下5%的历史新低后，2016年进一步降至 4.1%，再度刷新了新低纪录。年轻员工们离职的理由也很现实：在一线城市买不起房。房价“赶人”，互联网“拉人”中芯国际人员流失率高是国内芯片制造产业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8-2019年版）》发布的数据，预计到2021年前后，芯片全行业存在26.1万人的需求缺口。而2018年芯片行业主动离职率为14.3%，其中芯片制造的主动离职率最高，达17.1%，最低的是芯片设计，但主动离职率也将近10%。当国人都在为我们要举全国之力而内心澎湃、满心期待，为什么投身其中的人反而想着往外走呢？2017年《国际货币评论》刊登了一篇名为《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研究表示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确实存在“倒U型”影响。一般认为，房价高会先挤出低端劳动力，事实不是如此....高技能劳动力的“倒U型”拐点更小，说明定居意愿和能力能强的高技能劳动力对高房价更敏感。文章还提及，倒U型驱动主要作用于大城市，部分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拐点，对劳动力流入形成阻力。事实也确如研究一般。在知乎有疑似中芯国际的员工匿名吐槽，fab的几部分都在国内一线城市，公司的薪酬已经很难应对城市的高房价压力。放大到整个人才市场的层面，高昂的房价也正在导致人才流失。据一位自称是穷博士的知乎网友所述，他跟搞IT的朋友聊天，聊到了芯片，朋友告诉他，之前有某个康奈尔博士毕业的硬件工程师打算回国找工作，结果对方只给五千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当然，这件事是发生在中兴被美国制裁之前，现在必然有所改观，但很多人仍表示，“真的不敢回去，因为买不起房子”。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二线城市的生活压力要小很多。一个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硕士生，毕业后从事DFT工程师，主要负责芯片设计到投入市场之间的一整套测试流程，年仅26岁的他已经决定要买房安家。华为的待遇令人歆羡，但国内大部分芯片企业都远不及华为。芯片人员的流失不仅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转移到互联网、IT甚至是金融领域，这几乎成了相关专业毕业生选择就业方向的一个热衷选择。芯片行业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叫“第一名吃肉，第二名喝汤，第三名要完蛋”，说的就是芯片业技术与资金都只留存在头部企业的残酷状态。而且模拟设计的芯片工程师，至少要在行业上磨练三年才算得上“上手”。比起考验耐心、投入却不一定有回报的芯片，软件行业的高薪和机遇对很多毕业生具有十足的诱惑力。就读于上海某高校微电子专业的林刚，毕业后应聘的职位原本是芯片工程师，却被软件部门看中，劝他留下来做安卓软件开发。如今，他已经做了6年的软件工程师，对当初的选择并没有后悔。弃芯片转硬件，是许多学生迫于就业、行情等压力无奈的选择，即使在美国也不例外。企业不能高薪养才？2018年，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低温发动机副主任张小平离职一事，引起了巨大风波，很多人应该还记得航天601所的公文，公文大概意思就是，他离职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他整个项目都瘫痪了。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张小平在研究所的待遇是12万一年，跳槽后加入了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年薪直接达到百万。为什么用人单位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留住技术型人才呢？这也是我国整个芯片产业的疑问。从企业本身看，芯片相关企业虽然股价节节攀升，可盈利状况完全不能与之匹配。比如中芯国际，2017到2019年，中芯国际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13.9亿元、230.17亿元、220.18亿元，2017、2018两年同比实现1.9%、7.61%的增长，而2019年中芯国际陷入负增长，营收同比下降4.34%。利润不稳定是其次，其中主要的利润还来自政府补助。2017-2019年，中芯国际享受的政府补助分别为10.24亿元、11.07亿元、20.39亿元，占同期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82.23%、148.09%、113.69%。紫光集团和中芯国际也极为相似，数据显示，2017年度、2018 年度和2019年度，紫光集团获得政府补助收入分别为26.16亿元、25.07亿元和40.09亿元，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达到64.04％、248.12％和136.42％。一般来讲，员工待遇大多和公司的盈利状况挂钩，而很多芯片相关公司不仅背负债务、没有稳定的现金流，还必须要保证足够的研发投入。所以，相比互联网公司对待技术型人才的财大气粗，芯片公司其实是力不从心，尤其是半导体代工厂，机器比人员更重要，与其花钱在人身上，不如用来买设备。我国芯片相关企业之所以利润率低，主要靠政府补贴支撑，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技术差距。台积电今年开始量产5纳米产品，这是业内最高水平，在7纳米和10纳米工艺领域，还有英特尔和三星电子这两个头部企业，紧随其后的就是14/16纳米制程，中芯国际是其中的主力玩家之一。因此，在芯片代工市场，台积电、英特尔、三星几乎抢占了主要的销售额，中芯国际市占率仅为4.4%。这像一个恶性循环，技术差距致使国内芯片公司市场份额较小、盈利能力低下，而人力成本又和销售收入预期直接挂钩，这也决定了员工的薪资待遇远不及其它国家。互联网成了“拦路虎”？前两年，国内兴起过一阵自研芯片的热潮，带头的是手机厂商。2017年2月，小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正式发布松果电子首款手机SoC芯片“澎湃S1”，雷军慷慨激昂地说，“小米要成为伟大的公司，必须要掌握核心技术”。由于小米宣布自研芯片，OPPO也投资了半导体公司并成立一家从事通信技术和芯片设计的企业。2019年，OPPO在欧盟知识产权局申请商标“OPPO M1”，注册类别为手机芯片及多核处理器芯片。而且这段时间前后，阿里宣布全资收购号称中国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接连不断的入局者，一度引起了全民热议和推崇，很多人也认为互联网公司的加入将会给我国芯片产业的研究和制造带来新的想象力。但可惜的是并没有。一方面，互联网巨头或投资机构本质上是逐利的，他们敢把大把大把的钱烧进共享经济、O2O、直播等消费级风口，却对芯片企业“避之不及”。因为他们深知芯片产业的投资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互联网或手机厂商进入芯片领域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罢了。小米澎湃S2“难产”，OPPO不可能短时间内拿出成果，即使是阿里，自收购中天微后，也鲜有新消息传出，可见互联网搞技术研发仍需要渡过很多难关。互联网非但不是芯片产业的拯救者，反而成了争抢人才的竞争者。在知乎上，一位毕业后去了中芯的网友透露，他们有一个闲聊群，群里12个人当初都在中芯，现在就一个老上海人还在中芯，其他人要么跳槽，要么转行。而毕业后直接转行的林刚也表示，他所在的研发小组，有两个毕业生和他做了一样的选择，大学的同班同学也只有6到7成还坚持在芯片行业。互联网领域是从业者或毕业生转行的最佳方向，尤其是AI及AI应用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大方向，在做好软件服务的同时，互联网公司正在向硬件深入，比如百度做无人车和智能家居，阿里有IoT战略，目前这种业务的计算都要用到大量的芯片。也就是说，即使不用硬件转软件，芯片行业的人才未来也可能在互联网公司内找到专业对口的岗位，这对他们而言是除了高薪之外的又一诱惑。华为任正非在采访中曾提到，“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任正非看问题看得更根本，可事实是这些钱并没有砸到人身上，更遑论培养基础学科人才呢？歪道道，互联网与科技圈新媒体。本文为原创文章，谢绝未保留作者相关信息的任何形式的转载。

由于中国各种电子消费产品的应用发展快速，市场需求规模庞大，而缺乏自有供应链与技术核心的情况下，导致半导体产业以进口为导向，且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据中国半导体协会统计，2017 年中国半导体贸易逆差再创新高，达 1932 亿美元，增速高达 16.4%，进口额约占全球 68.8%，而出口占比仅为 9.8%。2017 年国内半导体市场规模估计为 13829.2 亿元，规模增速保持常年在两位数以上。供给上看，国内半导体领域自给率严重不足，尤其在高端装备、材料、存储等领域国内替代率极低。根据 SEMI 数据，2017 年中国芯片自给率仅为 27%，过度依赖外来现成方案，导致产业中的许多核心环节被掌握在外来者手中，也因此当中兴被制裁，半导体料件的供应马上断了链，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甚至找不出替代方案可以让中兴苟延残喘下去。探究中国半导体产业，如果整体半导体芯片产业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大楼，从最高层开始是 IP、IP 库、设计工具、制造、材料，然后才是设计，以及最底层的芯片成品，这个大楼形状就像个金字塔，越上面的厂商越少，而越下层的产品竞争越大，且越有可能脱离不了上层的箝制。当然，目前政府仍然努力在寻求能够在不同半导体技术供应层次上掌握更多话语权的方法，但过去的作法往往太过急功近利，不论自行发展，或者是寻求收购，成果总是不如预期，另外，前几年中国产业的圈钱气氛，带起了不少新创服务事业，但是各种雷同的商业模式吃掉了大笔资金，一波新创死在沙滩上，另一波又马上涌出，过于讲求速成，投资者和人才看不上需要长时间技术积累的高科技产业，因此造成各种自有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中国要在半导体产业中突破欧美的封锁，恐怕还是得实打实的从基本功夫练起，包括教育、就业环境、生态产业链的布局、技术的发展、专利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要鼓励创新思考，而不是因循旧规，并且要能够让钻研技术的能够得到更合理的报酬，让科研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终身志业，而不是只能想着圈钱。发展中国半导体技术会是个长期的目标，需要产官学各界通力配合，过去各行其是，或唯利是图，抑或短视近利的作法，已被证明并不可行。半导体产业发展策略必须要有所变革，否则中兴事件恐怕只是开始，笼罩在整体产业长期发展上空的警报声仍将持续。中国半导体楼层发展脉络：从自有 IP 发展到 IC 设计的兴起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其实早有自己盖大楼的想法，而最早着手重点在于 CPU 核 IP、芯片设计，然后制造。在IP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从大约 2000 年开始着手推动，最早其实是想要从无到有自行发展，但后来发展状况其实并不理想，因此放弃完全自主开发的想法，转而以策略合作和并购的方式来取得现有 IP，比较出名的案例就是 arm 和中国合资创立专对国内授权的企业，另外兆芯取得来自威盛的X86核心，而海光则是拿到来自 AMD 的 X86 架构。不过，中国还是有些厂商成功打造完全自有的IP核心，比如说前几天被阿里巴巴买下来的中天微，但主要是针对嵌入式应用等场景。但中国还是缺乏掌握度够高，可被国际市场认可的 IP，arm 、MIPS 或 X86 虽拥有足够市场地位，但最终话语权还是在相关国家的外商手中，这些供货商虽为中国市场的商机想方设法开了不少门户，让 IP 的授权业务不会受到各类贸易战的影响，但问题恐怕不只是能不能用而已。换个方向思考，arm 这家 IP 供应商虽因本身市场基础极为庞大，使其几乎不可能受到制裁牵连，虽确保了与其合作的中国厂商 IP 来源，但同时中国企业也很难与这家 IP 来源有着对等的谈判基础，虽说兼容 arm 体系等同于拿到进入市场的基本门票，但如果个别厂商哪天触怒 arm，那么由 arm 自身发起的”制裁”同样也会影响个别企业的发展。另外，arm 架构所有生态的建立几乎都掌握在 arm 自家手中，近来相关开发环境或者是软件应用的布局也逐渐踏入过去客户的技术领域，虽然说可带给客户开发上的便利，但缺点就是各家基于标准方案的产品可能就很难差异化。而客户如果要进一步深度定制产品，就必须要付出高额授权费，更会大幅增加产品的成本负担。开源 IP 成潜力方案？实际上，开源 CPU 核心在过去十几年都持续的在发展，但因为商业化的困难，且 arm 在商业布局上的太过强势，不只是开源 IP，就连传统 MIPS、Open Architecture 等商业化 CPU 核 IP 都遭到沉重的发展压力，像 MIPS 后来就几乎到无以为继，甚至被迫求售的局面。而 arm 的服务报价也逐年提升，目前已经是最昂贵的 IP 来源之一，当然，以 arm 的经营模式而言，同时要兼顾这么多生态的软硬件平台开发，成本自然居高不下，因此自然就必须以提高售价来因应。另一方面，中国虽也拿到来自诸如威盛以及 AMD 的 X86 内核 IP 授权，但 X86 专利基本上掌握在英特尔手里，若英特尔动用法律战阻止这些 IP 未来更进一步商用化，那这些 X86 IP 用得也会不安稳。由于 arm 与英特尔的强势，导致市场缺乏选择，就变成这些收费 IP 的原罪。那怎么不选择 MIPS？虽然生态较弱，但好歹也是发展相当久，在生态也有一定的积累。MIPS 目前所有权已经回到美国厂商手里，所以来源问题还是一样存在。这时，RISC-V 就成了一线曙光。RISC-V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师在 40 年前开发的，现在由一个基金会管理，这个基金会就是 RISC-V Foundation。基金会成立于 2015 年，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它的目标是推广 RISC-V 指令集架构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简称 ISA)，这种架构是开源免费的。基金会希望能通过新架构为芯片产业带来更多创新。RISC-V 指令集可以自由地用于任何目的，允许任何人设计、制造和销售 RISC-V 芯片和软件。虽然这不是第一个开源指令集，但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设计使其适用于现代计算装置（如仓库规模云端计算、高端移动电话和微小嵌入式系统）。设计者考虑到了这些用途中的效能与功率效率。该指令集还具有众多支持的软件，这解决了新指令集通常的弱点。RISC-V 使用 BSD 许可证，自由地提供数种 CPU 设计。该许可证使 RISC-V 芯片设计等衍生作品可以像 RISC-V 本身一样被公开且自由发行，或者被闭源或专有。而 RISC-V 基金会的两大重要人物都在 Google 任职，其 TPU 架构便使用了 RISC-V 内核，且诸如 WD、IBM、三星、高通，甚至华为也都相继投入 RISC-V 的发展与经营，希望能够拱出一个可和 arm 相提并论的生态。中国采用 RISC-V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RISC-V 拥有国际大厂的背书，并努力发展相关生态，中国厂商可获渔翁之利。二来，RISC-V 本身是完全开放的设计，它可以修改，可以根据特定需求进行裁减，这样一来芯片的效率就会更好，成本更低，弹性也更好，非常适用于中国这种电子、电机、计算应用量级庞大且非常多样化的市场，除了免去核心来源的中心化问题，只要符合 RISC-V 的标准设计规范，相关的电子产品，甚至以 RISC-V 为基础设计出来的方案都能够理所当然的跃上国际舞台，很好的解决过去中国厂商使用非 ARM 体系 CPU 核所遭遇的最大难关。更重要的是，这种内核完全免费，理论上以之打造的芯片产品成本也更低。而中国 IC 设计厂商也有机会在不受箝制的状况下通过现有生态打进国际市场，而不是只能关起门来自家人打自家人。不过，RISC-V 也不是没有缺点，虽然有国际大厂的背后支持，但这个指令集的发展还在相当初步的阶段，生态也还完全无法与 arm 、X86 相提并论，另外，目前 RISC-V 的项目集中在 MCU 核，缺乏高效的 64 位架构。但国际大厂看的是未来，看的是未来数十年的半导体产业生态，而在发展初期，若中国厂商能对 RISC-V 的发展导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通过技术的革新与贡献，帮助 RISC-V 站上世界舞台，同时掌握更多产品开发技巧，一来对国际影响力也会有效提高，也能带动国内芯片设计产业的发展。消费性电子产业兴起带动芯片设计产业中国这十数年来经历了光盘机产业、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等产业兴衰的历程，智能手机的发展更是相当程度主导了世界智能手机市场的走向，不要只看苹果的高大上以及营收多么庞大，如果没有中国的创意和制造，智能手机市场不可能成长到如今的规模。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芯片设计掀起了一波高潮，从主控方面，展讯、锐迪科，过去联芯等，都因为市场的火热而趁机掌握了相当大的市场规模，展讯后来甚至还打进国际供应链，成为包括三星，以及印度、东南亚等地手机厂商的方案供应商。伴随着手机主控而来的，包含面板主控、触控主控，以及电源管理，也在这一波产品热潮中抢占市场。由于应用需求过于庞大，而技术发展虽快，但很难一步到位，因此中国早期半导体产业发展也经历过如美国、日本、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那种打磨掉封装，仿制芯片布线的作法，甚至像汉芯，直接打磨掉购买自市场或者是二手回收的现成芯片LOGO，换个贴纸就变成自家产品。仿制的作法方面，早期结构比较简单的仿真与控制芯片很多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设计出第一代产品，但通过这种仿造出来的成品效果通常其差无比，因此都只能低价抢市。而打磨 LOGO 通常都蒙混不了太久就会曝光，后来这两种作法后期就几乎没有了。任何技术或者是专业的发展都是由模仿开始的，不论是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中国已经走过了模仿的阶段，在经历长久的发展之后，芯片产业类型已经相当丰富，从电源器件、信号转换传输、感测、逻辑、存储等，都有不少厂商在耕耘，而部分如指纹识别、面板主控芯片、手机处理器等，在市场上都有相当出色的占有率表现，但是产业的发展往往太过一窝蜂，大家都争着发展最能争夺眼光的热点产品，反而一些非常基本的半导体产品，如 ADC/DAC、LNA 及 SerDes 等外围器件都没有太多着墨。而即便是在 5G，大厂也是争着做最被注目的专利以及主控部分，PA 这种外围器件也都是想着能用外来的就用外来的，一来关键材料与技术专利较难突破，二来利润较薄，而且做得好也很难吸引到投资人的眼光，以致于供应链对于此类料件的自研兴趣缺乏。当这些不被中国厂商重视的料件供应环节被海外供货商把持时，在面临类似中兴的被制裁时，恐将无法应对，这也是目前中国需要改善的地方。而近两年 AI 议题的火热，推动各种专有型、通用型 AI 计算芯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头来。AI发展下的另一波半导体产业高潮不论是独立型，或者是嵌入式 AI 计算单元，中国目前发展的 AI 芯片其实和 Google 的 TPU 概念上很类似，都是属于专注于数学计算强化的结构，占据这些 AI 芯片面积最大的部分是大量的乘加器 multiplier-accumulator（MAC），乘加器的结构大家都大同小异，不过可能会针对不同应用而有所调整，配合少数数据交换与总线 IP 后就能设计出芯片成品，这类产品的重点在于算法的效率表现上。中国过去在算力核心、主控以及传感组件方面的相关设计、制造一直都相当活跃，但问题在于，过去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布局一般都没有太长远的规划，而且讲求速效，很难有跨度较长的计划，加上行业太过容易一窝蜂。比如说数年前手机、平板芯片企业的盛况亦不逊于现在 AI 生态的蓬勃发展，但能留存下来的厂商仅是少数中的少数。目前，中国 AI 产业，尤其是 AI 计算硬件的发展的确是飞速成长，相关供应商也越来越多，但仅有少数厂商不是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来打进国际客户的供应链中，甚至多数 AI 方案设计公司只做国内的生意，其实这会产生可持续性的问题。国内市场虽大，但只是单一市场，且相对封闭，若届时如同当初手机相关方案供应链市场面临饱和，势必会走向自相残杀的局面，而且不要忘了，当初手机相关方案市场的饱和仅经过短短三四年的时间而已，AI 产业应用虽要比手机产业更广，但是在目前光速进展之下，可能只需要更短的时间就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当然，这对一个生态发展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中国 AI 产业的核心算法与芯片设计能力其实已经具有国际水平，如果就这么死在国内，而没有机会出去伸展手脚，其实是相当可惜的事情。中国半导体楼层发展脉络：制造方面困局仍待突破，自有技术需要时间耕耘制造方面其实与材料有一定的联动，这方面包括了像中芯这类的芯片代工事业，华虹宏力、华力微、长江存储、士兰微等各类半导体器件生产厂商也都即将投产，对硅晶圆的需求也不断攀升，过去硅晶圆的供应主要来自日本和台湾，但上海新升半导体、安集微电子、上海新阳与江丰电子等厂商在政策支持之下也纷纷投入硅晶圆的制造和供应，未来数年可望补足半导体供应链中这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有了IP、设计和制造，但缺了原料，产品一样出不来。另外，在设备供应方面，最重要的国产光刻设备也正式迈入 14nm 世代，甚至要比工艺进展的脚步更快，这方面的布局已经相当完整。硅晶圆供应将摆脱外商垄断IC制造中，最关键的原材料该属硅晶圆，过去这方面材料的供应集中在日本以及台湾厂商手中，但在政策推动，以及像张汝京创立新升半导体等硅晶圆设厂潮流的带动之下，已经有相当明确的进展。硅晶圆最关键的技术在于加工时对材料的纯净以及表面加工处理工序和精度，这方面技术难度相对较低，主要还是在长晶机台的来源掌握，这部分也有相当多中国本地厂商可以供应，因此整个环节已经是相当完整。因此发展虽较制造短，但可能是未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较快的类别之一。中芯发展终遇明灯，但人才的确保仍是关键中芯的发展一波多折，在工艺发展方面屡屡遭遇困难，早期甚至被台积电以法律手段掐着脖子难以呼吸，且因为人才缺乏，加上内部管理问题，发展至今工艺世代差距领导厂商三代以上，保守估计需要十年的时间才有机会追上一线大厂。这方面不是单纯资本的问题，而是技术难有积累和突破，芯片制造的工艺雕琢很多时候倚赖的是经验的积累与不断尝试错误、修正，并不是工序的简单复制就有办法达成，很多时候甚至不同环境也会影响到工艺的发展，比如说台积电曾经为了要把竹科的工厂的工序搬到南科，却遭遇挫折，良率无法有效提升，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南科的空气品质较差所导致。另外代工厂的工作环境太苦，且需要长时间加班，而中国待遇更高的工作机会太多，比如说APP应用产业、新创媒体事业、高大上的还有BAT企业等，相较于言待遇不仅较好，工时也不会过度压榨到个人作息。人才选择工作会考虑到这方面的现实问题，因此代工厂通常不会是顶尖人才的首要考虑。资本的投入虽可用来改善待遇、购买设备，但真正的技术积累无法用金钱买到，能得到如梁孟松之流的奇人相助则是机缘，若当初台积电没有蔡力行之乱，梁孟松也不会辗转成为中芯人，过去中芯技术发展不算成功，产能和良率无法有效提升，因此即便是国内厂商的芯片代工订单，多半还是流到台积电、联电、Global Foundries等外人手中，使得制造无法自主。而梁孟松能带给中芯多大的变革，也还有待观察，但以梁孟松过去在台积电与三星的经验，可以指出正确的发展方向，让中芯少走些冤枉路是可预期的。至于在半导体存储器件的生产方面，基本上专利几乎都是外来授权，没有自主的，这方面其实还是要确保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未来即便遭遇困难，还是能靠自己的力量运作下去，可能在不短的期间之内都还是以内需市场为主要目标。半导体关键生产设备仍掌握在外商手中，但设备供应的本土化已经有所突破过去半导体生产设备主要掌握在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厂商，而因为高科技设备的出口限制，中国其实拿不到最先进的机台，虽然目前中国在半导体制造的工艺还没到位，拿到机台也没用，但作为实验性发展的目的也同样受到阻碍，使得中国半导体制造技术受到限制。既然对外难有突破，中国政府也推动各种关键设备的自产化，而且脚步相当快，比如说北方华创(北方微电子与七星华创合并之企业) 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28纳米工艺设备陆续实现商用化，14纳米工艺设备开发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北方华创微电子自主研发的应用于14nm先进制程的等离子硅刻蚀机、单片退火系统已正式进入集成电路主流代工厂并获得订单，LPCVD（低压气相沉积）和Hardmask PVD（硬掩膜沉积）设备也已获得集成电路主流代工厂订单即将进入生产线。可以说，北方华创微电子已全面进入14nm时代，只待中芯生产厂商工艺发展脚步追上，就能满足其需求。中微半导体亦是中国另一家进入14nm工艺的蚀刻设备厂商，而在其他关键设备方面，各家厂商或研究机构进展脚步也都很快，这部分请见下表。图｜中国集成电路设备研制与生产厂商概况。图片来源：华通证券中国半导体楼层发展脉络——EDA工具是最大难题但是在设计方面，EDA（电子设计辅助）工具的欠缺是中国芯片产业最难以突破的壁垒。国产 EDA 的发展分几个阶段，首先是 80 年代初期，以 CAD、PCB 为主的电子设计自动化开始在中国逐渐起步；到 1988 年代，以熊猫系统开发为标致，加之后期的不断升级改版，包括继承了熊猫 EDA 系统——九天系列工具软件，总体来看中国 EDA 的起步并不算晚，但由于关键 IP 的缺乏，以及缺少与晶圆代工厂的跨业合作与 IP 开发匹配经验，导致发展缓慢，目前功能上还远追不上国际业者的方案，在小规模简单的芯片设计中或许还堪用，但如果芯片复杂度高，牵扯的 IP 数量太大，恐怕就派不上用场了。而目前主流设计工具供货商有 Cadence、Synopsys、Mentor Graphics，除了 Mentor Graphics 因为被西门子收购而成为德商外，其余两家都是美商，且因为设计工具本身就是由庞大设计专利和 IP 库所组成，因此进入门坎极高，虽然除了这三大 EDA 工具厂商，中国也有些 EDA 供应业者，但由于 IP 库的巨大落差，以及设计工具本身的支持能力还是稍嫌不足，难以对三巨头造成影响。中国若想要进一步发展 EDA 工具，就必须先补齐专利与 IP 库，并且与主流芯片代工厂商深化技术交流，而考虑到目前芯片制造技术与国际水准仍有落差，发展必须协同前进，这个任务的难度恐怕比建立金字塔的其他部分难度都要更高一些。半导体产业链金字塔，中国仅处于底层生态中国目前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最好的集中在最接近使用者的最低层（应用层）少数几层楼，越往上发展，其实就越不成熟。而这也是目前中国芯片产业链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底层的芯片应用虽然涵盖的消费体量大，但核心技术与专利都掌握在高层的手里，中国虽然就像孙悟空，在应用层面可以做出千奇百怪的变化，但不论怎么变，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也因此，中国在半导体发展的路上如果要继续走下去，恐怕还是得将发展的路径往上层延伸，掌握更多产业规格制订话语权，才有办法突破未来包括IP、设计、生产、制造上的各种瓶颈。另外，中国虽然是个很大市场，但仅依靠内需不足以养成具备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封闭型经济并不是能让中国产业发展茁壮的道路，走开放，创造并遵守合理规则，让国际贸易伙伴能够信任中国产业创造出来的科技生态才是推动中国芯成为世界芯的关键。--------------中国半导体需要落地，需要共生，更要能在关键时刻，成为新世代科技产业发展最坚实的厚盾。在纷纷扰扰中，DeepTech 2018 北京峰会—半导体产业大势论坛，将全面揭示中国芯霸业的道路方向。本次会议由DeepTech深科技主办，中科创星联合主办，已经确认出席的嘉宾如下：紫光展锐是紫光集团“从芯到云”战略中的核心企业，在通讯领域经历超过 20 年的曾学忠，希望以“自主研发+国际合作”，精准抓住 5G 机遇，并投下重注，再辅以 3 至 5 年的努力，成为全球 5G 市场泛芯片的巨头之一，也看好未来中国 5G 会超过全球 50% 的份额。出身通讯终端产品领域，去年加入紫光集团且掌舵展锐营运的曾学忠是这样看半导体行业的，他认为未来 20 至 30 年间，半导体行业在全球位居无与伦比的核心地位，要在伟大的时代站在时代的潮头上，将所有挑战化为不可能的机会。吴雄昂先生目前担任 arm 全球执行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负责 arm 在大中华区的日常业务和营运。任职以来，吴雄昂带领大中华区团队致力于打造本土创新的生态系统，并积极推动 arm 对大中华区的战略投资，促成与政府合作的产业创新联盟的成立。加入 arm 之前，吴雄昂是美国硅谷 AccelerateMobile 公司创始人，并曾在明导国际（Mentor Graphics）、LSI 逻辑（LSI Logic）和英特尔（Intel）担任过管理、市场、销售与工程等职务。吴雄昂拥有加州伯克利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Haas商学院 MBA 学位，以及 Ann Arbor 密歇根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MSEE）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BSEE学位）, 并持有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高管项目（SEP）的毕业证书。”卢超群博士于 30 年来致力贡献于全球 IC 设计及半导体产业，着墨于技术创新、学术研究，及企业管理，并落实于创办多项新事业，1991 年创建钰创科技公司，担任公司董事长及执行长，且共同创办其他多家企业。卢博士是国际电机电子学会荣誉会员（IEEE Fellow）及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因其对业界产生的深远影响，曾任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TSIA）理事长及全球半导体理事高峰会（WSC）全球主席（2014-2015年）、全球半导体联盟 （GSA，the former FSA）亚太区主席及全球主席（2009-2011年），以及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科学工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台积电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镇球在集成电路产业有超过 30 年经历，早期任职计算器公司、IC设计公司，进入台积电后，从 2003 年起担任台积电中国区业务发展负责人，精准掌握半导体市场的发展脉动。罗镇球从 2016 年起担任台积电南京公司总经理，看好电子产业四大块市场：5G、高效能运算、汽车电子、物联网等快速成长，在中国半导体处于前所未有的商机爆发之下，台积电将提供完整的世界级技术服务平台，为客户打造坚强的产品基础，并协助新产品快速上市，获得最强的竞争优势。美商应用材料是全球半导体设备龙头供货商，提供CMP、CVD、ECD、Etch、PVD等关键机台，是半导体产业上游的军火供货商，提供质量最好的机台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协助客户将新技术以快速而稳定的节奏落实量产。余定陆在台湾成功大学念材料系，进入应用材料至今资历超过20年，目前主掌亚太地区的半导体业务，看好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商机崛起，将翻转全球半导体应用领域，进而掀起一波全新的产业大革命。明导国际是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的领导者，在 1989 年是最早投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 EDA 供货商，其 IC 设计 EDA 工具占公司营收约 70%，位处半导体产业链位置的最前瞻，且明导也与许多大学进行产学合作，为培育更多优秀半导体人才好手而尽一份心力。明导科技亚太总裁彭启煌看好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商机浮现，是众多中国企业一个切入半导体产业大展身手的绝佳良机，且日前明导加入德国工业汽车巨擘西门子集团后，集团重压汽车电子市场的布局，将为明导迎来新一波的营运高峰。当中国处于一片自主存储芯片技术的激烈情怀中，有一个附属于闪存芯片的小小组件叫存储器，缺少它，制造再多的闪存芯片也无法让终端产品真正实现应用，但全球独立的存储器供货商却是凤毛麟角。出身马来西亚的群联董事长潘健成是半导体产业最年轻的创业家，一手打造的群联电子更是全球独立存储器市场的龙头，全球每三个随身碟就有一个是内含“群联芯”，潘健成看好未来闪存应用将无处不在，新一波商机崛起的聚焦点绝对是中国市场！杨宇欣，中科创达副总裁，负责战略投资、市场拓展、战略联盟、市场宣传以及政府关系方面的工作。他拥有 13 年通信、移动、半导体和互联网领域的工作经验。加入中科创达之前，杨宇欣在新岸线担任市场营销副总裁的工作，负责新岸线产品市场战略的制定，产品推广以及生态系统的构建，市场宣传等工作。他曾在ARM担任亚太区移动计算市场经理，负责ARM移动计算市场在亚太地区的推广工作，面向的对象涉及整个移动通信产业链, 包括运营商，OEM/ODM厂商，操作系统厂商，软件提供商和芯片厂商等。米磊博士毕业于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现为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博士是中国“硬科技”理念提出者，硬科技创新联盟发起人，致力于硬科技创业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提出科技创业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主旋律的观点。 致力于打造硬科技创业雨林生态，目前已成功孵化 140 余家硬科技企业。彭适辰先生是中经合北京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他有超过二十年在大中华地区和美国高科技行业、直接投资和基金管理行业的从业经验。彭适辰先生投资过的项目包括展讯通信, 美国芯源系统, 中芯国际，OmniVision, NetIQ , 艾讯电脑，诚创科技, 纬创资通, 慧友科技, 华冠通讯等多家上市公司。在加入中经合之前, 彭先生曾担任H&Q亚太地区的总经理，Fortune Venture Investment Group的资深副总裁，Golden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Corp和Emergin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Corp的总裁。彭先生曾于LSI公司工作7年，担任研发工程师在美国和亚太地区营销经理。彭适辰先生获得北京大学EMBA学位，美国加州Santa Clara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德州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Lightelligence创始人兼CEO, 沈亦晨博士，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师从纳米光学教父，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 Joannopoulos和“天才奖”得主Marin Soljacic。拥有多年纳米光学和人工智能算法的科研经验，已入选2017年福布斯全球30 under 30，2017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35位35岁以下中国科技先锋，以及2016年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国家优秀留学生奖学金。沈博士与当代人工智能教父Yann Lecun (现facebook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Yoshuo Bengio教授，Hugo Larochelle(加拿大谷歌大脑实验室主任)等世界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单位均有深度合作。博士期间，沈亦晨已经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身份在《科学》，《自然.光子》等顶级杂志和《ICML》等人工智能顶级会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累计发表论文30余篇，并且拥有8项发明专利。从高中到博士，再到创业者、教授,王星泽刷遍海内外6所顶级高中、大学，拿到横跨理学、工学、管理学的6个不同学位，更在光电和人工智能领域都取得了世界顶尖成果。28岁离开美国回到家乡，出任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并创立了志在将光电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的合刃科技（Coherent AI）。王星泽和他的团队使用 AI 加光电技术，设计开发新颖图像传感器，收集光波中额外物理量，进而结合与之相匹配的人工智能算法和训练场景，达成大幅度地改善视觉感知的实际效果，对于提升制造工序自动化效率、以及绕障物体识别技术带来创新突破进展，应用场景覆盖自动驾驶、机器人、安防军工等。2015年底创办氪信，作为第一家深入全国大型股份制银行核心风险控制系统的初创公司的掌舵者，现带领氪信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从事AI升级金融业务的前沿探索实践工作，之前曾先后在微软亚洲研究院、雅虎、eBay担任数据科学研发负责人和携程大数据部门负责人。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中科大-科大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在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计算机所从事大规模语义图挖掘工作。拥有多项一流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学术论文和专利，现兼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同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客座教授。《麻省理工评论》2017年“35 岁以下科技创新青年 35 人”中国获奖者。黄畅博士开发的人脸检测技术，创造了世界上首次计算机视觉技术被大规模应用的成功范例，占领80%数码相机市场，并且被苹果iPhoto等诸多图像管理软件所采用。他带领百度IDL图像技术团队负责公司内各种图像核心技术的研发，推出了全网人脸图像搜索、PK大咖、全网相似图像搜索、自然场景文字识别、百度移动图像搜索、图片凤巢等重要产品。黄畅曾经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和NEC美国研究院担任研究员。2012年加入百度美国研发中心，2013年参与组建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IDL），任高级科学家、主任研发架构师。

丨本文由华商韬略原创丨作者：陈光半导体业内尊称张忠谋为“半导体代工之父”，但一个人却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1】台湾双雄，这个曾经声震全球半导体的名词，如今已经不复存在。2016财年，台积电实现营收2072亿人民币，净利润730亿。今年3月，台积电市值突破万亿人民币大关，超越英特尔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公司。此后的2个多月里，其股价持续攀升，截止本文发布，台积电的市值已达1873.73亿美元（约合12775亿人民币）。“双雄”的另一端，台湾联华电子（下简称台联电）去年的营收约合人民币333亿元，净利润不足20亿人民币，其市值也仅为台积电的1/8，可谓全方位落后。台积电日益强盛，董事长张忠谋于业界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如今已是全球企业级半导体中“坐三望一”的人物。而他的老对头、联电系灵魂人物曹兴诚，却在10年前因坚决投资大陆惹上“政治麻烦”，并因此退休，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上世纪90年代至今，IT产业都是台湾经济的支柱，半导体代工则是台湾IT的支柱。从PC品牌时代到IC设计，台湾知名的IT企业均背靠台积电和台联电两大基石，荫蔽其中。半导体代工不仅是台湾经济的支柱，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全球IC产业的支柱。台湾半导体代工兴起之前，全球知名半导体企业均是从设计到制造大包大揽。芯片设计的投入动辄十亿美金起步，芯片制造则只多不少。一家制造工厂需要数十亿美金的投入，因此全球业内，能玩转半导体的就那么几家，要么像美国的德州仪器和英特尔那样起步早，不断加高门槛，要么像日本的NEC等在政府的强大资金和政策扶植下取得突破。半导体设计是最难的技术活之一，半导体制造又是最烧钱的生意之一，于是，半导体成了技术与资金双密集型，行业门槛极高，后来者几乎没什么机会，只能跟着寡头们混日子，生死完全不由自己掌控。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走出了一位张忠谋，其创立的台积电让半导体后来者们看到了曙光。台积电被普遍认为开创了专业半导体代工的全球先河，他们替客户企业严守技术机密，专职制造，甚至还能领先客户企业，依照对行业趋势的预测，研发出领先的制程和技术供对方使用。因为有了台积电，半导体行业的分工进一步细化，设计能力强大、但无自造能力的半导体设计公司们迅速脱颖而出，背靠芯片代工产业做大做强。个中典型当属在PC端向英特尔持续发起冲击的AMD。AMD的资本实力与英特尔差距甚大，之所以能保持活跃度，一是得感谢《反垄断法》，二是得感谢张忠谋这样的人。除了AMD之外，高通、苹果等企业也受益于台积电的代工模式，使之得以聚焦于芯片设计和品牌化管理，台湾本土的PC/IC设计企业则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曾有台湾媒体将张忠谋称为台湾经济的“救世主”，这一形容不乏道理。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称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家企业，而是创造并成就了两大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业内几乎所有人都尊张忠谋为“半导体代工之父”，但有一个人却对此嗤之以鼻，他就是台联电的前董事长曹兴诚。在曹兴诚看来，芯片代工是自己的创意，张忠谋只是个“剽窃者”。他曾对外公开表示这一说法，但张忠谋从未就此作出回应。【2】曹兴诚和张忠谋并称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两大泰山北斗，但两人却是不折不扣的“冤家”。双方的“缠斗”绵延超过20年，几乎贯穿了台湾IT产业的整个发展史。和张忠谋海归的身份不同，曹兴诚是个标准的本土人才。他出生于台中县的清水乡，家中排行老六，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曹家早年很清贫，曹兴诚过过苦日子。中学时代，他只身一人前往台北念书，因为没钱租房，他和三轮车夫们一起住铁皮屋，每天一边念书，一边体会着社会底层的生活。中学毕业后，曹兴诚以高分考取台湾大学电机系，随后于台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台湾“经济部”的公务员，因为表现出色，没多久他就被点名，进入新成立的台湾工业研究院，并从小研究员一路高升至电子所副所长。工研院时期，曹兴诚的脑子就出了名的好使，人送外号“点子王”。他也非常擅于同事关系，《龙门客栈》大火时，下属给他起了个外号“曹公公”，曹兴诚对此不以为意，欣然接受。曹兴诚的公务员时期，正值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序章，他全程参与其中。1976年，台湾从美国RCA（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无线电公司）处转移获得了芯片制造技术。RCA曾是广播时期的全球霸主，还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只全电子彩色电视显像管，以及第一块太阳能电池。但技术变迁中，RCA的地位一落千丈，站在了被并购的边缘。当时，美国半导体的技术封锁不像现在这般严格，台湾得以拿到了稍微落后的技术。以工研院电子所为核心的一批人负责转移该技术，曹兴诚便是其中一员。立足该技术，在时任“经济部”部长孙运璇的大力支持下，电子所规划成立了一家集成电路公司。因为原始股东企业的名称中都带有一个“华”字，企业被命名联华电子，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台联电。一群技术男办公司，谁来做管理？曹兴诚被推到了台前。电子所所长胡定华在一众博士中相中了硕士生曹兴诚，“做研究和经营事业不一样，他的话不多，但意见很多，有大格局。” 胡定华如此评判。于是，1983年，年仅33岁的曹兴诚走马上任，成了联华电子的副总经理。不过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份美差。因为半导体行业超高的门槛，外界普遍看衰联电，好友劝曹兴诚待在“体制内”，出去自负盈亏绝对吃大亏。曹兴诚也曾犹豫，但最终决定闯一把。他这一闯，不仅闯出了自己的大成就，也帮台湾经济闯出了一片新天。【3】胡定华认定曹兴诚有大格局，这一判断非常准确。联电的起点和其他半导体公司一样，兼做IC设计和生产制造，不仅非常辛苦，还只能陪跑。据曹兴诚后来单方陈述：他上任沒多久，便意识到这样的模式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破天荒想出了半导体代工的方案。按照其说法，1984年，曹兴诚便托人带了一份晶圆代工模式的企划书给张忠谋。当时的张忠谋刚走出德州仪器，任通用器材公司的总裁。他和台湾“经济部”走得很近，被聘为科技顾问。曹兴诚在企划书中详细阐述了半导体代工的好处，提出和张忠谋合作，但是未得到对方的回应。一年后，张忠谋受邀回台，担任台湾工业研究院院长，并在当局的支持下创立了台积电，首创半导体代工模式。同时，张忠谋还兼任联电的董事长，成了曹兴诚的顶头上司。曹兴诚说，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声名赫赫的半导体巨人，回台的第一件事就是照搬了自己的创意。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曹兴诚唯有按下愤慨。时隔多年后，在联电有能力与台积电掰手腕时，曹兴诚才对外提及这段往事，张忠谋则从未回应。外界为此争论不休，是非曲直唯有天知地知。好在，张忠谋给他留下了“报仇”的机会。创立台积电，又兼管台联电，张忠谋的重心自然更倾向自己一手哺育的台积电。1988年，台积电拿下英特尔的大额订单，代工之路走上正轨，另一边，台联电则依旧挣扎于IC设计与制造的陪跑之中。“陪太子读书”的时间没有持续很久。1991年，已是联电总经理的曹兴诚，以张忠谋没有给联电与台积电同等的待遇为由，联合其他董事共同罢免了张忠谋联电董事长的职位，两人正式决裂。这件事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彼时张忠谋的地位还不像今天般牢不可破，由此受到了不少风言风语。但张曹的争斗，对于台湾产业却是一件好事，双雄的格局就此展开。【4】罢免了张忠谋，曹兴诚顺理成章接棒成为董事长，联电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前几年，联电采取半导体代工、IC设计业务、SRAM（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并行的策略，三大业务各占三成多的比例。在IC设计上，联电四处开花，从VCD芯片到汽车芯片，他们什么都做，也都做得不错，但是曹兴诚并不满足，他在等一个夺回“属于自己东西”的机会。1995年，曹兴诚的机会终于来了。是年，晶圆代工全面被业界所接受，台积电的订单源源不断，但是产能却满足不了需求。一片大好之际，台积电选择让客户交订金来预购产能，这一策略引发了某些客户的不满。抓住这个机会，曹兴诚给联电来了一次大变革。他宣布联电从IDM彻底转型成为晶圆代工厂，原先的IC设计部门全部分割出去成为单独的公司，联电只负责控股，不负责具体经营。这一转变看似突然，实则是曹兴诚多年预想的结果。和张忠谋一样，虽然均是科班出身，但张曹两人都不是技术专才，而是管理技术专才的专才。曹兴诚在管理上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妙笔。早年初任联电总经理时候，他便首创分红配股制度，提出让每个员工都是老板，这一策略引得台湾科技企业纷纷跟进，由此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曹兴诚是“二八法则”的忠实拥趸，他坚信一家公司超过80%的成绩由20%的人创造，所以他特别重视这些人，将公司利润的80%分配给表现前20%的人。除了让利，曹兴诚还非常了解精英们的心理。他一直在联电内部宣传：“出去开疆辟土，是我们最高的荣誉。”鼓励各部门负责人自己建立新公司，担任总经理，与联电互成犄角。这一模式令联电各部门有了极强的独立性，也为联电彻底转型代工设立了先决条件。转型后，曹兴诚鼓励开疆拓土的策略收获了井喷式的回报。联发科、联咏、联阳、智原科技等一批声名卓著的企业，均由联电的部门转变而来，这些部门的负责人转身成了企业的老板，组成了蔚然壮大的“联家帮”。“联家帮”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联发科，这家企业是如今亚洲地区芯片设计的龙头公司。其董事长蔡明介，去哪儿都是风云人物，唯独见到曹兴诚时，依旧会毕恭毕敬地叫一声“老板”。【5】宣告转型大计后，短短4个月时间内，曹兴诚联合12家美国IC设计公司，集结400亿新台币，一口气创立了联诚、联嘉、联瑞三家半导体代工厂，随后的一年内，合资代工厂的规模扩增至4家。同时，曹兴诚还大举走出台湾，前往日本并购、在新加坡设厂，不仅笼络了一批海外客户，产能上也迅速与台积电并驾齐驱。联电接连不断的大手笔令台积电颇为紧张。没多久，台积电也跟进走出去战略，前往美国设厂。那之后的时间里，两家公司你争我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上演大戏码。1997年6月，台积电宣布赴越南投资4000亿新台币，台联电随即做出了加码投资5000亿新台币的决策。这段时期，正是台积电和台联电角逐“代工王”的核心时间点，但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雄心勃勃的曹兴诚却一头撞上了“人祸”。1997年8月，联电旗下的联瑞开始试产，第二个月产能便冲到了3万片。10月时，联电管理层公开表示：两年内一定能干掉台积电。但说完这话刚两天，一场由人为疏忽导致的火灾直接烧掉了联瑞的厂房，不仅工厂的百亿新台币投资化为乌有、已经收到的20亿订单泡汤，还导致客户的大量流失。这场大火，被普遍认为是台湾企业界火灾受损最严重的一次，联电为此付出了超过100亿新台币的直接赔偿，其他损失更是难以概算。眼看就要超越台积电的节骨眼上，曹兴诚第一次体会到了深深的无力感。但就在外界认为联电即将因此一蹶不振时，曹兴诚却展现了他的不折不挠。1999年，他突然宣布合并旗下4家半导体代工厂，与联电“五合一”整体经营。此举引发联电股价大涨，客户也闻风而至。合并后的联电，产值仅次于英特尔和台积电，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公司，市值则居全球产业第四。而台积电这边也毫不示弱，“强行”并购了世大积体电路公司，以应对联电的气势汹汹。火灾之难逐渐趋于平静，两家企业继续在规模和产能上你追我赶，技术也突飞猛进。联电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研发实力，比如他们是第一家导入铜制程产出晶圆、生产12英寸晶圆、产出业界第一个65纳米制程芯片的公司。彻底转型、浴火重生后的强势表现，令曹兴诚名利双收。2001年，他被评选为未来最有可能引领台湾科技的三人之一，联电则被认为是最值得长期投资的企业。但联电又犯了一次致命的错误。【6】2000年前，台联电和台积电的差距越来越小，但2000年后，台积电不仅稳固了优势，还将差距越拉越大，其核心，便在于是年的0.13微米制程技术。0.18微米制程时代，联电曾领先台积电，到了0.13微米时期，为了稳固优势，联电选择与IBM、英飞凌共同开发。但合作的结果相当不顺利，三方各有算盘，很难团结到一起，项目最终宣告失败。结束合作后，联电决定自行研发，但科技行业里，时间是最宝贵的优势，更何况是与“摩尔定律”赛跑的半导体。在0.13微米制程上，联电被台积电彻底甩开身位，从此再没能扳回一城。技术上失算的同时，台湾芯片代工也遭遇了集体“威胁”。2000年，因世大被收购，其创始人张汝京来到大陆，创办中芯国际，复制了台湾晶圆代工模式，大陆地区由此诞生了第一家专业的半导体代工企业。海峡产业格局的突变令曹兴诚和张忠谋不安，两人的行动却大相径庭。彼时，台湾当局对于晶圆厂严防死打，严令禁止台资投资大陆。但曹兴诚早年便看好与大陆合作，面对中芯国际，他再也坐不住，抢先以“援助”的方式创立了苏州和舰科技。据称曹兴诚非常崇拜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和舰科技的名称由此而来，在设计上，曹兴诚还专门提出要求，将厂区的建筑打造成了一艘即将要启航的战船。这艘野心勃勃的战船，给曹兴诚带来了大麻烦。据知情人称，面对大陆的半导体代工厂，张忠谋也很心急，但是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等到台湾当局“法令”允许，才赴上海松江投资设厂。另一边，曹兴诚在当局政策未开放的情况下强行“登陆”，由此遭到的严厉打击，引发“检调”大动作、超频率搜索联电，就连高层人员的私人住宅都遭到多次突击检查。面对政治压力，曹兴诚没有丝毫服软的意愿，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讽刺当局，还屡次登报予以回击。他半讥讽地说：“如果早上搭飞机去上海，傍晚再坐飞机回台湾，这样就不算出走大陆了吧。”强硬的态度最终给他带来了法院的起诉以及绵延不绝的“政治”麻烦。因为诉讼频频，曹兴诚于2005年6月辞去“国策顾问”的职位，伴随事件愈演愈烈，为了不连累联电，2006年，曹兴诚突然决定辞去联电董事长的职务，进入退休状态。1年后，台湾新竹地方法院裁定曹兴诚无罪，但他带领台联电超越台积电的梦想已然破灭，联电也随着灵魂人物的离开而渐行渐远。【7】曹兴诚离开后，半导体产业持续风云变幻。英特尔进入ARM芯片代工市场，承接展讯的业务；三星成立独立的代工部门，并替代台联电，成为与台积电你追我赶的角色；紫光集团联合大基金，创立了长江存储，大陆晶圆代工由此进入鸿篇巨制时代……这样的变化下，联电几乎没有可能再现过去的荣光。曹兴诚的后继者们，无论是胡国伟、洪嘉聪，亦或孙世伟，均未能重现曹兴诚时期联电的雄风。对于突如其来的告别与戛然而止的王者梦，曹兴诚从未对外吐露心声，这也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在台湾业界，曹兴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按照周围人的说法，他本人低调，话不多。但在舆论眼里，曹兴诚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他公开质疑张忠谋巨额的分红，直喷“台联党立委”是哗众取宠的小丑。他的言论时常在岛内引发争议，外界对曹兴诚的评价也因此毁誉参半。曹兴诚不在乎褒贬，他说“社会形象是很空洞的东西，不用花力气去装假。”在联电人眼里，曹兴诚也如其所言般是个有血有肉、非常真实的人。在台积电，张忠谋的形象非常崇高，下一级主管和他都相去甚远，而联电团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大没小，大家在相互吐槽和开玩笑间一起做大。这一切与曹兴诚的性格息息相关。曾有联电管理层说，曹兴诚是典型的魅力型领导人，他聪明、擅长谋略，但从不高高在上。虽然话不多，但他发声时很坚定，其行事风格同样如此——想做的事，他会相当高调，并且义无反顾。从联电彻底转型到坚持投资大陆再到与台湾当局对峙，曹兴诚的举动无不印证了这一性格特征。【8】退休后，曹兴诚的身份变为了另外两重，一是收藏家，二是社会活动家。曹兴诚是出了名的热衷艺术品收藏，他的家里从史前青铜器到唐三彩，包罗万象，台湾媒体称他家是“小故宫”。2008年，苏富比拍卖公司全球副总裁斯图尔顿出版书刊《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收藏家》，历数了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100位收藏家，其中包括三位华人，曹兴诚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均已离世。曹兴诚称收藏纯粹是出于爱好，而不是升值。“艺术收藏的人，你的报酬就是收藏本身。你还想赚钱，就是有点非分之想。你娶个太太，一生在一起，你觉得很幸福。你还会想，以后可以卖掉赚钱？”他说。不过，曹兴诚也曾出售藏品。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以6500万港币卖出了一幅藏品，其中半数捐给汶川灾区，余款捐给了其他慈善机构。除了收藏外，退休后的曹兴诚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两岸的发声。2007年11月，他呼吁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者携手制定“两岸和平共处法”，解决两岸关系的僵局和困境，并在此后的时间里多次为两岸和平奔走发声，他的言论也得到了企业界的一致认可。告别波澜壮阔半导体事业的曹兴诚，依旧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而且看上去，他似乎很享受退休后的生活，闭口不谈半导体。只是不知在看到台积电财报和市值数字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否会泛起一丝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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