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

近日，教育部国际司公布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动态调整结果，深圳大学“港澳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试点）”获批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填补了深圳大学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方面的空白，说明深圳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进入了国家队。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旨在加强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2021年初，教育部国际司组织开展了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动态调整，深圳大学积极申报，取得了可喜成果。深圳大学作为深圳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集中力量开展好港澳和相关问题研究，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建议，是深圳大学社科研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学校高度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工作，已建设有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城市治理研究院、印度研究中心、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荷兰研究中心等市级以上重点机构，在经济特区、港澳研究、印度研究、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研究等方面取得多方面成绩，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篇咨政成果获中央领导批示，相关平台已成为我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加强高水平新型智库建设，也是深圳大学“十四五”规划发展纲要重点内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获批后，必将进一步促进深圳大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深圳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地缘优势、历史积淀优势，开展以港澳问题为核心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深圳大学社科研究的整体质量。在中央和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深圳大学将大力支持建设好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使其成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港澳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新型智库，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服务国家核心战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中国日报深圳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对外合作交流更加广泛，人员交流更加密集，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广度进一步拓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加快。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格局加速变化，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面临巨大挑战。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重大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世界格局变化和各国家、地区国情民意，动态把握局势变化和最新动向，做到提前谋划预判，知己知彼，精准施策，成为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沿革与现状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设立国际政治系，培养国际关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多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致力于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此后，各高校也陆续成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贸易、对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对外交流更加广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稳步推进，国际“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些都为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在全国布点设立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在全国布点建设300多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区域国别研究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近年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机构建设和服务需求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国家和外交工作大局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广度和精度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以下差距。顶层设计有待完善。我国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多是自发的自由探索型，多数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挂靠或依托语言专业、国际关系专业，缺乏专职研究队伍和专业研究人才。没有统一的建设标准和要求，造成研究与需求“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当前，多数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都停留在资料性、普及性的研究工作，研究深度和广度不足。研究呈现零散化、碎片化特点，临时性、应急性研究任务多，系统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少。多数研究机构和人员主要关注对象国和地区的语言文学研究，对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等问题关注较少，缺乏对对象国长期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和跟踪，难以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施策。研究存在“冷热不均”的现象。当前科研院所的评价体系仍以论文、著作、项目、奖项等为主要评价指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中美、中俄、中欧以及东亚、东南亚研究成为学术界主流和焦点，相关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这些热点地区和领域。而一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研究范围偏窄，在项目申请、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等环节均属于冷门、偏门，项目难拿、成果难发，导致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大国和热点地区，中小国家研究越来越萎缩，“冷热不均”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缺乏。目前，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力量为国际关系学科和外语学科教师，研究工作基于现有学科体系开展。由于区域国别问题属于复杂问题，研究人员既要熟悉对象国语言、文化，又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训练。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除主要语种外，极少能掌握非通用语言。这部分学者主要靠第二手资料开展研究，难以掌握第一手资料和发展态势，政策建议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而掌握非通用语种的语言教师更为关注语言、文化领域研究，缺乏更多专业知识和素养，难以支撑区域国别研究工作。统筹规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当前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挑战和机遇并存，不论是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治理的开放发展大局，还是应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都意义重大。我们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也要注意点面结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区域与国别研究政策性强，敏感度高，受外部因素影响大，必须坚持党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导，加强研究方向的政治把握，统筹好内部与外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对照中央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案，制定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机构的建设方案及管理办法，明确建设标准和规范，确保研究工作精准、有序、快速发展。根据国家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和重点领域，按轻重缓急分类规划、分期推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综合性高校、外语院校布局一批高端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开展持续研究。建立区域国别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区域国别研究属于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跟踪和积累，对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基础薄弱的非通用语种国家研究建立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吸引和鼓励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定位清晰、层次合理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重点培育符合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基础雄厚、成效突出的研究基地（中心）。出台专门政策措施支持区域国别研究，在资源分配、招生指标和学科评估中向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倾斜。支持区域国别研究资源中心建设，分区域、国别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宗教等领域数据积累和动态维护，为区域国别研究奠定基础。大力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一级学科，加大对复合型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人才培养力度，从长远着手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通过联合培养等举措培养一批既熟悉语言文化、又具备专业素养的复合型区域国别研究专门人才。启动非通用语种教师提升计划，对现有非通用语种教师进行学历提升、专业培养，改善师资结构。建立双向交流机制，资助教师、学生赴对象国访学、交流，吸引对象国科研人员来华学习交流，培养知华友华人士。改革评价机制，破解成果产出和认定难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范围窄、规模小，且多数成果不宜公开发表，在现行的学术、学科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需在国家级人才工程方面适当向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倾斜。适当提高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评估中的认可度，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基金中设立专项扶持项目。畅通成果报送、反馈和认定机制，改革单纯同行专家评价机制，引入决策部门对成果进行认定。探索研究成果购买机制，以决策服务质量为评价标准，加强决策咨询的后续成效跟踪和奖惩，对服务决策效果好、质量高的基地（中心）、团队和研究人员给予表彰奖励。将决策咨询成果按学术论文、专著等同对待并应用于职称评审、硕博导遴选过程，形成“决策部门用得上，研究人员有收获”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平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吴吉 通讯员 李世卓近日，教育部国际司公布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动态调整结果，深圳大学“港澳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试点）”获批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填补了深圳大学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方面的空白，说明深圳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进入了国家队。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旨在加强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2021年初，教育部国际司组织开展了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动态调整，深圳大学积极申报，取得了可喜成果。作为深圳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高度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工作，已建设有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城市治理研究院、印度研究中心、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荷兰研究中心等市级以上重点机构，在经济特区、港澳研究、印度研究、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研究等方面取得多方面成绩，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篇咨政成果获中央领导批示，相关平台已成为深大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加强高水平新型智库建设，也是深圳大学“十四五”规划发展纲要重点内容。深圳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地缘优势、历史积淀优势，开展以港澳问题为核心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深圳大学社科研究的整体质量。深圳大学决心大力支持建设好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使其成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港澳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新型智库，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服务国家核心战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方面做出新的贡献。审读：谭录岗

近日，教育部国际司公布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动态调整结果，深圳大学“港澳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试点)”获批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填补了深圳大学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方面的空白，说明深圳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进入了国家队。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旨在加强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为国家制定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咨询、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2021年初，教育部国际司组织开展了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动态调整，深圳大学积极申报，取得了可喜成果。作为深圳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深圳大学高度重视区域与国别研究建设工作，已建设有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城市治理研究院、印度研究中心、中国海外利益研究院、荷兰研究中心等市级以上重点机构，在经济特区、港澳研究、印度研究、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研究等方面取得多方面成绩，获得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篇咨政成果获中央领导批示，相关平台已成为深大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加强高水平新型智库建设，也是深圳大学“十四五”规划发展纲要重点内容。深圳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地缘优势、历史积淀优势，开展以港澳问题为核心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深圳大学社科研究的整体质量。深圳大学决心大力支持建设好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使其成为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港澳及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和新型智库，培养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产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服务国家核心战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方面做出新的贡献。（文章来源：读创）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是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和外交等不同领域研究的综合实践，也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智力支撑。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获益于中国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所产生的政策需要，也应与西方的国别区域研究理念和实践有所区别。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应当根据议题的特点，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多领域、多机构的研究体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需求。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别与区域研究热潮席卷高校、科研单位和社会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了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真诚对话、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重要性，激励中国学者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此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深度参与国际治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力支撑，也成为中国了解世界，发展与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友好交往的知识保障。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相比，明显滞后。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亟需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前提下，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而这就需要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的国别区域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新学科还是新体系？01当前学界对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应当设立单独的学科的讨论上。2020年8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决定，将新增“交叉学科”作为第十四个学科门类，意在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打破学科壁垒”的呼声下，学术界尝试通过引入“交叉教学”的方式来发展国别和区域研究。目前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经正式将国别和区域研究设定为“二级学科”，将其定义为“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发展进程的理论与实践。”一些学者认为，应当成立独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来促进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但是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定性为“学科”，是根据学科的“本体”提出的定性，而不是根据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议题和现实需求，所做出的定性。因此，构建“新学科”，必然涉及一个核心问题：究竟以哪一个学科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国别和区域“学科”。当前，在构建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上，依据学科背景和学科特色，国内学者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观点。首先，有观点提出，应当突出“外语”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外语能力，尤其是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地区的外语能力，是一个研究人员应有的专业素质，也是开展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传统上，对于外国和不同区域的研究，熟练的英语能力是前提条件。但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只能传递和表达基本的信息，难以同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开展深切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民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语言学，尤其是外语专业建设，是根本和前提。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秘书长、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院长罗林教授就提出，实现“一带一路”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应当是以语言作为基础。当前，国内各个高校和专业机构的“一带一路”研究，普遍缺乏“国别通”和“区域通”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宗教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研究，而现有的研究人员队伍中，能够熟悉掌握相关国家和区域语言的人才，少之又少，造成了“人力资源保障的缺口”。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各类翻译工具的涌现，传统语言学科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外语学科人才应当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科危机”，通过抓住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机遇，寻找新的学科生长点。其次，也有观点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应当以历史学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开展历史学研究，能够帮助深入理解和领悟不同文明、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脉络，把握国际和地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历史研究中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最小单位不是一个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个文明形态。”历史研究通过深入挖掘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案例，提炼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背景资料，帮助研究者熟悉和研判分析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信息。国别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成为了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世界地区和国别史，已经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之一，目的在于“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特别关注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特点与不同发展道路，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过研究不同对象国家和对象区域的历史变迁，总结和提炼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规律和特征。第三，也有主张认为，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延伸。国际关系学科属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大体上可以包括：提出研究问题、设定理论假设、收集案例和数据、验证理论假设、得出研究结论。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学不再强调对于某一个具体历史事件或者现实事件的研究，而是努力发掘和观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因果联系。一般来说，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理论、问题导向型理论、案例导向型理论和政策制定四个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既可以从理论视角予以阐释，也可以政策制定为重心进行构建。在中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别和区域研究大多被置于国际关系/外交事务研究机构，侧重于从政治学和国家关系学开展研究。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也提出，应当在现有的法学和政治学学科之下，设立研究国别和区域的二级学科。最后，应深入挖掘其他学科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的作用。国内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多学科交叉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别区域研究应当融会贯通，除了传统的语言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之外，积极的通过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议题。“由于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发展，区域和国家有着同向发展、相似发展、相互依赖等特点，可以将语言文化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和政治社会研究等方法有机结合，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实际上，国别与区域研究需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决定了单独学科和单独类型的研究主体，都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一方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复杂，单独的研究主体无法有效应对。另一方面，不同研究主体，既有研究优势，也有研究劣势，因此需要相互合作，形成体系，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功能。从研究者个人层面，需要具有极大的研究热忱和综合的专业技能。国别和区域研究人员，“需要具备多学科的专业技能，将自己的科研生命奉献给区域和国别研究。”从研究学科层面，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发力。“单纯基于个人智慧、判断或者品位的社会涉及，无法在变化的环境下为制定适当的政策反应提供框架。”因此，谋划构建研究“新体系”，而不是以某一个学科为基础构建“新学科”，应当是未来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围绕议题构建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02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体系，需要凝聚不同学科、不同机构、不同领域科研人员的共识，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目前，国内学界对于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特点和方法，已经形成了多重共识。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现实目标，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外宣方针，强调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性。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后，中国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认知需求迅速增长。但是中国对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势仍然较为陌生，对于非传统大国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了解仍然有待加强。在此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己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促进中国了解世界，也帮助世界读懂中国。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力图突破学科壁垒。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涉及不同的区域和国家，还涉及不同类型的复杂议题。“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的议题，往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探求一个国家的政策动向，不仅要深入观察当事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多方面背景知识，还要了解所在区域和周边国家的地区情况和相互关系。研究人员不仅对于当事国具有深厚和长期的知识储备，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突破传统的学科研究范式。培养既要“专”又要“通”的研究队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必然方向。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研究人员重视语言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沟通不同文明的重要纽带，也是贯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认知世界的重要媒介。尽管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通用语言已经能够帮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但是要想深入理解和分析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国情风貌，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语言。既要熟练掌握通用语言，又要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语言，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所应具备的重要素质。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重视中外人文交流机制，重视中外交流平台的搭建。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种族、国家、区域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期待了解中国。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和实践，有利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不同类型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有助于研究机构和研究团队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风貌，帮助培养更加专业和优秀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团队。在共识基础上，国别和区域研究需要调动各个学科，共同解决实践中的复杂议题。“通过对重大问题提出新的资料、概念和方法，通过证明‘本国的’或‘别国的’视角在解释和分析上的价值，更多地依赖文化来进行解释和说明……区域研究需要从这些学科中获取可用于理解和阐释其他社会或文化的概念和额方法；同时，这些学科也需要区域研究来继续挑战它们以欧美为中心的假设，构筑对不同社会和文化过程的理解。”由此可见，要满足国别与区域研究多议题的研究需求，就需要根据不同议题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表一：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议题与路径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议题，具有不同的周期性特征。其内涵包括“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三个任务目标。“长周期”议题，关注议题本身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将议题处于宏观的历史周期下观察和研判。“中周期”议题，关注议题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关注中观的历史周期议题，往往涉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法律、经济、社会、战争等现象和问题。“短周期”议题，关注发展变化较快、对于中国影响较大的议题，比如一国或者某一区域多个国家的政策、政府变动、外交动向、社会运动和战争冲突等。长周期议题需要较长的讨论和研判，可以结合不同学科的特点，共同争鸣和探讨；中周期议题往往需要一定的学科积累和背景材料的支撑，来做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短周期议题则较多需要“迅速决策”“提出建议”，因此需要研究人员在长期跟踪和专注某一领域、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同时，较快地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方案。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出现了不同的侧重点。“长周期”议题涵盖某一区域和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音乐、文学、民族和语言等研究领域。“长周期”议题往往和国内高校学科挂钩，需要通过长期的学科积累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需要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和语言学，通过跟踪研判和学术交流等手段，予以研究和分析。而“短周期”议题，需要从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和军事学等学科，通过动态跟踪、学科积累等方式，予以分析和研判。比如历史学更擅长长周期议题的判断，而不擅长短周期议题的分析。分析重大的政治事件，研判未来走向，应当通过其他学科进行分析。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在面对不同的需求，需要通过不同的路径予以解决。一般来说，人文社会科学议题，需要学科积累提供背景知识和理论支撑，也需要通过实地访问和调查，得出经验性结论。国别与区域研究议题多样，内容丰富，因此需要学科积累，也需要实际的走访调查和国际交流，最终得出相关的结论。其中“长周期”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学科积累，而研究结果的影响周期也较长，因此需要学术成果如学术书籍和期刊文章予以支撑。“中周期”议题，往往关注议题既具有长远影响的可能性，也具有短期影响的现实性，因此既需要学术观察，也需要动态跟踪。“短周期”议题，往往侧重现实变化，具有现实紧迫性，因此需要动态跟踪和预测。最后，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发挥不同机构和单位的优势。面对不同议题，需要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特征。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学科背景优势和人才培养机制的优势，因此应该着力挖掘研究人员兴趣和特长，通过稳定的投入和专业的学科建设，关注“中、长周期”议题，并在此基础上观察“短周期”议题。驻外使领馆和社会智库，对于外交、经济、法律、社会等某一领域保持关注，应当发挥自身接触对象国家和区域一线，具有切身经验的特征，帮助解释“中周期”议题。“短周期”议题具有紧迫性的特征，对于国家决策往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因此需要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驻外机构、社会智库和新闻媒体等多单位的合力，从多角度及时发表观点和建议，共同应对和解决。构建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03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对的是复杂多变的议题。因此，在其研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国别与区域研究应继续坚持“综合型人才”的培养观念。“综合型人才”，既要有出色的语言能力，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同时还要对研究对象区域与国家的人文、历史、政治、舆情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尤其是对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相当的熟悉度。培养“综合型人才”，不仅需要通过多学科的培养与交叉，还要提供多种渠道的出国交流和访问机会，通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考察和调研，来理解和观察所研究区域和国家的社会舆情。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统筹学科优势和强项。不同的学科在应对不同类型的议题时，具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短板。比如历史学和政治学在观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长周期变化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分析短周期现象时候，则需要其他学科尤其是新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帮助。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当针对不同议题的自身特征，来提出不通过的应对之策，整合不同学科的特征和优势，发挥学科集群最大的效能。第三，国别与区域研究应重视对相关国家和区域的实地调研。实地调查是促进“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手段。美国早期的海外研究成果，大多是由长期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教士、学者和记者等撰写书籍和文章组成。这些一手的见闻和资料，成为了后来美国开展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研究的重要基础；长期在海外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美国人，也成为了美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人才来源。因此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者，应当有较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和生活经历，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和体会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文化和社会风貌；另一方面，国别和区域研究者，应当与研究对象国和对象区域的科研机构密切合作，保持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专业人士应当接受深入的和平衡的双边分析……与这一地区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了解研究对象国的立场和观点，把握对象国相关学科的未来走向。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应加强对热点议题的探讨和研判。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国别和区域研究是服务中央对外工作的一项国家学术工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要，是国别和区域研究的重要目标。现实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突发的热点和敏感议题，需要相关研究者及时和准确的予以研判和预测。但是针对不同国别和区域的热点议题和敏感议题跟踪，往往耗时耗力，难以产生学术成果一些国家和区域爆发热点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又紧急需要寻找熟悉当地事务的学者予以解读。因此，应当出台鼓励科研人员长期跟踪和讨论热点敏感议题的措施，既要鼓励科研人员“坐冷板凳”，也要帮助“冷板凳”能够坐得下去，防止热点议题到来“一一拥而上”，热点议题结束后“一哄而散”。第五，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打破不同研究单位的壁垒。长期以来，高校和科研单位倾向于针对“长周期”和“中周期”议题的讨论和研究，驻外机构和新闻媒体则关注“短周期”的议题。不同的研究单位内部，以及不同类型的研究单位之间，沟通和交流仍然有待加强。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实践中，针对不同研究议题，往往既需要分析和解释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背景等“长周期”因素，也需要分析政治、经济、战争、纷争等“短周期”因素。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还可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理科和工科的科研机构合作与对接。不同的研究单位之间，需要打破学科、属性和观点的束缚，密切合作，形成合力。最后，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评价机制，应当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所倾斜，积极鼓励。具体的国家和区域的研究成果，是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基础和支撑。“‘区域研究’是更大的跨区域议题和各个门类学术难以忽略和不可分割的基础。”相对于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以事实研究为主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耐心。“学者们由于时间和资源有限，日益将研究注意力由区域研究转向了理论和方法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耗时长，议题小，效果少，发表成果难度大，往往“出力不讨好”。在同样的科研评价体系中，国别和区域研究容易“无人问津”。理论和方法研究，离不开事实研究的滋养和支撑。无论是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还是各类学术平台，都应当给予具体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更多的帮助和关注。结 语截止2019年12月，我国大学已经建立了42个实体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以及395个非正式的虚体教育部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国别和区域研究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黄金时期，其服务于中国的外交战略，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目标也愈益清晰。但由于国别和区域研究涉及问题复杂多变，不能通过传统的单一学科予以应对和解答。这就要求国别和区域研究，从“方法论”层面，一方面根据不同议题的特征，谋划发展方向，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国别和区域研究“本体论”层面，探索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注重培养“多学科”的综合性人才，注重不同机构、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以期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新体系。注释略作者简介：王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唐春云、徐坤阳

3月8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下发通知，河海大学“澜湄国家区域研究中心”“几内亚湾-科特迪瓦研究中心”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研究中心”成功获批备案。这是学校继“亚洲研究中心”之后，在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再次获批的教育部科研平台，标志着学校在国际问题研究、咨政服务和智库建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据了解，“澜湄国家区域研究中心”将充分利用学校水利特色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优势，开展涵盖机制优化，产能、水资源和农业减贫合作等领域的研究，构建水资源合作为先导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体系，形成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典范。“几内亚湾-科特迪瓦研究中心”将围绕科特迪瓦等几内亚湾区主要国别和地区搭建综合性的研究平台，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国家战略相结合，打造非洲研究高端智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研究中心”将在相关国家水利水电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有关清洁能源、国际河流、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政治、法律、工程技术问题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是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性平台，以咨政服务为首要宗旨。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介绍，该校始终重视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今后将进一步整合校内外研究资源，加强制度建设，实施规范管理，在人员、资金、软硬件条件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引导中心加大咨政服务力度，主动提升咨政服务能力，将四个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成高水平智库平台。（通讯员：河海大学张春平）

长城网特约评论员 彭秀良近些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河北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我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形成史和演变史越来越感兴趣，并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了给这些研究成果找到发表园地，我注意到了《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特色栏目，很适合我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这个栏目的名称是“近代华北历史文化”。资料图。京津冀城市群所在的华北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很悠久，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宋辽边界就处于此区域内，“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千年不衰。近代以来中西方文明在此交流碰撞，引发出各种激烈冲突的社会矛盾，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华北地区紧密相关。因此，近代华北历史文化是一个具有可持续研究价值的学术领域。《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迄今已开办了10个年头，国内诸多知名历史学者如陈其泰、王开玺、朱汉国、章宏伟、张利民、戴建兵等均在这个栏目发表过论文，影响力日益扩大。十年磨一剑，截至2020年9月，该栏目总共发表了150多篇论文，涵盖了近代华北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区域史研究成果展示的一个新园地。说它“新”，是因为跟传统的以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刊物比较起来，年龄尚短，但“新”并不肤浅。近代华北区域的历史与文化包揽内容广阔，头绪繁多，非有真知灼见者难以拔得头筹。总览这150多篇论文，我觉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恢弘之力打造新的知识体系，开前人未有之先河。故宫博物院的章宏伟致力于“故宫学”体系的建构，他的论文《故宫博物院与故宫学》关注故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提倡“故宫学”的创建，着实发人深思。第二，以全新的视野诠释曾经广为人注意的历史，发前人未有之论断。赵志强、段彦峰合作的论文《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柏坡的日常生活（1947—1949）》虽然研究的内容十分普通，但见解却高人一筹，把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生活还原出来，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思路。第三，以高深的功力挖掘历史研究的“空白点”，创前人未识之标记。以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见长的戴建兵也关注燕赵人物，他的论文《正定王士珍与乡里社会》，就将长期淡出人们视野的王士珍重新发掘出来，并讨论他的人生历程与正定传统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谓见识高远。著名城市史专家张利民在讨论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时写道：“区域史，要有一个可以界定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由各种要素有机构成的综合体的空间，同时各种要素是综合和多元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延续，也要研究这个空间整体和各个要素发展变化的过程。”我认同他的观点，并且认为应很好地贯彻到华北区域史的研究过程中去。十年的坚守造就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以“近代华北历史文化”专栏为区域史研究打造了一个新的园地。真诚希望这个园地能够继续坚持高品位的办刊宗旨，结出更加美好的果实，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国别和区域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兴起，尤其是在高校的外国语学院，它成为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方向。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义。战略要以学术为基础，大国之道需要大国学术作支撑，这是“国别和区域研究”兴起的问题意识，借鉴了美国在二战后兴起的地区研究经验。在英帝国时期，伦敦亚非学院曾是英国人掌握亚、非殖民地知识最为重要的学术机构。二战后，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的地位，地区研究在美国兴起。美国主导制定的全球化规则背后有其经济、军事霸权作支撑，但也离不开地区研究的高度配合。然而，当前我们借鉴美国的地区研究经验时，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知名学者如基辛格、亨廷顿等人的地区研究都离不开文明史作支撑。地区研究在美国不是脱离学术主流独立开展，而是与自身文明史研究相匹配。地区研究的最深层逻辑是文明、价值的逻辑，文明史研究与地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这正是当前国内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盲点所在。白板式地理解他国不可取，只有具备文明主体性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对方。反过来，对于他人、他国的理解以及相互比较，也有助于加深对自身的理解。所以进行国别与区域研究，离不开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刻理解。中国的文明传统是活着的传统，它不是博物馆的陈列，而是如源头有自流水一样绵延不绝，无分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我们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五千多年文明传统的连续性，建立起对中华文明从文化、价值到制度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学理诠释。亨廷顿提出“谁是美国人”的问题，其观点建立在文明冲突背后西方根深蒂固的敌我思维上，而中华文明却有着包容、互补，文明互鉴、相互成就的思维传统。这应该是我们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超越西方殖民地地区研究的关键所在。进行国别与区域研究，离不开对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精神遗产深刻意义的理解，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克服与超越自由主义式全球化所带来种种问题的认识。由此我们才能在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东南亚、南亚等周边国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再度理解他们被西方殖民的历史，才能建构“一带一路”的知识谱系，激发他们对于自身价值观的重新发现与自我肯定。历史上的“一带一路”是和平共生、互利互惠之路，古代中国奉行 “以大事小”的文明原理，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这就是“利者，义之和也”。对于双方都适宜的才是大义之所在，长远利益之所在，这是“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享的价值观，也是中华文明最注重的长久之道。语言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应从语言到历史、宗教、文化再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专精研究，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将国别与区域研究同国际关系研究相结合。目前国际关系同样缺少文明史纵深，同样需要与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研究相结合。文明史与地区研究应当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两翼。(作者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图为研讨会主会场 卫白鸽 摄人民网北京8月5日电 “区域国别研究选题与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昨日以线上线下方式同时举行，研讨会主会场设在北京，会议由《西亚非洲》编辑部和《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新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与年鉴管理处处长刘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非洲研究院副院长王林聪、《西亚非洲》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安春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唐志超等专家学者共计8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图为李新烽发表致辞 卫白鸽 摄李新烽首先向所有与会者表示欢迎。他说，今年正值《西亚非洲》创办40周年，也是《中国非洲学刊》创刊之年。今天的研讨会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区域国别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好国际问题能够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需要，对于研判国际形势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在现阶段，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还存在某些不足，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从这一背景出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的重要智库，更要有义不容辞、勇于担当的精神，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贡献智慧。这次前来参会的各位期刊负责人作为学科建设的领路人，更要在新形势下认识到我国目前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要开阔视野、深入研究，把握好目前区域国别研究迎来的重要机遇期。每个刊物要找准定位，突出自身特色，重视选稿用稿的导向作用，经学致用，倡导实事求是的文风与学风，强调原创性，为国家的发展建设服务。同时，期刊建设离不开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期刊要立足长远，为更多优秀的年轻作者创造机会和条件，促进科研队伍的成长壮大。图为刘普发表致辞 卫白鸽 摄刘普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105个正式期刊，包括学术期刊89种，其中有核心期刊70种，56种收录于南大核心期刊名录，54种收录于北大核心期刊名录，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期刊单位。学术期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字招牌，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目前，全国各大高校也纷纷加大了对期刊建设的投入力度，期刊之间的竞争力度日益增强。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进一步加强期刊的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以增强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还将利用好社科院期刊种类多、涵盖学科广等优势，加强期刊合作，鼓励同学科、跨学科合作，实现强强合力，以应对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大的时代课题的需要，更好地引领研究导向。这次的研讨会就是一次不同期刊之间加强合作的探索与尝试，未来还需要继续举办类似的交流活动，只要坚持下去就能产生好的效果。他还介绍了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期刊与年鉴管理处的工作完成情况及相关计划。在2020年下半年，社科院还将对院部优秀期刊及优秀编辑人员进行评选，以激励期刊的良性发展。同时，还将支持创办新刊，举办编辑沙龙活动，发挥编研结合的优势，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图为安春英主持研讨会开幕式 卫白鸽 摄图为唐志超主持研讨会总结 卫白鸽 摄《拉丁美洲研究》编辑部主任刘维广，《南亚研究》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毛悦，《西亚非洲》编辑部副主任詹世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副主编张昊琦，《欧洲研究》总编辑宋晓敏，《美国研究》责任编辑罗伟清，《当代亚太》责任编辑任娜，《当代韩国》编辑部主任高明秀，《欧亚经济》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李丹琳，《中国非洲学刊》常务副主编吴传华在主题研讨阶段先后发言。图为王林聪对研讨会进行总结 卫白鸽 摄王林聪在对研讨会进行总结时表示，此次研讨会是编辑人员与科研人员展开充分对话的高峰会议，将区域国别研究、期刊建设、学科建设结合于一体进行充分研讨和交流，体现了专业性、建设性和前瞻性。研讨会对期刊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提高选题策划和栏目设计等方式引领和带动学科建设，加强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研讨会对研究人员具有启发性，创造了编研互动交流的机会，丰富了研究的视野；研讨会还对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和相关学科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研讨会达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圆满成功。（曾珠、王南）图为研讨会主会场 卫白鸽 摄(责编：熊旭、刘军涛) 【来源：人民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