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博士就业

2020年日本留学的种种计划都被打乱，无论是已经在日本考学的同学，还是因为疫情未成功赴日的同学，都面临着各种升学困境。当下的日本是怎样的状况？日本留学生们是如何生活的？日本各大院校又有哪些举措？正在为日本留学而焦虑的学生们该如何应对？启德武汉亚洲部特别采访到一位九州大学硕博连读，目前已经毕业并定居日本的徐同学，从留学生的角度为大家介绍一下疫情之下的日本生活现状。徐同学就读院校：武汉工程大学 工科日语：N1托业：800+录取院校：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 材料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成功申请九州大学博士，在日本就业，目前定居日本日本九州大学九州大学创立于1903年，日本七大帝国院校之一，是一所顶尖研究型综合国立大学，日本九州地方最高学府，在日本乃至世界上均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2020QS世界大学排名第132位，日本第7位；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325位，日本第7位。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24。2020泰晤士高等教育日本大学排名第4位。九州大学的理工科系具有相当强的研究实力，像理学府、数理学府、工学府的实力在全日本都是跻身前列。1、疫情之下的日本生活现状是怎样的？（1）生活方面：疫情爆发以来，对于大企业就职并且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说，基本生活影响不是太大。但是对于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打零工的群体来说影响就很大了，他们丧失了收入来源。即便是政府发的那10万也无法填补这几个月失业所带来的损失。大型公共设施的客流量跟营业时间都有所变动。日用品，食品的供给影响不太大并且价格稳定，只是少数以海外供给的产品会产生缺货。大家的日常生活进入了新常态，政府大力推行社交距离+口罩+消毒政策。大部分企业开始推行以线上为中心的勤务形态。（2）经济方面：相较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状况要乐观一些（理工科的优势）内定取消的不算多，招募新人仍旧继续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最近有看到日本的感染率上升，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从6月初接触紧急状态宣言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没有采取新的措施，只是呼吁大家自肃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东京暂时启动警报状态。相扑以及职业棒球全部切换为无人观看赛事。大型的集会全部取消，东京都的小池知事的选举都是采取网络直播模式为自己拉票。地下聚会比如地下偶像们的秘密演唱会还在偷摸进行，而这种聚集性活动是主要的感染源之一。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对国际学生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各个大学都会在经济方面为留学生提供援助，诸如学费减免、特别支援奖学金等等。早稻田大学对留学生支援的力度比较大，学费减免，支援金（发钱），学校的一些设备比如电脑之类的免费租借给留学生。为了支援在日本新冠下经济上困难的外国人留学生，日本大学生们还建立了多语言的相关信息网站。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制定了“COVID-19多国语言支援计划”，主要翻译并发布日本首都圈关于新型病毒的行政信息和报道的内容。除此之外，不仅持续发布关于补助申请手续等的信息，还同时会介绍日本的文化和习惯等。日本总务省发布了10万日元补助，在日本有住民基本台账登记的人都可以领（包括有中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即居住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以及在日本超过3个月且持有住民票的外国人。不仅日本人可以领取，在日留学生也可以领取。如果没钱交房租，可以去住处所在役所跟日本政府申请房租补助金，申请成功的话，日本政府会帮忙支付3个月的房租，每个地方能申请到的金额度不一样。整个日本社会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怎样的？较之以前没太大变化，都比较友好。疫情期间，你有没有想家或者想回国的打算，情绪上有没有担忧和焦虑？对我而言，情绪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并没有过多焦虑。当初在武汉封城时我还是比较担心家人，不过随着后来武汉以及国内情况越来越好，家人也安全平安后我也就彻底放心了。自从来到日本，我的生活就是忙于读书和打工，闲暇时间很少，会定期与家人电话联系，说实话，想家的时候也比较少。爆发疫情或者是天灾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建议着急赶回国，因为回国这段路途就充满着危险。尤其是传染病爆发时，能不动尽量不动，无接触无传染才是最安全的。如果大家一窝蜂往机场涌，路上的电车、巴士以及机场的候机厅全部都可能成为传染途径。归国人员查出被感染的大部分都是归国途中中招的，就连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撤侨都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日本从武汉撤侨归国后检查出来的感染者基本上都是归国途中感染的，相反留在武汉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没太大问题。自今年年初以来，留学生都无法赴日本学习，不少人感觉耽误了很多学习的时间。就你在日本的生活和学习感受，你对他们有些什么建议呢？其实不存在耽误学习时间这个问题，不到学校同样可以学习。在家学学日语，做做预备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院生可以直接跟导师邮件沟通，正常进行研究活动。学习是个连贯、自发的行为。留学日本也是以自发为主导师教育为辅，提前进入状态，将来才能更快适应在日本的学习。关于留学生活及建议，因为我是理工科背景，所以我主要以理工科角度来进行说明：相较于中国，日本硕士、博士的教育资源较为丰富，导师对应学生数量比例水准远低于中国，学生接受平均的指导时间会比较充裕。总体来讲日本本国学生数是呈递减趋势，人数减少所以学校的各种设施（研究用设施，生活用设施）使用率就会降低，从而留学生的使用机会可以得到大大提升。另外，日本院校可以申请的奖学金种类很多。小额度（2-5万）的名额多容易拿到，大额度的名额少比较难申请。总体来说这主要是取决于学校留学生的人数。日本奖学金的分配制度跟学费减免的分配制度有点类似，名额一定，按导师的顺位来排：教授>准教授>助教授。企业的大额度奖学金的分配也是如此，一个学校指定一个留学生的名额。一部分导师跟企业合作有科研费的研究室，导师是会向学生提供经济支援，少数研究室导师给出的经济支援不低于奖学金，高额支援的交换条件就是长时间高强度研究工作。经济不宽裕的同学其实可以考虑留学生少的日本大学，这样经济上的压力会比较小。关于打工，以修士学位为目标的同学强烈推荐半工半读。一来可以缓解经济压力，二来能接触日本社会了解日本社会的生态以及基本规则。以博士为目标的同学博士阶段不太推荐打工，博士毕业难度高，时间紧。就业前景：整体而言，理工科学生就业比文科容易，日本文科毕业生比例高，如果不是公司有特殊业务需要以及想要强调公司文化多元性，那么文科毕业的留学生是需要跟普通的日本文科毕业生竞争的，相对而言压力较大。而理工科类的人才缺口大，同时留学生的实力水平基本都在日本学生之上，单英语能力就明显要强很多，所以理工科学生比文科生的就业环境要好。最后希望各位有志来日本读书的同学们时刻保持学习状态，做好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争取早日能来日本学习！本文作者：邬明霞 启德武汉分公司亚洲项目资深规划师

来源：金十数据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各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也在涌向中国。日经中文网11月26日的分析报道指出，随着在中国开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续增加，日本已经成为中国外籍研究人员的第二大来源国，美国排名第一，韩国第三。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0月，长期居留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约达8000人。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报告则指出，就短期居留的时间来算（一个月以内），2014年-2018年4年的时间里，愿意来华做研究的日本学者暴增了25%至18460人。那么，为何日本研究学者愿意跑来中国呢？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本土无法保障就业。要知道，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人才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为了大量培育高等人才，曾出台一个培养1万名博士后的计划。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不尽人意。据悉，由于博士后学位之后的就业无法得到保障——大学等机构的年轻研究者职位不断减少，企业对录用博士不够积极，愿意继续深造的日本人越来越少。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当地愿意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的学生超过1.8万人，到了2018年已经剩下不到1.5万人。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学生对继续升学攻读专业课程不太积极，日本正下降到全世界中相对“低学历化”的水平。在我国浙江大学任教的日本籍教授高畑亨（研究灵长类大脑基因）透露，2013年左右，他曾试图回日本发展。虽然他也很希望留在日本工作，但是没有职位。第二，高学历与一般学历的待遇差别不大。日经中文网的报道曾指出，对比日本企业30岁前后的平均收入，大学本科（418万日元）与硕士和博士（524万日元）的平均收入仅相差1.25倍。对比之下，美国的博士平均收入915万（约合人民币59.29万元），是本科的1.68倍。第三，中国对高学历人才“敞开怀抱”。与日本当地“水深火热”的就业环境不同的是，海外研究人员却能受到中国的重视。据悉，为了进一步广纳人才，我国已经在全球各地设置了超过600个招聘基地，日本占比为7%（46个）。此外，我国本土的高学历人才也在不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度的10年时间内，中国取得博士称号的人数增长超过20%。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数据，大多数博士后的收入介于20万到40万之间，约为中国整体平均工资的三倍。 估计这也是众多海外科研人员“争相”来中国的重要原因。文 |廖力思 题 |曾艺 图 |饶建宁 卢文祥 审 |陆烁宜

中国侨网8月29日电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日前，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七个国家里，只有日本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增长趋势缓慢。这让日本文部科学省倍感压力，危机感升温。该研究所比较了中、日、韩、美、英、德、法7个国家的每一百万人口中，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数，比较的年份为2008年和2014到2017年。结果显示，最新取得硕士学位的人数除日本外的6国均出现明显的增加趋势。中国比2008年度增加了1.55倍，为350人；法国增加了1.27倍，为1976人。只有日本与2008年度相比增加了0.97倍，为570人。博士学位也出现同样趋势，韩国增加了1.46倍，为279人；英国增加了1.23倍，为353人。日本增加了0.90倍，为118人。日本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就开始减少。另外，统计还发现，日本的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其他国家则偏重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硕士学位获得者。正在东京大学攻读工业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同学分析认为，在日本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成为被各研究所临时雇佣的研究员，期限往往从2年到5年不等，这种就业的困境，工作的不稳定是大家对攻读硕士、博士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丘红莲)

《日本经济新闻》日本研究人员寻求在中国开展研究活动的动向引人注目。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全世界招揽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日本研究人员难以在国内大学等机构找到工作岗位。在中国浙江大学任教的高畑亨从事灵长类脑基因研究。他说：“我也曾打算在日本工作，但没找到职位。”2005年高畑在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自2008年起在美国作为博士后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2013年开始为回日本就业做准备，但没有找到工作。高畑之后开始在其他国家找工作，并于2014年被浙江大学录用。他在浙江大学的研究环境非常好。在新设的研究所有自己的研究室。虽然浙江大学在研究成果方面提出的要求很严格，但高畑表示，在中国取得成果的研究人员所获得的报酬远高于日本。不仅年轻研究人员投奔中国，日本国立天文台教授梶野敏贵（64岁）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爆炸宇宙学与元素起源国际交叉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作为理论物理学权威接到来自中方的热情邀请，中方还为其提供丰厚年薪。梶野一半研究工作是在中国进行的。他说：“中国学生干劲十足，让我觉得指导工作很有价值。”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日本人不断增加。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截至2017年10月，旅居中国开展研究工作的日本人约为8000人。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在中国停留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日本研究人员2018年度约为18460人，比2014年度增加约25%，连续四年增加。熟悉中国招聘人才情况的日本科学政策与社会研究室代表理事木英介表示：“研究能力很强的人却总申请不到研究经费，岗位数量少导致研究者难以找到工作，而此时中国向这些人抛出了橄榄枝。”2018年日本的科学技术预算大约是中国的七分之一。2016年日本大学教员中40岁以下的人所占比例为23.4%，是历史最低水平，年轻人难以获得职位。

北大高材生留学日本，却在日本发表各种诋毁中国的言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之后，这位名为石平的北大高材生毅然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出生于四川的石平家境并不殷实，他在学习上非常努力，因为他一门心思投入学习，所以他身边的朋友甚少。他人对石平的评价大多是——“他是一个书呆子”、“和他在一起很无聊”。对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石平从来没有在意过，父母其实是希望他可以多和他人沟通的，但石平表示自己只爱学习，因为只有学习才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1980年，石平参加高考，被北大哲学系录取，迈向了人生的新台阶。当时，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考取北京大学是一件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情，石平也由此成为了四川人的骄傲。但是石平不以为意，他明白这是他多年的辛苦努力换来的。进入北大之后，石平也没有松懈，他的勤奋好学受到老师们的喜爱，毕业以后，石平获得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因为家里的条件没有办法支撑他自费留学，所以石平申请了公费留学。手续办理好后，石平向自己的老师表示自己一定会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北大注重培养人才，对于石平这样的优秀学生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刚到日本的时候，石平苦心钻研，用4年的时间获得了神户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当时的日本，高学历人才并不多，更何况是一个出身普通的中国人。在日本待久了之后，石平逐渐受到日本文化和风俗的影响，产生了在日本定居的想法。石平在日本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结识了日本伴侣，并很快和她结婚，两人开始在日本生活。得知消息之后的北大老师自然感慨万千，本以为自己的学生会回到中国，没想到就这样一去不返。这位北大老师当时到日本去找石平，想要和他好好谈谈，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但是石平根本就没有答应见这位老师，师生情谊被无情抛掷。石平定居在日本之后，开始标榜自己批判家的身份，在各个平台上诋毁中国，说中国道德品质低，思想素养差，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是中国人了。然而，石平这些言论并没有让日本方面觉得他是一个可信的人，反而，日本人觉得石平没有节气，难保哪一天他不会说出攻击日本的话语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石平有着过人的学历，他仍然是不受待见，只不过在一所普通的学校里担任教师。本文由北岸木子原创，欢迎关注，带您纵横古今，纵览世界。（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了来了~这个万年抢手问题还是来了~留学生就业问题不断比拟关怀的问题，今天就依据目前最新形势为广阔留学生和准留学生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留学日本，假如希望在日本有一份稳定良好的职业，那在留学期间，就应该有所准备。日本是一个不注重硕士博士学位的国度，除非你是工科。文科生的话，倡议大学一毕业就工作，能够一边工作，一边去拿个针对工作人群的硕士学位。在日本留学，假如你希望可以进到日本一流的企业工作，一定要选好大学，有名的大学很重要，它会让你在就职中占领绝对优势。由于日本很多大企业中，都充溢了所谓有名国立大和私立大毕业的人群，你有一个好的大学做背景，会让他们在打分时自然对你手软。在大学二年级就要开端规划你的职业人生，去做一些和你想从事的职业有关的社会活动，这也会为你招聘时加分。大学三年级时，就开端搜集你感兴味的企业的信息，让你的社会活动更靠近你想要进的企业的事业圈。在日本，大学三年级时，很多人就开端曾经从事就职活动，一定学会站得高，看得远，一定去投那些大企业，哪怕你在里面只待2-3年，它也会成为你下一个职业生活的良好跳板。更有几点小倡议大学期间，学好日语，更要学好英语。英语会成为你职业生活前行的利器。大学二年级时，有心机地去问你的大学前辈都进了什么企业，假如有人进了你想进的企业，坚持和他（她）的良好关系，这个人际关系会对你有用。报考大企业时，一定事行进行彻底的自我剖析，也认真剖析你想进的企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中国古语是至理名言。日本很多大企业的新毕业生的招聘的个人材料都在网上填写，一定不要马虎地去填写，学会研讨沉思，然后认真填写你的简历应征信息，80%的人由于应征材料被刷下来。对了，在填写应征材料前，请一定想方法认识几个在你想进的企业工作的人，理解企业作风，企业想要的人才，理解对方，你才干晓得如何包装本人，让对方承受你。面试时，记住一个谬误:考官都来自公司内部，他们主要是看你能否合适这家公司，能否愿意和你一同工作。所以一个阳光，悲观，笑容满面，有想法，充溢朝气的年轻人会被大局部公司所接纳。在面试的那一霎时，你的形象请定位于此。最后，日本很多大企业招聘新毕业的大学生都很早，假如你有想进的企业，一定好好留意其网站，留意招聘信息。我晓得很多在日留学生都是由于错过招聘时期，而没有方法选择本人想要做的工作。

视觉中国供图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学术圈外，博士何为？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人民网东京8月23日电 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调查显示，中日美英等7国中，只有日本的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出现减少。此外，日本学术论文的质量与数量均有下降，升入研究生院深造的年轻人数量减少等问题也显露出来，研究能力出现衰退。据《每日新闻》报道，该研究所比较了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韩国七个国家的每一百万人中博士与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比较的年份是2014年度至2017年度与2008年度。结果显示，每一百万人中的最新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人数，中国比2008年度增加55%，为350人；法国增加27%，为1976人。7国中只有日本比2008年度略微减少0.03%，为570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也出现相同的趋势。韩国增加46%，为279人；英国增加23%，为353人。仅有日本减少10%，为118人。该研究所介绍说，日本的学位获得者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硕士，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获得者居多，因此日本获取学位总人数偏低。日本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2006年达到顶峰后一路向下。因博士的就业出路多为工作年限受限的研究员工作，致使很多人不得不望“博”兴叹。（编译：许永新 审稿：王晓霞）

看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这部小众纪录片的人，相信都会记得那个半百博士李仲生。李仲生终究成为了了日本千叶大学第一位“经济学博士”，也实现了回国报效祖国的理想，任教首都经贸大学，并出版了《没有播出的故事》一书。他那种九死不悔的求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拼搏精神，以及追求人生理想时不服输、不放弃的悲壮，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和学习。可是，他的成功也一度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他走向成功的过程过于悲壮，为了那一纸文凭带给了家人太多难以承受的痛苦。报效祖国的途径很多，甚至有人认为他报效祖国这个理由很生硬和空洞。所以，对他用14年的大好时光去攻读一个学位，虽说最后圆了梦，也有很多人认为不值得。而李仲生选择的方式，也确实让人很难定义他到底是中华民族这种传统文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说实话，当时看这部纪录片的年纪还小，我对李仲生的那种执着并不理解，只是为他的妻女抱屈。可是，现在再看，好像有点明白李仲生的所作所为了，或许那就是我们现在缺乏的一种精神。01、东渡日本，成为35岁的高龄留学生1951年，出生于一个北京高知家庭的李仲生，却因十年动乱缺失了那段最宝贵的学习时光。直到33岁，他才读了中专。没上过大学的李仲生对大学有着强烈的向往，心心念念的想要读博、做学者，甚至改变当时的教育现状，所以他给女儿取名叫李博。有一次李仲生得知在日本上大学不限制年龄，对没上过大学一直有遗憾的李仲生，立刻就萌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所以，1986年，已经35岁的李仲生就离开妻女，只身前往日本求学。而这一去，就是14年。期间，李仲生面临的不只是学校的考场，也是人生的考验，也补齐了前面几十年错过的那些没能入学的缺憾。李仲生在日本的求学轨迹：35岁，自费留学日本，先是在伟识外语学院日本语学科学习日文；37岁，在日本城西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 ，41岁获城西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44岁，获城西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经济学硕士学位；45岁，考入日本国立千叶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专攻人口经济学博士学位；49岁，获得千叶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跨度如此长的时间，不说在消费高昂的日本，李仲生还要打工维持生计，就是在国内，估计都很少有人坚持下来。当1996年，纪录片《我的留学生活》的导演张丽玲联系上李仲生开始跟踪拍摄他和他的家庭时，已经是他到日本的第10个年头了。当时的李仲生正在攻读国立千叶大学专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妻子李婧和女儿李博也一起来到了日本，为了让他专心读博，李婧去洗碗赚钱，独自挑起养家的重担。只是盼望着他能尽快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改变家庭命运。那时，李仲生的一天也是被安排的满满的，每天写论文的时间都有12小时左右，睡觉时间只有4、5个小时。妻女也习惯了狭小的出租屋里他每天晚上敲打键盘的声音，似乎每一声敲打的都是一家人的命运和希望。当时，这个家庭过得艰苦但充满希望。02、KKC事件受骗，被妻子扫地出门但是，变故发生的是那么猝不及防！在摄制组开始拍摄李仲生的当年，日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到当时为止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诈骗案，KKC事件。这次诈骗事件，导致无数日本家庭陷入困境，其中，也有李仲生一家。李仲生听信了朋友的话，瞒着妻子，把她几年来给人洗碗一点一滴挣得400万日元血汗钱投入进去。结果，落得个血本无归不说，还欠下巨额债务。这也是李仲生最受人诟病的一件事了，专攻经济的他却在这样的事上犯了错，也不可谓不讽刺了。当然，他的解释是，他当然知道如此高的收益背后肯定存在风险，可是想回国国办一所学校了的想法，大赚一笔的欲望和贪念战胜了理智。气怒交加的妻子为此事大受刺激，把李仲生扫地出门。从此，李仲生带着他的电脑和书，与妻女分居生活，在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斗室，边打工边继续他的博士学业。他每个月的生活标准降到了最低，靠着最便宜面包充饥，有时奢侈一把买一个最便宜的鱼罐头，就算是补充营养了。可以说，那样的条件下，已经不是生活，而是生存了。他在饭店打工、当服务员，对学业也是竭尽全力了，在他那个年龄来说，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也是不好熬的。可让人看得心疼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他是咎由自取。03、论文答辩三次，只为圆博士梦可李仲生又是幸运的，他有个懂事的女儿，十几年的妻子在分居一段时间后，与他的关系也从一开始不说话到转向缓和。圣诞节时，他带女儿过节，其实他身上只有一万日元。女儿懂事地只选了一支笔和一块橡皮，两人吃的一顿好的，也不过是一碗汤面和一碗炒面。分居第二年过除夕时，李婧可怜他的处境，也叫了他一起回家吃了顿团圆饭。即使还是没什么沟通交流，可看到妻子无助幽怨的泪水和女儿的懂事，李仲生心中所有的感慨，化作那首名曲——《我的太阳》：Che bella cosa e' na jurnata 'e sole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n'aria serena doppo na tempesta!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这也是，李仲生一家在这部纪录片里那集的片名。兜兜转转，李仲生终于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他那长达50万字的论文，然后是全家齐上阵的争分夺秒的复印和装订。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对李仲生来说好比晴天霹雳一样。他的博士论文第一次答辩没通过，因为在日本，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的获取要比医学和工学更难。这次的打击，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来说，对李仲生来说都是巨大的。他迷茫了一阵，接着又发了一个更加决绝的誓愿：“我死在日本也要拿到博士学位！”他用了一年时间重新修订论文，1年之后，再次递交论文申请答辩。可这次，他仍然没能通过日本人在严苛的博士论文审核。不服输的李仲生这次也没被打倒，继续修改增减原先的论文。终于，在他读博的第五年，第三次递交论文，这次答辩通过了，他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过了49岁了。1999年，《我的留学生活》结束拍摄，在日本上映，引起日本轰动，2000年，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其中，记录李仲生家的《我的太阳》这集，被当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河清教授看到，他力主邀请李仲生回国任教。圆了博士梦的李仲生，也放弃了日本的高薪工作机会，接下了杨院长的橄榄枝，回国成了首都经贸大学的一名教师，实现他报效祖国的梦想。而他的妻子却继续留在了日本打工，即要替他偿还欠下的巨额债务，还要为女儿赚取出国留学的费用……在李仲生出了《没有播出的故事后》，在一次采访时，他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妻子和女儿，希望以后能对他们有所补偿。可他的计划已经又是满满当当了，似乎等妻子回国也很难有时间投入家庭，可对此他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所以，他也承认他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结婚，和谁在一起都是拖累别人。04、总结一直以来，他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似乎都是不正常的。岳母抱怨女儿跟错了人，妻子长时间观察他的生活细节，得出了他百分百是有精神病的结论，就是女儿也觉得父亲的精神有点不正常。看过纪录片之后，很多人在震撼和感动之余，也不得不认为：“李仲生一根筋的执着像个傻子，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理智的举动。”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人，毕竟他成功的代价是耗费了妻子的艰苦努力，他对对家庭责任、对女儿教育都存在缺失。可李仲生却认为：“如果说这种一根筋的执着是‘傻’，那么我建议年轻人应‘傻’一点，只有‘傻子’才能做大事。”不过，在很多打着留学的幌子，只为去那些发达国家获取打一个小时工能抵国内一个月的工资的高薪时，李仲生却能够坚持埋头苦读，用行动和成果证明他终将成为一个国家需要的人。我想，能够做到李仲生那样的人，估计都是有特别的地方。他们或许不被现在的价值观所接受，可从们所处的时代往前倒推二十年，他的举动却正是那个时候所推崇的。他有着那代人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精神，不服输、不怕苦的拼搏态度。他也没被发达国家的繁华和物欲横流迷乱了双眼，坚持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确实能够让人刮目相看。所以，如果换个角度看，他也是个悲壮式的英雄。虽然被时代所限，人生多了十年的缺失，可他用更长的时间去补足。只不过，当他取得既定的成绩后，却已经到了别人半退休的年纪。其实，他应该属于那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身上有着太多鲜明的时代印记，也有着独属于他的专注和信念。所以，大家感动着自己的感动，争议着他的争议，这些对他来说都造不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