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硕士肄业

失踪了六年，很多榜单甚至一度把这部电影列入消失的大片行列。2018年1月《无问西东》终于以开年大片的姿态上映了。如同它的英文名“Forever Young”一般，这部电影用散文般的台词和镜头娓娓讲述了清华的历史，更是讲述了中国教育的韶华和四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作为献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青春史诗电影”，《无问西东》从2011年开始筹备，2012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了正式的新闻发布会，2014年拍就，到2018年方才跃上银幕。《无问西东》好不好看？这是一部评价太两极的片子。爱它的人喜欢它的文艺，它精致唯美如胶片一般的画面中交织的故事，那是几代人的芳华。只问初心，无问西东；讨厌它的人讨厌它的不完整，讨厌它从头到尾的说教，讨厌它像大型公益片的配乐和节奏。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可能《无问西东》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抛开这点，电影中那所“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水木清华实在让人动容，值得给满分。1909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因此在美国，清华学堂或清华学校被称为“赔款学校”。1909年至1911年，游美学务处共计考选了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大多来自国内各教会学校或省立高等学堂。这就是所谓的“庚款留美学生”。第一批47人于1909年10月赴美国留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合影这三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回国后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内出色发挥，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包括电影中给了很多镜头的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还有胡适、竺可桢、胡刚复等。1911年2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全称为“帝国清华学堂”）。3月，在宣武门内学部举行入学复试，录用全部468名学生。4月，清华学堂正式开园办学。各省选送的学生先是经过考试选拔，在清华读两年以上的预科，毕业后直接送往美国留学。类似于在国内读完大学然后出国读研究生。从清华学堂起步，清华大学蓬勃发展，英才辈出。1925年，清华学堂开办国学研究院，中西合璧、名师荟萃，任教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誉为“四大导师”。短短数年，清华迅速跻身中国顶尖学府之列，不但成为中国最早的科学大本营，更成为弘扬中华文明的国学重镇。梅贻琦、闻一多、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叶企孙、潘光旦、吴宓等都曾在清华学堂留下求学足迹。电影的结尾贡献了一段号称史上最有含金量的彩蛋（没看到的可以哭了）。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钱钟书、朱自清等人悉数亮相。这短短的7分钟，那些在电影中悄然出现、被人熟知，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名人与国学大师被逐帧解读介绍。清华百年的薪火相传，让人肃然起敬。蒙圈儿觉得这一批清华天团远胜过逆天的演员阵容。这里有：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初入敬业中学堂（南开学校前身），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一年后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生，1911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电机工程，1914年回国在天津青年会工作，1915年到清华学校执教英文、几何；1916年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教授。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出生于日本东京，1912年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曾在北京崇德国小及汇文中学就学。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为邓石如后人，父邓以蛰，大学教授。邓稼先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决定回国。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的开拓者与奠基人，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还有很多很多即使许多年过去了，也依旧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大师们。在那时代的洪流里，他们也如同普通人一样努力生活，顺从内心。不管电影本身如何，清华和曾在清华求学、任教的名人大师们都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最长久的尊重。还记得《奇葩说》第一季海选时，一个清华博士来参选，充满着对未来的迷茫。高晓松批判他其愧对名校对他的教育。他说名校是国之重器。清华从历史深处走来，长久屹立于世界名校之巅，正是因为清华代代人的努力。这也许是《无问西东》想传达的最根本的意思。不止清华。国外的那些名校，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也都没有满足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止步于过去的辉煌荣耀。他们有着最纯净的学术风范，也承担着为国家输送人才的责任。这才是名校——国之重器的意义。好的学校，教会你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学习、思维的方式。蒙圈儿在这里想说，青春是一生一次的奋不顾身。如果你有机会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在国内也好、出国留学也好。请你一定：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学历指曾在哪些学校肄业或毕业的求学经历，学历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历有第一学历和第二学历。全日制学历有：小学、初中、中专/高中、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非全日制学历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任何一种学习经历都可以成为学习者的“学历”。而在现实社会中，说一个人具有什么学历，是指一个人最后最高层次的一段学习经历，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实施学历教育、有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所颁发的学历证书为凭证。第一学历通常是指国民教育系列的普通全日制教育的学历，毕业证书上写着“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则为第一学历。第二学历是指第二专业获得的学历。包括成人教育（成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考）、广播电视大学（电大）和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自考学历的用处与普通高等学校同类毕业生相同，而且国际认可度高。目前，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含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德国、日本、法国等)承认中国的高等自学考试文凭。颁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可按编号统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自考本科学历与普通本科文凭享受相等待遇，区别仅在于办学的形式不同。不同学历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学历是迈向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各方面用工的见证。学历不同迈向社会的起步就不同，一般来说有学历才能向深层次发展。处于奋发图强阶段的莘莘学子们再努把力，别让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学历只是人生走上成功一部分，更重要的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没有能力，只有学历也是没用的！

博士学位制度是高等教育制度的一个基本方面，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博士学位制度一直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学界通常认为，1935年《学位授予法》的颁布标志着学士、硕士与博士三级学位制的正式确立。但实际上，作为博士学位制度核心文本的《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直至民国结束也未能正式出台。抛开教会大学不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没有博士教育的，而且在国家层面上也未曾正式颁布博士学位制度。教育学界对于近代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历程这一问题长期缺乏研究。不仅如此，在不少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教育史、高等教育学论著及工具书中存在着某些错误或不确的表述，并因此而造成诸多以讹传讹之误。近有法学学者王伟所著《中国近代博士教育史——以震旦大学法学博士教育为中心》一书[1]，对于中国近代博士学位制度这一问题作了比较有力的探讨，但其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笔者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这一问题的发掘与讨论。一、清末民初时期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一）清末关于学位制度的设计探讨中国近代学位制度，不能不提到传统科举学位。[2]近代西方人曾将“进士”译为“Doctor”、“举人”译为“Master”、“秀才”译为“Bachelor”。20世纪初的“癸卯学制”没有直接采用“学位”的说法，其中所使用一个重要概念是“出身”。例如，《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对于新式学堂毕业生分别奖给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称号。[3]在废止科举考试之后还一度延续科名奖励，并为归国留学生授予此类称号。不过，由于清末社会弥漫抨击科举的气氛，加之科名奖励的弊端日益严重，因此，科举学位必然面临被批判乃至否定的命运。早在1906年，当时的学部曾设计学士与博士两级学位制。“学部各堂宪会议大学堂学生本年八月已届毕业之期，应拟给予出身章程，酌定分为两等，待考试后分别给予学士、博士出身。”[4]也有人主张结合传统科名称谓设立举人学位、进士学位及博士学位。“黄仲韬提学议高等毕业给举人学位，大学分科毕业给进士学位。得进士学位，入通儒院年限届满，合奏定章程所称毕业之资格，给博士学位。”[5]在这一学位体系中，“举人学位”与“进士学位”来自于传统科举学位体系，而“博士”的概念尽管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博士学位”却又是借鉴了国外的说法，典型地体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1910年时，学部又计划采用另一学位体系。“闻已议决将翰林部曹官阶及进士出身一律取消，另改设博士、俊士、学士、得业士诸学位，以所考等第量授之，……。”[6]至1911年，学部指出，“至于毕业名称，近时人士有以为宜仿日本改用博士、学士、得业士者，有以为宜从中国习惯仍用进士、举人、贡生、生员者。二说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着眼于鼓励新式教育的发展，学部决定“拟于以后大学毕业者仍称进士，高等及与高等小学及初等实业学堂毕业者统称生员，均以考试毕业列中等以上者为限。其大学及师范、实业暨法政医学等专门学堂毕业者，增加某科进士或某科举人字样，俾有区别”。[7]所奏获准。由此可以认为，当时学部所设计的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位名称即是进士、举人，试图以传统科名构建新式教育的学位概念与体系。随着清末“科名奖励”的弊端日益显现，取消这一制度成为一种历史必然。1911年7月底，中央教育会第六次大会召开，决定停止“科名奖励”，重新创建新的学位制度。（二）民国初期关于博士学位制度的设计1.《大学令》：学位仅包括博士一级，“学士”并非一级学位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其中第十条规定“大学各科学生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学士”；第十一条规定“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该生所属某科之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8]此处，需特别注意的是“授以毕业证书，得称学士”，而非“得称学士学位”。在同一份《大学令》中，为何“学士”部分仅提“毕业证书”而未提及“学位”，并且也未提到诸如“依据学位令”等说法？相反，对于大学院生则“得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笔者认为，《大学令》之所以没有在“学士”后面加上“学位”二字，是因当时即未视其为一级学位。以往学界普遍将《大学令》中的“学士”作为一种“学位”来理解，认为其第十条就是关于“学士学位”的规定，实际上这是一种长期的误读。之所以如此立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依据：第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学位令草案》第一条规定，“学位分为文学博士、法学博士、理学博士、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农学博士、工学博士七种”。 [9]该草案具体形成年月不详，但为民国初期所拟则属无疑。根据这一草案，学位仅有博士一级，“学士”并非一级学位。显然，这是一条十分有力的证据。第二，结合当时日本的《学位令》可进一步佐证笔者的判断。1887年的日本《学位令》取消了“学士”的学位性质，同时增添“大博士”学位，也即当时日本的学位包括“博士”与“大博士”两种。而由于之后并未真正授予过“大博士”学位，到1898年新的《学位令》便将其取消了[10]，因此，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学位制度实际上仅有博士一级。众所周知，清末民初中国的学制，包括学位制度，一度全面模仿日本，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学位令》仅设置博士一级学位而不包括学士了。据上可以判断，在1912年《大学令》中“学士”并非一级学位，将其理解为一级学位实际上是一种误读。1913年的《大学规程》与《大学令》相一致，也是仅为大学院生设立学位。而在1917年修订之后的《大学令》中，“学士”仍非一级学位，并且还删去了如何授予大学院生学位的条文。[11]2.《学位令草案》与《博士会规程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由于民国初期政府没有正式发布《学位令》，因此以往相关研究自然也就无法涉及这一教育法令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民初不仅启动了《学位令》的制定工作，而且还曾形成《学位令草案》，包括其修正案。《博士会规程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上揭《学位令草案》内容共计六条：第一条规定“学位分为文学博士、法学博士、理学博士、医学博士、药学博士、农学博士、工学博士七种。”第二条规定，“大学院生在院研究有新发明之学理，或重要之著述，经大学评议会及分科教授会认为合格者；在国立大学或外国大学三年以上毕业，提出论文经博士会认为合格者；硕学通儒，经博士会推荐者。”大学院生、国立或外国大学毕业者及其他硕学通儒均可提出申请，博士学位授予范围相对比较开放。根据第三条之“按语”，大学评议会及分科教授会、博士会负责审查博士学位论文。“盖既由教育总长呈请授予学位，则学位状当然由元首给与”，即由教育总长向国家元首申请授予候选人博士学位。第三条规定，已获博士学位者若有玷污身分之行为，经博士会之议决由教育总长申请取消其学位。而第五条则规定在博士会成立之前，其职权由教育总长具体负责。[12]这便是民初《学位令草案》关于博士学位制度的基本设计。按《学位令草案》规定，负责博士学位评定的组织是博士会。那么，当时教育部是否曾出台“博士会”组织规程？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一份《博士会规程草案》档案文件[13]，根据其中按语“查民国三年颁布之学术评定会”可知，其形成时间不会早于1914年。《学位令草案》的批示为“另拟呈稿，或与博士会合一稿”，《博士会规程草案》的批示为“另拟呈稿”。由此可以判断，二者时间应该基本一致。根据《博士会规程草案》，博士会的主要职能为“审查学位之授予、褫夺等事项”，分为文学博士会、法学博士会、理学博士会、医学博士会、药学博士会、农学博士会、工学博士会七种。博士会分科系根据《学位令》（草案）而定；成员本身必须为博士。其余方面主要是关于博士会开会规则、人事设置等规定。此外，草案最后部分的按语提到，“盖博士会既为全国硕学之机关，不应隶属于行政官厅之下。且政治与学术允宜分离，不宜混合”[14]，体现出一种将教育或学术与政治相剥离的倾向。以上《学位令草案》与《博士会规程草案》都是专门关于博士学位的制度设计，但均未正式出台。到了1919年，教育调查会又主张不必设立博士会组织。“查原案所提高等学会为产生博士会而设，而博士会实为审定博士资格之机关，审查结果以学位由特别机关审定，成例甚少，不如径由大学院授与，足以维持学问独立之精神”。因此议定，“凡大学院学生，研究二年以上，以研究所得，提出论文（但论文必用本国文字）经教授会认为于学术上有价值者，公开口试，及格后，并自印论文二百本以上，由大学分布，经过六个月，由大学授与博士。”[15]按这种制度设计，博士学位授予权可以说是在大学自身。当然，首先的一个前提是大学获得教育部的认可，即由后者认定前者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综上，关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位问题，在清末一些官方文件中不少规定为学士与博士两个层级。不过，并非所有官方设计都如此。实际上，学士与博士两个概念均是出自中国古典，在绕道日本之后又重新传回中国，当然其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专门用以指称高等教育文凭、学位。到民国初期，根据《大学令》以及《学位令草案》学士仅是一种毕业文凭而非学位，这样学位便仅有博士一级。从清末“出身”到“学位出身”再到“学位”，从进士、举人到“进士学位”、“举人学位”再到学士、博士学位，既折射出时人“学位观”的变化，又反映出传统科举学位与外国教育学位的博弈与对接。《大学令》、《学位令草案》取消“学士”学位而仅设博士学位，以及《博士会规程草案》内容，体现出当时对于日本学位制度的全面移植与模仿；而从《博士会规程草案》拟设博士会到1919教育调查会主张不必设立博士会，则又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自主性。自1919年教育调查会形成不必成立博士会组织的意见之后，教育部有关博士学位制度的探索几近停滞，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重新将学位制度提上议程。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博士学位制度讨论与设计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学位制度的探索工作十分密集。在当时《学位条例》、《学位授予法》起草与审议过程中，博士学位制度一直是一个重心所在。这里，笔者在简要介绍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博士学位制度讨论的基础上，着重从教育部与立法院起草、审议、调整与修改博士学位制度设计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与分析。（一）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关于学位制度提案及博士学位制度的讨论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于博士学位制度的探索，起始于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此次会议上，学位制度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其中，汪企张所提“请厘定国家学位等差及组织内外国现有学位审定机关案”指出创立、规范学位制度的迫切性。汪氏以医学界为例，说明当时留学生学位称号的混乱问题。“譬诸医界自美归者，几无一人不译称曰博士；且有渡不一年而亦有标其卫生博士等头衔，以揭示于社会者。其赴德奥者之目的在得D，M（即医学博士，笔者注）之称号，仅渡一二年亦可自称博士；有专攻实学者虽多年而归，不得称博士也；甚而至于上海之震旦约翰，一出校门便称博士矣。此皆规定学位之统译为博士者也。而日本则以博士为特殊学位，国人之东渡者实繁有徒，至今所得不过三四人而已，则所谓博士之间似有等差。此急宜审定者三也。”[16]与此同时，暨南大学提出“划一大学学位制度案”，江恒源、凌冰、杨亮功三人提出“大学院应设立大学暨专门学校毕业生考试委员会考试全国大学暨专门学校毕业生给发证书及授予学位案”。三项提案同时指向当时的学位制度，充分说明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后经过讨论三份提案合成为一份总的“请大学院订定大学毕业考试及学位授予条例案”。根据以上总提案，学位分为学士与博士两级，学位授予权在于大学院，大学本身并无此项权力。在博士学位方面规定，“凡已得学士学位，继续研究三年以上，有学术上之发明或著作，经大学院依学位授予条例审查合格，由大学院授予博士学位。”；“凡在国外大学得某种学位者应称某国某大学某种学位，其有学术上之发明或著作，经大学院依学位授予条例审查合格者，由大学院授予博士学位。”[17]作为提案只能提出宏观纲领，具体“学位授予条例”提议由大学院负责制定。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大学院”重新改回“教育部”，这样当时全国教育会议所提《学位条例》的制定工作在名义上便是由教育部具体负责了。（二）教育部关于博士学位制度的设计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一时期教育部先后拟定了至少三份学位制度草案，分别为1929年《学位条例草案》、1930年《学位授予法草案》以及1935年新《学位授予法草案》。1.1929年教育部《学位条例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1929年5月7日，在行政院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交了《学位条例草案》等多份草案。作为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有关学位制度提案的后续产物，《学位条例草案》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教育部名义所最先拟定的一份学位制度草案。其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包括[18]：其一，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方面包括（1）曾获国立、省立、市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学学士学位或学士称号，继续在中央研究院或大学研究院研究三年以上者；（2）曾获外国大学学士或硕士学位，继续在中央研究院或大学研究二年以上者；（3）曾获外国大学博士学位，或在国外大学研究院肄业二年以上，预备博士学位者；（4）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并曾取得教授资格，在国立、省立、市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学继续任课二年以上者。其二，博士学位论文审查与学位授予机构方面：由教育部组织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负责审查博士论文，而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聘请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主任、大学研究院教授、著名专门学者组成。如果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审查认为某博士候选人确有创造或发明并经过试验及格，即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因此博士学位是一种国家学位。其三，博士学位试验分笔试与口试，如果博士候选人属于第（3）、（4）类，则可免除笔试。考试时间上，规定每年暑假之前举行一次。若考试不及格，不允许再应下次考试；若是论文不合格则发还候选人进行修正，并允许下次继续提交。其四，每届博士学位试验结束后，由教育部部长提名国内外对于教育学术有特殊贡献者一、二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以上《学位条例草案》共计十二条，其中第三至第九条全都是关于博士学位制度的专门条文，第一条同时涉及博士与学士学位。博士学位制度在当时学位制度框架中的比重与分量，由此可见一斑。可以看到，在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这一基本前提下，诸如博士学位考试、名誉博士学位授予等重要事项全都是由教育部具体负责。考试院尽管于1928年10月便已成立，但在此份《学位条例草案》中却看不到任何有关考试院的权力与职责，博士学位评定与授予基本上可以说是由教育部所掌管。2.1930年教育部《学位授予法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1930年，教育部拟定的一份《学位授予法草案》成为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有关博士学位制度建设的又一基本文献。[19]这一草案曾刊载于1930年6月21日出版的《浙江教育行政周刊》上，而该周刊系每周六“集稿”，后一周三出版，由此可以推定其大概是在当年6月份或之前一段时间形成。草案内容与1929年的《学位条例草案》基本一致，仅在个别方面作了某些调整。所调整内容包括：在第（1）、（2）类候选人继续从事研究的机构方面增加了“北平研究院”；取消了博士学位考试不及格者不得再应下次考试的限制，规定可以参加下一次考试；删除了1929年《学位条例草案》中关于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聘请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主任、大学研究院教授、著名专门学者组成的内容，仅以“由教育部另定”笼统提出。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在这一草案中依然看不到考试院的任何权力与职责。3.1935年教育部新《学位授予法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至1930年代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解决学位制度问题，但1930至1935年之间《学位授予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35年，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学位授予法》才重新进入审议、立法的快车道。1935年2月19日，教育部所拟新《学位授予法草案》在行政院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一草案，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学士、博士两级学位制调整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其中，第六条规定：“依本法取得硕士学位，在前条所指之研究院或研究所，依照法令之规定，继续研究二年以上，经该院所考核成绩合格，提出于教部审定合格者，得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博士学位候选人，经教部会同考选委员会组织博士学位评定会，考试合格，认为对于某种学科，确有贡献者，由教部授予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评定会之组织及博士学位之考试细则，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另订之。”[20]新博士学位制度设计具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博士学位从之前的“由国家授予”改为“由教育部授予”；二是博士学位考试从由教育部负责组织，调整为由教育部会同考选委员会组织；三是增加了博士学位评定会及考试细则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制定的内容。三个特点，既表现出教育部的“进争性”，也表现出其“妥协性”。其实，教育部将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调整为“由教育部授予”，某种意义上是重新回归到了1928年“由大学院授予博士学位”的制度设计。以上便是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教育部所拟《学位条例草案》与《学位授予法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三）立法院所审议学位框架下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1.1929年立法院审议修正《学位授予法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1929年5月18日，立法院第二十五次会议将《学位条例草案》交由戴修骏、陶玄、曾杰、王世杰、刘积学审查。五位委员中，除了王世杰因在请假之中未参与讨论，其余四人一致认为《学位条例草案》尚属妥善，可以修正通过，并以法律规定为《学位授予法》。[21]与教育部最初所拟《学位条例草案》相比，1929年6月立法院所审议形成的《学位授予法草案》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所作调整体现在：其一，博士候选人资格方面，对于第（3）、（4）两类的年限要求从前者的“两年”以上改为“三年”以上。其二，博士授予方式方面，增加了由博士会推荐一种。但经过博士学位考试获得博士学位，究竟是由教育部、考试院还是国家授予，并未作明确说明。其三，考试院在博士学位制度框架中获得重要权力与职责，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从“由教育部负责组织”修改为“由考试院负责组织”。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调整，考试院与教育部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的权力之争由此拉开序幕，并一直延续至民国结束。其余方面，大体与1929年教育部《学位条例草案》一致。2.1930年立法院再审议、修正《学位授予法草案》与《学位授予法施行法草案》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1930年，立法院第三十四次会议确定由戴修骏召集陶玄、王世杰、卫挺生等负责审议《学位授予法》。该审议小组先后开会讨论四次，之后于1930年7月10日正式向立法院提交了新《学位授予法草案》以及《学位授予法施行法草案》两份草案。细读两份草案可以发现，在博士候选人资格方面，与1929年立法院所审议修正的《学位授予法草案》相比主要是增加了曾任大学“副教授”一级。但考试院的权力与职责，却较之前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第七条规定博士应试人应于每届考试前三个月向考试院报名、缴费；第九条规定每届博士考试前，由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博士考选会，而博士考选会又是以考试院院长为主考官，每学科所设九位至二十五位同考官也是由考试院院长负责遴选；第十一条规定博士会以考试院院长为会长等等。[22]所谓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正与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基本思想相一致，或者说正是戴季陶学位制度思想的反映。戴氏认为“高级学位之授予应由政府，而其推荐审定考试各项制度务须确实与教育相关相结合。在大学尚未完全建设成功，而学术尚未能独立发展之时期，高级学位以十分严格为原则，至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后，高级学位之授予，可完全任之于大学及国立之高等学术团体。”[23]即博士学位短期内应当由政府授予，经若干年后最终过渡到由高校或科研院所授予。再者，博士学位考试周期由之前的“每年一次”修改为“三年一次”。相应地，博士会对于博士的推荐也改为“三年一次”。明清科举考试，乡、会试通常三年一个周期，这种时间调整可以说是科举考试或说传统学位考试影响近代学位制度的又一显证。不仅如此，所谓“主考官”与“同考官”的说法，实际上也是直接沿袭自科举时代乡、会试中的“主考官”与“同考官”称谓。3.1930年立法院所拟《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在立法院前后所审议的学位制度草案中，博士学位制度也一直是一个重心。不仅如此，立法院还曾形成一份专门的《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1930年10月26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将《学位授予法》调整、修改为《博士学位授予法》。这一转变，充分彰显出博士学位制度在当时立法者眼中的分量与重要性。1930年立法院所拟《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总计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博士学位包括文学博士、理学博士、法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农学博士、工学博士、商学博士、医学博士；博士学位授予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博士学位考试，一类是经博士会推举；在授予机构方面，规定博士学位由国民政府颁授，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国家博士学位。其二，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包括：大学毕业并在国立研究院或大学研究院研究三年以上得有证书者；曾得外国大学博士学位者；曾任国立或经立案之公私立大学教授、副教授三年以上者。其三，博士学位考试分第一试、第二试，前者就前述八大学科分科命题，后者考察候选人著作。博士学位考试及博士候选人著作，由国民政府考试院组织博士考试委员会具体负责。而博士考试委员会由考试院院长担任主席，委员由考试院院长遴选国内外名宿并提请国民政府聘任，人数为五人至十人。其四，博士会方面，规划在第三届博士考试之后成立，并以国家授予博士学位者组成。[24]不难发现，在这一份草案中考试院仍是博士学位考试的实际负责机构，相反却看不到教育部的权力与职责。不过，这一草案并未正式获得通过，因而也就没有正式发布。4.1935年《学位授予法原则》与《学位授予法》中的博士学位制度规定1935年2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将《学位授予法原则》与《学位授予法草案》上呈行政院，之后由行政院上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四四六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学位授予法原则》。该原则规定，博士学位候选人的基本资格为曾获得硕士学位在大学研究院或独立学院的研究所继续研究两年以上，经该院所考核合格者；不具这种资格但在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者，也可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具体规定由考选委员会与教育部制定。博士学位候选人经过由教育部会同考选委员会组织的博士学位评定会考试合格，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至于博士学位评定会的组织及博士学位考试细则，则规定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进行制定。[25]1935年4月12日，立法院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专门讨论、制定《学位授予法》；之后，4月22日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正式发布《学位授予法》。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学位授予法》简要罗列了《学位授予法原则》中的纲领性或者说方向性规定，之后并没有及时出台具体细则。（四）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博弈通过全面、系统对比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教育部所拟《学位条例草案》、《学位授予法草案》与立法院所审议、修正、起草的《学位授予法草案》、《学位授予法施行法草案》、《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可以发现教育部与立法院、考试院之间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存在一种权力博弈现象。表面上看，是行政院所属教育部与立法院之间基本主张的差异；但就实质而言，其实是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博弈。在1929年教育部所拟《学位条例草案》、1930年《学位授予法草案》中，博士学位制度均是由教育部实际负责。而1929年立法院所审议修正《学位授予法草案》，则将博士学位试验委员会的负责机构从教育部调整为考试院。在行政级别上，考试院是与行政院平行的国家机构，而教育部则隶属行政院，因此，改由考试院负责应该说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更加重视博士学位授予的一种思维。但在1929年立法院所拟《学位授予法草案》中，教育部原本为其自身而设的权力与职责，几乎全被归属到考试院。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在博士学位制度中的权力与职责之争由此正式开始。之后，在1930年立法院审议、修正的新《学位授予法草案》、《学位授予法施行法草案》及所制定的《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中，博士学位考试、博士会组织及其推荐博士的权力基本上完全由考试院所掌控，教育部则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考试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最高考试行政机关，其本身不是立法机关，不可能由其来制定《学位授予法》，但却在《学位授予法》的制定过程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立法院与教育部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以至于1931至1934四年时间中《学位授予法》的制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至1935年在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积极推动下，经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学位授予法原则》确定下来之后，立法院方以其为依据制定《学位授予法》。然而，在博士学位制度方面，1935年《学位授予法》仅是简单罗列《学位授予法原则》中几条有限的纲领性规定。作为博士学位制度核心文本的《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之后一直没有出台。这样，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学位制度建设中，博士学位制度实际上是失败了。三、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的博士学位制度设计及争论按1935年《学位授予法》规定，由行政院会同考试院建立“博士学位评定会”并制定《博士学位考试细则》。然而，《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一度被搁置达五年之久，直至1940年代才被重新提上议程。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有关博士学位制度的探索主要是围绕《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展开，这样，考察两草案前后的演变脉络便成为探讨此一时期博士学位制度设计及争论的主要内容。（一）1941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修正《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1940年，教育部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该组织的主要职能即包括“审核各研究院所研究生之硕士学位授予，暨博士学位候选人之资格事项”[26]。在当年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博士学位制度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之后，教育部拟定了《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并在1941年2月的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在此，我们看一下两份草案修正之后的主要内容。首先，《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总共十条。该草案规定，博士学位评定会隶属于国民政府，主要任务包括审议博士学位论文、主持博士学位考试、决定应获博士学位者名单并呈请国民政府授予博士学位。在具体架构方面，博士学位评定会设立当然委员七人，委员十六至二十二人；其中，当然委员为行政院院长、考试院院长、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国立大学校长二人，委员则由教育部部长会同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从具有专门研究及特殊贡献且在学术界具有权威者，或是担任大学教授或主持学术研究或重要建设工作五年以上者中遴选。[27]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草案尽管是由教育部所草拟、修正，但第六条却规定博士学位评定会会议由考试院院长担任主席。一方面，当然委员中包括行政院院长，且行政院在名义上与考试院平行、互不隶属，另一方面在博士学位评定会会议中又规定由考试院院长担任主席，从政治学的权力视角来看，这种组织架构必然是不可行的。其次，《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共计十一条。该草案值得注意之处包括：第二条规定博士学位考试每两年在南京举行一次；第七、八两条规定博士学位考试包括笔试与口试，笔试科目为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三科，笔试及格准予口试。[28]这些规定典型地反映出“以考试授学位”的文化传统，与科举时代“以考试授科名”可谓一脉相承。既然1935年《学位授予法》规定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而且必须通过考试尤其是笔试，那么，规定仅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博士学位考试便不奇怪。其余各条主要是关于博士学位口试即答辩的规定，兹不赘述。（二）考试院的反馈意见与教育部对于《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的再修正上述由教育部所修正的两份草案，经由行政院而转至考试院。之后，考试院将修正意见反馈至行政院与教育部。那么，考试院当时的主要反馈意见以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主张又如何呢？在《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方面，考试院提出将评定会委员从“十六至廿二人”改为“十六至二十四人”，并以具有博士学位为遴选前提，除非博士人选不敷才以非博士者充补。这一点得到了教育部的赞同意见。至于评定会组织架构，考试院主张设立主任委员及常务委员，由考试院院长担任主任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部长、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担任为常务委员。但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认为，博士学位的性质与任官考试不同，应由教育部商同考试院主持为宜。为提高效率起见，应采行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制，因此拟定由考试院院长担任主任委员，教育部部长担任副主任委员。[29]在《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方面：其一，考试院提出删除教育学博士学位，仅设文、理、法、农、工、医六个类别。教育部则认为硕士一级学位中设有教育学一科，故应予以保留。其二，关于第一届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考试院主张完全采取推荐或遴选的方法，但教育部认为应当以自行申请为主。此外，在博士学位论文考试方面，考试院主张淡化考试尤其是笔试色彩，以论文审查为主，就论文内容及相关内容辅以口试。此一方面获得了教育部的认同。[30]以上教育部的主张，系其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所讨论结果。之后，1942年4月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第三次大会所确立的《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即是根据上述讨论意见修正而成。同年5月，教育部将修正的两份草案上报行政院，希望转商考试院同意后正式立法颁行，但其后收到行政院“缓办”指示。这样，博士学位制度便又被搁置了。（三）1946年行政院对于《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的再调整1946年6月，行政院召集有关人员对博士学位制度进行再讨论、修正，之后函送中央研究院征询意见。其中，关于《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法草案》内容的调整包括：其一，行政院认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理应参与博士论文审查事宜。这一点，在之前有关博士学位制度的设计与讨论中从未涉及。同时，鉴于考试院为主管考试的最高机关，因此主张在相关表述中应予以前置。于是，原草案第二条“由行政院、考试院会同组织之”被调整为“由考试院会同行政院及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之”。这是一个微妙的调整。如果将考试院前置，加上由考试院院长担任博士学位评定会主任，那么意味着由考试院领导行政院、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办理博士学位事宜。因此，其评定会必然需要进行调整。笔者尚未见到行政院审议教育部所拟修两份草案的内容，但根据审查修订后草案中当然委员中是“行政院秘书长”而非“行政院院长”，可以推断其原本即在这一方面作了调整。其二，行政院将评定会当然委员中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也相应调整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秘书，所称依据在于其比较了解全国学术概况。事实上，这一调整与将“行政院院长”改为“行政院秘书长”相类似。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从级别看与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平行。如果不作这一调整，就意味着由考试院院长领导中央研究院院长办理博士学位事宜，同样也存在一个行政权力级别的冲突问题。其三，教育部原草案主张将名誉博士授予事项删除，行政院审查会则认为无论名誉博士性质如何，其授予机关均应为博士学位评定会，因此主张保留。同时，审查会还主张应以大学而非以个人为遴选对象，这样可以避免当然委员代表有因卸任校长职务而需重选的问题。至于《博士学位考试细则草案》，一方面行政院认为博士学位论文审查应予简化，其初审由各研究院所及教育部负责，二审由博士学位评定会负责。另一方面，关于不具有《学位授予法》第五、六两条资格而欲申请成为博士学位候选人的补救问题，原草案第六条规定由教育部推荐，而审查会则主张改为由博士学位评定会推荐。[31]以上为当时行政院的修正意见，之后以此为依据重新形成了两份新草案。（四）“大学博士”还是“国家博士”：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教育部与考试院关于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争论1935年《学位授予法》规定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即实行“国家博士”制度，大学并无博士学位授予权限。但事实上，行政院及教育部并不真正认同这一原则。1946年8月，行政院致函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的中央研究院，请其研究这一问题。“博士学位应否由政府统一考试颁给抑由政府核定之大学各别审定授予为一主要问题，须研究。”[32] 1946年10月，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上，博士学位考试规则与授予方法作为核心问题之一引发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本会认为博士候选人平时之研究工作及博士论文，均应由政府核准设立研究所五年以上，并经特许收受博士学位候选人之大学及独立学院，自行审查考试，审查考试合格者，经教部之核定后，由该校院授予博士学位”[33]。也即，中央研究院主张“大学博士”，由大学负责博士学位授予事宜。这一主张，获得教育部及行政院的认同与支持。考试院则一直主张应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博士学位，各国制度颇不一律，即在一国之内亦有参差不齐。惟以一般而论，国家授与，较之学校授与水平为高。……最近二三十年间，不如仍依现行法所定，由国家统一评定授与，较为得计。”[34]所谓“由国家授予博士”，意味着由考试院职掌博士学位授予事宜。而考试院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是其院长戴季陶的基本主张。“公（即戴季陶，笔者注）此项见解，当于本年冬间，由本院秘书处及考选委员会分别函复行政院，请为查照。”[35]中央研究院与考试院在博士学位授予权及授予机构方面存在根本分歧，无法达成一致。1947年7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第七次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政治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认为双方意见均有理由，惟事关学位授予法之变更，拟暂予保留，学行宪之立法院成立后，再由行政院提请讨论，结果获得通过。”[36]1948年1月9日第十九次国民会议再次议定“照审查意见通过”，这样博士学位制度最后又被搁置了。[37]原本呼之欲出的博士学位制度，再度戛然而止，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未能正式确立，从而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缺憾与不足。四、反思与讨论民国初期的《大学令》与《学位令草案》仅设一级学位，即博士学位，并且规定学位应由教育部呈请国家元首进行授予。至1919年，教育调查会主张博士学位宜由大学院或者说大学自身负责授予。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相关提案则主张由作为教育部改革替代产物的大学院负责授予博士学位。教育部所拟1929年《学位条例草案》与1930年《学位授予法草案》主张博士学位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候选人资格审查、论文审查、考试等具体工作均由教育部负责；但其1935年新《学位授予法草案》则将“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调整为“由教育部授予博士学位”。1929、1930年期间由立法院所审拟《学位授予法草案》、《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等，也主张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但主要具体工作则主张由考试院负责。由于教育部与立法院基本主张的差异以及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博弈，1935年《学位授予法》正式发布后一直无法出台具体的博士学位制度。1940年代，教育部率先重新启动博士学位制度讨论，但其与考试院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随着行政院、教育部与考试院之间多次协商，分歧渐少，共识渐增。然而，后来中央研究院加入其中，其反对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的基本原则并获得行政院及教育部的认同，这样，它们与考试院关于这一原则的分歧更加白热化，争议更加激烈，直至民国结束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关于近代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失败这一问题，以往学界多是强调抗战的影响。这种解释确有一定道理，但其只能从一个方面解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何未能解决博士学位制度。北洋政府前期没有建立博士学位制度的原因，包括政权更迭频繁，教育部及相关部门人事频于变动，政令朝立夕改等。与此同时，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对于创立博士学位制度的需求尚不十分迫切。在笔者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前期之所以没有建立博士学位制度，根本原因在于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的权力博弈；中后期则在于教育部、行政院及中央研究院与考试院关于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意见分歧。这是以往学界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出于考试院与教育部之间权力平衡的考量，1935年国民党中政会不得不在《学位授予法原则》中进行调和处理，规定由行政院（包括教育部）与考试院共同负责博士学位制度。但问题在于，这一原则既不合乎相关法律又违背教育规律。首先，这一原则违背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关于考试院职能的规定。1928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38]1936年5月5日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考试院为中央政府行使考试权之最高机关，掌理考选、铨叙”；其所职掌考试的范围为“一、公务人员任用资格。二、公职候选人资格。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39]。两项法律十分清晰地规定了考试院仅负责公务员考试与铨叙，而不包括博士学位考试。事实上，早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即指出考试院不应负责学位考试。“（乙）考试院之考试权，究仅以任官考试权为限，抑或兼及其它考试（例如学位授予考试）。窃意学位考试等事，似仍以划归教育行政机关掌理为宜，总理主张考试权独立实亦仅指任官考试而言。”[40]当时，立法院尚未成立，法制局是国家立法机关。但其后法制局被裁撤，立法院成立，并且其又竭力支持考试院参与乃至主持博士学位考试，从而在教育部与考试院之间造成一种长期而又难以协调的权力博弈。其次，这一原则违背教育规律。胡适在1947年曾指出，“例如现行的《学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学位的规定最足以阻碍大学研究。……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41] 1949年之后，台湾地区在博士学位制度创立过程中，“考试院”本想作为具体负责机构之一与“教育部”共同掌管博士学位的授予工作，但“立法院”认为博士学位授予工作属于教育系统，不应由“考试院”兼理。[42]1959年台湾地区的《学位授予法》，彻底取消了“考试院”的权力与职责。在1960年台湾《博士学位评定会组织条例》、《博士学位考试审查及评定细则》中，完全看不到“考试院”的职责，博士学位评定会是由“教育部部长”负责聘任，博士学位也是由“教育部”负责授予。[43] 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博士学位制度的创立过程，充分证明了由“考试院”负责博士学位考试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据前文所述，考试院的“国家博士”主张，实际上也就是戴季陶院长的个人主张。那么，戴季陶为何坚决主张短期内应由国家而非大学负责博士学位授予？笔者认为，这与其曾留学日本有关。戴氏曾援引日本从“国家博士”学位到“大学博士”学位而引起的质量下降问题，用以论证由国家授予博士学位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大概也与其对中国科举考试史颇为了解，所受科举时代“由国家授予科名”影响较深有关。而戴季陶之所以能够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博士学位制度的探讨，尤其是前期立法院的主张，一方面在于戴氏本身即是国民党高层领导，且曾兼任立法院顾问；另一方面当时立法院法制委员会部分委员曾担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例如，戴修骏曾担任1930年第一届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44]，也即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领导之下。又如，立法院法制委员会拟定1929年《博士学位授予法草案》时，其委员之一焦易堂曾于1929年兼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1930年兼任考试院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员。[45]这样，他们自然容易支持戴季陶关于学位制度包括博士学位制度的基本主张。总之，近代关于博士学位制度的探索，更多地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教育部、行政院以及后来加入的中央研究院与立法院、考试院之间的意见分歧，这其中考试院的主张其实又是戴季陶的学位制度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台湾地区博士学位制度的创立过程，充分证明了考试院及戴季陶的基本主张是不合理的。故一定意义上说，除抗战及内战等外在影响因素外，正是考试院或者说戴季陶的基本主张，影响了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博士学位制度建设，并且最终造成了中国近代博士学位制度探索失败这一历史缺憾。（作者简介：刘希伟，山东栖霞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和理论等研究。） （说明：本文原刊于《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刊发时有所删减，本号所推送为未删减全文。本公众号转发文章仅供用于学习和研究，版权归原刊或原作者所有。）

论文是一个学者在某种领域里有所突破的时候，用文字向大家汇报的方式。就像《生活大爆炸》中谢尔顿总是强调的那样，没有原创性的研究不要做，写出来也是废纸。谢尔顿这种说法在平常人听来是有些骄傲，却也是真理。他的室友那位实验物理学家有炫丽的实验设备，却总缺乏原创性，总是在复制别人做过的实验。说实在的，把自己那种心得套用别人的方法发表出来，这种缺乏原创性的的论文，不如一张草纸。论文如果没有原创性，文字拷贝度更是高达99%，这不但不是一张草纸，还是沽名钓誉的瞎扯淡。借由这么抄袭度达到99%的论文而获得硕士和博士的称号，是否是对同样具有这样头衔的人的一种重大的侮辱？演艺界的人，总是活跃的，缺乏时间坐下来去研究。当然他们也有很多自己原创性的心得，但术业有专攻，有空坐在电脑桌前，把自己原创的东西整理出来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在分秒必争的赶日程赶通告。韩国这位天后级人物洪真英最近因为一篇论文被讨伐了。在事发之前她一向是以既会唱歌又有高学历而著称。洪真英的老爹是个教授，她因为喜欢唱歌，先从女团出道，然后又改成了TROT歌手，这种比较老牌的，犹如日本演歌的歌不容易唱出现代感。洪真英的歌结合了现在的舞曲风，也是别有风味。韩国的歌手在打片期要频频露面上综艺节目，再加上洪真英也是一个综艺感很佳的一位歌手，出演的综艺节目都比出的唱片多，因此成了韩国国民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她的论文被揭发有99%的重复率之前，洪真英有很完美的人设。但论文被一位教授揭发之后，她这位大小姐也是拒不认错。她的理由就是论文是和指导老师商讨过的，因此是通过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程序，获得了博士和硕士的学位。要接住她抛出来的锅，她的指导老师实在是已经无颜面在学术界鬼混。因为洪真英的这一个非常强硬，不认错的态度，让这件事情一直发酵到现在。韩国的网民从来不是吃素的，完全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没事儿还要找事儿，真有事儿，他们怎么能够放过一个99%抄袭的人。于是乎，韩国明星最爱做的事情又出现了。洪真英开始写起了手写信，她把信发布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再次表白了自己的心声。她说，没有完全认错的原因在于很害怕自己做的别的努力被归结为99%的抄袭之中。用一件对的事情去解释一件错的事情，这似乎是公关公司常用的一种手法。看来洪真英也是受到某些高人的指点。手写信看上去也真的是不太真诚，不知到底真诚度99%的道歉和反省，什么时候能够降临到这位大小姐的身上。洪真英的学位是从朝鲜大学，也就是她的家乡光州的大学拿到的。这家听起来挺好听的大学，还有一位肄业生是故去的张紫妍。洪真英的在朝鲜大学的硕士头衔说还就还，也好像并不怎么在意，甚至比道歉都还要轻率。明星们如果真的没有空去追求高学历，追求学术上的称号的话，真的不必要去做这样冒险的事情。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完美的人，既能唱歌又能跳舞，还能够坐在那里写出一篇非常有原创性的论文。《生活大爆炸》的谢尔顿确实是天才，但是他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蠢材。不会体育不会跳舞，也不懂人际交往。所以说在迷恋欧巴和欧尼的时候，大家也要擦亮眼睛。他们其实不过就是某一方面非常有特长的人，完全不需要把自己贬低到尘埃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好的地方，做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吧，这样才配继续追星。声明：本文为七言六拍原创，未经许可谢绝转载。本文基于媒体源和书籍信息客观写作，对涉及的人物无任何偏颇的恶意，当事人若觉不妥请随时联系。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将立即删除。

今天一早，“梁洛施复出”登上了微博热搜。没过多久，排名不升反降……一方面，可能更年轻的观众，已经不知道梁洛施是谁了？另一方面，这已经是失婚女郎的第N次“复出”了(到2013年就已经四次了)，前几次都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这样的操作次数多了，容易给人“狼来了”的错觉。但这一次，梁洛施喊出了口号：做一个自信而独立的女人。这句话从30岁的梁洛施的口中说出，别有一种况味。前几天写惠英红，十几岁就出道的经历，让大家都唏嘘不止。(复习：惠英红)香港这块土地，好像盛产“贫穷而美貌”的女明星，1988年出生的梁洛施也是如此。梁洛施是中英葡三国混血，父亲据说是殷理基家族的后代。澳门回归前，家族业务包括机票旅游代理、酒类进出口、纺织、政府工程……身为名门之后，却命运不济，出生不到半年，父亲就因吸食过量药物去世。大家族对母女的身份都不认，梁洛施甚至不能用父姓，只能随妈妈姓梁。到了12岁，她才晓得“爸爸在葡萄牙工作”也是骗她的。母亲和两姐妹相依为命，没有身份，没有金援……有缺憾的家庭，造就了一枚叛逆少女。从小抽烟旷课、不服管教，背着32个处分被小学开除；上了中学继续缺课、不交作业，毕业证书都没拿到。（梁洛施姐妹与妈妈）穷+叛逆+美貌，梁洛施出道的经历，是个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故事。12岁，她就说服母亲让她辍学，进入娱乐圈挣钱养家；把照片寄到当时香港最火的娱乐杂志《Yes！！》，被谢霆锋的老板杨受成看中，签进英皇。担心年纪小，故意往大报了一岁。但12岁到16岁这四年，梁洛施其实只相当于练习生，没有固定收入。为了节省房租差价，曾经跟妈妈回澳门住，有工作时才坐船去香港。被拍到15岁时和富商老板在游艇上玩通宵，留下不少黑历史。吃了四年苦头，苦命女孩梁乐瑶变成了梁洛施。2004年，16岁的梁洛施出道，英皇砸钱开了26桌宴席的记者会，宣称她是“张柏芝接班人”。捱过穷的女生，骤然翻身当上流量小花。公司动辄派师姐Twins 给她撑场，电影《虫不知》钦点她主演，大好前途可期。拍摄电影《伊莎贝拉》时，梁洛施还不满18岁。搁在普通孩子，那正是一门心思备战高考的年纪。各种抽烟喝酒、喝醉之后摔啤酒瓶的故事演得那么入骨，也许正是因为，她从角色上找到了早年生活的影子。当时《南都娱乐周刊》采访她，问她有没有喝醉过，梁洛施的答案相当老练：妈妈教我喝酒的。她说女孩子要会喝一点酒，知道酒的滋味，那样就不会在外面随便给男人灌醉了。凭借这部电影，梁洛施拿下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新人、葡萄牙电影节影后。还提名柏林电影节、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被影坛看做天才少女。但她有叛逆的一面，不接受公司安排的工作，把“陪酒唱卡拉OK”这种潜规则摆在台面上说，就显得“不乖”了。脾气也大，助手换了好几个，工作直接撂挑子。大公司有的是办法收拾不听话的员工，最简单粗暴的就是：雪藏。在势利的香港娱乐圈，穷，有时候就意味着：怂。梁洛施对朋友说过：“我不能被雪藏的，全家都要靠我来养。”为了养家，还得继续当明星，只能主动求和，代价是多签四年的“卖身契”。后来和比自己大21岁的音乐人谈恋爱，公司反对，她就学乖了——立马断舍离。（梁洛施出入陈辉阳住处被拍）贫穷是一根埋在骨血里的肉刺，不发作的时候还好，刺着你的时候，那滋味是够受的。梁洛施改变命运的第二个节点，毫无疑问是：交往李泽楷。2007年，李泽楷去《木乃伊3》的片场探班，在杨紫琼的介绍下，一晚狂掷19万追到了梁洛施。上亿元的赎身费，应该是梁小姐出生以来，接触过的最大一笔金援。富豪展示爱意的方式之一就是肯为女人花钱。“小超人”送了价值2亿港元的红木屋和4000万的游艇。李泽楷如果不爱她，断然不会斥巨资帮她赎身，甚至出谋划策让她进军好莱坞；梁洛施如果不爱他，应该也不会在最好的年纪玉女添丁，接二连三为李家生娃。只是，梁洛施并未真正被豪门接纳。隔壁家的郭晶晶，奖牌是最好的硬通货，国宝级运动员一路是被家族尊重跟认可的。李家接受和认可的，是庄月明（李泽楷母亲）这种正宗的淑媛。从小在高级书院读书，长大赴海外留学，精通多国语言。看看李泽楷的前女友们，斯坦福校友Margaret Chew、日本女主播真正加留奈、“盈科之花”林慧仪、连卡佛的女高层Emily、混血法学硕士罗爱欣……全部都是双商在线的女学霸。梁洛施呢？12岁辍学、中学肄业……真心不能为豪门增光添彩。当时，港媒有过绘声绘色的描写：李嘉诚甚至曾请老友郑裕彤出马，劝儿子要顾及个人身份。明示梁洛施学历低出身差，配不上李泽楷。谁说跨进豪门只需要完成生娃KPI？顶级大佬们哪能真有那么傻白甜？况且，这段关系的一开始，就有种“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意味。即使到了离婚以后，梁洛施在复出不复出之间反复摇摆，背后也能看出有李家的主控。施南生、黄百鸣、刘伟强想找她演戏，亚视制作人邓特希要为她拍自传。《狄仁杰前传》里年轻版的武则天和电影《花木兰》的女主，开始定的也是梁洛施，但都被以照顾孩子为借口推掉了。IP电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原计划请她来当女主角，但受到李泽楷的阻止，只能放弃。李家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不准拍港片”、“不准拍性感戏份”这样的地步。在最新的复出宣言里，梁洛施说的是：得到家人的支持，令一向喜欢演艺事业的我能重投工作，做一个有自信兼且独立的女人！这自信独立的前提，恐怕仍然是——李家肯放手让她折腾。在豪门里转了一圈，看起来恢复了自由身，但相比其它豪门媳妇，梁洛施的底色跟格局，要撑起这个头衔，还是捉襟见肘的。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意味着没有办法真正成为家族成员，董事成员。更不可能像庄月明那样，在家族的事业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关键性决策中发挥才智。对身份地位没有话语权，意味着家族可以给她金援，但在情感上还是拿她当“外人”。一般人怎么对待外人，豪门就怎么对待梁洛施。当初各种吹捧她是“灰姑娘”、把她列入“香港十大豪门媳妇之首”的看客们，可没有谁能为她的前途负责。结果就是，兜兜转转了一圈，既没有核心优势，也没有一技之长。错过了黄金期、离异有孩的女生，偶尔也是有绯闻的：但还是会感慨：连个追自己的人都没有。能想到的重新实现个人价值的选择就是：回到这个她又爱又恨的圈子，重操旧业。唯一值得庆幸的部分是：她颜值尚在，年纪也不算大。看一下同为1988年出生的同性和同行们：现在已经没人揪着景甜的背景不放，反而追着她和张继科催婚；国内的马思纯、国外的艾玛·斯通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后奖杯；倪妮虽然戏拍的少，热度也是一直在线的。希望梁洛施这一次是真的把前因后果都想清楚了，才决定复出，而不是没办法的选择。也许，她还是有机会打个翻身仗的。

一、喻恩泰 他出演的《武林外传》大家都很熟悉，从95年踏入大学校门，喻恩泰开始了连续求学的道路，从本科到硕士，从硕士到博士，学的都是表演。在本科阶段，是年年拿校际奖学金，研究生考试也是全校第一名，喻恩泰以在戏剧表演上超强的掌控力，在业界享有盛誉。这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导演艺术研究的双学位博士，通过多年研修的扎实的戏剧理论，形成其独特的表演风格。喻恩泰给人一副低调平和、儒雅内秀的做派。二、李健 大家对李健开始熟悉或始于水木年华，或始于我是歌手，不过人家可是大有来头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毕业于清华大学(划重点哦）电子工程系。 2001年与清华校友卢庚戌成立“水木年华”。后因为志向不和而单飞。三、彭于晏 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台湾男演员了，他被大家熟知应该是在2005年时出演《仙剑奇侠传》，在剧中饰演了唐钰一角，他的身材跟颜值真的是让人无可挑剔，并且彭于晏的演技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考进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这个学校可是全球排名前五十的学校啊，所以说彭于晏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学霸了。四、陆鹏 堪称是娱乐圈学历最高的演员，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经常饰演日本鬼子。大部分网友表示第一很意外啊！想不到演日本人的会是学历最高的！为什么陆鹏扮演日本人那么像？因为他对日本武士片和美国西部片的表演风格有深入研究，有12年的大学教龄，能熟练使用英语、日语！五、叶璇 高中毕业时她以全纽约第一名、18门功课全A的成绩入读“世界女校”韦尔斯利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并且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ISEF世界青年科学竞赛植物学一等奖。不过后来为了进演艺圈，在完成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后肄业了。六、宋仲基 长得清秀，撩妹技能纯熟的宋仲基，高三课程全部都是优优优优优，英语和数学全校第一。韩国高考满分400分，宋仲基考了380分，高考差20分就满分的人，被连续4年综合排名全韩第一、亚洲第17的成均馆大学录取。同时担任校广播电台的主播，还被印上了宣传册。

01古有《神童诗》咏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加之家庭教育对读书重要性的强调，孩童时期的我们便对读书心向往之，认为读书之后定会有大作为。更有常言道，“唯有高考是通往成功最公平公正的一条路”。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过往数十年来中国的教育体制的确是最公平的教学资源分配通道，让无数的莘莘学子，在刻苦学习这条路上始终奋力坚持，不断向着取得优异成绩而迈进，以改变其自身的命运。但也因此诱发了许多未曾预料到的隐形的、消极的教育影响：太多的孩子感叹在应试教育下失去了丰富的童年生活，没有了课余兴趣和特长，“技多不压身”已然不再是曾受到重视的主流价值观，甚至哀叹自身沦为了没有感情的各种机器，考试机器、写作业机器、背文言实词机器等等。更严重的是，很多孩子因此出现焦虑紧张等心理问题，过度学习导致运动减少，身体素质严重下降，甚至为此休学；以分数论成败、以考试论英雄，成为了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皆心照不宣的事实，诱发了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作弊现象等。凡此种种，皆是忽视了教育所本身的以教书育人为首的出发点。回顾数年来的应试教育，“高分低能”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让人倍感遗憾。北大肄业博士张进生，便是一个典型。02张进生，湖南常德县人。儿时，家境贫寒，但他打小聪明伶俐，像是别人口中的“神童”亦或是“天才”，对于学习这件事好似天赋异禀，平日里只用很少的时间学习，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取得优异成绩。因此，张进生一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而张进生也一直很顺利地完成着家人的期望。1984年，张进生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他理想中的大学——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即将踏上大学之路的张进生，作为当时家里的幼子，同时也是全家的骄傲，得到了全家人的全力帮助。在读大学的5年时间里，张进生静心致学，成绩卓然，最终被顺利分配到了天津的一所医院里成为了一名医生。或许是在大学中，张进生一心求学，忽略了外界以及人事交往对于他生活的重要性，为张进生与医院科室同事的不合，埋下了伏笔。同事的孤立使他异常窘迫，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对此，张进生选择了缩身逃离，他决定继续深造。03相比在医院为人处事，只需与书本为伍的读书生活，让张进生感觉更为自在。他回到了最熟悉的壳子，当起了最有思想的乌龟。三年的寒窗苦读，张进生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终于挺直腰杆，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纷乱之地。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从硕士升为博士，甚至在读博的最后一年收到了一所国外知名院校的邀请。但留学费用整整20万。面对这个天价数字，他果断选择了放弃。尽管如此，他并未妄自菲薄，反而自持甚高。他认为自己现有的学历，已然战胜了全国一大部分人，完全有能力找到一份轻松高薪且稳定的工作，还愁如何在社会中立足吗？然而多次面试下来，张进生却屡屡受挫。一直以来饱受赞誉的张进生，面对他的成绩自我感动，被惯得自负心极强。就算是此时的处境已经如此艰难，张进生也依旧自负又虚荣，从未反思过自己的不足。甚至对外宣称有多家大型公司抢着要他，他不过是在考虑。04年近三十，生存的压力使他终于看清现实，放下姿态，去踏实找工作。最终决定在兰州的一家医院工作，月薪1000元。而当时的博士毕业生一般都是5000块钱的工资。且不论他对此，后悔与否。工作后的他依然“我行我素”，不吸取教训，不反思当年实习工作时的窘境，依旧没有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再次重蹈覆辙，受了挫败的他选择了回到家乡跟随姐姐一起生活。此后，他便把自己关起来，庸庸碌碌，不问世事，精神恍惚。最终在失业18年后，政府给张进生办了农村特困救助。堂堂北大博士生，沦落成低保户，此生碌碌。作为一个完整的、有价值的社会人，我们要做的是将我们毕生所学投入到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这一过程，需要的并非是“曲高和寡”，而是深入人心，学识广博以致用。05往期精彩内容古代去一次青楼要花多少钱？相当于多少人民币？一般人还真去不起母亲妻子先后遭敌人侮辱，成吉思汗颁布一命令，蒙古姑娘从此得救曹操为何喜欢寡妇，许多人看不懂，看完才知晓他不愧为一代枭雄英国发现20封圣旨，解开一历史奇谜，难怪杨秀清被洪秀全轻易杀死杨贵妃香消玉殒，遗体葬在何处？日本：杨贵妃搬到日本，后人尚在06参考资料《神童诗》、百科资料等文章题目：张进生：他本是北大医学博士，却待业在家18年，如今他过得怎样？文章作者：寻历史真相-宥乾配图声明：本文所用图片均源于网络，侵删盗用警告：本账号已与“维权骑士”签约，可实时监测全网盗用文章行为，请遵守道德底线，莫做伸手党！

学历就像一张火车票博士是软卧硕士是软座本科是硬座专科是站票而这些民国大师，应该是被挤在厕所角落里的。章太炎：培训班出身家父是地主，有钱，村里小孩还在和尿玩泥巴的时候，我就进私塾念书了。几年后，外祖父从海盐回来老家，教我系统的文字音韵，受益颇深，我的革命思想便也伏根于此。十六岁那年，感觉学问有所小成，便信心满满参加县试。不成想半路癫痫病突然发作，没考成。罢了，我从此便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二十三岁，父亲突然去世。遵父遗训，我辗转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著名朴学大师，有大学问。我在这里学习，前后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间收获颇大，才有以后的成就。要说学历，姑且算是个高级培训班吧。陈寅恪：高中毕业若不是当年梁任公一句：“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曹云祥校长想必也不会允我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就是因为这个学历。家祖陈宝箴，书香世家。在我小时，父亲便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国学。所以我自小便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长大后，终于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但没过多久却因为脚气辍学回国。归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咳，这学校在当时，也就相当于高中程度。不值一提。钱穆：初中没毕业父亲当年考中秀才之后，因体弱多病，也无意科名。但对我们兄弟二人却寄予厚望，希望我们能读书入仕。像现在的孩子一样，7岁那年，我俩被送到私塾读书。没想到，父亲突然病重撒手尘世，家里立时陷入了困顿。而这时我和哥哥却同时考入常州中学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哥哥自愿入读学期一年的师范班，将深造的机会留给了我。毕业后，哥哥回乡任教，几年后便生了个儿子，叫钱伟长。时运不济，我在常州中学堂刚念到一半，便遇上武昌起义，学校停办，就辍学在家。老是在家也不是事啊，和哥哥一样，我开始到一间小学任教，自此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教育生涯。不枉我这十数年以面壁之功专治儒学史学，幸得顾颉刚先生赏识，推荐到燕大任教。进入燕大之后，我更是如虎归山，尽展才学。我们上了高楼，低头看见了河流。但论起学历，却是中学都没念完。梁漱溟：中学毕业我的先祖是元世祖五子忽哥赤，多少算是个帝后。学途平顺。6岁，入中西小学堂。8岁，先后就读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13岁，考入地安门外顺天中学堂。跟随潮流，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就上班了，在《民国报》当个编辑。佛学无量啊，世事烦碎，真想出家当和尚。衡山是个好地方，那就去吧。不遂我愿，蔡元培老是想拉去北大当老师，这老师有啥好的，哪有出家有意思。嗯？让我去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好，那就去吧。只是在后来的梦里，我还常常看见衡山上，寺庙的钟声用黑色之翅起飞，布置山下酒肆、客船和流水的夜晚。沈从文：上过小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你们要理会我当时心境，才一二十岁年纪，夜市喝点酒，也学我看云喝酒发朋友圈，不好。我可是真的走过很多路。我家在凤凰，山清水秀，也穷。小学毕业后，便随我们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来正式参军。我还是很想念书，于是便找个机会，脱下军装，来到北京。我渴望上大学，就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我，肯定未被录取。独身北漂，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只好在北大旁听。无论是后来任教西南联大，还是两次入围诺贝尔奖，我都忘不了那些年在未名湖的冬天，寒冷又岑寂，听着外面草木枯折，和水滴冰凉的声音，我想，这个世界对我最大的安慰，就是人终有一死吧。华罗庚：初中毕业我小时候，因为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学们戏称“罗呆子”。 父亲支持我学习，我也喜欢学习。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取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没办法，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只好中途退学，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所以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不过此后，我用5年时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是我的恩人，他了解到我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打破常规，让我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位不得了，也让我终有所成。齐白石：一天学没上过喜欢画画，我是天生的。小时候外祖父教我读书，我就偷偷用习字本、账薄纸画画。后来拜周之美为师学习雕花木工。木工不得劲，于是找了本《芥子园》，整天学描花鸟、人物画。即使不专心，木匠我也很快学会了，便拜民间艺人萧芗陔为师学画肖像。出师后，便跟随胡沁园、陈少蕃学诗文。总得养活自己啊，闲暇时还得帮人做木工，辛苦。胡沁园先生不忍心，在他的帮助下，我脱离了木工生活，专习绘画，为人作肖像养家。就这样画啊画啊，后来你们都知道了。我一辈子没上过一天学，却拜了不少师，学了不少东西。平生之中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你说学历？学历是什么玩意儿？▼小学毕业的金克木，中学肄业的启功，中专学历的鲁迅，成都外国语学校肄业生巴金……学历都不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大师。你自叹弗如之下不禁感叹：这应试教育啥用也没有，瞧现在再难见着大师了，还不如都回家自学去。千万慢着。本来公立教育的目的，就是对多数人进行普及性的教育。由政府统一出资，教学大纲统一设计，教师工资统一分配的公立学校，教出来的只能是标准件。让一个天才偷点懒，少学一点，很简单。让一个普通人向上看齐，达到天才的水准，那可就太难了。能称得上大师之人，无一不是自己成就了自己。陈寅恪家世显赫。祖父是陈宝箴，父亲是陈散原。他能阅读蒙古语、藏语、满语、日语、梵语、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哪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能教你这些东西？一个也没有。这是他自己向不同的人学的。大师的习惯和基础是从小培养的，但是大师从来不是谁手把手教出来的。教育大众和教育天才不是一个教法。教育大众怎么教？你要给他布置作业，不停地重复，不停地练，最后终于练会了。别人做十道题才明白，天才做一道题就已经明白了。剩下九道题目都在浪费时间。把天才放在这种学校里，结果是轻松高效地消灭天才。最后实现的只能是庸众之间的平等。说应试教育埋没了一些天才也不无道理，但也成就了更多的普通人。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文盲还是占绝大多数的。你扼腕，感觉公立的应试教育毁了大师们。我觉得不会，不信你看民国的那些人马也造不出两弹一星，也造不出航母，登月，更造不出超级计算机，当然，也没有会讲故事的莫言和发现青蒿素的屠呦呦。这些人，都当得起一声大师吧。记得以前听纪连海先生的讲座，他说：为什么民国出大师？因为民国十万人里就100个人能上大学，这100个人里头有10个泡妞，有10个被人泡，10个混日子，10个拉关系，10个跑到国外去，10个做生意，10个当官了，10个被迫害了，剩下20个读书。那会儿又没网络，所以他们说啥是啥！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全国690万毕业生啊，在校生不得两千多万啊！你拿本书出来谝，你们看过吗？看过吗？一群人直接上网把那本书当下来，还带点评版的。谁比谁见识少啊？现在网上一个数错了能跳出上万人批判你。还大师呢？早扒干净了。观之一笑，切莫当真。

娱乐圈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圈子，但是尽管如此，也有许多明星有着高学历，高学识！实在是令人佩服不已！接下来，就让小编盘点一下圈中学历超高的4位明星，黄磊在内，但是居然垫底了！黄磊是圈中出了名的美食家，被称为’“黄小厨”。除此之外，他学历极高，还是北影的老师，圈中人士都会见他一声黄老师。据悉，黄磊是数理化的高手，数学考试时常考得99分，化学更是经常满分。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后留校任教，专攻电影表演创作及教学，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人。相信大家都认识叶璇吧，高中毕业的成绩可是全纽约的第一名，功课总共180门，全部拿A！这实在是非常厉害啊！大学读的是世界女校韦尔斯利大学，并荣获全额奖学金。之后参加ISEF世界青年科学竞赛植物学一等奖，这个比赛可是有着“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啊！不过因为进入演艺圈工作，大学仅读了一年后就肄业了？喻恩泰，相信大家都认识他，当时《武林外传》的吕秀才。95年时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大学期间，每年都是学院奖学金的获得者。01年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名，无论是英语课程，还是专业课程，都是第一名，而后就读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荣获硕士学位。02年的时候，荣获英国牛津大学全额奖学金。05年的时候，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博士生考试，也是第一名！实在是让人佩服不已，果不其然的高材生啊！真的是一个现代版秀才！陆鹏，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可是娱乐圈最好学历的演员！不仅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硕士，而且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时常出演日本人的角色，之所以能够那么像日本人，是因为他曾经深入研究日本武士片和美国西部片的表演风格，并且进行模仿。不仅熟练的使用英语，就连日语也熟练运用。有着12年的大学教龄。这位学历巨人，他的学历是多少人都不敢企及的啊！不知大家比较喜欢哪位明星呢？欢迎点赞留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